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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故事范文1
现为南宁一家投资公司负责人的江先生，上世纪90年代初开户入市。“那时候股民主要从报纸和广播获取证券信息，到券商营业部现场交流是一个重要的方式。”江先生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的股票分析报告会必须交钱才能参加，且价格不菲。当时证券市场只有几十只股票，流通盘很小容易受庄家操纵，再加上实施T+0交易且没有涨跌幅限制，个股的波动幅度很大，一天内价格翻倍或暴跌百分之三五十并不是什么稀奇事儿。
第二代股民： 几经沉浮适应市场
1996年开始的牛市，引来了大批想通过炒股赚钱的股民，广西资深证券市场人士夏雨就是其中一位。
“我记得自己是在‘十二道金牌令’的3天前开的户，亲历大盘跌停，还没吃到肉就被站岗了。”夏雨回忆，当时开户的情况比现在还火爆得多，仿佛开了证券账户就可以直接从股市提走钱一般。新开户的股民排成长龙，有武警在一旁维持秩序，轮到某人办理现金存入手续时，有时是把一捆一捆的现金钞票，让别人帮忙递到窗口。
第三代股民： 经历牛市收益较好
第三代股民主要是在1999、2000年的牛市进场，大盘当年从1000点附近涨到2245点，看起来涨幅不是特别大，但是网络科技股表现抢眼。那个时期进场的股民，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诞生和破灭。
股民刘先生在2000年9月开户炒股，当时他还在读大学。有一次到证券营业部现场观摩后，刘先生就被那红绿相间的世界迷住了，于是赶紧凑了4000多元开户。
炒股十多年来，刘先生看到身边多位股友大起大落。他觉得，股市是个好地方，但钱其实并不好赚，稍不留神，在牛市赚的钱就会在熊市里亏掉，可谓是“打江山易守江山难”。
第四代股民： 大起大落股海沉浮
这代股民踏着2006、2007年的大牛市入场，上证综指在那波牛市中从998点大涨到6124点。5倍多的涨幅，堪称A股历史上最大的牛市。
“我是在2007年9月开户炒股的，还没尝到牛市盛宴的美味，大盘就见顶了。现在想想，真是够悲催的。”股民黄先生表示，他当年开户后不久以50元左右的价格买进中国铝业，后来该股跌到12元附近时止损出局，亏损幅度近80%。“股市给我的印象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及时止损很重要。”
第五代股民：大胆激进还不成熟
出生于1989年的小陈在股市中的资金量只有6万元。“我平时都是通过手机和电脑获取市场信息，所买股票多数是参考投资顾问的建议，有时候是凭消息面和感觉买股，操作上比较大胆。”小陈表示，瞬息万变的证券市场使其没法潜下心来学习。看到自己拿的股票没有涨，就忍不住想换股。但换了股之后，手中那只股票又不涨了，于是又想换股。
症状1：不喜欢周末和假期
股民小郭今年春节后涉足股海，由于朋友推荐的几只股票表现都不错，收益率已经达到30%左右，这让他对股市充满信心。“我现在最不喜欢周末和假期，整个人都没寄托了。”小郭说，“我刚到南京工作，家离得又远，上次清明小长假简直把我憋坏了。只盼着长假快点结束，又可以看盘买股，过紧张刺激的生活了。”
症状2：做梦看到的都是K线图
“晚上做梦都是K线图，想的都是股票：如果行情这样走，我就如何操作；如果行情那样，又该如何操作。”新股民张先生最近“赚了指数没赚到钱”，满仓追高“南车”，次日又割肉出逃，损失近15%。他坦言，股票已经左右了他的喜怒哀乐，亏钱就没心思工作，“看到别人赚钱我就心急，我也想过，这种心态可能不适合炒股，但又手痒忍不住。”
症状3：睡再晚每天9点前准时醒
85后的李先生经常上夜班，以前即使不上夜班，他也是“夜猫子”爱追剧、打游戏。成为股民后，他最大的变化就是不管前一晚熬夜到几点，必定在9点前自然醒，他笑言“股市生物钟比闹钟还要准”。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手机，先看一遍券商操作建议，然后在9点20分左右盯集合竞价、忙挂单，再花上半小时看有没有成交，折腾到10点才去洗漱。
症状4：股票让散户成演说家
不炒股的江女士坦言，最近几次聚会都因为股票坏了兴致。江女士约了几个同学聚餐，哪料股票成了饭局上的主流话题，同学三句话不离行情，五句话不离涨跌，聚会成了炒股经验交流会。她调侃道：“如果爱情能让人成为文学家，股票能让散户都成为演说家、思想家和哲学家。”
症状5：赚钱舍不得花
26岁的朱朱是个白领，炒股前，她的生活简单但不失乐趣，爱打扮、爱看电影。炒股后，朱朱上班一有空就打开电脑看股票走势图，回家打开电视就看财经新闻，或和同学在网上交流行情。去年下半年以来，她投入的资金在股市赚了6万元，一高兴清明小长假和同学去了趟香港，结果却一件衣服也舍不得买，“两千块买几件衣服，还不如买股票钱生钱呢。”回来后，她又将钱投入了股市。
别让股市涨跌左右了我们的生活
“要是我没抛就好啦”、“早知道我就买……”朋友自从炒股之后，诸如此类的话就常常挂在嘴边，大盘的涨跌行情成了他心情的晴雨表。
像这样的新股民并不在少数，炒股俨然成了支撑他们生活的重心。大盘上涨时心花怒放，但凡持有的股票稍有下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茶饭不思、夜不安寝。
事实上这绝非股民的正常心理，而是一种“股市焦虑综合征”。随着牛市的到来，大批新股民涌入股市，这种焦虑症也将迅速蔓延。如果发现自己或是周围的亲朋好友也有上述症状时，不要着急，只需切记保持两心：一为平常心，一为初心。
民国故事范文2
也许下个月，也许明年，会有一部分股市投资人被挂在天上，而且是高高地挂在那，像月全食一样满脸蜡黄。这是某些人为“奥运股市只涨不跌”的无厘头盲目、“别人挣钱凭什么我不能挣钱”的嫉妒攀比、“也许还能再涨一点”的贪婪成性，以及“我不会那么倒霉正好成为最后一棒”的侥幸心理注定要付出的代价。
