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民国之前的民俗历史承继与存在状态是源自于民间民众自发形态的历史延续，那么自民国开始，中国的民俗文化开始纳入学术研究视野，可以说，民国的诞生与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兴起是同步的。当时许多文人学者投身于民俗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周作人应是民国时期较早涉足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早在1914年他在谈到儿歌童话时就指出:“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料。”②1922年他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又提到歌谣作为民俗学上一种重要的资料，应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虽然其后1926至1927年间，由于段祺瑞政府的黑暗统治和对知识界的残酷弹压与文化查禁，一些民俗学者纷纷转到广州，又重新将《歌谣周刊》的旗帜树立起来，并与1927年在中山大学创办了《民俗周刊》。此后常任侠、岑家梧先生对于民俗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更是丰富了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研究的文本，并初步形成了注重理论阐发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民俗研究学术传统。民国时期民俗特色处于如此大变动的文化背景中，既承继了旧的风俗传统，又有新的风俗变革，破旧立新中的民国民俗文化就是在这样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的形态，它以其固有的模式得以传承，也以其特有的方式得到延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就在每个民众的身边。特别是在与新兴文化思想以及外来艺术文化的交流、对话与碰撞中，其风俗特色就会更加凸显出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民国时期民俗文化自身的力量及其影响力，以及交流与传播的重要性。
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在此以后，传播已成为人类学中的关键性词语和概念，并且也成为民俗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由于其自身特质之所在，在对其研究应愈来愈关注和重视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此间民间风俗的传播及其生态问题，以此来考察民俗文化如何在传播生态层面保持其生命力与影响力的。因此，从传播生态视域切入对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研究，可拓展民俗文化理论研究的视野。“传播生态”是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DavidL．Alt-heide)提出的一个概念。“传播生态指的是情景中的传播过程”③，它是指社会传播行为发生的整体系统环境，包括人自身的因素、信息技术媒介的特性、传播的开放性和易接近、易获取性、易交流性等，在这个互动传播过程中就会形成“传播生态环境”，并对现实环境产生影响。关于“传播生态”的概念，主要可从三方面来加以理解。首先，传播生态是研究传播符号在人类事务中所扮演的主导角色，看重的是传播符号的演化过程;其次，把传播生态看作是在20世纪以来社会迅速而剧烈变迁的背景下对复杂的传播环境的研究;其三，传播生态考察传播媒介怎样影响人类的感知、理解、情绪和价值，以及传播环境如何影响或促进我们的生存机会。由此可看出，无论是对于传播符号演化本身的研究、还是对于具体社会语境下人类生存状态的研究，传播生态终究离不开对于环境的研究。
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研究，正是以此为理论引导，把民俗文化置于20世纪这个特殊又斑驳的时代背景中，研究当时环境对于民众生活、民间习俗、风俗面貌所构成的影响，同时探究民俗作为特殊的传播符号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演化变迁和文化涵义。这里的传播生态，首先看作是一种视角，对媒介、信息及传播活动过程与关系进行可持续的生命关照;另外，民俗文化中的传播生态也是一个领域，它可将传播学、生态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综合研究，拓展交叉研究领域。
民国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特征
民俗文化涵盖的领域极广，从生产劳作到衣食住行，从人生礼仪到信仰禁忌，从岁时节日到民间戏曲，无不渗透着民俗文化。截取民国时期的民俗文化进行考察，可有助了解民国时期历史、民众心理特点、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等。民俗文化“不仅要研究俗民们传递了什么，即研究所传的民俗符号的内容与形式，而且更重要的还要研究俗民们是怎样传递那些用民俗符号构成的民俗文化信息，亦即研究“传”的活动本身。”④民俗文化不仅要关注其本体特征，也应关注文化受众的生活环境和活动特质，不仅要研究民众怎样传递民俗文化信息，还应重视为何要如此传递民俗信息，也即“人—环境”作为探析民国民俗文化的两个重要元素，对于其传播生态考缺一不可。民国时期，还仅是现代传播媒介出现的滥觞期，在大众传播媒介尚不发达或传播手段较单一的传统习俗环境中，民俗文化信息“传”的传统形式是如何与大众传播的现代传播形式形成碰撞和重整融合的，对于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研究，正是要研究民国社会中的各种活世态，要立足于具体历史环境对民俗文化的生存状态与发展变迁进行思考，关注点简而言有三:首先，传播生态关注民俗文化传播过程和互动中的各种关系;其次，传播生态研究为民俗传播中的话题提供一个空间和关系的基础，使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相互联系;再次，民俗文化传播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变动的，传播生态研究考察民俗文化生长的环境及对人们的影响，揭示传播与民俗文化变迁不可分割之密切关系。