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1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以1919～1937年间的民国大学为研究对象，涉及圣约翰、交大、复旦、光华、上海大学、中大等著名学府。圣约翰作为教会大学的代表，教学以英语为主，轻视中国古典学术，校方不提倡学生干涉政治，其培养的学生也无意进入国家官僚体系，多半成为上海工商金融界的精英。交大是一所理工科学校，主要培养技术型人才，学生普遍崇尚工具理性，在政治运动中相对保守。复旦、光华等私立大学，以招收中产阶级子弟为主，因缺乏稳定的经济支持而处境艰难，复因政治自由化而受到政府批评，校园文化被指责脱离大众。上海大学是一个革命大学，以培养革命人才为目的。中山大学是党化教育的典范，学校由中央直接领导，以灌输学生三民主义理论为目标，注重培养党务人才。叶文心比较了不同大学的性质、学风、教学风格和校园文化，可知民国大学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参差多态，面相远非“独立”一语可以概括，民国的校园文化充满张力和矛盾，也决非自由一词能够定论。
叶文心的研究，并不以民国大学各具特殊性的结论为满足，而是试图在特殊中寻找普遍之处。只是，在她看来，民国大学文化的普遍特征不是独立、自由而是“疏离”。她用“疏离”一词来形容从“五四”到抗战时期的民国大学，认为这一时期的民国大学日渐陷入颓唐状态。这种疏离和颓唐，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五四”之后，政党势力渗透入校园，使得校园知识精英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无所适从；强势的西方文化成为校园的主导性文化，又使他们深陷于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之中。政治无路、经济危机、社会混乱，使他们普遍丧失了“五四”一代人指点江山的气魄，日渐怀疑自己改造现实的能力，对个人前途也充满忧虑。这一时期的校园知识精英很少关心政治，普遍思想幻灭、绝望，纷纷遁入爱情，或深陷虚无主义之中。在传统的科举时代，科举有效地承担起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职能，使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四书五经实现学而优则仕，成为政府和民间相联系的纽带。而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作为科举制度的替代品，却并未能与政治体制顺利接轨，与中国社会有所疏离，与普罗大众亦相当隔膜，大学并未成为真正的“养士”机构，这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吊诡之处。
叶文心研究民国大学，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这体现了海外学者学术的敏感性和前瞻性。国内同行直到近些年才开始对大学史感兴趣，已有的研究成果也远未达到让人满意的程度。尽管叶文心当时无法看到各大学的原始档案，使其在资料引用方面有所限制，涉及面相太多，令其论述民国大学虽然全面，却仍缺乏深入，但其书仍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取胜。尤其是她对民国大学特征的种种论断，深具启发性，颇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对民国大学“疏离”的概括，也已成为民国大学史研究的经典问题之一。我们国内学者今天研究民国大学史，完全可以沿着叶文心开拓的思路继续进行。
《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2
关键词：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民主
1.中国“众”式政治结构成因
在孔子对仁的界定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仁者“爱人”，一是“克己复礼为仁”。
1.1仁者爱人
儒家学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封建专制国家赖以统治的理论基础，对中国古代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对于“众”式政治结构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儒家从“我”出发、以我为中心，向上扩散为血亲家庭关系、一般社会关系和人与天下关系的“众”式，构成了儒家推己及人的结构框架。
儒家十分注重个人修养，每一个人要通过自己的修身，“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使得身、心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和谐的整体。儒家的“爱亲”表现为对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父母兄弟之爱，即孝与梯的“亲亲”的道德感情与道德行为。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父子之间要有尊卑之序，兄弟手足之间要做到兄友弟恭，夫妻之间要做到夫义妇听，如此方能“齐家”。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一向都是“家天下”的制度，不仅表现在最高统治者的世袭制上，整个国家也是由一个个小家庭组成的，由地方到中央的“众”式政治结构。因此只有治理好了小家，才能有治理大家――国家的能力。同时，也只有治理好了国家，才能平定天下。
1.2克己复礼
礼和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所谓礼，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儒家学说是在“周礼”的基础上的。孔子一生都主张恢复周礼。他说：“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矣。”儒家所说的礼，与周礼中的宗法制度一样，也是一种标志尊卑贵贱身份等级的制度。它是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制度的学说。在礼制的调节下，臣要无条件地服从君，子要无条件地服从父。所有等级地位低的人要服从等级地位高的人。西周时便已经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政治结构，之后封建专制几千年一直延续着类似的“众”式政治结构。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专制王权的核心就是人为地建立一种“众”式的等级，而皇帝，也就是天子，就在“众”的最顶端。等而下之，各级大臣根据各自的身份等级处在宝塔的不同地位。在宝塔的最下端，就是普通的百姓。维护这种等级最有效的理论就是儒家的“礼”。如果天下一日无礼，就会“政不正，则君位危；君位危，则大臣倍、小臣窃，刑肃而俗敝，则法无常；法无常，而礼无列；礼无列，则士不事也；刑肃而俗敝，则民弗归也。”所以国不可一日无礼，礼废，就会“则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渐起”。只有礼，才能使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得以稳定。封建帝王以礼教化百姓，就是让百姓们认可并服从这种人为制定的等级制度。
2.十字架式政治结构成因
