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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范文1
近年来，大陆学界部分人士不遗余力地在鼓吹“民国文学”这个概念，并试图用它取代久已使用且已约定束成的“现代文学”这一概念。鼓吹“民国文学”较早的张福贵就明确声称:“‘现代文学’的称谓必然被取消而最终被定名为‘民国文学’。这是一种不言自明的未来事实。”［1］ 另外一些学者也在“民国文学”的影响或刺激下提出了现代文学的“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说法，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或“共和国文学”的概念也得到主张或强调。 “民国文学”当然不是“民国时期的文学”之简称那么简单，也决不可能“只是一个时间性命名”，“是中性的”［2］。从它被正儿八经地当做一个概念提出和鼓吹，就可看出其背后带有某种“意味”。这种意味当然主要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而主要是“文学意识形态”或“学术意识形态”方面的，如“民国文学”说对“现代文学”及其中的“现代”等价值性概念的攻击，“民国文学”、“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概念对民国的国体和政体之于文学的影响力的不切实际的夸大，以及它们所主张的文学史分期标准和界限中所蕴含的历史观与文学史观方面的问题。放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看，这些问题显然是非常重要且必须加以厘清和辨正的，否则会有扰乱学界耳目，制造新的学术泡沫之虞。 一、关于“现代文学”中的“现代”问题 “民国文学”的主张据说主要是源于对“现代文学”这个既有概念的政治意识形态内涵和狭隘所指的不满，是试图还历史上的文学以丰富多元的本来面目，并拓展学术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在赵步阳等人眼中，“‘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其内涵与外延一直以来都有某种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其包容性也不够”［3］。张福贵认为，“现代文学”这个概念在过去强调的是政治意识形态标准，或者过分突出了“现代化”、“现代性”、“新”这样的价值或意义标准，从而具有了较多的排他性，呈现出“意义的单一性与判断的先验性”特征;而“民国文学”作为中性的命名，不限定任何的意义评价，所以具有内涵的多元性和边界的开放性，可以将更多的文学对象纳入研究范畴。［4］ 王学东也认为，在过去的文学研究实践中，“现代”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纠缠和扭结”在一起，“使现代价值以政治判断为尺度和归宿”，导致文学史视野的狭隘，因为“现代”无法容纳和整合文艺以及言情、侦探、武侠等旧通俗文学、旧体诗词等对象。［5］ 这些针对“现代文学”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但也只是部分的事实。 就“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而言，它在早期(20世纪50—70年代)是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作为依据的，是专指发端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终结于1949年的新中国成立这期间的具有“革命”、“进步”等政治属性的“新文学”。这样的“现代文学”确实是狭隘的与政治化的，但这一时期的“现代”除了上述政治内涵，也还是一个相对于古代、近代而言的时间概念。就时间维度而言，“现代文学”这个概念也是有生命力的。到20世纪80年代，“现代”中原有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逐渐消散，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这样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现代化”的提出强调的是现代文学之于古代文学的变革及发生、发展的“世界性”背景，强调的是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同步性，这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样的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当然超越了狭隘的政治意识形态，所指对象更为广博，所以它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等概念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等文学史著的主要价值视角。紧随“现代化”之后，兼具社会学与美学双重意义的“现代性”这一概念也从西方传入中国大陆学界，并日益得到普及性使用。可以说，自“现代文学”概念产生以来，其“现代”就有两个方面的所指，一方面是指时间，另一方面则是指性质、价值评价等。就后一概念维度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早已脱离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语境，而且学界在使用它们时往往也赋予较为宽泛的涵义，让它们颇有用武之地。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学界也越来越淡化“现代文学”概念的性质维度，而强化其时间维度。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人在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1998)一书的《序言》中就着重强调“‘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即使谈到其性质时，也只作了“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这样笼统的界定，表明他们并不想被“现代化”、“现代性”这些概念束缚住视野和手脚。所以他们花了较多的篇幅谈论武侠小说、通俗文学等过去曾被视为“旧文学”的内容。自此以后，许多中国现代文学的史著与教材也都给予旧派文学、通俗文学以相当的篇幅。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学界已在自觉突破狭隘的“现代”性质的框限，尽量拓展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地和范围。在这样的背景下，某些论者还以“现代文学”曾经有过的狭隘性作靶子，借此托出“民国文学”概念，已属时代错位，并无多少积极意义了。而且可以预计，无论怎样鼓吹“民国文学”，它也不可能取代早已成为使用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这个概念。 尤其需要分辩的是“民国文学”鼓吹者们对“现代”这个价值概念的攻击和否定。有人放言:“必须走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魅惑，为‘现代’去魅是当下文学史书写极为迫切的问题。扬弃‘现代文学’，正是为现代文学寻找新的增值点。”［6］似乎不打倒“现代”，就无法推进文学史研究和书写了。问题的要害是，“现代化”、“现代性”等价值概念对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的发展而言究竟有无价值?其实即便是这位“现代”的祛魅者也不得不承认，“现代”概念及其主导的现代文学体制体现的是与国际学术发展接轨同行的必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论域对中国文学研究具有巨大的整合力和渗透力。所以，90年代以来，用现代性来界定现代文学，已经成为认可程度相当大的学界共识。而且，“现代”、“现代化”、“现代性”等并不只是学术性话语，也是历史事实，晚清以来中国先被动卷入然后又主动参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社会发展进程也反映在了同一时期的文学之中。既然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性的现代化潮流与背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质疑和否定蕴含“现代化”、“现代性”之类含义的“现代文学”这个命名呢?我们为什么要轻易抛弃这样一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并做出过巨大的历史贡献的概念呢?#p#分页标题#e# 当然，“现代化”、“现代性”的价值倾向确实有一定的排他性，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哪种文学研究或文学史视角是不含有任何价值基点的。 倡导文学史研究的多元价值观或所谓的价值中立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以否定或“现代”这一价值立场为前提，否则那还是一种多元价值观吗?其实，即便是“现代性”这一价值概念也是极具弹性与包容力的:李欧梵不就从晚清的“鸳蝴”文学、旧派文学中读出了某种“现代性”吗?不是有“审美现代性”与“世俗现代性”这两种维度之说吗?在“世俗现代性”(即“现代化”)眼中应该排斥或否定的某些文学对象，如沈从文和废名那种具有保守的传统田园风格或道家式的原始自然人性观的文学，不也能在“审美现代性”的视角下得到观照吗?“现代性”的概念中又可派生出“反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些说法，同样也能为扩大文学观照的视野做出贡献。 “民国文学”论者们所担心的“现代”涵义的狭隘性与排他性，及可能导致的“现代文学”无法整合某些类型的文学的担忧实在是有些杞人忧天或夸大其辞了。就近二十余年的现代文学研究实际而言，我们也看不到“现代”、“现代性”这些概念或视角造成的所谓束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的后果。正如秦弓所说:“现代的旧体诗词、文言文学与通俗小说，不仅在历史时段上属于‘现代’，而且其创作动因、社会与心理内涵、审美形式的变异及其影响，都程度不同地具有现代性，因而，尽管目前仍有学者坚持绝对排斥的立场，但现代文学界越来越趋于将其视为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尝试将旧体诗词纳入视野，研究现代旧体诗词的论文时有发表，专著至少已有两种问世……多种文学史著作为通俗小说列出专章专节，梳理通俗小说与新文学小说交织并行与互渗互动的历史关系，阐释前者或隐或显的现代性因素……”［7］确实，现代文学学术的发展早就已经走出了“民国文学”论者们所指责的视野狭隘、价值偏颇的阶段，而论者们似乎对这些已经发展了的事实视而不见，老是盯着过去，用“现代文学”不好的出身和过去来否定其现存的价值，而其目的不过只是为了证明“民国文学”概念的必要罢了。这一打一捧之间，实在是枉顾了历史事实，显得不那么厚道。 显然，如果不是把“现代”、“现代性”这样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隘的话，是不必担心它们会束缚住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手脚的。好像还没有多少持“现代性”立场的文学史家或研究者宣称不能将“鸳蝴”文学、旧体诗词之类的旧文学或的“三民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之类纳入文学史，也不能对它们进行研究。“现代”、“现代性”等概念还没有霸道到这种排他性的程度，只是因为文学史著的容量毕竟有限，而且史家们的视野和精力也有限，所以导致此前大多数文学史著、教材都显得视野狭隘、内容单调。批评或反思过去文学史研究或书写中的问题是可以也应该的，但不能不顾事实地将靶子对准“现代”这些概念，让它们成为替罪羊。退而言之，即使“现代”的视角遮蔽了某些文学史对象，有把原生态的复杂的文学现场简化的后果，对这种后果也不应过分夸大。毕竟，20世纪以来，最能代表中国文学发展主流和主要价值意义的，还是“新文学”与带有“现代”意味的文学，“鸳蝴”文学、旧体诗词之类确实并没有太多的文学价值与文学史意义。