先讲一个故事。1919 年，有一个居住在美国波士顿的名叫CharlesPonzi 的意大利人无意中发现，在西班牙只需要付一美分就能买到的邮政票据由于汇率原因拿到美国竟然可以兑换回六美分。于是他想，要是能成批购买这样的邮政票据就可以大笔获利。他很得意地和周围的很多人讲起他聪明的发现，这些人当然都无比兴奋地要求在他的邮票投资中加磅。后来他发现操作这件事非常麻烦，还有一定的法律风险，可是木已成舟，周围亲友渴望翻倍的资金已经堆到了自己的家门口。
他一不做二不休，成立了一家“证券交易公司”，正式推出了他的“庞氏计划”，书面承诺在90 天内给投资人带来50% 的回报，但口头上他走得更远，居然告诉很多人他可以在45 天里完成50% 的利息支付。这也就意味着投资人的钱在90 天的时间里可以翻一倍。最初的投资人也的确获得了这样高额的回报，于是更多的投资人蜂拥而至。人们疯狂了，资金源源不断涌来，最多的时候一周之内他竟然吸引了超过100 万美元的投资（别忘了这可是在1920 年）。
到了1920 年的夏天，Ponzi 过上了富豪般的生活。他住上了一个拥有20 个房间的别墅，买了无数套昂贵的西服，拥有数十个镶金的拐杖，还给夫人买了无数令人艳羡的贵重首饰。
可是好景不长，当年7 月20 日，《波士顿环球报》率先发难，对他的回报计划提出质疑，当局随即对他展开调查并要求他在结束调查之前停止接受投资人的新投资。与此同时，嗅觉灵敏的投资人开始排队要求赎回他们的投资，就像当初排队要求接受他们的投资一样。随着资金链脆断，闹剧戛然而止，“庞氏计划”彻底破产。8月13 日，他被波士顿当局正式逮捕。
经过调查，当局发现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然有4 万人购买了超过1500 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4 亿美元）的“庞氏计划”。这些资金可以用来购买1.8 亿份传说中的邮政票据，而他实际上只购买过两份！当局用了8 年的时间进行清算，最后没有来得及撤逃的投资人在8 年之后拿回了当初投资的37% 左右的资金。由Ponzi 导演的投资闹剧正式落幕。
在此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形形的“庞氏计划”的翻版陆续出现在世界各地。在中国，类似的骗局也屡见不鲜。
现在，忽然发现，也许我们需要集体补脑。因为我们汹涌澎湃的中国股市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在股民盲目的万丈豪情的推波助澜之下形成了一个规模异常宏大的中国版“庞氏计划”。中国股市在严格监管下正在走向成熟，但股民是否成熟值得我们思考。
只不过这次欺骗我们的不是某个骗子，而是我们自己。
庞氏计划的核心在于用后面的钱去完成前面的钱的暴富梦想，反过来再用这种暴富梦想的实现去激励更多的人从自己的兜里掏出更加后面的钱，幻想可以这样环环相扣、一棒接一棒地永远循环下去。这是一个自我循环、自我实现、自我强化的过程⋯⋯直到断裂崩盘的那一刻。
据媒体报道，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已经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的业绩，今年7 月份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已经达到将近70 倍。而在上半年公布的业绩里，中国上市公司平均有将近40% 的利润来自投资收益，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股市投资的收益。也就是说，如果扣除这部分收益，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已经超过了100 倍！
这样高的市盈率要想维持下去，你必须假设中国上市公司在2008 年还能维持50% 的业绩增长，这样按照未来一年的业绩计算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前瞻市盈率为50 倍，市盈增长比率（PEG）大致可以保持在1 左右，符合全球市场的普遍规律。而2007 年上半年，中国上市公司真正来自主营业务的利润增长只有16 ～ 18%，远远低于50% 的水平。（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2020 年人均GDP 比2000 年翻两番的目标，有人计算后得出结论，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变化幅度，平均每年的GDP 实际增长只需达到6% 左右。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能够达到16 ～ 18%，已经超过了GDP 增长目标的两倍，也远远高于近年实际实现的GDP 增长，基本上是合理的。）
民国故事范文3
很久以前，魔王给亚瑟王出了道题，他必须在一年内回答出：女人最渴望得到什么？如果答对了，他就可以活下去，否则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他就得死：“女人最想得到什么？”
大家议论纷纷，金钱、爱情、美貌、权势……但亚瑟王都觉得不对。时限眼看就到了，有人告诉亚瑟王在城里的女巫一定知道答案。亚瑟王无奈，就带了他最好的朋友――圆桌骑士去请教女巫。
女巫说：“如果要我说出答案，必须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女巫的条件是要那位最英俊、智慧的圆桌骑士娶她为妻。亚瑟王绝对不同意他最好的朋友娶这样一个又老又丑的女巫。但圆桌骑士却说，为了亚瑟王的宝贵生命，他愿意娶女巫为妻。于是女巫就告诉亚瑟王，女人最渴望的是掌握自己的命运。
魔王认为亚瑟王的回答很正确，因此解除了对他的咒语，亚瑟王也履行自己的承诺――为圆桌骑士和女巫举办婚礼。婚礼上，人人都惋惜最英俊的男子竟娶了这样一个丑老太婆，但圆桌骑士却泰然处之，没有表现出对女巫的任何一点厌恶。
晚上圆桌骑士进入洞房，却看见一个美如天仙的少女。原来女巫有两个化身：一个是丑陋的巫婆，另一个是美丽的少女。现在圆桌骑士有选择的权利：希望她的妻子白天是美丽的少女呢？还是晚上是？
