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高等教育范例

农业高等教育

农业高等教育范文1

关键词:农业;高等教育;教学法

一、引言

所谓高等教育的教学法就是围绕一定的教学目标,依据教学内容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以及条件因素,设计教学采用的策略、方法和组合。在课程内容确定之后,恰当的教学方法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由于农业高等教育在教学目标、教学条件等方面均不同于其他专业的高等教育,因此有必要从农业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出发,探讨中国农业高等教育教学法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以便更好地提高农业高等教育的教学效率、保证教学质量,在教学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二、农业高等教育教学法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为适应国家建设“三农”技能型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我国农业院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胆创新、积极探索具有高等教育特色的农业教学方法。立足本校,总结本院优秀教师的有益方法;纵观全国,学习借鉴兄弟院校的高贵经验;踏出国门,研修、探讨国外高校的教育规律及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这些颇具特色的常见教学方法,已开始被各大高校实践证明,并为大家广泛选用。具体情况如下页表1所示。

三、农业高等教育教学法存在的问题

时至今日,国内农业高校使用的教学方法仍以“讲授式”为主,即教师运用语言方式,系统地向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发展思维能力。该法作为最古老、最传统的教学方法,自从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在教学法领域里一直扮演主角。到了当代社会,人类处理信息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对自身能力研究的进展以及社会发展对人类智力的发展和个性品质要求的提高,对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带来了极大的质疑和挑战。

(一)教学方法滥用

不同的教学方法有各自不同的适用范围,以“讲授式”教学法为例,其教学过程中多是单向信息传递,不易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课堂气氛较为沉闷。有些问题应借助形象或视觉手段更为合适,如直观演示法、参观教学法等。如在此类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依然完全依赖口头表达与描述,就会略显滥用之嫌。特别是现代高等农业教学,讲授法借助幻灯片、图片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切不可完全依赖口头讲述,适当增加实践教学环节,以避免“纸上谈兵”。

(二)学生未做好学习准备

在“讲授式”教学过程中,学生多是被动式学习,智力活动的参与度较低,记忆参与度相对较高。如若教师匆匆上课,那么学生的注意力与思维的积极性均未产生共鸣。此时的讲授,教学效果自然不佳。

(三)难以顾全局,平铺直叙较多

不同的教学方法均未能顾及所有个体差异,不能完全有效地实施因材施教。在教学过程中,常以不变的语速、语调讲授所有内容,疏忽抑扬顿挫、加重语气与重复强调等手段的使用,易使学生产生听觉、视觉与感觉等方面的疲劳,教学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四、主要农业高等教育教学法的对比分析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讲授式”教学法的教学效果提出较多质疑,而“讨论式”教学法则倍受推崇。“课堂讨论式”教学法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对教材或教学内容的基本概念、疑难问题进行独立思考、探讨,展开讨论,最终达到感知化与认知升华的共识。而“课堂讨论式”在教学过程中,利于激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将学生的思维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与人际交流能力迅速提升到新的层面。据学者研究表明(如图1所示),学生在“课堂讨论式”学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比例达50%。从整体来看(如表1所示),“教学有法,教无定法”,每种教学方法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利弊半生。人们只能寻求在特定条件下较优的教学方法,而不可能找到一种在一切条件下都是最优的教学方法。美国教学专家布鲁斯教授通过研究发现,对于90%的学生有效的方法,对于10%的学生则是不利的或者不佳的。每一种教学方法都存在两面性,运用得当,就能事半功倍;运用不当,就会事倍功半。“讨论式”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实施难度较大,学生在讨论过程中很容易偏离中心,若教师不能及时纠正,就会造成课堂时间的浪费和教学效率的降低。因此,“讨论式”教学对教师的要求更高,如使用不得要领,反倒会适得其反。教师对文科学生讲授理科知识,或对理科学生讲授文科知识,尤其不宜采用此种教学方法。“讲授法”是一种接受性的学习模式,适应知识面广、涉及内容多。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基础、专业素养,传统的“讲授法”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五、农业高等教育教学法的发展方向

(一)因学而教———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在导入新课、讲授新知识之前,利用多样化的方式方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唤起学生学习的动机,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明确学习的方向,并建立知识的连带性。这一意图行为主要是为课堂教学的导入,有酝酿情绪、集中学生注意力、渗透主题、带入情景、激发兴趣等任务,精心的设计会触动学生的心弦;立凝建趣,使学生产生“欲罢不能”的求知欲望,能够使其情绪高涨、精神振奋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学习效果自然不言而喻。

(二)课堂提问———问题是最好的引路人

课堂教学离不开“师”与“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而课堂教学过程中最主要、最常见的交流方式就是“师者提问”与“生者回答”———教师提问,师生共同解答;学生自主发问,教师耐心解答。提问技能是教师提出问题或者诱导学生质疑、发问,从而引起学生积极思考、提高学生的注意力、促进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了解学生当前的学习状态等。因此,问题的艺术性与技能性尤为重要,在教学过程中有助于师生的相互沟通、相互交流,有助于教学效果与学习效率的双面提升。

(三)反馈交流———互知互新、相互提升

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要经常进行反思与反馈,通过与学生的交流与观察,了解学生的思维与关注度的变化及其对课堂教学、知识的需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课程准备期间,多问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我怎么做学生才能更为有效的接受?”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的真正参与度,注重时间的分配与收到的可测性收益。加强交流与关心,适当“示弱”,或许为当前农业高等教育教学的一种“新”智慧!

(四)“教”“学”互换———尝试课堂新氛围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而不是真正地实现学生主动发展与参与,教师在适当的情况下要学会“示弱”,甘于“退居二线”,将课堂这一主阵地还给学生。过于精明能干的教师,会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或者是思想上的盲目崇拜,从而禁锢学生的思维方式与情感。不要当学生一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就迫不及待地“铺桥修路”,彰显“知之者”的魅力,要鼓励学生自行解决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继续探究、战胜挫折的欲望。

(五)实践出真知——源于实践,回归实践

“讲授式”教学方法以语言为载体,是向学生传输知识信息、表达思想感情、启发学生的心智、指导学生学习和调控课堂活动的一类教学行为,讲授必须运用语言,关键是讲授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发生相互作用。美国教学研究专家弗兰德曾在大量的研究中提出“三分之二律”,即课堂的三分之二时间用于讲话,讲话的三分之二是教师在讲话,教师讲话的三分之二是向学生讲话而不是与学生对话。这种抽象的描述与“纸上谈兵”的授课模式,导致学生所记忆和收获的知识减少。将传统的讲授与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自己探索解决问题,“师之可取,行之可用”,践行知识的最初来源,源于实践,回归实践。

(六)其他方面———灵活运用,扬长避短

在强调学生创新能力与素质培养的今天,自然应把握分寸、恰当应用。根据知识、素质、能力发展的不同需求,使各种教学方法配合(复式教学法)使用,灵活运用。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求知的新鲜感,有助于改善学生固有的思维方式。此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更应该“扬己之长,避己之短”。无论是何种教学方法的实施,其根本前提应该必须贯彻“启发式”教学的基础理论、思想和原则。

六、结论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古为今用今为主,洋为中用中当先”。农业高等教育教学方法是一个长期而重大的课题,需要我们大胆探索,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探索实践,不断反思总结,或许才能找到最佳、最合适的方法,探索出一套适合我们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教学之法。

参考文献:

[1]陈家胜.“讨论式”与“讲授式”教学法之教学效果对比研究[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0(3):122-123.

[2]邵世权.我国高等学校教学方法创新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13.

[3]徐长江,罗英姿.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美国农业高等教育特色剖析[J].煤炭高等教育,2010,28(4):64-67.

