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1
统一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加强城建档案管理工作的深远意义。
在解决征用土地、地界纠纷等方面的问题时，城建档案是重要的法律依据，可以为维护相关组织和公民合法权益提供重要凭证。因此，城建档案管理部门要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研究和处理档案管理中的问题，达到对档案资源的有效管理，使城建档案管理工作满足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需要。城建档案工作者要站在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树立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把依法开展档案管理工作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各职能部门也要共同参与，齐心协力，使城建档案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
完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城建档案管理机制。
制度管理是最有效的管理，也是最高效的管理，日趋完善的制度体系是城建档案工作正常运转的根本保证。要强化制度体系建设，完善建设工程档案备案制、专项验收以及竣工验收等制度，通过与建设单位签订建设工程档案报送责任书等形式，从制度上强化对工程档案的监管力度，保证档案的接收质量。同时，要建立健全文件材料积累、归档、整理以及档案收集、鉴定、保管、利用等相关制度，用制度规范档案管理工作，并且要建立健全城建档案执法机制，加强执法队伍的建设，培养一支能够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高素质的执法队伍，确保各项制度能够落到实处，使档案管理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
应用现代科技，提高城建档案现代化管理水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把城建档案工作作为信息产业来管理、开发和经营，走科技强档之路；要用现代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提高城建档案信息服务功能的实现水平，使其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发挥重要价值。要配备必要的档案管理现代化设备,实现档案储存缩微化、保护科学化、办公自动化。要采用现代化信息处理技术和手段保证已产生的需要长久保存归档的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安全性。要选择好适合于城建档案馆特色的管理软件,建立档案数据库系统。
提高服务水平，发挥城建档案工作的社会作用。
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以及科学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建设系统的各项工作对城建档案的需求在内容上越来越广、要求上越来越高，为此城建档案部门要紧跟形势,加快档案开发利用工作向深层次服务转化，不断创新服务机制、拓宽服务领域、改进服务方法、更新服务手段、提升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满足城市建设对档案利用的要求。要在主动服务、超前服务上下工夫,积极探索从档案收集保管型向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型转变的路子,广泛开展编研工作,使城建档案在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施工以及城市建设管理、科学研究、修史编志、社会教育、国防建设和应对突发事件等诸多方面发挥作用,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还要加强与政府公共安全和应对突发事件机构的合作,做好重点工程档案的备份和安全保管工作,加强对重点工程档案信息的研究分析,为制定应急预案和抢救方案提供服务。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2
[关键词]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医院治理；治理体系；优化路径
公立医院是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的构成主体。公立医院作为医疗服务的核心端口，集各种问题和矛盾于一身，成为医改绕不开的“壁垒”。探索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是推进医疗服务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顺应卫生事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指导意见》，对各地加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做出指导，推动医改驶入深水区，为健康中国“立柱架梁”[1]。2019年1月，国家卫健委召开“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启动会”。会议重申外部治理和内部管理对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今后工作的重点在于推动公立医院实现“三个转变”和“三个提高”，加快推进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管理科学、治理完善、监督有力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建立。新时期，公立医院管理的日趋精细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日益走向新征程，同时，公立医院改革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而破解这些难题的关键点和突破点就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1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科学内涵
从1995年阎惠中首次提出学习企业改革思路，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到2017年《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中“两层结构”和“三分权利清单”医院治理体系政策框架的确立，从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微观措施的提出到宏观的制度变迁，我国对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内涵的认知不断丰富。
1.1基本定义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是在以健康为中心的公益性导向下，政府、所有者代表和医院在新型公共治理体系框架中形成的责权利制度关系和内部运行机制设计[2]。在医院内部功能科学合理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系列符合国家卫生发展战略需求和人民健康需要的制度设计和体系建设的总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包括宏观的外部治理制度和微观的内部管理制度两个层面[3]。其中，外部治理制度是指为明确医院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外部主体之间的权责边界而制定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安排，其重点是医院管理制度的创新。内部管理制度是指为保证医院内部高效、稳定运行，医院制定关于人、财、物、技术、信息等的规定或章程，其核心是医院法人治理制度。中国特色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是指在新时期医院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兼顾医院运行效率和保障医院的公益性质，以构建合理的分级诊疗体系和上下联动的就医格局为目标，对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以及医院内部运行机制等内容制定的一系列系统化的，兼具国际标准和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与安排[4]。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进入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不再对是某一具体领域和制度的变革，而是应该通过创新驱动、质量建设进一步拓展医院功能定位、升华医院职责使命，推动一整套科学化、规范化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确立和运行，以达到维护人民健康的宗旨。
1.2实质和特征
纵观全球主流的公立医院改革，主要是在产权清晰的前提下，完善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政府权力下放以保障医院自主经营权的过程。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就其实质而言应该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模式。在组织形式上，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公法人制度；在制度装置上，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是一系列相关联的治理机制总和；在管理行为上，要力求医院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精益化和专业化[5]。因此，这种制度模式应体现出中国特色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改革紧迫性、时代引领性和创新实践性，努力构建一套政医职责分离、产权关系明晰、法人职责健全、组织管理科学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2]。
1.3基本框架
2017年出台的《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中以“两层结构”和“三分权利清单”对医院治理体系的政策框架做了顶层设计[6]。如前文所述，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基本政策框架可以分解为宏观层面的外部治理制度和微观层面的内部管理制度[7]。外部治理制度的重点是创新医院管理体制和机制，通过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清晰产权和“三医联动”等举措，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结构布局入手，厘清政府与医院、社会与医院以及当合医院权责界限[8]。包括建立产权制度、监管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和补偿制度等法规和政策。医院内部治理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医院法人治理机制，明晰医院内部主体的权责利关系以保证医院内部治理的高效、科学、规范。包括建立现代医院法人治理制度、人事制度、薪酬制度、财务制度、信息制度及医疗质量与安全管理制度等。
2我国现代医院管理制度面临的困境及成因
2.1外部管理制度
2.1.1现代医院管理法律法规缺失
长期以来，我国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一直处于探索阶段，专门针对医院管理的法律体系尚没有形成。“上位法”的缺失导致在处理和调解医疗事件时只能从《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等只针对医疗机构单一行为的法律法规中寻求法律依据。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和科学性的医院管理法律体系，失去了刚性化的法律规范导致公立医院的性质和定位模糊化[9]。同时，法律体系的缺失引发了人治等诸多问题，进一步掣肘了医改的成效。
2.1.2管办不分，监管主体碎片化
政府及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公立医院的所有者，集医院管理者和监管者的角色于一身。尽管公立医院改革中已经强调管办分开的作用，但实践中，相关部门并未出台完善的监管配套政策和权利制约体系，难以对作为监管者的政府本身的权利和行为进行监督、考核和制约，容易产生新的“寻租”现象[8]。另一方面，公立医院除了受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管理外，还要受到人事、物件、财政、编办等多头部门的共同管理。多主体管理机制容易造成监管职能分散，监管主体碎片化。
2.1.3医院相关利益方制度不完善
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城乡、区域医疗保障机制缺少统筹协调，缺乏良性的商业医疗保险制度环境，基本医疗保障资源有限。同时，医保机构人才缺失，医保付费机制和医保谈判机制不完善，扭曲了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方面，现行的药品招标采购制度，存在招标流程不规范，招标价格不合理、药品质量可靠性低等问题。
2.2内部治理制度
2.2.1医院法人治理机制不清晰
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是现代医院内部管理的核心保障。在新医改进程中，各地公立医院对医院法人治理途径（如管办分开、政事分开、产权所有者变更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纵观全国的整体实施情况，管办不分、政事不分现象仍普遍存在，处于地区试点阶段的医院体制与产权变更改革尚存在较大争议[10]。政府对医院运营和管理大包大揽的做法使得医院丧失自主经营权、决策权和法人主体地位。而部分已开展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公立医院，其内部权力制衡体系大都形同虚设。导致医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难以剥离，医院在人事管理、运营管理、薪酬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动力后劲不足，医院的日常运营和管理效率低下，医院法人治理道重任远。
2.2.2人事制度改革缓慢
在我国，公立医院的性质是政府举办的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对公立医院正式员工的管理采取人事编制制度。新时期公立医院的人事编制制度的弊端日趋显现。一方面，作为用人单位的公立医院没有自主用人权，用人需求需逐级上报，要求定编定岗、一人一编，编制趋于饱和则难以满足医院用人的动态需求[9]；另一方面，“传统体制”下事业编制岗位一直被视为“铁饭碗”，编制内的员工容易产生工作惰性，编制内外人员福利差异过大。导致医生通过不合规的渠道去创收,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的医患矛盾。同时，编制制度固定了工作区域，束缚了人才流动，难以适应新时期医疗服务的市场化现实需求。
2.2.3医院薪酬制度设计不合理
一方面，受定价机制和补偿机制的影响，作为医务人员收入主要来源的医疗服务定价过低，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价值受到忽视，不能体现医务人员的实际劳动价值；另一方面，公立医院普遍实行按职称、级别管理的工资制度，绩效工资占比较少。在医院的人绩效考核体系中，绩效工资的发放与业务绩效直接挂钩，使得医务人员往往通过提高就诊量、开大处方、做大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来提高业务收入，降低了医院的公益性质。2.2.4医院精益化管理水平较低精益管理对降低医院运营成本、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实现医院社会性价值实现的最大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医院大部制改革背景下医院各部门管理职能整合和优化程度仍然较低，医院的财务管理模式仍相对落后，医院信息共享和反馈机制不完善，人才队伍建设不到位，降低了医院的服务质量和运行效率。
3中国特色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优化路径
3.1完善以制度创新为重点的现代医院外部管理制度
3.1.1政事分开，建立良好的医院管理医院管理政治生态环境
“行政单位与事业单位”简称政事分开。政治生态环境决定着公立医院改革的性质和方向，影响着改革的方式和力度[10]。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行政部门和医院的社会职能和服务范围做出清晰和准确的定位。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作为作为公权行使者和投资主体，主要承担卫生发展规划、规范标准和行业监管的角色，落实医院独立法人地位；在医院微观管理上，解除对医院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做到“只掌舵，不划桨”，保障医院的经营主体地位[7]。
3.1.2管办分开，明确各方监管职能
“管办分开”就是监管与举办职能的分开，设立代表政府履责的专门机构以解决政府行政部门长期以来既办又管导致的执法不公、监督失灵、出资人缺位等问题。“实行管办分开，一方面，卫生行政部门要对卫生机构统一规划、准入和监管，强化卫生行政部门全行业管理的职责；另一方面，要推进行业监管和运行监管的分开，设立专门机构（如医院管理委员会、医院管理中心等）代表政府举办公立医院运行监管职能，提高监管的专业化水平。
3.1.3清晰产权，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
公立医院在竞争中求发展，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要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在医院产权归政府所有的前提下，卫生行政部门代表政府履行职责，政府依法享有资产受益、决定医院基本制度和任命管理者的权利。医院院长以独立法人的身份享有自主经营权，决策权，做到“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可以探索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融入社会资本推动多种产权制度共存的多元化办医格局的形成，以激发公立医院活力。
3.1.4“三医联动”，推动大卫生体制的形成
“三医联动”就是医保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联动。一方面，要发挥医保对医疗、医药资源合理配置和科学使用的核心杠杆作用，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多种形式医疗保险并存的医保体系，加强医保对医疗行为的引导与监管。另一方面，要鼓励医院、医保与医药企业的谈判与合作，建立医院与医保付费谈判机制，引导合理用药和适宜治疗，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增长，促进“医疗、医保、医药”有效衔接和相互制约，促进具有权责一致、统一高效的大卫生体制的格局形成。
3.2建立以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医院内部管理制度
3.2.1建立公立医院法人治理制度
首先，探索建立由股东会、理事会、监事会和医院管理层构成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由医院产权所有人和医院相关利益群体共同构成的决策机制，实现医院决策权、执行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的分化和相互制衡。其次，建立理事会监督下的院长负责制度，实行院长职业化，使医院具有独立的自主经营权和决策权，完善医院内部权利分配。探索形成职业院长竞争构成的经理人市场，切实提高医院的管理和运行效率。
3.2.2改革公立医院人事配套制度
一方面，改革公立医院编制制度。弱化编制集中管理，强化编制分级管理和动态管理，变编制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探索建立“以事定费、以费养事、以事养人”的新型人事管理制度，逐步取消编制[7]。另一方面，建立医院独立的人才评价体系。通过考核上岗、自主招聘、竞聘上全员招聘等方式，为医院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同时，注重人才的培训和开发，加强医院的人才队伍建设。
3.2.3建立合理的医院薪酬制度
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应该既能够提升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又能够不偏离医院的公益性质[8]。一方面，医院的薪酬水平要与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相适应，以工作岗位性质、工作强度和风险强度等因素合理确定医务人员的薪酬等级，并建立稳定合理的薪酬保障制度；另一方面，改革传统的按职称、级别管理的工资结构，建立岗位工资制度。同时，合理确定员工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的比例关系，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
3.2.4加强医院精益管理
首先，在思想上要树立精益管理的理念，自觉培养员工以较低的成本向患者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精益意识。其次，在医院预算、考核和控制上导入精益管理制度，推进工作流程的最优化、标准化和运营成本的规范化。最后，在医院个科室和部门建立标准化的操作流程，缩短无效行为过程，力求工作效率的最大化，降低单位成本。
4结语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3
