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例6篇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1

(北京农学院文法学院,北京102206)

摘要:为明确沟域经济与法治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就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核心问题展开分析和论述,从而对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理论阐释和论证,以期对沟域经济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有所助益。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相关理论研究表明,有关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研究尚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笔者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并在有关沟域经济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整体解释的方法,从社会现象和制度规范的角度对沟域经济进行了重新解释。沟域经济在本质上属于农村经济,具有区域经济的属性和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沟域经济的法治意涵及其对法治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和论述,同时重点讨论了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必要性及其2 个核心问题——政府在沟域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农民的权益及保障。通过论证和分析,明确了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沟域经济;农村经济;法治保障

中图分类号:DF413.1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cjas14120026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2014 年度社科计划项目“北京沟域经济法制保障研究”(SM201410020004);北京农学院2012 年度青年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问题研究”(QKZ2012006)。

作者简介:赵志毅,男,1975 年出生,山东临清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民法基础理论、农村经济与土地法律制度。通信地址:102206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北农路7号北京农学院法学系,Tel:010-80799490,E-mail:sdzhaozhy@126.com。

收稿日期:2014-12-16,修回日期:2015-02-23。

0 引言

作为山区农村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新生事物,沟域经济率先在北京地区被提出,并在北京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实践中渐进推广,创造了山区发展的“北京经验”[1]。北京沟域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在客观上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山区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实践典范。从这个意义上说,立足于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就沟域经济一般性的理论进行考察和分析,无疑对沟域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事实上,有关沟域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努力是与沟域经济的提出和实践相伴而生的。但是,从有关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北京沟域经济的基本内涵、发展模式等技术层面和领域[2-3]。从制度构建的角度看,有关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也仅仅是围绕着沟域经济的政策体系以及山区政策的演变来展开的[4-6]。在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事业不断推进的历史大背景下,从制度构建与规范的角度,对沟域经济进行认真研究并凝聚共识已经刻不容缓。尤其是随着依法治国基本理念的广受重视和加快推进,沟域经济的法治保障问题已经成为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中必须严肃对待的一个重要课题。

基于此,笔者在对沟域经济相关既有研究认真检视的基础上,从沟域经济的法治意涵入手,就沟域经济的法治保障议题展开分析与论证,以期为沟域经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发展提供理论上的解释与支撑。

1 沟域经济再认识

1.1 沟域经济既有研究及其检视

从北京沟域经济的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来看,学说理论上对沟域经济的界定和表述未尽一致。从既有研究来看,较具有代表性的主张和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有学者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7-9],认为沟域经济以特定的山区沟域为其得以存在的地理空间,以该特定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内聚力及其发展变化为其发展基础。以实现山区经济增长与发展为目的。沟域经济得以产生经济及社会效应,端赖于沟域经济存在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且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以及在此基础上由其地域特色与其他历史、人文、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进而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产业链。从这个意义上讲,沟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的范畴[10]。具体从北京地区沟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北京沟域经济是在城市发展的推动下形成的,形成了以生态涵养及保护为基础、以生态建设与休闲旅游产业为引领,将生态保护、旅游观光、经济发展和人文价值集于一体,并通过统一规划、形式多样、产业融合、集约经营、规模适度、特色鲜明等方式而打造沟域经济发展产业带[11-13],实现了山区发展与农民致富。这种山区经济发展形态既有外延式的发展,也有需求拉动式的探索[14]。

也有学者从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出发,认为沟域经济是北京在山区农村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山区发展模式[15-27]。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沟域经济是以山区沟域为单元,以某一特定沟域范围内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以及产业资源为基础,以农业观光、民俗文化、养生休闲等为内容,经过统一规划,从而建成内容多样、形式各异、产业融合的沟域经济产业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聚集规模和效应,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这种山区经济发展模式突破了区县行政区域的限制,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带和聚集区[28]。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沟域经济就是在以交通主干道、水系流域、镇域村落等经济发展轴线的沟域内,通过优化配置资金、劳动力、土地、信息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保护、治理和开发沟域内各种资源,建设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具有自身特色的山区经济[29]。凡此种种,笔者于此不再赘述。

从既有研究对沟域经济的界定和表述来看,无论是将沟域经济界定为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还是将其解释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基于此种思维范式而对沟域经济进行界定与解释显然都受到了区域经济概念的影响。因此,对沟域经济的已有概念界定和内涵阐释终究不可能脱离区域经济学概念谱系的藩篱。另一方面,为了能够使沟域经济的概念内涵和本质特征经由概念界定本身而彰显,诸如上述对沟域经济界定的繁冗且相异的语言表述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如果站在区域经济和区域发展的理论立场上,这种试图为了揭示沟域经济的本质而进行概念界定和内涵阐释的努力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应该拍手称道,但是问题并非就此结束。一旦将观察问题的视角从区域经济和区域发展的视野和角度脱离出来,并将沟域经济置于更为宏观的整体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中,这时就会发现随着观察问题视角的转移和拓宽,对于沟域经济的概念内涵的认识和理解也会发生相应的一些微妙变化。换言之,如果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社会现象,那么关于沟域经济已有的概念描述和内涵阐释并未注意到沟域经济这种经济社会现象与制度规范之间的联结,因此有必要对沟域经济的内涵进行重新审视。

1.2 沟域经济内涵的再认识

如果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来看待,那么对于沟域经济内涵的认识就需要进行检讨和反思。因为如上所述,既有研究关于沟域经济的界定和解释无不以区域经济的概念知识和思维范式作为其分析和论证的基本框架和思考路径,由此也就决定了其更多的集中在沟域经济的发展模式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但是当就某一种经济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的时候,除了要对这种经济社会现象所赖以表现的实践本身进行考察和研究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对这种经济社会现象的实践参与主体的获益期待及其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之间的关系进行考量。很显然,后者不可能运用诸如沟域经济发展模式等技术性的手段和工具来进行分析、阐释和选择,而只能寻求沟域经济发展所需的制度性规范对沟域经济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予以调整、确认和保障。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沟域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

因此沿循制度建构的思维范式和路径,笔者认为,对于沟域经济的认识可从以下3 个方面展开。

(1)沟域经济的本质是农村经济。沟域经济是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创新。从北京农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建国以来,北京农业主要经历了传统的农区型农业、城郊型农业和都市型农业3 个阶段[30]。这种发展历程的重要标志和特点在于农业功能与发展方式不断获得拓展,即从传统的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功能的单一化到农业生态、生活、生产功能的多元化发展。而沟域经济正是在北京山区农业功能日益拓展的基础上为适应都市型农业发展而产生的。无论将沟域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抑或是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我们都必须看到其产生、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山区农村”这一物理空间。由是观之,农业、农村、农民依然是沟域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根本性问题。换言之,“三农”问题不仅是沟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是沟域经济发展最核心的问题。山区农村为沟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特定空间,都市型现代农业构成了沟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内容,而农民则必然是沟域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主体。沟域经济建设和发展必须立足山区实际并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办法[31]。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经济依然是沟域经济的本质。

(2)沟域经济的属性是区域经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照搬苏联模式到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相应的,在经济理论上,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也经历了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再到“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演进过程[32]。这种国家经济整体发展的格局和演进无疑给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与挑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山区农村发展的封闭性。同时,“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在实践中不仅使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得以应用和深化,更为重要的是“构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运行机制的最佳模式”[33]。这对于资源(要素)禀赋丰富但经济效益得不到发挥、经济发展模式单一却又期冀农民尽快富裕的山区农村而言,如何将市场开放、区域发展、生态保护、持续发展、农民受益、社会稳定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得以综合并加以协调,从而实现山区农村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和农民致富的理想和目标,自然也就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山区农村区域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挑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山区沟域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在实践上回应并检验了这些问题与挑战。简而言之,国家关于市场经济体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为北京山区沟域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可能;同时,北京沟域经济的发展实践又从客观上对这种顶层设计进行了验证。正因如此,沟域经济的属性自然也就非区域经济莫属了。

