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论文范例

作者：张浈 张明伟 周荣庭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网络科学传播模式是对通过互联网进行科学传播一般规律的抽象和总结，其传播内容主要是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以及科学公共事务等，传播渠道主要是互联网。对学科层次的学术交流，很难选择“科学共同体专业集团内部的科学传播”、“科学共同体子集团内部的科学传播”等概念，类似说法比较冗长，难以理解。考虑到学科层次的学术交流主要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之所以没有选择科学同行这样的字眼，主要是因为在当下的语境中，科学同行容易被理解为科学共同体。学科同行的确定，一般依据它的最高课题、专业团体的成员情况和所读期刊。

一、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简析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主要指学术交流，而学术交流的重要手段之一为，论文的传播模式对会议报告、开放课件等具有参考意义。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主要要素包括论文、网络、学科同行，公众也可以参与其中。本文提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见图1。通过上图我们可以看出，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是一个拥有反馈机制的循环模式，学科同行以网络为载体，在同行内部和公众之间进行科学传播。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种传播模式中的各个要素。对论文而言，无论是纸质出版还是网络传播或者其他传播途径，要想在作者、读者、资助者间建立互信，必须保证传播信息的高质量。在各种质量保证体系中，同行评议依然是最基本并且最重要的手段。因此，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中，同行评议将是一个重要环节。同行评议在传播模式中的位置并无定规，既可以在于网络之前进行，也可在于网络之后进行。该模式中的网络，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实时发表，另一方面指论文在网络上进行典藏，即论文仓储数据库。学科同行需要了解同行的工作，论文得以典藏并能实时查阅，是学科同行内部网络科学传播模式顺利进行的条件之一。该模式中的学科同行，是指能看懂论文并能进行反馈交流的科研工作者。该模式中的公众，除了非科学共同体成员还包括非学科同行科学共同体成员———他们也难以对论文进行反馈，与非科学共同体成员并无太大区别。图1是对学科同行内部科学传播模式的抽象概括，这其实是一种无阻碍的理想描述———论文生产完毕，快速发表典藏于网络，学科同行阅读使用并进行反馈。在实践中，相关工作者正努力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其中以开放获取模式（OpenAccess）为代表。

二、开放获取思想与其特点

学科同行内部的科学传播也即专业交流，除去面对面的交流，一开始是通过写信等方式来完成，后来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与普及，以发表学术成果为目的的学术期刊出现。1665年在英国出版的《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是最早的同行评议的科学期刊。同行评议是一种科学的专家决策制度，到目前为止仍被公认为最好的一种决策制度。以同行评议为基础的学术期刊，几百年来为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贡献。但是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第一，学术期刊体量有限，一些很好的科研成果、科学思想等未必都能得以发表。由于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学术期刊每期不可能登载太多文章，科学共同体的一些工作和努力毫无疑问就被浪费。第二，时效性不强，不能及时捕捉科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在科学高速发展的当代，论文写作到发表之间的周期过长，会影响科学信息的快速共享。有研究者对2006年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300名排行中的249名进行了统计，审稿时间不低于2个月的超过50%。第三，期刊价格快速升高，读者不堪重负。纸质期刊价格升高，出版商又通过IP和密码等控制电子版，信息费用被抬高。据LibraryJournal的统计，2004年到2008年，平均价格相对上涨最高的为哲学与宗教领域的期刊，上涨幅度达到178%，最低为数学与计算机学科领域，上涨幅度也达到27%。第四，传播价值无法最大化。学科同行之外的公众，基本不可能订阅学术期刊，当其对某论文有需求时，路径依赖导致其不知也难以查阅。纸质期刊数量有限，不易保存，后来者很难继续利用。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期刊涨价与图书馆经费减少、网络使用范围扩大与学术期刊电子版访问受限、学术研究速度加快与学术期刊出版滞后等一系列矛盾逐渐凸显，并导致学术交流危机，于是开放获取（也称开放存取）得以提出并逐渐得到认可。开放获取是一种全新的文献出版模式，它由作者付费而用户免费，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获取该学术资源。通过开放获取，科研成果可以直接与公众见面，避开了出版商和其它中介机构，促进了信息传播。在网络作用下，文献检索更方便，典藏也更有技术保证。