关键词：农村基层党组织；基层治理；有效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我国谋求“中国之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发展农村事业的领导核心，同时又是推进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而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实现有效治理。因此，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实现治理的有效性，对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发展农村事业、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治理的有效性，俞可平先生认为，“有效”主要是指管理的效率。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学，管理活动灵活；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此次调研围绕着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实现有效治理的优化路径展开，以小陶镇五一村为样本开展调查，深度探索五一村党支部如何充分调动党员积极性，领导基层实现有效治理。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意义
（一）践行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必然要求
党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进入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党中央推动乡村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也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指明了方向。总书记指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致富，关键靠支部。”党的基层组织是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所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乡村谋振兴，为农民谋幸福”。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农村基层党组织是领导农村治理的主体，实现农村的有效治理是践行党的初心与使命的必然要求。农村党组织领导基层实现有效治理可以减轻农民负担，满足农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还能进一步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二）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能缺少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在于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随着市场经济与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的流动性与开放性不断增强，农村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从业结构、家庭结构都发生了重大改变。跟随农村社会结构变迁、利益格局调整而来的是农民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行为逻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农民的主体性意识不断增强、个性化需求日益增多，农村的社会事务更加复杂，农村资源的分配问题、征地拆迁带来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等事件频发。特别是疫情期间，疫情防控问题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带来巨大挑战。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动农村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思想转变的前沿阵地。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具备政治领导、意识引导、团结群众等能力，需要加强自身建设，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发挥自身存在的优势，整合多方资源，尽最大的能力调动多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激发农村社会治理的自身动力，从而推动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格局的形成。
（三）能够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总书记在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概念，这一创新性提法不仅传承发展了我国推进现代化的总体布局思路，而且丰富和扩展了“五个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更加符合新时代的特点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从某种程度上讲，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也就是要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认为，农村现代化是包括农村产业现代化、农村生态现代化、农村文化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农民生活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有机整体。而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实现有效治理，是实现农村产业现代化、生态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生活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当前我国城乡差距不容忽视，农村依然面临着许多亟需破解的难题，广大农村还未达到普遍富裕，农业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农民生活水平还有待提高，“三农”问题在我国还没有彻底解决，依然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认真面对和重点解决的问题。因此，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努力摆脱我国农村欠发达的状况，也就必须实现农村党组织的有效治理，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农村基层治理相结合，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路径分析——以小陶镇五一村为例
五一村位于永安市西南部，距离市区45公里，距离小陶镇7公里。全村共有10个村民小组，253户，850人，共有两个新村点，现有党员25名。全村总面积8069亩，其中耕地面积1414.8亩、林地面积5458亩，耕地主要以种植优质水稻、烟叶、莴苣、蔬菜、花卉为主。2019年农民人均收入达3.4万元，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近年来，五一村党支部紧紧围绕总书记“要将每个基层党组织都建成坚强战斗堡垒”的重要指示，坚持以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特别是农村党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规范村级各项事务的运作，推动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呈现党建引领、群团助力、共促发展的乡村振兴良好格局。作为八一片区党委“跨村联建”村，积极融合打造小陶镇乡村振兴战略升级示范区的契机，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作用，积极探索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机制，把握发展新机遇，融入大局带动五一村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实现了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有效治理。该村先后获得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福建省先进妇代会、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形成强大治理合力
贯穿党管一切的政治原则，五一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党的领导体现在治理的全方位和全过程，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
1.组织掌舵提升治理水平。运用“六步工作法”，汇聚党员队伍、群团组织、“村委会”等八个方面的组织合力，建强基层治理的“一线指挥部”。通过开展“三亮三创”活动（亮身份、亮承诺、亮业绩，创示范户、创先进党组织、创美丽乡村典型），让村“两委”干部和能人大户树立一面旗帜，带动村里的热心群众参与村务管理，带领全村乡亲创业致富。五一村党支部在八一片区党委书记、代表许光园的带领下，呈现出组织有魅力、支部有活力、党员有动力的崭新面貌，为打造乡村治理示范村、机制创新活力源、产业发展增长极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在基层主干培养方面，五一村党支部重视做好基层主干的传帮带工作，充分保证支部换届工作不掉队，好的工作作风得到传承，2018年支部换届后，各项工作均能按规划进行。小陶镇党委充分发挥五一村党支部先进示范效应，联合周边6个村探索构建以“组织联建、产业联动、环境联治、文明联创、民生联办”为主要内容的“跨村联建”新型党建模式，充分发挥五一村党支部的引领示范作用，以高质量的党建水平，推动实施“一核多元”基层治理模式，促进各项工作在联建片区得到同步快速推进落实。
2.主体带动锤炼治理能力。发挥主干政策宣贯、服务群众、产业示范的正面典型引导，为乡村治理打头阵。许光园作为党员的典范，参加国庆观礼后，回村第一时间传达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村“两委”干部带头成立五一花世界农民专业合作社，由村民入股种植黄椒、火龙果等，引领村民“造血自强”，实现村集体与村民收入双提升。按邻近原则将全村分为4个网格，选派4名责任心强、有公信力的党员担任网格长，负责组织党员、老人、妇女网格员开展卫生环境监督指导，对未落实人居环境整治要求的村民进行劝导，督促问题的及时整改；负责开展综治平安建设和做好特殊人群的管理服务。每个网格有6名左右党员，充分发挥他们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做给群众看、领着群众干”，辐射带动村民投入环境整治；带头参与平安建设宣传，以身作则，以点带面，共建“六无”村。在产业带动方面，党员肖文挺牵头成立以农产品初加工及销售、树苗种植为主要经营内容的花千谷农业专业合作社，推动各村主干就业创业。
3.干群同心完善治理体系。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优化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推选村民代表和村务监督组织，建立民主监督、民主决策制度。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和党员大会，听取村民对村庄建设事项的意见和建议，商议得出“最大公约数”。重大事项及涉及群众利益事项经民主商议和实施，电网改造工程、路灯安装、绿化种植等工程，从招标到施工全程由监督小组监督，构筑村务管理、决策、治理、监督全闭环运行机制。通过党建引领与保障村民自治权力的过程中逐步破解行路难、如厕难、环境脏等问题，画好保障群众议事决策权的“最大同心圆”，干群合力得到显现，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二）创新治理机制，优化治理新格局
优化基层治理格局，既要实现优质资源下沉，还要让各项创新治理机制发挥作用，巧妙结合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
1.打造美好生活的底色。以科学规划为前提，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水平，提高为民服务质量。全村实现道路硬化，98%的农户住上别墅式新房；新建文化活动中心大楼，包含活动室、家风家训室、电子阅览室、多媒体室及农家书屋等；颐和养老大楼设有室、科普室、台球室、老人食堂、休憩床位30余张，充分满足社区老人休闲活动的需要，使村民拥有更强的幸福感、获得感。
2.打造互动服务的特色。“福田贷”“福林贷”“福竹贷”等普惠金融服务率先在五一村推广，鼓励村民以生产资料或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等方式参与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为党建+现代设施农业产业+产业扶贫项目注入“金融活水”，拓宽集体和群众增收渠道。创新开展“院政共建”，科技特派员项目在五一村落地，高位嫁接福建省农科院、三明学院等单位，派驻15名科技特派员为基地农业经营提供帮扶指导。
3.打造创新机制的亮色。在立足清、聚焦整、着力改的基础工作上持续提升，探索人居环境整治3.0版本。将“保洁长”职能与“河长、路长”工作职能整合并轨，将整村公共区域的保洁工作实行公司化运作管理，通过规范化管理运行和高科技的助力，借用专业公司的无人机、监控等设备巡查，大大提升了管理效能。不仅有效提升了环境保洁的可操作性和道路管理的执行力，在降低运行成本的同时还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再加上常态化环保宣传，促进外在美向内在美、持续美转变，人居环境整治水平提升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三）聚焦问题靶向突破，实现有效治理
新时代的乡村要实现有效治理，必须聚焦问题看发展，瞄准设施建设、服务供给、环境提升、增收致富等乡村切身利益问题靶向突破，力达“四个高度”，实现有效治理。
1.向高起点规划设计要能量。通盘整合村落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内容，统筹五一村及周边村落未来的发展方向，形成“大五一”乡村振兴规划。区分拓展提升、特色保护、整治改善等不同内容的建设目标，将现代产业规模发展、道教文化传承发扬、宜居康养生活方式融入乡村整体功能。因地制宜配置基础设施，统一建设标准，实现规划高规格、发展可持续、治理更有效的目标。
2.向高质量补齐短板要活力。在规模化经营的基础上试行轮耕制度，开展面源污染整治、病虫害统防统治，补齐耕地质量短板。完成甘乳岩景区周边旅游公路白改黑、计划新建马寨山休闲景观工程、提质升级整治田沟水渠等公共服务设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域推进乡村风貌提升体系，重点开展农房整治、明清古建筑修复、务农器具统一置放等项目。
3.向高标准项目建设要发展。充分发挥本地优越的农业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以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为重要抓手，整合五一村及周边地块约1000亩优质农田，逐步扩建现有年收益达150万元的100亩钢构大棚，循序推广智能温室控制系统，建设成现代设施农业高产示范基地。大胆探索农业冷链物流、农产加工、产教研学等新型经济增长点，培育新产业经济税源点。
4.向高水平运营管理要绩效。发挥党组织堡垒在乡村治理领域的战斗力，创新颐和养老院、农村书屋、旅游公厕运营管护机制，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以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和乡村振兴大讲坛为载体，做活庭院自治、“老刘调解室”村级矛盾调处室、“河小禹”青年河长等4类服务品牌，做优“文明家庭”“最美家庭”评选、农民春晚、旗袍秀等4类文体活动，引领村风向善向上。坚持邀请本土能人示范、乡贤企业结对发展，在农村营商、育商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因地制宜探索乡村运营管理有效形式。从认真摸索到蓬勃繁荣，从浅层思考到深刻思辨，五一村在党建引领下走出的基层治理的“新”路子和“宽”路子，蹚出了一条产业强、生态优、人心齐的乡村有效治理新路径。五一村的实践充分证明，基层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工作紧密结合，乡村才能实现发展，老百姓才能更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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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闫志敏.青海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青海省民和县为例[J].党建政工,2021(08):135-137.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4
关键词：市域社会；治理；路径
党的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之一，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子系统。加快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顶层设计的落实落地，事关城市的和谐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成为当前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与切入点。
一、厘清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从字面表述上看，是由“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三个词组组合而成。作为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由于在实践操作上行政区划壁垒一时难以消除，“市域”主要是指地级市的行政区域范围，既包括城镇区域，也包括农村地区。《决定》通篇以“社区”代替传统的“村庄”或“村民委员会”概念，就是体现了城乡社会治理一体化的政策语境。[1]“社会治理”，就是指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政府主导为前提、以社会协同为基础、以公众参与为关键、以法治德治为保障、以现代科技为支撑，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一系列活动及其过程。因而，从一般层面上看，“市域社会治理”是指“以地级市的行政区域为范围，依靠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主体，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对辖区内的人民、事务、组织等进行管理和服务的总和或过程。”[2]因此，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现代化。
（一）市域社会治理的治理理念现代化
理念转变是行动变革的逻辑前提。新时代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突破传统社会管理理念，化消极被动管理为积极主动引导，走向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一是在指导思想上，要深刻领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深化对市域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科学化精细化之路；二是在治理措施上，把党的建设贯穿于市域社会治理全过程，把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以促进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引领，激发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推动治理主体积极参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双向互动、相互嵌合，提高党领导市域社会治理的水平；三是在治理目标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切的民生保障等现实问题和突发疫情等非传统风险，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治理成果，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二）市域社会治理的治理体系现代化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是实现有序治理的基础。新时代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健全完善一整套紧密相连、衔接协调的市域社会治理体系，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一是要优化政治体系，要“按照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政府治理效能、形成社会治理合力的原则”，[3]构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委领导体制和职能优化、运行高效的政府负责体制，充分激发党组织、党员有效渗入社会、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形成区域联动、部门协作、执行有力的综合治理组织体系，提升政治力量对社会个体行为的约束力；二是要发挥立法优势，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权责明晰、便于操作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形成集约高效统一的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提升法律对社会个体行为的约束力；三是强化德治作用，构建彰显时代精神、体现地方文化的市域德治体系，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提升道德对社会个体行为的约束力。
（三）市域社会治理的治理核心现代化
