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的断裂与延续
民国史的研究以往主要着眼于推翻帝制、创建民国的重要性，强调与皇权制度的断裂，但近年来对民国时期前后的延续性问题，学界开始有更多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杨念群从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角度强调民国与清朝之间的延续性。他认为，民国时期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从帝制时期汲取了许多资源。比如“大一统”的观念，对民国沿袭清朝多民族疆域有重要意义，使其国家体制表现为一个特殊的混合体:对内是一个多民族共同体，对外则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又比如政教关系，传统的科举制使道德教化和政治结合成一体，结合成中国特有的政教系统和国家治理技术，未入仕的士绅在地方社会通过教化，使政治成为一种道德行为，弥补正式行政系统的不足，而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改变了这种政教一体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国的合法性危机。因此，他指出，在研究中华民国历史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断裂和建设新的国家制度这一面，还应该更多把眼光放在与前清内在传统的无形、微妙的联系上，把清朝和民国国家治理的方式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王奇生也同意这种强调历史延续性的观点。他指出，虽然政治史强调“民国史”的范畴，思想史家却常把晚清民国看成是一个整体来讨论，社会史学者也往往在研究中混用明清与民国的史料，因为在他们看来两个时期并没有结构性变化。这使他反思现在以“问题”为核心的史学研究可能过于强调研究对象的时间边界，忽视了历史发展本身的延续性。因此，他也主张不要割裂晚清史和民国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学生们不应该囿于学科分际，不修明清史的课。他甚至认为，随着民国史研究的深入，“民国史”的概念应该淡化，甚至消失，民国38年的独立性在更大的时间尺度上可能并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的研究视野从政权更替转移到其他领域中去的时候。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叶文心归纳了历史中承续的几种表现形式。一是功能性的承续，有些机制在功能上有必要存在，比如知识和权力要以合理的方式结合以维系某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如果旧机制断裂(比如科举制的取消)，就会有人努力把它重构，以保持这种功能的有效运作。二是路径依赖的承续，但这可能是不值得或者不必要的承续，比如军阀割据的时候以“民主”的旗号，行封建之实。三是国家的延续性，国家作为一种权力场域的稳定性，可能超过了群众运动在一时之间能释放出来的变革动力。桑兵补充，还有一种是人员的承续，北洋用晚清的官员、国民政府时期用北洋的官员，都会带来隐性的承续。
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罗志田则强调民国时期激烈变化的一面。他指出，在近代中国，往往是社会精英在主导并鼓吹激烈变革，使得过去认为几千年不变的常态，忽然变成了严重的“问题”，比如家庭问题、农村问题。他进一步提出在“建国”问题上的断裂。在辛亥革命中，成功达成的是“驱逐鞑虏”的民族主义口号，但民国肇兴后，面临的却是前所未有的“共和”问题，民族问题淡出，建国问题凸显，重新界定和确立“国”与“民”的关系成为关键。罗志田还指出，很多近代出现的新现象和新事物，除一些被制度固化外，更多在不知不觉中渐为研究者所“熟悉化”，即变态被看作常态，反而遮蔽了不少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杨奎松是研究民国时期中共革命史的专家，他更多地观察到1949年的断裂，许多民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制度，在1949年建国后就断裂了，比如在法律领域。对一些社会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在1949年前后也有明显的断裂，比如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山东农村调查，对于地主和农民之间关系的认识是有差异的，1950年代的调查较前出现了大量阶级分化和压迫的内容，这种变化到底是因为调查者的缘故还是因为当时社会的变化?需要更多更细致的微观研究去反映各个地方具体的变化脉络，在空间多元性的基础上，整合出社会变迁的总体大势，否则就容易受概念化思维的影响，对社会现实的理解过于狭隘、固化和片面。叶文心在讨论中也强调1949年的重要性，她认为现在我们研究民国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思考1949年是如何发生的，以及1949年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历史脉络中到底有何种意义。
民国史的关键词:革命
