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范例

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范文1

 

近年来,大陆学界部分人士不遗余力地在鼓吹“民国文学”这个概念,并试图用它取代久已使用且已约定束成的“现代文学”这一概念。鼓吹“民国文学”较早的张福贵就明确声称:“‘现代文学’的称谓必然被取消而最终被定名为‘民国文学’。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未来事实。”[1]   另外一些学者也在“民国文学”的影响或刺激下提出了现代文学的“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说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或“共和国文学”的概念也得到主张或强调。   “民国文学”当然不是“民国时期的文学”之简称那么简单,也决不可能“只是一个时间性命名”,“是中性的”[2]。从它被正儿八经地当做一个概念提出和鼓吹,就可看出其背后带有某种“意味”。这种意味当然主要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而主要是“文学意识形态”或“学术意识形态”方面的,如“民国文学”说对“现代文学”及其中的“现代”等价值性概念的攻击,“民国文学”、“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概念对民国的国体和政体之于文学的影响力的不切实际的夸大,以及它们所主张的文学史分期标准和界限中所蕴含的历史观与文学史观方面的问题。放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看,这些问题显然是非常重要且必须加以厘清和辨正的,否则会有扰乱学界耳目,制造新的学术泡沫之虞。   一、关于“现代文学”中的“现代”问题   “民国文学”的主张据说主要是源于对“现代文学”这个既有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和狭隘所指的不满,是试图还历史上的文学以丰富多元的本来面目,并拓展学术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在赵步阳等人眼中,“‘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一直以来都有某种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其包容性也不够”[3]。张福贵认为,“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在过去强调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标准,或者过分突出了“现代化”、“现代性”、“新”这样的价值或意义标准,从而具有了较多的排他性,呈现出“意义的单一性与判断的先验性”特征;而“民国文学”作为中性的命名,不限定任何的意义评价,所以具有内涵的多元性和边界的开放性,可以将更多的文学对象纳入研究范畴。[4]   王学东也认为,在过去的文学研究实践中,“现代”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纠缠和扭结”在一起,“使现代价值以政治判断为尺度和归宿”,导致文学史视野的狭隘,因为“现代”无法容纳和整合国民党文艺以及言情、侦探、武侠等旧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等对象。[5]   这些针对“现代文学”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但也只是部分的事实。   就“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而言,它在早期(20世纪50—70年代)是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作为依据的,是专指发端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终结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期间的具有“革命”、“进步”等政治属性的“新文学”。这样的“现代文学”确实是狭隘的与政治化的,但这一时期的“现代”除了上述政治内涵,也还是一个相对于古代、近代而言的时间概念。就时间维度而言,“现代文学”这个概念也是有生命力的。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中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逐渐消散,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这样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现代化”的提出强调的是现代文学之于古代文学的变革及发生、发展的“世界性”背景,强调的是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这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样的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当然超越了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所指对象更为广博,所以它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等文学史著的主要价值视角。紧随“现代化”之后,兼具社会学与美学双重意义的“现代性”这一概念也从西方传入中国大陆学界,并日益得到普及性使用。可以说,自“现代文学”概念产生以来,其“现代”就有两个方面的所指,一方面是指时间,另一方面则是指性质、价值评价等。就后一概念维度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早已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语境,而且学界在使用它们时往往也赋予较为宽泛的涵义,让它们颇有用武之地。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学界也越来越淡化“现代文学”概念的性质维度,而强化其时间维度。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人在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1998)一书的《序言》中就着重强调“‘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即使谈到其性质时,也只作了“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这样笼统的界定,表明他们并不想被“现代化”、“现代性”这些概念束缚住视野和手脚。所以他们花了较多的篇幅谈论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等过去曾被视为“旧文学”的内容。自此以后,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著与教材也都给予旧派文学、通俗文学以相当的篇幅。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学界已在自觉突破狭隘的“现代”性质的框限,尽量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地和范围。在这样的背景下,某些论者还以“现代文学”曾经有过的狭隘性作靶子,借此托出“民国文学”概念,已属时代错位,并无多少积极意义了。而且可以预计,无论怎样鼓吹“民国文学”,它也不可能取代早已成为使用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   尤其需要分辩的是“民国文学”鼓吹者们对“现代”这个价值概念的攻击和否定。有人放言:“必须走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魅惑,为‘现代’去魅是当下文学史书写极为迫切的问题。扬弃‘现代文学’,正是为现代文学寻找新的增值点。”[6]似乎不打倒“现代”,就无法推进文学史研究和书写了。问题的要害是,“现代化”、“现代性”等价值概念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的发展而言究竟有无价值?其实即便是这位“现代”的祛魅者也不得不承认,“现代”概念及其主导的现代文学体制体现的是与国际学术发展接轨同行的必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论域对中国文学研究具有巨大的整合力和渗透力。所以,90年代以来,用现代性来界定现代文学,已经成为认可程度相当大的学界共识。而且,“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等并不只是学术性话语,也是历史事实,晚清以来中国先被动卷入然后又主动参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社会发展进程也反映在了同一时期的文学之中。既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与背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质疑和否定蕴含“现代化”、“现代性”之类含义的“现代文学”这个命名呢?我们为什么要轻易抛弃这样一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并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的概念呢?#p#分页标题#e#   当然,“现代化”、“现代性”的价值倾向确实有一定的排他性,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哪种文学研究或文学史视角是不含有任何价值基点的。   倡导文学史研究的多元价值观或所谓的价值中立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以否定或推翻“现代”这一价值立场为前提,否则那还是一种多元价值观吗?其实,即便是“现代性”这一价值概念也是极具弹性与包容力的:李欧梵不就从晚清的“鸳蝴”文学、旧派文学中读出了某种“现代性”吗?不是有“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这两种维度之说吗?在“世俗现代性”(即“现代化”)眼中应该排斥或否定的某些文学对象,如沈从文和废名那种具有保守的传统田园风格或道家式的原始自然人性观的文学,不也能在“审美现代性”的视角下得到观照吗?“现代性”的概念中又可派生出“反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些说法,同样也能为扩大文学观照的视野做出贡献。   “民国文学”论者们所担心的“现代”涵义的狭隘性与排他性,及可能导致的“现代文学”无法整合某些类型的文学的担忧实在是有些杞人忧天或夸大其辞了。就近二十余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实际而言,我们也看不到“现代”、“现代性”这些概念或视角造成的所谓束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后果。正如秦弓所说:“现代的旧体诗词、文言文学与通俗小说,不仅在历史时段上属于‘现代’,而且其创作动因、社会与心理内涵、审美形式的变异及其影响,都程度不同地具有现代性,因而,尽管目前仍有学者坚持绝对排斥的立场,但现代文学界越来越趋于将其视为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尝试将旧体诗词纳入视野,研究现代旧体诗词的论文时有发表,专著至少已有两种问世……多种文学史著作为通俗小说列出专章专节,梳理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小说交织并行与互渗互动的历史关系,阐释前者或隐或显的现代性因素……”[7]确实,现代文学学术的发展早就已经走出了“民国文学”论者们所指责的视野狭隘、价值偏颇的阶段,而论者们似乎对这些已经发展了的事实视而不见,老是盯着过去,用“现代文学”不好的出身和过去来否定其现存的价值,而其目的不过只是为了证明“民国文学”概念的必要罢了。这一打一捧之间,实在是枉顾了历史事实,显得不那么厚道。   显然,如果不是把“现代”、“现代性”这样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隘的话,是不必担心它们会束缚住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手脚的。好像还没有多少持“现代性”立场的文学史家或研究者宣称不能将“鸳蝴”文学、旧体诗词之类的旧文学或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之类纳入文学史,也不能对它们进行研究。“现代”、“现代性”等概念还没有霸道到这种排他性的程度,只是因为文学史著的容量毕竟有限,而且史家们的视野和精力也有限,所以导致此前大多数文学史著、教材都显得视野狭隘、内容单调。批评或反思过去文学史研究或书写中的问题是可以也应该的,但不能不顾事实地将靶子对准“现代”这些概念,让它们成为替罪羊。退而言之,即使“现代”的视角遮蔽了某些文学史对象,有把原生态的复杂的文学现场简化的后果,对这种后果也不应过分夸大。毕竟,20世纪以来,最能代表中国文学发展主流和主要价值意义的,还是“新文学”与带有“现代”意味的文学,“鸳蝴”文学、旧体诗词之类确实并没有太多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如果我们不是想把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得越来越厚,庞杂到无所不包的程度的话,如果我们还承认文学史研究应该有起码的价值选择与经典意识的话,实无必要过于看重旧体诗词、旧派通俗文学之类。   以旧体诗词的文学价值和在当时的实际流通而言,即使入史,也顶多只是边角余料的角色,不能占有多大地位。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将那些怀疑并试图颠覆已有的文学经典的批评流派称之为“憎恨学派”,认为他们的理论和说法大多只是“以怨恨为共同特征”,而“在这种怨恨中是没有陌生性和原创性的”[8]。上述攻击“现代文学”的“民国文学”论者就很像是这种“憎恨学派”,他们的主张和说法也并没有多少陌生性与原创性,其价值和意义不应高估。   二、文学史命名的依据:文学形态还是国体、政体   “民国文学”或“民国文学史”的命名据说也是为了与中国文学史命名的传统接轨。丁帆声称:“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古到今,其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基本上是遵循一个内在的价值标准体系———以国体和政体的更迭来切割其时段,亦即依照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改朝换代作为标尺来划分历史的边界……”[9]   还有人称:“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来说,朝代是中国文学分割的重要临界点,也是一代文学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民国政治视野下来呈现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便是对此一时期文学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看到,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清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阐释的体系和格局,这也就成为民国文学必须背靠的一个清晰的时间维度和重要的文学传统。以‘民国文学’来命名20世纪文学的发展,实现了这一时期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内在一致性,也弥合了‘现代文学’带来的断裂。”[10]上述与“传统”接轨说其实是相当机械与落伍的学术思维和理念的反映。在今天我们的任何学术研究都已与世界接轨,都已接受过欧美先进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洗礼之后,还固守古代学术传统,不能跳出王朝政治观的束缚,实在令人失望。正如雷纳•韦勒克所指出的,文学史不是社会政治史,也不是编年史,因此不应该以社会政治或自然编年时间作为分期的依据,“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11]。而显然,从“文学规范”或“文学形态”的角度来看,只有“新文学”作为一种独特规范或标准而得以成立,并与之前的旧派文学、半新不旧的“新小说”之类相区隔开来,也与之后的“十七年文学”区隔开来。“新文学”的主流或主导传统就是“启蒙”意识、个性自由意识等,也就是郁达夫所谓的“人的发现”。而要溯及“新文学”的源头与背景的话,那首先也是欧美日的外来影响,而不是所谓的民国国体或政体。晚清以来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外来的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和文学熏陶构成“新文学”发轫的基本源泉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即便“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所谓的民国宪政精神也还是来源于欧美日。所以,以一个“民国”的国体或政体是框不下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p#分页标题#e#   “民国文学”的鼓吹者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过分夸大了“民国”这一国体和政体对于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丁帆说:“中国文学为什么从古至今都要按朝代划分呢,其答案却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在中国,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突破了政治文化所给定的范畴呢?!”[12]这个理据用以指中国古代文学尚可,用以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些时段(比如1949—1976)亦可,用于指民国时期则大有问题。古代文学的发展受王朝的影响极大,王朝的兴衰,王朝的政治、文化、经济政策和状况对文学面貌的形成和兴衰有极大的影响。而现代以来的中国则看不出“民国”这一国体或政体对文学的发展拥有像古代王朝那样的影响力。由于民国政权的无力与统治的松散,所谓的民国政治文化其实是多样与混杂的,北洋政府、国民党、共产党、伪政权推行的肯定不是同一种政治文化,民间百姓、统治者信奉的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信奉的政治文化(如欧美民主、自由思想等等)恐怕也并非一回事。在这样四分五裂的政权背景和多样混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所谓的“民国政治文化”又是指什么呢?即使有这种文化,在民国政权不能将其力量施展达到的区域(如沦陷区、解放区),它们还能起作用吗?制约和影响现代文学的主导文化当然是知识分子信奉的现代文化,它与民国政权关系不大,倒是与世界背景关系更紧密。   质而言之,对现代文学最具影响力的毋宁说是西方文学,而不是“民国”的国体和政体。某些人却不顾这样的事实而随意夸大民国政府的影响力,宣称:“‘民国文学’背后的政治力量主角是民国政府及其主宰者。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生成、流变是与民国政府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文学所产生的根基,所生发的原点,只源于民国的这一生存空间……‘民国生态’之下的生存体验是触动一切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扳机……”[13]“只源于”、“一切”这样独断性的措辞,本身就显得没有逻辑严谨性,更遑论学理问题?真不知道这样的“民国文学”框架如何能够容纳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李金发、艾青等众多留学日本、欧美的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   同样,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或“共和国文学”的确切所指也应该加以厘清,而不可乱用和泛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体和政体虽然在1949年之后的某个时间段内确实制约和主导着大陆文学的整体发展样态和格局,但自1985年以后,大陆文学也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世界化”和“去政治化”的自由多元发展格局之中,就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实际看,着实看不出它们与共和国国体、政体有什么必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共和国文学”之类称谓最多只能用于指称前三十多年,而不能包括其后时段的大陆文学。   在“民国文学”的讨论中还产生了“民国史视角”、“民国文学风范”与“民国机制”这样的概念,其论者也在某种程度上犯了上面所说的夸大国体、政体的文学影响力的弊病。丁帆声称:“我所指的‘民国文学风范’就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特指五四前后包括俗文学在内的‘人的文学’内涵”[14]。然而,五四文学传统跟“民国”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种直接对应的紧密程度,它并不完全是从“民国”这个国家实体中土生土长起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学习而来的(想想初期的留学生文学)。所以五四文学并不专属于“民国”的产物。此外,将“风范”这样的褒义词与“民国”挂钩也与大多数人对“民国”的情感认同和形象认知相违。同样的道理,李怡所谓的“民国机制”———包括“三民主义”等所谓的民国政治精神遗产,民国的经济形态、法治形态、教育模式、出版传播体制等外在的社会体制,以及知识分子在体制下的生存选择与精神状态[15],也并非“民国”的特产和首创,追根溯源的话还是西学东渐、洋务运动的后果,是清末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即已开始肇造的结果,实在不应该把功劳都归于一个“民国”。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上处于世界文化与文学的大潮流之中,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与世界潮流亦步亦趋的———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时期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运动,而不是与民国的制度或政策亦步亦趋。一个“民国”的国界无法框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生存的全部空间,“民国风范”、“民国机制”也无法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或大部分面貌、特征与性质。   在世界性的潮流冲击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特质确实是非常鲜明的,这也构成了它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显著区别和成就,而用“民国文学”来取代“现代文学”就好像是要用一身破旧的衣服来拼命包裹和遮掩原本光鲜的身体,事实上也是包裹不住的。如果说,台湾作为“民国”的遗产继承人出于自尊自荣的目的理当有“民国文学(史)”这样的东西,我们大陆似乎不必要也不应该去抢“民国”这身破衣裳。这倒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价值评判与历史眼光的问题。   “民国文学”的命名不仅遮蔽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世界背景,也无法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空间分裂问题。当时的台湾和“满洲国”都是日本的殖民地,它们实际上并不属于“民国”,“民国文学”怎么能够涵盖这些地域的文学呢?当然,“民国文学”的鼓吹者可以狡辩说“民国文学”只是“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的简称,但问题还是存在,“满洲国”傀儡政权或许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香港作为租界其主权自然属于“中国”,但日本人通过战争从清政府手中合法割去的台湾从属于“中国”吗?众所周知,人们通常都是在国家、疆域的意义上来使用“中国”这个概念的,“民国文学”严格来讲指的是发生在民国的土地上的文学,这当然包容不了那么多对象。“民国文学”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空间难题的概念,其价值又有多少呢?三、大历史观与大文学史观问题“民国文学”概念除了针对“现代文学”,据说还是为了为了将早已过去的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历史化”。汤溢泽便提出,“有必要把文学按‘民国文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时序‘历史化’,使中国文学谱系完美无缺。”[16]而在笔者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直到今天,其主导文学范型并未出现明显更替或转变:“新文学”所确立的小说、新诗、散文、话剧的文类格局,所使用的以白话为主体的现代汉语,所确立的基本思想主题(如人性、人道、社会、人生)和价值诉求(如民主、科学、个性、自由、平等),甚至基本的文学题材(乡土、都市)都没有什么显著的更替。今天的文学就其大体而言依然是“新文学”的自然发展的结果,“新文学”并没有成为过去,它的大部分基因依然流淌在当下文学的血液之中。所以,自20世纪初叶直到当下,都应该属于同一个还没有结束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命名为“现代”。而且,即使要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大时段之下细分出更小的文学时段,也看不出作为“民国文学”时间上限的1912这个年份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1912年这个时间节点明显缺乏文学意义,远不如1902、1917这些年份。#p#分页标题#e#   而且,以具体的时间节点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日渐落伍与丧失积极意义的做法,体现的是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思维的僵化与不思进取。张福贵认为以“民国文学”这个时间性概念来命名,“具有时间的明晰性”[17]。陈国恩认为“民国文学”的好处在于:“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18]王学东也不满于“现代文学”所指的模糊:“现代的时间限度何在?现代文学是否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维度的呈现?也就是说,在现代文学的时间框架上,它的起点何在?终点何在?”[19]丁帆也强调应该以1912年为界,之前的“晚清文学”属于“清代文学”,之后的文学称为“民国文学”[20]。而在笔者看来,这种以具体的时间节点作为文学史分期界限的陈腐做法早就应该改变了。朱寿桐在这方面就开了一个好头,他主编的《汉语新文学史》(2010)完全打破了按年份进行文学史分期的陈旧做法,而是代之以“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这样的模糊了具体时间节点的文学史分期描述法,使文学史以流动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21]   在这样的文学史分期做法面前,目前某些文学史家还在为现代文学应该起始于哪一年,是始于1887—1990年间[22],还是始于1895、1898、1912、1917年而争论不休,实在并没有多少意义。   以“民国(1912—1949)”这一时段来给文学史分期还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即割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不能反映文学发展演变的实际轨迹。就像许多人都已谈到的,“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23]   即:所谓“十七年文学”只不过是“左翼文学”的不断夸张和放大而已;而“文学”则是“革命文学”走向溃败与灭亡的归途而已;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也不过是在“文学”的废墟上试图重新回到“五四文学”原点的梦想而已;九十年代以后从“身体写作”开始的消费文化特征的文学现象,与二三十年代具有现代派特质的“私小说”和“洋场文学”也有着本质的勾连。1949这个年份虽然割裂了现当代,但也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个年份对文学的影响确实较明显。相比之下,1912这个民国起始的年份就问题很大了。   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实践、晚清报刊的兴起与发达等等作为现代文学的萌芽与前奏,其重要性就不容忽视,而一个1912年的民国建国年份就将此前的文学划分为“清代文学”,似乎晚清文学就不具有现代性,就与之后的民国文学关系不大,这实在难以让人心服。用“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这等于是消解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概念并在文学研究实践中贯彻“新文学整体观”的努力的意义。这显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学术史上的反动和逆流,应该坚决予以批判。   以上我们对这些年来许多人鼓吹的“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梳理与辨析,发现“民国文学”、“民国文学风范”、“民国机制”这些概念或者难以成立,或者缺乏说服力,甚至还可能有害。当然,为了将已经过去的那些文学时期历史化(而“现代文学”是个还在进行中的过程,还没有下限)———我们可以一般性地、权宜性地采用“晚清文学”、“民国时期的文学”这样的称呼,但不能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提出和使用“民国文学”这个概念,毕竟“民国文学”是带有特定意味的概念,并不只是“民国时期的文学”的简称这么简单。而且,目前我们需要的不是标新立异地创设一些无用的概念来徒乱耳目,而是需要认真检讨我们的文学史思维和理念,需要用大历史观与先进的文学史思维来观照和处理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这样就会跳出一些并无多大意义的枝节问题的纠缠,少浪费一些精力在无谓的学术炒作之中,从而真正有利于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撰写。