基督教从“上帝”出发的神与人之间的纵向之爱，上帝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横向制约的十字式结构，带出的是横纵相交、又相互制衡的伦理关系，对西方政治结构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1“神人相爱”和“人人相爱”的十字之爱
上帝对人的爱被称作圣爱，包括创造之爱、救赎之爱、护理之爱、恩典之爱及应许之爱。因为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同时也创造了一切可以让人得以生存的环境，之后又派他唯一的儿子耶稣来拯救世人，为世人背负他们所犯的错，这便是上帝对世人深切的爱。因此，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认识真正的爱，并给于爱。神是爱的根本，爱是上帝的给予的。
基督教对爱的表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一爱神与爱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人对上帝的爱主要有崇拜之爱、敬畏之爱、感谢之爱，一方面在敬拜、默想、祈祷、和朝拜之中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在人人都是弟兄之爱的行为中表现出来。与此同时，这些爱的表达又促进和加深了对神的爱。遵行上帝的话等一切的宗教形式都可以理解为人爱上帝的表现，他要求人以全部的心灵来爱上帝。因此，基督教借“神人相爱”和“人人相爱”形成纵横的十字之爱。这对之后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的形成有着思想上的奠基。
2.2“上帝至上”和“人人平等”的权力制衡
在基督教思想中，上帝是一切的创造者，他对于被创造者有着绝对的，是至高至善的存在。按照基督教的理解，人作为被创造者向上要对上帝有绝对的顺服、敬畏和崇拜之情。在新约跟从主的代价中，耶稣说，爱父母、儿女、妻子、丈夫过于爱我的，不配作他的门徒。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和侵犯的。基督徒的一般生活准则就是顺从上帝的旨意按照圣经的教训而行。这在基督教《旧约》申命记“十诫”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等。
基督教认为在神与人之间，神是至高无上的，而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在新约遵行神旨意者皆为亲属中，耶稣说到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这边形成了西方人“人人平等”和“个人本位”的思想。这种超家庭的集团，打破了了家庭小群和阶级制度。但基督教排他性极强，起初是排外，之后便是宗教内部的斗争。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西方自由基督教以后，总是过着集团而斗争的生活――虽然基督教是主张和平的。在当今世界，宗教斗争外化为个个集团的斗争。在政治上，如美国，其三权分立制度，便是人人争取平等，集团间相互制约的结果。
3.两者对政治的影响的异同
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对东西方政治文明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对政治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都为政治制度服务。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差异在于儒家认为“爱有差等”，这形成了中国社会的等级身份制度，而基督教的爱则是一种横向之爱，所以形成人人平等的概念。
地处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中国，在经历夏商两代后，建立了稳固的宗法制度。先秦儒家强调“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是家族本位主义的典型代表。从家族到中国，从血亲到民胞，从小家到大家，也就从家族本位延伸到社会本位。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与“礼”巩固了“家天下”制度，这就决定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调整我国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单位，f使中国政治得以几千年的延续，包括现在的一党制以及中央到地方行政区域的层层划分的实行，都是建立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上的。
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现代中国学者大都赞同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以家族为本位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如西方（主要以美国为例）这种中央直接管辖地方，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三权分立，以及联邦政府的关闭，其本质便是基督教文化中人人平等、权力制衡的体现。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话语权，可以直接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由每个人组成的不同的集团之间有着相互的制衡等等，都是每个人权利的体现。
4.吸取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
通过上述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分析和比较，我们可以得知两者对政治的作用，其长短优劣是需要具体分析比较的，不能笼统地贬中扬西或贬西扬中。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最根本的特质是宗法人伦性的仁爱、和谐文化，它区别于西方的自由平等和崇尚强权的文化传统。
儒学从政治上讲，确实是为帝王统治服务的学说。然而，儒学能够在中国延续两千年而不衰，除了封建帝王的树立和提倡之外，能够被广大群众所接受也是重要的原因。儒家主张仁政，给民以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些主张虽然是为执政者的长治久安考虑，但所表现出来对民的爱护也得到了下层人民的认可。从古到今，中国人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圣王”即领导，认为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归根结底也还是要靠领导的素养。千百年来的传统已经积淀成了现在的一个集中制，儒家文化中的仁与礼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和平。尤其是儒家“名分论”和“角色论”，让人找准自己在一定社会关系中所具有的社会身份、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及所处的位置，并坚守社会角色的分内应有之责和道德本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即人各其位，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强调以名定责，主张责权对应，提倡义务的双向和交互。