王奇生认为，对革命史的研究至关重要，但不应将革命史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他认为，近代的革命是多元的、多层次的革命，不是单一的革命。实际上以后，从北洋政府溃败到国共两党，到青年党，到第三党，到国民党改组派，实际上都在“革命”的语境中成长。所以，他认为应该把民国史放在革命的系统里讨论。民国的38年其实发生了三场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辛亥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国民革命混合了国民党的政治“革命”和中共的社会革命，两者先合作后分裂。王奇生指出，就这些革命的具体目标而言，其实都算是胜利了，但是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后不久，又都出现了“革命失败”的看法，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所以，他认为应该更深入地反思对革命的历史追述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的黄克武指出，“革命”与“反革命”的说法中隐含着价值判断。整个近代史如果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就是革命党革了清朝天下，然后共产党革了国民党的命，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新正统的建立及其对旧正统选择性的扬弃。黄克武认为，此处可以看到一个共通的现象，就是事实的连续性与应然的不连续之间的张力。换句话说，在历史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从清朝到中华民国、从民国到共和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连续性，但在应然的层面上，历史人物认为不应该有连续性，应该把清朝的余绪割裂，把国民党统治时期遗留的东西除掉。历史叙述在应然的不连续性之下，就成为一个比较单面的书写。因此，他认为，怎样回到一个更复杂的历史叙事，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具体来说，挑战在于把“革命”和“反革命”都当成一个中性的字眼重新分析、重新评估。
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认为，从1980年代开始，有个“去革命化”的问题，史学界更倾向于使用现代化叙事和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更多地研究社会文化史。但他同时也观察到，从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后，对于“革命”的讨论又重新成为热点。他认为，革命的确是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社会文化史必须考虑的背景。他指出，民国不仅是个短时代，而且还是个在空间上四分五裂的割据时代，革命正是发生在这些割据的隙缝之中。同时他还提出了变革的组织和领导阶层的问题，革命可以说是边缘阶层兴起后取代旧精英的过程，这样一个权势转换的过程，以及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都值得好好研究。#p#分页标题#e#
复旦大学的吴景平认为，革命对不同人群有不同含义，带来的不同体验，要具体分析;革命中和革命后带给社会和个人哪些新的东西，个人的革命经历和后革命经历，包括他们留下的文字和口述史料，都应该好好研究，而不仅仅限于概念层面的讨论，或囿于僵硬的叙事方式。杨奎松则表示，在研究革命的时候，他最关心的还是人的命运，关心革命对个体的影响。他希望带着一种人性关怀去反思中国革命的历史，以此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新的认识角度。
研究视角的探索:空间、概念和碎片化
学者们还对民国史的各种研究视角进行了有建设性的讨论。首先，叶文心提出史学研究需要有空间思维，空间思维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从人的感受出发，考察人在空间中流动的可能性，以及透过人的活动所产生的空间形态和结构;第二是从物化的空间形态出发，观察空间的格局秩序、建构逻辑，以及空间结构对人的空间经验所产生的制约。她指出，空间思维并不限于城市研究、地域研究等等，而是在广义的方法论层面上，把空间结构中的变化和与之相联系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化结合起来，理解空间结构所代表的权力以及资源关系的分配，从而把历史人物的空间经历纳入历史研究的视野。民国史的研究领域中，这类作品似乎还不算是很多，因此，她认为，空间思维进一步的开发，或者可以成为今后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在讨论中，学者们也涉及了各种与空间相关的议题，比如民国时期城乡关系结构性的变化，中的“在乡地主”与“不在乡地主”的区别及其在历史实际中的意义等等。
其次，学者围绕历史中的概念和概念史也有热烈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黄兴涛强调，概念以及与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民国思想史乃至整个民国史的重要性。比如唯物史观讲阶级分析，阶级分析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是如何兴起和发展的，到底对中国有怎样的影响，就很值得研究。他还提出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主流以外的观念和认识，有些我们现在看起来不是主流的思想，当时也许是主流，有些在当时也不是主流，但可以有助于我们理解主流思想。杨念群则提出，还必须考虑到在多元的族群背景下，少数族群对概念认知的不同理解。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章清指出，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中国史研究中经常会出现“有”和“无”的问题，比如中国是否有公共领域、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等等。有些西方学者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用西方的“有”作为观察中国历史的标准，因此他提出用“发现在中国的历史”来代替。而且，事先存在的“有/无”判断往往会成为选编资料时的取舍标准，又进一步强化了学者的预先判断，比如在整理刘鸿生档案的时候就会留下大量与经济史相关的材料而略去其他生活、日常交往的资料。更需要反思的是，学者所论证的“有”，有时建立在不具正当性的假设之上，比如阅读《新青年》和青年参加之间的联系，就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么紧密，这就是挑战了流行刊物“有”影响力这一假设。相反，有些被舍弃的“无”，倒可能包含丰富的信息。因此，章清建议通过对“有/无”问题更为敏锐的反思和更多元的解释，拓宽近代历史的叙述架构。