民国文学范文2

一、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

“苛政猛于虎”,国民政府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重,导致大批农民破产。范长江就描写了一些地方官员在灾情严重之际“救灾不忘收税”,把它奉为政治格言。国民党政府沿袭了北洋军阀的预征制度,预征的年限少则一年,有的竟长达三四十年,比如乐至县在1936年已经开始预征1978、1979年这两年的欠粮。“民国才二十六年,而在二十四年时,已收到民国六十八年。钱粮岁数大过实际民国岁数约三倍之多,这是四川政治的奇迹之一。而尤其的,是此种预征钱粮,二十四年已明令豁免,到二十六年灾荒如此严重期中,反而强收旧欠。民间无力,往往因三五元之欠数,动辄被关押,押后不给伙食,要自备食费,勒索至每日五角至一元之多,这比入监狱还低一等,因为在监狱中还有人给饭吃。”[3]542一些国民党军阀巧立名目,加收各种苛捐杂税。广东军阀陈济棠统治的潮梅地区,“税捐的名目特别多,乡村的房子要抽税,吃点心也要抽税,乡村游神要抽税,妇女正月探亲也要抽很重的捐,大大小小差不多几百种。”[4]难怪人们要惊呼“民国万税”了,这些“赋税的名字绝顶的聪明人也记不完”,农民即使遇上丰年到头来也一无所有。程率真的诗歌《收获》就反映了农民在丰年也一无所获、濒临破产的悲惨命运。“完了粮银,出了捐款,赋税的名字绝顶的聪明人也记不完;地主和债主再要去一半,农人的手中已经没有一文钱。没奈何,只好去推推担担,在肩膀头上磨下几文血汗钱;就这样养活儿女,一步步向前,请看那饥饿的脸,灰暗里永笼罩着一个悲惨!不要说这收获时期的可喜,如今再也找不到农人的笑颜。”[5]