如果白天是，那么圆桌骑士在朋友面前会非常荣耀，受到人们的艳羡。但晚上又如何面对一个丑陋的老妇，而且还要与她同床共枕？如果晚上是，与美丽的妻子屏烛相对将是人生的最大欢乐。但白天他如何与一个丑老太婆手挽手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如果你是圆桌骑士会怎么选择呢？
圆桌骑士回答：“你的命运由你自己来决定！”他没有忘记，女人最渴望掌握自己的命运。
民国故事范文4
公诉机关：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信保，男，70岁，山东省鄄城县人，系贵州省建设厅离休干部，住贵阳市新建路7号。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淑君，女，63岁，贵州省赤水市人，系贵州省物资局退休干部，李信保之妻，住贵阳市新建路7号。
被告人：郭泽宇，男，28岁，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人，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贵阳办事处招待所保安员，住贵阳市北京路61号，1998年5月16日被逮捕。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贵阳办事处（以下简称广西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韦茂光，广西办事处主任。
被告人郭泽宇系广西办事处的聘用人员，在该办事处当保安员。1997年9月24日下午5时许，郭泽宇在单位值班时，贵州省建设厅离休干部李信保和其妻张淑君到该办事处找厕所，被郭泽宇阻止，双方发生争执。在抓扯中，郭泽宇用手将李、张二人的头部打伤，经贵阳市法医活体检验鉴定中心鉴定：李保信的损伤为外伤性脑积水，系重伤；张淑君的损伤为多发性软组织挫伤及左耳挫伤，系轻伤。1998年3月18日被告人郭泽宇在其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后经贵州省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委员会鉴定，认定被告人郭泽宇患有精神分裂症，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
「审判
1998年7月1日，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郭泽宇犯故意伤害罪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李信保、张淑君又向该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郭泽宇及广西办事处共同赔偿其所受的经济损失、精神损失费共计98632.39元。被告人郭泽宇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表示无能力承担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费。广西办事处答辩称，该办事处与郭泽宇个人的伤害行为既无共同的主观故意又无共同的伤害行为，故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郭泽宇在值班时与到该单位上厕所的李信保、张淑君发生争执、抓打，致使李保信受重伤、张淑君受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郭泽宇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案发后能在其父母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广西办事处提出该办事处不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本院认为，由于郭泽宇本人无经济赔偿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广西办事处在聘用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郭泽宇时未经审查，有一定的责任，且郭泽宇的行为系职务行为，附带民事责任不须以共同故意和共同行为为前提条件，故广西办事处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于1998年11月23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郭泽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二、被告人郭泽宇赔偿被害人李保信、张淑君医疗费二万三千八百四十元七角三分，治疗费、法医鉴定费等五千零三十五元四角五分，交通费一千四百零八元，护理费八百元，营养费二千元，被害人因受伤损失的单位医药包干费一千二百五十七元九角六分，共计三万四千三百四十二元一角四分。被告人郭泽宇因无能力承担该经济损失费，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驻贵阳办事处承担连带责任给付被害人李信保、张淑君上述费用。
宣判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广西办事处不服，以其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不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为理由，提出上诉。
