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为价值链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体系的建立是对全球价值链（GVC）快速发展的回应。美欧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超大型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来主导未来国际贸易、世界投资新规则体系的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体系中包括同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条款和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回应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的要求，是维护欧美主导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的核心利益，通过边境内条款、投资条款等核心内容在全球的推行和确立，使得GVC的发展环境得到优化，边境间商品和服务流动更加顺畅、成本进一步降低、效率进一步提高。
（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更深入地参与全球价值链。《2014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根据经合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附加值贸易（OECD-WTOTiVA）数据库计算的1995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GVCparticipationindex），发展中国家参与程度高于发达国家，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也得出结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附加值贸易中所占份额从1990年的20%增加到2000年的30%，今天已经超过40%。二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价值链联系更加紧密。《2014年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零部件贸易比例从1988年的6%增加到2013年的25%。这一比例的显著增长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零部件贸易减少所造成的，数据显示同时期南北国家之间的零部件贸易也从30%提高到40%。但是发达国家之间的零部件贸易比例下降了近一半。特别是，二十国集团（G20）中的发展中国家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和出口的比例都更高。三是全球价值链的未来地理位置、治理结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全球价值链参与到国际生产网络中，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伴随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财富和经济权力的逐渐“东移”，跨国公司调整其全球价值链分布策略，更多的创新活动和最终的消费市场逐渐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倾斜，新兴经济体有望在GVC中实现升级。
（三）再工业化促进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和升级
伴随新工业革命而来的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数字化制造模式，将对传统依靠资源禀赋的规模经济生产方式造成冲击，使得未来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成为可能。无论是成本驱动型还是消费驱动型的制造业回流，发达经济体中出现了本地化取代国际化的趋势。美国再工业战略的含义并非简单的制造业回归，其实质是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制高点。再工业化的实质是以引领新工业革命为核心目标，对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进行动态治理和重塑。
（四）新工业革命将重塑全球价值链
新工业革命的到来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不仅仅由于许多关键技术面临突破的临界点，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新变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在新工业革命的洗礼下，未来的社会需求将是个性化和差异性的，与此相适应，生产方式将更为智能化、数字化、个性化、本地化、小型化和扁平化，中小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将和国际商业巨头一起发挥作用。商业模式也以解决顾客需要为主，服务成为获得更多附加价值的关键所在。数字化、自动化、个性化和人力资本中体力成本的下降，使得传统的要素比较优势大大削弱，高级制造装备生产将更具个性，并且具备更多的高附加值。这将使全球产业链条形态发生改变：作为微笑曲线前端的研发、设计和后端的市场、营销所占比例将提升，而作为中部底端的生产、组装比重将下降。众所周知，中国是全球制造中心，通过低要素成本大规模生产同质产品，但新工业革命将使中国的传统比较优势大幅削弱，中国未来的制造业发展空间将大幅压缩，制造中心的地位也将受到威胁。
（五）服务和创新为导向更加明晰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越发凸显。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加速融合是推动全球价值链横向深化发展的决定性变量。未来几年，随着全球创新步伐的加快以及国际一体化生产的持续深入，全球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趋势将进一步加强。同时，创新也成为引领全球价值链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将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希望通过创新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价值链的控制权。
二、全球价值链对国际产业分工的影响
（一）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分解带来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