下面以民间戏曲艺术的演变为切入点来透视民国民俗文化的传播生态特征。民间戏曲艺术，作为民俗转型中的艺术传播，“民国时期的戏曲艺术发展有以下特征:一是随着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重庆、成都等沿海、沿江大都市的兴起与繁荣，一些曲艺艺人纷纷流入城市行艺，在竞争中使演唱水平得到提高，促进了戏曲艺术在城市的繁荣与发展。二是为适应城市各阶层文化娱乐的要求，茶楼、书馆、戏园、杂耍园子遍布，为城市曲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三是随着反帝、反封建斗争，尤其是抗日战争，爱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出现了大量反映抗战爱国的新作，顺应了民心。四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曲艺这一属于大众人民的艺术吸引了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其间，并有许多人进入了戏曲艺术研究领域。”⑤清康熙以来，在民间产生的如“梆子戏、皮黄戏、秧歌道情戏、花鼓戏、采茶戏等地方戏曲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⑥，这些新的声腔发展势头迅猛，有研究者认为清光绪至抗日战争之前的近现代，是我国地方戏发展的黄金时期，这其中当然包括有民国时期。
无论从创作题材、语言风格、还是舞台表演、故事模式上看，民间戏曲的表演风格较为简单、形式轻松活泼、生活气息浓厚，但也存在艺术性较为粗糙等特点。源自于民间舞蹈与民间说唱的民间戏曲大多是在会社、灯会或乡村集会上表演，鲁迅的小说《社戏》中就有对这种曲艺表演形式与场面的描写:“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胡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多美的一幅“社戏”场景!清末的地方戏受到底层劳动人民的强烈欢迎，它以通俗易懂，贴近民众的大众艺术表演形式解构着封建阶层所构筑起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制度，因此遭到自康熙以来到雍正、乾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严控甚至禁毁。但更多的较为远离社会意识形态的民间小戏仍在民国期间得到了发展和沿袭，如流行在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的花灯戏，则是利用每年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时节，结合人们的岁时民俗文化，边唱边跳的一种民间表演形式。清纂民国修《湖北通志•风俗二十一》中记载:“正月十五为灯节，前数日为试灯，十六以后为续元灯……有所谓花灯者，妆饰男妇，沿门唱杨花柳曲及荷花、采茶等歌、尤敝俗也。”民国时期，随着末代王朝的灭亡与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的革命运动，社会形态与民众观念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西方外来新学说对国人学术思想的冲击、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的遗存，以及在夹缝中生存以求一席之地的民间文化，多种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都处于动荡摇摆期。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变化使这个时期的民间戏曲创作与表演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传播出相应的信息内容，民间曲艺所负载的信息传达着民国时期民俗真实的时代政治内容。这个时期的民间戏曲艺术的传播承载着其民俗文化转型中所透视出的时代社会变迁与审美意识形态的属性。清末到民国时期直至建国初期，我国约有300多个地方剧种，上演的剧目则更多，而时至今日尚在存活的地方戏只有几十种了，活力较强的则更少。比如建国初期仅山东省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剧种就有十余个之多，山东地方剧种的代表首推柳子戏，中国古代四大声腔剧种“南昆、北弋、东柳、西梆”中的“东柳”就是指山东柳子戏，但柳子戏的发展受到了各种因素的制约，之后在数百年的传承中，柳子戏几近消亡。究其原因，应该是地方戏曲类的民俗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传播遇到了一些问题，需要找到解决的办法。的确，任何文化都需要传播，而任何文化传播都面临历时性传播与共时性传播两个方面，就历时性传播而言，我国许多传统文化面临传承难以为续的问题，有学者尖锐指出:“近现代戏曲作家数量少，而且大多数以整理改编旧戏为职，新创作的戏曲文学名著寥若辰星，接收欧风美雨洗礼的文学巨匠多致力于追逐现代品格的小说、诗歌和话剧创作，少有人涉足戏曲文学创作。新时期戏曲文学仍然存在缺失:部分作者仍热衷于搭乘政治快车，简单配合现实;用民族性取代世界性，缺乏走向世界的自觉意识;剿袭导致少数作品雷同，趋同导致对作家艺术个性的遮蔽;部分作品出语粗疏，诗性品格丧失。”⑦这是从民间戏曲创作主体的缺失层面痛感戏曲艺术品种与个性化风格的丧失，原因源自近现代以来的民间曲艺传播生态的“欧风美雨”环境、到新时期仍把其传播看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由此所造成的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对于艺术感知与价值的变异。就共时性传播而言，又涉及到传播受众的文化接受问题，同样在社会环境不断变迁、异域民俗文化不断冲击本土的文化语境中，我们的文化受众是否乐于接受本土民俗文化，还是热衷于国外民俗文化的崇拜，传播媒介和生态环境的营造应在此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从传播主体到传播环境再到传播受众，如何协调各种关系，以达到民间戏曲艺术在民俗转型中的艺术传播的生态平衡，是一个值得深思并深究的问题。#p#分页标题#e#
