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三大期刊的译介整理，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民国时期是我国旧时“藏书楼”文化逐渐走向近代图书馆学发展之路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其时，图书馆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图书馆学译介作品的大量出版与传播，而译介作品的重要载体之一则是图书馆学期刊。我国民国时期有三种重要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它们分别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这三种期刊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历程及学术研究当中承载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是三种期刊中发行时间最长的，从1925年到1948年，时间跨越24年，共出版21卷102期；《图书馆学季刊》为民国时期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刊，创办于1926年，1937年因七七事变而被迫停刊，共出版11卷42期；《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为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学校——文华图书科所创办，从1929年到1937年，共发行9卷36期，其中1929年到1931年该刊名为《文华图书科季刊》。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三种图书馆学期刊上所发表的译介文章的整理、分析和研究，探究译介作品在我国图书馆学术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及其重要作用，以及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洋为中用”，通过借鉴与扬弃逐渐形成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发展脉络。
1.译介作品的概况
1.1译介作品的数量
经统计，这三种图书馆学期刊刊载的全部篇目为2293篇，去除著者略历、纪载、新书介绍、会务纪要、本刊消息、同门零讯、校闻及启示等等非学术性文章401篇，余下论文篇目总计1892篇，其中译介作品184篇，占比约为9.7%。在这三大期刊共184篇译作中，《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刊载了23篇，《图书馆学季刊》刊载42篇，《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刊载数量最多，计119篇，其因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分别在1934年和1935年办了两期译作专号，即：《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和《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前者介绍了47个国家和地区的公立民众图书馆的概况，这些文章皆译自“ThePopularLibrariesoftheWorld”一书，1933年由美国芝加哥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原编者是美国著名图书馆专家鲍士伟博士(ArthurE．Bostwick)[1]。原编共有三百多页，由徐家麟与毛坤负责整个翻译工作的组织，参与者则是文华的十四位同学，他们协力合作、分工完成。原书与译作出版只相差一年，所述为各国民众图书馆最近的情形，内容上可以说具有相当的时效性，这些译作涉及他国公立民众图书馆的定义、其制度产生的特殊方式、图书馆建筑与设备、让读者多利用图书的方法等等，我国图书馆业界人士可以及时了解不同国家“专家们的经验和阅历”，从而“可作我们的借鉴，我们可以找寻许多指示”[2]。第二年，文华师生再接再励，又出了一期《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的专号，译自“NationalLibrariesoftheWorld”，原著者是阿伦德尔•埃斯代尔（ArundellEsdaile，1880-1956)，他是一位著名的图书馆学者、目录学专家，同时担任多项职位——英国大英博物馆的秘书、英国图书馆季刊社总编辑、英国图书馆协会主席（任期为1920-1945年）。此书对于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观察和系统的研究，尤其是欧美各国的国立图书馆，其宏伟建筑、丰富书籍、充足经费、完善组织等等都值得我国国立图书馆借鉴的。当代的图书馆学期刊几乎少有译介作品的刊载，更多的是本国学者的原创，或者说对于国外图书馆学领先的理论和技术，一般只是在文章中进行引用，从而达到推介与借鉴的效果。而民国时期，直接翻译自国外作者创作的文章约占全部期刊论文的十分之一，平均下来几乎每期都有刊登，由此可见，无论从相对值还是绝对值来说，译介作品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这与我国图书馆学起步晚，急需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经验有关。
1.2译介原著者