三、开放获取案例研究———以PLoS、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例

摘要：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以信息技术的广泛深度应用为特征的融媒体时代。在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各自角色定位与相互作用关系，在社会文化变迁和科学技术创新的背景下，在不断演变。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在学术论文的课题研究、论文写作、编辑校对、出版传播四个环节，实现了开始融合、加深融合、深度融合、高度融合的发展过程。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未来将呈现出更加多彩的态势，值得学术共同体持续关注。

关键词：融媒体；学术期刊；作者；编者；角色；融合

一、前言

学术论文是人类探索自然和思考社会的思想成果和理论结晶。学术论文组合成为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是国家科研和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荣学术研究，推动文化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从世界上第一本学术期刊LeJournaldesScavans（可译为《学者杂志》）于1665年在法国创刊以来，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各自角色定位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就随之产生了。学术期刊作者和编者的角色的连接纽带，是刊发在期刊上的学术论文。一般认为，作者是学术论文的创作者,编者是学术论文的加工者。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之间的关系，随着学术期刊本身的变迁，以及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变化，从高度重合，到逐步分离，再到相互融合，经历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过程。在学术期刊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而诞生和成长的起始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高度重合。在学术期刊产生后的一段时期，作者与编者的角色是高度重合的。无论是欧洲历史悠久的学术期刊，还是中国早期出版的学术期刊，“作者即编者，编者即作者”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学术期刊随着社会工业化而不断壮大的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逐渐分离。从工业革命时期到二十世纪末，科学技术实现了若干次跨越式创新，社会经济生活领域中岗位设置日益专业化、职业化。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逐步分离，重合之处日益减少，即“作者是作者，编者是编者”。在学术期刊伴随信息技术广泛应用而转化为融媒体的阶段，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相互融合。在融媒体时代，由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广泛应用，学术论文研究、写作、编校和出版传播的模式发生深刻变革。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在工作上的交流沟通日益增多，角色开始相互融合。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表现为在学术论文的构思、写作、编校到出版、传播的流程中，在各个环节上，作者与编者自身学术活动的范围拓展和相关各项工作的相互介入。融媒体时代，学术期刊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融合，反映了学术期刊本身发展的要求，也是信息技术广泛深入使用的结果。作者受到各种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激励和约束，需要尽可能多地发表学术论文；学术期刊拥有建设学术品牌的动力和面临评价体系的压力，力求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且在发文数量上有所控制。这样，形成了作者投稿数量多而期刊发文数量少的结构性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作者与编者必须实现角色融合，才能实现作者投稿与期刊发文的精准匹配。信息技术的广泛而深度的应用，为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提供了支撑。作者进行研究、撰写论文，编者编辑校对、出版传播，作者与编者的沟通交流，都随着融媒体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发生了深刻的模式变革。特别是作者与编者的联系，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式更加多元化，使得作者与读者的角色开始不断融合。

二、课题研究环节作者与编者的角色融合

作者的思想和知识是学术论文的源泉，而思想和知识来自科学研究。在融媒体时代，无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研究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通常以课题立项的形式拨付）作为保证。这使得学术论文的“生产”大多依赖于课题研究，即论文的完成需要大量的课题经费支持。可以说，在融媒体时代，作者没有课题，论文难以产生。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论文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情况，也是期刊评价的重要指标，例如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设定核心期刊评价指标时，明确列入了“基金论文比”（学术期刊发表的受到课题经费支持的论文所占比重）。为了实现作者投稿与期刊发文的精准匹配，作者与编者需要相互“发现”，即编者寻找目标作者，组织稿件，作者确定目标期刊，投出稿件。作者和编者需要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课题研究环节，凭借融媒体的各项技术，作者与编者的角色开始融合。