对当代艺术传播的启示
在传播生态学中，传播生态系统重要的生态因子除生态学上界定的气候、土壤、地形等五类生态因子外，还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受众等。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子莫过于政治、经济、创新、受众、审美这几类。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以信息科技为核心的后技术时代，艺术传播正发展为一种以形象或图像作为文化主因的视觉文化传播，当然，实际上戏曲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属于听觉艺术。传统艺术传播在顺应当代文化的走向时，就会呈现出这样的状况:“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众。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⑧传统艺术的当代传播有多种影响因素，而人的需求是重要的因素之一。高雅艺术往往对其欣赏者提出要求，能够欣赏一定的艺术作品往往是欣赏者个人素养的一种检验方式。马克思说过:“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⑨如果你不能欣赏美的音乐，那并不能证明我的音乐不好，只能证明你的耳朵是“非音乐”的，是缺乏艺术素养的。而在艺术的当代传播中，文化的权利与艺术品的质量检验标准发生了转移，文化精英的趣味不再成为唯一标准，大众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传统戏剧艺术在经历过历史的兴衰变迁之后，也要以大众消费者为服务对象，能否赢得一定数量的消费群体，是传统艺术当代传播成功的一个标志。
传统艺术的现代生态传播需要创作者与欣赏者二者的结合，共同发力，即既需要培养欣赏者的艺术鉴赏力，艺术作品也需要在此基础上赢得观众，使传统戏剧艺术的美学追求与受众的审美心胸都能得到提升。受众的需求把握住了，传统戏剧的价值空间才能得到更大的扩展。因此，创新因子，是传统艺术与现代传媒接轨，实现戏剧艺术当代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书籍、报纸、杂志、广播、电影、录音与电视等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形态在现代科技的带动与支持下，已经发展出新的传播形式与途径，电子书报、网络广播与电视、网络论坛、微博等新媒介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在昆曲的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就应积极寻找当下社会热点话题与传统艺术表现方式的共契点，“以社会的热点包装昆曲艺术的亮点”，江苏省昆剧院就把高铁和昆曲二者做了巧妙的结合，打造了“高铁昆曲”这样一个全新概念，“高铁大概是现在最快速的生活节奏，将最快速的生活节奏和最从容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将最现代的科技和最传统的艺术结合起来，将须臾纵横千里的空间感受和瞬间穿越千年的时间体验结合起来”。⑩不论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变化，它仍要传递和交换信息，它所要传达的都是人的观点的延伸。正如麦克卢汉把传播当作是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文明现象，我们虽不似麦克卢汉所认为的传播中最本质的事情是媒介自身，但媒介在现代传播中所承担的表述功能，或可把媒介看作是人的思想的延伸。在传统戏剧艺术的传播中，现代传媒就是传统文化艺术信息与思想的传递中介。如“环球昆曲在线”的创办，就是一个昆曲的“网络电视台”，正如江苏省昆剧院院长柯军所言:“因为未来就是网络的时代，信息都通过网络传输，……我们在南京的每一场演出都是通过网络向全球直播的。”瑏瑡?当下社会，人们常常把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文化样式的衰落，归咎于文化开放和文化的市场化，在抱怨戏曲等传统艺术门庭冷落的时候，就会说是由于年轻人普遍地选择时尚的、源于西方的快餐式文化娱乐，而冷落了本土的传统样式，从而导致传统文化样式与艺术市场的萎缩。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化的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文化艺术的开放在拓宽国人眼界的同时，也使国人更全面的了解作为支撑我国这样文化资源大国的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重要性。另外，传统艺术样式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咎于过去几十年的政治环境，归咎于对于这些文化样式所采取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上世纪50年代以后国有化的院团体制，抑制了艺术家的热情，妨碍了演出市场的发育，由于体制原因导致的传统艺术样式与传播形态的退化，在新的世纪里随着政府抢救和保护传统曲艺的政策扶持，传统艺术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结语
民国时期民俗文化的特征探析，要在复杂的社会生态体系内，动态地透视人与社会各种力量的共栖关系;更注重结合对本土特殊因素的考虑，对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的分析;要与社会文化发展作直接的联系，把传播、文明、人的感知平衡作为研究的起点，以此呈现民国民俗文化发展的真实问题，以及其对当代艺术传播的启示。
本文作者：李颖 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语言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