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
目前，国内尚无对民族文化传播的确切定义，相关的理论探讨也鲜见。郝朴宁的《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可视为较系统性地从理论上对此问题进行探索的代表性成果。该著作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从传播主体、符号和内容、传播介质等几个主要方面，对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性考察，揭示了传播在民族文化产生和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与力量，并尝试性地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播的基本原理和构建民族文化传播学的主要内容。他认为，在民族文化的传播中，有几个方面的影响机制在发挥作用，即文化的维模功能、文化适应、文化的圈层性、文化融合、文化增殖、文化积淀、文化分层。他将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基点建构于民族文化的延存、传播、传承之上，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出发，提出了七个层次的建构要求。同时，作者应用传播学的方法与框架，将民族文化传播放在中华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大视野下，提出了民族文化传播学的现代建构内容。这些思路和观点，尽管尚未达到建构起民族文化传播学的层次，但对于民族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以及对民族文化传播学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传统大众传媒的民族文化传播效力
传统大众媒体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和平台，也是覆盖面和渗透力最为广泛的媒介形式。配合国家的政策，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宣传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大量涉及民族内容的节目和栏目、专刊等被制作并广泛传播。对于大众传媒在弘扬和传播民族文化方面的功能优势，基本没有异议。然而，对于实践中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在促进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实际效力，学界存有不同的观点和评判。张燕认为，尽管大众传媒在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方面具有某种积极作用，但其实际存有的功利性，导致传播初衷与实际的议程设置效果之间产生了偏差，造成大众传媒在传播原生态民族文化的过程中的某种异化，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文化原本的文化品质。同时，在表现方式上也丧失了民族文化最真实的面貌。故而她强调，大众传媒应充分尊重和维持民族文化的本真状态，从整体和细节上做到真实展现，才能真正发挥大众传媒传播民族文化的效力。刘祥平在对贵州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指出，大众传媒在当地的民族文化传播和旅游形象宣传中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仅仅依靠传统大众媒体是很难完成传播地区民族文化，促进当地旅游形象建设的任务。唯有充分挖掘和利用网络与新媒体形式，同时配合外部优势媒体的传播力量，才能更好地发挥民族文化传播的作用，提升传播效果。另有学者从个案出发，探讨了少数民族电视节目主持人在传播民族文化中的作用，从电视节目的主体元素角度探讨了大众传媒如何提升民族文化传播效力的问题。
三、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民族文化传播
民族文化传播的研究中，有关网络、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的相关探讨数量最多，这是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而做出的积极回应。庄晓东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建构为背景，探讨了网络媒介与当地民族文化的互动，以及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民族意识与民族文化认同所发生的变化。通过实证考察，作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在传统媒介环境下和网络环境下的不同情况分别给予了考察，提出了当地网络媒介建构民族文化的新模式，尤其强调并分析了民族意识建构的相关情况。陈峻俊认为，网络以其传播优势极大地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面貌，不仅扩展了民族文化传播的视野，改变了原有的传播模式，更深刻地影响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观念。通过利用网络技术和信息资源，可极大地开发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潜能，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而对于网络保护抑或是破坏了传统文化的争议，正是由于网络媒体的低门槛、互动性、自媒体特征，使得族群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不但不会导致某个民族文化的退化，反而有利于民族间的交流与和谐，更好地平衡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阎敏以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新路径与具体的策略性措施，建议通过联合传统媒体，优势互补地打造文化传播精品内容；同时根据民族文化的特色，利用微博等新媒体形式，细分传播内容，加强民族文化传播的集中性与针对性；提倡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体验式民族文化传播，让受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民族文化的特色。孔钰钦以新媒体环境下我国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困境为基础，分析了利用新媒体进行民族文化传播的可行性，提出从“建立新媒体动态生态少数民族博物馆”、“建设少数民族新媒体书店”、“开发少数民族文化传播新媒体产业链”几个方面入手，开辟新媒体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的新渠道。相比前两类微观层面的策略性探讨，张竞月和王金磊从宏观上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民族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出路，提出了“民族文化消费畸形”、“对外传播受限”、“文化符号机械复制”等问题，并给出“构建国家共同文化”、“进行民族分层化传播”、“民族文化大数据传播”等建议，同其他学者一样，他们也主张建立民族文化传播的产业链，加强民族文化传播的市场化运作，从而在吸引更多关注者的同时，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学者针对“微时代”的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如微信、微博、微电影、微小说等各种建立在数字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传播方式，都将成为新时期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和途径。有学者认为，应建立信息化平台，制定出符合具体民族文化内涵的微信息传播方式与路径，从而有效地拓展民族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提升传播力度。此外，自2008年开始举办的“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已成为此领域研究的重要平台，会议每隔一年举办一次，积极探讨了有关新媒体的发展与民族文化传播、少数民族新闻教育等方面的最新最前沿的问题。