现代化的核心在于人的现代化，推进现代化的宗旨是服务人。新时代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以实现人的现代化为着眼点和落脚点，这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一是要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为核心，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大力宣传灌输新思想、新观念，塑造现代人格，让现代思想观念、价值理念、理想信念在国人心中扎根；二是要实现人的素质能力现代化，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为重点，以建设教育强国为保障，促进人们养成终生学习、科学思维的习惯，推动人们增强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以及进取精神和创新意识；三是要实现人的行为方式现代化，以深入贯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切入点，推动人们重新学习和再社会化，注重日常行为方式的塑造，做到文明出行、文明交通、文明旅游、文明就餐、文明观赛等，推动人的行为方式现代化。
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上不断深化对社会治理的认识，在实践中注重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向着现代化迈进。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到党的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再到党的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我们党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理论创新，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地向市域集中，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正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城市，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定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集中地，是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集聚地，是掌握群众需求、解决群众诉求的责任主体。因而，市域是能够依靠自身较为完备的治理体系，最直接、最有效地化解风险隐患、解决社会矛盾的治理层级。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具体落实措施”，[4]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具体实施，是推进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我们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认识、谋划、部署市域社会治理，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国家治理大厦的根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从而为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提供更为持久的制度支撑和发展方向。
（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在国家治理体系大系统中，市域社会治理也是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形式，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统领和龙头。然而，多年来，在“中央—地方—基层”三级社会治理模式中，中央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市域在社会政策制定、治理体系创新和资源统筹等方面的主导性作用，远远没有发挥”[5]。因而，市域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密不可分，处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沿位置，是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是基层社会治理范式转化和创新的突破口。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够切实反映基层治理需求、回应基层治理关切，预防社会治理隐患、处置社会治理难点，及时有效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在加强社区微治理与民生服务过程中，为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活力提供实践样版。
（三）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所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强烈，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要求我国必须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但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深刻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矛盾趋于复杂、治理任务更加艰巨繁重；群众诉求趋向多元、治理指向提升幸福指数；信息传播更加快捷、治理服务更加公开透明。这就对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随着人口等各类要素越来越向市域聚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引领区域发展，重构中国经济社会“新版图”，正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潮流。作为国家治理承上启下重要环节的市域社会治理，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直接体现，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出发，着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创建美好的共同生活。
三、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
（一）以坚持党建引领为先导
坚持党建引领，就是指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凝心聚力作用。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市域社会治理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强化基层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处于中心环节、发挥领导者作用，确保社会治理的正确方向。因此，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牢牢把握党的领导这条主线，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市域社会治理全过程，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一要精准把握党建引领的顶层设计。坚持以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紧扣城市治理的源头，将党的建设延伸到以区域化、网格化为单位的社区治理全过程，通过搭建各类组织化平台，加强对基层治理主体的领导，把“碎片化”的党建资源整合为“一体化”的治理力量，实现党的组织、力量和工作全覆盖。二要科学把握党建引领的路径方法。基层党组织要增强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围绕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靶向施策，“做到总揽全局而非包揽一切、协调各方而非替代各方，确保各类社会治理主体有序协同、形成合力”[6]。三要统筹把握党建引领的治理改革。基层党组织要统筹把握社会治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推进各项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做到协同、配套，防止改革措施“空转”，在充分发挥改革整体效能基础上，聚合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强大气场。
（二）以践行“三大理念”为基础
践行“三大理念”，就是指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紧紧围绕人的现代化，树立民本理念、协同理念、服务理念。市域是承上启下的枢纽，是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的大平台，是观察矛盾风险的晴雨表。市域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增进人民福祉，核心是处理人与事、服务和设施之间关系，方法是治理主体协商合作，形成治理合力。因此，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水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民本”理念。坚持治理为民、治理靠民，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激发社会治理活力，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二要聚合各类治理主体，践行“协同”理念。坚持治理“一盘棋”，完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搭建多方共治平台，正确处理好各类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应急队伍和市民等各类主体的作用，实现各类社会治理主体有序协同、形成合力。三要健全社区服务机制，践行“服务”理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寓治理于服务之中，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注重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通过为群众提供精准化、精细化、便利化服务，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三）以坚持“五治并举”为抓手
坚持“五治并举”，就是指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坚持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相结合，其中，政治是核心、法治是保障、德治是先导、自治是关键、智治是支撑，“五位一体”汇聚市域社会治理合力。因此，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党委、政府、社会、公民等多方主体合作共治，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等多种手段，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综合施治。第一，夯实政治根基与推动群众自治相嵌合。市域社会治理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将党的领导融入群众自治组织之中，着力增强广大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引导广大群众通过切合实际、富有成效的协商机制形成社会治理整体合力，真正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增强治理能力，提升治理质量。第二，推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法治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保障力量，德治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伦理根基，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优势，又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以法治的刚性与德治的柔性相结合，共同构成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实现社会良好秩序。第三，促进智治与服务相融合。市域社会治理要借助“互联网+”新一代信息技术建设智慧城市，建立社会治理大数据库，“推动市域社会治理体系架构、运行机制、工作流程的智能化再造”[7]，建立起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现代管理模式，增加市域社会治理科技含量，加强治理风险筛查、风险识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效率。
（四）以提升“六种能力”为关键
提升“六种能力”，就是指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强学习研究能力、决策统筹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舆论导控能力、措施执行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的建设。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在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综合能力建设中“破解治理赤字”，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因此，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一要在加强学习中提升决策统筹能力。要自觉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努力掌握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把握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规律，将理论学习的成果化为推动工作的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提出更多创新性理论观点和突破性对策举措。二要在加强风险防控中提升舆论导控能力。要注重强化风险认知意识，增强应对新型社会风险的防范水平，将“事后处置、问责”转向“事前把控、预防”，严格把控、积极引导各类社会舆论，增强新媒体的话语权和“圈粉力”，实现市域范围内人心的凝聚、共识的凝聚和力量的凝聚。三要加强措施执行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要弘扬真抓实干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想人民群众之所想、急人民群众之所急中，敢啃市域社会治理的“硬骨头”，善治市域社会治理的“疑难杂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是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全局性的重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社会治理的基础还不牢、精准精细治理的水平还不高、齐抓共管的合力还不强等问题。面向新时代，我们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市域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坚持“综合化”举措，打造市域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突出“智能化”手段，强化市域社会治理的科技保障，就一定能够书写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美好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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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5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产业体系；改革创新；融合发展
党的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完善文化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健全引导新型文化业态健康发展机制。完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体制机制”［1］。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文化产业体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文化产业的载体和窗口。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异军突起，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创新、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但由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起步晚、基础薄弱，在发展中也面临一些问题。“十四五”期间，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引领示范作用，进一步促进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
一、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的瓶颈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与文化创意关联的、产业规模集聚的经济功能区和文化综合体。党的十八大，特别是以来，中央出台了若干关于文化产业的扶持政策，如《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等。2019年12月，司法部官网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并公开征求意见。教科文卫委已促请有关部门加快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进程，尽早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着力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方向的引导［2］。在政策扶持的背景下，作为朝阳产业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迅速。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超过2500家。来自中商产业研究院的《2020—2025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表明，目前，我国已形成包括长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区、环渤海文化创意产业区、珠三角文化创意产业区、滇海文化创意产业区、川陕文化创意产业区和中部文化创意产业区在内的六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3］。但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进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如高质量文化供给不足、产业发展不平衡、文化企业实力偏弱、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等突出问题［4］。文化创意产业创新程度不够，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乏力，加之文化创意产业自身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影响到文化创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和对GDP的贡献。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具体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根基不扎实
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以来，国家各类开发区、园区建设如火如荼。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更得益于国家的创新创业政策。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虽然搭上了政策红利的便车，但是因自身根基不扎实而难以在这个领域立稳脚跟。一是部分入园企业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了文化企业不懂文化、创意企业不做创意和科技企业不搞科技的现象。这也是高质量文化供给不足、文化企业实力偏弱的原因。二是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单纯售卖概念，没有扎实的产业支撑和稳健的融资渠道，更有个别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优惠政策下去拿地，却从事房地产开发。从长远来看，这类不专注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也很难立足，更谈不上长远发展。此外，交通及文化创意产业配套、公共文化服务和消费型园区治理水平等，都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立足和发展产生影响。
2．布局不均衡