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正名的重要性，“为政必先正名”，大同社会追求的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而，时代在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人际交往的扩展，现代社会的角色伦理内涵远比古代社会的“名分”要广义和复杂得多。特别是在职业高度细化、社会生活越来越向纵深发展的当代，一个人充当的社会角色越多，承担的角色责任也就越多，因而更加需要加强角色伦理建设。儒家的“角色伦理”要求踏踏实实地逐步提升具体的人际关系。儒家把人看作具有复杂而生动的社会关系，并把人看成是动静复合的概念，是一种对人的深刻的经验理解。儒家“角色伦理”是从这里开始挑战了西方所谓的个人主义。儒家的“角色伦理”，通过关注日常生活行为，进一步复原了家庭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德行源泉及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儒家“角色伦理”也有其局限性：不够民主。
当然，现在已经是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都是地球村的村民，中国也需要加快民主化进程，我们应该吸取基督教文化中“人人平等”的思想，每个人都要有话语权。西方文化传统在近代催生了形式上的民主、法制和个人的人权，其对外讲强权得一部西方历史成为一部宗教战争史；对内讲民主、自由、福利和人权，实现政治的民主化。所以，西方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文明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关键是要深人细致地比较中西文化传统，在适合我们的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创新，在治理、管理、法理、伦理和心理的互动中，在制度创新与人格建构的结合上利用好中西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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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3
(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广西，柳州 545005 )摘 要：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随着教育发展越来越快，对中国民族文化认知以及传承也不断融合到教学过程当中，中国民族文化涉及的领域比较多，例如音乐文化、汉字文化等，其为各个民族文化要素的整合。在我国教育中，民族民间舞蹈教学是传统民族文化的一类方式。在对学生培养文化素养，强化民族文化认知上有着重要作用。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4
传承研究的意义从学术价值方面看，进行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则可以创拓出跨境民族文化学，进而开拓出跨境民族学学科，实现学科的突破与创新。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是国家跨境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境民族问题历来关系到国家周边地区稳定和邻国间的合作与交往，因此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方面;跨境民族文化传承还与国家文化安全密切相关。当前，随着时代和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东北边境东部的朝鲜族已经受到韩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影响，许多朝鲜族青年已经流向韩国，韩国的文化早已越过鸭绿江，以韩流的态势流入东北甚至全中国;而在东北边境的北部，俄罗斯文化正跨过黑龙江向南蔓延，而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东北民族文化也在不断向俄罗斯流动和推进;在东北边境的西北部，我国的蒙古族文化凭借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正极大地影响着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的生活和文化。与此同时，跨东北边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其传统文化也受到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因此如何使东北跨境民族文化在时代潮流中得以很好地传承和发展，使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根基不至于在这种潮流中被淹没甚至冲刷殆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和挑战。当前，中国与俄罗斯、蒙古、朝鲜、韩国、日本等邻国的政治、外交、经济、民族关系和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纷繁复杂，在面对和解决这些关系与问题的过程中，国家急需文化方面的参考和学术支持。因此，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不仅仅是传承保护和开发东北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扩展其发展区域的问题，同时也应该是国家跨境国际文化合作发展的重要课题，以及国家文化边疆建设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拓深到东北跨境民族发展与国家文化边疆建设领域，是可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
二、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空白状态
跨境民族研究目前还没有较多的文献积累和高层次研究论文，迄今为止知网收录的有关跨境民族研究论文只有170多篇，且大多是关于中国西南跨境民族的研究，东北跨境民族问题研究基本空缺，较大规模的跨境民族研究会议也只在21世纪初举行过两次。代表性论著方面:方铁、张锦鹏在《论西南边疆跨境民族的特点和历史传统》(2004)中，提出西南边疆跨境民族众多，本民族文化保持相对完整，并对中华民族文化有较强的认同感;葛公尚2006年9月出版专著《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主要讨论时代背景与跨界民族发展问题;张兴堂2008年2期撰文《论跨界民族与我国国家安全》认为，加强跨界民族研究，是关系到我国国家安全的大问题。关于跨境民族文化问题，学界较多的是对西南跨境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关注，而东北跨境民族的研究和阐释还多为空白。魏道俊、黄江在《跨境民族问题与边疆安全刍议》(2011)中认为，我国是一个多跨境民族的国家，拥有漫长的边境线，深入探讨跨境民族问题，对维护我国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2011年3月9日广西新闻网访问周光大教授，以《重视跨境民族发展推进和谐边境建设》为题，指出深入研究广西与东南亚的跨国民族关系，为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边境，是党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精神的体现;2012年6月19日云南网发表《河口县推进中越跨境民族文化建设繁荣边境文化》，关注中越文化交流，认为跨境的民族可以在文化方面实现水融。具体到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学术成果，目前极少见到。