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上诉人广西办事处作为政府派出机构，在单位用人上应当慎重。上诉人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被告人聘为值班保卫人员，已属不当，加之被告人在值班保卫中致人伤害，理应负有责任。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上诉人广西办事处应对被告人郭泽宇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法律后果承担民事责任。原判鉴于被告人郭泽宇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并有投案自首的情节，对其减轻判处，合情合理，于法有据。本案被害人系离退休干部，尊老敬老乃传统美德，理应受到尊重。老年人亦应遵守社会认可的公德习惯，不宜强行上外单位厕所。被告人郭泽宇执行职务，对两位老年人讲明自己的职责，进行劝阻并无不当，但出于尊老敬老的道德观念，一味阻拦是不当的，致人伤害应当受到法律追究并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罪量刑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于1999年2月11日作出刑事附带民事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被告人郭泽宇作为政府派出办事机构所聘用的下属招待所的值班保卫人员，值班时禁止外单位人员使用本单位非对外公共使用的厕所，是行使值班保卫的职责，无可厚非。但当两位六、七十岁的离退休人员欲使用办事处厕所时，郭泽宇也应当遵循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对老年人予以必要的尊重和帮助。郭对两位老人讲明其职责所在，进行劝阻并无不当，但其一味阻挡是不当的，更不得动手进行伤害。郭泽宇的伤害行为已造成重伤、轻伤各一人的危害后果，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并承担民事上的损害赔偿责任。鉴于郭泽宇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案发后又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依照《刑法》关于“尚未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和“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规定，可以对其减轻处罚。被害人李信保、张淑君两位老人也应当遵守社会认可的公德习惯，不宜强行使用非对外公共使用的外单位厕所，他们的行为对本案纠纷的产生也有一定的责任。
广西驻贵阳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办事机构，在聘用人员上理应慎重。该办事处将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郭泽宇聘用为办事处招待所的值班保卫人员，实属用人不当，加之对郭泽宇值班保卫工作未加以有效管理，对郭在值班保卫工作中伤害他人的行为应当负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五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给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机关应承担民事责任。”据此，广西驻贵阳办事处对其保卫人员郭泽宇在执行职务期间对李信保、张淑君两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责任编辑按：
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前引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给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机关应承担民事责任。这种关于机关法人对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的规定，在民法理论中称之为转承责任。
转承责任是侵权行为民事责任的一种特殊责任形式，即对他人的侵权行为负有赔偿责任。在此种责任关系中，存在三种主体：即侵权行为实施人、责任人和受害人。当行为人实施了致他人受损害的侵权行为以后，不是按照一般侵权行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规则由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而是由责任人对此承担民事责任，即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相分离，由责任主体对行为主体的行为负责。转承责任属一种法定责任，只要行为人与责任主体之间存在法律规定的某种转承责任所要求的依附关系，那么，责任主体就应对行为主体执行责任主体的职务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从本案的情况来看，被告人属广西办事处雇佣的保安人员，是该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双方存在这种依附关系；被告人不让两原告进办事处的厕所，正是执行办事处工作的职务行为；被告人在执行职务中致两原告损害，被告人即属行为人，广西办事处即为责任人；广西办事处依法应对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活动造成他人合法权益损害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民国故事范文5
偶有创意
促进本地发行
