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远程教育与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教学实践生态文化融合的角色分化
根据计算机互联网的发展历史，我们可知，互联网络信息传播技术，作为一种在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建立的一种信息传播技术模式，融汇了信息传感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等众多的技术要素。在其中，信息传感技术是其产生的基础，它是人们从自然信源获取信息，并对之进行处理、变换和识别的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现代科学与工程技术，主要涉及到传感器、信息处理和识别的规划设计、开发、制/建造、测试、应用及评价改进等技术活动，它是人的信息感觉器官的外部延伸与空间拓展。计算机技术则是人的大脑功能延伸与拓展，主要承担对信息进行处理的功能，具有明显的综合特性，经过与电子工程技术、应用物理技术、机械工程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数学等紧密结合，目前它已发展成为一种几乎在所有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领域中广泛应用的技术形式，其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可分为计算机系统技术、计算机器件技术、计算机部件技术和计算机组装技术等几个方面。
通信技术，则是人在信息接收中所依赖的神经系统的延伸与拓展，它承担着传递信息的功能，主要包括计算机网络技术、电路技术、通信系统技术、交换技术、无线技术、电子线路技术、数字电子技术、单片机技术、EDA技术、电子线路综合设计技术、数字通信技术、数字信号处理技术、DSP技术、程控交换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等。在互联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模式中，由于人们依赖它要建立的是一个达成远程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综合性信息传播技术体系结构，因而，在这样一个由无数种远程教育角色参与的技术含量非常之高的教学技术体系结构当中，不同专业教育技术人员的信息传播技术工作职能，必然决定他们的技术操作，一定会按照技术环环相扣的各种技术工艺流程的环节来进行按工序运作，自然，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所建构的远程开放教育情境，不可避免地离不开包括联网技术、协议技术、编码技术、存储技术、解码技术、管理技术等操作技术在内的诸多的技术成分的技术支持，而且作为远程开放教育与互联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教学实践生态文化融合的必然结果，它的这些技术职能、分工、任务与使命，必然决定它最终会按照教师和学习者的远程开放教育信息传播要求，进行系统的硬件设施配置、平台界面搭建、工具软件开发、教学资源上传和信息流动控制，显然，人们只有按照这样的技术工艺流程操作，才能制定出适合网络远程开放教育教学的相关技术体系结构标准和运行规则。当然，也正由于此，在开放大学的互联网远程教育知识信息的传播技术人员群体中，就出现了网络系统管理员、网络系统设计师、网络综合布线员、网络建设工程师、网络运行操作员、信息系统安全师、信息系统管理师、数据库系统管理员、信息系统监理师、信息系统评估师、信息系统设计人员、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人员、单片机应用设计师、控制系统设计师、逻辑控制芯片编辑员、数据自动采集与分析员、嵌入式系统开发师、网站开发师、游戏程序开发师、射频识别系统开发师、平面设计师、数字视频制作师、数字音频制作师、三维动画制作员、游戏美术设计师、网络编辑员、网络课件设计师和制作师、网络远程学习者群体的支持服务人员等。
他们作为开放大学教师角色群体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后台普遍使用计算机互联网络，来生产、收集、处理、加工、存储、传输、交换、传播、显示、识别、提取、控制、交换和利用各种形式的远程教育教学的知识信息，如电子文本信息、数字图形信息、音频符号信息、视频影像信息、动画演示信息、虚拟实验信息等等，从而成为网络远程教育模式中名副其实的“幕后英雄”。显然，正因为如此，加拿大学者兰迪•加里森(D．R．Garrsion)和特里•安德森(TerryAnderson)提出一种“协作建构主义”的论点，认为在网络远程教育情境中，知识信息最终呈现在学习者面前，是众多远程教育知识信息传播技术人员共同协作和努力的结果，他们每个人“个人目标的制定和社会影响力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毫无疑问，“这种不容置疑的观念认可了个人目标和社会补偿知识的相互影响”，认可了知识信息传播技术人员“个人世界”和远程学习者群体“共享世界的紧密关系时明显的”，确认了程教育知识信息传播技术人员，作为“后台角色”和“幕后英雄”，与作为“台前角色”和“幕前演员”的传统面授教师，享有同等的教学尊严，他们都是远程教育社会化平台教学中不可缺少的教育角色，他们“不能各自单独存在”，他们的各自专业技术分工和远程教学合作，进一步决定，远程教育信息传播同时“具有双重目标”，一是“首先从个人角度”看待知识信息传播的“建构意义(经验的重构)”，这个意义是由专业技术人员来创造的，二是“在学习者团体之间”，他们通过“协作提炼”并“证实”信息传播技术人员的知识加工和传送“这一理解”的，“乍看，这个双重目标分别反映了教师和学生截然不同的观点”。其实，二者说的是同一回事，只不过教师的劳动反映的是“知识建构”和“知识呈现”问题，而学习者的行为表现的是“知识迁移”和“知识影像”的问题，前者是后者基础，而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结果。的确，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言，二者其实揭示的网络远程教育情境中，“教与学角色间不可分割的特性”，亦即不可分割的社会化专业教与学分工的文化特性，“以及将教育过程视为一个统一标准的交互的重要性”。