（一）作者在课题研究环节的角色。在课题研究环节，以课题的申报、研究等工作为基础，作者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编者的角色靠近。作者应当明确，自己不仅是课题的研究者，更应当成为课题的宣传者、论文的推荐者。进一步树立打造个人学术品牌的意识。作者应当积极申请各种类型的课题，尤其是国家级课题，争取成为课题的主持人或者参与者。课题立项开始运行后，收集整理数据，依据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构思可能的创新方向，凝练创新之处，并开始撰写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利用各种期刊评价成果，例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目录（自然科学卷）》、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遴选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等机构研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推出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等，确定投稿的目标期刊。除了传统的信件往来和电话联系，作者应当使用融媒体时代的先进技术，例如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等，及时向目标期刊的编者介绍课题立项情况和论文主题侧重，特别需要突出论文的创新之处。

作者：黄硕 初广志 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开放获取(OpenAccess)已经“扑面而来”.2022年4月10日,根据WebofScience平台的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简称SCI)数据库统计,2021年全球出版SCI论文2747405篇,其中开放获取论文有1251434篇,占比为45.55%.可以预计,全球开放获取论文将很快超过非开放获取论文.我国较早就参与到全球的开放获取运动中.2003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代表中国科学家签署了《柏林宣言》[1].2004年5月24日,在庆祝中国科学院和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合作30周年的庆祝大会上,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和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分别代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了《柏林宣言》[2].2014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分别发布开放获取政策,对公共资助科研项目发表的论文实行开放获取,时滞期(embargoperiod)均为12个月[3,4].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将开放科学首次写入我国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九十五条:国家加强学术期刊建设,完善科研论文和科学技术信息交流机制,推动开放科学的发展,促进科学技术交流和传播.虽然该文本中没有直接提及开放获取,但有学术期刊、科研论文、科学技术信息交流等表述,开放获取必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开放获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同时,关于开放获取的争论、质疑和误解,在全球范围连绵不绝,国内尤甚.这其中,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单纯与“经济账”相关的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本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学术传播净收益,基于此概念提出了一种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新框架,利用此框架简单分析了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然后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可能行动.

1关于开放获取利弊分析的已有研究

目前,已有的关于开放获取的利弊分析多是基于成本(cost)和费用(fee)(广义的成本包括费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人们大多认为开放获取运动的直接原因与连续出版物危机(serialscrisis)有关,连续出版物危机给图书馆造成了财政困境,从长远来看,仅仅通过增加连续出版物预算是无法解决的[5,6],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放获取[7].后来,随着文章处理费(articleprocessingcharge,APC)的引入,人们发现开放获取本身也需要投入,增加了一些新的成本,从而提出包括订阅成本、文章处理费和额外管理成本的总出版成本(totalcostofpublication)概念,并分析了23个英国机构在2007~2014年间的总出版成本数据[8].目前,在OA2020国际开放获取行动和S计划(PlanS)的推动下,人们希望可以把当前用于期刊订阅的经费转换为支持开放获取出版的资金,快速实现大规模开放获取出版的同时,不增加或尽量少增加总出版成本.涉及收益的开放获取研究鲜有报道.2009年1月,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InformationSystemsCommittee)发布研究报告,尝试着分析替代学术出版模式的成本和潜在收益(替代学术出版主要指开放获取出版和自存档,即金色开放获取和绿色开放获取)[9].不过报告中关于潜在收益的分析,核心是成本的节约,关于可访问性的收益没有实质性展开,并且该报告发布后引起很大争议[10].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全世界经同行评议的研究论文全部由作者自行存档(绿色开放获取),它将产生40倍收益/成本比[11].