一般报馆的发行部门,人员工资低,多是没有文化的蓝领阶层,素质低、服务态度差。当时学者甚至认为报馆发行部门“疏懒成性,偶有询问报纸因何不到,亦置不复;若有投报纸不满意之函,亦未尝研究如何可以改良,对于分馆推销,亦任其自然,不为之计划而指导之。故吾国报纸之行销日多,乃社会进步促成之,非报馆之努力也”。(1)
不过也有报馆在发行上有过一些创意,但大部分都是临时性的,比如天津《益世报》在创办初期的时候,曾经靠发行彩票的办法吸引读者,宣称凡是订报一年的读者,都有机会获得1000元的奖励。(2)天津新记《大公报》创办第一天,免费发放报纸,同时刊登《本报启事》:凡依次订阅本报6个月以上者,在期内每星期赠送该报附属机构国闻通讯社的《国闻周报》一份,以二千份为限。(3)这些措施效果都不错。
某些报纸提早发报时间,获得读者好感。《申报》经理张竹平上任后,想了很多办法,与《新闻报》争夺上海市内读者。当时《新闻报》的读者主要集中在上海本埠,为上海第一大报。为争取《申报》本埠发行的增加,他曾请好友王梓康出面成立报纸递送公司、雇人踏车每日清晨准时送报,声称一定赶在其他报纸之前送到,(4)但最终在本埠发行上未能超过以“柜台报”著称的《新闻报》,但外埠发行的成功弥补了这点遗憾。
很多报纸鼓励读者整月、半年、整年订阅报刊,比如1917年9月17日出版发行《军政府公报》,规定“订购一月者定价大洋八角,三月二元三角,半年四元五角,常年八元,须先交报费”。(5)有小幅优惠。
遍设外地分馆或代派处
促进外埠发行
为了扩大报馆在外地的影响和发行,报馆创办后,都想方设法在外地开办分馆或代销处。《新闻报》创办30年(1923年)时在苏州、南京、北京、汉口、天津等19个地区设有分馆。《申报》的分销处更多,1934年全国26个省以及海外部分地区均设有分销处,成为当时影响力较大的全国性日报。
为了扩大报纸的销路和影响,外地分销处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上海报纸在外埠的售卖曾分为“走报”和“订阅户”之分。“走报”是指读者看完报纸后,于当天下午或第二天早晨退还,报贩自己来取,收费减半;“订阅户”则要迟一天才能看到报纸,但价格相对便宜很多。因此,每份可以分送给三家阅户。比如在长沙,1910年后期《时报》销量最多,为500份,而实际上相当于销售了1500份的报纸。
受制于报贩
难有作为
在本埠发行中,报贩的作用实在巨大。报贩在中国始于明朝邸报发行时期,到清末在北方初具规模,南方报贩出现晚于北方,但民国后,发展迅速,形成了势力强大的行业,在新闻界是穿“蓝衫”的老板,报馆发行无不受其辖制。
本埠报纸直接由大报贩从报馆批来,再零批给小的报贩,当时上海报贩有大、小、更小的等级分别,层层盘剥;这个职业是传代的,父传子,母传女等。该行业成立应该是在民国成立后,“报贩渐成专业,派报所林立”。(6)上海大报贩王春山、陆开庭、张阿毛、蒋仁清,曾有“望平街四金刚”之称。他们控制众多小报贩,并有行业组织“捷音公所,团结甚坚”,(7)势力嚣张,对报纸零售大有影响。但报纸发行真正的“金刚”是被俗称为“掏报人”的,他们拥有大量的固定订户,是报馆的命脉所在。每个报馆都有自己的“掏报人”,负责调停报馆发行部和报贩间的大小纠纷。这个角色一般是资深报贩,在众报贩中有很高威望。如《申报》的“掏报人”名叫徐志钦,俗名“徐阿七”,清朝时是民间邮局民信局跑街送信的;席子眉主办《申报》期间,他就被邀请做了《申报》的“掏报人”。虽报馆几经沧桑,历任变更,他的职位始终没变。他拥有不少的固定订户,在1921年时,手下的报贩多达百余人,有各报固定订户2万多份,人称报贩大王。
1936年天津《大公报》到上海发展,出报前三天,读者根本见不到报,原来报贩将报纸全部收去,给《大公报》一个下马威,直到胡政之请杜月笙出马宴请了上海的几位大报贩,才在上海立了足。金雄白办《平报》,先请大报贩吃饭,由于报贩协助,竟开局销掉7万份。成舍我到上海办《立报》时,也遭遇同样状况,但他不与报贩和解,自办发行,也闯出了新路。据说当年《立报》来到上海,定下两条规矩:“第一,是绝对不登广告”,“第二,不迁就报贩”。并自买自行车,配备发行人员,为的就是与地位低下但势力庞大的报贩抗衡。申、新两大报也曾与报贩较量过,一次因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新闻报》竟被扯碎数千份报纸,只能和他们谈判,并请客完事。到抗战胜利后,由于折扣问题,申、新等报与报贩更是多次发生摩擦,最厉害的一次,上海报业公会竟然要全体报纸停刊一天以抗议报贩。
报贩从发行上获得巨大利益。熟悉上海报业状况的胡政之,对此也有切身体会:“新闻记者终日劳苦之所获,半为报贩所得,十成之红利,报贩得六七,报馆仅得三四,最多亦不过剖而过半”;(8)“报贩之以致小康者比比也”。(9)据说当时申、新两报的收入中“70%以上来源于广告” (10),发行收入非常少。
通过政府
争取邮局递送方面的优惠
邮政系统在报纸的外埠销售中占重要地位。不仅报纸的直接订户是通过邮局递送,而且大宗的报纸运送,也是通过邮局。
邮局在清末以前是由民间经营,称民信局。中国古代邸报的外埠销售就是从民间信局开始的,近代帝国主义控制了中国海关后,由海关递送;1896年2月,中国开始自办邮政。“宣统三年(1911年),邮政与海关划分,归邮传部直辖,报纸每张收费一分”,但报纸还是愿意让信局来递送。民国成立后,上海日报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求,报纸邮费减少一半,1916年7月,邮局重新制订规则,“寄费论量不论份,汽机已通之处,每百格兰姆一厘,未通之处一分”。(11)
邮局和报纸发行关系紧密,邮局收费制度直接关系到报馆成本,因此两者间有矛盾,邮局有很多困难,报馆也有自己的苦楚。
首先收费过高,标准过于笼统。1916年7月,中国邮政部分修订了印刷品邮递章程,自该月起,邮寄印刷品一律按重量收费,不再按份数计费。这个规定当然于邮局方面更具公正性,但规定过于笼统,使报纸邮递出现困难。“如新闻报,四张分量尚只一百格兰姆,如四张半,即二百格兰姆,加倍收费矣”(12),这对报纸来说很不公平。
民国后的国家邮政收费标准只分为“轮机已通和未通”两种,费用差距在10倍以上。那些没有通轮机的地方正是需要报纸开启民智的地方,但报纸因为邮资问题、累赔太多,因此不愿意向这些地方发售报纸,也延缓了当地民智的开通。