当前关于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研究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关系及其作用。曹能秀、王凌(2007)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的目标，主要是使学生在了解和掌握本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井祥贵(2011)提出，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民族教育肩负着共性教育和个性教育双重使命，找到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平衡点以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是实现少数民族及其教育现代化的关键。二是从政策角度探讨民族文化传承。汪春燕(2006)认为，以民族政策与文化传承关系为切入点，可以显见出民族文化政策对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所起的重要作用;温开照(2007)强调，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具体要通过寻找文化与经济的契合点促使文化发展，同时加强民族文化的学校教育与宣传来进行;［赵鹏程、徐琴(2005)提出，在认清建设少数民族文化的必要性的前提下，应遵循保护、创新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建设少数民族文化。三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产业化开发。王欣欣、袁美(2010)提出，需要运用城市化视野去认识和理解对河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唐德彪和卢家鑫(2008)分别论述了民族文化资源化问题、原生态民族文化及其旅游开发的均衡关系，以及社会发展与旅游开发产生的民族文化变迁因素;张晓宇(2011)认为，要加强旅游业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注重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以特色文化造就和哺育民族的生态环境，推动民族地区旅游业健康发展。综上所述，学界在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方面尽管已经积累了一定成果，但是关注东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尤其是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的研究还甚少。
三、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在一个几近空白的领域里展开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应该是文献调研、搜集与整理。因此，系统地总结东北跨境民族文化收集、整理及研究成果，形成文献资料汇编是推进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规划和提出实地考察和调研的内容与路线。因此，推进该领域研究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进行实地考察与调研。由文献搜集和实地考察、调研搜集到的所有的关于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的资料和信息将作为分析对比和进一步实施的基础，在现状调研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够探索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路径。其次，要实现通过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创建新的民族文化载体和创新性产业园区;设计并规划东北跨境民族文化新载体和创新性民族文化产业园区，为跨境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操作性平台，以及形成比较科学系统的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理论体系，开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新领域。在具体研究上，应该分别推进东北跨境民族文化成果集成与文献资料汇编、东北跨境民族文化生态考察与研究、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与载体创新工程和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理论建设，以及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五方面研究，通过这五个方面研究的互相支持和整合，最终形成具有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的研究成果。
另外，在研究方法方面，拟主要采用实地调研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获取东北跨境民族文化生态的数据信息、文献资料和分布情况。在此基础上，对东北各跨境民族文化资源综合竞争力的优势和劣势展开研究和分析，按照产业竞争力原理、不均衡的要素结构是不利于竞争力系统的持续发展和提升等理论方法，采用竞争力均衡度分析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和量化评价，以此作为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基础和条件;然后运用战略学、民族学、旅游学、文化地理学、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创意产业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或体系，以及其他与文化传承相关的理论，对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的原则、目标、体系和空间布局及各方面的关系协调进行分层次和分类别的研究，同时进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在具体方法上，将运用文献查阅、搜集和整理，田野调查，统计样本和数据挖掘，以及文化产业战略设计等方法。通过上述的研究设计和构思，可以实现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创新与突破。目前，在跨境民族问题处理和文化传承实践方面，国家还没有较大区域的可资借鉴的成功先例，只提出一定的操作原则，即要求尊重相关国家的，维持现有政治疆界，妥善处理两国跨境民族间以及两国间的政治、文化关系，建立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建立相关的科学研究机构，维护边疆稳定和文化安全。