南京大学人文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孙江认为，可以从两个视角研究民国史:一种是在意义层面上的解读，即概念史的方法，还有一种是在社会层面上的解释，也即社会史的方法。从概念史的角度有三个切入点:一是概念作为词语的历史，二是词语在不同的历史时空里被赋予了怎样的社会政治内涵，三是这种社会政治内涵在实践的过程中怎么被运用，这三个层面必须有整体的考虑。从社会的发展历史看，社会史的路径则一贯有一种挑战主流叙事的内在自省和批判精神。孙江指出，两者的结合能打破词与物之间简单的对应关系，构成一个相对可靠、又足够丰富的历史言说。在讨论中，黄兴涛也强调了对概念的研究要虚实结合，比如，农民是如何理解的，共产党又是如何用动员农民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都需要把概念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做动态的分析，才能有深度。
“碎片化”也是学者反思的一个重要话题。黄克武提出，大陆史学界近些年的研究，放弃了原来的一些宏大叙事，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碎片化问题。他希望能在细碎化和宏大叙事之间找到一个中层叙事的可能性，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就是不同观点之间的互补。比如大陆学者偏重于研究的失败，而台湾学者偏重于讨论的成功之处，把两方面拼在一起，或许就能获得对比较完整和真实的判断。许纪霖也同意过去的研究的确大多受某种叙事框架指导，或者是革命史框架，或者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但是这类叙事框架现在似乎都被虚无化了。个别研究虽然已经有非常大的进展，但对于整个民国史而言意义在哪里却不清楚，就好像没有地图就找不到位置在哪里。因此，他认为，对碎片化的反思并不是重新再回到宏大叙事，而是对民国史要有个整体想象，要从国际视野、民族国家视野、区域视野等不同空间尺度出发，聚焦整体。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茅海建则认为，碎片化本身并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成为一个有思维的碎片，或者说带着关怀去研究细节。杨奎松从自身研究经历出发，认为基于地方档案史料的微观研究是解决宏观问题的必要基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汪朝光在讨论中也提出，不应忽视历史过程中的个别性和偶然性，尤其是在复杂的人与人之间、派与派之间的网络关系中，往往一个关键人物的偶然行动就可能影响整个局面，而这样的情况只能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去发现。然而，王奇生则对此表示疑虑。他认为，微观个案无穷，做到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做总的结论呢?因此，历史研究的整合问题还是有待解决。
史料的开发与使用
吴景平提出，要加强海外民国人物个人档案的整理与研究，比如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等处的民国人物个人档案。他介绍了几种史料价值较高的档案，比如台湾“国史馆”的档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胡佛档案馆的孔祥熙档案、胡佛档案馆的宋子文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的陈光甫档案和顾维钧档案、胡佛档案馆的史迪威档案，日本的近卫文?档案等。有些档案的保存状况不太好，因此他正在致力于这些档案的数字化和进一步开发利用。同时他也强调，不要受档案本身的分类限制，每种个人档案除了本人的信息外，还包含有大量相关人士的史料，有些涉及当时重要的人物和事件，而这类史料的利用开发还不充分，需要学者多加注意。#p#分页标题#e#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金以林介绍了近代史所正在进行的“海外藏近代中国珍稀史料征集整理”项目。这项由中国社科院资助的项目，计划征集或复制海外与中国近代史相关的重要史料，并在近史所设立档案馆，将这些史料整理后向国内外学者开放，便于学者研究利用。近代史所还将与社科文献出版社等合作编辑出版民国文献丛刊，使学者能更方便地使用档案史料。黄克武介绍了台湾民国史研究近年来在史料整理上的进展，民国史研究的大量史料都在台湾，而且台湾在开放史料的时候已经逐渐消解了过去的政治禁忌，比较全面地开放，为学者研究提供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曹必宏介绍了二档馆藏档案的电子数据化工程及其出版情况，强调了电子数据化的必要性。中国政协文史资料馆的许水涛也介绍了新落成的文史资料馆的馆藏和资料利用。他中肯地评价了文史资料馆所藏的各地已出版的文史资料和大量未刊手稿的价值，一方面是蔚为大观，另一方面也可谓鱼龙混杂。文史资料工作从1950年代末开始，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很大，在内容和结构上有很大的偏向性，重政治、军事，而文教、科技、工商、经济、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等方面的史料就较少，而且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文史资料本身就有政治上的倾向性，甚而也有歪曲事实的问题。因此，他指出，学者固然应该使用文史资料作为难得的口述史料，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史资料的局限性和先天不足。
