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分析不同项目对不同人群的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健康行为养成率的干预效果，为实行分类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利用甘孜藏族自治州包虫病综合防治监测点信息管理系统，提取2014－2017年资料。基于类实验设计，运用SPSS23.0对健康教育效果进行双因素(时间和处理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处理和时间不存在交互作用(P＜0.05)。2017年干部、中小学生、僧侣和农牧民在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分别为90.66%、90.14%、86.06%和86.2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时间推移，干部、中小学生、僧侣和农牧民的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养成率均显著提高(F=12.36，F=14.89，F=12.29，F=10.03，P＜0.01)。试点乡中小学生和农牧民在各时间点上的知晓率均显著高于对照乡(F=8.89，F=8.97，P＜0.05)，试点乡僧侣和农牧民在各时间点上的健康行为养成率也均显著高于对照乡(F=10.17，F=8.34，P＜0.05)。干部、中小学生和农牧民的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与健康行为养成率均呈显著正相关(r=0.62，r=0.55，r=0.34，P＜0.05)。结论中小学生和干部的干预效果具有正外部性，可将健康的生活理念、知识和行为主动传播给其他人群。农牧民为减轻包虫病的疾病负担和经济负担，参与专项健康教育的主动性强，配合度高，健康教育效果明显。为提高群众参与包虫病防治工作的成效，注重发挥中介效应，即对健康教育认同程度，以促进认知向健康行为的转变。
关键词:包虫病;健康教育;效果评价;重复测量;类实验
棘球蚴病又称包虫病，是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兽共患寄生虫病［1］。2012年全国包虫病流行情况调查显示，我国包虫病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四川、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四川省的患病率最高(1.02%)，报告病例27890例［2］。四川省内甘孜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甘孜州)是包虫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年患病率达29.67/10万［3］。大量研究显示［4－6］，居民用病畜内脏喂犬、与犬有密切的接触、饭前不洗手等行为是包虫病的危险因素，因此改变居民不良的生活方式成为控制包虫病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全国包虫病等重点寄生虫病防治规划(2016－2020年)》［7］、《甘孜州包虫病综合防治攻坚战行动计划(2016－2020年)》［8］等文件提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策略，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提高群众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增强群众防病意识，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包虫病防治工作。鉴于干部是健康教育宣传的主力军，中小学生是易感人群，僧侣和农牧民的患病率高于其他人群，综合防治将干部、中小学生、僧侣和农牧民作为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项目组从综合防治监测点提取重点人群在健康教育干预前后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养成率等信息，为健康教育分类指导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在甘孜州综合防治示范区(重点流行区)，选取多个流行程度相似的试点乡和对照乡开展健康教育干预效果研究，对照乡依据行动计划开展健康教育，试点乡在此基础上，通过改善活动内容、形式，增加活动频次，培训宣讲骨干等方式，进一步完善对干部、中小学生、僧侣和农牧民专项健康教育活动。
1.2调查方法
采用《包虫病防治知识与行为问卷调查表》对重点人群实行面对面问卷调查。采用整群抽样，在试点乡和对照乡各选取1所学校，抽取4年级及以上3个班级的学生，约100名;采用方便抽样，在试点乡和对照乡分别抽取约50名干部、70名农牧民和30名僧侣(均为非病人)。2014－2017年包虫病健康教育资料来源于甘孜藏区自治州包虫病综合防治监测点信息管理系统。
1.3统计分析
利用Excel录入数据，采用SPSS23.0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基线资料进行t检验，然后对服从正态分布，无异常值的资料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同时就防治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养成率进行双变量相关性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干预因素和时间因素在各类人群的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和包虫病健康行为养成率上，均不存在交互作用，因此研究结果仅报告干预因素和时间因素的单独效应。
2结果
2.1基线情况
2014年干部、中小学生、僧侣和农牧民的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分别为72.89%、65.37%、53.2%和52.12%，其中干部的知晓率显著高于僧侣和农牧民(P＜0.05)，但与中小学生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试点乡和对照乡的干部、中小学生、僧侣和农牧民在知晓率上的组间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2014年干部、中小学生、僧侣和农牧民的健康行为养成率分别为53.94%、45.47%、43.63%和37.78%，但组间差异无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点乡和对照乡的干部、中小学生、僧侣和农牧民在健康行为养成率上的组间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2.2包虫病健康教育知晓率比较
