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出于传承本国文化传统、满足专业发展需求、延续文学传统等原因，教育管理部门和各大学积极设置旧体诗词类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对于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的研究和创作既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构建教育体系中旧文学占主体的最后时段。
关键词:民国时期;旧体诗词;课程设置
民国时期，新文化与旧文化泾渭分明，但在教育领域，旧文学仍然在大学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大学课程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旧体诗词课程设置入手，梳理大学课程体系中旧体诗词课程的呈现状态，可以探讨该类课程在文学发展、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意义。
一、诗词类旧文学课程受到重视
(一)立足传承本国文化的需要
一些教育者认为，只有熟悉本国的文化，才能更好地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才能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融合外来文化，实现发展和创新。朱家骅在1932年《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一文中提出:“中国民族复兴必须有待于教育者有二:一为养成国民之民族观念，一为恢复国民之民族自信。”而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传统文化往往被视为落后的文化，在朱家骅看来，这种倾向对于未来的文化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国民既忘其民族之固有文化，对于外来文化之吸收，自失其自主，对于新文化之创造，尤缺其基础。文化必须创造，而创造必须以固有文化为其基础，失此基础，即世界文化融会无自，迎头赶上更谈不到。此在教育上又非以民族自信之培养为其主要内容，亦无从救正。此改进全国教育应注重民族复兴之旨趣也。”［1］基于这种期望，在各类课程体系中，国文课是必不可少。据1938年《教育部颁发大学各院系一二年级共同必修科目》［2］的必修科目表规定，当时大学所有院系在一年级必须开设国文课，开设时间为一年级第一和第二两个学期，学分为六学分。与其他课程相比，国文课程所占的比重最大。按照要求，当时大学的所有学院包括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和商学院等，必须将国文课作为基础课程。在国文课的备注一栏，还特别规定每周须作文一次。这样明细的要求也凸显出政策制定者对该课程的重视。在当时课程体系中，国文课在很大程度上指称传统文学与文化。朱自清在《教本与写作》一文中指出:“文言的教材，目的不外两种，一是给学生的写作做写作的榜样或范本，二是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3］而对于文化人来说，旧体诗词是最能够体现他们文化态度的一个分野。正如有学者指出:“代表南方学术实力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所谓‘守旧’，主要是该校教授对新文学的排斥、批评，在不允许新文学进课堂的同时，是师生们集体性地对旧体诗词曲的坚守。”［4］
(二)满足专业发展需求
从当时师生人员数量数据来看，各大学中文科教师和学生所占比重最大。朱家骅在1938年提交的《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中记载，当时文理科生比重严重失衡。有鉴于此，朱家骅认为，教育部应该对这样的失衡现象予以调节。《说明》也建议教育部缩减文科办学规模，鼓励其他学科的发展，但文理失衡的现象并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明显改善。两年之后，文法类学生的比重仍居高不下。根据《二十一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的数据，文类教员共三千六百余人，占百分之五十四点七，文类之中，文哲一千八百余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一，比重最大。文类在校生三万余人，占百分之七十一点五，文类之中，文艺九千三百余人，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一［5］。在文科生中，文艺学生数量仅次于法政在校生，位列第二。因此，从满足文科类专业的开办和学生的专业需求来看，国文类课程都是相当必要的存在。