如果我们不是想把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得越来越厚，庞杂到无所不包的程度的话，如果我们还承认文学史研究应该有起码的价值选择与经典意识的话，实无必要过于看重旧体诗词、旧派通俗文学之类。 以旧体诗词的文学价值和在当时的实际流通而言，即使入史，也顶多只是边角余料的角色，不能占有多大地位。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将那些怀疑并试图颠覆已有的文学经典的批评流派称之为“憎恨学派”，认为他们的理论和说法大多只是“以怨恨为共同特征”，而“在这种怨恨中是没有陌生性和原创性的”［8］。上述攻击“现代文学”的“民国文学”论者就很像是这种“憎恨学派”，他们的主张和说法也并没有多少陌生性与原创性，其价值和意义不应高估。 二、文学史命名的依据:文学形态还是国体、政体 “民国文学”或“民国文学史”的命名据说也是为了与中国文学史命名的传统接轨。丁帆声称:“翻开一部中国文学史，从古到今，其文学史的断代分期基本上是遵循一个内在的价值标准体系———以国体和政体的更迭来切割其时段，亦即依照政治史和社会史的改朝换代作为标尺来划分历史的边界……”［9］ 还有人称:“对于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来说，朝代是中国文学分割的重要临界点，也是一代文学风格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民国政治视野下来呈现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便是对此一时期文学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我们看到，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清文学，成为了中国文学阐释的体系和格局，这也就成为民国文学必须背靠的一个清晰的时间维度和重要的文学传统。以‘民国文学’来命名20世纪文学的发展，实现了这一时期文学与整个中国文学内在一致性，也弥合了‘现代文学’带来的断裂。”［10］上述与“传统”接轨说其实是相当机械与落伍的学术思维和理念的反映。在今天我们的任何学术研究都已与世界接轨，都已接受过欧美先进学术思想和方法的洗礼之后，还固守古代学术传统，不能跳出王朝政治观的束缚，实在令人失望。正如雷纳•韦勒克所指出的，文学史不是社会政治史，也不是编年史，因此不应该以社会政治或自然编年时间作为分期的依据，“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11］。而显然，从“文学规范”或“文学形态”的角度来看，只有“新文学”作为一种独特规范或标准而得以成立，并与之前的旧派文学、半新不旧的“新小说”之类相区隔开来，也与之后的“十七年文学”区隔开来。“新文学”的主流或主导传统就是“启蒙”意识、个性自由意识等，也就是郁达夫所谓的“人的发现”。而要溯及“新文学”的源头与背景的话，那首先也是欧美日的外来影响，而不是所谓的民国国体或政体。晚清以来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形成的外来的现代政治文化思想和文学熏陶构成“新文学”发轫的基本源泉和发展的基本动力，即便“三民主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所谓的民国精神也还是来源于欧美日。所以，以一个“民国”的国体或政体是框不下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p#分页标题#e# “民国文学”的鼓吹者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即过分夸大了“民国”这一国体和政体对于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丁帆说:“中国文学为什么从古至今都要按朝代划分呢，其答案却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在中国，有哪个朝代的文学突破了政治文化所给定的范畴呢?!”［12］这个理据用以指中国古代文学尚可，用以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某些时段(比如1949—1976)亦可，用于指民国时期则大有问题。古代文学的发展受王朝的影响极大，王朝的兴衰，王朝的政治、文化、经济政策和状况对文学面貌的形成和兴衰有极大的影响。而现代以来的中国则看不出“民国”这一国体或政体对文学的发展拥有像古代王朝那样的影响力。由于民国政权的无力与统治的松散，所谓的民国政治文化其实是多样与混杂的，北洋政府、、共产党、伪政权推行的肯定不是同一种政治文化，民间百姓、统治者信奉的政治文化与知识分子信奉的政治文化(如欧美民主、自由思想等等)恐怕也并非一回事。在这样四分五裂的政权背景和多样混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所谓的“民国政治文化”又是指什么呢?即使有这种文化，在民国政权不能将其力量施展达到的区域(如沦陷区、解放区)，它们还能起作用吗?制约和影响现代文学的主导文化当然是知识分子信奉的现代文化，它与民国政权关系不大，倒是与世界背景关系更紧密。 质而言之，对现代文学最具影响力的毋宁说是西方文学，而不是“民国”的国体和政体。某些人却不顾这样的事实而随意夸大民国政府的影响力，宣称:“‘民国文学’背后的政治力量主角是民国政府及其主宰者。民国文学的发生、发展、生成、流变是与民国政府的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文学所产生的根基，所生发的原点，只源于民国的这一生存空间……‘民国生态’之下的生存体验是触动一切文学活动和文学创作的扳机……”［13］“只源于”、“一切”这样独断性的措辞，本身就显得没有逻辑严谨性，更遑论学理问题?真不知道这样的“民国文学”框架如何能够容纳郭沫若、郁达夫、闻一多、李金发、艾青等众多留学日本、欧美的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 同样，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或“共和国文学”的确切所指也应该加以厘清，而不可乱用和泛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体和政体虽然在1949年之后的某个时间段内确实制约和主导着大陆文学的整体发展样态和格局，但自1985年以后，大陆文学也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世界化”和“去政治化”的自由多元发展格局之中，就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发展实际看，着实看不出它们与共和国国体、政体有什么必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共和国文学”之类称谓最多只能用于指称前三十多年，而不能包括其后时段的大陆文学。 在“民国文学”的讨论中还产生了“民国史视角”、“民国文学风范”与“民国机制”这样的概念，其论者也在某种程度上犯了上面所说的夸大国体、政体的文学影响力的弊病。丁帆声称:“我所指的‘民国文学风范’就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特指五四前后包括俗文学在内的‘人的文学’内涵”［14］。然而，五四文学传统跟“民国”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种直接对应的紧密程度，它并不完全是从“民国”这个国家实体中土生土长起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学习而来的(想想初期的留学生文学)。所以五四文学并不专属于“民国”的产物。此外，将“风范”这样的褒义词与“民国”挂钩也与大多数人对“民国”的情感认同和形象认知相违。同样的道理，李怡所谓的“民国机制”———包括“三民主义”等所谓的民国政治精神遗产，民国的经济形态、法治形态、教育模式、出版传播体制等外在的社会体制，以及知识分子在体制下的生存选择与精神状态［15］，也并非“民国”的特产和首创，追根溯源的话还是西学东渐、洋务运动的后果，是清末梁启超、孙中山等人即已开始肇造的结果，实在不应该把功劳都归于一个“民国”。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上处于世界文化与文学的大潮流之中，在大部分时间里是与世界潮流亦步亦趋的———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时期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化运动，而不是与民国的制度或政策亦步亦趋。一个“民国”的国界无法框限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生存的全部空间，“民国风范”、“民国机制”也无法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或大部分面貌、特征与性质。 在世界性的潮流冲击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特质确实是非常鲜明的，这也构成了它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显著区别和成就，而用“民国文学”来取代“现代文学”就好像是要用一身破旧的衣服来拼命包裹和遮掩原本光鲜的身体，事实上也是包裹不住的。如果说，台湾作为“民国”的遗产继承人出于自尊自荣的目的理当有“民国文学(史)”这样的东西，我们大陆似乎不必要也不应该去抢“民国”这身破衣裳。这倒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价值评判与历史眼光的问题。 “民国文学”的命名不仅遮蔽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世界背景，也无法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空间分裂问题。当时的台湾和“满洲国”都是日本的殖民地，它们实际上并不属于“民国”，“民国文学”怎么能够涵盖这些地域的文学呢?当然，“民国文学”的鼓吹者可以狡辩说“民国文学”只是“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学”的简称，但问题还是存在，“满洲国”傀儡政权或许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香港作为租界其自然属于“中国”，但日本人通过战争从清政府手中合法割去的台湾从属于“中国”吗?众所周知，人们通常都是在国家、疆域的意义上来使用“中国”这个概念的，“民国文学”严格来讲指的是发生在民国的土地上的文学，这当然包容不了那么多对象。“民国文学”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空间难题的概念，其价值又有多少呢?三、大历史观与大文学史观问题“民国文学”概念除了针对“现代文学”，据说还是为了为了将早已过去的民国时期(1912—1949)文学“历史化”。汤溢泽便提出，“有必要把文学按‘民国文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时序‘历史化’，使中国文学谱系完美无缺。”［16］而在笔者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直到今天，其主导文学范型并未出现明显更替或转变:“新文学”所确立的小说、新诗、散文、话剧的文类格局，所使用的以白话为主体的现代汉语，所确立的基本思想主题(如人性、人道、社会、人生)和价值诉求(如民主、科学、个性、自由、平等)，甚至基本的文学题材(乡土、都市)都没有什么显著的更替。今天的文学就其大体而言依然是“新文学”的自然发展的结果，“新文学”并没有成为过去，它的大部分基因依然流淌在当下文学的血液之中。所以，自20世纪初叶直到当下，都应该属于同一个还没有结束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命名为“现代”。而且，即使要在“中国现代文学”这个大时段之下细分出更小的文学时段，也看不出作为“民国文学”时间上限的1912这个年份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1912年这个时间节点明显缺乏文学意义，远不如1902、1917这些年份。