目前，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主要包括部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省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地理空间上分布还不均衡，产业发展也不平衡。一是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与经济板块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中部城市群和成渝西三角等重点区域城市群相对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也大致形成了几大重点区域。二是从城市形态分布来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主要集中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较少出现在地级及以下城市。
3．创新不足
无论是文化，还是创意，都是传承与创新的产物。特别是创新发展，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主流。目前，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创新不足。一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由于专业人才的匮乏和现代经营理念的缺失，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健全，文化企业实力偏弱，开发的文创精品少，不少产业或项目同质化严重，导致严重的无序竞争，创新驱动力有待增强。二是协同创新能力较弱。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各自为政，搞区域藩篱或区域壁垒，相对封闭，与外界联系较少，特别是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不够，文化创意产业共同体未能有效形成。
4．融合不深入
大数据智能化时代，在文化强国战略和知识服务战略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目前，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融合还不深入。一是文化与创意融合不深入。有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只有文化，没有创意；有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只有创意，不谈文化。文化智库的功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知识服务的价值未得到充分体现。二是文化与科技融合不深入。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科技与金融是重要支撑，科技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创新发展的源泉。但目前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科技的支撑作用体现得不明显。一些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也有待加强。三是文化与旅游融合不深入。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资源未实现有效整合，文旅竞争力和品牌形象有待提升。四是文化创意与数字化、智能化融合不深入。数字化、智能化已深刻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对数字化、智能化的应用不够，产业也有待转型升级，自主创新活力不足，对数字经济的贡献有待提升。五是文化与国际需求融合不深入。“一带一路”建设给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国际化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一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走出去”意识淡薄，国际化程度不高，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
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面临的新机遇
党的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面临重大机遇，也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形势有利于提高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治理水平，并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
1．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治理水平具有新空间
党的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5］。全国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体现了我国最大的制度优势。我们要把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提高统筹推进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具体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治理，肺炎疫情防控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复工复产考量了地方施政智慧、治理能力和专业水平。肺炎疫情是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应急响应体系、危机管理、决策方式及现代企业治理等方面的一次“大考”，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变革创新，有利于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具有新效能
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加速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转型升级以及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健全进程。一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形态更丰富。一批文化产业积极探索转型发展之路，与此同时，网络文化消费呈现增长之势。线上消费规模扩大，衍生出多样化的内容形态。2020年3月11日，重庆市在全国率先出台《加快线上业态线上服务线上管理发展的意见》。这引发线上城市建设加速发力，线上文化创意产业日趋红火，必将成为影响深远的朝阳产业。二是文化创意产业优胜劣汰更明显。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加剧了文化创意产业资源整合、资本流动和人才集聚，竞争解放了生产力，让文化创意产业优胜劣汰更明显。三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转型升级中融合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有效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促进自身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文化产业园区要提升质量，走市场化和专业化道路；以创新为驱动力，让金融科技助力；在知识服务战略牵引下，不断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化水平。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转型升级进程中，数字经济为融合发展增添了活力，创新型、智能化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融合发展中占据先机。
三、“十四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的走向判断
党的确定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础上，“十四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黄金五年。准确把握“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趋势，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走向，科学研判未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布局，对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促进文化创新、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大有裨益。“十四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有产业集聚化、园区开放化、融合多元化和治理现代化等走向。
1．产业集聚化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就是建立在集聚理论基础上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包括企业集聚、项目集聚和要素集聚等。“十四五”时期，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产业集聚化程度将进一步提升，特别是部级重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虹吸效应将更加突出。文化创意方面的重大项目、重点工程和重要政策，将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进行政策扶持和倾斜。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也将重点打造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并引导其融合发展。
2．园区开放化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对外开放窗口。“十四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开放化将是重要趋势。开放化有助于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园区开放化构筑了新的开放高地，也有利于文化创意产业“走出去”，增强国际竞争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更多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将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
3．融合多元化
融合发展是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内生驱动力。“十四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将呈现多元化融合、多元化发展趋势。产城融合将进一步健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功能，促进文化创新、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融合发展，在行业形态、投融资渠道和营销手段等方面均有所体现，智能创新和金融科技将进一步提升融合多元化的程度、深度和广度。
4．治理现代化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五”时期，现代化经济体系对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进一步强化，企业对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要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就要深入推进产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促进文化创新、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
1．肺炎疫情后期增强政策扶持实效
肺炎疫情的爆发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在抗击肺炎疫情的后期，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针对如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笔者认为，我们必须进一步解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融资难、融资贵及现金流和债务的问题，在继续做好科学防控的同时，各地要统筹协调，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特别要拓展普惠性“输血”，增强政策扶持实效，助力企业克服困难，进而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1）加快兑现已出台的政策措施。笔者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召开联席会议，针对之前有关部委和本地已出台的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和实效进行评估，加快兑现已出台的政策措施；同时提出优化、完善方案，主动对接，提高精准度和实用度，增强政策实效，让文化创意产业用好用活这些政策措施，充分享受政策红利和实惠。
（2）划拨文化创意产业纾困帮扶专项资金。笔者建议各地可以学习杭州市财政专项扶持经验，发挥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建立文化创意产业纾困基金，做大基金蓄水池规模，精准帮扶文化创意企业。专项基金主要用于文化产业企业复工复产期间购买口罩等防护物资、员工绩效奖励、加班补贴、租房补贴和水电气补贴等，维系资金链不断裂。
（3）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笔者建议各地可以继续完善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财税、金融等政策，特别要加大协调金融机构力度，统筹整合现有资源，以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地方金融机构也要主动帮助文化创意产业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如，地方银行可以主动降低文化创意产业贷款门槛，推出文化创意产业战“役”复产专项无息或贴息贷款；有关银行可以为困难企业减免债务或延缓债务偿还期；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对困难企业较多的地市特事特办等。
（4）构建重点产业协同发展生态链。受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复工复产企业的稳定发展，离不开全国各地的经济协调发展生态链。笔者建议各地可以统筹协调发展改革委、经信委、商委、市场监管局、物价局、公安局、交通局、物流口岸和文旅委等部门以及相关配套企业，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重点产业命脉的生态链条上产业链、供应链、交通物流链和消费链等环节的有效协同和务实合作，优化协同发展机制，为重点产业复工复产开辟绿色通道。
2．“十四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促进文化创新、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1）集中调研，开展评估
一是加强集中调研。相关部门要加强“十四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融合发展前期调研，扎实推进，确保调研实效。调研要坚持问题导向，摸清文化创意资源家底，查找发展差距，探求融合发展重点、难点、痛点、亮点；开展比较分析，明晰比较优势，夯实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基础。本着立足“十三五”、前瞻“十四五”的原则，我们要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体制机制、产业集聚、创新驱动、区域合作、治理能力、政策配套等方面开展深入细致的调研，并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储备性研究，客观理性呈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融合发展的现状、问题、困惑及下一步诉求。二是开展第三方评估。各地可委托智库对“十三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绩效开展第三方评估，如综合评估、政策评估和效果评估等。通过前瞻性、预警性评估，相关部门可以推演走向，研判趋势，实时、动态监测和反馈评估项目实施中的问题，并及时进行矫正和纠偏。评估要实现政策措施效果评估结果与政府行政问责的结合，通过责任追究机制倒逼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提高治理能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大限度开展文化创意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有利于优化决策机制，从而助推文化创新、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也为科学编制“十四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规划奠定基础。
（2）战略规划，未雨绸缪
一是构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战略体系。我们要科学研判全国经济形势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趋势，精准谋划未来，高起点、全方位和多层次构建各地文化创意产业战略体系，完善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文化经济政策。各地要加快实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战略研究，探索构建集政府、高新区（经开区、开发区）、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产业骨干企业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战略体系。二是编制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规划。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要突出规划导向，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发挥制度优势，编制相关发展规划；要主动对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策划一批有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大项目、重大平台、重大工程、重大改革和重大政策，将其纳入相关制度安排并争取有所倾斜。各地要委托专业机构编制“十四五”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规划，并争取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专项规划纳入各地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事业发展规划。同时，各地要出台进一步促进文化创新、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三是建立健全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运行机制。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牢记初心使命，积极担当作为，建立健全决策、协调、执行层面的三级工作对接机制，分解目标任务，确保涉及促进文化创新、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落地和执行到位。“十四五”时期，各地要理顺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运行机制，体现制度优势，提高运行效率，有效推进文化创意产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融合发展，示范引领
一是重点项目示范。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要围绕“十四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的产业集聚化、园区开放化、融合多元化和治理现代化走向，在打造深度融合品牌上加强项目合作，协同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从而促进文化创新、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要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手段，实施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线上业态、线上服务、线上管理发展；加快大数据文化创意产业载体建设，优化产业布局，抓深度融合形成新业态，优先促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实体经济的深入融合。二是区域合作引领。各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要打破区域藩篱，加强结对共建和融合协同创新，做到抱团取暖，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我们要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提升区域文化治理能力；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全行业一盘棋”的新理念，推进各地在文化创意产业、政企、示范项目、人才成果转化和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协同联动和共同发展，实现互补、合作、共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2］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建议：加快文化产业促进法立法进程［N］.法制日报，2020-01-14.