2017年干部、中小学生、僧侣和农牧民在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分别为90.66%、90.14%、86.06%和86.22%，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点乡的中小学生和农牧民在各时间点上的知晓率均高于对照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8.89，F=8.97，P＜0.05)。2014－2017年，随着时间推移，干部、中小学生、僧侣和农牧民的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2.36，F=14.89，F=12.29，F=10.03，P＜0.01)。
2.3包虫病健康教育健康行为养成率比较
2017年干部、中小学生、僧侣和农牧民的包虫病健康行为养成率分别为85.18%、72.87%、63.33%和63.16%，其中干部的行为养成率显著高于僧侣和农牧民(P均＜0.05)，但与中小学生相比，无明显差异(P＞0.05)。试点乡的僧侣和农牧民在各时间点上的健康行为养成率均高于对照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0.17，F=8.34，P＜0.05)。2014－2017年随着时间推移，干部、中小学生、僧侣和农牧民的健康行为养成率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15.25，F=4.461，F=5.179，F=4.4，P＜0.05)。
2.4知晓率与健康行为养成率的相关性分析
2014－2017年干部、中小学生和农牧民的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与健康行为养成率均呈正相关，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干部的知晓率与行为养成率的相关性最高(r=0.62)，其次是农牧民(r=0.55)，中小学生的相关性最低(r=0.34)。
3讨论
为有效开展包虫病的防控工作，甘孜州自2005年起，实施了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与2014年相比，2017年四类人群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均明显提高。2017年四类人群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中小学生的知晓率高于汪瑞鸥等人关于马尔康市的研究［8］，农牧民的知晓率与玉峰等人关于乌尔禾区的研究［1］类似。截至2017年，农牧民和僧侣的知识知晓率均达到《甘孜州包虫病综合防治攻坚战行动计划(2016－2020)年》［8］的健康教育行动考核目标(85%、85%)，而干部和中小学生稍低于考核目标(95%、95%)，表明全民健康教育活动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对干部和中小学生的干预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干部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若经培训合格，可作为“同伴教育者”，面对面向群众宣讲包虫病防治政策和知识。由于中小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阶段，可塑性强，有效的健康教育活动，可以及时纠正不良的卫生观及生活习惯，同时可利用“一生带一户”、“小手拉大手”活动，加强家庭教育。较僧侣和农牧民而言，中小学生的健康教育更具有成本效果［9］。因此，对干部和中小学生实施行之有效的健康教育活动，不仅能提升自身的健康素养，而且具有正外部性，可将健康的生活理念、知识和行为传播给其他人群。基线调查显示，试点乡和对照乡的四类重点人群在包虫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养成率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通过完善不同人群的专项健康教育，试点乡的中小学生和农牧民的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对照乡，表明试点乡内对中小学生和农牧民的的专项教育取得了良好成效。从需方服务利用的角度来看，可能是因为与其他类型群众相比，农牧民因包虫病遭受的疾病经济负担和畜牧业损失最重［10］，所以参与专项健康教育的主动性强，健康教育效果明显，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基线水平，健康行为养成率也显著高于对照乡。提示可依据中小学生和农牧民的健康教育方案，形成可复制、可持续、可推广的实践经验。干部的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与行为养成率的决定系数为0.3844，表明干部的行为的改变，有38.44%是其知晓率的改变所决定的。因此继续开展干部专项健康教育，可以有效促进干部的包虫病认知向健康行为的转化，但考虑到本研究干部的样本量较小，且样本代表性对单因素决定系数的影响作用较大，结果存在一定局限，不宜向外推广。中小学生和农牧民的包虫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和健康行为养成率在2014－2017年间均逐年升高，且呈正相关，但是僧侣的行为养成率与知晓率不存在相关性。若寺院和僧尼能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工作开展包虫病开展防治工作，不仅能增强自我保健意识，而且可以引导信教群众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虽然干部、中小学生和农牧民的行为与知识具有相关性，但总体的相关强度一般，根据KAP研究理论［11］，除认知程度外，群众对包虫病防治工作的认同程度对其行为的转变起关键作用。提示为提高群众参与包虫病防治工作的成效，必要时需了解群众对包虫病防治工作的认同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以期通过调节中介变量，改善群众向健康行为的转变情况。
作者:余红梅 杨义 赵俊生 刘磊卿 胡兵 许靖 肖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