(3)沟域经济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众所周知,区域经济学理论特别注重生产要素、经济活动和空间距离3 个基本要素。因此,作为区域经济表现形式的沟域经济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天生的地域性特征。沟域经济的这种地域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其必须依赖特定地区的“沟域”作为其发展载体和空间区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沟域首先是区域的概念。从区域角度来理解,沟域就是以山间沟谷线状区域为中心向两侧延伸,两侧山脊为分界线的相对闭合区域。一般而言,干流河谷、大沟谷及黄土台底处一般较宽,是较理想的村庄发展空间,也是山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区域,是山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平台[34]。因此,沟域经济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也就决定了其必然要以特定的“沟域”为单元,通过发掘并利用“沟域”内的资源禀赋,经由要素流动与聚集、梯度推移和增长极、点轴开发与产业布局等多种形式,进而实现山区农村经济活动的多元化、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北京山区农村沟域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似乎这也是关于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大都以北京山区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沟域经济的法治需求

2.1 沟域经济的法治意涵

前已述及,关于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多将研究的视角和重点集中在沟域经济发展的内涵、模式等技术性层面。除此之外,也有学者从政策对沟域经济的外部援助和支持作用的角度切入,对沟域经济政策援助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和研究[35]。

尽管有关沟域经济的既有研究绝大多数都带有强烈的地域性色彩——多以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实践作为考察依据和样本,但是这些关于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努力对沟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理论支撑和依据。随着北京沟域经济发展实践的不断丰富及其所产生的域外效应日渐明显,沟域经济发展对制度规范理论的需求也就愈加强烈和突出,这就涉及到2 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沟域经济政策和沟域经济法治。

无论是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还是区域经济发展,执政者的施政政策都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对于沟域经济发展而言,亦是如此。相比沟域经济的政策问题,沟域经济的法治需求与法治保障对沟域经济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对沟域经济法治保障问题研究的展开,离不开对沟域经济发展与法治之间相互关系的妥当性论证。换言之,对于沟域经济法治意涵的探讨和论证是对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相关议题展开论述和分析以及阐释的前提和基础。

基于此,笔者认为,沟域经济的法治意涵,旨在通过探讨作为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创新的沟域经济发展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进而明确沟域经济遵循法治路径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使得沟域经济法治保障制度得以构建和完善,最终实现沟域经济依法发展、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的初衷与目的。

2.2 沟域经济的法治需求

如上所述,沟域经济是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农村经济创新。因此,作为农村经济和区域经济的沟域经济自然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 年10 月23日)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社会现象的沟域经济亦应满足法治的本质需求。质言之,沟域经济与法治的关系在于沟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治保障的路径和方式,同时山区沟域经济法治发展和完善又构成了国家法治整体发展和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沟域经济发展需要遵循法治的路径,这不仅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而且也取决于依法治国的外部需求和法治发展环境。

即便是热衷并推崇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也无不承认国家(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调控或者监管),并且国家(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已经从“凯恩斯理论”的实践中得到了切实的验证[36]。国家(政府)如果对市场(经济)采取放任的态度,市场风险的扩大极易引发经济问题,这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普遍认同[37]。必须承认的是,当经济运行和发展遭遇某种障碍或者陷入某种困境时,国家干预经济的通常做法就是调整相应的经济政策或者出台新的经济政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调整已有经济政策还是出台新的经济政策,政策的决策过程必须要符合法治的要求并且必须遵循法治的路径。这不仅是保证政策决策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合法性的要求,而且也是国家法治发展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体现。唯有如此,才能保证政策的合法化,并进一步为政策法律化提供前提和基础[38]。因此,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组成部分的沟域经济对法治的需求是一种必然。

在沟域经济沿循法治路径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角色定位、政府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沟域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农民主体的权益保障、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实现以及吸引社会资本的优惠与保障等构成了沟域经济制度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其中,如何规范政府的权力和保障农民主体的合法权益是沟域经济法治发展的2 个核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沟域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对法治存在着必然的需求。

3 沟域经济的法治保障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山区农村经济改革、发展和创新的表现形式,沟域经济在发展模式选择上具有多样性,在资源禀赋发挥上具有个异性,在地理空间上具有地域性。尽管如此,不同的山区沟域在追求特色产业和个性化发展的过程中,又呈现出沟域经济这种经济社会现象所具有的目的和价值的趋同性,即以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资源禀赋循环利用、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为其发展目标和方向。要从整体上实现沟域经济发展的这种目标,就需要从制度规范上着手构建使沟域经济得以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法治保障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沟域经济的法治保障问题是事关法治建设背景下依法发展沟域经济的重要理论课题。

在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关于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探讨将会涉及到众多的议题,如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规划、财政税收问题、政府的作用及其权力规范、农民合法权益保障、农地流转与保护、林权改革与发展等等。笔者无意对沟域经济发展所涉及的法治议题一一展开讨论,在此仅择其要者进行分析和说明。

在笔者看来,就沟域经济法治保障的理论研究而言,目前最为迫切和紧要的莫过于以下2 个方面:一是政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农民的主体权益及其保障。

3.1 政府的地位与作用

经济学理论和实践都认为政府干预经济是必要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自我调节可能会失灵,进而导致经济危机或者经济倒退,这时候就需要政府运用“看不见的手”通过经济调控来主动干预经济。作为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凯恩斯理论”对此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为政府积极主动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并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期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

但是,在法学理论和实践的范畴内,则更强调对政府权力的规制,正所谓“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由此可见,在法治的思维逻辑框架内,更多关注的是政府权力滥用的风险及其防范。在“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的基本法治逻辑中,政府的“积极主动”必须经由法律的授权,否则即为无效。基于这种分析和认识,笔者认为,对于政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廓清。

(1)政府在沟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从整体的国民经济发展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之间并不存在根本上的矛盾。但是在农村经济领域内,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政府对农村经济的态度和行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发生在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明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是农民自发开始的,但是最终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和实行,这与政府的积极肯定和推行是分不开的。因此,就当前山区农村沟域经济的发展而言,如果没有政府的肯定和积极推行,仅仅依靠山区农村和农民凭借自身力量是不可能获得快速发展的。因此,在目前山区农村沟域经济发展中,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积极主动干预经济的优势,才能保证山区沟域经济尽快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换句话说,在沟域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应当承认政府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在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2)政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在沟域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居于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必定要起到主导作用。从政府的职能定位和权力规制的角度看,政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是引导山区农村和农民充分认识自己所在沟域的地域特点、资源禀赋、潜在机遇等要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沟域特点,在遵守总体规划和产业布局的前提下,开发、建设独具特色的沟域经济模式。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一沟一品”、“一村一品”、“一沟一业”等沟域经济发展样态都是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39]。事实上,如果在沟域经济发展中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客观上也就意味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回归。这显然与当代中国积极推行市场经济体制背道而驰。