2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提出

开放获取虽然涉及方方面面,但究其源头仍还是以学术出版为代表的学术传播问题.为了搭建全新的分析开放获取利弊的框架,基于整个社会或某个特定国家的视角(类似宏观经济学的宏观视角),一个新概念被提出:学术传播净收益(net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NBSC).对应的两个概念为学术传播收益(benefi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BSC)和学术传播成本(costofscholarlycommunication,CSC).学术传播净收益(NBSC)=学术传播收益(BSC)–学术传播成本(CSC).本概念基于以下常识.(1)学术传播有收益(benefit),比如:知识传承(教育角度)、成果转移转化(经济角度)、促进人类文明(社会角度)等.经济学中,收益通常指财富的增加.广义上的收益可以是实际物质财富的增加,也可以是精神上获得的满足;既有可以用货币进行计量的,也有不可直接用货币计量的.(2)学术传播有成本,无论传统的订阅成本还是文章处理费.为了简化处理,不再区分成本和费用,统称为成本.经济学中,成本指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付出或应付出的代价.从图书期刊的产业链看很容易理解学术传播成本,编辑加工、排版、印刷、发行等均有实实在在的成本发生.(3)理性决策,对于开放获取利弊的分析,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收益的变化,也不应只关心学术传播成本的变化,而是应该测度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经济学中,净收益通常是收益与成本的差额.用净收益的变化,而不是收益或成本的变化去评估目标对象(特定企业或项目等),在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被普遍采用.这些概念并不复杂,只是将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经常使用的收益、成本和净收益等概念与相关理念,简单移植到学术传播相关问题的讨论中.此概念只基于宏观视角,不涉及微观的特定企业或机构的学术传播成本、收益和净收益分析.

3基于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的开放获取利弊

分析新框架基于前文的学术传播净收益概念,分析开放获取利弊,变成论证如果实施开放获取,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变化ΔNBSC是否大于零,大于零则开放获取有利于学术传播,反之则不利于学术传播.而ΔNBSC大于零,可能的实现路径有4种.路径1:ΔBSC>0,ΔCSC<0.这条路径最理想,即开放获取不仅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也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2:BSC不变,ΔCSC<0.这是目前讨论较多的路径:开放获取是否节约了学术传播成本?路径3:CSC不变,ΔBSC>0,即开放获取后学术传播成本其实没有变化,但是学术传播收益增加了.路径4:ΔBSC>0,ΔCSC>0,但ΔBSC–ΔCSC>0,即开放获取既增加了学术传播收益,又增加了学术传播成本,但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超过了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此分析框架非常简单,但这一理性分析框架有助于从根本上思考开放获取的利弊得失.此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分析我国是否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开放获取很可能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根据大致的测算,由于历史上定价参照标准较低、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相对欧美国家较少等原因,我国目前支付给全球大型出版社的订阅费用,占全球大型出版社销售额的比率一般不超过10%.这个数据也可以从已经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市的大型商业出版社的年报信息中得到一定的验证.如果简单化处理,假设我国学术研究成果全部金色开放获取,文章处理费总额通常按照发文量计算,基于SCI数据库的简单统计,2019~2021年我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论文在全球占比均超过20%且继续增长.因此,可以推测开放获取很可能会使我国的学术传播成本增加.但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很可能更大,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开放获取可以直接造福我国庞大的研发人员和学生,促成工程师红利和科学家红利.我国研发人员数量和研究生数量均居世界前列.《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速超过7%,从2016年的387.8万人/年,增长到2020年的509.2万人/年,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12].2021年,我国招收研究生117.7万人,在校研究生总数增至333.2万人[13].如果我国和世界的科研成果是开放的,所有这些研发人员和研究生都可以立即从中受益.开放获取可以助力我国的经济转型.创新在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我国继续追求增长质量而不仅仅是增长速度,以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持续过渡.不仅在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关注研究的大学和关注应用的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通过提高科研成果的可见性,促进对科学数据的公开访问,有助于促进科研合作和成果转化.整体上判断,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收益的增加额足以弥补开放获取给我国带来的学术传播成本的增加,因此我国应该“拥抱”开放获取.当然,对学术传播净收益的准确度量非常困难,此结论尚需更加严密的测算和论证.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中.