农业高等教育范文2

高等农业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教育的龙头,是高层次农业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推广、产业开发、技术创新的重要基地。近年来,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实现了改革与发展的跨越,对我国社会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一、高等农业教育现状

(一)人才培养规模稳步扩大,培养质量不断提高

从1999年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大至今,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层次进一步提升,逐步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龙头,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体,专科教育为补充的比较协调发展的格局。据统计,截至2005年4月,全国共有普通高校1794所,其中涉农(林)高校252所,独立设置的农林本科院校38所。[1]2005年我国农科招生111052人,比1999年增加96.7%,其士研究生2253人,硕士研究生11611人,本科生45674人,专科生51514人;年在校生344168人,比1999年增加97.9%,年毕业生75569人,比1999年增加119.1%。[2]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2007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高等农林院校共获得8篇,其中,中国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分别获得2篇,华中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华南农业大学分别获得1篇。至此,有12所农林院校共获得优秀博士论文39篇,其中,中国农业大学获得9篇,名列全国高校22位,南京农业大学获得6篇,名列全国高校29位,四川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分别获得4篇,名列全国高校37位。

(二)学科建设进一步加强

近几年,农业高校进一步加强了学科内涵建设,国家重点学科数有了较大增长。从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国家重点学科数量排名情况来看,拥有国家重点学科的农林院校有20所,其中,中国农业大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6个,覆盖18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6个,总计24个,名列全国高校16位;南京农业大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4个,覆盖10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3个,总计13个,名列全国高校25位;华中农业大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个,覆盖2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6个,总计8个,名列全国高校52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0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7个,总计7个,名列全国高校81位。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9所农林院校国家重点学科的数量位于全国高校百名之列。

(三)科研水平不断提升

高等农业教育在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同时,日益成为引领科技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全国共有2所农林高校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之列,4所农林高校设有研究生院,8所农林高校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之列。2006年度,有高等农林院校参与的15个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南京林业大学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完成的“竹质工程材料制造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山东农业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8所农林院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完成的“动物性食品中药物残留及化学污染物检测关键技术与试剂盒产业化”、“小麦抗病生物技术育种研究及其应用”、“微生物农药发酵新技术新工艺及重要产品规模应用”、“柑橘优异种质资源发掘、创新与新品种选育和推广”等14个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二、高等农业教育存在问题

(一)教育投资经费不足

我国农业高校绝大多数都是公立高校,教育经费主要依靠国家投入。据统计,2005年全国教育经费为8418.84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5161.08亿元,比上年增长15.57%,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2.82%,比上年增加了0.03个百分点。[4]而纵观世界各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高收入国家平均为5.5%,低收入国家平均为3.6%,世界平均水平为5.2%。[5]在我国财政教育经费有限的投入中,只有19%左右用于高等教育,[6]而在高等教育的投入中,国家对农业高校和其他类高校的投入是不均衡的,农业高校明显处于弱势地位。2006年教育部直属的4所农业高校教育经费拨款之和为111707.42万元(表3),还不足某重点理工科大学一个学校的教育经费拨款,4所农业院校生均教育经费为某重点理工科大学学生均教育经费的30%。而为数众多的地方农业院校,由于是地方政府拨款,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财力有限,所能得到的拨款经费更是捉襟见肘。

(二)传统农科专业人数比例较小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GDP持续增长,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高校办学规模也随之扩大,尤其是1999年以来,高校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要,普遍实行大规模扩招,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农业教育同样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扩张期。但不容忽视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逐步调整,第一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明显下降,严重影响了高等农业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业高校的发展。据统计,2003-2004年,在农科院校的招生计划中,传统农科专业的招生数占23%-38%,[7]2005年全国农科招生人数仅占总招生人数的2.1%,在校生人数占总在校生的2.1%,毕业生数占总毕业生的2.3%。[8]纯农科学生规模,无论是在农科院校的在校生规模中,还是在高等教育的招生规模、在校生规模和毕业生规模中,其比例都较小。

(三)优质生源不足,毕业生就业不畅

近年来由于高校持续扩招,农业院校的生源质量有所好转,但上线第一志愿率仍然偏低,许多农业院校不得不一再降低录取分数线,农业高校在争夺一流生源中仍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某重点农业大学2007年第一批本科投档线公布时,文理科均只高出重点线5分,实际理科最低分考生以压线录取;据2004-2006年农科专业录取数据显示,第一志愿报考该校农科专业的人数仅占当年招生数的1/3,高分考生不愿填涉农专业且不服从调剂,进入该校涉农专业就读的考生,大多是通过调剂;2006年该校涉农专业未报到人数占该校未报到总人数的64%。[9]另外,随着国家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各级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大量精简人员,接收大学毕业生的难度加大;许多乡镇基层单位由于编制、效益等原因,难以吸纳农科毕业生,基层农技推广部门已处于“网破、断线、人散”的境地,导致中高级人才“回流”农村的渠道不畅;再加上农业高校学科建设与市场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农科专业面较窄,适应性较差,导致了农科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也较突出。#p#分页标题#e#

(四)科技成果转化与利用率较低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人才只有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渠道,农村已成为人才“低谷”。目前,我国农林专业技术人员仅占全国现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的2.6%,全国每万亩土地仅有0.8个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农业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仅为万分之一,而发达国家是万分之三十至四十。[10]受农业科技人员短缺以及科研成果转化条件的限制,相当一部分的农业科技成果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高校平均每年向社会提供7000多项科研成果,但是大约70%左右的适合农村应用的科技成果在农村推广不了,仍有很多成果被束之高阁。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30%多一点,比发达国家大约低5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有2/3的农业科技成果没有得到转化和推广,导致大量科技成果浪费失效。[11]1997年我国科学技术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为42%,2004年为48%,即使在农业科技比较发达的江苏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5%左右,土地产出率达到1842元/亩,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也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70%-80%的水平。[12]

三、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对策

(一)加大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投资

教育经费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农业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影响着高等农业教育赶超世界农业科学先进水平的步伐。由于对农业及农业教育的认识不足,直接影响着政府部门对农业教育的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教育的发展。据日本的有关统计,向农业教育、研究每增加投资1元,可获得4.4元的农业收入;世界银行的报告也认为,农业教育、研究比其他投资生产的利润高1-2倍;[13]美国州立大学与赠地学院联合会的调查表明,赠地学院的经济效益是政府投资的4倍。[14]因此,多渠道地筹集农业教育经费,解决学校困难,把经费投放到农业教育、科研事业上来是当前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财政拨款是我国教育经费的主渠道,各级政府应努力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两个比例”、“三个增长”的要求,认真落实《教育法》,推动制定《教育投资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正常情况下教育投资在国家财政预算中的比例。同时农业高校也要改革单纯依靠财政拨款的观念,走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路子。要大力发展校办产业,改变学校单一的办学方式,面向社会联合办学,以合法的手段向社会筹集办学经费,同时在开展科技开发和技术推广中取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反哺学校,以缓解农业高校的经费紧张状况。

(二)统筹高等农业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协调发展

高等农业教育要面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实现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在结构上,要优化类型、层次和布局结构。国家要重点建设好几所部属农业院校,省(市、自治区)要重点支持一批地方农业院校;加大研究生教育比重,增加社会需求较大专业的招生量,增加农业高新技术型或复合型的研究生专业布点,稳步发展本科生教育规模,积极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高等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在确保普通学历教育基础上,发展函授、自考、继续教育、干部培训、实用技术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满足农村社会对不同层次、不同规格人才的需求;协调好高等农业教育地域的平衡性,对西部地区的一些农业高校实行帮扶政策,增加高等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布点。[15]在规模上,高等农业教育要坚持立足农业,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不断拓宽办学路子,实现跨越式发展,满足农村经济建设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农业人才需要。在质量上,明确人才培养规格要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人才观、质量观,清除办学思想“轻农”,办学模式“离农”,教育结构“脱农”的弊端,让农业教育真正姓“农”。在效益上,农业高校要充分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深化内部改革,理顺校内关系,提高办学效益。

(三)确保学生生源,畅通毕业生就业渠道

国家要切实采取措施对一部分国家紧缺、现代农业发展所急需专业的学生进行免费教育,如同师范生免费教育一样,或者加大农科生学费减免力度,增加农科学生生源。同时只有真正提高农业工作人员的待遇,涉农专业的招生才能根本好转,农科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才能有效缓解。对于农业院校毕业生来说,其中一个重要的流向就是到急需人才的基层农村工作,政府必须发挥其主导作用,通过构建强大的农村就业岗位“磁吸流”,构筑良好的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加快农业、农村的发展,为农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对农业高校毕业生就业采取政策倾斜,针对毕业生到农村就业最关心的问题,如户籍、工资、工作环境、住房、二次流动、子女就学等,制定优惠政策和激励措施。农业高校也要围绕学生的就业进行各项改革,要根据新农村建设需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增强学生的适应性。还可向回乡高中毕业生、农业技术人员、乡镇干部、专业户、示范户提供各种形式和各种专业内容的高等农业教育,为农村培养招得来、下得去的各类人才。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开展毕业生农村就业指导和服务,培养学生热爱农村、热爱农民的深厚感情,转变其择业观念。