#p#分页标题#e# 而且，以具体的时间节点作为文学史分期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日渐落伍与丧失积极意义的做法，体现的是文学史观与文学史思维的僵化与不思进取。张福贵认为以“民国文学”这个时间性概念来命名，“具有时间的明晰性”［17］。陈国恩认为“民国文学”的好处在于:“民国文学的起止点是非常明确的，不像现代文学，由于强调现代性，加上现代性的判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使有统一标准，把它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史中也会产生不少分歧，因而现代文学起于何时至今还存在争议。”［18］王学东也不满于“现代文学”所指的模糊:“现代的时间限度何在?现代文学是否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维度的呈现?也就是说，在现代文学的时间框架上，它的起点何在?终点何在?”［19］丁帆也强调应该以1912年为界，之前的“晚清文学”属于“清代文学”，之后的文学称为“民国文学”［20］。而在笔者看来，这种以具体的时间节点作为文学史分期界限的陈腐做法早就应该改变了。朱寿桐在这方面就开了一个好头，他主编的《汉语新文学史》(2010)完全打破了按年份进行文学史分期的陈旧做法，而是代之以“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这样的模糊了具体时间节点的文学史分期描述法，使文学史以流动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21］ 在这样的文学史分期做法面前，目前某些文学史家还在为现代文学应该起始于哪一年，是始于1887—1990年间［22］，还是始于1895、1898、1912、1917年而争论不休，实在并没有多少意义。 以“民国(1912—1949)”这一时段来给文学史分期还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即割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不能反映文学发展演变的实际轨迹。就像许多人都已谈到的，“当代文学是现代文学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23］ 即:所谓“十七年文学”只不过是“左翼文学”的不断夸张和放大而已;而“文学”则是“革命文学”走向溃败与灭亡的归途而已;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也不过是在“文学”的废墟上试图重新回到“五四文学”原点的梦想而已;九十年代以后从“身体写作”开始的消费文化特征的文学现象，与二三十年代具有现代派特质的“私小说”和“洋场文学”也有着本质的勾连。1949这个年份虽然割裂了现当代，但也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个年份对文学的影响确实较明显。相比之下，1912这个民国起始的年份就问题很大了。 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实践、晚清报刊的兴起与发达等等作为现代文学的萌芽与前奏，其重要性就不容忽视，而一个1912年的民国建国年份就将此前的文学划分为“清代文学”，似乎晚清文学就不具有现代性，就与之后的民国文学关系不大，这实在难以让人心服。用“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这等于是消解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中国文学”等概念并在文学研究实践中贯彻“新文学整体观”的努力的意义。这显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是学术史上的反动和逆流，应该坚决予以批判。 以上我们对这些年来许多人鼓吹的“民国文学”及相关概念进行了一番简单的梳理与辨析，发现“民国文学”、“民国文学风范”、“民国机制”这些概念或者难以成立，或者缺乏说服力，甚至还可能有害。当然，为了将已经过去的那些文学时期历史化(而“现代文学”是个还在进行中的过程，还没有下限)———我们可以一般性地、权宜性地采用“晚清文学”、“民国时期的文学”这样的称呼，但不能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来提出和使用“民国文学”这个概念，毕竟“民国文学”是带有特定意味的概念，并不只是“民国时期的文学”的简称这么简单。而且，目前我们需要的不是标新立异地创设一些无用的概念来徒乱耳目，而是需要认真检讨我们的文学史思维和理念，需要用大历史观与先进的文学史思维来观照和处理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这样就会跳出一些并无多大意义的枝节问题的纠缠，少浪费一些精力在无谓的学术炒作之中，从而真正有利于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文学史撰写。
民国文学范文2
关键词：民国文献 修复 数字化
1.民国文献保护的现状
1.1民国文献的定义
对于“民国时期文献”，目前还没有严格的书面定义。多数专家认为，“民国时期文献指的是形成于1911年至1949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各种知识和信息的载体”。涵盖图书、期刊、报纸、手稿、书札，还包括海报、老照片、电影、唱片以及非正式出版的日记、传单、商业契约和票据等。[1]
1.2民国文献的保存不容乐观
民国文献据初步估算，数量超过了存世的古籍总量，它们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藏书机构。目前民国文献的收藏情况非常不容乐观。2004年底，国家图书馆完成了一项“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成果，调查显示，国家图书馆珍藏的67万册民国时期文献老化、损毁现象相当严重，其中达到中度以上破损比例的占90%以上，尤其是一些民国初年的文献更是100%地破损，不少文献甚至已完全失去机械强度，有些看上去品像尚可的书刊却一触即碎，根本不能提供阅览，亟待抢救和保护。其实，这种令人揪心的状况不仅仅限于国家图书馆，而是普遍存在于全国各省、市一级的历史较为悠久的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a.纸张酸化影响
我国目前现存的各个历史时期文献中，民国文献保存难度最大，甚至难于古籍线装书。民国时期正是手工造纸向近代机械造纸和印刷阶段过渡的时期，造纸材料混杂，机械造纸制浆工艺落后，文献用纸多用机械磨木浆纸和酸性化学浆纸，纸张的酸性强，质量差，保存期短。加之民国图书的装帧多为所谓“洋装书” 形式，由于当时的装帧工艺很落后，在使用过程中也很容易造成破损。据国内一些专家研究，民国时期普通报纸的保存寿命一般为50至100年，民国时期图书的保存寿命为100至200年，也就说，如今现存的民国图书期刊，大都已经达到或接近保存寿命，如果任由发展下去，收藏于国内图书馆的民国文献很有可能在50年至100年间消失殆尽。
b.保护手段落后
从理论上讲，档案馆、图书馆的库房，应该具备恒温（18℃－22℃）、恒湿（50%－60%）、避光、防尘的存放条件，西方先进国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实施并普及。我国由于国力不够强盛，经济力量有限，政府对文献保护的投入很少，主要用于民国以前的古籍保护，而对于民国文献，档案馆、图书馆则因长期受制于经费、馆舍、技术、设备诸种因素，根本无法与国外同行相比。以目前古籍收藏情况而言，只有少数珍、善本能达到恒温恒湿的存放标准，大多数图书馆的古籍图书不过是存放在相对于普通书架来说密封程度好一点的书橱、书柜里，再通过用芸香、芸香草、灵香草、樟脑、烟草等药物防蠹；通过通风、曝晒、使用防霉剂等方法防霉而已，而保存期更短的民国文献则连这点待遇也享受不到。
c.思想观念滞后
在过去的50——100年中，我国档案馆和图书馆界对民国文献几乎未采取较为科学有效的保护性措施，一方面，大家一般认为越是古代的文献越珍贵，忽略了民国文献自身的参考利用价值，少有人认识到民国文献保护比古籍珍善本保护更为急迫；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内外文献保护修复研究也有了新进展，但在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都大为改善的情况下，似乎人们在更热衷于盖图书馆新大楼和强调加快建设数字化图书馆的同时，却忽略了对民国文献的保护和利用。
2.民国文献科学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1必要性
1911到1949，短短38年的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接连发生，所以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新与旧，中与西各种社会思潮在这一时期汇集、碰撞而形成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一道特殊文化景观。民国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情况虽然败落，但思想文化却异彩纷呈，在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整理和继承的同时，西方文化又强烈地影响着当时的学术思想界，广大知识分子的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形成了著述兴盛、流派众多、百家争鸣的新局面。尤其是马列主义的译介与传播，促使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壮大，并最终导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民国文献正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载体和社会巨变的原始记录，且距当今现实最近、关系最密切，我们今天许多事情都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都可以从民国文献资料中找到答案，其思想文化价值不在珍、善本古籍之下。
2.2可行性
民国文学范文3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视域；新移民文学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出现了移民热潮，大部分的中国国民开始移民海外，有的是为了定居，有的是为了工作、留学或者经商等，这些中国国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居住国外，并且在不同的国家申请了国籍，最终成为了一个移民。但是这些移民依旧深深的热爱着中国，在海外生活或者游学的过程中，受到国外知识与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自身的文学素养，并且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为新移民文学[1]。新移民文学不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了海外多元文化的影响，具有丰富的文化特征，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个人情怀与个性的抒发，属于一种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化。
一、新移民文学的兴起
新移民文学属于一种具有高度包容性的中国文化，它是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下的一种文化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移民潮”的影响。研究显示，从1979年开始进行计算，一直到2009年，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已经达到176万，从这一数据我们可以充分看出我国留学生数量出现显著上升的趋势，由于受到婚假、求职、经商以及留学等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会选择在海外定居，这就是新移民的主要组成部分[2]。这些出国人员属于新移民文化的主要创作者，相对于移民文学而言，新移民文学的创作主体是拥有丰富理论知识的文化精英，这一创作主体在中国国内的母语教育本身就较为完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西方资本主义有着较高的技术型人才需求，进而会使得大多数新移民作家涌向海外。这些新移民作家在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会思考异域文化的不同，因此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思考的主要方向在于自身的生活境遇以及对历史文化的深入思考。