摘要:增强出版是一种新兴的融合出版模式，通过丰富科学数据的内容呈现形式和传播途径，提高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根据出版媒介的不同，重点分析归纳了3种增强出版模式:纸刊增强、数字出版平台增强和全媒体增强。从参与主体、出版环节、规范性等方面提出了增强出版的推进策略，以期为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的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科技期刊;增强出版;增强特征;融合出版模式;增强推进策略

科技论文和科学数据都是科研的重要成果，是数字化科研时代重要的战略资源［1］。科技期刊的传统出版模式已不能满足当下用户多样化的需求，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出版模式来提高科技期刊出版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因此，增强型出版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强化型出版模式，通过在传统出版物的基础上增加研究数据以及关联外部资源，综合运用数字化技术，对论文内容进行结构化和可视化，改进论文的表现和传播形式。国外关于增强出版的研究及应用较早，2009年URF基金会提出了增强型出版物的概念［2］，vanGodt-senhoven等设计了增强数字出版物原型［3］，Bardi等介绍了增强出版的数据类型及增强出版信息系统的功能特征，规范化了增强型出版物模型的组织架构［4］。SpringeNature、《PLoS》、Elsevier、《RSC》等期刊和出版集团的增强出版服务已较为成熟，有相对完善的出版体系和流程，实现了“根出版物+增强内容”的增强出版模式，使传统论文与任何类型的增强数据相互链接，并能在各学术圈便捷地分享，在推进知识传播、提高知识服务能力以及内容增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小燕等通过介绍增强出版的本质和内容示例，提出了增强出版的实现流程［5］;崔玉洁基于新媒体技术研究了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的新模式［6］;刘锦宏等通过介绍增强型出版物的判断标准和特点，分析了增强型出版物的发展模式［7］;占莉娟等分析了国内学术期刊增强出版实施的现状和推广瓶颈［8］。国内的增强出版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大规模的应用。本文在介绍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归纳了增强出版的3种融合发展模式，并提出了几种推进增强出版的可行性策略。

1科技期刊增强出版的特征

增强出版是在传统出版的基础上进行增强的行为，包括论文研究数据的扩展、阅读及传播形式的扩充、编辑流程的强化等［2］。增强出版的前提是对传统论文进行结构化和碎片式处理，以链接更多的增强内容，其不是简单的资源汇集，而是对分散资源的汇整，然后进行知识加工和共享。将数字化技术与增强出版合理地融合，才能有效提高学术期刊的影响力。

1．1数据增强。传统科技论文因受篇幅和版面的限制，很难详尽地阐述整个科研过程，为实现科学数据的有效整合及共享，需要在传统出版物的基础上增补相关的科研数据。增强出版的基础和核心是传统出版物，也称根出版物，增强出版是呈现“根出版物+增强内容”的形式。增补的科研数据包括采集样本、公共数据集、调查问卷、推导过程、参考资料、实验记录、推理过程、实验环境和软硬件配置等，可以是文本、图表等简单的数据格式，也可以是音频、视频等立体的形式［3］。增补数据对作者也是一个监督和自检，作者需要提供科学且准确的数据，以供读者对研究过程进行重复。

1．2论文整体增强。针对整篇论文进行内容增强包括收集并整理关于论文的专业评价和引用情况［5］。如《Nature》中的相关新闻与评论、音频视频、编辑总结、相关文献推荐等;《PLoS》中的媒体报道、读者评论等;Elsevier中的图片摘要、论文亮点、相关书籍、引证论文等。期刊编辑部或其他专业研究机构根据专题方向或研究热点，对已出版的论文进行适当的选取和封装，以合集或专题的方式对已有论文进行再次推送，延长了论文的传播活跃期，增大传播频次。