二、军阀割据,政治窳败

民国时期军阀割据与政治窳败,导致了灾民遍地。马罗立在《饥荒的中国》中对于1925年四川发生的饥荒作过如下描述:“在一九二五年里,中国中部,发生过一次饥荒;讲到那次饥荒,贵州和四川两省底启衅,也是其所以发生的原因之一。贵州底军队,起初侵入四川底南部,但一经开战后,重被驱逐出来。当这支军队溃退的时候,将凡是宜于负重的牲畜,一概满载着谷粒,携带出境。驱逐邻军出境的四川军队,因为一路上所获给养过少,于是逞其战胜余威,立即将该地被抢剩的食粮,全部提去,忍使那班和两方军事当局毫无关系的无告良民,惨受饥荒底侵迫。”[6]101军阀割据致使政令不畅,导致救灾物资无法运输到灾区。1929年西北大旱时,“积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贷的人和地主,他们由武装警卫保护着,大发横财。令人吃惊的是,就在这些城市里,官员们还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万吨小麦和小米无法运给灾民,因为西北的一些军阀扣留了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不放一节往东驶去,而国民党的一些将领则不让车皮西去,因为他们担心车皮会被对方扣留。”[7]39特别是陕西地区的军阀为了自身利益,鼓励当地农民大量种植鸦片,结果灾荒来临时全省竟无多余的粮食可调剂。面对陕甘大旱,张恨水对灾荒下兵匪为害百姓的行为作了形象的揭露。“平民司令把头抬,要救苍生口号哀;只是兵多还要饷,卖儿钱也送些来。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兵去匪来屠不尽,一城老妇剩三人!”[8]1四川军阀在灾情严重的情况下还强派鸦片与强验地契。

这些鸦片烟款只能从那些善良的并不吸食鸦片的人民身上来收取,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负担。“收缴烟款之多少,为地方官吏成绩好坏之考勤标准,逼使地方官吏为自身计,便不顾人民死活。其销烟不力者,则记过等处分随之而来,在急如星火之催款令下,各级地方机关均皆为此而奔忙。”在灾情严重的情形下验换地契,收取验契费,给民众又带来一大负担。“彼等已食树皮泥土,试问有何力量可以纳此重捐?政府催逼验契,农民有将地契奉送催款人者,更有趁此机会故意犯法者,他们希望被拘入狱,以求得囚粮一饱。”[3]558-559军阀之间的混战导致了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有的甚至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对水旱灾害起不到应有的调节功能,加大了灾荒发生的机率。1924年,吴佩孚把保护黄河大堤的柳树砍伐卖掉,筹集军费500余万元,对黄河沿岸人民的生命安全视而不见。[9]30年代初,曾将武汉用于修筑堤防的数千万之积存金全部挪用军费,对全国发生的大洪水置若罔闻。[10]1933年5月,四川军阀刘文辉以水代兵将灌县都江堰掘毁,使内江之水涌入外江,致使川西36县良田非涸即涝,不能耕种。[11]更为悲惨的是1938年,为了阻止日本人的进攻,实施以水代兵的战略部署,悍然下令让部队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泛区人民因事前毫无闻知,猝不及备,堤防骤溃,洪流踵至,一泻千里,席卷而下,人畜无由逃避,尽逐波臣;财物田庐,悉付流水。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闻多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辗转外徒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寻,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凡几。幸而勉强逃出,得达彼岸,亦皆九死一生,艰辛倍历,不为溺鬼,尽成流民。”[12]#p#分页标题#e#

花园口决堤使得黄水肆虐,造成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悲剧。有一首广泛流传的民谣,揭露了花园口决口给人们造成的巨大灾难,“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张爱萍将军在1938年9月写过一首《黄泛行》,揭露国民党打着抵抗日寇的幌子扒开花园口,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浩劫。“黄河大堤决,一泻千里泽。御寇美其名,人民遭浩劫。遍地若,水天难分界。村舍断残垣,良田俱湮灭。尸骨逐水流,人畜喂鱼鳖。屋顶丧家犬,树梢鸡啼血。不知谁家猫,见主声凄烈。敌后黄泛行,扁舟破明月。悲歌哀生灵,抗日志如铁。恢复我河山,直捣敌巢穴。”[13]28-29的《过黄泛区书所见》则同样印证了民谣的说法,揭露了花园口决口带来的巨大灾难,控诉了国民党反动军阀的倒行逆施。“一过黄泛区,水茫茫。陷泥过膝及腰腹,人马欲渡川无梁。二过黄泛区,草黄黄,芦花飞白,大好牧场。蒋匪兵来,人民隐藏。三过黄泛区,走跄踉。川原水洗,城社荒落,满目凄凉。内战罪魁,抗敌无能,不顾人民之死亡。四过黄泛区,走西华,过淮阳。从前灾星,水旱汤蝗。而今苛政,抽丁征粮。”[14]138-139作为此次灾荒的见证人,诗人臧克家曾这样描写黄泛区的悲惨景象,“对于这次以八九十万人民的生命和无法估计的财产供作牺牲造成的黄泛,我也是它的一个见证人。我在豫东虽然只见了它的一点余波,那景象己经够动魄惊心的了。举目茫茫,一片黄汤,树木的梢头挣扎出水面遥遥地向人招手,日用家俱象小船随波漂荡,时而看到人的尸首和死了的家畜互相追逐着,好似恋恋舍不得分开。平地上行船,高高的屋脊鱼似的掠船而过。在退了水的土地上,走动着一些无衣无食无家可归的受难者,他们有的睡在露天里、有的在树上打一个吊铺。时间仿佛倒退了一万年,二十世纪的人民在过着原始时代的生活。”[15]面对黄泛区流民遍地的惨象,《河南民国日报》一位署名“冠生”的记者曾经写了一首诗,诗歌描述了他所观察到的情形,“黄水望无边,灾情实堪伤,村村皆淹没,家家尽饥荒,贫者本苦难,富者亦无粮,结队离田园,流浪至何方?忍饿暑天行,面瘦黑又黄,偕妇载婴儿,啼号道路旁,日落原野宿,辗转秋风凉,流民成千万,何处是安乡!”

三、奸商的囤积居奇与军阀富豪的穷奢极欲

不法奸商唯利是图囤积居奇,军阀富豪穷奢极欲也是加重灾情的一个方面。“一袋面粉,索价是一千二百元,如果有熟人可托,有小钞可拿,也许一千元可以买到。麦子每市斗三百元,高粱面每斤二十五元。”[16]实际上粮价的涨落,已经和70%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了,灾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支付高昂的粮价,他们只能去寻觅树叶、草根等代食品来果腹充饥。流萤揭露了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不但没有同情之心,而且还成了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帮凶,“那些投机取巧的奸商们,利用这个机会,把粮囤集起来,把生活线抬到天上,那些富而不仁的地主,乘这个机会放剥皮钱。在灾区,粮食会一分钟一个价钱。借一百块钱,麦天要还两斗麦。这些恐怕也不是后方所能想象的事。旱魔直接吸干了地面的水分,使禾苗枯死,而直接吸干农民的血的,却是这些两腿动物。从来便以吸食人血自肥的人,旱灾使他们更加肥大,他也帮助了旱灾,加速人们的死亡。”[17]格兰姆•贝克描述了在中发生的这种情形,“囤积者们囤积小麦,等着饥馑促使小麦价格飞涨。然后他们用获得的暴利低价购买土地、儿童和那些快要饿死的人的其他财产。据说,有钱的富人在西安附近设立了几个大规模的组织,派出人前往灾区削价购买土地和奴仆。”[18]352

那些有钱的富人哪管灾民的死活,范长江在通讯里曾写到那些一掷千金买笑买醉的军阀。“灾情虽重,而利用灾情以致富者,仍不乏其人。某下野军人,去年囤米,曾赚三十余万元,特别从上海用飞机接去一著名妓女,到成都享乐,费去数万金。一部分军人,在成都仍大肆欢乐。仿上海开设华贵奢侈之沙利文饭店,每日动辄十数万元之出入。上海某著名舞女亦曾被由空中迎去,热闹一番,数万法币,因彼而消费!”[3]539萧乾在《流民图》中也写了一些富户只顾自己行乐,不愿捐助难民。“我们走过富户的门前时,在灯火辉煌中,畅快的笑声荡漾着。他们巍峨的瓦房四周都筑着炮台,上面日夜有人守望着。这次邳县成灾,向富户募集救济粮,面现难色的也颇不少。这些富户多拥有五六百顷地,一家便占据一整个村庄。庄丁平日打杂,遇到佃户抗阻或袭击时,那些壮汉子便是机关枪小钢炮的操纵者了。胆小的地主远躲在上海租借里,留在庄上的,便以藏书、种菊一类雅士安闲地消磨他们无忧无虑的日子。”[19]120作者望着那森凛凛的朱漆大门,不由得吞了一口冷气。