二、当代文学视域中新移民文学特点
开创性属于新移民文学的一大特点，它具有独特的特色文学。相对于国内作家而言，新移民文学创作者的创造形式就具有很大的不同，它属于一种新的汉语形态，这种文学具有较强的先行性和前瞻性，属于全球化发展形势下的一种产物，这种文学的创作的主要方向为“散流”。相对于以往的移民文学，这一文学具有很强的差异性，不再将移民的恋乡情节作为创作重点，而是将大量国外文化融入到了文学创作中。在进行新移民文化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对待移民这一身份的态度以及自身写作心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写作态度能够在其创作中重点显现出来。这种新的创作态度不仅包括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而且也体现出了对新文化的开拓，其写作更加注重世界化与全球化，但是归根究底和中国当代文学有着密切相关性。它在中国当代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开拓创新，寻找出了新思路，但它依旧属于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新移民文学的艺术价值分析
新移民作家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部分作家会在满足了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后进行文学创作，向大众展示自己的异域生活，还有部分人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进行过文学作品发表，在定居海外之后，依旧会坚持文学创作，写作的主要内容为广阔的异域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母语文化，然后再经过不断创新，将异域文化向大众进行展示。多元文化性属于新移民文化的一大艺术价值。进行这一文学创作的作家主要分布于澳洲、欧洲以及北美洲，因此其写作风格也主要是对自身所处国家地区生活的一种思考。这种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异域文化积累与沉淀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真实的展现了海外生活。例如《金山》《扶桑》等作品，均是作家描写了自己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与境遇，进而将海外的地方文化向大众展示，也将中国人的情操与气节显露无遗。其次，新移民文学还包括对我国历史的思考，这些作家对国家历史现实通常会有较高的敏感度与关注度，在保障自己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将自身对国家历史变化的思考写出来。
四、新移民文学的意义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新移民文学不仅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包含了人性解剖性和历史思考性，而且这一文学是对异域文化和海外华人生活的思考，能够将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以及国家修养向全世界传播，不仅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颗璀璨新星。
五、结语
新移民文学不仅在世界文学舞台上大放异彩，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它站在世界的角度进行创作，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充分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民国文学范文4
0 引言
我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相互促进，共同进步。民族民间舞由来已久，它的发展是我国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真实写照，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情，是我国名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民间舞蹈不是简单的肢体动作，它蕴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每一动作都具有其特定的含义与神韵，因此，要想真正的学会民族民间舞，就必须了解其特有的民族文化，才能使民族民间舞形神具备。所以说，民族民间舞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学习民族民间舞蹈的过程也是接受中华民族文化洗礼的时候。
1 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民间舞蹈也具有多种样式，并且完整地保存于各个民族文化体系和文化形态中。民族民间舞蹈具有独特性，依据不同的民族文化使民族舞蹈语言也各有不同，因此进行舞蹈教学的时候先进行民族形态的渗透。民族民间舞蹈具有不同的肢体语言，在舞蹈教学的过程结合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和生活习性对舞蹈肢体语言进行解说，可以帮助学生有效区别各民族舞，掌握各民族的舞蹈特点，提高学生的舞蹈表现力。民族民间舞蹈不是单纯的肢体动作，它也是各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民族舞蹈教学的过程中，要提高学生对各民族文化的掌握情况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舞蹈表现力，重现民族舞蹈的精髓。
例如，我国民族民间舞中的蒙古舞，起源于蒙古人民群众中，其舞蹈节奏感强、肢体动作热情奔放，具有鲜明的蒙古特色。其中，蒙古舞蹈中女子的动作具有抖肩、翻碗等动作，表现了蒙古女子爽朗、热情的特点；蒙古舞蹈中男子舞姿挺拔、豪迈，展现了蒙古男子的健硕、阳刚，这都表现了蒙古的风土人情和生活背景。因此在蒙古舞蹈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让学生理解蒙古舞蹈中的热情奔放，充分地释放自我，这样的教学方式既有利于提高民族民间舞蹈的表现形式，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民族文化认知。
2 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民族文化渗透现状
2.1 在教学的过程中民族文化渗透部分缺失
在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过程中，很大一部分教师还是延续传统的教学方法，只关注舞蹈肢体动作的教授情况，教学较为死板，缺乏沟通和主动性。传统的教学方法消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教授内容死板、枯燥，影响舞蹈课程的教学效率。并且在舞蹈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没有对舞蹈背后的民族文化进行很好的渗透，致使学生的舞蹈表演缺乏文化底蕴的支撑，舞蹈表现力大打折扣。同时，学生对民族舞蹈背后民族文化背景的缺失，不利于学生对舞蹈肢体动作的理解，在学习的过程中也会影响教学效率。
2.2 民族舞蹈教师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不足
在民族舞蹈教学的过程中，一些教师受传统教学思想的影响，对学生文化素养的重要性认识不充分，忽略了此方面的教学。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更加渴求的是具有专业技能和丰富文化知识的综合性人才，因此在舞蹈教学的过程中也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上文中已经明确提出，民族民间舞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要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还要打破传统的教学理念，将民族文化与民族舞蹈教学充分地结合起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3 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民族文化渗透措施
民族民间舞蹈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弘扬民族文化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民族文化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也有较好的促进作用，两者紧密相连。但是从上文中可以发现民族民间舞蹈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很好地渗透民族文化，既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弘扬，也抑制了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效率的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以下措施，旨在提高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中民族文化的渗透，促进民族民间舞蹈和民族文化的双重发展。
3.1 改变民族民间舞蹈教师的教学理念
舞蹈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积极变革教学方法，树立全新的教学理念，在关注舞蹈肢体动作的同时，也要强化舞蹈理论知识的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还要正确认识民族文化对民族民间舞蹈教学的重要作用，使舞蹈教学更加的生动活泼，使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基础，增强舞蹈的表现力。
例如，舞蹈教师在教授朝鲜民族的舞蹈时，应该先讲述朝鲜民族的文化特征以及人文风俗，并分析朝鲜舞蹈动作所表达的具体含义，通过舞蹈动作的示范，展现朝鲜人们的勤劳、智慧，以及其含蓄、内敛的品质，既丰富了学生的文化储备，又提高了对舞蹈动作的理解力，提高了教学效率。
3.2 舞蹈教学课程中设置专门的民族文化培训课程，分解舞蹈动作
首先可以在课程设置上进行融合民族文化的设计，例如在每个舞蹈教学单元中，将与这一舞蹈对应的民族文化课加入其中，为学生制造深入感受民族文化内涵的契机。同时，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不仅仅是要学生单纯地模仿教师的舞蹈动作，还要对舞蹈动作进行深度剖析，因为民族舞蹈中的每个动作都是基于其民族文化而来，例如蒙古族舞蹈中的抖肩、柔臂等动作都是源于草原马背文化，蒙古族舞蹈中还经常出现模仿马和雄鹰的舞蹈姿态，这些舞蹈动作，都无不体现着蒙古族人民勇敢、豪迈的民族心态，因此我们在跳此类舞蹈时，必须将豪放、潇洒等情感融入于舞蹈中，通过民族情感的融入，自然而然地展现出舞蹈的神韵，而非单纯的模仿。朝鲜族民间舞蹈多用自身肢体模仿鹤的形态，在舞蹈中可以感受到朝鲜族典雅、飘逸的气质。
3.3 抓住舞蹈中的典型动作