［3］中商产业研究院.2020-2025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市场前景及投资机会研究报告［EB/OL］.东方财富网，2020-02-16.
［4］张玉玲.融合发展激活产业新动能［N］.光明日报，2019-12-29.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6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治理途径；农村建设
1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简述
生态文明建设一直是我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与方向，在新的时代与新的阶段中，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与前途。但是，在具体的落实与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非常多的问题，比如说生态文明视阈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一直出现漏洞，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与重要内容，在进行治理的过程中，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却一直频发，相关的管理部门与政府单位对此也没有开展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这就使得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一直难以良好的开展进行。本文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现阶段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具体的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的治理路径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2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分析
2.1生态环境治理有助于推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
首先，开展进行生态环境治理有助于推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是我国整体居民生活环境与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开展农村现代化建设有助于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及我国的农村城市化建设的重要路线与方向，合理积极的开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对于我国开展农村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
2.2生态环境建设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生态环境建设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就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对于农村来说，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仅可以为村子带来良好的居住环境与现代化进步，还可以有效地推动农村的旅游业与农村的农家乐、生态园等建设，这些都有助于带动整个村子的经济发展。
3现阶段农村生态环境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现阶段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中仍然存在几个重要的问题，本文具体列举了三个现阶段农村生态环境方面的重要问题。
3.1农村土地重金属污染严重
首先就是重金属污染问题，在农村，由于一些工厂、战争或者落后时期遗留下来的重金属大量的被埋在土地中，这些重金属如汞、铅、锌等都是对于土地以及人体有着非常重要伤害的元素与物质，这些金属埋在农村的土地中不仅污染土地还对附近的水质都有污染，严重的影响了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
3.2地下水污染现象明显
第二点就是地下水污染现象，地下水是农村主要的采水以及饮水的渠道，但是，经过相关专业单位的检测数据可以得知，目前我国的农村地下水污染严重，地下水的水质普遍出现问题，如果直接进行饮用的话很容易导致饮用者身体出现疾病或者威胁。
3.3气体污染与违法焚烧现象仍然存在
与此同时，气体污染也是农村重要的污染项目，农村气体污染主要出现的问题是秸秆焚烧与各种生活垃圾焚烧的情况存在，这些违法焚烧的现象一直都属于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为，然而在我国的农村中还依然出现。
4基于生态文明视阈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路径探析
根据上文中提出的相应问题，本文基于生态文明的视阈下进行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路径的提出与研究，只有针对问题对症下药才能尽快尽好的解决我国存在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4.1完善相关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法律规定
完善地方性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规定，若想开展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工作首先需要对生态环境治理进行法律的强制性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生态环境治理的前提与基础。各地政府应根据党的指令与国家出台的一些如《环境保护法》等条令进行整治与更改，最大程度上保障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顺利进行。
4.2相关单位做好认真负责的管理工作
与此同时，相关的生态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也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好管理工作，对于一些违法焚烧以及违法填埋等现象应进行较为严厉的管理方法，做到真正的违法必究，这样才能肃清农村的违法破坏环境行为。
4.3提高村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除了相关政府部门的管理之外，村民还应从自身做起首先做好自我监督工作，因此，管理人员应更多的宣传农村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提高村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村的生态环境。
4.4提高农村的科技生产力
有些农村出现生态污染现象大部分出自于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的原因，因此，在进行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还应着重的发展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农村的科技生产力[2]。
4.5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相关政府还应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生态环境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方向，因此，在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设施建设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5总结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国家开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一步。因此，认真落实开展农村环境治理工作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与发展内容，相关的政府单位应首先提高重视，从官方的角度给予充分的支持与肯定，然后提高村民们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观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农村的生态环境不会遭受破坏。只有这样一步一步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与根本要素，针对现阶段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对症下药，才能更好的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更好的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文婧.公众参与视域下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研究[J].农业经济,2015,(10):23.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7
关键词：金融理念；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三农”
一、科技金融助力乡村产业发展，构建乡村产业发展新业态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金融业已进入科技金融时代。金融科技是通过技术手段推动金融创新，形成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产生重大影响的业务模式、技术运用以及流程和产品。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技术赋能助力乡村振兴”，在科技金融大力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出产业链金融、互联网金融、大数据金融、消费金融等等金融新模式和新理念，金融科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深耕涉农金融，积极探索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切实提高乡村金融服务效率。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基础。产业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要抓手，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中之重。金融科技主要是以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技术性支撑，乡村振兴要借助金融科技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让乡村产业发展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金融科技要借助自身优势深耕乡村产业发展，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便捷化、网络化、科技化、人性化产品和服务。花旗集团最新报告显示，2016年前九个月，全球超过50%的金融科技投资在了中国。乡村产业要靠金融腾飞，而金融科技的发展要靠乡村产业落地，两者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相互发展。
二、绿色金融助力乡村生态改善，构建乡村生态发展新格局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明确了建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基金。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必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新动能。乡村振兴要实现生态宜居，就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绿色金融体系，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等金融工具为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持续健康发展服务。通过市场化手段将生态环境影响的外部性内生，将绿色金融引入乡村振兴内部发展，从依赖于外生增长到打造建立可持续性内生增长发展模式，在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基础上，守住生态红线，实现乡村发展的宜居、宜业、宜人的统一和生产、生活、生态的统一。
三、信用金融助力乡村文明建设，构建乡村乡风文明新气象
农村金融的核心问题是信用体系的建设问题，而金融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金融信用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条件，打造金融生态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安全、稳定、和谐的金融环境。金融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信用建设程度从根本上制约着金融市场的健康程度。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信用就是资本，就是生产力，信用资本化程度是度量一个经济体是否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指标。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要实现乡村文明建设目标，就必须要打造资本化的信用体系，让信用活起来，不断丰富信用体系的信息载体，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信息化、信用化，增强乡村信用体系建设的时效性，探索乡村振兴信用体系建设的中国路径和中国模式，破解金融服务乡村发展瓶颈。
四、善治金融助力乡村有效治理，构建乡村基层治理新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而农村稳定的基础来自于一支有战斗力的基层组织队伍，来自于乡村是否有合理的治理体系和现代化的治理能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中国农村社会体制的巨大变迁，农村社会流动性的加强，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严峻的挑战。我国农村金融工作的重点并不单单是指金融本身，而是要通过调动金融资源来激发起乡村基层组织的活力和动力，从而可以对接国家、社会等外部资源，进而可以保持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底线。乡村振兴的基础是要打造新型的乡村自治组织，有效识别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培育新型乡村振兴职业治理人，有善治才能做到有为。善治理论是一种扩展性概念，它的内涵是治理主体的扩大、治理范围的扩广、治理方式和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可以说是一种价值取向上的变化和治理理念上的进步。善治理念就是使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公共管理过程，中国的金融机构要有善治意识和善治意愿，把人才建设和组织建设提升到更高的高度，积极完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体制机制，做到乡村振兴治理有效，不断拓宽乡村振兴治理机制和管理机制。
五、普惠金融助力乡村共同富裕，构建乡村全面小康新时代
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2016年1月，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的通知，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让所有市场主体都能分享金融服务。《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明确指出，要“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这决定着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质量。没有最广大农民的脱贫致富，就谈不上小康社会的最终建成。指出，“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总书记从根本上指出了“三农”工作最核心的目标和指标，就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使得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相得益彰，相辅相成。而普惠金融在理念上是要更多的关注弱势金融群体，让每个人都平等的享受到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是全面支持乡村振兴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六、结语
科技治理现代化范文8