全部184篇译介作品中，被翻译最多的原著者是ArundellEsdaile，前文提到他是《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那期专号原书的著者，其次是鲍士伟博士有6篇，向达翻译了T.F.Carter的4篇，另有5人各有2篇作品被译介（见表1），有1篇作品被译介的原著者则高达100位，此外还有40篇译介没有署原著者之名。印度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S.R.Ranganathan，1892-1972），对于我国图书馆界来说非常熟悉，他创制的分面分类法——冒号分类法（ColonClassification，简称CC），“作为一种新的分类理论的实践，有着相当大的典型意义”【3】。鲍士伟博士（AuthurE.Bostwick）同样对于中国图书馆界是不陌生的，1925年，他代表美国图书馆协会访华，历时一个多月，他调查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情况，在各处发表演讲，介绍美国图书馆的发展，传播公共图书馆理念，是近代对中国古代藏书楼观念冲击最大的一次学术活动【4】。1930年他的《近代图书馆之意义》由李继先译介到国内，1933年李钟履翻译了他的《图书馆与儿童》，他的《美国公共图书概论》由姜文锦译出刊登在1937年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前文提到了文华所译《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专号，其书籍原编者也正是鲍士伟博士。塞耶斯，（W.C.BSayers，1881-1960)，英国图书馆学家。1898年起任伯恩茅茨公共图书馆助理员，1904年起任克罗伊登图书馆副馆长、馆长，曾任英国图书馆助理员协会名誉秘书、主席等职，他还在伦敦图书馆学专业大学执教32年，专门教授分类法。主要著有英国最早的儿童图书馆专著《儿童的图书馆》、《分类规则》和9次再版的《图书馆分类引论》以及3次再版修订的《分类手册》等，共出版12都专著，撰写了数百篇学术论文。【5】毕夏普，（W.W.Bishop，1871-1955），美国图书馆学家，曾任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馆长，1919年在底特律召开的美国图书馆协会专业联合会议，被选为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另一位美国图书馆学家弗莱克斯纳（J.M.Flexner，1882-1944），是一位女性，她曾服务于路易斯维尔图书馆，始终致力于倡导和推动图书馆的发展应以读者为中心，而不是传统的以图书为中心的理念。她的书《公共图书馆的流通工作》（CirculationWorkinPublicLibraries），1927年起成为图书馆学校的教科书。1928年，她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担任读者荐读顾问，并成立了以她为首的读者服务中心【6】。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汉学家卡特（T．F．Carter，1882—1925），以其《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最为著名。服部宇之吉，（1867-1939），是20世纪前期日本思想史和中国学史领域中一位极为重要的学者，是日本汉学演变成早期中国学的关键人物之一【7】。另外，从原著者的国别上，可以看到主要原著者大多来自英美的图书馆学家，余下有少许邻国日本的图书馆学者，这与我国图书馆史上已经形成的一致观点——“图书馆学早期主要是翻译自日本，后来翻译自欧美”相吻合。一方面由于中国第一代的图书馆人无论是以庚赔资助留学或是中外馆际交换方式或是自费留学的，所去之地多是英美，随着他们自1925年以后陆续归来，将西方的图书馆学思想也带入国内。与此同时，图书馆界人士也逐渐认识到日本的图书馆学归根到底源自美国，无论从受教育角度还是语言能力的角度，西方的图书馆学著作被更多关注，翻译作品自然也越来越多地源自英美的图书馆学者。另一方面，译介作者中有很多出自文华图专的图书馆学人，而文华图专的创办人美籍校长韦棣华女士，以及后来的沈祖荣校长，他们的教育经历都与美国图书馆界及图书馆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其对学生后辈的影响亦可想而知。
1.3译介作者
以美国数学家洛特卡（AfredJ.Lotka）提出的“科学生产率”理论描述：“写两篇论文作者数量约为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4；写三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9;而写一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60%”【8】。套用“科学生产率”这个概念来分析一下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在译介作品产出上的贡献大小。这184篇译文，共有78位译者，41位译者各译1篇，约占总量的53%，16人发表译作2篇，约占21%，这两个数据和洛特卡的理论差距不大，但发表3篇及以上译作的译者高达20人，远超过总量的1/9，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在译介作品上的科学贡献还是超过正常水平的，多产或高产作者的数量远远超过理论统计的结果。在这些翻译作者中，有一个人比较特别，他算是非完全图书馆学术领域的，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长【9】，他就是向达，字觉明，1924年东大史地系毕业，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临时编译员，旋改任英文见习编辑。之后他的研究着重以中西交通史、敦煌学、西北少数民族史为主。