它要求各种教与学角色，必须按照统一的网络远程教育工艺流程和操作标准各司其职，最终实现“交互教”与“交互学”双重目标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在网络远程教育的交互教学模式里，“教和学都存在着‘责任’与‘控制’的问题”，只不过“教师的责任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表现在教师要创造并形成不断改善的学习环境”的劳动上，特别是“当引入更加有力的技术时，对教师的挑战是巨大的”，因为“教师必须创造认知的、社会的环境和条件，允许和鼓励学生通过有意义的方式实现学习”。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教师的这种网络远程教育“教学法行为”，是最终会决定“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任的程度”的，一般来说，“一旦学生接受了为自己的学习所赋予的责任，这就为获得成功的教育成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了“满足持续学习的需要”，他们“一方面需要特殊的知识结构”，亦即利用网络开展学习的“特殊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还需要发展高阶认知能力”，即依靠最先进的网络信息传播技术，达成知识信息接受认知的能力。而要解决这样的“责任与控制的问题”，其实就需要“教师角色标准化”，需要教师“拥有合理的责任来设定课程并设计教学活动”，与学习者达成协作。然而，不幸的是，在目前的网络远程教学活动中，教师“在规划教学过程时很少有机会与学生协作”，结果导致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设计课程或期望成果的介入或影响是很小的”。无疑，“这就产生了”一种令人尴尬的“矛盾局面:当学生期望可以设定教学活动的责任和成果时，而他们却很少能介入”。
这就是我国电大网络远程教育的现状，当我们责怪学习者上网点击率低的时候，我们是否反思过，这是由于知识信息的传播技术人员群体与远程学习者在规划教学、设计课程等教与学协作过程中，落实乏力引起的，由于我们没有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达成远程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综合性信息传播技术体系结构，没有让那些隐匿在后台或幕后的各种远程教育专业教育技术人员，充分发挥出其教师角色表演能力，没有让他们真正扮演好一个专业技术教师，所应该扮演的“责任”与“控制”角色，从而造成他们对于学习者的“责任”不明，亦奇对学习者远程学习行为的“控制”乏力。
二、远程教育与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教学实践生态文化融合的哲学变革
一切的研究指向表明，网络远程教学模式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教师角色扮演能力及其出色的角色扮演，对于学习者的远程学习效果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由是，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网络远程教育技术，实际上早已变成了一种由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作为教师，和学习者远距离存贮、传递、处理、获取以及使用各种知识的标准化信息传播技术形式，作为人类在信息社会逐步开发、认识和积累起来的存储知识信息、处理知识信息、传递知识信息、获取知识信息的一种新型的远程教育教学和学习的标准化技术，它也成为人们使用这种标准化的知识经验、技能，进行远程教育教学和学习的全新的体验尝试，它既体现出人们应用网络远程教育技术中，所显现的知识信息、加工、处理、传输和接受的工艺技术水平、系统工程能力、科学训练方法、信息素养标准和知识管理技巧，同时，它也反映出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教师群体和学习者群体，他们与计算机互联网络的人机相互作用，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等诸多要素间的复杂的文化关系。简言之，它使得网络远程教育成为一种能够充分挖掘、扩展和利用人类知识信息传播技术和认知器官功能的各种认知工具、方法与技能的总和，它从哲学内涵上，阐述了网络信息传播技术与远程教育教学融合过程中，文化人与教学机器之间的本质文化关系。