（一）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中心主义”是当代国家治理理论的早期形态，或者说是当代第一阶段的国家治理理论，主要是强调国家治理过程中政府的中心地位和主导性作用。同样，“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现代化模式也是强调政府的中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这是当代环境保护运动兴起阶段的突出特征，在我国体现得尤为显著。当代环境治理现代化“政府主导模式”的出现有其必然性。20世纪后期，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的目标从环境管理发展到环境治理，表明环境保护事业发生了突破性进展。同时，环境治理从“民间主导模式”发展到“政府主导模式”，表明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又发生了本质性的突破。因为，环境治理的“政府主导模式”体现了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性之道，适应了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需要，反映了现代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础，“不仅是认识上的提升，更是国家治理技术层面的完善”。现在，环境治理面对的严峻形势，突出表现为资源约束日益趋紧，环境污染不断严重，生态系统更加退化。重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有利于树立尊重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强化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能力，有利于树立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生态良好、环境优化的美丽中国；发挥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树立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当代环境治理现代化“政府主导模式”的内涵有其合理性。这是环境治理实践的一次升华，是环境治理理论的一次飞跃。升华意味着我们已经从传统治理发展到现代治理；飞跃意味着我们正在从现代治理发展到现代化治理。传统的环境治理是以人治为核心的治理，现代的环境治理是以法治为核心的治理，现代化的环境治理是以人本为核心或者说以人为本的治理。从人治到法治，这是环境治理的本质性突破；从法治到以人为本的环境治理，这是“政府主导模式”的现代性要求。现在，肯定环境治理“政府主导模式”的合理性，不仅仅要在环境治理中发挥政府的作用，更要通过深化环境保护激励措施，进一步完善领导干部政绩综合评价体系；不仅仅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预防和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更要引导地方各级政府把环境保护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不仅仅要完善中央政府进行环境保护的投入管理机制，更要加大地方各级政府进行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环境治理的重大问题。当代环境治理现代化“政府主导模式”的影响有其局限性。我们肯定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又不能过于夸大它的作用。因为，“政府也有着组织管理、信息不对称性、利益协调的一系列交易成本，而且这些成本因为政府组织的垄断性、政府官员的内部市场流动有限和向上负责制等一系列组织制度特点而放大和加剧了”。也就是说，在环境治理随着政府组织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扩大的情况下，治理的差异性在内部整合上有着更多的代价，其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的效率会相应下降。为此，我们参照国家机关治理投入负效率的观点，可以看到：由于政府组织管理方面的局限性，可能导致环境治理等级链条的负面延长；由于政府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局限性，可能导致环境治理无序信息辐射的不断分散；由于政府利益协调方面的局限性，可能导致环境治理信息不对称状况的加剧恶化。这是“政府主导模式”的环境治理不可避免的弊端，其典型结果是政府失灵，突出表现为政府对环境污染等现象的宏观调控乏力、失败甚至崩溃。
（二）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市场主导模式”
“市场主导模式”是环境治理理论的中期形态，或者说是环境治理现代化第二阶段的主流模式，主要是强调环境治理过程中市场的中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同样，“市场主导模式”的环境治理实践也是强化市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资源配置的中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这是当代环境保护运动腾飞阶段的突出特征，在我国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的一个时期里体现得生机勃勃。当代环境治理“市场主导模式”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不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环境治理，不仅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更要提升市场的作用。在当代中国的环境治理过程中，人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有工业民主国家发生过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且有社会转型国家存在的市场机制不成熟和政府监管责任缺失。为了解决环境治理中的政府失灵和市场不成熟问题，需要进一步健全环保产业的市场规则，尽可能减少生态文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地位的不平等和信息的不对称，尽力避免和防止非公有制企业治理污染时对职工权益的侵凌，大力查处和遏制国有企业内部节能减排方面的腐败和企业行为短期化，等等。为了解决政府环境治理监管责任选择性缺失的问题，一方面要增强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另一方面要减少或者取消政府对环保产业市场主体决策权的干预，冲破或者破除政府对环境保护市场机制作用正常发挥的阻碍。当代环境治理“市场主导模式”的内涵有其合理性。最大的合理性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论是国家治理还是环境治理，这都是一条一般性、普遍性、全适性的规律。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是贯彻落实这一规律的突出体现，是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的必然结果。为了全面反映市场供求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的原则，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的改革；为了全面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迫切要求，必须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为了全面反映生态环境损害成本的现实要求，必须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行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制度；为了全面反映修复效益的强烈要求，必须在建立市场化机制过程中加大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必须在发展环保市场过程中大力推行环境污染的第三方治理。当代环境治理“市场主导模式”的影响有其局限性。其局限性的典型标识就是环保产业市场失灵，突出表现为环保市场游戏规则执行不力，造成环保市场的真空地带，产生大量危害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问题。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过分强调市场作用，不利于划定生态保护红线。事实上，市场机制同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是有矛盾的，不利于对水土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市场机制同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是有冲突的，不利于对环境容量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特别是在市场至上的情况下，很难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不利于对海洋资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只有恰如其分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三）环境治理现代化的“社会主导模式”
“社会主导模式”是环境治理理论的新形态，或者说是环境治理现代化第三阶段（不是最后阶段、更不是终极阶段）的环境治理理论，主要是强调环境治理过程中社会的中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同样，“市场主导模式”的环境治理实践也是强调社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中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这是当代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持续阶段的突出特征，更是在我国体现得方兴未艾。当代环境治理“社会主导模式”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国外的环境治理理论或者国际组织推动的环境治理行动，其一个鲜明特征是“社会主导模式”。对于这个治理体制，不论是有学者称之为“全能主义政治”，还是有学者称作“总体性社会”，“它们其实都是围绕实现一个神圣的理想社会的目标去设计的”。在我国，环境治理框架中仍然赋予社会极其崇高的意义，这个治理框架强调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但同时规定“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这些恰恰是我们在环境治理时需要把握的重要原则。当代环境治理“社会主导模式”的内涵有其合理性。其合理性突出体现在公众参与问题上，这是社会主导环境治理的重要平台。近些年我国实施全民环境教育行动计划，就是重视环境保护的社会治理，动员广大社会公众参与环境监督和环境保护。当我们推进绿色创建活动时，在广大城乡居民中推行绿色生活方式，同时在全社会倡导绿色生产行为，这是环境治理的重要社会举措，同时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保方式。当我们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制度、健全重大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时，其结果不仅是在环境治理方面推进了城乡环境质量的社会关注度，而且强化了重点污染源的社会监督度，加大了城市饮用水水质的社会管理度，完善了企业环境安全信息公开的社会规范度，有利于建立涉及企业有毒有害物质排放信息的社会披露制度。同时也是在环境治理方面引导企业进一步增强社会责任感，建立健全社会化的环境治理制度，有利于“畅通环境信访、12369环保热线、网络邮箱等信访投诉渠道，鼓励实行有奖举报，支持环境公益诉讼”。当代环境治理“社会主导模式”的影响有其局限性。社会的作用不能取代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夸大和缩小社会的作用，都不利于环境治理现代化。如果局限于社会的作用，干扰政府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就难以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难以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如果夸大社会的作用，也难以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难以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当然，如果低估社会的作用，也不利于健全环保产业经营管理体制，不利于完善环保市场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一切都有赖于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因此，及时公布环境保护的公共管理信息，健全环境污染的社会举报制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监督，特别是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并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取向
我国的环境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的治理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范畴，更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的治理体系，构成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说，环境治理体系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融入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治理活动。就环境治理体系的国家机关而言，主要有三个部分，即：立法机关的环境治理体系、行政机关的环境治理体系、司法机关的环境治理体系。各个国家机关环境治理体系的治理行动，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的治理实践。这个治理实践能够行动起来、运作起来，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对于环境治理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标志着中华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走向成熟时期。
（一）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立法导向”
“立法导向”意味着立法体制在环境治理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导向在历史的意义上应该是首先出现的导向，但实际上我国的这个导向主要是在逻辑上具有“首先”的意义。其意义在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时期的主要体现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立法机关的环境治理行动实施以人为本的治理宗旨，可以保障人民有更多的参与权；实施依法行动的治理原则，可以使环境治理在宪法约束之下进行，在法定轨道之内进行；实施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方针，可以使环境治理符合科学规律，适应中国国情。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立法导向”的生成具有必然性。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经过长期努力，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中国环境治理的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相继进行的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的修订工作，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也是我们继续进行环境保护法制建设的新起点。形势在发展，时代在前进，环境法律体系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加强环境治理领域立法，大力推进污染物总量控制、饮用水水源保护、土壤环境保护、排污许可证管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等方面的法制建设。进一步看，在环境治理的立法导向方面还有大量工作有待跟进，包括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动车污染防治、有毒有害化学品管理、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防治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以确保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于法有据。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立法导向”的内涵具有合理性。其“立法导向”内涵的合理性在于，环境法规体系建设坚持了问题导向，这种导向在统筹开展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质量标准、环境监测规范、核电标准、环境基础标准、民用核安全设备标准等环境保护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方面，对于解决实际问题产生了重要的效应。其“立法导向”内涵的合理性在于，环境法规体系建设中坚持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在完善大气、水、海洋、土壤等环境质量标准方面作用显著；坚持提高立法的及时性，在完善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方面作用突出；坚持提高立法的系统性，在加强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方面作用明确；坚持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在强化企业周围环境质量监控要求方面作用有力。其“立法导向”内涵的合理性在于，环境法规体系建设中发挥了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其引领作用在推进环境风险源识别、环境风险评估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其推动作用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环境保护标准建设方面体现得更为强烈。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立法导向”的影响具有局限性。例如，在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问题上有所不足，没有尽快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在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和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问题上尚有偏失，没有尽快做好大量的用途管制落实工作；在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问题上尚有差距，没有尽快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在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问题上有所弱化，没有尽快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特别是在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方面，除了立法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工作需要去做，这些工作不是立法能够取代的。
（二）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执法取向”