农业高等教育范文3

在这里,拟依据最新整理出版的文献资料,对该所农业高等教育机构作一介绍,以资实证案例的作用。时正值清末“新政“时期,袁世凯曾以《省城设立农务局片(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即1902年8月5日)》上奏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陈述欧美日本等国,都以商战立国,对农业十分重视,其科学方法值得我国借鉴。奏折中称:“直隶地瘠民贫,非讲求地利,振兴农业,不足资生计而裕度之。查外洋虽以工商立国,而尤注意于农务,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故近年欧美农学,精益求精。其取法泰西,获效最著者莫如日本。臣前在省城设立农务司,委道元黄璟管理局务,聘订日本农学士楠原正三来直考求种植之法。兹据该道阾请,先于城西设立农事试作场一所,俟办有成效,再行逐渐推广。惟农功必期实验,考察不厌精详,现派黄璟偕同楠原正三前赴日本购办农学器具,就场试验,设学教授,并查考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1]196清政府则决定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在保定西关外霍家大院(今铁路以东至原地区公安处横跨建华南路一带)创办直隶省农务总局,袁世凯委派道员黄璟(字小宋)为总办,李兆兰为农务局帮办,占地40余亩,盖起校舍,聘请日本人为顾问、技师和教习,招收速成、预备两科学生,并在附近征地百余亩,建起“农事试作场”,供学生“就场试验”。这便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教育高等学府——直隶农务局。直隶农务局于1902年在保定设立了规模颇大的农学试验场,用科学方法培育良种予以推广。并且在保定直隶农务局内创办直隶农学务堂,分种植蚕桑、制造糖酒等科,该学堂是全国最早的农科学校,成为如今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袁世凯在直隶农务学堂联:“儒通天地人技近道矣;学纵欧亚美一以贯之。”[1]197任何一项课题的研究都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这一复杂的专门领域探讨,更需要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作工具。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综合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量化分析与质性分析相渗透以及古今中外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总结提炼高等农业教育产生的动因、发展轨迹、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及其内在关系,为读者提供了该专题的丰富认识资源、精神食粮,并有裨于人们思考“三农”问题,建立和谐新农村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的社会现代化理想而有所资鉴与启迪。

一统观全书,从内容、思想、体例结构尤其是学术创新等方面综合来看,有如下特点:

(一)观点创新

在研究中,作者表现出很强的整体把握能力和过硬的学术功底,其观点具有独创性,而且言之有据。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起步的社会背景和动因研究,使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成就与局限,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转型的动因和农学会、报刊等在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的作用。此外,书中的很多观点十分新颖,而且论证充分。例如,作者根据不同学者对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阶段划分的理论,并结合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近代化划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设计:第一阶段,从1897年杭州蚕学馆的创建到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的建立,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从1912年到1922年“壬戌学制”的建立,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从1922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发展阶段。

中国近代史以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思想变革为依据,划分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个依序而又交错的运动与斗争不同阶段的历史,其间的辛酉政变、同光中兴、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与新政宪政改革等杂糅、分布期间,蔚为一部充满血泪的抗争,又不断探寻实验的多角性历史画卷。这种历史的纵向嬗变、演进的社会历史体系,成为一般共识,具有普适性意义。但就专门史而言,由于受特定研究对象的限定,必然应体现出其个性化的多样性,具体到经济史、文学史、教育史、宗教史等均是如此。本书探讨的高等农业教育属于教育史的专题或农业史的领域,在阶段性问题的把握确立中,更应有其独特性,这应该是一种历史智慧与研究创造性的突出表现。由于学制是办学的章程,具有教育法制化的意义,不仅是新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设学兴教的依据,更是督察评估的指标或项目要求。因此,论近代各级各类教育,都要考究学制的内容。清末的1902—1903年“新学制”包括《壬寅学制》、《癸卯学制》两部,其中都有农业学堂的设计,但真正颁布实施的却只有后者。由于包括农业在内的高等实业学堂在民初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下的教育改革才被列入专门学校,归于高等教育之列。因此,本书并未对清末学制详加论述,此举蕴涵了对高等农业教育研究对象的清醒认识。当然,这或许也与近代化格局中清末新教育流弊的理解不无关系,但在我们看来,适当地加以梳理与阐释并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还是有必要的。

“癸卯学制”的课程计划改革了传统教育内容,具有面向世界的国际意识。表现在实业教育上,则是要求初等商船和中等各科实业学堂,加设外语课和相关的国际贸易及商务来往知识,有意识地进行世界市场专业人才的培养。“癸卯学制”规定,各省至少设立一所完全制的实业学堂,并由地方督抚考察当地情况后,就本省“最相需最得益”之实业门类,选派学生出国留学。这种“相需”与“得益”的办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唯义理所在、不求利益的旧格局的突破,它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要求,意味着中国近代教育开始成为文化知识与社会生产之间的桥梁。“癸卯学制”规定各种实业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不同专业的应用技术人才,确定了近代国民教育和人才教育的基调,教育开始与社会生产、国计民生相联系。该学制是西方实业教育制度中国化的第一次尝试,但由于时代和统治者的局限性,它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章程尤其是关于实业学堂的规定,基本上是仿照日本的学制,对国情的考察不够,即在没有受到普遍良好的普通教育毕业生的前提下,盲目重视高等实业教育,忽略了中国社会最需要的初中等实业教育,不重视实习实践。二是由于章程是在清政府的谕令下,由封建官僚要员张之洞、荣庆、张百熙等人拟定的,它打上了极深的封建烙印。它强调修身和中国文理为各种教育之根本,各级学堂都要设修身或人伦道德课,其中初、中等学堂的修身、读经各占到每周总学时的47%、28%。[2]417-420基于上述缘由,本书作者实际上是以1912—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和1922年《壬戌学制》为界限,对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进行阶段划分。1912年学制颁布前,重农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逐渐形成,其倡导者借鉴西方近代农业实践的经验,大力发展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动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的兴起,然而,近代早期农业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还不完善,具有很多缺陷。民国早期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下,政局动荡,割据一方,造成了种种矛盾与困苦。但各豪强势力为了扩充实力,争取民意,又纷纷借助实业、工商的资源,在相关政策、环境条件下给予便利。尤其是此时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忙于战争,美国则争做军火买卖,从中谋利,无暇东顾挤压中国资本经济。这就为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产业及股份制资本发展迅猛,也由此催化西方科技文化传播与近代教育改革。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得到进一步改革,农业教育学科体系初步形成并逐渐完善,由学习日本逐步向学习美国转型,农业教育、科研、生产一体化的办学体制引入中国,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进入转型阶段。从此,美国化教育模式、专业设置、课程模块以及实验方法占据主流地位,其他如传统农业教育内容及方式的沿袭,日本、欧洲大陆国家近代农业教育成为辅助,这种态势至少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壬戌学制”颁布后,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逐渐完成转型,高等农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学科层次得到提高,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的国际交流更加频繁,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教会大学农林学科与国内大学农林学科并举的格局,同时还出现层次较低农业专科教育或附属于大学、或独立建置隶属职业技术教育以及专门学会或社团组织创办短期农业科技培训班等多层次、多类型的近代新型农业教育体系。一时间金陵大学、岭南大学、齐鲁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南通大学、厦门大学等纷纷改进农林学科,增添短期培训机构;北京、广东等地农业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以提高办学层次与人才质量规格,与此同时又在中等专业教育层次基础上建立了浙江、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南、江苏等农业专科学校。至于依照“壬戌学制”及其它职业教育规程要求开办的农林职业学校更如雨后春笋,竞相生长。到1937年,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基本完成。由此可见,作者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阶段划分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论证合理,推理的逻辑亦准确、严密,能够很好地呈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二)内容系统

本书对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制度,高等教育思想和留学生教育进行了全面地梳理,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缺。在教育问题专题研究中,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研究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对深入了解教育活动具有重要意义。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和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思想的演变是其重要内容。在本书中,作者从包括清末《壬寅•癸卯学制》在内的三次学制的演变入手,详尽地介绍了高等农业教育制度的近代化演变,并通过张之洞、邹秉文和杨开道的农业教育思想对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思想进行归纳总结,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及思想的近代化演变。伴随着留学教育的兴起,农业留学活动逐渐开展。通过整理近代农科留学教育的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近代农科留学教育兴起的动因与留学政策和近代农科留学教育的实况,使读者能够准确把握农科留学教育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所扮演的角色。书中对直隶高等农务学堂的发展过程进行个案研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个案研究法是一种从整体上来处理一个课题的方法,它通过详细地调查一件实例来了解这一实例所属的整类个体的情况。直隶农务学堂是我国建校最早的高等农务学堂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是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1904年直隶农务学堂发展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开创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先河,对近代高等农业院校的建立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直隶农务学堂的发展史,记载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与兴衰。对直隶农务学堂的近代化历程进行考查与论证,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整体情况。时赟在河北农业大学学习工作多年,凭借自身的优势广泛搜集史料,进行严谨的考查与论证,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直隶农务学堂的历史演变、直隶农务学堂的办学特色以及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对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影响。古语云:“管窥全豹”,从直隶农务学堂、直隶农业专门学校到河北农学院演变的个案中能够了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整体情况,这充分实现了个案样本与群体普遍之间的推理关系,不仅是可信有效的,而且突出了区域与全国之间的逻辑关联。

(三)现实性突出

当前我国学术界有一种甚为流行的看法,即教育史研究疏离现实,其应用及实践功能欠缺。其实,这种论点有失偏颇。知识的实践性或运用程度是有多层次、多方位的,既有与市场机制联系的即时性,也有益智、培植素养能力的通用性,不能简单地加以归类或判断,更不能因此影响对学科的价值判断,这是非理性的,更漠视人文精神及主体生命价值。当然,就教育史学科而言,适当地加强实践应用取向也是可能的。无论在选题上偏于科技教育、职业教育或具体教育教学的微观问题,还是在方法上强调量化与实验分析等等均有助于工具操作意义的提升。本书作者的高等农业教育选题以及研究方法中独具匠心的实证个案与统计数据运用,都有如此的特定功能。尤其是书中介绍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为“三农”服务的探索与实践。“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是当代中国所特有的现象,事实上近代的中国“三农”问题也曾凸现并引起高度重视。作者把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与中国“三农”问题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总结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为“三农”服务的经验教训、利弊得失,为农业、农村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教育理论,从而揭示了高等农业教育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与不足,应然成效与实然困惑之间的不对称性等,均可直接为当代农业发展及农村建设提供对策思路及深刻启示。