上文中已经明确地表明各个民族舞蹈都具有自己的肢体语言，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并且可以通过具体的舞蹈动作展现出来。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根据各个民族的特点，抓住舞蹈中的典型动作，指出民族舞蹈的风格，进行着重教授，从而提高教学效率，提升学生对各个舞蹈的掌控力。例如，在进行傣族舞蹈教学的过程中，相对舞蹈的整体内容进行浏览，总结该民族舞蹈的特色以及典型动作，加重学生对这类舞蹈动作的掌握程度，提升整个舞蹈的表现力。例如，傣族舞中的“三到弯”是最具典型的代表动作，以点带面，提高学生对整个傣族舞蹈的掌控力。
民国文学范文5
[关键词]晚清;“五四”新文学;中国形象;重塑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进入了危机时代。曾在农耕文明时代创造过辉煌的古老中国,无论是从整体的综合国力,还是在所展示的形象上,几乎是一落千丈。如,刘铁云在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的《老残游记》,就把大清帝国比作一艘行在“太平洋”上即将沉没的“危船”,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曾朴的《孽海花》也以“沉陆”的意象,寓意晚清中国的衰败。这种由衰退而带来的“古老而又落后”的形象,一直缠绕在国人的心头,形影相随、挥之不去。晚清以降,“先进的中国人”就一直在思考如何重塑新“中国形象”的问题。可以说,自龚自珍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吁以来,近代中国的先驱者们就一直在为新的国家形象定位。魏源撰写的《海国图志》,以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方式唤起国人,兴利除弊、师夷制夷、增强国力、重塑形象。黄遵宪在《己亥杂诗》中以歌咏工业文明象征——轮船火车、电话电报等方式,展开了对新民族国家的大胆想象。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更是鲜明地勾勒出了未来新中国形象的美好蓝图。可以说,晚清以降,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寄寓了第一代“先进中国人”对建构与工业文明时代相吻合的新中国形象的激情、想象和企盼,同时从中也传达出近代中国在被迫驶入现代化发展轨道之后,渴望摆脱贫困,迈入富裕、富强、自由、先进的民族之林的心理欲求。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晚清以来的这种重塑新民族国家形象的企盼和想象,在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同时,也带有一种对重塑新“中国形象”的现代忧思,凸显出如何以反叛、批判的现代思想,建构与以自由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文明相一致的新“中国形象”的思想和文化诉求。
一
晚清之后,分别在“道德”、“形上”和“存在”等层面出现的意义危机,作为一种失去依附和归宿的精神迷失,开始在人们的心理上蔓延。从文学表意上来说,“先进的中国人”企盼在倡导“我手写我口”的自由表达中,试图谋求对“中国形象”进行新的定位,以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自觉。假如说近代意义上的“国家”(State)定义及其形象,在中国古代社会还不是那么明晰,那么,自16世纪以后,在西方观念中所形成的“国家”定义及其形象,在晚清便与中国传统的“国家”(National)观念和形象融为一体。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就提出了“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的主张。尔后,严复翻译《天演论》,以“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倡导国家的变革,以求古老中国的新生。以进化论所引发的近代“革命论”的思想,其直接的指向就是西式共和国的国家形象定位。梁启超则更是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提出了“对于中国国家新的风貌的想象”[1](P7)。出于对“暴力革命”的恐惧和对国家未来的执著,梁启超大力阐扬西式的“革命”(Revolution),即主张以和平的、渐进的社会变革方式,获得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定位。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主张,在后来提倡“小说界革命”中,则把“小说”(文学)的地位提高到了“新国”、“新民”、“新风尚”的层面,也即通过文学想象的方式,重塑新的“中国形象”,以展示被现代文明逐渐唤醒的族走向主体自觉的态势。
晚清对“中国形象”重塑的文化诉求,在文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表现。1902年11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新创刊的《新小说》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只有五回,未完成)。这篇被称为“中国早期的未来小说”,以写实的方式展现了以“世博”①为代表的未来“中国形象”的想象。小说描述道:“孔子降生后二千五百一十三年……即西历二千零六十二年”的“正月初一日”,中国民众举行维新五十周年大庆典,“其时正值万国太平会议新成”,为此,梁启超对上海世博会的设想也由此展开:“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中,“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而此时,“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子的旁支裔孙孔弘道老先生”,则在博览会上“开设了《中国近六十年史》讲座”,讲述清末时期爱国志士黄克强等人的救国事迹②,并向世人描述未来中国新的形象和美好的未来。显然,梁启超在小说中所描述的“上海博览会”,想象出各国专家学者、大学生数万赴会的场景,所展示的也使他通过小说的虚构方式,实现融入世界的强国之梦。这种以“世博”为实指的想象方式,重塑“中国形象”的文学创作,在晚清文学界逐渐成为一种潮流。③
1905年,以创作谴责小说而闻名的吴沃尧(吴?人)发表了小说《新石头记》,虚构了贾宝玉参观世博、坐潜水艇的诸多情节。小说写贾宝玉再度入世,巡遍中国,努力寻求民族救亡图存和新生之道。第四十回以《入梦境文明先兆,新石头演义告成》为题,写贾宝玉被友人唤醒,告知中国立宪已成,且发展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此刻的上海,你道还是从前的上海么?大不相同了。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吴淞的商场也热闹起来了,浦东开了会场,此刻正在那里开万国博览大会。”于是,二人径奔上海世博会,“一出门外便是会场,各国分了地址,盖了房屋,陈列各国货物。中国自己各省也分别盖了会场,十分热闹,稀奇古怪的制造品,也说不尽多少。”在1910年,陆士谔创作了题为《新中国》的小说,继续了梁启超、吴?人的中国举办“世博”的想象:
长虹般的铁桥,横卧波心……一时渡过了桥,只见洋房鳞次栉比,马路八达四通,往来车马,像穿梭一般,哪里是浦东!40年前的南京路,也不过这样繁盛。只恨车行的太快,来不及玩赏市景。
小说的结尾,陆士谔记下了他和妻子这样的一段对话:
妻子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了,所以,才做这奇梦。”
丈夫说:“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
妻子又说:“我与你都在青年,瞧下去,自会知道的。”
丈夫说:“我把这梦记载出来,以为异日之凭证。”
晚清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定位和重塑,大都是围绕“新”(“未来”)的轴心来展开的,不仅在宏大层面上构筑“新中国”的形象之美,同时也开始强调要落实在“新民”——对民族个体形象塑造之上,如同蔡元培1904年创作的《新年梦》中所写的“中国一民”那样:“那个将偷东家东西,盗卖给外人的‘冒牌的管帐人’最终被驱逐,国家也实行了新政,击败列强,走向富裕、文明,百姓生活安康、美满”。尔后,陈天华的《狮子吼》(未完成)、颐琐的《黄绣球》、静观子的《六月霜》、张肇桐的《自由结婚》等小说,基本上都是围绕“新中国”形象而展开想象,以重塑未来中国新的形象。
美国学者维尔•杜伦在《东方的文明》一书中,曾以“私塾”为对象描绘古老中国的这样一副形象:“教师的主要教具为《四书五经》、《唐诗》和一根教鞭。”显然,尽管这种静穆而缺乏动感的“中国形象”还带有某种朴素之美,但其农耕性质的文明形象,与工业文明的价值标准和审美理想是不相符合的。晚清文学在受到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冲击,力图改变这种古老、朴素、呆板、单一的“中国形象”,努力使之与世界潮流接轨。可以说,晚清文学中,“中国形象”的想象与重塑是在西方“他者”(theOther)的冲击、压迫和激发中萌生的,“他者”的直接参照是比较明显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将晚清文学对“中国形象”重塑所作的努力,置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语境中来审视,仍然不难看出其自身严重的思想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以西方“他者”为蓝本描绘新的“中国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文学创新的思想维度和动力,但仍然没有跳出晚清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体与用”、“道与器”和“师夷与制夷”思想藩篱的束缚,被动性的“模仿”式学习的痕迹也非常明显。也就是说,晚清文学大都还是停留在试图以现代的方式,重新使中国恢复到以往鼎盛强大的国力时代的心态,而不是真正地迈向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标准和思想理念。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思想启蒙的“民主”、“科学”、“平等”等现代文明因子,还未能整体植入晚清思想界和文学界。无论是对新中国未来和形象的美好企盼,还是对中国融入世界的高度关注,晚清文学都未能获得价值观念和审美理念的现代性转变,未能完成从文学思想、理念到内容、形式的现代性质的根本转变。
二
当然,晚清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想象和重塑,预示了未来新中国的发展前景。这是一个关于未来“中国形象”的美好勾画,开始体现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国家观念和形象的雏形,但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在面对工业文明时代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冲击时的骚动不安和急功近利的心态。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宣告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的解体,新的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这种源自西方观念以政体为特点的国家(State)形象,摆脱了晚清的虚构和想象,已变成现实间的真实存在。这种情景反映在民国初期的文学创作中,其特点一方面仍然是继续晚清以来渴望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为主导的思想意识,努力重塑一种与西方以现代性为内核相吻合的新“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则由于共和制政体国家建立初期的不确定性,使之在重塑“中国形象”当中,更多掺和着一种彷徨、迟疑、忧思等无序性、非理性的复杂与多元的心理体验。如同章培恒等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清王朝的覆灭,并不意味着封建制度的自然瓦解,它是外力压迫、由此提前发生的政治革命、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三种力量重合的结果。在中国的土地上,远未来得及产生足以支撑民主共和国制度的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和思想文化。”[2](P648)正是这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重塑的模糊性。同时,其审视和认知的视角更多带有“自者”性质,其重塑转变的标志之一,就是“中国形象”重塑的视角,开始从“外部视角”转变为“内部视角”。