不可否认，网络远程教育知识信息传播技术模式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作为当代社会人类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它的广泛应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知识信息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有效地推动了传统产业的不断升级，大大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和社会运行效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多层次、大规模、立体化、社会化教育作用的积极发挥，使得人类社会能够更为高效地进行各种远程开放教育资源的全社会优化整合与配置，从而将人类社会的知识传播嵌入到网络信息的远程技术传播模式中，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远程教育教学模式的发展升级换代，彻底改变了远程教育知识信息单向传播的传统结构局限，从而使得开放大学、教师和远程学习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进而对人类社会的远程开放教育的大学文化和精神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诚如我国学者马和民与吴瑞君所言，在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与远程教育文化融合而成的教学实践生态环境中，“网络社会的主体是以虚拟身份出现”的，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教师和远程学习者“虚拟的交往环境在现实中可能并不存在”，往往他们作为“行动者”的教与学“行为特征”是他们“自我选择后表现的结果”，显然，“这种表现可能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大相径庭”，因为他们作为“主体身份并非是真我的自然流露，而是由主体自我建立起来的”，很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可能没有一点关系，甚至没有一点交往，结果，这就导致他们“在网络中”，与远程学习者的“交往都具有想象性和创造性”，无疑，这种远程教育的教与学交往方式，“是人类有史以来的一种全新的交往方式”，由于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所以，它“也是一种只有在网络中才能实现的交往方式”，而这种方式尽管“为人们提供了开放的学习空间，打破了传统学习空间的封闭性，实现了一种全方位的直接信息交流”，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个性自由空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其中“网络社会的主体性具有多样性”，所以，虽然能够使得“不同的交往对象、不同的话题，可以让人的个性的各方面得到很好地发展，从而形成完美的人格”，但是，由于这种远程学习方式是由专业技术人作为教师和学生在一起控制的，因而，即便是“有了网络，学习时间第一次可由学生自己控制，学生可以在自己认为是最适当的时空范围内求得最大的学习效率”。
然而，学生们有所不知的是其教学质量却是由专业技术人员控制的，他们不仅控制学习资源的优劣，也控制学习时间，学习支持服务过程和行为，而这些最终都会影响学习者的远程学习行为及其效率，甚至造成其学习“控制”的失效。显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和民与吴瑞君才指出，“在网络社会，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共同体”，因此，在这个共同体里，人与人之间“是在一个虚拟的社区中共同交往”的，然而，“这种交往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它需要人们“信息共享”、“即时互动”、“平等相处”，因为这是“网络社会交往的主要特点”，它“必将带来沟通的扩大与加深，所有主体的共同成长和进步”，而不啻是学习者，当然还有作为教师角色的信息传播专业技术人员，只有他们的“共同成长和进步”，才能使得信息传播专业技术人员，主动配合，到位配合，优质配合远程学习者，真正实现网络远程学习中的“第一次自己控制”，“第一次”在“最适当的时空范围内求得最大的学习效率”的“学习控制”，无容置疑，面对“如此全新的一个生活空间必定会改变传统的学习空间，昔日的校园和校舍已无法回避一场变革”，即便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台教师和学习者群体，在现实中没有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只要他们在网络这种“虚拟的学习共同体”中，心心相印，相互支持，那么，网络远程教育所打来的学习效果绝对不会逊色于传统的面对面的现实的课堂教学模式，因为，只要专业技术人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必然能够创造出“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的知识再现情境。可是我们要反问的是，在目前的时代条件下，开放大学的知识信息传播专业人员，他们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吗，他们是否真的在幕后承担起像一线教师那样的与学习者相互沟通、共同分享、一起成长的远程教育使命呢!