二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是在民族危机深重,自然经济濒临崩溃的背景下起步的,其近代化具有特殊性。作者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严格的考查与论证,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以教育史的独特视角鲜活地展示出来,向读者展示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并得出一系列精辟结论,给予现代农业教育以深远的启示。这些在本书的结语中有淋漓尽致、具体而微、高屋建瓴的论述,相信读者能通过阅读而体察品味。诚然,本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缺少对教会学校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地位与作用的系统介绍。教会大学农业教育源于传教士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是除医疗外又一项重要世俗性事业,其发展演变的过程经历了初创、兴盛、衰退及消亡几个历史阶段。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在中国近现代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农业科技人才,是近代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进程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开展农业教育的典型,书中多次以金陵大学为例进行论证,但没有对教会大学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加以评述,这显然是令人遗憾的。在此,笔者就该论题略作陈述,以丰富认识。

教会大学为中国近代农业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其短暂的生命里,不但为中国近代社会培养了一批农业科技人才,而且其院系后来成为新中国农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农学院引进的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不但在当时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在当代也有其借鉴意义。首先,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培养了一批本土农业科技人才,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中国近现代农科教育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这些毕业生有的从事农业指导,有的培养农业人才,有的从事农业研究,有的成为政府农业官员等。农学院的毕业生虽然不可能回到田间地头,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成为新型农民,但是绝大多数还是从事着与农业相关的工作。在农业各领域全方位培养各种人才,不但提高了相关教会大学的知名度,同时也为中国农业教育与农业科研储备下了优秀的后继者。其次,教会大学农业教育成为新中国农科院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农业经济恢复自是重中之重。新政府为了尽快消除西方资产阶级在高等教育中的影响,更好地为新中国服务,进行了声势浩大的1952年院系调整。这次院系调整中,教会大学的农科全部被分解调整到新中国的部委属院校,担负起培养新中国农业教育专业人才和从事农业科研的重担。再次,教会大学引进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农业服务三方面结合起来,更好地为中国农村实践服务。教学与科研结合,可以将最新的研究成果与推广工作中的问题介绍给学生,开阔他们的眼界,引导学生去研究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最为重要的是三位一体的模式有助于以更快的速度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的研究成果通过教育与推广很快就可以为农民所掌握。这种“三一体制”最终也影响了教会大学的其他科系,都纷纷借鉴来提高学生与社会实际的结合、学科与现实需求的结合。教会大学引进西方农业科学技术及先进机制,奠定了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中国农业教育的落后状况,使近现代的实验农业思想体系深入人心。其间曾为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贡献力量的中、外农学家和农学教育家也将永远在中国农业教育发展史中名垂史册。

农业高等教育范文4

一、科学设置学科系别

“农业为较复杂学科,复深于地域性,教学之实施,实宜因时因地而变,以谋当地需要之适应。”[2]“俞大绂在金陵大学办农学院的经验丰富。”[3]

(一)从理论和农业实践出发科学设置学科门类和系别

俞大绂在对北京大学农学院进行专业设置时进行综合考虑,最后确定了农艺学、园艺学、森林学、畜牧学、兽医学、昆虫学、植物病理学、农业化学、土壤学和农业经济学共10个系。大致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两大门类。1.农业基础学科类植物病理学系要求必须具备高深的化学知识,防病比得病后再医治要有利且容易,要求在经济性原则下开展植物病害集体防除和抗病育种等研究。农业化学系开展农产品分析和农产品加工方面的研究,当时的农产品加工以酿造为主,与园艺品制造不同,以理论化学、生物化学、高等有机化学为基础。土壤学系研究土壤的改良和土壤与作物的关系,主修土壤肥力、土壤微生物学、土壤物理、测量学等课程。2.农业应用学科类农艺学系中遗传学是主课,也是育种学的基础;作物学则分门别类设有稻作、棉作等专门课程;还要学习偏重于田间的试验设计学。园艺学系的园艺品制造与高等物理化学有着密切关系,一切园艺产物需要调制、贮藏和装罐,这都是研究的对象。昆虫学系研究如何进行害虫的防治,主要学习昆虫毒理、杀虫药剂及经济昆虫学。森林学系以树木学为基础,研究造林学、森林利用,最终目标为促进林业发展。畜牧学系注重家畜育种和家畜饲养,动物遗传是其基础课程。兽医学系研究的对象是家畜,学习解剖学、药物学、组织学、寄生虫学等。农业经济学系着重于社会科学,学生要有自然科学与农业基本常识。主要有农业统计、农村经济、农村调查、农村社会、农业政策等课程。

(二)以前瞻性和因地制宜的理念指导科系设置

俞大绂1920—1924年在金陵大学农学院进行本科阶段学习,1928—1932年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农工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14年,金陵大学始办农科,1930年,金陵大学农科、林科改组为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仿照西方农科大学创设农业系科。至抗战结束,大学本部下设农业经济、农艺、农村教育、植物学、园艺、森林、蚕桑、植物病虫害与农业工程学共9个系以及农业专修科、林业专修科和农业推广部,学科门类已很齐全。而俞大绂在有悠久农业传统的爱荷华州立大学的学习经历又使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想法。他在北京大学农学院进行系科设置时,针对中国南北地域差异,不开设金陵大学农学院和浙江大学农学院设置的蚕桑(学)系,针对北京大学办学思想、培养目标、学术资源等特点,注重学生基础学科的培养。北京大学农学院在全国各农学院当中分系最多,其中昆虫学、植物病理学、畜牧学、兽医学和土壤学都是国内第一次单独成系。其优势是“分系多则必修学科可以比较少,或者更适宜于学习的需要,在学生课程的排列上,的确有许多方便和合理之处”[4]。其实这些新系的设置,既填补了国内空白,又偏重于农业领域更为基础性的学科,同时也很好地利用了北京大学基础理论教学方面的优质资源。

(三)重视文史和数理基础教育

当时,北京大学农、理、医学院的一二年级学生修同样的基础课程,国文、英文都是必修课。农学院学生除农业经济系外必修微积分、普通物理学、普通物理学实验、普通化学、普通化学实验、定性分析、定性分析实验,农经系则必修经济学和社会学,三年级必修纯理论的生物统计学。这是为了达到试验可靠性,更好判断试验结果真伪,以及是否可向农民推广的准绳[5]。北京大学拥有理科、文科、生物、医学等方面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其水平高出所谓专科类大学甚多,北京大学农学院的学生所接受的基础课程教育,无疑为其专业学习奠定了坚实的根基。这显然是北京大学农学院后来居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广揽人才

优秀的教学科研人员是打造优秀学校、培养优秀学生的先决条件。俞大绂首先在“选人”,尤其是系主任选拔上下功夫。北京大学复员后条件极其艰苦,俞大绂多方争取,从海内外延聘了大批知名学者。北平《益世报》1946年7月12日刊文《俞大绂谈农院计划》:“记者昨日趋访北大农学院院长俞大绂氏,询及下学年发展农学院之计划。俞氏称:在此政局不安中,实不敢有计划,但综诸过去经验,我国农业学生所最缺乏者,厥为基本知识,故希能在农学院中,培养研究学术风气,希教部拨给充足之研究费,以备教授从事研究所需。下学年农学院增设园艺、昆虫、病害、土壤等系,除农业经济系外,各系主任人事,现已决定,多为全国甚至世界所知名者,计:兽医系熊大仕,畜牧系汪国舆,农艺系李先闻,园艺系陈锡鑫,昆虫系周明牂,病害系林传光,土壤系陈华癸,森林系李应桢。现熊、汪二氏已来平,至于其他教授,尚未聘妥。临大四分班教员,可能留任。外籍教授,因经费关系本年不拟聘请,但请来华之农业专家到校讲学。仪器方面,临大四分班所保有者极少,现正积极增设中,仅显微镜一项,即须增至一百具,以供学生实验之用。罗道庄院址亦在恢复中,预计九月间始能使用。”俞大绂拟选拔的各系主任,均为国内甚至全球本领域最著名学者,很多人与俞大绂并无过往。俞大绂学术思想开明,不拘一派,有开放办学的世界眼光。俞大绂理想中的农学院是有良好学术风气,既注重农业基础教育,又着眼研究创新。