(3)政府供给政策的法治化。任何经济领域内的改革和创新,在最开始都需要获得某种政策上的支持,否则这种改革的尝试和努力注定不会取得明显的成效。因此,在沟域经济的发展中,政府必须提供相应的政策予以支持。在北京山区农村沟域经济的探索与发展过程中,政府相关政策的及时供给不可不谓值得赞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供给政策应当遵循法治化的要求。这至少包含2 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制定政策应当遵守法定的程序,二是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得与强行法的规定相违背。

3.2 农民的权益及保障

沟域经济发展的初衷和目的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满足作为沟域经济主体的农民的利益诉求,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使农民从沟域经济发展中真正获益并享受由此带来的实惠。可以说,农民致富是沟域经济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和判断标准。因此,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也就成为沟域经济法治保障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确认并依法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1)尊重农民在沟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农民通常是世代在某个特定山区沟域生息繁衍,沟域内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其衣食住行的来源和保障。因此,农民也就自然是山区沟域经济的主体,如果发展沟域经济不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不仅沟域经济发展所必然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得不到有效保证,而且会导致沟域经济发展的目的缺失。只有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才能使得沟域经济发展从可能变为现实。

(2)尊重并保护农民的财产权益。从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由于不同沟域的地理空间位置、自然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区域功能定位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并且山区农村历史发展和现实中,农民的相关财产权益已经为法律所明确,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自然资源使用权等。对于现行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为农民私人所有的财产权益,在发展沟域经济的过程中,要予以尊重并依法保护。

(3)尊重农民的自主决定权。作为沟域经济的主体,在政府主导下发展沟域经济,应当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并分享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不能因为政府居于主导地位而忽视农民的自主决定权。相反地,应当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由农民自主决定与其利益相关的事务。例如,为满足沟域经济发展需要而进行农村土地流转,就应当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切不可在政府主导下强制进行农村土地流转。这不仅不利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而且也与现行法律规定相背。

4 结语

北京沟域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实践经验证明,沟域经济作为山区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一种创新,不仅使得区域发展和区域经济学理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而且也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沟域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客观上满足了城乡一体化的总体要求,同时也符合北京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以及北京空间立体功能区划的要求。沟域经济对于山区农村发展、农民致富、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原北京市委书记刘淇2009年8 月到平谷区进行“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推动沟域经济发展”专题调研时所指出的,“沟域经济以生态保护为前提,以旅游产业发展为龙头,为浅山区生态涵养发展、农民自力更生致富探索出了一条新路”[40]。从社会进步和制度发展的角度,在法治成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路径的背景下,以北京为代表的沟域经济发展中的法治保障问题亟需理论上的解释和累积,并在此基础上为沟域经济制度的法治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对于本文未能论及的相关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且系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夏占义.加快发展沟域经济建设绿色富裕山区——在北京市2010 年山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0,24(6):3-7.

[2] 史亚军,唐衡,黄映晖,等.基于山区产业发展的北京沟域经济模式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09,25(18):500-503.

[3] 王永江,刘万兆.北京山区沟域经济主要特征及发展模式分析[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14(1):34-36.

[4] 陈俊红,王亚芝.构建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J].湖北农业科学,2011,50(20):4302-4306.

[5] 郝利,王苗苗,钟春艳.北京沟域经济发展模式与政策建议[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31(5):549-552.

[6] 王金凤,李平,何旭玲,等.北京山区政策演变历程、路径及框架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2(9):86-91.

[7] 徐凤翔.延庆县沟域经济发展研究[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1,25(2):36-39.

[8] 陈俊红,王亚芝,曹庆昌.台湾都市农业发展经验对北京沟域经济建设的启示[J].生态经济,2011(4):116-133.

[9] 贾伟.重新认识山区,促进沟域经济健康发展——北京农学院院长、北京都市农业研究院院长王有年教授访谈录[J].经济师,2010(3):6-9.

[10] 钱静.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研究观点综述[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0,24(6):35-40.

[11] 王有年.北京沟域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3-21.

[12] 桂琳,何忠伟.北京沟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用地流转现状研究[J].北京农学院学报,2012,27(3):36-38.

[13] 彭文英,彭美丽,胡乐心.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优势与问题研究[J].生态经济:学术版,2011(1):40-45.

[14] 何忠伟,李昀,王有年.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模式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0(9):105-109.

[15] 张义峰,贾大猛,谭杰,等.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组织模式[J].地理学报,2009,64(10):1231-1242.

[16] 陈俊红,吴敬学.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选择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21):13192-13196.

[17] 邵晖.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动力与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2):1100-1102.

[18] 李鹏,韩洁,马兴,等.北京山区发展现状与沟域经济发展研究[J].农业科技管理,2011,30(1):10-13.

[19] 蒋和平,张忠明.北京市沟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9(增刊):59-64.

[20] 贺东升,冯建国,张颖.促进北京沟域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研究与思考[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1,32,(1):31-34.

[21] 庞丽,谢宝元,张春平,等.沟域经济的发展现状与规划原则[J].江苏农业科学,2011,39(5):549 -551.

[22] 张义丰,谭杰.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9:4.

[23] 穆松林,刘彦随,刘春腊,等.山区沟域经济发展中土地支撑能力评价及其影响途径——北京市密云县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1,31(11):1180-1185.

[24] 吴春霞,刘瑞涵,何忠伟.北京沟域经济背景下山区生态旅游市场开发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4):400-404.

[25] 姜翠红,李红,陈俊红.北京沟域产业融合发展机制与路径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11,27(32):104-109.

[26] 穆松林,张义峰,李涛,等.北京房山山区沟域经济产业空间布局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12,27(4):588-600.

[27] Zhang Y, Jia D, Zhang H, et al. Spatial structure of valle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Beijing[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1,21(2):331-345.

[28] 史亚军,唐衡,黄映晖,等.北京山区沟域经济发展特征与模式初探[J].中国农学通报,2009,25(增刊):45-48.

[29] 陈俊红,李红,周连第.北京市山区沟域经济发展的探索与实践[J].生态经济:学术版,2010(5):57-62.

[30] 史亚军,高云峰,黄映晖,等.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研究[A].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北京新农村建设研究报告(2010)[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222-236.

[31] 陈俊红,周连第.北京沟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及区划初探[J].广东农业科学,2012(9):177-180.

[32] 付晓东.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区域经济评论,2013(2):141-153.

[33] 茶洪旺.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三种理论:非均衡协调发展[J].学术月刊,2008,40(10):71-77.

[34] 陈俊红.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2011:3-4.

[35] 陈俊红,王亚芝.构建北京沟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J].湖北农业科学,2011,50(20):4302-4306.

[36] И.奥萨恰娅//俞适译.凯恩斯主义的演变[J].国外社会科学,1991(8):23-28.

[37] 袁志刚.凯恩斯理论的现代意义及其局限[N].光明日报,2011-12-02(11).