“执法导向”体现了法律的生命力和法律的权威。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作为环境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具有担负法律实施的法定职责。这个职责履行得如何，关系到环境治理的根本走向。当前，坚决纠正环境治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依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坚决整治环境治理中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依然是一个严峻的任务。环境治理体系“执法导向”的生成具有必然性。这是进一步提高生态环境统一监管能力的需要。目前，我国的生态环境管理体制不顺，必须改变生态保护能力建设滞后的状况，解决人员队伍、技术力量薄弱的问题；我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管理机制还需建立健全，必须提升生态监测技术体系与评价方法的水平，强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的生态监测和评估；我国的区域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矛盾仍较为突出，必须尽快落实生态保护日常的监督、管理职责，解决运行维护费用等问题。环境治理体系“执法导向”的内涵具有合理性。其“执法导向”内涵的合理性在于：1.完善了环境监察体制机制，例如，建立跨行政区环境执法合作机制，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的专项行动；在建立部门联动执法机制过程中，有力改进了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方式；在加大环境执法力度过程中，产生了明显的环境治理成效。2.明确了执法责任和程序，在持续开展环境安全监察过程中，进一步消除了环境安全隐患，完善了流域、区域、行业限批和挂牌督办等环境督查制度。3.通过开展环境执法中的督查，提高了环境执法效率，特别是加强环境问题整改后的督察，进一步健全了重大环境事件和污染事故责任追究制度。环境治理体系“执法导向”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问题上，这是一个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的过程，仅仅依赖于行政执法，不可能完全解决使国土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空间载体的预期；这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过程，必须发挥“国家—政府”“国家—市场”“国家—社会”各个治理框架的功能。要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需要各个国家机关的共同努力；要使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程度进一步提升，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程度进一步推进，生活空间宜居美好程度进一步强化，都需要借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需要广泛的社会协同，才能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
（三）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司法取向”
“司法导向”反映了环境治理体系中司法机关的治理行动。这是深入推进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环境司法制度的需要。其结果既完善了环境司法保障制度，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环境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环境治理体系“司法导向”的生成具有必然性。随着我国经济的过快增长和人口增加失衡，资源能源过度消耗和人为活动过分干扰，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正在不断加大。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匹配、不协调的突出矛盾不仅产生了一系列环境问题，也带来了一系列司法问题。特别是产业转移和资源开发对部分生态脆弱地区产生新的生态破坏，导致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司法服务的需求不断提高。同时，全球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导致生态系统更加脆弱，影响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特别是国际生态环境履约压力不断加大，进一步使我国环境保护国际责任的司法呼声日益增强，履行国际生态环境公约的司法任务愈发艰巨。环境治理体系“司法导向”的内涵具有合理性。其“司法导向”内涵的合理性主要在于，必须加大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公正司法，才能最终使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因此，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需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支持；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需要加快建设公正的司法制度；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需要加快建设高效的司法制度；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需要加快建设权威的司法制度；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加强城乡防洪抗旱排涝能力建设，需要严肃惩治司法腐败；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高灾害防御能力，需要加强和改进司法监督工作。总之，为了让人民群众进一步感受到环境司法的公平正义，需要以解决危害人民生存、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公正司法。环境治理体系“司法导向”的影响具有局限性。事实表明，司法是否公正对于严格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监管关系极大。司法不公，影响了以稀土、煤炭等为突破口强化矿产资源开发生态保护的执法检查与评估，影响了严格控制破坏生态系统的开发建设活动。对资源开发活动的生态破坏状况开展司法调查与评估，对于制定全面的生态恢复规划和实施方案关系极大，但是，司法腐败极大地干扰了企业对矿山和取土采石场等资源开发区、次生地质灾害区、大型工程项目施工基地开展生态恢复的监督。因此，“司法导向”的局限性不仅仅是对生态司法建设的认识不足、对各领域的司法协调统筹不够，更重要的是对自然生境变化开展司法监测不够，对开发建设等人类活动及其影响实施严格的司法监督不够。
三、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类型
环境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能力、推行生态损害赔偿能力、坚持资源破坏责任追究能力、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能力、运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能力等各个方面。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热烈的环境治理，相比实现国家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目标，我们在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特别是在环境决策的制定、环境政策的实施、环境对策的应变等方面，还有许多亟需改进的地方。
（一）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决策制定能力”
提升“决策制定能力”意味着要切实把环境治理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明确目标任务，完善政策措施。目前，亟需提高生态保护的意识和认识，亟需进一步把生态功能综合保护和生态系统综合管理的理念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环境治理现代化“决策制定能力”的提升具有必然性。当前，提升环境治理的“决策制定能力”，对于“完善政府负责、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管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治理部门之间的协同作用，促进全社会环境治理联动与信息共享。提升环境治理的“决策制定能力”，需要把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保障，把环境风险评估、环境功能区划编制、环境容量研究等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加强对重点流域、区域开发和行业发展规划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加强对重点建设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提升环境治理的“决策制定能力”，还要健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联动机制，加强对环境影响评价审查的监督管理。环境治理现代化“决策制定能力”的内涵具有合理性。合理的决策是比较完善的，例如，完善以预防为主的环境风险管理制度，需要实行环境应急分级、动态和全过程管理；完善更加高效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需要依法科学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完善更加高效的环境应急救援体系，需要提高环境应急监测处置能力。合理的决策是相当务实的，例如，制定切实可行的环境应急预案，需要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和装备；加强环境应急管理筹划，加大环境应急技术支撑提升，加快环境应急处置救援队伍建设，必须提高环境应急组织培训和演练的能力。合理的决策是重心明确的，例如，在开展重点流域、区域环境治理过程中，需要全力做好污染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及时准确信息，必须以减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和生态环境损害为重心。合理的决策是责任健全的，例如，健全责任追究制度的着眼点，需要严格落实企业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健全责任追究制度的着重点，必须强化地方政府环境安全监管责任。环境治理现代化“决策制定能力”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在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问题上，已经形成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但是，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没有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没有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没有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仅仅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加强节能降耗是不够的，还需要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在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问题上，不仅要推进水循环利用，更重要的在于建设节水型社会。因此，只有认识“决策制定能力”的局限性，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二）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执行能力”
环境治理的“政策执行能力”不同于政策执行力，主要是指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问题。长期以来，在环境治理政策执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表明，政策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问题已经成为推进或阻碍环境治理政策有效执行的最关键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实践检验就是，能否对该地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项目果断实施审批，能否对未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考核的地方果断实施区域限批，并追究有关领导责任。环境治理现代化“政策执行能力”的提升具有必然性。这是在环境治理的日常监管和执法检查过程中，正确理解顶层设计政策内涵要求和精神实质的需要。只有提升执行主体的政策领会能力，才能有力开展整治环保违法企业的专项治理行动，才能有效加强对环境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才能切实对环境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督察。这是在建立建设项目全过程环境监管制度以及农村和生态环境监察制度过程中，将顶层设计政策和本地区本部门环境治理实际相结合的需要。只有提升执行主体环境治理设计执行计划和执行程序的能力，才能完善跨行政区域环境执法合作机制和部门联动执法机制，才能加强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的依法处置。这是在执行流域、区域、行业限批和挂牌督办等督查制度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调配环境治理的各种要素资源，集成环境治理各种有利条件的需要。只有综合运用环境治理各种手段，实施环境治理政策规划，保障环境治理政策有效落实，才能对未完成环保目标任务或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进行严厉查处，才能落实环境治理的整改措施，推行生态文明建设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这是在深化环境监督员制度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及时发现、修正环境治理政策设计瑕疵的需要。只有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不合时宜的举措，才能建立健全环境治理的各项制度，才能依法实行环境治理信息的充分公开，才能加强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环境治理“政策执行能力”的内涵具有合理性。合理的依据在于政策领会的能力是环境治理的基础和前提。政策执行主体只有正确领会和深刻理解顶层政策设计的精神实质，才能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科学制定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才能结合本地环境治理实际创造性地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改进地方各级政府生态环境政绩考核。合理的举措在于综合规划能力是环境治理的核心，资源配置能力是环境治理的关键。在继续推进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过程中，只有明确环境治理的目标要求，精准选择环境治理的路径，科学配置环境治理的各种要素资源，才能顺利开展环境质量监督考核，使环境治理既定政策落地生根和开花结果。合理的保障在于环境治理的自我完善能力是保障和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质量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在落实环境目标责任制过程中，定期主要污染物减排政策难以做到绝对正确和一劳永逸。环境质量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重点流域污染防治规划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行调整完善，环境治理实施情况要做到因时因势而变，灵活机动，积极有效，才能及时有效地完成环保目标任务，并且防止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环境治理“政策执行能力”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其局限性的突出表现是，在把资源消耗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过程中，固有的“先发展、后保护”思维理念、工作模式和作风养成没有很好地转变，不熟悉现代环境治理方式，不了解生态环境科技创新动态，不遵循环保产业市场经济规律，处理不好发展与环保的关系，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目标体系的局限性很明显；在把环境损害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过程中，还是“GDP崇拜”的老套路，给人以管理僵化、治理陈旧的感觉，少有让人耳目一新的资源节约办法、眼睛一亮的资源保护举措、为之一振的节能减排工作状态，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考核办法局限性很明显；在把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过程中，环境治理的担当精神不够，特别是查处环境污染时怕担责任，少有生态文明建设的闯劲和新意，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奖惩机制局限性很明显。上述种种表明，在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的过程中，环境治理的目标体系和考核办法还有明显缺失，不足以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不足以建立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生态补偿制度；在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过程中，仅仅加强环境考核评价，不足以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三）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对策应变能力”