在全球价值链下，生产的碎片化加剧。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公司逐渐成为国际产业分工的主导力量，其通过投资和业务外包，实现产品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被分割为不同的任务，并按要素禀赋差异、专业化和交易效率的原则安排在不同的经济体完成，国际分工覆盖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全球价值链以全球技术进步、要素跨国流动的快速发展为基础不断发展，价值链各个环节的碎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中间产品贸易的占比逐渐攀升，越来越多的国家、企业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全球价值链碎片化、分散化加剧，不仅催生了模块化生产、服务外包、垂直专业化生产等生产方式和商务模式的创新，还带动新型国家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打破了原有的基于商品贸易的产业间分工模式，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品内分工，从主要使用本国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发展为中间品贸易的重要性逐步提升，各国、各类型的企业在价值链上，以合作的形式完成一个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对赶超国家而言，产品内分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同早期的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相比，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所在国的门槛较低，对其技术和资本禀赋要求较低，这使得后起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更加容易，只需实现某一环节的生产即可。目前，国际间产业分工形成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的格局，多样化的分工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融入世界生产体系的多种选择。但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和产品内分工的模式，使得后起国家容易被固化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落入跟随式发展陷阱。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产业分工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可以说，全球化和科技革命深入发展，导致传统的一国生产、全球销售模式被国际生产、全球销售模式取代，工序切片化和任务活动成为新型国际生产体系的显著特征。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产业分工是这种新型生产体系的一体两面，从产品的价值创造和实现的角度看，就是全球价值链；从生产组织的角度看，就是国际产业分工。
（二）基于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途径
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研究产业升级，指的是价值链中的企业从价值链中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竞争力，顺着价值阶梯逐步提升，进入到附加值更高的活动中。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有利于领导企业，这使得发展中国家重视在价值链中的升级问题。根据Humphrey和Schmitz（2002）的划分，价值链上的升级分为四个层次：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性升级和部门间升级。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向领导企业学习技术、经验，跟随企业很容易实现流程和产品升级，从而实现价值链上的初级升级过程。但是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的实现具有一定的难度，需要知识资本的累积，以及创新和服务因素的大量引入。
（三）高端产业链是新兴经济体弯道超车的重大机遇
作为产业发展的高端环节，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机遇。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纷纷将高端产业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与《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再工业化战略，欧盟的2020战略、俄罗斯的《2020年创新发展战略》等，这些战略的实质都是抢占未来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的制高点和治理权，确立竞争新优势。高端产业的发展具有技术和资源密集性强，政府在其发展中起到战略规划和重要推动作用的特点，目前这类产业的国际分工机制尚未明确，行业主导企业的能力和地位尚未稳固。发达国家同新兴经济体的起点差距小，新兴经济体具有了弯道超车的巨大发展机遇，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参与和构建新型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契机。
三、全球价值链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贸易方式的转变：中间品贸易时代来临
目前，世界货物贸易的60%是中间品贸易。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很多产品的生产过程和服务提供已延伸为多个连续的阶段，并形成跨越许多国家的供应链。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导致产业不同价值增值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分工，中间品贸易形成，贸易方式发生转变。全球价值链和贸易深入融合的结果之一是，在全球贸易中，中间产品的贸易份额已经超过最终产品的贸易份额。在过去的20年中，贸易相对于总产出的增长十分显著，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间产品跨越国境的次数。实际上，中间产品贸易已经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代表着当前趋于分散化的国际分工模式。
（二）贸易结构的改变
1.新型贸易统计方法避免重复计算问题
（1）全球贸易规模缩水传统贸易总值和贸易增值两种不同的统计方法的主要区别，是出口中的外国增值部分。世界贸易总额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下贸易额减少。根据OECD-WTO联合数据库TiVA已有的数据，目前仅能计算2000年、2005年、2008年和2009年的世界附加值贸易总额，分别为5.2万亿美元、8.1万亿美元、12.3万亿美元和10.1万亿美元。同年度按传统贸易总值统计方法计算，世界贸易额分别为6.5万亿美元、10.5万亿美元、16.1万亿美元和12.5万亿美元，前者大约比后者少20%。