摘要：在媒体融合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探讨科技期刊在助力地方科技创新中的作用。针对普遍存在的被动传播与传播渠道不畅等问题，提出科技期刊以地方科技发展需求为目标，构建科学传播体系，采取增强互动性、实施精准推送定向服务和加强期刊合作等途径提高期刊的传播力。

关键词：媒体融合；科技期刊；科技创新；科技发展；传播途径

科技期刊作为传播科学知识和展示科技成果的重要载体，承担着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责任。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致力于研究科技期刊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卢嘉锡认为，科技期刊与科研工作相比既是“龙尾”，也是“龙头”，既能及时提供科学发展前沿和最新信息，又能集中反映科研成果，必须要加强科技期刊出版工作，更好地为科技事业服务[1]。刘振兴提出，衡量科技期刊水平的主要标志是科技期刊的创新水平和推动学科发展的作用,反映了对科技创新的影响[2]。张朝军等指出，要探索网信时代科技期刊传播新模式，发挥科技期刊引领科技创新的作用[3]。王敏等认为，科技期刊要运用多媒体技术积极传播科技创新成果，有效服务于科技创新和国家战略需求[4]。谭京晶指出，科技期刊与科技创新相因相生，相辅而行[5]。吴生高等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等统计方法对江苏省科技期刊进行分析，得出期刊主要评价指标与区域创新呈正相关关系[6]。本文就科技期刊服务地方科技创新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分析，结合媒体融合的时代需求，探讨提升科技期刊服务科技创新与发展的途径。

一、科技期刊在助力地方科技创新与发展中的作用

（一）科技信息传播。科学的本质是传播，科技期刊作为科技信息的载体和传播平台，担负着传播科学知识，促进科技发展的重要责任。科技期刊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过程中，通过筛选具有前沿性、可应用性及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息息相关的科技信息，编辑出版科技文化知识，在传播与交流中进一步挖掘科研创新点，为地方科技发展提供信息支持。

（二）科学技术人员培养。科学技术人员既是科学的发现者，又是促进科技发展的源动力，科技期刊在发现和培养科学技术人员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科学技术人员作为科技期刊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期刊获取最新的科技信息，提高科研能力；作为科技期刊的作者，期刊编辑可以利用办刊经验帮助作者提高写作能力，通过发表高水平论文，与同行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与切磋，提高学术地位。

二、科技期刊面临问题及改进思路

GarfieldE创立的科学引文索引和引文分析理论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基础，引文分析反映了文献引证和被引证的知识网络，“被引频次”是引文知识网络最直观的体现。虽然学界针对负面引用、错误引用、不良自引等行为提出“被引能否作为合理评价指标”的质疑［1］，但不可否认，被引频次已经成为现今衡量论文学术影响力、期刊评价、学者评价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次强调要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加强中国科研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对于提升中国科研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实施，人文社科领域积极开展国际性问题研究、召开国际会议、扩大英文期刊国际传播、加强国际学术合作和人才交流。增加人文社科期刊论文国际被引是扩大中国人文社科成果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表现，但期刊论文被引具有复杂性，受到主客观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因而，了解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被引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助于我国学者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模式和学术期刊，提高中国人文社科成果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1相关研究

1.1引用现象研究

AvramescuA［2］利用科学信息扩散论将论文的引用周期分为5种类型:广泛认可的引用曲线、基本认可的引用曲线、很少认可的引用曲线、“睡美人”型引文曲线和“昙花一现”型引文曲线。屈文建等［3］重新归纳为6类:将前3种统一为“经典引文曲线”、重新定义“指数下降引文曲线”、“睡美人”引文曲线2类、新增指数增长引文曲线、多峰引文曲线、波形引文曲线3类。高被引论文往往是领域突破性或创新性成果［4］，其价值和意义得到了科学界普遍认可和重视，分析高被引论文的特征因素、预测高被引论文方法拓宽了学界对高度引用现象的认识，科睿唯安的“引文桂冠奖”正是利用论文的高被引特征成功预测出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科学界也存在一些从未被引用的论文，但论文未被引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学术价值，VanRAFJ［5］从这些零被引文献中发现被“延迟承认”的“睡美人文献”;国内学者杜健等［6］、LiJ［7］等对“睡美人文献”的特征、潜力预测等开展系统化研究。论文引用规律和引用现象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人们对引文结构网络的认知。