(三)旧文学发展的惯性使然
在民国时期的国文教学力量中，旧文学的力量仍旧相当强势。正如学者沈卫威所言:“民国大学的文学教育，并非新文学的天地。大学教授中新文学作家只是少数。”［6］尤其是在保守势力聚集的大学中，并没有落实教育部推广新文学的政令:“北洋政府教育部1920年1月24日关于全国各国民小学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的通令，和1930年2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令，通令全国厉行国语教育的电文，对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保守势力没有实际的作用。”［7］师生们依旧我行我素。钱谷融在《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一文中回忆:“中央大学中文系一向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新文学和新文学作家，是很难进入这座学府的讲堂的。”［8］20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的新旧之争中也是以保守派占优势。据朱东润回忆:“三十年代的武汉大学真是陈旧的可怕。游国恩、周子幹还在那里布韵和韵，这是私人活动，无关大局，刘先生在中文系教师会上昌言‘白话算什么文学!’不能不算是奇谈怪论。”［9］由此可见，在一些大学的中文系里，由于保守力量的存在，旧体文学仍然在师资力量上占据优势，而师资的保障也是旧体文学相关课程得以丰富的人员保障。
二、各高校积极设置旧体诗词课程
罗常培认为:“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10］看似偏激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教师对中文的认知。与之相应，中国古代文学类课程在民国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是师资力量最强、课程开设最多的，其中，旧体诗词类课程在国文学系的教学体系中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北京大学不断增加旧体诗词类课程科目。以北京大学为例，数据表明，1920年至1937年以前，民国时期旧体诗词类课程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国文之课程并说明书》，与诗词有关的专门课程有诗史、诗、词几门。课程内容没有详细说明。据1921年《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记载:“中国诗文名著选读”由黄节讲授;“诗”由黄节、伦明分班讲授;“词曲”由吴梅讲授。十年之后即1931年，《国立北京大学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保留“中国诗文名著选读”为共同必修课，增加了中国文学一门课，并附说明该课程包括诗(词)、赋等，戏剧、小说、散文诸类，各种文体如何分配由上课的教授自行决定。1933年，诗词类课程的比重增大。“中国诗文名著选读”课程细化为中国诗名著选读和中国文名著选读，特别注明课程包括实习，由罗庸讲授。黄节讲授诗三百篇和汉魏六朝诗，俞平伯讲授词，林损讲授唐宋诗，罗庸讲授诗史，赵万里讲授词史。诗词类课程迎来繁荣阶段，到了1936年，据《国立北平大学文学院课程概览》记载，诗词类课程在1933年课程的基础上，将唐宋诗细化为唐诗和宋诗，增加唐宋词课程。除此之外，较之前增加的作文体系中，“作文(二)”明确规定为韵文实习，由顾随讲授。可见在20世纪30年代，与旧体诗词相关的课程呈现出增加的趋势，至少在北京大学的课程体系中，旧体诗词还是很受重视的。燕京大学则开设多种旧体诗词类选修课程。据1935年《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文学院课程一览》记载，该院开设了古代诗歌，汉魏六朝诗、唐宋诗、五代两宋词、乐府、诗经、楚辞等选修课，多达7门。据1936年《私立燕京大学本科各学院课程概要》记载，文学院根据学生年级情况，分阶设置了普通课目、文学课目和专题研究。其中，涉及诗词的有作为普通课目开设的“诗文选读兼作文”;作为文学课目开设的“诗史”“古代诗”“中古诗”“近代诗”“词选”;作为专题研究课目的“诗经”“陶渊明诗”等7门。涉及诗词的课程数量上没有缩减，但在课程设置上由原来的选修课变成分阶梯的必修课。到了1941年，据《燕京大学课程一览》记载，燕京大学建立了中国文学专书课程组，共20门课，选派专门教师“选授纯文学专书”，其中，涉及诗词的有“诗经”“陶渊明集”“楚辞”“苏辛词”“历代诗选评及诗史”“词曲选读及词曲史”等6门，占近三分之一。课程虽然在数量上较20世纪30年代少了一门，但课程的体系性更明显，课程之间的配合度更高。