抗战胜利,俞大绂由重庆到京第二天,即写信给林传光(植物病理学家、植物真菌和病毒学家,俞大绂在金陵大学执教时的学生):“传光学兄,弟已于昨日由渝飞抵北平,明日将赴各处视察各农场并计划教室实验室等一切杂事。弟以此次北大毅然办农学院,胡适之与傅孟真两先生倍极热心,各方面亦对之抱极大之希望,正我辈做事之时。兄何日能来京盼速示知以便预备付处奉致旅费并有何计划盼先示知。又我兄以为关于人材尚有何人可聘请备盼提出,弟将尽力弄仪器图书设备使学院开始即具学术研究空气并拟筹备学术刊物一种。弟终不信须借以时日,中国之农业科学不能独树一帜在世界学术界上争逐也……弟俞大绂上。”《益世报》1946年8月13日报道,北京大学教授植病专家林传光来平。俞大绂志在高远,他的目标是建立世界一流农学院,使中国农业科学处于领先水平。李先闻是我国著名细胞遗传学家和作物育种学家,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当时他已收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两份聘书,俞大绂则极力邀请他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思忖再三,最终决定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农艺学系主任。然而就在他准备携子动身北上之时,上海机场三次出事,全部停运,无奈退回聘书。遂改由年仅34岁的李景均(著名遗传学家、生物统计学家)担任系主任,为当时北京大学最年轻的系主任。我国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生物化学家、教育家汤佩松在自传《为接朝霞顾夕阳》中提及:“由于当时生物系已有遗传学大师陈桢在任,我犹豫了一下,结果使我打算邀请的在英国留学的遗传学新秀吴仲贤被大绂先我一步将他聘请到北京大学农学院去了。”《北大化讯》1947年3月1日刊文:“新农学院历史的遗产中最丰富的是同学,最少的是教职员,教员中以前来过罗道庄的不出三五人,以前参加过北京大学任何活动的更少。……因此北京大学的传统习气,这里是感觉不到的,北京大学所能给予的人物虽然很少,而国内农学界的人才却在这里风云聚会,在俞大绂院长的领导下开辟一个农业教学和研究的园地。来这里的都是国内农学界的第一流人物,教授的阵容可说是全国最强的。”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评聘第一批一级教授,北京农业大学共有10位,6位来自北京大学农学院,分别是俞大绂、林传光、熊大仕、黄瑞纶、李连捷和周明牂。正是这些领先的学科带头人,使北京大学农学院短时间内迅速居于全国前列。

三、积极推进学院建设

(一)办学之初条件艰苦

北京大学农学院原处京西罗道庄,重办农学院等于垦熟荒。当时破败老房舍略事修葺便可利用的计有四幢。一幢是图书馆,另外是无一定功用的两幢楼房和一幢平房。农学院要先建学生宿舍以容纳300多学生,还要修葺向市政府借来“新市区”39幢平房作教职员宿舍。由于工程进度慢,当时农学院少数单身教职员暂时三人挤在图书馆小房间里,大多数教职员要每天清晨搭交通车从市区出城教书,有时车抛锚了,就搭卡车。农学院有两处圃场:一处在罗道庄,林地、旱田、水地俱有。因地形和土质特殊,不能代表华北一般农田土地。卢沟桥另有一处圃场,也因土质不正常而缺代表性。

(二)筹措经费推进建设

俞大绂就在这样的艰苦办学条件下,千方百计筹集经费,为农学院“找钱”,大力推进建设,以满足办学条件,落实教职工待遇。根据1946年9月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电要求,北京大学教员学术研究补助费标准为:教授5万元,副教授4万元,讲师3万元,助教2万元。当时,北京大学全年预算总额2亿元,其中农学院图书费2000万元,购置仪器费1200万元,购置化学用品费600万元。是年2月,北京大学编制研究设备费概算,农学院研究设备费达到1亿元,占到全校概算总额4亿元的25%。“此项研究设备,百分之九十须购自国外,包含研究用之图书,科学期刊,仪器,工厂,农场设备等。”1946年下半年,经俞大绂亲自出面极力争取和反映:农学院原址,为敌伪占用多年,驻兵毁坏不堪,现已开始修建,计费须在6亿元以上。原列2亿元不敷甚钜,增列修建费4亿元,农学院设置费原1亿元不敷应用,增列设置费3亿元。最终,临时费如数追加农学院院舍修建费3亿元,扩充实验林地购地费4亿元,添设电力机器洒水井塔费2亿元。合计达到9亿元之巨。综上可以看出,在北京大学的办学经费中,农学院所占的比例较其他学院为高,一方面农学院基础差、底子薄,需要更多投入;更重要的俞大绂积极争取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三)满足基本办学需要

北京大学农学院在房舍修理完成后于1946年11月18日正式上课。其后,经俞大绂及农学院全体教职员努力,至1948年,农学院已初具规模,教职工已能在罗道庄安身,不必再“冒着风雪去教书”。农学院每系差不多都有两个试验室,几片小型试验场。全院还有两个大型农场(在钓鱼台、卢沟桥),三个园艺试验场(罗道庄、陶然亭、卢沟桥),两个林场(南口、钓鱼台),一个牧场(钓鱼台),其他还有温室、养虫室、家畜诊疗所。到1949年,北京大学农学院已成为一个相当完备的教学研究部门。俞大绂把全部心血倾注于农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他积极争取经费,尽力为农学院师生提供良好的教学和科研条件。对于基本建设,从初期规划到具体落实,他都亲自把关。1949年,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因为北京大学农学院办学条件最好,388名教职工,627名学生得以齐聚罗道庄,开始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的创业发展阶段。

四、办学思想影响深远

俞大绂在中国农业大学发展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弘扬他的办学思想,激励后辈晚学,2011年,中国农业大学专门举办俞大绂诞辰110年专题纪念图片展,出版纪念文集等系列活动。其办学理念对今天中国农业大学乃至中国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发展仍有积极深远的意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确立高等农业教育目标

俞大绂60多年前就倡导高等农业教育充分结合“三农”需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在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北京农业专科学校大门上镌刻的“教民稼穑”四个大字,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农大人。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国家积贫积弱,俞大绂提出“学农不要再怀着经营私有田庄的迷梦”,要求教师、学生“走出狭小的实验室,去接触广大的农民,将所学的专长贡献给他们,了解农民的需要,设法帮助农民解决问题”。为更多的人群谋求生活的改善,这才是高等农业教育的目的。立足“三农”,服务“三农”,“为中国之农业科学独树一帜在世界学术界上争逐也”。虽然已经过去了近70个年头,但这正是当下高等农业教育事业发展的灵魂和农业高校办学的立足点所在。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百年校庆时提出“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的校训;近年来,各高等农业院校鼓励师生“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些都是俞大绂办学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二)博采众长理实并举培养人才

俞大绂不仅在学科系别设置上重视基础理论课程与实践应用课程的紧密结合,在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都是围绕这一思想展开的。农学院初建时期,俞大绂千方百计购到各专业经典理论书籍和成套期刊。北平解放前夕,他亲自指挥用马车转到良乡解放区。北平和平解放,又运回了罗道庄。当时在图书馆工作的凌崇秀讲到:“以后这些珍贵的书刊,成为师生历年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这在其他农业院校中也是不多见的。”[6]俞大绂以身作则,博览群书。他的学生陈策回忆,俞大绂曾风趣地说:“植物病理学是在吸收其他学科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许多研究方法是从其他学科‘偷’来的,启发学生研究问题要视野开阔,了解相关学科的发展,从中吸取有用的知识和方法。”农业教育应该注重教学、科研与实践相结合,联系农业生产实际。俞大绂亲自为本科生讲授植病与防治、农作物病害等课程,带动植物病理系教师组织每周一次植病讨论会,参加人员为全系教员和三年级以上学生,讨论植物病理研究中的实际问题,这些课题都是当时中国最前沿的。他每年都会抽出时间到发生植物病害的田间亲自采集病株、研究病害,在他亲身示范下,学生每年都在教师带领下到农场实习,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增长服务“三农”的本领。

(三)准确定位大学校长的职责

农业高等教育范文5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中央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关心、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做贡献。高等农业教育是农业教育的最高层次,具有雄厚的科教力量,承担着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养高素质人才和提供高效科技服务的双重任务,且拥有长期为“三农”服务的光荣传统及大量成功经验,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农业高等教育的主体是高等农业院校(以下简称“农业高校”)。因此,研究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农技问题,探讨农业高校参与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对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加快农业高校自身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1农业高校切入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复杂的历史任务,其主要目标是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把传统村落改造为农村新社区,把传统农民改造为现代农民,形成城乡互补、共同繁荣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社会各界都应积极参与的大事,这期间,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撑与决策咨询服务的农业高校更应鼎力支持。事实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农业高校的发展是相辅相成和互相促进的。这表现为:一方面,农业高校切入新农村建设可为农村提供大量人力、科技以及信息资源。如,农业高校为现代化新农村建设输送了大量合格的科技和管理人才;为新农村建设带来了大量农业实用技术和新型工艺;为新农村建设派出了大量的科技特派员和农村工作指导员;为新农村建设培养了大批农技人员和新型农民;为新农村建设带去了大量的科技信息;为地方政府农业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要的咨询作用[1]。另一方面,切入新农村建设也为农业高校更好地服务社会与发展自身提供了历史机遇和平台。当前高等院校尤其是农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相对困难已成为困扰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难题。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农村各级各类人才严重匮乏的状况日益突出,引导和鼓励大学毕业生走向农村,在农村就业创业,对推进大学生多元化就业、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和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有深远意义和重大作用[2]。因此,服务农村不是农业高等教育对“三农”的怜悯,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3]。