一些商人乘机勒索,逼迫农民在灾荒中卖掉其心爱的土地,斯诺在其调查报告中曾指出这一点,“灾情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个黑暗的国家里出现一群贪婪者。他们以免收拖欠的租金或只付几个铜板的方式、从饥饿的农民的手里收购了成千上万亩土地,等到旱情解除时再租给佃户。”[7]39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里描写了江南大雨后,惠利轮船公司的经理王伯申不顾两岸农民的利益,让轮船在河道中肆意行驶,致使河水溢出两岸,淹没了许多农田。熊佛西的独幕剧《囤积》就描写了人民整日处于饥饿之中,而一些贪官却欲借机囤积发财的丑剧。

四、赈灾过程中的贪污腐化与漠视民命

国民政府漠视民命、赈灾不力,在救灾过程中敷衍塞责、互相推诿扯皮,没能真正行动起来,即使仅有的一点救灾行动也落不到实处,救灾款项被层层截留挪用,甚至被个别官员中饱私囊,出现了许多贪污腐化的案例,这些与灾情的扩大有着极大的关系。据记者流萤的通讯《粮仓里的骨山》报道,汝南县十九店仓库主任付伯明,把平时积蓄有待荒年放赈的积谷一千五百余石小麦信手挥霍,盗用一空。预计从此时到麦熟,每人只要有一斗小麦便足以维持生命,也就是说一千五百石小麦可以救活一万五千人。因此,《汝南日报》大声疾呼:“如果判傅伯明的罪,便是应判杀死一万五千人的罪!”确实,“如果这一千五百石谷不吞到他一个人的肚子里,汝南街头的灾民准会被收罗得干干净净。”汝南县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自将公仓小麦盗卖五万九千斤。这些小麦都是他们私自以大斗大升剥夺来的,国家并没有多得到一粒,人民却是额外增加了五万九千斤粮食的负担,“谁也不敢保证,在新堤的土里躺着的没有它们的主人!”“‘人民馨其所有,贡献国家’,那是应该的。为了抗战建国大业的完成,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这是如何可怕的事!”[20]#p#分页标题#e#

范长江在其通讯中指出四川旱灾的扩大化与某些权贵有着直接的关联,“最下游的西岸,苍崖翠壁间罗布着无数的琼楼玉宇。熟悉的人可以指出哪一座是某将军的住宅,哪一座是某要人的娇窝。每座宅第动辄花费几万几十万的建筑费。这些钱是怎样来的,与现在吃树皮草根泥土的灾民有绝对的关联。”[3]561许多文学作品都描写了赈灾过程中的阴暗面,使得灾民得不到应有的救济,致使灾荒愈演愈烈。蒋牧良的小说《雷》借雷电这种自然现象,含蓄巧妙地揭露了一些放赈的官员借救济灾民发灾难财的真面目。赈灾的官员乔世伦在赈米中做手脚,倒进了许多河沙和糠秕,把两百担米当作三百担发,从而克扣了一百担。被人们称为大慈善家的赈济专员韩八太爷,偶然之中发现了乔世伦的秘密,于是就装神弄鬼、趁火打劫,把一百担米的收据抢到自己的手中,并且命令装米的船只连夜开回城里,侵吞了乔世伦克扣下来的赈米。小说结构十分巧妙,通过一个喜剧性的情节,把一群赈灾当中发昧心财的小丑形象置于雷电的庄严道义审判之下,无情地揭露和嘲讽了救济当中的腐败现象。林淡秋的小说《散荒》描写了灾荒之年,政府宣布“散荒”来救济灾民,人们满怀希望地盼望着政府散荒官员的到来。可等到头却是空欢喜一场,每家每户只能领到几升米,对于灾民来说等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农民阿六就向散荒人员提出抗议,要他们加米、加钱或要衣服,在毫无结果下就和他们吵骂起来,被官兵用枪托打伤,并抓了起来。阿六嫂听到这一消息就昏了过去。

等她醒了以后,愤怒地把别人代领来的赈米倒进了污水沟里。灾民在事实面前终于明白,政府的赈济只是欺骗愚弄人民的把戏,在灾难面前他们逐渐醒悟过来。石灵的小说《捕蝗者》描写了农民遭受旱灾,接踵而来的是严重的蝗灾。李三老爹一家与蝗虫展开了顽强的搏斗,拿着面盆挥舞布条在田里来回奔跑驱赶蝗虫,可由于蝗虫太多,任凭他们怎么驱赶也无济于事。而这时家里又传来不幸的消息,县警察队开到乡下如狼似虎地催缴“清乡费”,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牛强行牵走了,逼迫家人拿钱去赎。结果,李三老爹衰弱多病的身体经受不住这接二连三的打击,死在了驱赶蝗虫的田地里。他的两个儿子只好借钱交了清乡费去赎牛,然后卖掉牛来安葬父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蝗灾过后,县长竟然告示,派专员下来监督灭蝗除害的工作,还要求人们务必殷勤招待。小说辛辣地讽刺了反动当局在天灾面前见死不救,反而对农民进行无情的掠夺,揭露了他们“救灾除害”的欺骗行径。易巩的《杉寮村》描写了广东潮汕地区客家农民的苦难生活,揭露了那些虚伪、凶残的政府的赈灾者,他们不顾灾民的死活,借灾荒之际大发灾难财。豪绅陈瑞庭和李庆材成立了“潮州义民救济会”,而客家乡长张明达等人也成立了所谓的“平粜委员会”,名义上是救济灾民,其实是打着救济的幌子中饱私囊,榨取灾民的血汗钱。

张明达的平粜委员会从县里领来一百石救济米,一部分留给了乡公所,一部分凭买米证假公济私地平粜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了,后来还把这些平粜米走私贩卖到沦陷区大做投机生意。许多客家人恳请潮州义民到陈瑞庭的义民救济会购买平粜米。穷苦的张阿婆也拿着三元钱去找堂表侄李庆材,想以“潮州义民”的名义买一斗平价米。李庆材实际上并不打算救济灾民,而是拿报名入会的灾民所交的钱去帮陈瑞庭“买禾花”,也就是乘灾民在青黄不接之际以极低的价格把他们田里的稻子买下来,收获后归自己所有。一场台风毁坏了田里所有的稻子,给杉寮村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办理平粜救济的张明达乡长由于贪污走私平价米连夜逃走了,而收买灾民禾花的陈瑞庭和李庆材也相继携款潜逃。张二婆经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发疯了,经常追着人哭叫:“还我钱来!还我谷来!”在这种腐败虚伪的赈灾活动中,神经失常的张二婆是许许多多灾民的化身,他们在鬼魅横行的世界里苦苦挣扎,成了国民党统治区司空见惯的一道风景线。

沙汀的小说《县长》描写了一个在灾民身上打主意的县长的形象,揭露了政府对灾荒之下的灾民竭泽而渔,讽刺了统治者暴虐无耻的统治行径。康县长到灾区上任,做梦也没想到这里的情形会这样糟!在清查各项款子后,看到实在没有什么油水可捞就开溜了,让县政府秘书贺熙自己的县长职务。这个县长对本地出现的严重灾情没有什么作为,只是喜欢每天拎着一串咸肉到百姓家中做饭。他借“为地方保存点元气”的幌子,贴出禁止灾民出境的告示,但又不能供养他们。他派联保主任带人把守要道,禁止灾民外出逃荒,每个灾民要交出五角钱的买路费才允许出境,以至酿成民变,几条破枪根本挡不住愤怒的灾民,他们把联保主任打得头破血流。他想到了劝诱灾民买票候赈的计划,大声嚷道:“瘦狗还要炼他三斤油!”“小说结尾这种一针见血的语言,使全篇的题旨升华到一种象征性的哲理境界,它既形神毕露地写出了这个‘贫寒老爷’盘剥民脂民膏的卑鄙嘴脸,又画龙点睛地戳穿了民生凋敝的旧中国环境中当权者竭泽而渔的末代暴君式的统治权术。”[21]322

民国文学范文3

(一)西北政法大学高度重视民法课程在法学学生研习中的基础性作用,开设了必修与选修相结合,从基础理论课到案例研习课等不同层次的民法学课程,为民法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西北政法大学最初开设的案例型教学课程为民商事案例评析。后来,该课程逐步演进为案例研习课程,课程的人数也由原来200至300左右逐渐压缩降低至50人左右。目前卓越法律人才计划的推行使得学校民法小班授课日益成为现实,进一步为民法案例教学的展开创造了条件。

(二)西北政法大学倡导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民法研习风气,倡导并支持教师积极投身法律实践活动,锤炼了教师的法律技能,也为教师开展案例教学提供实践支撑与积累

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师中很多都是法律事务所的兼职律师(还有一些教师兼任西安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有着丰富的从事案例处理及诉讼的经验,并在律师实务及工作中积累了大量有切身体会而且生动、具体的典型案例。典型案例的积累使民商法学院的教师能够有的放矢地针对实务问题进行案例教学及司法实践经验的传授。此外,西北政法大学积极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实务部门联合,推行了选任青年教学担任法官、检察官及其助理的制度,进一步为青年教师积累司法实践案例进行案例教学创造了实践条件。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下设有民商事判例法研所,专门从事民商事案例的收集与研究工作,并广泛联系法院与检察院等司法实务部门,组织实践调研及典型、疑难案例的探讨等活动,为案例教学的展开创造了理论与实践对接的平台。

(三)西北政法大学在教学中注重民法的实践导向,开展多层次、多方式、多参与的民法案例教学,全面注重提升学生的法学素养及应用能力

在民法基础课程的学习阶段,针对学生刚刚接触民法,对民法的理论及司法实践均比较陌生的特点,我们注重针对学生的特点采取相对简单的编写性案例来启发学生的思考、激发学生民法学习兴趣、传授学生法律思维方法并锻炼学生应用民法基本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初步能力。在民法教材编写方面,韩松研究员主编的《民法总论》与《民法分论》教材中都针对相关民法问题撰写了大量的民法案例,以便学生能够从理论到实践以及从实践到理论的相互对应,避免出现抽象地向学生灌输民法理论的倾向。案例教学法具有和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从而组合生成新的教学方法的优势。案例教学法根据其实际应用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可以细分为案例实例列举论证教学法、案例评析教学法、案例讨论教学法、案例模拟实务教学法以及案例实训教学法。案例实例列举论证教学法是指在传授理论的同时,应用短小精悍的案例对理论进行讲解或者进行论证,对民法的基本理论进行说明以增强学生的理解及应用能力。案例评析教学法是指通过对一个或者几个民法案例进行评析,讲解案例的分析过程及分析思路,让学生通过学习来学会民法思维的应用。案例讨论教学法是指在学生掌握了民法案例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后,让学生通过分组讨论等方式来进行案例学习,从而全面提高学生的协作、法律思维与法律应用能力。案例模拟实务教学法是指让学生通过模拟法庭辩论等案件处理的实际过程并从中学习。案例实训教学法是指让学生在课余时间直接实际参与教师正在处理的案例过程中,与教师平行参与案件的相关处理工作,并让其通过与教师实际处理结果及文件的对比来学习相关案例处理的实际技巧。目前各类案例教学方法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教学实务中都在被不同程度的采用,笔者将结合自己从事民法学及合同法理论与实务的授课实际探讨案例教学法在民法教学实践中的实际效果。