“对策应变能力”是有效防范环境风险和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条件，是完善以预防为主的环境风险治理制度的重要前提，是实行环境应急分级、动态和全过程治理的重要基础，是依法科学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保证。环境治理现代化“对策应变能力”的提升具有必然性。其必然性意味着，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全面推进环境监测、环境监察等能力标准化建设，应变能力是当代人进行环境治理应当具有的基本能力之一。城市空气质量、重点流域、地下水、农产品产地国家重点监控点位和自动监测网络，都可能发生意外。这需要扩大应变范围，建设国家环境预警应急网，其中，推进环境专用卫星建设及应用非常必要，提高遥感监测能力极其迫切。其必然性意味着，在加强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监督管理和运行维护的过程中，应变能力是当代人进行环境治理应当具备的必要能力之一。当今社会的环境治理要面对比过去成倍增长的生态信息，需要持续开展全民环境预警应急宣传教育，才能把握环境治理脉搏；迅速地分析环境治理信息，需要培育壮大环保志愿者预警应急队伍，才能跟上生态文明建设潮流。其必然性意味着，在引导和支持公众及社会组织开展环保预警应急活动过程中，应变能力是当代人进行环境治理应当具有的实战能力之一。在增强环境预警应急信息的基础能力、统计能力过程中，应变能力高的人能够正确地选择对策，将自己的能力服务于环境治理；而应变能力低的人往往不能选择合适的对策。其必然性意味着，在建设环境预警应急信息资源中心的过程中，需要加强物联网在污染源自动监控、环境质量实时监测、危险化学品运输等领域的研发应用，推动环境预警应急信息的资源共享。环境治理现代化“对策应变能力”的内涵具有合理性。合理的对策是遏制当前我国环境状况总体恶化趋势的需要，应变能力高的人可以依据环境治理需要选择灵活反应的对策，有利于缓解环境矛盾的凸显，有利于减轻继续加大的环境压力。随着人口城镇化快速推进，能源消费总量不断上升，这些问题需要人们在环境治理条件有较大变化时，具有良好的调节能力。随着污染物产生量将继续扩张，提升环境治理的应变能力需要选择一些要求完整、持久、严密、细化的对策。随着经济社会的充分发展，环境治理的外界条件变化很大，环境约束将日趋强化，对人们应变能力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因此，推动有关部门不断完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政策，需要加大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对策的力度，扩大对策的覆盖范围。合理的应变能力突出表现为能够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比例。同样，强化中西部地区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生态保护，需要加大转移中央以及地方的支付力度，推动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的支付；需要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包括继续推进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特别是支持地方建立上下游流域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这一切都取决于“对策应变能力”的合理与否。环境治理现代化“对策应变能力”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对策应变能力”的不足、缺乏、薄弱、失灵、滞后。“对策应变能力”不足的突出问题是，对于一些重点流域、海域水污染严重的问题治理举措不力，对于农村环境污染加剧的问题治理前景不明，对于越来越多区域和城市大气灰霾现象突出的问题治理力度不大，对于许多地区特别是追求高速增长地区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容量的问题治理成效不显。“对策应变能力”薄弱的突出问题是，对于重金属污染显现没有切实加强治理，对于化学品污染显现没有切实加快治理，对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污染显现没有切实加大治理，对于土壤、地下水等污染显现没有切实加紧治理。“对策应变能力”缺失的突出表现是，对于部分地区生态损害严重失之于察，对于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失之于管，对于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失之于治。“对策应变能力”失灵突出表现是，对于环境问题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估计不足，对于人民群众环境诉求不断提高视而不见，对于环境问题已成为威胁公共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置若罔闻，对于突发环境事件的数量居高不下听而不闻，对于环境问题已成为威胁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麻木不仁。“对策应变能力”滞后的突出表现是，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压力不断加大没有战略规划，对于环境保护法制尚不完善没有创新，对于环境治理投入差距太大没有及时弥补，对于环境治理执法力量太乱没有加强整顿。
四、环境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梯次
从环境问题的现代治理发展到现代化治理，表明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又发生了重大突破。迄今，人们对治理现代化的理解有两种代表性的角度：一种是从内在结构的角度，认为“治理现代化既涵盖各方面的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制度治理，也容纳法治、德治、共治、自治等内容”；一种是从外在序列的角度，认为提出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我们党提出的又一个“现代化”战略目标。但是，这两种角度的分析没有从社会发展的长过程进一步把握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没有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进一步把握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内涵。这个本质特征是在前现代化、现代化、后现代化的互动中反映出来的，这个关键内涵就是在顶层设计、中层设计、底层设计的关联中体现出来的。我们认为，继德国学者提出生态现代化、再现代化等现代化理论之后，中科院学者多年前提出的“第二次现代化”概念很有启示。问题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并不是现代化理论的终结，它还需要进一步理清前两次现代化的内在关系，也还需要进一步阐述第二次现代化以后的发展，又需要探讨21世纪的世界发展留下的很多悬念。因此，在后现代化的视角越来越开阔的情况下，可以提出“第三次现代化”的概念，以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新问题。
（一）“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
“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主要解决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工业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虽然集中力量解决重点流域、区域、行业环境问题，但是没有与解决全局性、普遍性环境问题很好地相结合起来；城市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虽然建立了全面高效的污染防治体系，但是没有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战略体系很好地相结合起来；市场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虽然健全了环境质量评价体系，完善了环境保护法规政策，改进了科技标准体系，但是没有与完备的环境管理和执法监督体系很好地相结合起来，没有同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很好地相结合起来。环境治理的“第一次现代化”具有必然性。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体现了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为了大力提升环境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能力，不断夯实环境基准的科学基础，不断充实环境标准制订的技术基础，不断完善环境调查评估工作，不断加强环境风险监测预警建设，不断健全环境风险防范等环境治理技术体系。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体现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组织实施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加快推进工程技术中心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大力推进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持续进行野外观测研究站建设取得很多成果。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体现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特别是在市场化过程中，为了强化环境治理先进技术示范与推广，加强研发氮氧化物控制技术，大力推广污染控制的高新技术；加强研发重金属控制技术，大力推广生态保护的关键技术；加强研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控制技术，大力推广环境风险防范的共性技术；加强研发危险化学品安全控制技术，大力推广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壤修复、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技术。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体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及其深刻变化，为了让社会公众、知识精英、民间组织以及国家都成为环境治理中有能力的行动者，需要不断提升中国社会的环境治理能力，真正构建一个人类与自然共存的和谐环境。环境治理的“第一次现代化”具有合理性。目前，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尚未全面完成，在21世纪需要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环境治理最重要的行动是要把环境保护贯穿于规划的各个环节，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把环境保护贯穿于建设的各个环节，坚持从源头预防；把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的各个环节，提高治污设施运行水平；把环境保护贯穿于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为此，工业化的进步使重金属污染有所控制，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防治有了成效，危险化学品安全控制有些成果，危险废物等污染防治有点成绩。如何使城乡饮用水水源地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为此，城镇化的进程使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水平得到明显提升，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如何使城乡环境安全大幅提高？为此，市场化的进展促进生态安全监管能力有所增强，环境安全水平有所提高，从一个角度激励了环境监管体系进一步健全。环境治理的“第一次现代化”具有局限性。中国历经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至今，已跨过了第一次现代化中间不惜代价的高速发展阶段，开始注意环境与社会协调、人类与自然平衡发展。但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全民族保护环境精神世界的梳理和保护生态的文化自我更新，还远远没有完成。突出的是投入问题，在加大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投入方面，推动得远远不够；在把生态保护和监管列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并逐步增加投入方面，实现的差距太大；在完善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建立国家、地方、企业和社会的多渠道投入机制方面，形成的结果差强人意。另外，制定和实施有利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财税政策，鼓励和吸引国内外民间资本投资生态保护，都有待于进一步努力。
（二）“第二次现代化”视角下的环境治理
“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主要解决的是知识化、信息化、网络化过程中的环境问题。知识化的环境治理要求提高一系列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提高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但是，只有鼓励各地落实更加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才能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和发展循环经济。信息化的环境治理要求全面推进农业、工业、建筑、商贸服务等领域清洁生产示范，但是，只有全面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才能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循环经济发展。网络化的环境治理要求深化循环经济示范试点，但是，只有加快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才能构建覆盖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环境治理的“第二次现代化”具有必然性。第二次现代化以发展知识经济为特征，是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转变过程，通过知识化过程中积极推进中东部地区自然保护区发展，在继续完善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布局的同时，大力加强河湖、海洋和草原生态系统及地质遗迹、小种群物种的保护，大力推进新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过程，在信息化过程中按照自然地理单元和物种的天然分布对已建自然保护区进行整合，加快建立生态廊道，大力增强自然保护区间的联通性。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过程，在网络化过程中探索新建自然保护区的新机制，进一步优化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推动跨界自然保护区建设，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交流。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的转变过程，在整个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环境治理面临着许多难题，最大的难题依然是今后人口与资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此，必须进一步破解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环境治理的“第二次现代化”具有合理性。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第一次现代化治理成果的淘汰，但不是简单的否定。因为，知识化条件下的环境治理有利于围绕重点工程需求，强化环境保护政策驱动；有利于结合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利于结合脱硫脱硝和土壤修复，推进以环保产业为重点之一的装备制造业发展。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不同于第一次现代化的片面追求GDP，重点是提高宜居生活质量。因为网络化条件下的环境治理有利于研究制定提升生态环境工程投融资水平，有利于生态文明设计和建设标准的制定，有利于环境保护设施运营和维护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技术咨询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清洁生产审核、产品认证和人才培训等环境服务业水平的提高。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不同于第一次现代化对大自然的征服，而是对大自然的一种回归。因为信息化条件下的环境治理有利于推动跨行业、跨企业循环利用联合体建设，有利于推进烟气脱硫脱硝的专业化进程，有利于推进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的社会化进程，有利于推进危险废物处理处置等污染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化进程。环境治理的“第二次现代化”具有局限性。我国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的环境治理尚处于发展阶段，尽管各级政府开展了生态环境国情、国策教育，全社会加强了面向公众的生态文明教育，但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深入推进公众参与远远不够。我国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环境治理的特点和规律都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它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发挥了科学智库、新闻媒体和社会组织的研究、宣传和监督作用，但是，仅仅在世界环境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组织自然生态保护宣传教育活动还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在生态保护的公共参与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国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环境治理面临不可回避的挑战和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的双重压力，尽管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督，还远远不能使人满意，还需要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
（三）“第三次现代化”前瞻上的环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