据记载,1909—1913年间,法国人阿尔伯肯恩(AlbertKahn,1860～1940)先后两次来到中国,共拍摄了两千多张关于中国的照片,内容以北京的古城建制、街道店铺、小商小贩、交通工具、服装服饰、庙会娱乐居多,镜头聚焦也多是以老人、家长为核心的中国家庭,如端坐中央的父亲、不拘言笑的妇女、少年老成的孩子,等等。其中,他还拍摄了近1个小时的影片,内容涉及哈尔滨、沈阳、北京、上海、青岛等地,记录清末民初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文化古迹和风土人情[3]。可以说,由西方“他者”留下的民初“中国形象”影像,乃多是中国人的麻木、痛弱、愚昧……然而,这实际上也是民国初期文学“中国形象”的具体表情,是民国初期作家以“自者”视角,重塑“中国形象”的取材内容。
如果说晚清自“小说界革命”以来所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小说,在一片对未来中国热烈企盼的同时,也开启了展现中国长期积弱积贫现实的“另一只眼睛”的透视,展现出“中国形象”的另一种现实状况,那么,到民国初期,“中国形象”的文学表现则更多元化、多样性。如李涵秋的小说《广陵潮》④,就具有一种自我审视的色彩。范伯群指出:“《过渡镜》的历史背景是从英人犯我广东写起,历经上书变法、百日维新、武昌起义、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以‘五四’前夕的抵制日货、国民演讲大会为结束。”[4](P120)作者试图在一幅广袤的历史风云变幻中,展现“中国形象”的真实境况。小说写了许多家庭的悲欢离合。在这动荡的年代,已获得“国民”身份的每一个中国人,仍然逃脱不了神秘命运的主宰,但实际上,所有人的命运虽不可捉摸,甚至烙上神秘的因果报应色彩,最终都仍然是与这个新生但又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脱不了干系,如第八十七回云麟所说的那样:“其实国亡了,他的身子还能保得住么?”不过,李涵秋后来的小说创作,一改他早先以“宏大叙事”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路径,而以日常生活细节的来进行描述与展示。在始作于1917,标称为“爱国小说”的《战地莺花录》小说创作中,作者就描述了林、赵、方、刘、陶、缪等几个家庭的生活,展现出由家庭儿女之情而产生的人际关系。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将“宏大叙事”中的“中国形象”,以一种日常化的方式展现出来,也显得更为真实和贴切。
对民国初期“中国形象”的展示,引发了诸多作家的创作认同。朱瘦菊(海说梦人)创作的小说《歇浦潮》,以在近代“异军突起”的上海都市为场景,展现这个“十里洋场”中的中国社会众生相。平襟亚(网蛀生)创作的《人海潮》,轰动一时。小说以江南大水灾为叙事线索,描述苏州灾民到上海的民不聊生的场景和境遇,前十回写苏州农村的场景,后四十回写苏州灾民到上海去后那种“哭的、笑的、叹的、忧的”的人生场面。包天笑的小说《甲子絮谭》,也是写苏州人来上海的“颠沛流离的人生”。当时民国虽然建立,但整个国家还是处在军阀混战地步,江浙一带军阀混战,导致了江南“难民流”、“灾民流”。难民(灾民)们大量地涌入当时“繁华一极”的大都市——上海,满以为上海是“黄金遍地”,到处可拾金,但到了上海之后则发现这里并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一座单开间两层的石库门房子要住十多户人家,常常要为生活琐事爆发相互之间的“战争”——抢劫、偷盗、绑票等凶杀案频频发生,军阀的荒淫、战争的残酷,等等都得到了展现。
不言而喻,无论是从外国人“他者”摄制影像中所展现的一个贫弱不堪的“中国形象”,还是到民国初期作家从“自者”的视阈对“新生的国家”的形象展示,人们看到的乃是文明的衰落、社会的混乱、人性的扭曲、国民的堕落、精神的萎靡……将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和展示,置于近现代中国处于社会、文化、文明等综合转型的时代语境来审视,也就不难看出“中国形象”长期以来的积弱积贫镜像。正是这种“中国形象”的刺激,引发了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重塑的一种忧思,突出表现在南社的诗词及李叔同的诗文、苏曼殊的小说创作中。
南社在反清、反袁(袁世凯)的斗争中的表现是众所周知的,其诗词创作对新的“中国形象”的想象和重塑也是宏大层面完成,所唤起的自然也是民族的主体觉醒,如同柳亚子在纪念南社成立所写的一首七言律诗中叙述的那样:“莫笑过江典午鲫,岂无横槊建安才;登高能赋寻常事,要挽银河注酒杯。”然而,进入民国之初的南社诗词创作,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慷慨悲凉、歌哭无端的风格,看似豪放之中则又透露出一种隐约忧思的“幽婉”之气,传达出对民国前景的担忧。陈去病在《哭钝初》中所表露的,是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对民国前景的幻灭、悲愤、忧思和痛苦之情。早期也是南社成员的李叔同,其多才多艺的天赋曾经给他带来“盛极一时”的辉煌,但民国的建立,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新的精神振奋,那首“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杯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送别》曲,以“长亭”、“古道”、“芳草”、“晚风”、“夕阳”等婉约、纤细的意象,传达出离别之苦的忧伤,唱出对人生有限的无奈,那“酒尽梦寒”的无言结局,的确是揪人心肠,其中深藏着的乃是一种企求彻底解脱的“出家”意味。
苏曼殊创作的六部小说《断鸿零雁记》、《天涯红泪记》(未完成稿)、《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几乎都带有一种浓郁的个人对民族国家的伤感之情。这位被称为“情僧”的民国初作家,在“情”字上做足了文章,其特点是以个人主体失落的方式,展现出民族国家意义层面的深度忧伤,使他的小说所展示出来的“中国形象”蒙上了一种浓浓的忧思色彩。他从“入世”到“出世”,从关注民族国家的命运转向个人内心的深刻体验,他实际上是用“浪漫的个性超越了他腐朽的思想,表现出个体生命于此中发出的绝叫,促成了中国的苏醒”[5](P271),也如同杨义所指出的那样:“曼殊小说将个人情感悲哀上升为宗国之忧,落笔别有诗人风致,‘明洁隽逸’,在凄婉哀切之处透露出一种青春气息,迥异于林纾的‘沉沉暮气’和鸳鸯蝴蝶派的‘馥馥脂粉气’,具有反对封建名教、唯美主义、理想主义之色彩。”[6](P55)
由对新的民族“国家”的集体想象式的形象重塑,到对“个人”主体失落的形象重塑,民国初期文学对“中国形象”的展示,实际上也是对晚清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重塑的一种反拨,一方面成为促发国猛醒的催化剂,开启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另一方面也承上启下,沟通中外,为“五四”新文学在“民主”、“科学”的现代性维度上,重塑“中国形象”作了一种铺垫。从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弃医从文”的心理变迁,“五四”新文学作家对“中国形象”的创新塑造,也正是源于民国初这种积弱积贫的“中国形象”的心理刺激。
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尽管有着中国文化,特别是晚清以来文化变革的理路,但它的主要驱动力还是来自西方文化。陈独秀明确指出:我们只有认定“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7]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在民国初所出现的不确定的模糊性以及以个人主体对应国家主体的层面上,进一步明确了在“民主”和“科学”尺度中进行重塑的理路,以便使“中国形象”更具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能够真正地展现出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召唤而被激活的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
在这种创作理念的指导下,“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理路,既不像晚清那样热情冲动,也不像民国初期那样忧伤哀婉,而是试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视野中,获得对如何重塑“中国形象”的现代性意义的建构。在这当中,既有企盼旧中国像“凤凰涅?”一样浴火重生,以获“永远不死”之新生形象的讴歌,也有对“老中国”、“弱中国”等历史前行中背面形象的勾画。这种多元维度的形象重塑,不仅增添了“五四”新文学重塑“中国形象”的丰富性,也使“五四”新文学更具现代性思想的深度。
具体地说,“五四”新文学对“中国形象”的重塑,主要分为三种路径而展开:一是以激情浪漫的抒情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新风貌,如郭沫若及其“创造社”、“太阳社”的创作;二是以现实理性的思索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现实境况,如鲁迅及其“文学研究会”等写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三是以叩问忧思的自省方式展现“中国形象”的背面特征,如郁达夫及其自叙传作家的创作。
郭沫若在《女神》中,以鲜明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重塑了“凤凰涅?”后的“像爱人一般”的“青春中国”形象:“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这种更生了的“中国形象”是“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的“小我”(个人主体)和“大我”(民族国家主体)的融合。显然,这仍然是唤起民族主体觉醒的现代性理路,宏大、开阔、豪迈,富有进取心、充满激情、感召力强,其“强者”姿态的重塑和展示,使“五四”新文学的“中国形象”富有一种青春气息。
鲁迅对“老中国儿女”的那种心理感知,表现在“中国形象”的重塑上,则是一种深邃的理性思索。他以“特立独行”的思想深刻性,形象地将具有“四千年”而一直标榜“仁义道德”的历史比作为“吃人”,这是迄今为止通过文学文本所展示出来的“古老中国”最为深刻的形象展示。鲁迅把他深藏在内心深处,经过反复思考和生命体验的思想认识,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展现出一个真实的中国境况,并由此揭示出“病态社会”和“病态人们”的疾苦,希望能够引起社会“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造国民性、重塑“中国形象”的目的。鲁迅给自己文学创作规定的任务是:以文学为点燃“国民精神的火化”,通过文学“画出沉默的、现代的国民魂灵”,并以此为桥梁,沟通国民彼此隔膜的心灵,唤醒仍在“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昏睡的国民,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鲁迅揭示出了“老中国儿女”在文明更替中的矛盾困境,其广阔意义在于揭示一个在长期封闭环境中演化而来的农耕文明,其实并没有为容纳一种新的、陌生的文明而作好从容准备的心理与文化根源。在历史表象的背后,仍然是千百年来亘古不变、习惯成自然的文化心理性格。在近代中国被迫开放而置于世界性的冲击之中,国民更加显得无奈、惶惑,显然,鲁迅的“中国形象”聚焦,不是有关贫苦国民在物质层面,也不是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层面上所受的剥削与压迫,而是在精神上长期以来遭受封建专制和家族礼教的迫害与心理变异。不论是《祝福》、《故乡》、《孔乙己》,还是《阿Q正传》,鲁迅描绘的都不是历史悠久的中国之“阳光灿烂”,也不是民国诞生之后的“欢心鼓舞”,而是“内骨子里依是旧的”老中国儿女们劣根性的本质写真。