二、案例教学在民法基础课程教学中对学生能力提高的状况实证分析

(一)我们开展了民商事案例的收集整理及理论分析工作,采取一定的形式进行案例呈现,全方面提升学生的技能

案例教学的展开,需要有丰富的案例资源储备。目前大量的法律案例节目为视频案例的收集提供了条件。笔者与学生一起搜集了《中国法庭》、《律师说法》、《今日说法》、《法律讲堂》、《经济与法》等节目相关中的民商案件的视频案例,并对相关案例采取视频方式进行呈现,引导学生对相关民商事法律问题、诉讼实务法律问题及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同时,笔者与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北京盛庭律师事务所等律师事务所合作开展了具体实务案例的整理及总结工作,对具体实务案例进行分析整理,为民法教学积累实证案例素材。在案例的整理中,我们以民法法律关系为基础对相关案例进行分类处理,将涉及相同法律关系或者案由的案例归为一类。在案例教学中,笔者往往会同时要求学生对一类案例进行视频观看、诉讼文书及判决文书阅读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思考。例如对于目前司法实践中多发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笔者会要求学生观看并阅读一组案例,在此基础上针对民间借贷纠纷中的举证及证据认定问题、高利贷问题、涉及刑事案件中的民间借贷问题的处理等问题进行思考。

(二)在民法学基本理论学习过程中,案例教学法可以作为传统讲授教学法的补充,达到引起学生的兴趣、思考,深化学生对民法基本理论的理解与掌握的目的

民法学是法科学生重要的必修课程,但其高度概念化、抽象化、逻辑化的特点往往会让初学者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学生理解与应用民法学的知识必须要将其还原为现实的生活原型,让学生从现实的视角来理解复杂而抽象的民法概念与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民法理论的应用。目前西北政法大学法学本科生的民法学总论课程一般在一年级下学期开设,学生们在此以前一般仅仅学习过法理学导论、宪法等法学课程,对法学基础知识掌握不多,也缺乏相应的民法生活经验积累,在这种背景下更需要进行案例说明论证,增加学生的感性积累并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从现实生活中的案例娓娓道来,如同讲故事一般让学生将民法学基本理论与具体案例结合起来,让学生在愉悦的生活中感受无处不在的民法的非凡魅力,对于学生建立起对民法乃至法学的兴趣至关重要。案例是导入民法课堂基本知识,引导学生带着问题学习与思考的重要手段。在民法基本理论教学中,通过民事案例进行导入可以达到更好地引起学生兴趣、好奇心,甚至思考与质疑的目的。例如笔者在讲解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时,通常会给学生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设案例:一位富有的老妇人与一只狗相依为命,老妇人在临死之前留下遗嘱,死后将其名下一千多万财产全部赠归狗所有,问该狗可否成为千万富狗?如果不能,老妇人可以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达成心愿?该案例引导学生对权利能力概念的思考,因为狗不具有权利能力,不能成为法律关系主体,所以不能成为千万富狗。同时,第二问启迪学生去思考法人制度构造的实际应用。实践证明,通过该案例导入自然人权利能力等教学内容,很容易达到教学目的。在确认成果掌握阶段,举出恰当的实际案例(司法考试案例)并通过提问、回答及追问的方式进行交流,可以达到巩固教学成果并深化相关理论问题的效果。

(三)案例教学法不但可以提升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提升学生表达、协作及其理论研究方面的能力

针对实际案例,学生需要掌握寻找案件争议关键点,并就案件争议关键点进行法律分析与相关观点论证,最后得出结论的案件处理方法。《中国法庭》具体运用了这一案件的处理方法,展现了法庭审理的具体过程并且通常伴有专家点评,适宜于作为案例教学入门材料。在合同法理论与实务的课程中,本人一般会要求学生利用课上及课后的时间观看《中国法庭》的若干案例,逐步掌握寻找案件关键点,并对关键点进行法律分析的案例分析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面向实践逐步加深。此后,本人会先后给学生呈现一些真实发生的法院判决案例,让学生研读法院判决的事实经过及其相关关键点分析,在此基础上写出案件问题的评论,最后得出结论并与判决作比较。如果在就案例的相关观点出现争议后,就展开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探讨争辩,由学生最终评选出一个恰当的观点,再由教师进行评析。“教师在评述各组答案之后,或者给出自己的答案,或者仅只指出学生观点的错误及不足之处,并提示学生继续思考与探究”。民事案例的特点使民事案例教学可以很好的和小组教学相结合,甚至可以实现辩论教学。民法分论课的学习过程,本人鼓励学生自己或者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案例,分析该案例的争议点及其法律关系、制作幻灯向其余同学展示并讲解该案例,最后由教师对该案例进行补充与评论。在案例教学中,让学生分小组去寻找案例,讨论案例,并作成幻灯片去讲解自己采集到的感兴趣的案例,这可以全面锻炼学生团队协作、法律思维分析、口头表达等能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与相互之间的认同度。在此以后,教师针对学生讲解中的关键性问题进行评议、补充,更能加深学生的印象,有利于学生更加清晰全面把握问题的关键及分析思路。现实的民事案例中正好有原告及其人、被告及其人、法官等不同的角色,而且不同的角色还需要撰写不同的法律文书,参加到法庭辩论的不同阶段。因此,通过案例的提供要学生扮演相关角色投入辩论中就顺理成章。在案例小组教学及其争辩的实际中,本人在课堂中采取了将教室的位置划分为原告及人组、被告及其人组、法官评议组,每一组在教室位置固定的方法,固定学生的身份及其思维视角,让学生长期从一个视角进行思考,长期强化同一职业的思维方式。“案例教学更接近法律实务,在教学的互动中更能仍学生们接触到与学习到法律实务中的各种技巧与方法,这将促使他们更快地融入到社会实践中去,无形中也增加了他们的竞争力。”实证课堂展示,在案例的小组讨论及辩论中,学生的思维力、独立性、创造性及集体认同性都得到了发展。

三、结论

民国文学范文4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1年1月~2014年7月在本院接受诊断与治疗的30例过敏性肺炎患者,男女比例19∶11;患者年龄25~73岁,平均年龄(50.00±5.21)岁。所有病例都存在持续性、间歇性抗原暴露史,时长0.3~11年,平均时长(6.00±0.58)年。

1.2方法

给予所有患者针对性诊治措施,对其各项结果进行详细记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胸部高分辨率CT情况,包括支气管是否出现扩张症状、磨玻璃影、蜂窝肺、实变影、网格影、肺小叶中心分布结节影以及马赛克征等。②患者的临床指征、转归情况、治疗方案及预后效果。③支气管肺泡灌洗液T淋巴细胞、经支气管肺活检其病理特征等,具体包括细支气管炎、非干酪性的肉芽肿以及肺间质大量纤维组织增生等。

2结果

2.1临床指征

所有患者中,出现4例急性病例,20例亚急性病例以及6例慢性病例。患者的临床指征主要有:4例体重减轻、25例呼吸困难、4例发热、16例咳嗽以及12例咳痰等。其中,发热症状常见于亚急性病例与急性病例中,体重减轻症状多在慢性病例出现。予以血气分析后表明有25例病例存在低氧血症,检查患者肺功能后,表明有27例患者为肺弥散功能出现障碍,有23例患者为通气功能出现障碍。

2.2影像学信息

给予患者胸部CT诊断后,有22例患者的双肺呈现出弥漫性的磨玻璃影,以片状、斑片状为主;有19例患者的双肺呈现出弥漫性的肺小叶中心分布结节影,且边缘较为模糊;有13例患者气体陷闭;6例患者呈现出网格影,或者是伴随着蜂窝肺。

2.3病理情况

①给予4例急性期病例经纤维支气管肺活检之后,其病理特征显示为支气管壁、肺泡壁均出现水肿,常见于间质炎,肺嗜酸性粒细胞浸润症相对偏少,且患者的肺泡腔中存在着炎症细胞,同时也渗出少许蛋白。②亚急性期20例病例接受经纤维支气管肺活检之后,有14例病例的间质内呈现出坏死的非干酪性肉芽肿,而胸部高分辨率CT则表现出典型性肺小叶中心分布结节,还有6例病例为支气管炎。③6例慢性期病例中,接受开胸取肺病病理活检的有2例,可发现纤维化的细胞灶,而其胸部高分辨率CT则表现出网格影联合蜂窝肺。其余4例病例接受支气管肺泡灌洗检测。

3讨论

民国文学范文5

2009年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为突出中职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特色,少数民族中职语文教育必须在重视学生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基础上,形成以“全面素质、综合职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能力”为目标的现有中职教育理念,努力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素养。综合素质不仅包括审美、创新素质培养,针对少数民族中职学生来说,还包括许多更重要的如重拾信心、积极的心态、自我制约能力、健康的个性等德育方面的内容。

(一)让学生重拾成功的信心,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由于少数民族中职学生大多数来自农村家庭,经济状况普遍不好,加之学生本身成绩不理想,经过中考的打击或者根本没有经过中考而被直接分流到中职学校,自身的价值长期以来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所以这些学生普遍缺乏自信心,与人沟通能力也较差,不爱学习,出现破罐子破摔混日子的情况。因而帮助这些学生们在新的学习环境中重拾成功的信心,树立成功的信念,以便充分挖掘出他们的潜能,学会良好的生存技能,成为语文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该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特点,选择一些与他们有相似家庭出身或有相似学历背景的成功人士的事迹,作为学生励志的榜样。还可以多安排学生动手写作、动口讲述的环节,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勇敢地发言,讲述自己喜欢的人、事、物等等,对学生的发言与写作采取多鼓励多赞扬的方式,让学生感受到成功的希望,被认可的态度,这样便于他们更快更好地找回信心,树立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