2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农技问题

2.1农业科技人才短缺表现为农业技术人员比例低、人才流失严重、现有农业技术人员知识断层与老化问题严重等。

2.1.1农业技术人员比例较低,且非专业技术人员多。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业发展的重视,我国农业技术人员的比重有了一定提高,但依然很低。据统计,2006年末,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为34874万人,而全国共有农业技术人员207万人,其中,在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中从业的仅94万人。说明平均每位在一线工作的农业技术服务人员需要为371位农民提供服务。这一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同时,从事农技推广的非专业技术人员过多。据统计,目前我国从事农技推广的专业技术人员仅占全部农技人员总数的1/2。

2.1.2人才流失严重。由于农村基层工作条件较差,农业技术人员收入偏低,建国以来我国农业院校培养的约130万名大中专毕业生中只有40多万人留在农业系统,而在农业第一线从事农业技术的仅有15万人。农村人才流失问题已经严重阻碍了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2.1.3知识断层与老化问题严重。主要是由新进大学生人数减少以及在职进修的人数比例过低所致。《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对全国7个省28个县的调查发现,1996~2002年期间,有19个县的县级专业站没有增加过新毕业的农业高校毕业生(占全部调查县数的68%),有13个县的乡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未进过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占全部调查县数的46%),说明农业技术人员的知识断层现象严重[4]。同时,调查还发现,2002年参加各种讲座及进修的人员共有398位,占全部调查人员总数的32%,其中参加超过15d但少于1个月进修的仅71位,只占全部人员的5.7%。事实上,许多现有农技人员已无法有效地向农民推广最新的农业技术。

2.2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结构,致使作为建设新农村主体的农民,普遍存在素质不高、观念落后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技术、新成果在农村的推广应用,从而阻碍了新农村建设。据统计,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7.2%,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8%,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5%;从接收培训的情况看,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农民仅占总数的13.6%,另外,还有80%的农民对农业新技术、新产品表现出消极的观望心态。可见,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上仍是一个“知识贫困”群体。

2.3农业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率与利用率低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国家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农业科研项目研究;另一方面,虽然每年有很多科研成果问世,但真正实用的、可在农村推广开来的研究成果很少。据调查,尽管我国农业高校平均每年向社会提供7000余项科研成果,在服务“三农”和地方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较大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只有30%左右的科技成果在农村得到了推广应用,大部分科技成果都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和体现出对新农村建设的作用。影响农业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因素很多,笔者认为主要在于2个方面: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科技素质不高,很多人连科技成果说明书都读不懂,这明显制约其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和新经营方式的使用;另一方面,缺乏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和平台。在当今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农业高校自身也缺乏专门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和转化平台,这造成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不畅。同时,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高校也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致使科研工作者重研究、轻推广,重成果结题,轻成果转化。

3农业高校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3.1引导、支持、鼓励高等农业院校健康发展

农业高校师资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由于招生、就业压力和经济利益驱动,在高校评估指标导引下,不少农业高校削弱了传统的农学专业,大力发展非农专业,以提高自身科技竞争实力,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如河北农业大学现有的45个本科专业中,非农专业已达34个,而传统农科专业只占1/3。在当今农村发展大量需要人才尤其是加入WTO后农业对高等教育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农业院校转型是人才和资源的极大浪费,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符合时展要求的。因此,要明确农业高校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支持、资助农业高校办出农业特色,控制高等农业院校以任何形式改变农业属性。同时,应看到农业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是农业院校的事情,更是国家发展、农村脱贫致富的长久之计,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大环境的优化和学农学子的奉献,农业高等教育依然难以走出人才供求的怪圈。因此,农业高校应积极争取国家在相关政策上给予照顾,如落实农业高校办学自主权政策、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力度、设立“高等教育支援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等。#p#分页标题#e#

3.2全方位、多渠道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素质

在目前农村劳动者文化科技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与现代集约持续农业相适应的农业新技术进入生产领域,必然在客观上与生产主体———农村劳动者相抵触,使生产对科技的需求难以完全实现。农业高校作为目前农业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其职能已经不再局限于科研、教学和服务,还承担着以其科学、思想、文化引领社会的多元化功能。因此,农业高校无疑应该成为培养新型农民的主渠道并应通过构建有效的运作机制,搭建起高等农业教育通向农村的多元化渠道,发挥其在培训新型农民主渠道方面的功能,多层面服务于农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培养核心技术人才。这是进行其他各类人才培训的基础。具体是通过农业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建设,结合重大科技计划和人才培养计划,以项目带动人才培养,加速造就一批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②提高农技推广人员的素质。具体可采取专业培训、定期进修、继续教育等多种途径,这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重要途径。大多数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对新技术接收能力有限,农技人员长期与其接触,能够以农民容易理解的方式将新技术在农民中推广开来。因此,培训农技推广人员,可达到推广新品种及新技术的目的,同时也起到了提升农民素质的作用。③提高农业企业家的素质。可通过鼓励和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创新,造就一支懂科技、善管理的科技型企业家队伍。农业企业家是公司的领导者、管理者,大多为有一定农业背景的农业高校毕业生或者是熟练掌握技术、头脑灵活的农民,随着当前“公司+农户”生产模式的推行,他们对一定区域内农民的影响力很大(在“公司+农户”模式中,农业企业会派技术人员指导农民按照公司规定的程序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因此,农业企业家素质的提高,对于普及新品种、新技术,进而提高农民素质,促进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④提高农民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可通过改革现有招生制度的途径来实现。目前,农村地区教学质量较好的高中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大多数农村考生难以接受到高水准的中学教育。但是,我国实行的却是全国统一的招生考试制度,将农村考生的分数与城市考生同等对待,于是高教入学考试成为大多数农村考生难以逾越的一道门槛,显然这是欠公平的。一方面,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中等教育的投入力度,使品学兼优的农村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在招生政策上应降低农村考生第一志愿报考农、林、水产、畜牧等农业院校的录取分数,增加农村考生的录取比例。⑤广泛开展农民培训。要把“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作为一项重要的工程来实施,加强农村预备劳动力培训,培养大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现代农民。

农业高等教育范文6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设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1]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新时期党中央针对我国“三农”问题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这既是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的发展,也是今后一段时间内要努力实现的目标。高等农业教育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具有其它教育系统无法代替的特殊功能,主要通过调整专业学科结构,加强与新农村的结合度,提升农村生产力水平、培养新型农民、促进农民增收、发展农业科技、传播先进文化等途径实现高等农业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

一、明确高等农业教育的特殊性,走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自主创新之路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两大重要任务:一是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高效农业生产与经营体系;二是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体系。[2]这两大任务的完成需要所有与新农村建设相关行业(部门)的支持和投入,相比于其它涉农部门,高等农业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有其特殊性:

首先,与非农行业(如工业、商业等)相比,高等农业教育因为涉农而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距离更近。其次,与农业科研院所相比,高等农业教育因其第一工作是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特征更明显。

再次,与各级农业行政部门相比(如农业厅、局和农业推广站),高等农业教育因其职能不同,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相对延迟性。最后,与其它农业职业教育相比,高等农业教育因其人才培养的层次决定了其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相对间接性。以上相比较而呈现的相对特殊性决定了高等农业教育需要在新农村建设的新形势下,扬长避短走自主创新之路,主要包括:

(1)在观念上要树立现代农业教育理念,在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实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科技发展,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一个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经济增长的自主创新体系基础上,以便更好地发挥与非农行业服务新农村的比较优势。

(2)在科技创新上要发挥高校科研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优势,在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引进消化上下更大的功夫,并将这些科技创新成果通过教学的途径传授给服务新农村的学生和农民,以体现高等农业教育与农业科研院所的比较优势。

(3)在组织上以实施现代农业产业化生产为目标,联合各级农业行政部门组建大规模的农业产业链,使农业科技人才就业单位有更大的接受大量农业院校毕业生的空间,发挥高级专门人才与新农村建设需求相结合的高效服务功能。

(4)在体系上以打通高等农业教育与其它农业教育之间合作交流的通道为依托,构建新型农村教育体系,增强高等农业教育服务新农村的时效性和直接性。

二、以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为基础,加强高等农业教育与新农村建设的结合

高等农业院校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要摒弃狭隘的传统小农思想,确立现代大农业教育的观念,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要求,根据“厚基础、多方向、宽口径”的原则设置专业,有计划地建设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改造传统专业,并增设适应新农村建设的新专业,以区域特色农业教育服务新农村建设。

