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时偕行与与时俱进
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和优秀成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5]，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这一精神实质从一定意义上看，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与时偕行、革故鼎新等优秀传统相结合，并加以继承和发展的产物。《诗经•大雅•文王》中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句子，意思是说，周虽然是旧的邦国，但其使命却在于革新。《礼记•大学》则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言行加以称赞。法家主张“因时变法”。庄子的《庄子•外篇•天运》有“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的记载。另外，被誉为“群经之首”、“百家之源”的《周易》中有很多创新变革的思想。比如，《周易•彖传》中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系辞》中有“变通者，趋时者也”。除了传统的哲学思想，还有很多历史人物书写了变法革新的篇章：管仲改革、商鞅变法、永贞革新、庆历新政、范仲淹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及各个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从十六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到十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再到十八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就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创新思想。邓小平同志着重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他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与实际符合，使主观与客观符合，就是实事求是。”[6]他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也是思想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同志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正是在重新确立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著名命题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比较系统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与时俱进”。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阐明了与时俱进的内涵：“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7]同志也正是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也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永恒发展原理同中国传统“与时偕行”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并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求真务实”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道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科学发展观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与时俱进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治国常富与发展经济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无疑是对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原理的具体运用，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富民强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不断追求。春秋时期齐相管仲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著名命题。他在《管子•治国》中还提出了“治国常富”的理论，认为人民生活富裕就便于统治者管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孔子称赞子产有君子的四种道德之一“养民也惠”“，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论语•子路》中的一段话记载了孔子关于百姓要“先富后教”的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墨子认为，“万民和，国家富，财富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孟子认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关键在于要有“制民之产”，唐太宗强调“国以民为本”，朱元璋也提出“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盛世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明朝的“洪武之治”和清朝的“康乾盛世”等无不与君主重视经济的发展使百姓富足有关。中国革命的目的就是实现国强民富，中国革命的胜利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著名的主张“：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8]他认为解决台湾问题依赖于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在于发展，建设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发展经济，实现共产主义也必须依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9]，又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10]，指出社会主义的两个原则是“发展生产”和“共同富裕”。同志多次强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一条要求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党的十六大上，他强调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11]同志也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在十八大报告中他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12]。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百年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的相互承接。2013年五四青年节，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中指出：“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因此，“中国梦”的追求和实现，也可以说是对中国人几千年国强民富理想的真正发展和实现。
三、为政以德与以德治国
德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它博大精深，影响广泛持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治国方略，这无疑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优秀德治文化相结合并加以继承和弘扬的结果。中国文化强调道德、以德治国的传统。早在《周易•坤卦》中就有“厚德载物”的理念，在《尚书》、《诗经》等古代典籍中也有“明德”“、好是鼓德”等“德”字的使用。西周初期，周公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思想。《管子•君臣下》中说“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孔子提倡“为政以德”。《论语•为政》记载“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相对于用政治手段和刑罚来治理人民，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他们，人民就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归顺人心。孔子还强调统治者要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几千年的德治传统使中国成为历史上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十分重视思想道德建设。邓小平同志强调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了，才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13]1985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还十分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政治思想工作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他在反思改革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时说：“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14]同志提出了“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倡导集体主义，倡导“五爱”。在党的十六大上，同志还首先概括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强调要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是对延续了几千年的“礼法王霸”之争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并把它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并用“三个倡导”、24个字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同时还强调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15]，继承和弘扬了崇尚道德的中国优秀文化传统。
四、大同社会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社会，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兵家、释家的重要典籍中都有关于和谐思想及和谐社会理想的大量论述。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总体上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设和谐文化，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丰富的和谐文化资源。在中国传统和谐文化资源中，追求社会和谐是重要内容，尤其以大同社会理想为典型。《论语•学而》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冠义》中有“和长幼”。《易•乾》中说“保和太和”。《左传•成》中有“民生敦庞，和同以听”。《史记•贾谊传》有“天下和洽”。墨子在人与人交往中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群臣相爱，则惠患。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下》）。《周礼》中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从儒家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道家的“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代表了古圣先哲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另外，这些思想家还认为实现和谐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关系，强调人和、心和、家和、国和等。“和为贵”“、家和万事兴”、“政通人和”、“协和万邦”等都是其表述。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直为和谐社会而努力。邓小平同志继承并超越传统“小康”思想，通俗地概括其为“所谓小康社会，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16]。1979年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7]2002年10月对此阐释道：“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18]1995年，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处理好十二个重大关系。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还提出了和谐社会的五个要求，这些思想都有利于后来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党的十六大以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使和谐社会理论逐步完善和成熟。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200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任务和基本特征；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并把“社会和谐”界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19]。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理论与以大同为典范的优秀和谐文化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充分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和谐社会思想。
五、天人合一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中国传统文化在“天人观”上十分重视“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倡要“勿夺农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天人观的坚持和运用，也是对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天人观”上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礼记•中庸》中提出典型的儒家“天人合一”观：“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古代思想中强调统治者要“勿夺农时”、“使民以时”。《易传•文言》中则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论语•学而》也记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荀子•天论》认为要“勿夺农时”。荀子还认为要因地制宜地利用大自然规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古人还认为要厉行节约，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在《荀子•王制》中则提出了保护自然的具体措施。董仲舒强调要爱护人民，也要爱护鸟兽昆虫。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他指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宋代张载《西铭》有“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和王阳明都认为“性者万物之一源”（《张载集•正蒙•诚明》）。朱熹也指出，“中和在我，天人无间，而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育，其不外是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人民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科学发展观。邓小平同志指出“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持续、有后劲”[20]，他十分重视人口问题，强调要抓好计划生育这项战略任务，并一再强调“要合理利用我们丰富的资源”[21]。他还认为仅靠呼吁道德来保护生态环境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提出要将植树造林纳入国家法律体系。要求把保护环境确立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坚持计划生育，要坚持五个统筹，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他还强调“要尊重自然规律，根据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规划经济社会发展，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22]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强调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天人观，也要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观。
六、大一统思想与和平统一思想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历来就是多民族和谐相处的民族大家庭，团结统一、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大一统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大一统思想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论语》、《孟子》、《荀子》、《春秋公羊传》、《尚书》等经典著作中也都提到了大一统思想。如《论语•宪问》中提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见梁襄王时，对梁襄王提出的“天下恶乎定”的回答就是“定于一”，即天下统一；《荀子•王制》中用“亮舜者一天下也”来称赞舜统一天下之功德。明确提出大一统思想的是《春秋公羊传》“：易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尚书•尧典》中有“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思想。《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也说“夫和戎狄，国之福也”。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祖国和平统一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港澳问题的解决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邓小平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这一构想的引领下，我国政府于1997年和1999年分别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又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在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他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23]。1995年1月30日提出了著名的“八项主张”。1999年12月31日，在首都各界迎接新世纪和新千年庆祝活动上，提出，在新世纪里“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24]。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积极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努力。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2005年4月26日和2006年4月16日，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时都提出要和平发展两岸关系。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他强调要在“一国两制”构想下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要“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25]。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统一性的矛盾观在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上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弘扬。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研究这些结合点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理论成果、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发展都是有益的。
作者：刘惠惠 赵金元 单位：大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