其次,不按规定,强行多收费用。民国初期《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气愤地说,“最可笑者,如清江一埠,小轮行驶已十余年,而邮局强照未通处收费。屡次交涉,则谓该局尚未与该轮局妥订合同,只好仍作未通处收费。诸如此类,不止清江一处”。(13)而且邮局自身的手续烦琐,很多近路的报纸邮件却要绕远,耽搁行程,“徽属报件,若由邮局直寄,则稽延时日,若由上海寄杭州,转运余杭,分寄徽属,则极敏捷,但前后共须缴付三次邮运之费……于邮寄上极感不便”。(14)
另外,邮局在边远地区取消了人力邮差,改交民船运送,使那里的报纸投递缓慢,大量积压,影响报纸发行。还有报纸的海外发行,收费更加高昂等问题。
有人算了一笔账:“本报报面所刊每份收大洋三分六厘,实则本埠批与卖报人每份小洋二分二厘。照现在市价,合大洋不足一分八厘。外埠批价,均以大洋计算。每份统扯,亦不过二分。照现在纸价市面,平常不为昂贵,每份假定五张。纸本需三分余,而邮局取输送费未通处,假定五张,约收一分以上,统计销报一份,需亏本洋二分余。照目前风气渐开,轮轨四通八达,报纸日销数十万,亦属常事,第不知最困难者,多销一份,即多赔累洋二分。是以不得不增加广告刊费,以资挹注。广告刊费多收二分余,即可多推销报纸一份,故报纸销数愈多,广告效力愈大”。(15)
报馆和邮局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因此1928年上海日报公会向政府提出包括解决邮费在内的一揽子计划,其中有五点建议:一,统一邮费,全部按照轮机已通的标准收费;二,改订邮线,以方便快捷为最主要目的;三,恢复邮差;四,增加邮班,服务内地;四,优惠侨胞,减少递送到海外的报纸的邮费;五,在报业发达的上海,设立专门的邮局办理报纸业务。
所有这些意见,最后政府的答复为,“汽机未通地点之运报邮费,常一邮局一时力有未逮,暂先自每百公分八厘减至六厘”。(16)
在如此艰难的发行条件限制下,中国当时很难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报纸。报馆尽可能向外拓展,我们从《申报》1934年在全国各地的发行数字分析,上海本地发行占全部发行量的36%,其周边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三地总发行数字达到61,650份,占到了总发行数字的39.5%,其他地区占24.5%。我们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精确显示报纸在每个地区的年均增长情况,但有一个数据可以表明报馆的进步:1920年前,湖南长沙地区发行最多的上海报纸为《时报》,数字为500份,但到了1934年这一数字增长到1450份。至少作为报业中心的上海,在外埠发行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发行是报纸生存的命脉,历史环境不同,发行策略亦有不同。目前报纸发行所面临的境况更为复杂,需要业界人士认真分析,找准对策,找到发行的最佳平衡点。
注释:
(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237-238页。
(2)熊少豪:《五十来年北方报纸之事略》,《最近之五十季》,上海申报馆,1923年。
(3)天津《大公报》,1926年11月6日,第一版。
(4)汪仲韦:《又竟争又联合的“新”“申”两报》,《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5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
(5)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军政府公报》,中国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发行,1976年12月。
(6)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国闻周报》,第4卷第5号;转引自张之华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92页。
(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237页。
(8)胡政之:《中国新闻事业》,《新闻学刊全集》,《上海丛书》第二编,第48卷,上海书店,1990年,243页。
(9)胡政之:《中国新闻事业》,《新闻学刊全集》,《上海丛书》第二编,第48卷,上海书店。1990年,243页。
(10)徐铸成,《旧闻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香港,224页。
(1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320页。
(12)(13)(15)汪汉溪:《新闻业困难之原因》,《新闻报三十年》,新闻报馆,1923年。
(14)《报界使用邮电案之陈请书》,《民国丛书》第2编,第48卷,469页。
民国故事范文6
[摘要]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走势与国民经济走势呈异动状态。介绍股票市场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与国民经济不协调的关系，进而分析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相互背离的原因。