(二)培养较强的自我制约能力与健康合群的自我个性

很多少数民族中职生因为父母长期外出务工等特殊原因,父母长期无暇管教或疏于管理子女,使他们养成贪玩、自控能力差等不良习惯,有的学生甚至自我封闭,性格孤独怪僻。而自我约束力欠缺,生活散漫,意志力比较薄弱,学业上不思进取,责任心不强正是影响其无法学会职业技能,形成良好生存能力的致命因素。因此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健全的人格教育应该成为我们语文教学的内容,可以多选取古今中外杰出人物通过对自身长期以来要求严格,不懈地努力不断追求才获得成功的例子来感染学生,同时,在教学环节中多设计学生之间协作完成的任务,培养学生沟通交际的能力,还应对学生的课堂考勤、作业、纪律做严格的要求与记载,以督促学生形成严谨的学习与工作态度,团结合作的集体观念,锐意进取的生命活力和坚强的意志力,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永不停息的拼搏精神和跳出现状的批判创造精神,为其将来职业生涯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职业语文能力的培养

由于少数民族中职学生文化基础普遍较差,加之学校教学条件也相对落后于中东部的中职学校,这些中职毕业生要想在社会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实用职业技能的培养尤为重要。语文课教学更应突出职业技能培养的特色,学生的学习要满足未来职业岗位的实际需求:

(一)强化学生应用写作能力的培养

当今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文字表述已经成为处理、存贮、传播、交流信息的一种主要的手段和媒介,应用文写作成为十分重要的实用技能。所以应用写作能力已经成为毕业生必须掌握的一项基本技能,换句话说,它已经成为学生就业的一种竞争手段。常见许多单位批评中职毕业生连请假条也不会写,这充分说明利用中职语文课程培养学生应用写作能力的重要性。

修订后的中职语文教学大纲也要求从应用文文种和写作要求两方面对教学进行强化。要求便条、单据、书信、启事、通知、计划、总结、求职信、应聘书等应用文写作种类必须入选我们的中职语文教材,同时,我们应该根据各专业的特色,有侧重点地选择不同种类的应用文进行教学,如工科、理学专业的学生掌握如计划、总结、报告等日常事务类写作就可以了,而经济贸易专业的学生可以适当增加如经济合同、标书、市场调查报告、广告等经济应用文类写作文体,而法律专业学生可以增加如诉讼文书类的应用文写作,做到“以就业为导向”的要求。

(二)强化实用口语交际能力的培养

学生除了能写,还要会说,表达准确,语言文明,仪态大方,交际能力强,这不仅仅是单纯说话技巧的体现,本身也是一个人思维能力、知识水平等个人整体素质的体现。部分少数民族中职学生由于生活环境、语言交流障碍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普通的口语表达交际能力不强,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语文教学,充分提高学生这方面的能力,这样不但可以锻炼学生的思维敏捷性、灵活性和逻辑性,而且还可以帮助学生找回自信、重拾信心,为将来成功就业,谋取更大的发展修炼扎实的内功。根据新大纲的要求,我们的中职教材应加入介绍、交谈、复述、演讲、即席发言、应聘、接待、洽谈、答询、协商、讲解、采访、讨论、辩论等训练项目,这些都是未来学生在工作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口语表达交际项目。特别是演讲与辩论项目,是最容易提高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教学内容,我们除了讲解相关的知识技巧外,还可以在课堂或课外,模拟如竞聘、述职等现实场景,要求学生在现实场景中扮演相关的角色,进行竞聘演讲与现场述职,这样既可以锻炼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也能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另外,在课外,我们可以多组织学生辩论会,鼓励学生参与观看,努力快速地提高学生语言表达技巧与能力。

(三)注重学生阅读与欣赏能力的培养

少数民族中职学生相对来说阅读面窄,知识积累不丰富,视野也不够开阔,因而,在语文教材的编排上,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是不能或缺的。如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现当代的新诗中可选择一些经典的篇目要求学生背诵,从孔孟、老庄、司马迁、唐宋八大家到现当代的鲁迅、老舍、郭沫若、朱自清,还有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沙翁、近代著名大师雨果、巴尔扎克、列夫托而斯泰等等,他们的作品都可作为学生课内外阅读欣赏的内容,以丰富学生的文学知识储存,培养学生的阅读与欣赏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学文化修养。同时,在教学模式的安排上,应尽量避开单纯的认字识词的基础知识教学,应该让教材的课文成为学生自身感悟、得到人文思想的熏陶和感染,提高人文品位,调动学生内心的人文关怀的佳作名篇,因而要求老师在讲解时不要一味的灌输,机械的分析,而只起恰当的点拨,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多诵读、多感悟,多思考,多谈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能加强学生敏捷、准确的“语感”能力,切实地提高学生的审美感悟能力,阅读与欣赏能力,增强自身的内在气质修养。

三、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渗透

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文化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语文教育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少数民族地区中职语文教学中还要特别关注少数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经济文化等,可以将本地区本民族特色文学作品、文化民俗、旅游景区、特别是成功人物的事迹编入教材中,给学生一种贴近生活的亲切感,这样既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使学生对自己本民族本地域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样打造出的少数民族中职生必须具有自己的品牌特色,将来通过学生的流动宣传,也可以将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民俗等广为传播,这是双赢的教学模式。具体来说:

(一)将文学作品及文化习俗、民间工艺等的介绍融入教材内容中

将文学作品及对文化习俗、民间工艺等的介绍融入教材中,能使学生在学习语文基础知识的同时更加深对本地区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以湖南湘西地区为例,湘西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在湘西文学作品选择方面,应首推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这部唯美小说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同时更多的向人们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其次,古华的小说《芙蓉镇》打破了唯美的模式,通过湘西芙蓉小镇的风云变迁史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寓政治风云于世态民情的风俗画、一曲哀婉而又严酷的山乡民歌,字里行间浓缩进作者对乡里乡亲乡镇浓厚的爱恋情怀。除此之外,湘西土家族、苗族地区有许多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习俗、民间工艺,如土司文化、丧葬嫁娶文化、祭祀文化、苗鼓、民族歌舞等文化习俗,挑花、织锦、银饰、泥哨、竹编、马尾斗笠等民间工艺,这些都是本土文化中的精品,民族文化的瑰宝。我们可以将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及反映民风民俗和民间工艺的历史、特色或制作流程等的优秀文章纳入语文教材,使学生学习了解,还可利用课外时间组织以“弘扬、传承民族文化”为主题的各种形式的专题活动,如指导学生实地考察、走访、参观,了解本地区本民族杰出人物、民族风情、民间工艺等,还可组织作文比赛、演讲比赛、手抄报比赛等,通过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提高学生对本地区文化特色的充分认识。

(二)将本地区旅游景区介绍融入教材内容中

少数民族地区自古以来自然风光奇秀,集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之大统,风景名胜区众多。如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区,著名景区就有张家界、凤凰古城、中国南方长城、里耶古城、猛洞河漂流、王村(芙蓉镇)、文学大师沈从文故居等。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张家界为例,它是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溪峪风景区、天子山风景区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风景区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做为湘西中职学生来说,必须对这些著名风景名胜区及其相关的知识有较为系统的了解,这既是内在知识储备的需要,也是增强自身竞争能力的需要,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知识纳入语文教材,也可以将这些知识做为音影资料在课堂中播放,或者课后专门组织学生观看欣赏,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三)将本地区本民族杰出人才的事迹融入教材以鼓舞激励学生

仍以湘西为例,湘西地区人杰地灵,俊才辈出,先后涌现出众多的杰出人物,如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以沈从文、萧离等为代表的湘西著名作家群,现代著名画家黄永玉,现代民间工艺美术家叶水云,现代著名歌唱家宋祖英等。这其中许多知名人士出身也比较寒微,他们的成功都经过自已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是自身不畏艰苦、不怕艰难,勤奋努力的结果。他们的成名经历、特别是那些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奋斗故事,完全可以做为入选语文教材的内容,用来激励学生向杰出人物学习,坚定信心,相信自我,不断向着成功进取奋进。

民国文学范文6

关键词: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文化;特征

引言

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并非是纸面上或口号上所倡导的“方略”,应是有学术质量与思想质量的衡量准则。假使文学理论研究只停留在口号、纸面上,将毫无意义,更别说社会意义、学术意义、文学创作意义。要充分突出文学理论体系构建的意义,我们就不得不从文学理论任务、文学理论互动与对话、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化特征等角度出发,深化研究层次。其中基本任务、互动与对话是其民族文化特征建构的抓手,是文学理论多元化发展的前提。

一、文学理论的根本任务

我们在构建文学理论体系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现有的知识框架中聚焦和设想文学理论的任务。其实在中国封建王朝时期,便有古人对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譬如《论语》中诗歌可以“怨、群、观、兴”、可以“识草木鸟兽之名”,现在来看,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我们仅仅从《论语》的角度出发,探究文学的功能、意义、任务,似乎又太过简单。文学所蕴含或拥有的价值、意义远非如此。当时的知识水平与文学表述,与当时的诗歌发展状况是相对契合的[1]。然而在现代社会,我们在深入探究文学理论时,却不能将视角局限在古代,应融入现代语境,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和机理,解释文学理论所探究的基本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发现,人类认识、改造并影响世界的方式,通常有精神实践、宗教、理论及艺术等。文学理论通常负责解释“艺术”改造世界的意义和方式,简而言之,就是以文学为抓手,阐释或探究民族的文化记忆和审美想象。其中的文化记忆,是建构我国历史表述的关键内容之一。但需要解释的是,本文所探究的历史表述并非真实发生或实存的历史,而是与历史有差异或者虚构的叙述。实际发生或存在的历史,是历史学家所要探寻或解决的问题。历史表述则与历史真相有明显的差距和差异,但为什么这种历史表述会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拥有鲜明的作用?则需要我们从审美的历史意义的层面来分析。通常来讲,文学理论既要深入阐释审美历史和审美本身的相对性和形成机理,还需要明确意识形态与审美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个问题便涉及到审美、想象力及主体与审美相互联动的特质。鲁迅先生曾指出“用文学改造民性”。他所设想的审美是促进新社会主体形成与建设的根本,因此鲁迅的审美包含着“反抗的感性”,涉及到深层次的意识形态。虽然“反抗的感性”在相关学科中难以得到突出和强调,然而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却拥有着举足轻重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是文学理论探究“历史表述”价值和意义的基本抓手。特别在近现代的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的“改造价值”或者说是“掌握世界的价值”,能够得到突出和彰显。在深层面的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将审美进行细化,努力探求审美的内涵。明确审美想象力在表达方式上的基本特征和特点,其中符号体系与文学形式是审美想象力的结果,反过来符号体系又塑造了审美想象力,深化了主体与符号之间的关系[2]。在现代社会,我国需要深入分析传播工具、符号及体系之间的联系。科技的发展为各类新型的审美符号塑造奠定了基础,这些符号又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方式与感觉方式。譬如电视、电影等,而这些都是现代文学理论需要深入研究的侧面。此外,我们还需要探究的是文学批判。文学批判形成了新的文学阐释。文学阐释又是现代阐释学的主要分支,拥有诸多的学派,如符号学派、精神分析、历史批判等。阐释学的研究突破是优化文本的阐释方式。传统的阐释方式较为多元,能够为文学价值的多元化阐释奠定基础。简言之,就是不同解读者在解读文学作品时会有不同的结果,解读角度不同也会得到新的、不同的解读结果。然而从悲观的角度来分析,如果特定的文本拥有无限的解读版本,那么人们现有的沟通体系便会崩溃。如果解读文本只有一个或少数几个,虽然能够方便人们沟通,但依旧不够全面。所以现代文学阐释需要一个框架,将文学文本纳入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使其阐释出的形态内涵、思想理念更加准确。而这便是文学的再创造或再生产过程。综上,文学理论的根本任务是阐释艺术掌握世界的机理,其关键所在是探究文学的历史表述,核心是审美历史与审美的表现形式,但需要在现代阐释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优化和完善。