三、远程教育与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教学实践生态文化融合的理性回归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与远程教育文化融合而成的网络远程教育模式，它的不成熟性，不仅表现在隐匿在其后台的知识信息传播专业技术人员与远程学习者，在目前尚未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教与学协作关系，而且，由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带给网络远程教育教学模式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当前，网络远程教育信息传播技术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由于计算机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头盔显示技术、数据手套技术、移动互联技术、3D打印技术和等多样性远程教育信息载体技术的引入，使得世界各地的远程学习者可以更为灵活、方便、快捷地穿越时空障碍，通过互联网远程教育信息传播技术模式的知识情境建构，获得更为丰富、生动、活泼、形象并具有艺术美感的知识信息，并使它们通过这种延伸到全球每一位学习者身边的独特知识传播通道，与开放大学教师和其它地区的远程学习者实现适时和非实时的相互远距离知识交流和对话，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远程教育的社会效率，给学习者提供了更加宽松自如的学习平台环境，从而引发了远程开放教育的一场深刻革命，促进和推动了世界各民族和人类社会整体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当然，也正因为此，网络远程教育信息传播技术模式，已经成为人类远程教育和终身学习不可或缺的技术模式，它和世界各国开放大学的办学系统、远程教育机构、大型图书馆等课程资源库、文献资料库和教学信息源的广泛接入，已为广大远程学习者人人、时时、处处随时随地进型远程学习，获取最新的知识信息，节约自主学习和查阅文献的时间和费用，通过交互学习，使身处世界任何地方的学习者都能成为学习合作伙伴，提供了可能，它使他们之间，可以通过网上讨论、协同探索、相互切磋，共享共赢，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远程学习任务。显然，正因为如此，有人将远程开放教育与互联网络信息传播技术的教学实践生态文化融合所形成的网络远程教育知识信息传播模式的特征概括为网络化、多媒体化、智能化、虚拟化和数字化，并认为它是现代远程教育知识信息传播技术的根本或核心特征。
然而，由于网络远程教育知识信息传播模式具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的先进性特征，因而就决定它在远程开放教育教学和学习活动当中，具有操作的方法复杂性、工具智能性、技能熟练性、模式超前性、经验丰富性、过程繁冗性、功能多样性等特征，当然，这也就给广大学习者的远程学习操作带来非常大的难度，而且由于我国十三亿人口中，截至2012年6月底，能够上网的台式电脑仅为3．80亿，网民数量也只有5．38亿，农村网民才有1．46亿，显然在这样一种现实条件下，要让国人普遍采用互联网远程教育知识信息技术传播模式，显然，这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教育梦想。更何况，在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中，远程教育办学在层次上主要是大专和本科，其学习者多为打工者，他们绝大多数工资收入低，是蜗居一族，没有钱购买可上网的计算机，网络远程学习的硬件条件并不具备，而且一般都习惯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其网络远程学习的信息技术素养普遍较低，因而，这就势必造成他们的网上远程学习点击率较低的窘境。以首都北京为例，2008年前后，只有16%的市民家庭拥有个人电脑，仅有10%的家庭拥有上网计算机，这说明，广大居民学习者借助家庭网络媒介进行远程学习的条件并不令人满意。再如在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东城分校，在所招收的2009春专科新生中，非本地学生的比例已经高达49%。到了2011年，笔者调查了解到的数据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学院中，打工者占到了学习者群体的80%以上，在有的班级，甚至达到了100%。而这些学生的主体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基本接触不到计算机，显然，这正是我国开放大学目前发展网络远程教育技术模式孕育无法回避的一个深刻的危机的之所在。相反，在世界各国，由于几乎所有采用网络远程教育信息传播技术模式的开放大学，主要是用这种远程教育技术模式，发展本科教育，尤其是开展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其远程学习对象绝大多数都是普通高校毕业的本科生，这些学习者在读大学期间，绝大多数人都已有个人网络计算机终端，信息学习素养很高，所以，他们很容易接受开放大学的网络远程开放教学模式。当然，这一点，即便是在我国，也从不例外。由此观之，开放大学建设中，采用网络远程教育信息传播技术模式，在当下，显然只适合于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远程教育。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当前，无论是广播电视大学，还是呼之欲出的开放大学，仍主要采用的是网络远程教育信息传播技术模式，并将它用于发展成人远程专科教育和本科教育，这势必会造成我国网络远程教育教学中的“高技术耗能，低水平效益”残酷现实结果。显然，造成这个严重后果的深层原因，乃是我国远程开放教育与互联网络信息传播技术在教学实践生态文化融合中，所出现的那种令人尴尬的教学媒体搭配的层次错位现象，以及知识信息传播技术严重超前学习者接受条件和能力的发展现象所致。