首先,要面向当地经济建设的需要,选择能产生一定影响的学科专业及研究方向重点培植,整合校内外资源,进一步壮大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其次,从经济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变化的宏观视野,按照培养“种、养、加工相结合,农、工、商、管一体化”的复合型、实用型、技术型大农业“通才”的要求,积极发展农理、农工、农经、农管、农文交叉的专业和与农业科技相关的新兴、边缘和高新技术学科专业,积极推动农科与非农学科的交叉与渗透。

再次,拓宽学科领域,将传统农业类学科设置于食品生产、食物安全、人类健康、生态环境和国土安全的大背景下加以研究。整合与创建代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方向的主要新兴学科,特别是代表21世纪前沿性科技领域的学科,如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生物工程、生态农业、环境科学、能源科学自动化、管理科学、先进技术制造、分子细胞生物学、生物信息学、发育生物学、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卫星定位、航天应用、反季节生产等等。

最后,加强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重点专业建设,增强高等农业院校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在实验室建设方面,组建综合性专业基础课实验室和专业课实验室,打破学科、课程壁垒,破除“小而全”的传统观,充分利用技术力量雄厚、实验条件完善、多学科协作等优势,积极推进实验教学、科学研究、科技兴农、“三结合”,研究并优化专业课程结构体系,增强课程之间在逻辑和结构上的联系,将当代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及多学科间的知识交叉、渗透反映到教学内容中来,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服务新农村的工作能力,使人才培养更加接近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更加适应新农村建设发展的实际需要。

三、以培育一代新型农民为己任,加快新农村建设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步伐

培育新型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键,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尽管多数高等农业院校迈出了“以农为主,综合发展”的战略步伐,但相比于新农村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求来说,还需要加强农业市场化的培训力度,以满足新型农民在农业经营上的要求,以及传统农民向现代“农商”过渡的转变,为此,必须迈好两大步:一是以“面向农村,面向未来,面向农业现代化”为价值导向,强化高等农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时代性,培养一批适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高级专门人才。继续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为新农村建设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即发展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带头人、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以及发展农村先进文化的带头人。这些高级专门人才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心系“三农”,“扎根农村、献身农业”,能够以振兴农业、富裕农民和繁荣农村为己任。达此培养目的,高等农业教育要面向“三农”实行“四个三结合”,即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课程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相结合;实验、示范、推广相结合;教师、农技人员、学生相结合。#p#分页标题#e#

培养出掌握农业整个经营过程(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的人才、善于对科研成果(包括引进技术)进行二次开发的人才、善于资金和金融运作的人才(商农)、能灵敏捕捉国内外市场信息的人才、懂得运作的经济(包括股份制)管理人才、同农业相关的第二、三产业技术人员和开发农产品的加工、贮藏、运输和农业生产资料新技术的研究人员、具有“专业素养+人格素养+基本业务能力”专业结构的农科创业人才。二是以“科教兴农”为服务手段,开展多种形式的农民技术培训,加快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第一,要充分发挥学校的科技、人才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和在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主要作用,积极参与“阳光工程”、“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努力为提高农民素质服务。第二,要建立和完善遍布城乡、灵活开放的高等职业教育和培训网络。在合理规划布局的基础上,整合现有资源,每个市(地)重点建设一所高等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和若干所中等农业职业学校,使其成为人力资源开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技术培训与推广、扶贫开发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主要基地。第三,制定定期提高农村干部队伍素质的计划,使新农村建设的基层负责人整体素质提升、懂得现代农业管理、具有较强生态资源保护意识和开发创业能力,成为农业产业化、国际化、标准化以及农业现代化需要的人才,农民增收致富任务的实践者。

四、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为核心,加速高等农业教育向农村生产力的渗透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第一要务是“生产发展”,而生产发展的关键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水平,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民增收有了实现的路径。除了培养新型农民提高劳动者素质外,高等农业教育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速向农村生产力的渗透步伐。

(一)高等农业教育通过不断升级农业科技以服务新农村

当前,高等农业教育需要加强以下关系农村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以推动农业科研成果向农村生产力的转化。一是加强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开辟提高农业生产力效益的新途径、新技术,尤其要搞好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农业遥感技术、农业核技术等方面的研究;二是开展常规性先进技术的研究,如农作物、果蔬、园艺、水产、畜牧、畜禽等优质新品种的培育以及先进的种养殖技术研究,加快农作物和畜禽良种繁育、动植物疫病防控的研发,搞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和粮食丰产科技工程;三是开展农产品加工、贮运研究,培育一批加工型品种,通过提高加工深度使农业增值;四是重视农业生态环境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研究,根据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发展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的节约型农业,开发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农业技术,加大力度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加强耕地质量建设,探寻人口、资源、环境良性循环的有效途径;五是加大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力度,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针对新农村建设中区域发展的具体情况,筛选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适当引进组装配套,实行成果转化,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发挥强大的辐射新农村功能。

(二)高等农业教育通过提供新型的生产工具和动力能源系统促进农业生产资料的改进

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业生产工具、动力能源系统、农业运输工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以及工具使用技术培训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改进对高等农业教育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要求高等农业教育不仅研发适合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型生产工具,而且培养掌握新型生产工具的高级专门人才。伴随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进程走向深入的步伐,农业生产迫切需要更高效、更耐用、以及更节能的新型生产工具,这就要求高等农业教育担负起建设与推广总体水平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系统的重任。另一方面,要求高等农业教育为优化农村的动力能源系统,完善农村交通设施、农田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智力支持。(1)在动力能源方面,改变农村建设中动力能源使用结构,要求高等农业院校在动力能源方面有突破性进展。(2)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高等农业教育通过开设专业课程对农村基础设施的革新提供科学和技术的支持。(3)农村的交通设施建设关系到农村市场化的进程,更是需要高等农业教育给予技术支持。从运输工具到交通线路,每一样的规划设计都离不开先进的知识做指导,高等农业教育的介入可以促进建设新农村先进、高效和节约目标的实现。

(三)高等农业教育通过提高农民现代管理水平服务新农村

传统农业管理是由国家统筹规划,形成对农业生产的集中统一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方式很容易带有上级管理者的个人色彩,而且对经济的决策具有滞后性。因此,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为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传统的农业管理模式必须完成向现代农业管理升级。现代农业管理模式的具体衡量指标主要体现在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经济下的农业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在推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要借鉴农业发达国家建立的合理制度安排,建立的结构合理、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农业管理体系,以及政府部门有较强的服务意识等方面的经验,加强对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科技教育支持体系、财政金融支持体系、中介服务支持体系等方面的建设。高度重视民间组织的力量,处理好政府、市场和民间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过程中,专业合作社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其它组织尚处于弱势地位。农业管理模式的转变要求农业高等教育走向综合化,在培养农业专业人才的同时,培养有文化、会经营、懂管理的人才加入现代农业管理体系中,完善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

农业高等教育范文7

随着人类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电子信息传播的高效率,全球生活将趋于同步化,时空差别缩小,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推动全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科技、教育及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成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以国际教育贸易市场开放为前提,以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为推动力,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教育市场,优化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并促进高等教育在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培养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质量人才。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提高人才素质和高校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应采取相应措施改革发展,如增加专业人员出国交流、大力引进在国外已取得较大成就的留学人员(如我国近年中组部实施了“”、中国科学院实施了“百人计划”)等,以保证我国不同领域学科发展处于世界前列。农业高等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到全球化的冲击。高等教育国际化给高等农业院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培养出能面向社会、面向国际的专业人才,成为高等农业院校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分析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创新改革,以完善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体系,促进我国农业快速发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我们的强国梦。

二、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现状

1.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呈现国际化趋势,但仍需加快步伐。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随着高等农业院校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以及留学回国人员的增加,我国农业高等教育逐步与国际接轨,农业高等教育国际化步伐逐步加快,甚至不同的学科,如生物信息学、人类医学等先进的技术手段开始应用于农业的某些研究领域,但高等农业教育国际化仍然任重而道远。我国农业高等教育国际化仍存在一些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还有较大差距,需进一步改革完善。比如高等农业院校设备更新较慢、引进设备利用率较差、师资水平提高缓慢、教学设备陈旧、教学理念和教学手段落后等。农业院校引进高端人才力度不够,缺乏在管理、教学和科研中有突出成就的领军人物。

2.我国高等农业教育需要进一步加强区域优势和特色发展。

近些年,高等农业院校为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需要,纷纷扩大招生规模,提高了更多人的专业素质和水平,但许多院校把增加学科专业种类、扩大专业规模放在第一位,新增设的学科专业多脱离了农业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更多强调规模的发展,过多注重经济效益,使得高等院校学科专业设置同质化现象严重,优势和特色发展受到影响。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传统的涉农学科专业缺乏政府的政策保护,致使部分特色专业招生困难,甚至专业取消。许多涉农专业不能着眼于本区域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特点,不能主动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形不成区域传统与特色。