[38] 陈潭.论政策合法化与政策法律化[J].行政与法,2001(1):53-55.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2

关键词:农村区域;区域经济;理论与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33-102-2

1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模式

1.1 区域经济发展一般理论与模式

对于区域经济来说,其在发展过程中,与该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存在较大的关联性。因此,竞争力,可以说是经济发展当中的一项重点内容。而对于竞争力大小来说,其与该地区企业及生产环境有着较大的关联性。而企业与企业适应变化的能力,是帮助企业收获经济效益的前提条件。一个区域,会借助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所提供的服务、所出口的资源,来与另外区域取得联系。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在发展当中,也会与区域在大环境当中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及服务能力有着较多的联系。然而,如何阐述区域产出与企业竞争力间所存在的联系,对于不同的学说来讲,其解释各不相同。

1.2 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

1.2.1 外生发展模式

外生发展模式倡导农村区域发展,主要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其发展收益更加偏向于农村区域外部,而其利益诉求,更多处于被践踏状态。该模式在农村区域研究中,一直处于热门状态。在政策方面,该模式倡导农村区域发展,需引入现代化农业,同时在农村地区,开办工程,让富余的农村劳动力,有着更多的劳动机会。然而,在各种实践中可以看出,外生发展模式并不能使农村经济得到平稳发展,同时也难以使农村区域得到可持续发展的机会。

1.2.2 内生发展模式

对于内生发展模式来说,其认为,农村区域发展,关键在于依靠于内在驱动,需要依靠当地资源来进行发展。同时,发展所取得的效益,也会更多留在区域内,区域诉求会得到更多的尊重与维护。对于该模式来说,其与地方环境模型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从政策角度来看,该模式倡导,要想使农村区域得到发展,就需要使农村产业得到多样化的发展,并且找到适合农村区域本身的发展模式,让更多的农民能够发挥其自身才能,完成对区域内企业的重点扶持,并做好培训工作。

1.2.3 外生―内生混合模式

对于外生―内生混合模式来说,其认为,农村区域发展,是内外力量的互相作用结果。该模式认为经济、制度与社会三者的关系,会因为产业差异,而使得内外部联系也存在差异。该模式把农村区域发展受到信息技术、通信技术的外部因素影响进行联系起来。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网络当中,农村区域在发展时,会受到外部与地方网络的双重影响。区域不同,其对应网络的方向、密度与规模也不尽相同。所以,该模式会将农村发展看作一系列繁杂的网络编织体系,在该体系中,资源可以发送流动,对发展起到控制作用的力量由内、外部组合而成,同时会产生相互作用与影响。

2 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模式反思

2.1 封闭式发展模式反思

改革开放伊始,农村区域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与资金,这些资金与劳动力,在城乡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发酵成一个个乡镇企业。然而,受到农村区域市场需求的影响,在封闭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便需要实施区域开放,来使劳动力、产品、资源与技术得到流动。由于现代化的城市,才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因此,倘若农村区域与城市区域相互隔绝,便会使得农村区域经济难以发展。所以,在相同国家当中,农村区域存在的封闭,仅是相对来说。这是因为农村区域无法像国家与国家一样,实施关税制度,即便存在关税壁垒,农村区域发展也缺失足够的技术与人才。然而,农村区域人口应当与城市区域人口权利相当、机会平等,并将农业与工业平等对待。

2.2 城乡互动模式反思

一直以来,城市的发展缺少不了农村的影响。因此,城乡互动,应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工业革命之后,受到技术进步与生产效率快速增长的影响,城市经济在城市与农村经济互动当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受到增长极理论与累积性因果循环原理的影响下,现如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便得以形成。这种结构的产生,加大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使农村地区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使其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与影响。然而,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同时,也会影响城市周边的农村区域,逐步向城市扩散产业进行转变,进而促使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然而,这种转变,也带来很多问题的出现。同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为农村经济的有效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2.3 农业现代化模式反思

农业现代化模式主要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人均耕地面积较多的一些平原区域开展较为有效。在农村工业发展不利的背景下,加大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农业生产力及农村经济发展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借助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技术与规模增长,促进农民收入提高,使一些农村区域,能够成为粮食、畜牧业、蔬菜生产基地。但是,一旦专业化与技术化规模持续扩大,也会使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使农村经济变得十分单调并脆弱,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各种变化,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意想不到情况,都可能会导致农村经济在发展中受到影响与阻碍。

2.4 农村工商化模式反思

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趋势便逐步放缓,农村工商化模式,开始借助产业升级、产权改革、集中布局等一系列办法,来促使自身竞争力得到提升。然而,最终使得农村工商化模式得到重新发展的,便是全球经济产业转移,带来的外向型劳动密集产业迅速发展造成的。此时,农村工商化模式不再依靠资源、劳动力等优势而得到发展,而是通过借助资本、区内先发优势、市场优势及品牌营销渠道获得发展。然而,近年来,电荒、民工荒、产业转移与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使得很多工厂停止生产,这类问题的出现,都表示我国农村工商化在未来发展中,需继续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同时需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做到不断探索与追求。

2.5 农村经济多样化模式反思

在我国城市经济得到较为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一些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平原地区的农村来说,很多农民都在进程务工中,获取更多的收入,使得农业多样化经营也逐步衰退。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正在技术、管理与设备的推动之下,得到快速发展,此时的农村经济,正在朝向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教育服务、科技推广服务、生产资料供应服务、产品销售服务、信息服务、信贷服务、保险服务以及生产中的播种、防虫防疫、收割服务等一系列的农业服务,开始逐步增长并深入发展起来。另外,在拥有独特文化与自然景观的少数民族或风景区,开始借助地方文化与自然景观资源,打造一系列富有当地特色的特色产业,对当地民俗风情和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做到大力发展,同时借助生态观光、“农家乐”、民俗体验和休闲度假等以旅游为主的特色产业,来满足因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方式转变致使城乡居民消费不断升级需求,在促进农村经济得到增长的同时,使农村区域发展找到了可持续性强的发展模式。

3 总结

在信息化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地方上存在的传统力量、农村区域固有的文化资源力量会与国家政府政策力量等融入一起,在全球化进程当中,对农村区域发展产生起到相互影响的作用。所以,以内生―外生混合理论为根本的城乡统筹模式,是农村区域经济实现发展的有效模式。

参 考 文 献

[1] 刘海明,杨健,王灿雄,林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进展综述――兼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的必要性[J].中国集体经济,2010(07).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快速、便捷的公路交通网络改善了城市经济圈与外部的交流条件,加快了区域内部的经济循环,带动了城市经济圈的开发和建设,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分析了公路交通运输发展对贵州铜仁经济发展的影响。

1.引言

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中,公路运输比起铁路、航运、空运所占比重更大,尤其在内陆地区,由于铁路运输的非直达性、内河的缺乏、空运成本高、以及高速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等诸多原冈,公路运输已经成为地区间更直接、更有效的主要运输方式。因此,自二战以来,世界各国公路运输的发展十分兴旺。欧、美、日等国家都大量投资,相继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公路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发达国家公路运输里程占各种运输方式运输总和的比例高达6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路交通迅速发展,截至2008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已达到368万公里,公路货运量占全国运输总货运量的70%以上。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由于贵州地貌复杂给贵州的交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公路交通运输的落后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本文主要以贵州铜仁为例,分析公路交通运输对贵州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2.公路交通运输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2.1、点轴开发理论

该理论认为随着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连接干线地区的人流和物流将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不断降低,会形成有利的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使交通干线连接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点,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对于公路交通而言,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大部分生产要素集聚在中心城镇,并由公路运输干线将其联系在一起而形成“轴”,即公路沿线形成各种工业园区、特色产业带等,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2.2、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认为距离消费市场的远近对农作物布局存存重大影响,并认为在运费、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三者中,运费是农业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交通运输的发展状况对运输成本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作为内陆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由于最主要运输方式为公路交通运输,其快速直达的特点大大节省了各种工业原材料、货物及农产品的运输费用与运输时间,这就为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2.3、中心-理论