郁达夫笔下的“中国形象”与鲁迅、郭沫若的路径大不相同,尽管也是以自我浪漫抒情的方式展现“中国形象”,但却是以一种历史行进的背面形象,“弱者”(“零余者”)形象,传达出获得新生之后的中国在迈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种种艰难性和曲折性。以《沉沦》为例,小说重点是写主人公——“我”——“留日学生”,在受到来自民族压迫、社会迫害的双重压力之下的心理苦楚。“我”的最后沉沦,虽然有自身的心理和性格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弱中国”所带来的无法排斥的精神压迫感。
郁达夫的“中国形象”重塑,充满了一种时代的感伤之美,并夹杂着一种时代性的颓废、忧郁和消沉的情绪。不过,这种以时代“弱者”形象来揭示整个民族在“新”、“旧”转换时期的心理郁结,从中也表达出了转型时期中国所遭遇的种种困惑,并昭示人们在现代化一路高歌的行进中,如何面对行进中的“弱者”生存境况以及从中所展现出来的历史前进中的艰难性与曲折性问题。应该说,郁达夫的创作主旨同样也是意在唤起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
综上所述,“五四”新文学中,对“中国形象”的重塑,不是像晚清那样注重显性层面的宏大形象重塑,也不是民国初期那种处于过渡转换时期的模糊、伤感与不确定,而是注重在深层次的意识层面,唤起整个国民对新的民族国家形象的心理认同,以构建新的“中国形象”的心灵大厦,并向人们昭示:现代中国在走向富裕的同时,还应高度注重现代文明的重建,即建立与“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为核心价值相吻合的“文明中国”形象。
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学的“中国形象”重塑之演化,人们不难发现,虽然“中国形象”充满一种复杂性的演化,个中的原因也尽管一言难以穷尽,但有一点则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晚清以来对“中国形象”的重新定位点,一直都是在“师夷制夷”和“民主、科学”之间徘徊。如果说,“师夷制夷”的工具理性色彩十分明显,那么,如何在“民主”、“科学”等多少还带有一部分价值理性的指向中,重塑带有终极意义色彩的“中国形象”,以唤起整个民族新生的主体觉醒,真正突破对新的民族国家形象定位的旧思维藩篱,这也将是中国新文学面对现代中国迈入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所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即“世界博览会”(WorldExhibitionorExposition,简称WorldExpo),又称“万国博览会”(UniversalExposi-tion,简称UniversalExpo)。
②小说中所写的做了“大中华民主国”第二代大总统的黄克强,据考证,也即辛亥革命功臣黄兴。
③1851年,在英国举办的万国工业产品博览会,标志着人类大规模的文明交流新形式的出现。此时,英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得以充分彰显,英国形象也得以重塑,并进一步增强了英国人的信心和自豪感。这种工业革命取得的巨大文明成就,也大大激发了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未来“中国形象”进行新的定位和重塑的热情与想象。
④《广陵潮》原名《过渡镜》,从光绪戊申(1908)开始写作,宣统己酉(1909)起至宣统辛亥(1911)8月19日(武昌起义爆发)止,发表在汉口《公论新报》上,仅载到五十二回。民国三年(1914)春,钱芥尘建议更名为《广陵潮》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连载,后再转到《神州日报》连载,直至民国八年(1919)共发了八十回,后来出单行本时才补齐。这部小说共一百回,近百万字,白话章回体,但不再夹入诗词,小说叙事格局也吸收了诸多新小说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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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范文6
（本栏目特邀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塔娜博士主持）
一、民族问题与民族关系研究
法国民族问题及政策对我国的经验借鉴与思考/曹慧//贵州民族研究，-2016，（10）.40～43
“国家―社会”视阈中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历史逻辑、边界重构与机制创新/和思鹏//贵州民族研究，-2016，（10）.56～60
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实践/周竞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3～17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学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体会/虎有泽，马云龙//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20～24
民族关系的制度化调整策略分析：详论少数人权利保障策略/陆平辉，杜博//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8～25
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自逻辑、内在张力与群际团结的实现策略/张英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43～49
论陆疆治理中政协的功能/马宇飞//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0～16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建构/邓新星//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8～1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参与研究/周保垒//贵州民族研究，-2016，（9）.8～11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依据与逻辑基础/王虎，王磊//贵州民族研究，-2016，（10）.61～65
民族互惠：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建构的拾遗与补正/朱碧波//思想战线，-2016，（6）.41～46
社会建设“新常态”与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党秀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59～69
试论汉代的边疆民族观与治边策略：以“汉书”为中心/王文光，杨琼珍//思想战线，-2016，（6）.1～7
试论唐朝“文治武功”的安边策略/管彦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7
我国民族关系现状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7341份问卷的实证检验/宁亚芳//贵州民族研究，-2016，（8）.6～14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理论政策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七/包桂芹，盖守丽//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1～4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理论基石：民族平等是新中国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八/卫松，杨昌儒//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5～7
新常态下民族工作的重点领域：加强城市民族工作：民族工作思想研究系列论文之九/刘吉昌//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8～13
新常态下做好民族工作要坚持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董强，盖守丽，金炳镐//贵州民族研究，-2016，（9）.1～7
新疆文化维稳：理论依据、实践价值与路径选择/孟红松，戚甫娟，吴琼//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17～21
应对“伊斯兰国”中亚扩张的国际机制探析/周意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22～30
二、理论研究
“不能共则不能和”：晚清康有为的国家建构论与政体论/章永乐//思想战线，-2016，（6）.55～63
创建“江村学”之再思考/刘豪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9～13
“非遗”中的互为主体与人类学的社会担当/纳日碧力戈，胡展耀//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24～29
费孝通的合作思想与江村合作经济的变迁/王俊敏，王晓琳//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14～24
合法性的重新确立：贝特森和米德的视觉人类学实践/梁君健，雷建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35～42
民族学如何进步/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5～23
斯巴苯教概念与内涵辨析/杨黎浩//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21～29
“体性民族志”的解构与反思/吴芳梅//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1～35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雷亮中//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28～34
族群相关概念及理论维度综述/罗瑛//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34～39
三、社会、文化及其变迁
边疆民族和谐关系建构中的小调适与大变迁：基于佤族猎人头习俗终结的历史考察/方天建//广西民族研究，-2016，（5）.69～76
布努瑶密洛陀史诗的活态传承与文化自觉/覃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20～125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状况及保障研究/刘立祥//贵州民族研究，-2016，（9）.60～63
传承人与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以吐鲁番市传承人为个案/田振江//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6～41
从汉藏语言比较看茶马古道的演化：以汉、白、彝语比较为基础/汪锋//思想战线，-2016，（6）.93～102