1934年因着北平图书馆与大不列颠博物馆达成互换馆员，进行学术交流协议，向达被当时的馆长袁同礼派至英、法、德等国进行学术考察，同行的还有王重民【10】。向达翻译了T.F.Carter(1882-1925)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的若干章节，在中文全译本出版之前，对中国读者很有用【11】。当然三大图书馆学刊中译作发表最多的人群还是出自文华图书专科学校，如徐家麟、毛坤是当时文华的专职老师，也是两个翻译专号的组织者，而喻友信、章新民、吕绍虞、徐家璧、邢云林、耿靖民、钱亚新、戴镏龄、吴立邦、李继先、李钟履等人，有的在文华读书时就开始翻译国外图书馆学书籍和文章，这与文华图书科学生在校时很多课程用英语教学有关，给他们打下了较为坚实的英语功底。另外还有一些当时已经在图书馆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如已担当各大学图书馆馆长之职的，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严文郁，国立武汉大学图书主任皮高品，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董民道，上海暨南大学图书馆主任查修，齐鲁大学图书馆主任陈鸿飞，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田洪都，南京资源委员会秘书长兼图书馆主任王文山等。另外还有在图书馆担任编目主任的，如北平协和医科大学图书馆的章新民，国立北平图书馆的曾宪三，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西文编目主任于熙俭，天津北洋工学院的朱瑛，国立山东大学的陈颂，北京大学的吴鸿志，此外还有中华图书馆协会任秘书的于震寰，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邓衍林、余炳元、孙述万、曾宪文等。
2译介作品的影响及意义
2.1译介作品的年代分布
从三大期刊存续的1925年至1944年的近二十年间，各年度发表的数量是有变化的（见图1）。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1934年和1935年发表数量最多，这是由于前文提到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在这两年先后办了两期译作专号。从1925年起始，我国对国外的图书馆学术的跟踪与进展都有相当的持续性关注，尤其是进入三十年代，译介作品的产生都基本稳定在年均十篇以上，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大批图书馆学人先后海外学成归来，包括“留美的一代”和“文华的一代”（见表3），他们带来了“西学东渐”的思潮，使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和经验得以在国内传播，他们对国外先进的图书馆学术思想的诠释由其自身的学术修养和语言能力所决定，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正是通过译介作品来传达。1925—1937年也是我国新图书馆运动的一个高潮，由此可见，译介作品涌现的繁盛程度与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步调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但是到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我国进入战争状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被严重破坏，《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和《图书馆学季刊》均相继被迫停刊，我国图书馆学术的发展可以说几乎陷入停滞，可见战争给中国社会及中国图书馆事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性影响。
2.2译介作品的主题分布
根据《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五版）》的G25（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的分类体系，对184篇译介作品进行了分类统计。译介作品几乎涉及到图书馆学的各个领域，尤以各类型图书馆研究、外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图书馆业务管理工作这三个方面关注程度较高，也成为主要的译介领域。这也与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民国时期各种新型的图书馆纷纷创建，如各地的民众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巡回图书馆等等，如何办馆成为业界面临的实际问题，甚至国立、省立图书馆如何优化管理扩大规模，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首当其冲，实用主义倾向成为图书馆学期刊刊载译介作品的主要风格。其中对图书馆业务管理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图书的选购、分类和编目、排序等方面,说明当时图书馆界文献知识组织的问题比较突出【12】。如金敏甫译自毕夏普（W.W.Bishop）的《编目部之组织》、钱亚新译自EmilieMueser的《布鲁塞尔分类法》、胡延钧译介的阮冈纳赞的《介绍蓝氏双点分类法》、《蓝氏双点分类法各类之说明》、沈丹泥译自E.C.Richardson的《图书分类原理》、章新民译自塞耶斯（W.C.B.Sayers）的《图书分类规则》等等文章就是用来解决这些实际工作问题的。但是，我国图书馆学者在翻译国外图书馆学理论，尤其是各种分类法，图书编目规则等的过程中，也逐渐发现中文与西语，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所以并不能完全照搬国外方法，真实的出路是将国外经验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寻找一种适合我国的图书馆组织与管理方式，并因此促进和形成我国自己的图书馆学术发展之路。