四、民族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是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另一大成果集结领域。在多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不断与他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借鉴、部分交融的动态过程。因此，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与传承必然绕不开它同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处理情况，而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已是不可避免。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种现实，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利与弊、得与失，让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在同族外文化的互动中得到传扬与承续，是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杨芳芳从宏观视角探讨了跨文化传播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民族文化在其形成过程中的跨文化传播特性。且随着跨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使得各族文化之间在相互适应与融合的同时，也造成了具体民族文化的异化与原有文化传统的消解。因此，她从全球传播和文化霸权的角度出发，认为民族文化只有平衡好汲取外族文化的文明成果与保持自身鲜明特色和文化主旨的关系，增强文化传播力方能得到更好地弘扬和发展。李娜用传播学的框架，对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活动方式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爬梳了三个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形态与途径，并从文化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上对传播效果进行了评价，以此为基础，提出少数民族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的三个主要特质，即“生产生活的需要”、“娱乐化”、“地缘特质”，这三个方面对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广度与深度具有重要影响。另有学者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对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传播现状与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旅游中的跨文化良性传播与互动对于在多元文化环境下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还有不少研究者针对民族文化的表层结构，如民族服饰、舞蹈、音乐、习俗、体育等的跨文化传播价值与策略进行了专项研究，个别学者运用符号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影视作品中的民族文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价值和效果给予考察，倡导通过这些可以跨越民族间差异的方式，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以促进本族文化的外部认知与传扬，从而完成保护和延续本民族文化的任务。此外，针对少数民族禁忌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问题，有学者进行了系统地考察。以少数民族禁忌在传播中的特殊性为基础，运用传播学的框架，从传播者、传播系统和受众三个层面分析了民族禁忌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情况与机制，为更好地控制跨文化传播中的这种负面因素，提高传播效果提供了重要思路。
五、文化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
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与人类文明的创造历程相始终。这是广义上的文化传播所必然得出的结论。就此意义而言，文化传播伴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诞生、发展的全过程。这一过程既包含着具体民族文化的自身变化发展逻辑，也是一个不断同外部环境和外族文化博弈、汲取、交融、再生的过程。因此，讨论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问题，需明确具体民族的文化衍生逻辑与路径、文化的实质性内涵，以及它所面临的现实环境与条件等基础性信息。通过考察一个民族文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可间接性地窥见该民族的文化变迁轨迹，进而为有的放矢地提出有效的民族文化保护措施提供依据。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对于文化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相关研究，主要以具体的某个民族或民族地区为例而展开，研究视角多集中在现代化、全球化、新媒体环境等外部变化对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上，通过揭示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文化传播的策略，进而为该民族或民族地区的文化与传承保护服务。王海飞以裕固族为对象，探讨了外来文化对裕固族文化变迁的影响，并将这一影响途径概括为媒介传播、教育传播和社会文化传播三种模式，对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所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后果的产生过程中，文化传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与作用。通过揭示裕固族文化变迁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以及文化变迁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播生态建构和重构的可能性与过程张春辉通过对三少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描述，对三少民族文化传播的方式、内容、受众、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三少民族文化的现代装型与文化传播策略。葛艳玲以石河子地区的汉族移民为对象，研究了其文化传播与变迁的历史，她以考察石河子地区的汉族移民的历史来源与迁移原因为基础，通过实地访谈与调研，提出了当地汉族移民的文化传播与变迁机制。相比较同类的研究，葛艳玲在考察所研究民族的文化传播与文化变迁时，对其文化形成的历史与原因进行了分析。但遗憾的是，在目前已有的研究中，缺乏对民族文化历史变迁过程的文化传播机制的考察，研究多集中于现代的语境，从而割裂了文化传播在民族文化形成与历史发展中演进的逻辑脉络。这就使得在探讨民族文化保护的文化传播策略时，缺少纵向层面的关照和动态地、历史地眼光，一些措施与方案的提出也因此而显得根基不牢。未来的研究在加强民族文化传播基础理论与基本问题探讨的同时，应着重于开拓对各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专门性研究领域，或可探讨分区域、分类别地实施民族文化保护战略与措施，将微观的研究更加细化、具体化，使之更具操作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作者：石蓉蓉 单位：兰州商学院商务传媒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