当代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消亡研究/罗彬彬//贵州民族研究，-2016，（7）.102～105
端午的文化传承：凤舟竞渡与女性参与/陈华文//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15～119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凤翔泥塑传承脉络分析/岳瑾//贵州民族研究，-2016，（7）.77～81
非遗保护中的褶皱与张力：以甘南农牧区为例谈村落文化、活态文化、文化空间对非遗保护的作用/陈富祥//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56～61
古代中国与近代老、越山地泰族土地神祭祀的比较研究/[法]马伯乐，著，胡锐，译、注//广西民族研究，-2016，（5）.53～58
广西金秀盘瑶巫医的文化变迁：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政策导向/兰洋，黄晴//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58～64
贵州喀斯特墓葬文化的特征及其现代孑遗/严奇岩//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08～112
贵州松桃苗族服饰的审美价值探析/秦建星//贵州民族研究，-2016，（7）.98～101
“国家在场”下湘西苗族文化的调适策略与现实启示：基于口述史的研究/崔榕//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57～62
哈尼族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现代恢复与发展/王清华//云南社会科学，-2016，（6）.84～88
赫哲族桦树皮造物的历史流变与价值开发/雷鸣，李丽//贵州民族研究，-2016，（8）.130～133
横断山民族走廊族际文化互动发展研究/李学文，王丽萍//贵州民族研究，-2016，（10）.89～94
湖北英山地区的“生死异姓”现象与传说/李牧//民俗研究，-2016，（6）.135～146
华夏与夷狄：关于女真族形象的文化想象/阮怡//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89～96
黎族传统织锦的文化价值及现代传承/常艳//贵州民族研究，-2016，（8）.71～74
“礼俗互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三人谈/赵世瑜，李松，刘铁梁//民俗研究，-2016，（6）.5～13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祝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48～55
傈僳族原始记事方法研究/韩立坤//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33～137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王文光，江也川//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42～47
论土家族梯玛信仰的衰退与“复兴”：基于公共机制变迁的考察/刘伦文，张恩//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9～24
“蛮不出境、汉不入峒”考释：兼论明清土家族土司地区的人口流动/莫代山//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35～39
蒙古族长调音乐的文化构成透视/吴静寅//贵州民族研究，-2016，（8）.90～93
民国时期对康区藏人的称谓与语境/石硕//思想战线，-2016，（6）.8～14
民族互嵌与文化共生：对芒旦傣族村“与汉为邻”的文化透视/张晗//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5）.144～150
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关系亲密融洽的云南经验/郭家骥//云南社会科学，-2016，（6）.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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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学视角下对陕、甘、宁地区回族民歌的研究/于力音，刘洋//贵州民族研究，-2016，（10）.119～122
明末清初鄂西土司的家国认同与族群利益：以易代之际鄂西土司的政治抉择为中心的考察/赵秀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25～32
明清以来麻城民间家训研究/周国林，周文焰//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94～102
墨西哥恰帕斯州华人移民的历史与现状：兼论海外华人研究的他者化/张青仁//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30～35
仫佬族依饭节来源新探/吴国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70～78
“奶奶”的庙：女神信仰的世变与势变：以鲁西区域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吴欣//民俗研究，-2016，（6）.31～39
宁夏女性婚姻状况、生育水平和人口变化/乔光莉，邓春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59～61
糯的神性与象征性探迹：以西南民族为例/杨筑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6）.97～104
迁徙、认同与饮食：马来西亚的中国回族及清真餐饮业/马海龙//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43～46
迁徙、延续与我群意识建构：美国旧金山湾区华人穆斯林研究/于嘉明//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36～41
嬗变与坚守：热贡绘画唐卡中“模件化”现象的人类学阐释/王星星，覃莉//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70～75
少数民族古村落景观保护与发展研究：以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仝晓晓，褚兴彪//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71～75
少数民族剪纸文化中的美术内涵/林崇华，厉戟，王晓华//贵州民族研究，-2016，（7）.72～76
少数民族族际互动中的区域音乐文化的发展：以鄂温克族自治旗为例/薛晓旭//贵州民族研究，-2016，（8）.94～97
少数民族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文化场域建构/段超，洪毅，孙炜//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73～76
社会文化变迁对少得褡迕窦湟衾值挠跋旒坝Χ/王雯//贵州民族研究，-2016，（9）.100～103
社会资本与迁移距离：对云南跨界民族外出务工者的实证分析/孔建勋，邓云斐//云南社会科学，-2016，（6）.140～144
社区影像在云南的实践/章忠云//云南社会科学，-2016，（6）.78～83
神话、礼化与商化：云南少数民族茶文化功能变迁探析/邓玉函，葛恒君//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0～16
时空变迁下的流动：中尼边境夏尔巴人的跨界生活与国家认同/王思亓//思想战线，-2016，（6）.15～20
生态、经济格局与乡村互动模式：对明清两湖移民社会的考察/吴雪梅//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6）.95～100
台湾无形文化资产登录、指定与补助现状/林茂贤//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6，（5）.39～67
图们江文化长廊：图们江开发的标志性文化符号/朴今海，朴京花//贵州民族研究，-2016，（9）.89～95
土家族地区传统村落发展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为例/汪海，金德谷//贵州民族研究，-2016，（8）.54～57
维吾尔族婚礼：类型、特征和多元化/田振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6）.103～107
武陵山区崖葬的分布及族偬教/严奇岩，杨鸿//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65～70
西北地区城市穆斯林公共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基于兰州穆斯林婚介所的田野调查/祁虹//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6，（6）.54～58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李小静//贵州民族研究，-2016，（9）.56～59
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研究/张锐//贵州民族研究，-2016，（7）.106～109
新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村落民俗文化存续原因探析：以北部湾为例/何海龙，蒋霞//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119～123
仪式中的社会性别建构：以湘西苗族“还傩愿”为例/乐之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6，（5）.31～34
彝族服饰图案中的艺术元素与服饰文化传承/王飞凯//贵州民族研究，-2016，（8）.67～70
浙西南畲族“还福”仪式研究/蓝希瑜//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126～130
制度、市场与文化：古茶树群落活态遗存研究/崔海洋，朱复明，高翔//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6，（5）.2～9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黄桂秋//广西民族研究，-2016，（5）.85～92
四、研究动态、综述与书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裕固族的民间艺术研究/梁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62～69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理论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和第七届全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教学研讨会综述/李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5）.62～63
近二十年我国民族村寨文化旅游研究进展评析/谭志满，刘双燕//广西民族研究，-2016，（5）.149～155
历史视角下党项人（7-13世纪）的渐变述论/郝振宇//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6）.30～35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十年变迁/董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1）.76～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