道理上讲，股票市场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晴雨表”，应该可以反映出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面。但在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日益向好的背景下，与之相对应的，却是我国股市的连创新低。从国际上看，1990年以来，欧美国家股市市值的大幅上升，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股市所经历的剧烈波动，对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最终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促进或阻碍作用。股票市场作为反映国民经济状况的一个窗口，股票市场的兴衰直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坏与快慢，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一、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的关系
（一）股票市场的发展揭示着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向
事实上，股票市场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能推动企业的发展。投资者之所以会投资于股票市场，最主要的原因是股票市场有财富效应，可以为投资者带来财富增值的机会。投资者购买股票能够通过股票价格的上涨，分享高风险投资带来的高收益。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来迅速筹集到大笔本是闲散的资金用于企业的发展。
而且，股票市场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使国民经济健康地发展。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是广大投资者对公司投资决策、管理水平、经营业绩较为客观的评价，会对公司管理层产生一定的监督压力。朝阳产业、高科技产业的高市盈率会促使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对科研的投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同一产业内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差异反映了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不同评估，公司的股票价格随着不尽如人意报表的公布而下跌，这些都是投资者迫使企业管理层改善自身管理水平、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一种市场压力。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国民经济更快的增长。
由此，股票市场发展是金融深化的重要环节，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一股推动力量，是经济发展潜力的一项重要衡量指标。
（二）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股票市场的发展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为了调节固定投资规模使经济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政府不可避免地将出台一些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这些政策在短期内不可避免地对股市走势构成影响。
2007年，为了遏制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无论是央行、银监会还是政府相应的部门，都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强制经济降温的调控措施。如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缩信贷；银监会则要求商业银行对于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没有按规定程序审批的项目，停发新的贷款；国务院则要求各地清理检查2003年以来的土地占用情况；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要求控制出台涨价项目等。这些政策推出后，不仅掀起了国内金融市场的巨大波澜，而且很快波及全球金融市场。由此可见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对股票市场的决定作用。
二、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相互背离的探讨
尤其是在2007年尾和2008年初，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相互背离的情况最为清楚。虽然股票市场和国民经济有上述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我国总会出现股票市场与国民经济背离的情况。综其原因，应从一下几方面去分析：
（一）我国是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适应如今，多个上市公司似乎远远代表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一些上市公司目前已成为了本行业的龙头，但是，这一“样本”还不到足够大。而且，上市公司中主要还是国有企业，而作为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中坚力量的民营企业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只有当不断增长的上市公司在各自的行业中不仅仅是龙头地位而且还能够起到群龙之首作用的情况下，它们才能扮演整个国民经济晴雨表的角色。只有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多和质量的提高，它才会更贴近国民经济，两者的相互作用才会更直接、更有力。