3.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师资队伍需要进一步加强,教学手段需进一步革新。

我国部分重点高等农业院校的部分专业师资和教学手段与国际接轨,但整体上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多数高等农业教育师资队伍来源于本土农业院校,教学手段缺乏与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化技术的结合。因此,我国高等农业教育领域需要引进或培养国际化领军人才,需要创新改革现有体制,实施学科交叉,更新教学手段,使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国际化。

三、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策略浅析

针对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为加快我国农业高等教育发展,与国际接轨,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

1.改革创新,完善农业高等教育管理机制,使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与国际接轨。

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加快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国际化进程。国际化是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高等农业教育国际化,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和农业强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经验和模式,推动和促进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特色发展;借鉴发达国家和农业强国高等农业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的机制和模式,推动和促进我国高等农业教育教学改革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根据我国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借鉴国外高等农业教育先进经验,积极构建有利于中国特色高等农业教育发展的新机制。如建立高等农业院校与农业科研单位、农业生产单位之间的协同机制和合作的激励机制。合作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和社会服务工作等。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应在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大发展的背景和环境下,及时把握国际化动态,适时调整国际化战略措施,切实通过国际化带动特色发展和促进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

2.拓展中外合作办学,共享国际教育资源。

中外合作办学是推进农业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种方式,它能够更加广泛地开放农业教育领域,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吸收和了解国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教育发展观念和农业管理思想等教育资源,以提升农业原始创新能力,提高农业科学技术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突破,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中外合作办学,派出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农业科学文化或者招收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对中国农业教育都是良好的宣传方式,都可提升我国农业教育的知名度,提高我国农业教育的竞争力。通过合作办学,我们可以聘请到世界级专家来华授课,使学生在国内就能享受到国外一流的教育资源,节省大量成本。另外,通过合作办学,可以加快我国教育的对外交流,有利于我国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推动高等农业教育的改革。

3.提高教师自身素质,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在教学中处于主导地位,教学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任课教师的素质。在教育国际化的今天,教师正面对着一个新的课程环境、新的课程研究模式,一个要求教师角色向广度延伸、向深度扩展的时代背景。任课教师一方面不断提高专业业务水平,熟悉本专业的理论和实践,了解学科前沿动态;另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英语听、说、读、写、译的水平,并且能将专业课和英语课的教学方法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教师不仅要传授课本已有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国际相关专业的研究进展以及相关研究取得突破的原因等,并将这些融于课堂,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创新意识。

4.改进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转变陈旧的“传授”教育观念,确立现代农业高等教育新理念,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为“三农”服务的改革方向,坚持“改革创新、突出特色、强化实践、分类指导、统筹推进”的基本原则,遵循高等教育基本规律,按照“以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高等农林教育教学改革,着力促进高等农林教育发展与农业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结合学校基础、定位、层次和区域农业特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面向“三农”,结合现代农业特点和学校自身实际,走中国特色的高等农林教育发展以及教育教学改革之路,构建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的卓越农林人才培养体系,满足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卓越农林人才的需要。教学模式要立足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和发展,教学模式要立足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5.增加双语教学课程,提高学生专业外语水平。

外语,尤其是英语,是国际化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必备的工具。高校双语教学不仅关系到人才素质的培养,更影响到本科教学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影响到中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国际化。双语教育不仅可以使其培养的学生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具有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开拓意识,还可以在培养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从而提高学生对涉外环境的适应能力和涉外岗位的胜任能力。

6.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加快农业发展,增强我国的农业竞争力。

农业高等教育范文8

一、黑龙江省高等农业教育层次结构与布局情况

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全国商品粮基地和畜牧业大省。黑龙江省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也突显出了农业大省的特色。黑龙江省共有本科院校27所,专科院校44所(民办高校、独立院校不在此列)[1],其中农业高校本科2所,农业高职9所,在全国各省的农业院校数量中也名列前茅。

1•黑龙江省高等农业教育层次结构

黑龙江省高等农业教育有省属本科院校2所:东北农业大学和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其中“211工程”建设院校1所,拥有博士、硕士研究生层次教育院校2所,高等农业专科学校9所,基本上形成了本科教育主导,专科教育合围,硕士、博士为辅的高等农业教育层次。高等教育合理的层次结构在学生人数比例上应呈现“金字塔”型,即高一级所占比例较小一些,低一级所占比例多一些。表2为黑龙江省高等农业院校各层次在校生比例表,由表2可见,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人数比例为0.11∶1∶1.59。那么是否可就此判断为黑龙江省高等农业教育各层次结构比例较为合理呢?事实上不尽如此,自我国进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以来,高校办学自主权逐步提高,专业设置权限也有所增加,各农业院校为增加招生人数,提高办学效益,纷纷“跳农门”,不是改掉校名里的“农”字,就是开设社会热门专业,导致农业院校不“农业”,这是我国农业院校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因此,这里的高等农业教育各层次学生比例的真实性值得商榷,有许多农业院校学生带着“农”的帽子,学的却不是“农”,此为高等农业院校层次结构存在问题之一。

2•黑龙江省高等农业教育布局

黑龙江省行政划分为12个地级市和1个行政区,分别为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大庆、绥化、佳木斯、鸡西、黑河、双鸭山、伊春、鹤岗、七台河、大兴安岭地区。由表1可知,在高校布局上,黑龙江省11所高等农业院校中有6所位于省会哈尔滨市,大庆市1所,双城市1所,佳木斯市1所,牡丹江市1所,安庆县1所,由此可以看出,黑龙江省高等农业教育布局相对集中,50%以上的农业院校集中在省会城市哈尔滨,另有3所集中在大庆、牡丹江和绥化,有2/3的农业院校集中在黑龙江省南部经济区,导致高等农业教育资源集中,不能形成农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辐射效应。一般说来,以教学、科研为中心的重点大学设置在省会或中心城市是有必要的,这样利于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由于农业学科的特殊性,以培养地方应用人才为主的院校过多集中在大城市确有弊端[3]。学生因为农村条件艰苦,毕业后往往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宁可抛弃所学专业,也要留在繁华都市,造成乡、村等农业基层单位甚至一些中小城市、县等农业部门农业人才稀缺流失。

二、影响高等农业教育层次结构和布局的因素

1•政策因素的影响

我国对高等教育的管理实行中央和省市二级管理体制,随着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日益加大,政府从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的“划船者”变为以宏观调控为主的“掌舵者”。政府通过各种教育政策的颁布出台主导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方向,政府的政策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与布局结构的影响不容小觑。例如,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促进科技、教育与农业的结合,有利地促进了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不仅办学规模日益加大,而且在层次结构上也日益趋于合理发展,仅黑龙江省1991年后就增加4所高等农业院校。

2•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

农业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组成部分,因而农业产业结构对区域高等农业教育层次与布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未来黑龙江省农业的发展是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现代农业要求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生产技术的科学化、增长方式的集约化、产品经营的市场化、生产组织的社会化、劳动者的智能化。这一系列的转变都需要通过农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来实现,农业教育应配合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培养各层次农业人才;根据农业产业结构状况相应调整布局,实现农业教育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目的。同时农业教育与区域产业结构相结合,实行“产学研”合作,也能够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发展。

3•地理位置及地域特色的影响

地理位置对高等农业教育的层次和布局影响较大,一般说来,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是指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二线城市包括各省省会及沿海城市)等经济发达城市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各层次教育比较完整,各类学校数量也相对集中。就我国高等教育布局现状看,即使农业本科院校也几乎都集中在此类城市,而一些中小城市,由于经济及地域原因,不论教育层次还是布局都无法与一线、二线城市比拟。同时地域特色对高等农业教育的布局也有影响,如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所以高等农业院校总量全国就名列前茅;在黑龙江省境内,即使不同地域也因各自的特色而形成不同的院校分布。如哈尔滨地处松嫩平原,种植业、食品产业发达,所以建有以北方寒地农业特色闻名的东北农业大学;大庆以石油闻名全国,所以建有大庆石油学院。

三、优化黑龙江省高等农业教育层次结构与布局的建议

1•调整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比例,优化高等农业教育层次结构

黑龙江省现有在校农业研究生3623人,这些研究生毕业后不排除出省的可能,如此一来比例又会降低,省域内高级农业人才比例就会相应减少,影响农业科技的发展速度。因此黑龙江省高等农业院校要从新的角度审视研究生的培养问题,既要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又要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目前农业教育本科在校生人数为32840人,我们需要做的是稳步发展本科生教育,全面提高本科生的教育质量。因为本科生是农业战线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质量如何直接影响高一级人才的质量和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重视本科教育而忽视专科教育,造成大量本科毕业生占据专科生职位的现象,这不仅是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都指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我们要加大农业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人力资源的培养,加紧黑龙江省三农建设和现代化农业的建设。#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