安徽大学除了文学史类课程以外，还开设诗词类创作课程。该校中国语文学系设置有《诗选及诗学》，要求:“本学程之目标在使学生明了中国各代诗歌体裁及其变迁，选授汉魏以迄之后大家之名制，并评述诗之源流，派别及结构，修辞一切作法。”［11］《词学与词选》课程规定:“本学程之目的在使学生明了词之作法及其演变，内容详填词之乐趣，音韵、四声、工谱，并选读唐宋以来各加著作以资取法。”［12］除了以上必修课之外，还开设诗史、词曲史等选修课程，供有相关爱好的学生选择。岭南大学旧体诗词类课程也较全面。从1934年《私立岭南大学章则课程》中可见，开设多种与旧体诗词有关的课程，如“韵文名著”“诗史”“诗学及诗选”“词史”“词学及词选”“唐诗研究”“宋词研究”“乐府研究”等多种，且大多数课程都言明附带练习。如“韵文名著(甲乙)”课程要求“选读各时代及各派别韵文，尤注意传记背景与历史背景之表现，并使学生为切实练习”［13］。“诗学及诗选”课程要求“研究诗之形式与内容之法则及其做法，并选授诗家名著，使学生为切实之练习”［14］。“唐诗研究”课程要求“研究初盛中晚各名家之特点及使学生为相当之练习”［15］。除了以上所举各大学实例以外，全国各地公办、私立大学多将旧体诗词课程作为国文系教学的重要内容。旧体诗词教学在当时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
三、民国时期
《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明确指导旧体诗词课程设置鉴于民国时期各大学国文系开设课程各自为战的情况，出于规范与发展的目的，1938年教育部委托在大学中文系任教多年的朱自清和罗常培编订《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于次年草就并颁布了分系必修选修科目表向社会倾听意见。针对此表，各大学积极参与讨论建议，如金陵大学国文系主编的《斯文》上曾集中刊载过三篇专题讨论文章，朱光潜、罗常培、王力、程千帆等人也曾专门就此撰文。1942年由朱自清主笔修订《科目表》后形成《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正式提出关于中文系课程设置的意见。这是民国以来中文系课程设置的总结和调整，既凝结了从教者的教学经验，也从科目设置方面体现出教育者对中文教育的新认识。《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在旧体诗词课程设置上，增加开设旧体诗词写作课程，包括总括性质的“各体文习作”(2学分)，言明专习文言，注重著述体及应用文件，已经将旧体诗词文体涵盖其中，并在此基础上设置了具体的旧体诗词习作课“诗习作”和“词习作”等两门课程。这些课程并不存在于原《科目表》中，显然是朱自清汇集各方意见之后所增设的。由此可见，各大学国文系教师对旧体诗词创作教学的重视。按照原来的教学计划，旧体诗词被视为个人兴趣，并不是普遍需要，只能请教师私下指导。朱自清于《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中说:“如有对于旧来各体发生兴趣的，我们原意教师可以在课外帮助这一些学生。但我现在想，文学组的选修科目里可以列入诗词习作;只消诗词就够了，别体现在作的人似乎已经不多。”［16］于是，旧体诗词创作课程借助教育所颁布的科目表，正式确立了其在高校国文学系教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科目表》中旧体诗词课程设置构思也来源于教育实践———大学生的偏爱。朱自清说:“据我数年来对于大学一年生的观察，推测高中学生学习国文的情形，觉得他们理解与鉴赏旧诗比一般文言困难，但对于诗的兴味却比文大。”［17］于是发挥学生这种主动阅读兴趣的现实优势，以旧诗词的课程来培养和维系学生对文言文的兴趣，进而达到增强国学修养的目的。这是《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中旧体诗词课程设置的另一个重要指导意义:重申了旧体诗词等旧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培养学生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虽然各大学很重视旧体诗词等课程，但在新文学革命的冲击下，大学生的国学底蕴日趋薄弱。朱自清等人都曾对此表示担忧，他说:“原来‘五四’以前的中学生，入学校之先，大都在家里或私塾里费过几年工夫，背诵过些古文，写作过些窗课———不用说是文言。这些是他们国文的真正底子。到了中学里，他们之中有少数能写出通顺的文言，大半靠了这点底子，中学校的国文教师，就一般而论，‘五四’以前只有比‘五四’以后差些，那些秀才举人作教师，决不能在一星期几小时里教学生得多少益处。学生在入学校之先没有写通文言，到了中学，除非自己对国文特别有兴趣，自己摸索到门径，毕业的时候大概还是不能写通文言的。但背古文，作窗课，都是科举的影响的残存。到了‘五四’以后，这种影响渐渐消失，学生达到学龄，就入学校，不再费几年工夫去先学文言;这些学生是没有国文底子的。