二、文学的互动与对话

文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论证“应当存在”或“已经存在”的文学。这种论证主要包括道德、文化、社会、历史的基本观念,需要深入阐释情感、人性、生命、美、善、真的内涵。文学理论作为现代知识阐释的重要学科,必须与相关学科进行对话,譬如法学、经济学等学科,通过相互参照、相互呼应、相互制约与相互修正,明确文学的价值和内涵,同时也能为文学理论研究的社会价值彰显提供必要的依托和基础。让文学学科的内容能够被相关学科快速吸收和消化,被利用和整合。有关“文学理论研究指导文学创作”的观点“鲜有提出”,但却有存在。因为文学理论与文学创造的视点有所不同,文学理论探究的是更宏观的命题,而文学创造则挖掘微观的“情感、思想及内涵”。譬如文学理论是从社会学、美学、人文学、历史学等角度对文学文本进行宏观探析,是对文学表现形式的剖析;文学创作则从人物、事件等微观层面对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背景进行“反映”“烘托”和“暗示”。因此,文学理论研究的性质是“理性”,文学创作的性质是感性。但文学创作过程中所蕴含的元素和要素较为广泛,普遍涉及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生态、医学等诸多的层面。现有的文学理论研究如果以传统的分析方法、研究方法,挖掘文学文本中所蕴含的“多元要素”,显然不现实,也不够充分,更会存在诸多的偏差。所以,文学理论研究必须与其他学科交融起来,以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或研究成果来探究文学文本所隐含的“内容”。如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探究文学文本中所涉及的民俗、风俗,可以帮助文学理论研究者获得文化层面的研究成果。譬如《论语》《三侠五义》《镜花缘》《老残游记》等。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究明清拍案小说中的情节、人物及内容,又能为学者明确明清时期的社会风貌提供支持与帮助。因此,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文学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和互动,拥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如果换个角度,将文学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和对话看作挖掘文学本质的抓手,则这个抓手在某种层面上,将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必然趋势,因为文学理论研究取决于文学创作[3]。文学创作不仅仅是创作者通过艺术形式将自身的思想、情感及价值取向进行呈现的过程,而是对特定社会场景、历史语境及文化特质进行“描绘”的过程,它不像文学理论那般拥有较高的“论断性”“推证性”及“专一性”,而是通过对覆盖多种元素的“实物”进行描述,使其展现出来的过程。展示过程可能涵盖社会风俗、人文理念、文化行为、文化肌理、意识形态等多层面的内容和要素,是创作者在潜意识或有意识中对社会或历史的客观反映。因此,这便促成了近代阐释学多元化发展的结果,即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由于文学创作所蕴含的要素或内容较为繁多,而通过文学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和互动,可以为文学理论研究者挖掘文学文本所展示的多元内核拓宽方向,所拥有的学术价值较为鲜明。所以,这种“对话”与“互动”,必将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趋势。同时,也将成为文学理论研究发挥社会价值的根本所在(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被其他学科所吸收和利用),但这种互动和对话,必须拥有较强的指向性,如文化特征较为明显的文学文本,需要融入文化学科的知识,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地理性较强的文本,需要融入地质学研究内容,如《山海经》《徐霞客游记》等。如此,文学理论研究的针对性便能得到提升,文学价值彰显便得到了保障,文学阐释便得到了固定的视角、框架和指引[4]。

三、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化特征

文学理论是伴随历史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拥有着不同的表达范式和理论体系。现代语境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全球化”与“现代性”构成了较为庞大、宏观的历史平台。无论文学理论研究者是否愿意,都难以绕过这个特定的“舞台”,假如文学理论研究不融入这个平台,而是进入一个“虚无”的乌托邦,将会导致文学理论所探究的问题丧失意义和价值。这里的意义和价值就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在社会发展、时代建设中的价值机理。但既然进入了这个“平台”,我们就必须明确这个平台为文学理论研究所提出的问题,必须明确这个平台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互动性与竞争性。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突出文学理论研究的民族文化特征[5]。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源,涉及范围较为广泛,跨越时间较长。譬如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受关注程度较高,并且在五四时期发生了转折和变革。先秦以来,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较为丰富,并且形成了诸多的“重要范畴”。然而在现代文学出现后,这些范畴便逐渐消失;20世纪中叶,中国文学理论逐渐被西方所覆盖,这种状况是我国民族遭遇全球性与现代性所产生的结果,包含着某些特定因素。然而却依旧遗留下诸多的问题,即现代的文学理论已经难以探究和解释我国古代文学现象和问题,难以明确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机理。因为不同的文化蕴含着不同的思想体系,西方文学理论是植根于西方思想体系的,对我国文化的解释或阐释价值较为薄弱。因此,我们需要构建出属于我国的、独有的、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通过突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民族文化特征,提升中国文学理论阐释的价值。譬如在互动和对话、基本任务实现的层面上,都能发挥出显著的现实作用,使中国文学理论在学科交流与历史表述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自身所独有的功能。在微观的角度,民族文化特征不仅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性,而且将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体系恢复过来,以现代语境来优化和改进,使其拥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特点,使其能够从古代、现代、本土等多个侧面,探究和挖掘文学文本的基本内涵。通常来讲,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视野,是彰显我国民族特殊性的精神方位,能够在解决问题、阐释问题及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彰显中国智慧的思想性、创造性及创新性。而拥有中华民族特征的文学理论研究体系,可以更好地实现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目标和根本任务。根据相关研究,笔者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文化特征应包括如下几点:首先是彰显民族的文化视野,拥有持续的思想性。根据文学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能够发现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历史表述与审美历史是其任务的基本表现形式。然而在微观层面上,这种历史表述却存在诸多的民族性差异。譬如“反抗的感性”,便与我国近现代的历史境界有关。因此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我们应以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文化视野为抓手,明确其中的传承性和连续性,使其有别于西方的文学理论,从而突出文学理论自身的民族文化色彩。其次,拥有我国当前的思想方位。在全球化视野下,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必须突出中国当前的思想方位,在中国现代语境下阐释文学文本、促进文学理论研究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沟通。而当文学理论拥有我国当前的语境或语义,能够突出中国当前的思想方位时,其所拥有的民族文化特征也便愈加明显、愈加清晰、愈加突出。而从狭义的角度出发,我国文学理论研究应提高对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手段和方法,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探究,从而在内容层次上突出文学理论研究的民族文化性。譬如文化思想特征、文化形式特征、文化制度特征、文化价值特征等[6]。

四、结束语

民国文学范文7

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应然性需求和实然性缺失之间存在较大鸿沟,开展国学教育,促进大学生基于民族文化知识习得的认可和自信,及对民族文化价值的探索和体悟,推动基于文化自觉的民族文化传统践行和升华,具有深远意义。同时,需要构建大学国学教育课程体系,拓展国学教育阵地,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和巩固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

关键词:

国学教育;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信仰;文化自觉

当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掀高潮,深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价值伦理精粹的民族文化正在激起更多的文化热点和社会关注。各个层类的有识之士本着重铸民族精神,传承优秀民族价值观的宗旨,直面社会痼疾,反思百年来西方文化的冲击和破坏,寻求和实践优秀民族文化保存和弘扬的途径。而这其中,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民族价值观念和伦理精神)教育,培育当代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筑牢文化复兴的主阵地,尤显急迫和意义深远。笔者结合攀枝花学院《国学基础》课程教学实践和思考,来讨论这一主题。同时,需要提前解决的问题是“信仰”这一概念的厘定,“信仰”一词指基于民族文化自信和礼敬的对民族道德精神的体悟和研修,进而达到践行优良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强。

一、当代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培育的意义及其实然性缺失

大学生是我们民族复兴事业的生力军,也是民族文化传承和振兴的主体,青年兴则国家兴,大学生是否具备基本民族文化知识,是否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历史有基本的理解和尊敬,能否自觉体悟和研习民族文化精要知识,能否弘扬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伦理观,做到厚德自强,信义担当,既是大学生自我文化心理成长和人格健全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大学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更是应对民族文化危机和道德沙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基础和动力。虽则培育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的意义不言自明。然而,考察当代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的现状却让我们倍感心灼。根据笔者平时观察,与大学生交流,以及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在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应然性需求和实然性缺失之间鸿沟较大。一是对民族文化认同不够,惟西方文化为尊。多元文化特别是打着民主自由幌子的欧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严重冲击青年一代的文化观和信仰基础。许多大学生对民族文化认同性和自豪感严重不足,对来势凶猛的外来文化分析辨别能力不足,盲目认同西方社会的生活和娱乐方式,看美国大片,听外国歌曲,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等风靡大学校园,而深具民族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的传统节日在大学校园里反倒显得冷清,对西方文化过分的依赖和崇拜;二是传统文化知识缺乏,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强调,基于对本国历史的了解应对本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1]钱穆先生所言“本国历史”与民族之精神、传统之文化密切关联,极力批评民族文化。而今日部分大学生群体,对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冷漠疏离;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伦理道德和文化精神一味地排斥,否定民族文化的世界意义和当今价值,崇尚实用、功利、享乐,认为华夏传统文化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已经一无可取之处,应当求助于先进的技术工具和西方的契约精神。这造成了伦理道德失范,也忽略了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寻。大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以上两点反映了当今大学生在民族文化信仰上的缺失,这要求我们创新思路和方法,在青年大学生中间开展内容丰盈、形式多样的国学教育,努力培育大学生民族文化意识,重拾民族文化信仰,重振中华民族精神。