2.3译介作品的影响力
所有译介作品的出版或多或少都对我国的图书馆学人有一定参考价值，无论是吸收还是摒弃某种程度上都促进了学术思考的进一步成熟，而具体到对每篇译介作品的影响力该如何评价是个颇为困难的问题，民国时期也没有当今的引文评价体系，无法做到定性与定量的准确分析。谢灼华曾专门研究了1929-1937年发表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的文章，从历年发表的300多篇文章里统计出重要文章和论著39篇，制作了一个“学术年表”【13】，而在这其中译介作品有9篇，约占23%。笔者将曾经在图书馆史研究中提到过的重要译介以及后世学者研究、引用较多的译介作品也进行了归纳整理，形成“重要译介作品概览表”（见表4）。表中的这些作品对于当时以至之后我国图书馆的学术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例如，由李永安翻译刊载于1936年的《图书馆学问题》这一译文，经过系列比勘、核对，被认定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巴特勒（PierceButler）的经典之作《图书馆学导论》（AnIntroductiontoLibraryScience）在中国的最初译文，而这一译文的发现，刷新了我们对芝加哥学派传入我国时间的认识，对于准确划分我国的学术发展进程提供了史实依据【14】。再者如耿靖民译自英国福开森（JohnFerguson）的《目录学概论》（SomeAspectsofBibliography），期刊刊载的译文只是全书的一部分章节，之后单独出版成书。以该书为代表的国外目录学的主要思想，包括作者有关于图书馆目录（Catalogue）、普通目录（Bibliography）和学术史（LiteraryHistory）的辨析对于刘国钧、姚名达等人都产生了影响，他们分别在自己的著述中阐述或引用过这个观点【15】。当然，这些表中统计出的“重要译介作品”，主要标准是根据后世学人的引用，而译文的影响力的研究不仅仅看后世，还要看当时所产生的影响作用，有些后世引用的多，但是也许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如前文李永安翻译的芝加哥学派的经典之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三十年代此文的作用被严重忽视，而有些也许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但是后世并未见引用，所以如何分析研究影响力是一个还需进一步认真思考的问题。
3译介作品存在的问题
3.1翻译不够严谨
在三大期刊刊载的184篇译介作品中，有40篇没有标署原著者的姓名，这显然不符合学术规范，也是对原著者的著作权力不够尊重，此乃译者及期刊刊文不够严谨之处。翻译通常按照处理方式可以分为全译、节译、摘译和编译，民国时期因为图书馆学术领域许多方面还处于空白阶段，一些作者部分借用国外图书馆学理论与实际经验，即文中采用了节译或编译的方式部分翻译了国外著者的原文，但没有明确标明原文作者和出处。这些文章在“译与编译”，“编译与编”之间完全模糊不清，更有甚者直接拿来主义当成自己的文章进行发表，这都是学术不够严谨之处。
3.2翻译不够规范
“译文语气与专门名词，因非出自一人之手，虽经编者一再审查，终难免有不一致的苦处，我想这一点也可以获得本界同仁的原谅”【16】，这是沈祖荣在《世界各国国立图书馆》翻译专号的序言里写道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图书馆学者们也意识到，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一些普通名词，诸如人名、国家、地名等没有统一的翻译用词，极易造成读者误解，甚至一些专业名词或者术语各人的译介也会有所不同，这可能引起更为严重的学术歧义。如皮高品曾就Bibliography的译法与毕吕贵论战，皮先生在文中指出翻译若“名不正，则言不顺”【17】。毛坤在翻译《西洋图书馆史略》时，将原书中的人名一律保留原文而未加翻译，部分地名也是如法处理【18】，当然这是为了避免误解，但是从全篇以及译作的角度来看，有不连贯和不规范之感。
4结论
民国时期译介作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它拓展了国人的视野，打破了陈旧思维的束缚，促进了变革的不断产生，对后世的图书馆学术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除了期刊刊载，民国时期还有大量的图书馆学译介书籍出版，但仅就三大图书馆学期刊刊载的译介作品可以看出，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吸取先进的学术思想，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前辈们所具备的治学理念，与此同时，民国时期这些新图书馆运动的开拓者们，不仅仅把国外最新图书馆学理论、方法与技术介绍到国内，而且还努力践行将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图书馆历史相结合，完成本土化过程，从而建立并传承自己的图书馆学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