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高校传统文化通识课程定位模糊，教材编写未能形成体系且内容杂乱，同质化严重，经典阅读关切不充分。教材市场供需两旺，却存在竞争无序、教材数字化滞后的问题。必须推动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课程化建设，注重教材建设的体系化并以此带动教材出版的规范化。出版机构先期介入教材编纂，实施精品教材战略；吸纳数字技术，开发立体化教学资源，则是满足教学需求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教材出版;通识教材;传统文化教材出版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持续升温的传统文化热，此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自觉的必然反映。高校开设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课程，继承弘扬传统文化，无疑是一种顺应时代潮流的责任与担当。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明确要求大学阶段以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为重点，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必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教育各领域和各环节，推动高校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修课，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时至今日，高校开设传统文化通识课程，编纂出版相关教材已有一定经验，可问题依然不少，必须反思，以求实现质的提升，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工作。
一、传统文化通识教材编写现状
凡教育，就得有教材。传统文化通识教材是专门为高校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编写的教材。高校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必须依托高品质的教材以便于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但就目前各高校相关教材使用状况看，不尽如人意之处还不少。问题首先体现在教材编写上。
1.定位模糊，教材内容较为杂乱
目前，多数高校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定位模糊，并未将其列为独立课程，缺少相对完整的课程体系。既有的相关单列课程彼此孤立，课内外关联不够。这就导致不少已出版的教材编纂指导思想不明确、体系杂乱，内容碎片化严重。编纂这些教材时，不是基于学生认知规律和实际需求，而是单纯注重传统文化现象的讲授与介绍，缺少对其内涵的深入挖掘与渗透。还有一些教材内容停留在文史理论知识传授上，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与鲜活的地方文化缺乏联系，导致课程缺乏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文化通识教育意在提升学生人文涵养，促进德性与知性协调发展，认识中华文化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具有的重要启示。但一些高校却将传统文化教学仅仅定位于琴棋书画、汉服唐装与诗词歌赋的传习与体验，或者以“大学语文”“大学生人文素养”“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等课程充任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甚至将传统文化依附于其他教材如思想政治教材中。传统文化通识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中缺乏主体地位。这就导致教材编纂者与出版单位基于市场需求导向，或侧重于诗词歌赋，或主要编写儒道思想，或注重习俗文化的介绍与传统伦理道德的认知。已出版的教材并未吸纳更多的传统文化素材与资源。不少学校因难于找到合适的通识教材，不得不用专业性极强的文史类教材替代，无疑会影响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的教学效果。
2.专业性不足，教材同质化比较严重
目前，已出版的传统文化通识教材比较杂乱，精品并不多见。据调查，学生对传统文化通识教材满意度不足25%。[1]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教材编写者水平参差不齐，整体专业性不足所致；加之出版装帧粗糙，图文匹配缺乏创意导致可读性较差。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已经出版的通识教材普遍存在大而空的问题。这些教材多为泛泛而谈的文化通论，未能很好地融会贯通传统文化精髓，缺乏生气与灵动，很难激发学习兴趣。契合当代社会实际与大学生认知心理的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应该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启发思考，习得传统智慧与文化内蕴，让学习者具备思考能力、批判精神和时代眼光，而不是仅仅作为文史知识总汇。此外，目前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出版数量虽然一直在增长，但编纂水平与教材质量并没有质的飞跃，精品教材并不多见。
3.缺乏体系化，教材经典关切不足