二、国学教育促进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培育的三个维度

一是基于民族文化知识习得的认可和自信。构建民族文化信仰是对大学生不良价值观的重塑,而这样一种关乎民族文化命运的培育过程是以大学生对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知识的掌握和习得为前提的。必须让我们的大学生迈进国学的“门槛”,并且“徜徉”在处处经典的传统文化的大观园里,在我们教师的讲解和引领下,体会民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精髓,才能促使他们认识到我们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璀璨壮美,产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可和自信。知识是敲门砖,更是一扇窗,通过国学教育(在这里,国学教育指的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干,以儒家道德为主体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授和弘扬),大学生能够发现除了影响世界进程的四大发明,我们还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意志品质,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德,有“见素抱朴”、“上善若水”的人生哲理,有承载中华民族文化和心理的汉字,有数不胜数的文学高峰和熠熠闪光的文学作品,有蕴含人生况味的琴棋书画,有厚重辉煌的人类历史,有无可比拟的工艺技术,还有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这些不仅在产生的时代不逊色于西方的历史文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比他们更稀缺,更先进,更符合人的自由发展,更利于应对当今世界性的难题和人类的困境。有了这样的认可,大学生才会有更理性的分析比较,不会一味地盲目崇拜,一味地排斥拒绝,激励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用于应对外来文化的洪水猛兽,体悟民族文化的不可多得。二是理解基础上的对于民族文化价值的探索和体悟。文化信仰和传承是一个民族的核心,深层次来看,民族文化信仰的培育并不主要在于实物和文化典籍的传承,虽然必须有这种载体,但更主要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和价值观的传递,“构成民族特征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只有经过心理传承的过滤和整合,才能为该民族的社会群体所共识”。[2]“国学代表了中国浩瀚五千年文明积淀中的核心价值,代表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精神成就。”[3]而且,毫无疑问的是教育的主体是作为自由个体的大学生,所谓的“深入人心”靠的是大学生对种种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自我评判和体悟,以及再生产、再复制性质的探索,探索隐藏在国学知识里的真、善、美。民族文化的超越时代性需要传承主体的探索和体悟,进而形成个体和群体共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信仰。因此,国学教育在达到知识传授的目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促使大学生在精神和心理的维度去理解、接纳、体悟中华民族文化。三是基于文化自觉的民族文化传统践行和升华。“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知晓该文化的诞生、形成过程,知晓该文化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了解该文化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了解它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简言之,就是要有正确、健康的文化观。”[4]基于认知和体悟的民族文化自觉更利于大学生发扬文化精髓,完善道德素质。尽管信仰关涉人的终极价值和文化心理,但正如体现为宗教仪式活动的宗教信仰一样,民族文化信仰应该在大学生的日常行为和生命实践中呈现出来,因为信仰必然靠着它指导下的(实践)行为才成为这样一种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承认其存在的精神活动,反过来,一种活动会产生并巩固一种文化信仰。所以,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的培育和巩固,必须也必然会由认知和体悟递进到实践行为。从知识类型来讲,国学教育中不仅有理论性和思辨性的知识,同时也蕴含了丰富的应用型和技术性的知识,在吃穿住行、人际交往、修养生性等方面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指导,能在行为失范、自我迷失的时候对大学生进行矫正,更能在无路可走、面临挫折的人生关口提供一种来自灵魂的支持。

三、国学教育开展的可能形式及相关问题探讨

大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开展国学教育,以国学精华来培植大学生群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信仰。一是构建大学国学教育课程体系,开设国学教育相关课程,我们已经看到席卷全社会的“国学热”已经开始在大学校园蔓延,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已经开设了国学或传统文化类的院系、专业,出版了多种国学类教材,着力培养民族文化领域专业型的精英人才,希望藉此引领整个大学及全社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研究和探索。对于更多的高校来说,受限于师资及办学类型多种因素,以通识课的形式开展国学教育更具普适性,受众面更广,效果也更好。但在此种普及型的国学教育开展过程中同样需要不断加强师资建设,丰富国学教育的课程门类,既要有概要性的国学课程,帮助学生走近民族文化,认识民族文化,理解民族文化;更要从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以及服饰、饮食等各个方面有条件地开设国学类课程,以及专题性讲座扩展广度和深度,形成系统,便于大学生选择符合自己审美兴趣的课程进行研修。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学教育更要走出课堂,以灵活多样的活动形式亲近大学生,要把国学教育及传统文化弘扬作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借助社团等学生组织,借助传统民族节日等契机,将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和时代性有机融合,将国学精要与大学生课外活动结合起来,益智益趣,使民族文化的魅力以一种可观可感可参与的形式呈现出来,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民族精神和巩固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还需要澄清的问题是民族文化信仰和民族意识的区别。民族意识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是民族共同生活体长期积淀和内化形成的民族本位观念,强调的是一个族群的生存空间、生存利益和繁衍存续,是构成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指向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而民族文化信仰则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是民族意识的基底,是个体对群体精神生活的积极向往,由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和礼敬能够升华为一种明确的民族观念。信仰产生力量,信仰同时具有一种排外特性,尤其是在今天全球化的语境下,培育民族信仰一定要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培育大学生民族文化信仰不仅仅是为了本民族政治利益和生存权益,同样也是为了作为全人类财富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不是站在对立面排斥外来文化,而是在借助民族文化信仰的力量丰富我们的民族特色文化,使其在人类生活共同体视阈中具有更广泛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王发奎 单位:攀枝花学院发规处

参考文献:

[1]钱穆.国史大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4:2.

[2]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14.

民国文学范文8

1.1学校层面

和普通的高校相比,民办高校的办学水平有限,而且办学体制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办学时间较短,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上都体现出一定的劣势。但是,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学风建设工作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所以,在规范学风建设方面要得到相关工作人员的重视。民办高校的学风建设的力度应该更大,不仅要积极做好学生的出勤考核工作,还需要对违纪现象采取严厉的惩处措施。但是,多数的民办高校对这一问题认识程度不够,在教学和学校建设中导致了严重的问题。

1.2教师层面

从民办高校教师队伍的建设中可知,有些教师仍然缺乏教学工作经验,或者是只能在课堂上讲解课程的相关内容,进行深入地研究就存在着较大的难题。另外,讲课形式不灵活,思想观念落后等都是较为常见的现象。久而久之,不仅会降低学生学习的自主性,还很容易损坏学风,扰乱学术研究的范围。可见,来自于教师本身的问题是比较明显的,产生的后果也较为严重。所以,要着重从这方面入手来建设良好的学风。

1.3在学生层面

从民办高校的生源上来看,都是由于高中的基础课程学习没有达到相应的标准,基础课程相对较为薄弱,所以,他们的学习动、学习方法以及学习的主动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劣势。在实际的工作中可能会出现急功近利或者是态度不端正的问题。学生的这些表现对于学风的建设会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

2民办高校学风建设的重要性

民办高校学风建设是提高民办高校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它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影响着民办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直接影响民办高校的未来发展。加强民办高校的学风建设,是增强民办高校的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强有力措施,是提高民办高校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是实现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永恒主题,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3新形势下加强民办高校学风建设的建议

要加强新形势下民办高校学风建设需要从制度、学生、教师以及校园文化等多个方面来采取措施。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制度建设为本

从民办高校建设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们进行制度建设是做好学风建设的首要任务,也是促进学风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民办高校之所以没有形成完整和规范的制度体系,主要是由于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通常情况下,规章制度是一个学校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增强学生自身控制力的重要途径。如果,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自主约束能力相对较差,那么很难形成一个完善的教学环境。因此,要在实际的管理中,提高管理制度的科学性,将具体的责任落实到教师和学生的个人,同时还要采取相应的奖惩制度。具体来说,要对学生的出勤考核问题记录规范,同时要严肃考风考纪。积极开展与严肃校风有关的文体活动。将制度建设工作进行实施,同时还应该根据学生的学习特点以及性格特征等来建立相应的规范制度,发挥日常行为规范的作用。

3.2学生为主:明确学习目标,调动学习积极性

在学风建设中,学生是学风建设的参与主体和主要实践者。学生具备正确的学习动机和浓厚的学习兴趣是良好学风形成的根基。而学习动机和兴趣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经过家庭、社会和学校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培养与教育而逐步形成、巩固和提高的。有数据表明,在民办高校中,学生学习成绩下降现象主要从大一开始,大一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阶段。为此,学校应该在每位学生在进校后就开始指导学生根据个人兴趣、爱好、特长思考和规划未来发展方向,并以此设定各阶段的发展目标,做到长规划,短打算,有目的有意识地丰富和锻炼自己,变被动应付式学习为目标明确快乐主动的积极式学习,这不仅有利于塑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也为学生顺利就业打下基础。

3.3教师为根:以教风促学风,教学相长

学风建设的好坏,与教风密切相关。民办学校应切实加强师资队伍和师德师风建设,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促使教风与学风良性互动。首先要抓师德建设,引导教师热爱教育事业,加强自身的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修养,以教师的职业魅力为学生树立良好榜样;其次加大教育改革力度。在教学内容上,要根据民办高校的培养目标强调讲课内容的基础性、先进性和应用性;在教学方法中,提倡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参与式的授课方式;再者要强调从严治学。学院教学督导组和各系领导要经常到课堂听课,组织教师进行教学研究、讲课比赛等活动,推广先进教学经验和方法,同时通过学生评教、教师互评等一系列活动,督促驾驶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

3.4校园文化为王: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学风蕴涵于一定的校园文化之中,校园文化是学风的重要载体。首先,要致力于校园人文景观建设,通过建筑、雕像、园林等实物打造文化校园品牌,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其次,要经常举办学术报告和讲座,开拓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面;组织学生开展各种学习竞赛、科技大赛、学习研讨等活动,让学生在娱乐中受教育,寓教于乐。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