中心-理论认为,任何国家的区域系统,都是由中心-两个子空间系统组成。资源、市场、技术和环境等的区域分布存在客观差异。当某些区域的空间聚集形成累积发展之势时,就会获得比其地区强大得多的经济竞争优势,形成区域经济体系中的中心。(落后地区)相对于中心(发达地区),处于依附地位而缺乏经济自主,从而出现了空间二元结构,并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强化。不过,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市场之间的联系加强以及城市化的加快,中心与的界限会逐步消失,即最中心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推动外同空间经济发展并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在内陆地区,公路交通是连接城市及其农村的主要纽带,公路交通的完善是落后地区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必备条件之一, 因此,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及城乡经济一体化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3.公路交通运输发展对促进铜仁经济发展影响分析

公路交通的落后,一直是制约贵州铜仁经济发展的瓶颈。过去,由于这个地区农村公路发展相当滞后,没有便利的交通,城乡连接不畅,农民出行相当困难,农产品没有销路,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极大地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限制了农民生活的改善。自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贵州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国家有关部委的大力支持下,铜仁加快了发展交通的步伐,修通了一条条通村路、资源路、旅游路。依托公路,资源优势迅速转变成现实的经济优势,有力地推动了铜仁经济的发展和计会的全面进步。铜仁市GDP也随之从2000年的10?.77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40亿元。

铜仁通过公路交通发展,其经济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交通加快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通过公路建设,改善了城乡交通,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依靠川主科技、华力农化等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优质米、淀粉薯、生态畜、特色菜”等特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农民收入连年增长。

第二、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打造国际标准化旅游城市迈开步伐。交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以建设“梵天净土,桃源铜仁”为主导,大力发展了“国际龙舟邀请塞”等文化旅游产业,加强了配套设施建设,着力打造国际标准化旅游城市。2008年,全市共接待游客9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15亿元,比2007年增长57.88%,交通促进了旅游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市场进一步完善。公路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促进了以商贸为主的第三产业得到发展。按照“搞好大流通、建设大市场、组织大贸易、促进大发展”的发展思路,加速发展了以商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从铜仁公路建设的发展过程来看,公路交通运输的建设与地区经济发展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只有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先于区域经济发展时,才能起到对区域经济的拉动和牵引作用,真正体现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

4.结语

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区域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从铜仁农村公路交通运输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公路交通的发展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在解决“三农” 问题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农民生产生活基本条件、农村投资环境、农村产业化程度、农民增收等方面得到了改善。第二,缩小了城乡差距,促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以及地区经济均衡发展。第三,提高地区资源整合度,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公路交通引导企业合理聚集,完善小城镇功能,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更多、更快向外转移,加快了农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进而,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同时使区域内的产业和资源向外部发展,形成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第四,通过公路交通运输的发展,为加强地区间的竞争、合作与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进而可以达到消除地区壁垒、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区域统一开放的市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于良.公路交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力研究——以山西省为例[J],2006(6).

[2] 范振宇,肖春阳.高速公路建设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系统效应初析[J].公路交通科技,2006(5).

[3] 凌起.福建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4] 吴慈生,汪敏.高速公路经济带吸引区与开发模式研究[J].系统工程,2000(2).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4

一、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内涵

笔者研究的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内某区域能够生产和提供给国内或国际农产品市场完全成本(包括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较低而又有市场竞争力的农产品生产潜力。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这一定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1.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反映一国内不同区域间同一农产品的比较所形成的比较优势,简称为区位优势,即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是通过一国内区际间同一种农产品的比较来实现的;二是能反映一国某区域内不同农产品之间相比较而形成的某种农产品的比较优势,简称为产品优势,即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通过区域内不同农产品之间的比较来实现的。

2.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当构成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及条件发生变化时,其优劣势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由于市场供求变化、技术进步以及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会使过去居于优势的某种区域农产品现在可能已处于劣势;而现在处于劣势的某种区域农产品将来也可能会占据优势。因此,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处在一个不断被创造出来而又不断在消失的过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要使其真正地转化成现实的竞争优势,还需要不断地培育、创造并维持这种优势,才能最终转变成竞争优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深刻认识这种动态的潜在的优势,为此首先必须了解哪些因素影响比较优势。

二、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自然资源和要素禀赋

1.自然资源因素。自然资源是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是传统农业布局的依据。农业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组合对区域农产品生产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自然条件的地理差异是农业生产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础。由于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特点就是经济再生产过程同自然再生产过程的一致性,因此,影响动植物生长的光、热、水、土、地貌等自然因素就成为影响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重要资源条件,其时空分布及组合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布局和区域间的农业生产分工。但是必须看到自然资源对农产品生产的决定作用正在减弱。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自然资源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形成并进而发展成为竞争优势的约束作用较从前已经大大减弱。

2.要素禀赋因素。要素禀赋是农业生产活动中所需要的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投入要素,它不仅包括传统的生产要素,如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还应该涵盖制度、信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这里就劳动力、技术、资本要素做一简略分析。

劳动力要素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的素质高低。区域劳动力素质高对形成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区域劳动力素质高,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就大。

技术要素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影响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一是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二是技术进步可以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区域农产品生产可以通过采用现代的技术手段来提高农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从而减少农业生产受自然界的制约,创造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肯定,现代农业技术的引进与创新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创造某种农产品的区域优势,从而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

资本要素对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表现在通过加大资本投入可以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科技进步,进而促进结构升级,使区域农产品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朝着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产业和产品的方向发展,从而提高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水平。

要素禀赋对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影响很大,但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要素禀赋对某一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影响是可以改变的,劳动力、技术、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重新集聚,为某一有活力的区域所利用。总体来看,区域劳动力技术知识与管理能力,特别是区域农业企业家群体的管理能力,对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非常重要。

(二)分工因素

分工对比较优势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分工可以提高区域劳动力的专业技术知识与管理能力,一般分工越精细其比较优势就越强。

(三)质量因素

质量因素在农产品比较优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产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差异逐渐缩小和消失,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区域农产品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其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决定了其比较优势的高低和强弱。

(四)政府行为与经营体制因素

波特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政府通过政策调节、创造竞争优势。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提高离不开各级政府特别是乡镇一级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政府在发挥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中的职能主要体现在制定制度、提供信息、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科学研究与推广等公共基础服务上。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政府或同一政府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府行为对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不同,一般在有工业基础的区域更有作为。

(五)人文资源因素

人文资源可以包括历史传统、民族习俗、宗教文化等。它们在区域农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一般不如自然资源那么直接,然而其影响是深远的,是影响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巨大的潜在因素。

影响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农业产业组织条件下,其对创造比较优势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从下面的理论分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

三、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理论分析

(一)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理论基础

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体系。比较优势理论最早可追溯至亚当·斯密。斯密认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应出口生产成本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生产上占劣势的产品,这一理论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总结为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一国在生产所有产品上都具有较他国的绝对优势或劣势,也会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更多的利益。他的理论被称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并且由于其理论关注资源禀赋的配置状况,又被称为外生比较利益说。以后的比较优势学说的发展主要是沿着斯密和李嘉图这两条相互联系又具有差异的思路进行。其中外生比较优势理论由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发展,总结成禀赋比较优势说,或简称为H1-O定理。

比较优势理论尽管最早源于国际贸易领域,但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起着很大的指导作用,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更是起着主导作用。这种惯性对今天的区域发展,特别是对农业经济的发展影响仍是深远的。显然,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在产生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导致有些人谈区域农业发展必称比较优势,有时没有优势就干脆自封优势,似乎到了一切从优势出发、没有优势就不能发展的地步,而结果并不让人满意。于是人们开始反思比较优势理论。