为了让教材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能够尽可能满足多数受教育者的需求，就要求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必须形成体系，既保证所有学生都能学到一定的基础内容，又能让不同学生获得与自己实际相适应的内容。中华传统文化涉及有形文化和无形文化诸多方面。随着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课程化建设的推进，必须进行通盘考虑，既注重子课程教材编纂，更要推出体系化教材。目前，已经面市的传统文化通识教材，要么在章节安排上缺乏全局观，整体设计欠佳；要么内容取舍不当，内在逻辑缺乏连贯。更为紧迫、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教材建设不系统，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子课程教材之间缺乏关联。一些教材力求能涵盖更多不同水平、不同需求的学习者，导致教材内容选择、难度控制、结构体例、练习设置等方面缺乏针对性。还有一些教材内容编排不符合认知规律，内容难易缺乏梯度，编排逻辑性差，没有系统性与科学性。也让不少授课者在选择教材时无所适从，很难找到适用性强的教材。此外，一些教材以介绍古代文化知识为主，侧重于古代器物与文化现象介绍，缺乏对其背后活的文化精神的传达，尤其是缺少对文化元典的关切。中华文化元典具有原创性，能够引领社会与生活，引领学术，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已经出版的传统文化通识教材缺乏对中华文化元典的关切，经典诵读明显缺失，原典选读类课程偏少。相反，教材中概论型、常识型、休闲娱乐型内容过多，课程内容浅显，要求和深度不够，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二、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出版现状
传统文化通识教材不仅在编纂中存在问题，在出版环节尤其是教材供给、市场竞争与教材呈现方式上，同样存在亟待改进的方面。
1.供需旺盛，教材阅读体验不尽如人意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的持续推进、国学热的兴起，相关教材与教辅资料的市场需求大增、前景广阔。而现阶段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的目标、教学模式、教材及考核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标准，一些涉足此行业的商业运作者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将传统文化中的国学概念泛化，甚而无所不包，乃至出现“国学是个筐，什么都来装”的说法。[2]此种背景下，以“国学”面貌出现的传统文化教材市场进一步火爆，出现了传统文化通识教材需求极其旺盛的虚假繁荣。笔者粗略统计，书名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字样的书籍出版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些书籍或冠以规划教材通识系列等名头；或在主题词、摘要、前言、后记中明确声明作为高校教材使用；或虽然没明确说明为教材，但已经被不少院校当作教材，事实上扮演着传统文化通识教育教材的角色。究其原因，除了传统文化热的时代背景外，还由于目前此类教材出版管理方面存在某些盲点，书号资源管控存在某些漏洞所致。因此，市面上出现的一些通识教材，内容少见创新，仅仅是沿用某经典教材的编纂体例，缺乏学术个性；书籍呈现方式明显趋同，装帧设计未见有所突破，造成读者接纳度不高、阅读体验不理想的状况。
2.市场博弈，出版业界纷争
从目前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出版单位看，高等教育出版社因其隶属教育部又长期苦心经营高校教材，众多销售出色、一版再版或历年反复重印的传统文化精品教材几乎都出自其手笔，占据了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出版的绝对优势。目前，该社还制订了从专科到本科、研究生各层次，全面进入文科各学科、专业公共课、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教材建设主阵地的开拓进取计划。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必然是该社继续重点关注的出版选题之一。与此类行业龙头相比较，一些中小出版企业基于增加市场份额、提升经济效益的考虑，依然积极策划高校传统文化通识教材的编纂出版，让并不具有传统文化学科优势的高校得以参与其事。一些出版企业甚而通过各种手段以利益回报的方式推介销售自己出版的传统文化通识教材，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出版选题泛滥、竞争无序，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状态。
3.应对不力，教材数字化滞后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教学活动信息化也在快速推进。尤其是移动互联、云存储与视频技术的广泛运用，使教材的呈现形式多样化。出版单位必须积极响应数字与信息技术，充分认识数字化浪潮带给教材出版工作的冲击，发挥现代数字与信息技术在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建设中的作用。倾力打造纸质教材内容数字化呈现、教学资源数据库、数字教材与课程、在线教育平台、知识素材库等全新的教学资源形态。目前，一些出版社对数字技术运用应对不力，传统文化通识教材以纸质出版物为主，提供单一的教学内容依然是主导出版模式。客观地说，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若出版社只提供单一的纸质教材，很难满足传统文化课程教学信息化的需求。出版社必须有效应对数字技术带来的冲击，创新服务内容，实现由教材提供商向传统文化教学资源服务商转变，以求能在数字化、信息化时代获得更好的发展。[4]迄今为止，很多出版社并没有启动与传统文化通识教材配套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难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教学需求。一些反应敏锐、实力雄厚的出版社则紧跟数字化浪潮，高度重视传统文化通识教材数字化资源的开发，打造与纸质教材相对应的在线教学资源平台并支持使用教材的师生在线使用或下载。但其中一些出版社对已建成的在线资源管理不规范，使得这些在线资源的共享性和兼容性差，用户使用并不方便。
三、传统文化通识教材改进策略
要解决上述问题，提升高校传统文化通识教材质量，必须在国家教育教学方针政策引导下，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做好规划；出版社、编纂者与用户三方联动，既注重质量把控又紧随数字技术浪潮，构建立体化新形态教材。