（2）主要贸易大国排位发生变化附加值贸易重新调整了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其中，2009年欧盟27国占比为18%，美国依然是全球贸易份额最高的国家，2009年为12%，占比超过传统贸易统计下的比重。2009年，德国和日本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下的贸易份额分别为8%和5%，比传统贸易统计下的占比高出一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中，按照附加值贸易统计，中国的贸易排名最高，2009年超过德国位居第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由于主要出口能源和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占比不高，但总体呈增长趋势。从历史纵向对比来看，主要发达经济体附加值贸易的份额逐年下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附加值贸易份额逐年提高。其中，中国是附加值贸易份额提高最显著的国家。
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全球价值链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掌控着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占据着“微笑曲线”的两端位置，所得到的贸易和投资收益最大。全球价值链是发达国家获得巨大收益的重要路径。尽管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创造的附加值比重越来越高，但其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环节，对进口投入品的依赖也有增无减，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下游劳动力密集型零部件并完成组装任务。根据UNCTAD-Eora全球价值链数据库，1990年发展中国家附加值贸易的份额为22%，2000年提高到30%，2010年则猛增到42%。
3.服务贸易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尽管服务贸易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广泛共识，但从贸易增值的角度看，服务贸易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提升。可以说，没有服务就没有所谓的价值链的存在。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对GVC起到连接的作用，将GVC中的各个环节，从产品概念、设计、品牌、生产、营销、销售到售后的各个环节连接起来。Johnson（2014）的研究可以从更广义的部门层面来理解贸易总值和贸易增值方法对国际贸易认识上的不同。按照出口总额统计，制成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为70%，而服务贸易占比为20%。但按照贸易增值的统计方法，制成品和服务的占比分别为40%。
4.贸易比较优势的显现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更能清楚地认识一国的贸易竞争力所在。如果采用贸易增值的方法，可以更加准确的计算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从而更加清楚一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从而有的放矢更有针对性地提高本国的贸易竞争力。例如，一国的金属制成品（ISIC28）的竞争力情况，按照贸易总额的统计计算，中国的RCA指数最高，但按照贸易增值方法测算，中国仅排名第七位。而美国同一产品的排名在贸易总值和贸易增值的方法下分别排名第十位和第三位。
5.贸易差额的变化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附加值统计方法能够更好地反映出一国从贸易中获得的贸易利益。随着国际贸易分工的不断深入和范围扩大，中间品贸易飞速发展，贸易总值统计无法准确反映一国实际获得的贸易利益，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一类贸易结构比较特殊的国家来说。Koopmanetal（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是零部件的最终组装国，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逆差存在重复计算问题，被严重高估。如果按照贸易增值的方法统计，中美贸易逆差可以减少40%。
（三）贸易政策层面：全球价值链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首先，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对传统贸易的理论和思维形成挑战。以往重视出口、轻视进口的重商主义，以及市场准入的互换，在目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背景下对生产都是不利的。全球价值链增进了不同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各国无一例外通过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国内的企业想要提高生产率，必须拥有可靠的进口零配件的途径。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各国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贸易禀赋、贸易规模，并制定出适合全球价值链发展的贸易政策，贸易政策不仅要同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相融合，还要从原有的边境措施向国内宏观政策、创新、投资等领域延伸。其次，国际间政策协调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内生要求。全球价值链的增长加深了国际商业的复杂性，使贸易政策和国内政策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产生了政策合作的需要。这就需要在贸易协定的框架内就新的贸易规则展开谈判，以制定出协调一致的规则，确保监管复杂商品价值链不同部分的政策在各国之间的一致性。实际上，支撑供应链贸易崛起的新规则和纪律的制定从未停止过，以后也将继续下去。目前，这些新规则的制定主要是在双边、区域或诸边谈判的框架之下，这些协定包括的可依法执行的条款，通常超出了在WTO框架下谈判所形成的承诺。第三，随着中国整体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和国际产业分工的重要一环。但中国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更多仍局限于对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参与与适应，较多的集中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即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和底部。中国企业在价值链的发展中仍面临利润空间狭小、产品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中国企业要紧抓全球价值链变革中对中国重新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弯道超车带来的机遇，促进国家竞争力的持续增强。
作者：付丽 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