同时，学术界目前还极少跨境民族文化传承方面研究成果，缺少理论方面的借鉴和启发。因此，该课题的研究面临着许多需要突破与创新的内容和领域。按照既有的研究原则，即将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的战略建立在深入、较全面的文献调研和现状调查及相关数据和相关情况的分析比较基础上提出，在保护和传承东北少数民族既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以及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应该通过新的民族文化载体建构和创新性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来实现。在这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或领域里，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学术空间，也是一个实践战略课题。通过整合与发掘东北跨境民族文化资源，利用新学科理论和知识方法创制新民族文化载体，建构创新性文化产业园区，从而实现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在学科建设方面则是创建跨境民族文化学。
四、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
研究的平台建构在操作层面，要实现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的目标，科学的方式是搭建独立的研究平台。该平台可以借助2011年教育部号召的“协同创新中心”模式进行构建，称之为: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从国家发展和战略的层面看，构建该中心首先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意义。2005年，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明显上升，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和活动趋于活跃，引发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和内乱。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在我国周边一些地区相当活跃，它们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加强东北跨境民族研究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不容迟缓。由于跨境民族与国境线相连，鉴于这样的特点，跨境民族问题具有更强烈的国际性和政治性。因此，我国边疆跨界民族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关系。它常常与国家关系联系在一起，甚至有的跨境民族关系本身就是国家关系的一部分。从总体上看，我国与周边国家间的关系是好的，但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中有很多都包含着跨境民族的因素。因而，加强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并因此构建较大的研究平台，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梳理我国周边安全中的跨境民族元素构成，这对于保持和维护我国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为我国的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对开拓我国周边文化外交新思路意义重大。此外，构建该中心也具有丰富民族理论体系的意义。冷战结束后，跨境民族问题已成为影响世界局势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东北跨境民族地区正在成为新的国际热点。没有科学的跨境民族理论做指导，不利于对东北跨境民族现象进行分析和解决东北跨境民族问题。因此，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构建高层次科研平台，认真研究东北跨境民族和跨境民族问题，形成比较科学系统的跨境民族理论体系，对于开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新领域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具有很大意义。在具体的平台构建中，应坚持研究体制和机制改革创新的原则。
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应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构建三大创新体制机制:一是管理体制。实行中心指导下的理事会制度，负责指导不同时期的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对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的工作给予支持。二是遵循“任务驱动、平台支撑、资源共享”的运行机制，突出中心原始创新的基础地位与核心作用，促进人才、资源与成果的共享，造就领军人物与创新团队，提升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的创新能力。三是全面开放机制。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应展开多层次交流，协同开展项目合作。面向中心所涉及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不限定身份，不固化单位，人员可进可出，只要具备协同创新基础、具有突出的创新思路、能够解决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领域重大问题的单位或机构均可加盟中心。同时，广泛汇聚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及国际社会的力量，扩展协同创新体，构建协同创新的战略联盟，解决东北跨境民族文化传承与东北文化边疆建设方面的重大问题。构建科学有效的组织管理体系。成立由多方参与的管理机构，负责重大项目的协商与决策，制定科学的总体发展路线，明确创新体各方责权和人员、资源、成果、知识产权等归属，实现开放共享、持续发展;在人员聘用方面，协同创新中心应该以项目任务为目标，增强对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造就协同创新的领军人才与团队，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5
一、音乐人类学理念和中国民族音乐文化
（一）音乐人类学的理念中国民族音乐要想发扬光大，需要在音乐人类学的视野下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探究。音乐人类学最初被称之为比较音乐学，最先被大家称之为民族音乐学，随着时间的变迁，将其定义为音乐人类学。当前，在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下，使得音乐人类学拥有了更广阔的空间，现已涵盖了人类所有的音乐及音乐文化。通过田野调查深入考察、关注各民族音乐文化生存发展的环境及具有的历史特性，系统性的对各民族音乐文化作了一番细致分析与比较，从而推动各民族音乐文化未来中更好的发展。此外，在音乐人类学中，注重将民族音乐置于民族文化范畴中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每一民族的音乐有着各自的表现形式，也有着近似的文化价值，因此，每个民族及其文化范畴中的音乐长期保持尊重、理解与合作的状态，同时，使我们对民族音乐有了全新的认识。