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陈谦平呼吁史料利用的国际化。他认为，外文史料的使用会大大加强史学研究的国际化视角，将民国史置于国际背景下的考察，将有助于发现国际因素对国内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和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从海关和汇丰银行的档案中可以发现，辛亥革命后为了保证汇丰银行对清政府的外债能由海关支付，英国政府不断对袁世凯和孙中山施加压力，迫使南北议和尽快完成。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牛大勇也强调对外文史料的利用，并希望学者能够克服语言障碍，最好能精通两门以上的外语，否则研究三边关系乃至更复杂的国际关系，就会力不从心。
孙江提出，现在的史料虽然量多，但是太单一、内容重复，因此需要对史料做更深入的解读，发掘更多元的文献。罗志田也提醒学者注意，虽然现在的近现代史研究多强调档案史料的运用，但必须意识到档案并不能保证完全的如实呈现史实，档案形成的过程会引入偏见和想象，因此有时候也需要用个人经验和档案史料相验证。人民日报社的李辉多年来一直从事传记文学的写作，也采访过大量现代文学名人，在他看来，这些经历过民国时期的人物往往有很广泛的社交网，能提供大量研究民国史的可用素材，而且民国时期外国记者关于中国的大量新闻报导、外国人在中国的游记等等，都可以成为史料，增加历史研究的丰富和多元性。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李学通强调需加强影像史料的发现和利用，近代史所的栾景河则提醒学者多注意利用俄文史料。
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桑兵认为，民国史研究要超越史料发现，应着眼于如何用新材料来研究新问题，但新问题不应该是从西方的理论、观念、架构中衍生出来，而是应该从材料本身发现问题。他认为，现在以专门研究为学术组织和考评的标准限制了研究视野，在这种越来越窄小的专门研究中追求“发现”，不过是在“钻空子”。因此，他主张超越简单的“填补空白式”的研究，要能贯通新、旧史料，在史料解读上多下工夫，同时要对史料有整体把握，尤其在数字化的时代，不能仅靠检索功能“挑着”看史料。
民国史的未来研究方向
日本信州大学的久保亨指出，中华民国史有两种解读，一种是“中华民国本身的历史”，另外一种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中华民国本身的历史”，包括其成立的过程、国家机构、国家政策等等，但它基本不包括1912年到1945年的台湾历史，1931年到1945年的东北历史，以及1937年到1945年的沦陷区历史。而“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不是以政权而是以时间来划分研究对象，包括1912－1949年期间在现在中国疆域内的其他政权的历史，也即“中华民国本身的历史”所不包括的内容。他认为，应该重视“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尤其是1912－1945年的台湾史、1931－1945年的“满洲国”史、1937－1945年的沦陷区史，以及中国与东亚和世界关系历史的研究。换句话说，必须注意到同时性中的空间异质性，考虑到同时代各政权之间的交互关系。而且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对于理解1949年前后历史的延续和断裂也有重要意义。
黄克武提出，两岸对民国史的关注点不一样，使用的历史概念也不尽相同，比如大陆所称的“解放战争”，在台湾以前被称为“剿匪戡乱”，而现在两岸史学界都倾向于使用意义比较中性的“国共内战”。在未来，两岸的不同观点可以进一步互补。王奇生也指出，最近几年来在民国史研究上取得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两岸学界互动的结果，有对方的提示，去思考对方的想法，就会反思自己的立场，然后逐渐走向一致。这一趋势最近十来年非常明显，现在两岸学者坐在一起讨论民国史，不能说完全没有分歧，但这种分歧是学理上的分歧，不是两岸的分歧。
茅海建认为要重视制度史的研究，他认为研究制度史最关键的要求是准确、完备，唯此才能成为其他相关研究坚实的基础。吴景平也指出，去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里没有传统史书里常见的“志”，这是一个缺憾，可以作为今后研究的目标加以弥补。汪朝光认为，近年来扎实可靠的民国人物传记或者年谱比较缺乏，也应该有所加强。
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杨天宏认为，要加强政治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北洋政治史的研究。他觉得既有的研究不令人满意，很多史实都没弄清楚，因此也就很难突破北伐以来国民党对北洋政府的判断。其实北洋时期并不像我们以往理解的那么糟。比如在经济方面，大部分的立法是北洋时期完成的，为当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性的法律保障。又比如北洋政局的混乱，多次府院之争，不仅仅是北洋军阀的昏庸无能，更是因为政治制度设计本身的结构性问题。
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徐思彦和《近代史研究》的徐秀丽都提到了近年来公众对民国史日益高涨的兴趣，比如媒体里“民国范儿”一词的走红和各种民国史通俗读物的热销，但这些书籍往往不是专业历史学者写的，有些观点并不正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她们希望学者能够对公众的这一兴趣有所回应。对此，学者们表示，现在民国史受到社会的关注有种种历史的、现实的原因，而民众想象中的“民国”却未必是真实的民国。如何在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稳定性与社会需要的通俗性和时效性之间找到平衡，让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为广大民众服务，的确是对学术研究的一大挑战，应该成为民国史未来的努力方向之一。#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刘文楠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