（二）证券市场中存在某些计划因素
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产生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相关联的。因此，证券市场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之前，虽然也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实行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计划经济，因此只能取消证券交易行为和证券市场。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证券市场也逐步地成长起来。但是由于我国至今还不能说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而是伴随有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因此，现阶段的我国证券市场也就无法完全体现市场经济的特征，一些人为的因素必然会夹杂其中，这些人为的因素中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因素包括了对证券市场的期冀和愿望，客观因素则是通过对其他市场的命令和指挥来影响着证券市场，带有计划色彩的政策性的证券市场也就由此产生。这种计划的色彩其表现形式不一定是直截了当或裸的，但它的影响力度却是不容忽视的。
（三）股票市场中各种违规行为的广泛存在
我国过去十多年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也是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这样的一个时期，由于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不可避免地给各种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在各种投机行为广泛存在的情况下，这个市场已经变得十分混乱，造成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巨大经济损失，
而且由于管理部门的监管不力，致使人们对股票市场的公平性产生了极大怀疑。而且这几年来，随着互联网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人们能够很容易地通过互联网这一便利的渠道收集到很多关于股市和上市公司的信息，这就使得原来那种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各种违规行为或者是一些不加证实的谣言更加容易广泛传播。在这样一个获取信息成本越来越低的社会里，违规行为的广泛存在，而管理当局对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使得人们容易有充分的理由对这个市场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四）投机行为向投资行为的转化
近年来，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人们的投资意识的提高，人们逐渐对股市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从而减少了以前的那种盲目投机性，逐渐从完全的投机行为向投资行为转换。在2000年的时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的年平均换手率为492．87％，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年平均换手率为509.10％，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换手率偏高，人们更多考虑的是短期收益目标。从长期来看，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中最主要考虑的应该是市盈率。市盈率的高低决定了长期的投资收益的多少，因此在市盈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将会考虑将资金投入其他投资渠道，而不是进入股票市场。在200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盈率为58.22，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市盈率为56.03，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年投资收益率还不足2％，比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还要低，而投资股票的风险却是远大于把钱存入银行的风险。正是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了这点，虽然我国调控部门一再降低利率，甚至是面对现在的实际负利率，居民储蓄不但不减反而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巴曙松，中国股市是体制缺陷的晴雨表[J].中国经济信息，2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