20世纪90年代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理论,指出比较优势不一定是竞争优势,只有竞争优势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加快发展一国的竞争优势是当务之急。这一理论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20世纪末,杨小凯在批评新古典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角度拓展了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分析。他们认为,内生比较优势会随着分工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加速了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他们分析了经济由自给自足向高水平分工演进的动态均衡过程,并阐释了斯密和扬格的思想:经济增长源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他们的研究对我们认识比较优势、开发竞争优势很有启示。

(二)基于分工的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理论分析

1.传统的比较优势论批判。传统理论认为某一区域生产什么取决于这一区域的比较优势,只要某种要素有一定优势,即要素投入成本低,就开发生产相对应的产品,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就能在市场上取胜。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变得日益复杂起来,成本不再是争取消费者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产品种类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售后服务的专业化、产品质量等都使单纯的成本已不再是竞争中致胜的唯一法宝。专业化的服务、产品的多样化、便捷的运输等都使传统的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不复存在。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必须不断再造,而再造的关键是积极参与分工,依据市场的需求变动,不断推动专业化生产进程,专业化是创造比较优势的根本途径。

2.农业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的一大趋势是形成规模化、特色化与专业化生产。以欧盟农业为例,荷兰已形成花卉与牛奶的产业区,比利时精于养鸡,而法国专门生产小麦及面包等,丹麦在养猪方面很出色,这样精细的分工与专业化,使每一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产业区。美国的农业也一样,如苹果生产主要集中于华盛顿州,棉花生产主要集中于南部的几个州,小麦生产则集中于中部的几个州,形成了各种专业化的产业带。而我国仅小麦、玉米在全国就有20多个省份进行生产,造成许多省份的产业结构雷同,结果形成大而全的结构,什么都搞,什么都搞不精,专业化进程缓慢,不利于农业发展。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专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实践证明专业化分工生产可以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

3.农产品专业化分工的类型分析。农产品生产分工主要包括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水平分工主要解除了农民横向联系与发展的问题,在水平分工之前,大部分的农户如果兼业,他不得不了解多种农作物的生产知识。但如果分工,他就可以把精力集中于某一作物上,从而获得专门知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垂直分工主要是指部分农户分离出来专门从事农产品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从而有利于该环节的专门知识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在我国素有“大蒜第一县”之称的山东省苍山县,由于其大蒜在全国乃至日本、韩国信誉很好,故分化出许多农民专门从事大蒜产业链上的其他服务,如进行大蒜的加工、运输、包装等。通过这样的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可见水平分工是基础,垂直分工是水平分工的深化,两种分工都对区域农产品的比较优势有益。

4.专业化分工案例分析。农业生产专业化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改变了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形成了自己的产业优势。专业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精于一业,一个地方只专注于一业,拥有最好的质量和最低的价格,这与我国过去习惯搞的大而全形成鲜明的对比。如山东省苍山县只发展一个产业即大蒜,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大蒜产业区。全县大蒜种植面积达20多万亩,年产大蒜10多万吨,2万多农户从事大蒜种植及相关产业。苍山县的大蒜已形成一条龙生产,包括蒜苔、大蒜的保鲜以及蒜米速冻、腌渍、蒜片、蒜粉、蒜油、蒜汁等深加工和出口;还有一些企业正在利用生物分离技术,提供大蒜素等生物产品,制成大蒜胶囊、饮料、大蒜精等。经过这样专注于一业的发展,苍山县现已享有“天下第一蒜”的美誉,农民收入显著提高。

这些理论对区域农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从上面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分工是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根本路径,加快区域农产品生产分工就能促进区域农业发展。因此如何加快推进区域农产品生产分工是当务之急。

转贴于

四、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再造的战略对策

根据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至少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加强区域农产品的生产分工,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

(一)效仿工业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组织农业生产专业化

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化大生产,核心内容是生产的专业化、规模化。专业化分工有利于形成特色、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育竞争优势,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生产能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组织的规模效益。发达国家在农业生产领域较早地引入了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美国1914年就已形成了种植的专业化。农场的专业化比例高,棉花农场专业化比例达到79%、蔬菜农场为87%、园艺作物农场为98%、果树农场为96%。就农场的经营规模而言也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每个农场拥有的土地从1950年的86公顷增加到现在的176公顷,平均规模扩大了1倍。对比我国农业的发展,长期以来布局分散、生产小而全、管理无标准,造成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竞争能力弱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借鉴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一县一到几个支柱”的要求,大力开展专业村、镇建设,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

(二)大力培育龙头企业

龙头企业是专业化经营的组织者、市场的开拓者、技术创新的主体,是农业专业化的营运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在整个产业链中起着关键的作用。要发挥龙头企业在引进、示范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等方面的作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充分利用龙头企业开拓市场能力强、信息灵敏度高的优势,把市场信息、实用技术、管理经验传给农户,组织开展农产品购销;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农产品精加工,延长产业链,促进优势农产品的转换增值;对农产品加工、合作组织等各种类型的农业专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大力扶持,使他们与农民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关系,增强带动作用,保证农产品比较利益的提高。

(三)加快农产品经营管理流程再造,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我国农产品生产经营管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与农产品销售渠道的建设。

1.大力开发市场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包括各类农民协会和农业合作社。中介组织是连接市场和农民的桥梁和纽带,通过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发展、联合起来竞争,不仅能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的谈判地位,而且可以有效地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减少农民面临的市场风险。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农协的国家之一,全国99%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农协组织。农协不仅为农民提供生产指导,而且组织流通,开展信用服务,农民所需的农业生产资料90%,以上由农协供给,生产的农产品80%以上由农协销售。正是这些功能齐全、覆盖面广、渗透性强的农协组织支撑了日本农业的发展,使日本农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必须大力发展农产品市场中介组织,这是创造区域农产品比较优势、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环节。

2.努力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工业产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销售,所依赖的是发达的营销网络。把这一经验移植到农业领域,必须着力改造提高农产品批发市场,进一步健全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放手发展农产品购销企业和农民“经纪人”,形成多元化的流通格局;采取设办事处、开窗口的办法,将农产品打进国内大中城市,扩大市场份额;要更新农产品流通方式,彻底改变过去肩扛手提、提篮小卖的落后方式,积极采用会展促销、销售、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期货交易等现代营销手段,提高农产品市场占有率。积极发展创汇农业,开拓国际市场。荷兰鲜花出口占全球的60%,其农产品出口销售主要依靠拍卖市场,仅阿斯米尔花卉拍卖市场每天就成交花卉1500万枝,年出口25亿欧元,他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四)加速推进技术进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发达国家高度重视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并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法国,食品工业对GDP的贡献是汽车工业的2倍。在美国,食品工业是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行业。有资料表明,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部总利润,生产环节仅占l/5,价值1元的农产品经加工处理后,在美国可增值3.7元。由此可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的潜力巨大。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工业技术进步。美国仅玉米就可以加工2000多个产品,而我国仅能开发出100多种产品,美国能够利用葡萄皮渣提取红色素,而我国只能作为废弃物抛弃,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产品加工技术水平的差异。从理论上分析,农业作为弱势产业,随着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弹性也在下降,但对加工产品的需求是不断上升的。因此,必须加速推进农业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现代工业对农业的巨大带动作用,通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条,创造产品比较优势,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5