在中学的阶段里，教师渐渐换了新人，讲解比秀才举人清楚些，但只知讲解，不重训练，加上文言之外，还得学白话，文言教材又是各体各派，应有尽有，不像旧日通用的《古文观止》等教本，只选几体，只宗一派。学生负担加重，眼花缭乱，白话且等下文再论，文言简直是不知所从;训练既不严，范文又杂乱，没有底子的人又怎样写得通顺呢?程度低落，是必然的。”［18］因此，朱自清主张在中学阶段要读一些古书，增加古文涵养:“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这种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学生不但不爱读文言文，似乎还不爱读历史，即使是本国史。他们读文言文和本国史，老是那么马马虎虎的，‘不好不要紧’的态度。他们总不肯用他们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在这两科上;因此张冠李戴，往往有。”［19］可见当时学生的文言功底的滑坡，不但影响大学国文的教育和接受，而且影响到对古代文化的阅读。《部颁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商榷》对旧体诗词课程设置的重视，明确体现了以旧诗词等文体为媒介，来继承和发扬国学的重要意义。
四、课程设置对旧体诗词的研究和创作起到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大学旧体诗词课程设置的发展与调整，对国文系教育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教育学意义。此外，旧体诗词课程对传统文学的研究和创作实践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学旧体诗词课程的设置促进了教师对旧体诗词的研究，与课程伴生出现了一批水平高、影响大的研究成果。学者陈平原在分析鲁迅文学史写作状况时提出，课堂授课是促进教师写作文学史的现实需求。由于旧体诗词课程的开设，许多大学教师撰写了相关的课程讲义，这些讲义也成为旧体诗词研究的重要成果形式。如陈朝爵为徐英《诗法通微》一书所作序言记载，1934年徐英“主讲安徽大学，文史之外，为诸生说诗”［20］，该课程的讲义最后结集出版即为《诗法通微》一书。又如黄节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古代文学史等课程，他的研究成果多与此有关，如《汉魏乐府风笺》以及《曹子建诗注》等系列诗人别集笺注，都是其课程内容的组成部分。又如闻一多20世纪30年代在清华大学讲授楚辞、诗经、唐诗等课程，他的系列研究成果为相关领域研究打开新的局面。据金鑫《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21］统计，留下文献线索的关于诗词研究的讲义多达70种，其中，32种以出版物形态刊行。这些讲义不但给我们勾画了民国时期旧体诗词创作和研究的课堂呈现，而且让我们看到旧体诗词创作和研究在大学课堂上的繁荣。有些研究成果至今仍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大学旧体诗词课程的设置促进师生诗词创作实践。授课教师对旧体诗词的投入与引导，成为校园旧体诗词创作的推动力。如龙榆生在暨南大学教授诗词课程，认为大学是旧体诗词复兴的希望，他说:“词至今日，一方以列于大学课程，而有复兴之望，一方以渐滋流弊，而有将绝之忧，此亦所谓存亡之机，闲不容发之时矣!”［22］在一些学校，旧体诗词的创作风潮并不局限在中文系，其他系的诗词爱好者也参与其中，旧体诗词创作在整个校园蔚然成风。闻一多曾回忆清华大学旧体诗词创作风靡校园的现象:“到了一九二O年秋天，国文部都忽然心血来潮，添了一门美术文，把一堆《兵车行》《将进酒》《琵琶行》《永和宫词》一类的‘陈猫古老鼠’又搬出来卖了一回看。不独美术文底讲义是诗，便是国文、外文史、伦理学、文学史，那个教师里不谈几句诗?惹动一般人兴趣盎然，跃跃欲试。老师们又常用‘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底陈话鼓励鼓励。于是人人都摇起笔来，‘平平仄仄’地唱开了。把人家闹了几年的偌大一个诗体解放底问题，整个忘掉了。”［23］课堂之外，一些校园旧体诗词创作团体涌现出来，如潜社、国风社、梅社等，多因兴趣而结社。正如大夏诗社的发起人朗华所言:“当我最初发起组织大夏诗社时，原想集合几个兴趣相近的朋友课余时互相研究，经过很大努力，才有第一期《诗经》的出版。”［24］诗社成立之后，师友交流，互相鼓励，构成课堂旧体诗词的课外延伸。这些诗社的创作虽然没有在全国产生大范围的深远影响，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这些创作实践是对传统文化的直接继承，进而为此后几十年旧文学的存续提供了人才保障。
作者:韩胜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