无疑，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国著名远程教育学者奥托•彼德斯(OttoPeters)曾毫不客气地批评道，在对网络远程教育教学模式的“预测和研究”中，非常遗憾的是，“很难听到对数字化教与学的批评，之所以会这样，其原因是计算机表现出的神奇”，但是人们没有注意到，“互联网提供的新的可能同样让用户进入一种思想上的乌托邦境界”，很有意思的是，胡安•路易斯•塞不里安(JuanLuisCebrian)将他写的一本书取名为《在网络中———神魂颠倒的社会》，这多少能够说明，网络这种后现代学习模式的无序和混沌，当人们沉醉入“计算机互联网络成为‘整个社会进步的密码’时，怀疑和批评的意见似乎找不到理由，因而常常难以听到”，“那些常常被在线学习这一新形式深深吸引的教育工作者的乐观主义对上述倾向也有贡献”，他们的巨大“贡献”，在于使得远程教育界“很难期待清醒的批评和慎重严肃的论证”。显然，正因为如此，他非常“赞赏罗尔夫•舒尔迈斯特(RolfSchulmeister)在他的著作中，直言不讳地提出对大学教学数字化的反对意见，甚至用“阻碍、抵抗、反对”三个词语表示他对网络远程教学模式的怀疑和批判，基于此，笔者认为，现在该是我们“期待清醒的批评和慎重严肃的论证”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正由于此，笔者一直主张，我国的远程教育应当回归远程教育与信息传播技术教学融合的理性轨道，让大专和本科的低端远程学习者使用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比较相近的广播电视远程教育知识信息技术学模式，由于广播电视媒介每位学习者都能接触得到，而且这些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相近的教学模式，最容易被他们所接受，因而采用此种方法，可以有效规避网络远程教育信息传播技术的错位和低效现象。相反，对于那些在开放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学习者，我们可采用网络远程教育信息传播技术模式，由于这部分学习者群体，他们早已养成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远程学习者的习惯，其硬件设备和信息技术素养都普遍具备，所以，对于这部分学习者，开放大学可以采用与其学习水平相匹配的网络远程教育信息传播技术模式。可见，在我国的开放大学建设中，应注意针对不同层次的远程学习者群体，采用不同的远程开放教育信息传播技术干预策略，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开放大学建设中应当注意的一个最基本的教育与技术融合的常识性问题，我们在此方面有足够的教训。
四、结语
当前，我国的网络远程教育发展似乎仍然浩浩荡荡，势不可挡。但是，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均已表明，对于这种仍在发展的远程教育模式，我们仍然不可以盲目乐观，因为对于早期的远程学者来讲，由于他们刚刚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中走出来，因而，对于网络这种独立学习、自主学习、灵活学习、协作学习、后代学习模式，他们一般都不能立即适应，所以，一下子指望他们通过网络情境学习、虚拟社会建构和自我交互认知，实现知识的有意义迁移，显然是非常不理智的，这正如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lard)所言，在媒体技术发达的信息社会中，“信息将意义和社会消解为云雾弥漫、难以辨认的状态，由此所导致的绝不是过量的创新，而是与此相反的全面的熵的增加”。当然，这也会直接导致学习者在网络远程学习中，学习动力不能做功的能量总数不断增加，甚至使他们在网络远程学习过程中，发挥出“零作用”或“负作用”效力，也许我们在目前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教学过程里，看到的上网点击率低的现象，正是由于“此相反的全面的熵的增加”的效果使然。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事实是，的确在课堂与媒体之间、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相互对立中，我们尚未发现，有哪一位学习者轻言放弃自己早已习惯的学习模式，也未发现他们轻易屈从另一种他们完全陌生的教学模式。
无疑，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学习者对于网络远程教育模式的适应，仍尚待时日，因为一切都需要时间的累积，任何一种新的媒体，都不大可能在短时间将其他媒体取而代之，所以，面对传统的、现代的远程教育媒体，我们应当尊重学习者的学习习惯，鼓励他们“按需选择，优势共享;分层选择，互补使用;个性选择，错位发展”。当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面对业已出现的多种远程教育媒体共存、共用、共荣、共赢的局面，发出这样的感慨:他们都有各自荣光和美好的发展未来，他们定然有各自的发展空间。不过，在当前的信息技术与远程教育发展大融合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乐见，网络远程教育信息传播技术正在与广播电视信息传播技术、移动互联信息传播技术等多种信息传播技术进行深度融合，因为它们的融合，必将为远程学习者带来更多的媒体选择可能和学习方式选择可能。我们否定保持现有的网络远程开放教育模式而拒不进行改革，如同美国学则克利福德•克诺尔德(CliffordKonold)所言，“如果课堂外的每一件事情都保持不变，我们实际上就不可能改变课堂里发生的事情”，因为，真的如此，即如斯丹尼克(Stanic，1990)所批评的那样，“即使当我们认为我们从有关学习的研究中获得充分的启示，此时，作为一个机构的学校以及学校所在的广泛的社会或许并不能为我们所建议的实践提供支持的环境”。是的，我们可真不想看到这样的远程教育发展暗淡现实和灰色前景。
作者：韩瑞婷 单位：北京开放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