关键词:区域品牌;农产品区域品牌;成长路径

中图分类号:F3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6-0064-05

一、引言

随着农业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产品品牌建设已经成为引领农民致富,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动地方经济繁荣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农产品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必然趋势。在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大白菜最高能卖到0.44元/公斤,最低才0.20/公斤。而在100多公里外的胶州市,著名的“胶州大白菜”得论棵卖,最低的也要10块钱一棵。中国国家工商总局披露,截至2009年12月5日,中国已核准注册农产品商标71.4万件,地理标志735件,有24件地理标志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显然,中国农产品品牌数量,尤其是代表一个地区特色农产品的区域品牌数量与农业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这也是造成中国农产品知名度低,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何推进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依靠区域力量提升地方农业经济实力,使其具备国内、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是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现实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生活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市场上形成有品牌的农产品正逐步排斥无品牌的农产品的状况,农产品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品牌的竞争。当某一个农产品行业竞争充分开展之时,产业的发展也进入成熟阶段,已经形成了品牌从无到有、再到品牌激烈竞争的格局。因此,争夺顾客已不能仅仅停留在产品质量和价格这个层次上了,只有从心理和感情上赢得顾客,才能真正赢得市场。由此看来,农产品生产者必须把建立品牌、开展品牌经营,进而创立名牌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之一。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和农业企业实施农产品品牌化经营,应根据不同阶段发展的核心和重心采取相应发展对策,指导处于不同时期的品牌运作主体,依靠区域品牌和区域力量以及区域完善的配套设施,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开拓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提高农产品生产利润,推动我国高效优质农业的全面发展。

二、理论分析

管理学中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品牌生命周期理论、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农产品品牌、农业企业品牌、区域品牌的形成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产品的市场寿命,即一种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到被市场淘汰的整个过程。分为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典型的产品生命周期的四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市场特征,企业的营销策略也应以各阶段的特征为基点来制定和实施。

由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物质载体是农产品。农产品的生命周期发展过程及其不同阶段的演化特征决定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和成长的阶段性。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和成长是一个由小到大、由局部发展到整体发展的过程。在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与成长的每个阶段中,应充分考虑到各个阶段的特征,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运作策略,实现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健康、持续发展。

2 品牌生命周期理论

创立品牌不仅是保护产品的关键,而且是促使其发展的重要措施。品牌也和动植物一样,也会经历一个出生、成长、成熟和衰退的过程。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以及获利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品牌主要经历品牌的孕育期、品牌的幼稚期、品牌的成长期、品牌的成熟期、品牌的衰退期,五个阶段。

尽管与普通的产品品牌相比,农产品区域品牌具有产业性、区域性和公共属性的特征,但是品牌的生命周期理论对农产品区域品牌同样适用。任何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必然存在一个品牌的孕育、成长、成熟和衰退的过程。但农产品不同于工业品,市场需求周期很长,甚至可以延续数百年。随着时间推移,新技术更新换代会使工业品退出历史舞台,成熟后走向衰退。农产品则大多数是食品或者饮品,随着时光更替,技术创新而产品推陈出新。在农产品品牌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有两结局,也就是两个发展方向,要么稳定发展,要么品牌消亡。农产品品牌生命周期如图1所示。

3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一般来说,企业生命周期变化规律是以12年为周期的长程循环。它由4个不同阶段的小周期组成,每个小周期为3年。由于不同的企业存在着不同的生命周期,不同的生命周期体现不同的变化特征。尽管它们有共同的规律,但在4个不同周期阶段变化各异,各自的发展轨迹也不同。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和成长与农业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的健康发展密切相关。其区域品牌的载体农产品是由集群内诸多农产品企业生成和提供,农业企业的生命周期的发展形态就决定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和发展空间。因此,如何使农业企业在其生命周期中平稳发展是建立良好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关键。

4 产业集群

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波特(Porter,1998)的观点,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通常在产业集群中表现为主导产业),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和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之间,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集聚体。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实践表明产业集群不仅可以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而且也成为提高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力量。如美国硅谷产业群大大提升了美国信息产业和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新竹产业群提升了台湾地区信息设备制造业的竞争力;班加罗尔产业群提升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说,产业集群有着巨大的竞争力,从而使其能够产生强大的经济功能。

农产品集群是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和成长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在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机理和成长路径中,农产品集群位于核心地带和源头地位。它的实力、规模和特征决定了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成长模式、成长规模和成长潜力。

产业集群的内在机制主要包括集聚效应、网络效应、互动学习效应、知识溢出与外部性。农产品集群集聚效应和网络效应十分明显。无论是农业企业、农户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都能够做到随市场“闻风而动”,形成集体种植或养殖,使经济要素和资源实现快速的低成本配置,使共享的经济资源效益极大化。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和行业协会的专业技术指导能够形成网络效应。网络内部的成员(主要是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够将网络中获得的额外的福利内在化,使得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形成动态联盟式协作。使信息传递具有直接性、广泛性、集中性、动态

性、及时性和互动性。因而不仅可以促进各个组织之间信息的交流和使用,进而促进创新和创新扩散,还能促进建立相互信任和沟通的关系,彼此积累社会资本,从而使机会主义倾向大大减少。但是农产品集群的互动学习效应、知识外溢性等内在机制远不及工业集群,由于集群内大多数组织成员是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学习能力和个人素质都达不到工业品产业集群成员的水平。所以,需要当地政府和行业协会的政策扶持、技术指导。

三、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的模型构建与路径选择

基于上面的相关理论基础和研究模型,可以构建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与成长路径模型(如图2所示)。

从图2中可以看出,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与成长模型分为区域农产品一农产品集群一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一农产品区域品牌成长一品牌稳定发展/区域品牌消亡四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代表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阶段,而后三个阶段代表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成长阶段。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又构成了农产品区域品牌成长和腾飞的起点。整体模型体现了农产品区域品牌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演化轨迹和内容。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维度组合下的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和成长阶段中,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发展核心和发展重点都是不同的。

1 孕育期:区域农产品

孕育期以区域农产品的发展作为焦点。区域农产品就是具备区域特色的农产品,形成既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区域农产品的形成主要有三个要素组成,资源优势、政府和带头人引导、农民意愿(如图3)。资源优势是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的必要条件。因为农产品本身就是自然环境的产物,区域的地理位置、土壤特质、气候条件等自然条件组成的资源优势是特色农产品形成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具备自然条件,很难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没有特鱼的农产品是不会产生集群效应。另外,区域农产品形成需要政府或者带头人的引导。众所周知,具有“中国蔬菜之乡”的寿光,是因为有带头人将大棚技术引进寿光,而使“寿光蔬菜”区域品牌声名鹊起。最后,区域农产品形成需要广大农民的加入,只有通过引导,让农民意识到农产品的优势,种植、养殖这样的产品能够引领他们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生活水平。这样才会发动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到区域农产品的建设中,才会形成区域农产品的集聚效应。

2 幼稚期:农产品集群

幼稚期是农产品集群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区域农产品的生产上规模后,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一个品牌的综合价值:品牌的市场占有能力+品牌的超值创利能力+品牌的发展潜力,”所以,市场是农产品集群形成区域品牌的主要途径,是检验区域品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这一阶段,所有涉农组织和涉农人员都以开拓市场、推广农产品品牌为己任,农村带头人就会组织农民销售产品。渠道中的农村经纪人也会依靠手中的市场资源与产品生产者进行讨价还价,将农产品推向更远的市场。一些有能力和远见的农民也从家庭作坊转向企业模式,小规模的农民企业初露端倪。随着农产品销售范围不断扩张,产品的质量和特性受到消费者的肯定,形成消费者口碑。政府看到区域农产品给当地带来经济效益,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就会加大扶持力度,帮助区域农产品进行宣传。由于集聚效应引起更多人的关注,相应的行业协会产生,同时一些高校、科研机构等都会对农产品的成长、市场推广等问题进行密切关注。