1.推动课程化建设，构建教材体系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积极性，大家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5]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课程化建设中，应该完善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国家层面要制定课程体系标准，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要制定适合区域实际的课程化方案，各院校则须兼顾国家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结合实际推进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课程化建设，打造教材体系。传统文化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史学、艺术学诸领域，课程与教材体系化建设必须涵盖各学科，教材之间必须有系统性和继承性。这就要求课程与教材体系构建当包含传统文化知识、传统道德修养、地域优秀传统文化、校本实践等具有科学性、多样性、实践性的体系。理解经典，与经典对话，辨析和认同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时间和精力投入。若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课时量不足，教材体系缺乏维度，效果当然会打折扣。因此，在编纂出版此类教材时，就要保证充足的学时安排，让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贯穿高等教育全过程。传统文化通识教学内容的选择与教材编纂须涵盖思想价值、文化意象、文史常识、礼仪风俗、社会生活、艺术体育及科技工艺诸专题，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在课程内容和难易程度上有所区别，分级教学，进行相应的教材建设。还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课程需要，编写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形成多层次、成系列的普及读物，编写更加符合教学实际的教材。
2.编纂与出版协作，实施精品教材战略
在教材出版及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中，出版社占据资源优势，举足轻重，地位不可替代。因此，应当由出版社牵头，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准入门槛，延聘传统文化研究与教学领域的灵魂人物总体规划，组建专业团队编纂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只有教材的编写者素质过硬，才能保证教材质量的高品质。实践证明，一些认可度高的传统文化优秀教材，都是由出版社和知名专家联手打造而成。此外，建立教材质量审查机制，遴选知名学者，强化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出版审查，亦是确保教材质量的必由之路。出版单位肩负着传播优秀文化的重大使命，因此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精品教材必须主线明晰、内容宏富、寓抽象于具体，注重科学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要关切受众。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内容既不能完全是哲学思想的传授，也不能完全是历史文化知识与艺术常识的介绍；而是应从多角度去把握传统文化特征，从历史变迁中去看待中华文化的演进，做到文化具体知识传授与文化整体精神把握相结合，使学习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大势、中国文化精神有所领悟。
3.吸纳数字技术，开发立体化教学资源
新媒体时代，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阅读视线从书本逐渐转向电子屏幕。通过移动电子设备阅读已经成为常态，与之相对应的是纸质出版物读者逐渐流失。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推进，传统文化通识教育资源已不再是单纯的教材，还包括各种视频、音频、图片、参考笔记、题库、多媒体动画、文献数据库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便捷智能终端的普及能够支撑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新媒体的出现开拓了教材内容呈现的平台和渠道。例如，中华经典阅读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其内容上，输出形式与渠道的变化不会影响其本质，反而可以借助移动终端阅读技术的发展，创新经典传播形式，更有利于纠正部分大学生快餐化阅读习惯，引导他们阅读有思想深度、文化厚度的作品。因此，在“互联网+”出版思维的指导下，必须对传统文化通识教材进行功能升级和形式创新，形成纸质教材与数字资源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甚至完全数字化的教材形态。出版机构应灵活运用数字技术及其编辑方式，力求实现传统文化通识教材一种内容多种载体复合出版。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必须开发立体化教学资源，增强学生对中国优秀文化的感性认识，提高学习兴趣。
四、结语
总之，教材建设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传统文化通识教材的编纂与出版要与时俱进，要始终体现时代性。可以预见，今后新形态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将会加入更多品种，编纂者要积极地与新媒介环境下的出版素养协同，尊重教育规律，提升教材编纂质量。出版单位必须加强教材立体化和数字化建设，必须做好教材出版服务相关工作。
作者:周永健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西南傩文化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