（二）民族音乐文化由于中国民族音乐学自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随着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的形成，就发生了对该门学科研究对象的争议。研究民族音乐学与研究民族民间音乐的目的、意义是不是相同的？民族民间音乐中具体涉及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哪种研究方法更合适？这些都成为了争议的焦点。不可否认的是，研究者应站在文化的视野，采用人类学中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深入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通过探索历史分析研究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众所周知，中国属于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音乐风格及内容不同。要想对中国民族音乐文化更好的研究，了解各民族音乐的文化特性，就需要采用多样化的手段，全方位地学习各民族等音乐历程、独具特色的乐器以及遵循的音乐文化观等，在音乐人类学的视野下对各民族的演唱演奏技能以及音乐作品的风格进行细致的比较，以此明确各民族音乐的独特性，并且发掘所有音乐间的共同之处。实现文化视野的广泛性，促进音乐文化的多元化形式，尊重、理解各民族音乐文化，增强分析和鉴赏中国民族音乐的能力，从而使中国民族音乐文化被大众所熟知。
二、音乐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民族音乐
（一）各民族的独特风格与特点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大国，其多样性的文化形式对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而多元化的内容使得文化形式呈现出了多样性。无论是哪一时期阶段中，中国民族文化都不可避免的被其他文化所干扰。比如，佛教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化；五四时期，中国涌现了大量的外国文化；二十世纪，由于中国民族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多元化、开放性的特性。中国民族音乐就是从这种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而形成与发展的，为此，音乐成为了各种文化同时存在与互补的桥梁。中国从事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学者综合了音乐和各民族文化背景，认为一切有关于音乐活动的时间、环境、人物等是明确音乐意义的有力依据，使得音乐和中华全民族文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为音乐人类学和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造就了民族音乐的区域性特点由于我国民族众多，使得我国拥有品种纷繁、内容丰富的民族音乐。如古称“西域”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存在着各种民间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下，使得文化逐步呈现出了多元化特点，从而推动了各有风味的民族音乐。音乐人类学是随着中国多元文化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多元文化的特殊性造就了人类音乐学必须以中国特色为核心思想持续发展。随着音乐人类学的理念形成，将极大的促进了各民族音乐文化间的交流，利用音乐这一重要桥梁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推动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此外，要想在音乐人类学的视野下推动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和继承，还应强化学科建设力度，拓展学科领域，树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观念，不断提高相关学者的专业性，努力寻求各民族音乐蕴含的特有规律，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手段，主动和国际学术界良好沟通交流，保证音乐人类学在中国有效实践。为了使中国民族音乐更好的传承与发扬，应时刻从音乐人类学的角度保障各民族音乐文化应有的个性，构建多元音乐文化，严厉禁止文化的全球化、西方化的观念。
三、结论
民国文学与文化范文6
关键词：民族文化的传承；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2.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6-000-01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成为了我国各个民族领导关注的重要对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历史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化由于经济的影响，出现了落后的现象。所以在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下，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多元文化课程体系，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一、多元文化教育理念
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是通过各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相结合，来对学生进行教育。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是人们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多元选择的认识，是各族人民保持各自文化的特性所做出的结果。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尊重民族文化差异，是多元文化倡导的宗旨。近年来，在我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中，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取得了许多优良的成果，为创建中国特色神会注意教育体系和指导教育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教育承担着人们共同文化结果传递着功能，还要承担着本国各个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功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内容，除了主体的民族文化以外，还要包含少数民族的文化内容。同理，在各个民族学习、教育文化的时候，也要注重学习别的民族文化，把各个民族的文化相结合。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目的是，集成各民族的优良文化，加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在经济上共同的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的繁荣，政治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友好、和平相处，使各个民族互相团结。