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的农业经济都是以推出特色农产品为主要途径,并且通过政策扶持、舆论导向等方式鼓励农民种植、养殖相应的农产品。比如山东省就制定了《山东省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规划用5―10年时间,优先培育26种在国内外市场有较强竞争力的特色农产品。以此为核心。形成15个市场竞争力强、规模适度、产业链长和综合生产能力高的特色农产品示范生产基地,初步构筑起山东省地域特色鲜明和品牌效应突出的5大特色农产品产业带(区)。所以我国很多地方的农产品区域品牌处于该阶段,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产业链也处于形成之中。在这一阶段中,市场开拓是品牌经营主体首要职责。

3 成长期: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

成长期,也就是农产品区域品牌形成阶段,是指农产品集群经过发展已经拥有产业优势和区域环境优势(如图4)。区域品牌建设主体权责明确,经营有方,品牌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处于该阶段的品牌举不胜举,如浙江的“西湖龙井”、“临海蜜桔”、“安吉白茶”等,山东的“烟台苹果”、“金乡大蒜”、“寿光蔬菜”等都是远近闻名,并且都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市场价格高出无品牌产品至少20%,可谓名利双收,凸显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优势。

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形成阶段在品牌运作主体――政府、行业协会和农业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形成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核心竞争力,该品牌的独特性和资源稀缺性已经使竞争对手无法复制和取代。首先是产业优势,包括品牌优势和规模优势。在农产品集群阶段由于良好的消费者口碑和市场运作,形成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它们共同支撑区域品牌。同时,随着从业人数的增加和种植面积、养殖范围的扩大,规模优势凸显。政府的政策扶持、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造就品牌成长的软环境和硬环境。特别是软环境中的文化因素赋予农产品及区域品牌更多的人文内涵,形成区域文化,使品牌变得鲜活,承载更多的品牌运作主体的美好祝愿和劳动精神,更深层次地向消费者传达基于优质产品和区域品牌基础上的地方文化。

建设农产品区域品牌是一项社会化的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通过政府、行业协会、农业企业共同建设的方式,持续不断地经营和推广农产品品牌的核心价值,提升农产品品牌的消费者影响力、市场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首先,政府要构建多层次的农产品区域品牌支撑体系,包括区域政府加强宏观的规划和指导,搞好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积极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区域品牌的供应链体系,整合供应链中各部门、各单位的资源,按照相关的统一标准,实施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积极建立和完善品牌管理体系。建设有特色、有规模、有竞争优势、有效益的品牌。大力推动企业与农户联合运作机制的建立,采用“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优化市场环境、法律和监管环境,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其次,行业协会要科学管理、营销区域品牌。行业协会独立于政府部门,又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协助政府机构进行相关问题的决策,帮助政府制定与执行相关政策及法规。另一方面,行业协会是行业的代表,它对于行业的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等都较为了解,可以代表行业企业与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反映企业的心声,进而影响政府的政策,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利益。行业协会的作用主要包括:充分发挥管理职能、积极为企业和农户搭建信息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开拓市场,促进流通,

充分发挥技术优势帮助企业和农户、以及通过多种形式大力推广区域品牌。最后,企业是区域品牌建设的中坚力量。区域品牌建设离不开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的发展,企业要全面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做好企业品牌、产品品牌、区域品牌的市场推广工作(见图4)。

4 成熟期:农产品区域品牌成长

成熟期是农产品区域品牌成长时期。在这一阶段区域品牌具备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市场占有率很高,产品价格由于品牌效应高于同类产品数倍甚至更多,拥有海外市场并且市场影响力处于快速增长期,产业集群正在不断扩充和完善,产业链更加成熟,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

但是由于农产品区域品牌的公共性属性,使得为了追求品牌超额利润的“搭便车行为”越来越严重。以次充好、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的“柠檬市场”已经极大影响了品牌的市场美誉度,品牌管理和品牌保护已经成为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不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于管理失误或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农产品区域品牌的消亡。另一种情况是由于运用了科学的区域品牌运营战略和策略,区域农产品区域品牌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并且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稳定发展的趋向。

政府首先在生产过程进行全方位监控,引入“优胜劣汰”机制,并且在渠道流通中开通“绿色通道”保证产品质量。行业协会要对区域品牌行使具体管理职能,制定行业标准,引导行业自律,加大品牌保护力度。企业在进行品牌保护的时候,不但要对自有品牌进行合理保护,还要保护区域品牌。因此,相比较而言,企业的品牌保护的任务更为艰巨。企业要实施产品质量认证,开展全面质量管理。保证产品质量。同时,进行技术创新,提高品牌质量,开展质量跟踪,提高售后服务质量,另外,企业要重视品牌法律保护、商业秘密的保护、域名的保护。

四、结束语

农业区域发展论文范文6

关键词:西安;“四区二基地”;城乡统筹;模式;经验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3-0142-06

城乡统筹不仅事关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只有解决好了城乡统筹问题才能实现和谐社会。基于城乡统筹的重要性,本文把西安“四区二基地”作为研究对象认为“四区二基地”作为关中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战略支点,以优势产业为支撑,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达到“以点带面、以城带乡、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

一、文献述评

城乡一体化的研究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再到后来的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城市学家、地理学家等多学科。总结国内外学者对城乡互动发展模式主要有:(1)工业一城市导向模式。1954年,刘易斯在其《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二元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现代部门(工业部门)转移。刘易斯极力主张建立城市中心,形成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使全部居民都享受真正的城市生活的益处。但刘易斯只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没有虑到农业部门的发展。费景汉一拉尼斯模型进一步揭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的全过程,认为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平衡增长对避免经济增长趋于停滞非常重要,并证明了伴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可以获得经济发展,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商品化。费景汉和拉尼斯也只是从保证工业部门扩张的角度阐述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在这一模式中,农业部门始终处于附属地位,农业只是一个向现代工业提供资本积累和输送劳动力的被动部门。托达罗模式在被分割的、但是同质的劳动市场上用预期工资的均等取代工资的均等。托达罗指出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解决城市失业和“城市病”及“农村病”的根本途径。且认为,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迁移,而是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有: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普雷维什的“中心一”理论、缪尔达尔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上述相关理论,虽没有直接论述统筹城乡发展问题,却为同类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或方法论启示。(2)城镇带动城乡发展模式。弗里德曼和道格拉斯提出了农业城镇发展模式,强调通过合理的城乡联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新格局。他们提出在农村区一级管理层次(5-15万人口)集中地发展农业城镇,一方面可以分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的规划与权力机构,另一方面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场所。朗迪勒里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获得社会和区域的全面发展,它们的投资在地理上应为分散,要求有一个完整、分散的城镇体系,以给整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提供进入市场、获得各种服务的机会。(3)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把城乡一体化最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一种追求,认为未来和谐社会是没有城乡差别和城乡对立,城市不是农村的主宰,乡村也不是城市的附庸,二者是平等的。芒福德指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麦基对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证研究发现,亚洲国家的城乡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城乡之间的传统差别和城乡之间的地域界限日渐模糊,城乡之间在地域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趋向城乡融合的地域组织结构,他用desakota来概括这种特殊区域产生过程的空间模式。岸根卓郎的“城乡融合设计”模式,试图通过超越城市、农村界限的“人类经营空间”的建立,产生一个与自然交融的社会,即城乡空间融合的社会,通过发展“农工一体复合社会系统”“自然一空间—人类系统”,组成三维的立体规划实现城乡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