1.2引用动因研究

研究人员引用他人论文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引用行为不仅仅是出于对科研成果的认同，还有很多非科学因素［8］，GarfieldE［9］最先提出引用的15种动机，HarwoodN［10］提出引用的11种动机，马凤等［11］归纳出6类引用动机，邱均平等［12］将引用动机分为内在引用动机(知识主张、价值感知)和外在引用动机(信息源便利性、引用输出、引用重要性)两类，内外动机相互影响信息行为。也有学者针对引用中对编委的阿谀奉承、为利益派别的不正当引用现象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负面引用并不能有效提高引用［13］。随着引用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尝试用理论的角度来解释引用动因。段庆锋等［14］以规范理论和社会构建理论，提出引文是学术性和社会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杨思洛［15］将前人对引用动因的理论解释归纳为5类:“科学规范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心理过程理论”、“自反引文理论”、“引文进化理论”;AksnesDW等［16］用“可见动态性”概念解释引用行为，认为引用也存在“马太效应”。

1.3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因子（ImpactFactor，IF）是衡量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广泛应用于期刊、论文、学科、机构和人才评价当中，在我国科研绩效评价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1]。评价期刊的其他指标还有被引频次、下载量、使用次数、即年指标、特征因子、基金论文比等。被引频次和下载量是反映学术论文影响力的两个基础指标。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各大数据库对下载量和被引频次的相关性进行了广泛的探讨[2]。笔者早期曾对高被引论文和高下载论文的相关性进行过研究，发现两者重合的论文很少[3]。后来通过文献阅读及深入研究发现，时间跨度的选择可能是造成下载量与被引频次的相关性研究未能形成定论的主要原因，由于被引频次和下载次数出现的高峰期不一致，对同一出版时间段内的高被引论文和高下载论文进行相关性研究并不合适，而是应该研究高被引论文自身下载和被引的相关性，或者用早期的下载量和后续的被引频次进行相关分析。最新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少数论文出现量引背离现象，但整体上论文使用与被引之间存在共性[4,5]。此外，由于不同学科的学科规模及学科性质差异很大，导致不同学科论文被引量和下载量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直接比较不同学科论文的被引量和下载量是不科学的[6]。WoS（WebofScience）数据库在2015年9月新增了“文献级别用量指标”，即论文使用次数，反映某篇论文满足用户信息需要的次数，具体表现为用户点击了指向出版商处全文的链接（通过直接链接或OpenURL），或是对论文进行了保存以便在题录管理工具中使用，后者就是期刊评价中常说的下载量，也就是说，WoS使用次数理论上是大于下载量的。使用次数每天更新一次，目前，尚未见对期刊使用次数和影响因子相关性进行研究的报道，本文拟利用WoS和JCR（JournalCitationReports）对中国SCI期刊使用次数和影响因子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分学科探讨这两者间的相关性，旨在将下载量和被引频次的相关性研究拓展到使用次数和影响因子的相关性研究，为拓展期刊评价手段提供思路，为期刊选题组稿及宣传推广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研究中国SCI期刊的使用次数和影响因子的相关性，以及不同学科SCI期刊的使用次数和影响因子的相关性。数据检索日期为2018年2月。

2.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契合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用前两年论文的使用次数和影响因子作为两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其中使用次数是利用WoS数据库查询各期刊2014年至2015年论文的使用次数，影响因子是利用JCR查询各期刊2016年的影响因子。采用GraphPadPrism6.01软件分析数据，Pearson相关性分析，双尾，置信区间95%。总体相关系数P<0.05时，则差异显著，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样本相关系数r越接近于1或–1，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度越强，相关系数r越接近于0，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度越弱。

二、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