二、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可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多元文化整合教育有利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教育中，结合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对学生进行教育。民族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例如：音乐艺术、、衣着饮食、风俗习惯等民族文化。
在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下，要注重对学生各方面文化进行教育，让学生更好的掌握民族文化，继承文化。在蒙古族，不管男女老少都非常的喜欢唱歌，他们的歌曲内容非常的丰富，既热情豪放，有温柔细腻，让人听了非常的舒服。在歌词中体现出了蒙古族人民的热情、淳朴、爽朗的个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多数的蒙古族人民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都认识的不够深刻，不够了解，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令人担忧。所以，在多元文化整合的教育中，要对学生进行文化的灌输。例如在音乐方面进行教育，让音乐文化在未来得以传承和发展。
马头琴是一种乐器，它代表了蒙古族的文化。现在，大多数的蒙古族学生都很喜欢蒙古族的乐器，都认为学习马头琴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是具有民族特色、民族文化的一种乐器，可以使学生们更加的了解蒙古族文化。这样，既可以让学生们学会了马头琴的使用，又让学生们学习到蒙古族的文化，做到双赢的效果。在马头琴教学中，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对教师的要求很高。教师必须对马头琴非常的熟悉，有浓厚的感情，懂得如何运用这种乐器，还要有一定的技巧，最主要的是要求教师对蒙古族的文化要特别的熟悉、了解，教学的经验丰富，这样才能在教学中取得好的效果。
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可以传承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要树立文化传承发展的意识，增强民族文化的学习教育，让各个民族的文化可以得到良好的发展，号召广大民族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可以扩大传承的范围。在整合教育下，让各个民族的学生都参与到其中来，让学生了解到不同民族的文化习俗，对不同民族文化的欣赏和接受，打消因文化差别造成的偏见。这种教育方式有利于完善民族院校课程的开展，把多元文化整合的理念结合到课本中，让课程内容更加的广泛，包含了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使学生了解到不同的民族文化，促进各个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三、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传承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想要是各个民族的文化更好的发展，就要保护好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还要不断的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成果，与不同的民族进行交流，博采众长，汲取各个民族的文化精髓，从而使我国的文化得到传承与发展。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来实现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技术也越来越发达，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的教育方法对学生们进行教育。网络教育有着独特的文化传播形式，具有时代的特色。在这个信息时代，学校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要在网络的环境下实行，这样既方便又快捷，而且特别的详细，可以让学生对民族文化有更深的印象。在网络的教育过程中，可以通过视频、图片等反应出各个民族的文化特色，使民族的传统文化表现的更具体、形象，引起学生们的兴趣。
培养更多的优秀教师，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教育学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中，教师的文化水平高低非常的重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我国的民族文化了解少之又少，这对我国文化未来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所以，在教育中要具备雄厚的师资力量，对学生以及广大人民进行文化的教育，弘扬各民族的创统文化，唤醒人民对文化的意识，从而使民族文化得到传承与发展。
四、结束语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涉及到各个民族的文化与教育。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得到社会的认可，利用这种教育方法，可以促进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所以，想要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就要把各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学生以及各族人民进行教育，让大家重拾对民族文化的认识，更加的了解民族文化，让我国民族文化得到良好的传承与发展。
文参考献：
[1]马文静.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及发展[J].民族教育研究，2011.
[2]余晓光.现代教育技术的嵌入：人类学视域下梭戛长角苗文化多维传承研究[D].西南大学，2014.
[3]张鹏.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下的少数民族教育与文化传承[D].中央民族大学，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