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财务论文范文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经济发展所衍生的一些问题。工业文明的发展带给我们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也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的例子比比皆是。虽然我们的日用品空前丰富，但也看到我们生活中食品安全问题的隐患，“注水肉”“毒大米”“地沟油”等被曝光的食品安全案例层出不穷。虽然工业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楼歪歪”“桥垮垮”这样的豆腐渣工程报道也屡见报端。很多企业、商人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人民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财产安全来最大程度地获得利润。商业诚信的缺失和道德滑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些物质现象的背后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却遇到了更大的挑战，那就是丢失了理想和正确价值观的支撑，社会道德水平出现滑坡。跟环境问题相比，精神支柱的缺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应该被我们所重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树立并弘扬新时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以指引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现在西方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理念在我国大行其道，但实践中，却遭遇到了中国文化和体制的巨大阻力，西方的经济思想和管理理念在中国已经显得有些“水土不服”。我国企业和商人需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文化的道路，以变得真正成熟和取得进步。新时期在呼唤着儒商精神的回归。源于并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商精神从上世纪末开始再次被商人和专家学者提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东亚儒家文化经济圈见证了东亚地区经济的成功，证明了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为底蕴的企业家精神，即新儒商精神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与成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将起着建设性的作用。
二、儒商的渊源和新儒商的时代特征
“儒商”的概念出现在明朝中后期，但中国的儒商文化实际源于先秦。当时“儒”和“商”是两个独立的职业，“商”被称之为“贾”，人们根据商人的道德品质，把品德高尚、有智慧的商人称为“良商”“诚贾”和“廉贾”，而“良”“诚”和“廉”这些词蕴含着儒家思想的精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的初步结合，子贡就是杰出代表，他不仅是一位富贾，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以其雄厚的财力到处宣传孔子的思想。到了明朝中后期，受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人们冲破“重农抑商”的思想束缚，大批士大夫投身商业，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徽商、晋商等为代表的地域儒学特征鲜明的十大商帮群体。这些商人自觉地把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和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使自己成为义利合一的“儒贾”。他们遵守“商名儒行”的行为准则，即商为厚利，儒为高名。这是明清社会和价值观念转型的思想反映，也是“儒”与“商”进一步结合。新儒商的概念源于上世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新儒商的“儒”不是狭义的儒家思想，而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泛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诚信、道义、爱心、中庸等，既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又要具备社会责任感。而“新”则指时代所赋予的新内涵。新儒商既要传承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又要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新儒商的时代特征可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文化传承性
新儒商不仅要吸收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的精髓和文化内核，还应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拥有较高道德文化修养水平，既要平衡“利”“义”，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又要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与时俱进性
新儒商是新时代的产物。除了传承优秀文化，新儒商还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把传统文化与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和经济发展特征相结合，并不断开发新的内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不断吸收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成果，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了解市场规律，培养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和创新意识，在竞争中求发展。
(三)中西融合性
新儒商不仅要改变传统儒商文化中地域性、宗法性和行会性的弊端，培养法律意识、合作意识，更要开阔胸襟，放眼全国乃至全球，具备国际视野。既要大胆走出去，也要大胆拿进来，勇于参与到全球化的潮流中，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既要保持自己的传统，又要积极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和经验，完善壮大自己，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四)系统整合性
如今知识经济作用凸显，同时社会系统日益庞大复杂，而分工却日益细化，各行业、领域之间联系愈加紧密。新的形势对商人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新儒商的培养既需要道德修养的提升，也需要足够的知识储备，还需要在大的市场环境下的锤炼。新儒商的培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学习、社会实践、行业历练等各个环节。这个系统工程的运行需要在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案的指导下，由政府、学校、商业等多方面参与，并坚持不懈，持续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新的经验，把新儒商精神发扬光大。
三、培养新儒商精神在财经类院校教育中的必要性
(一)财经类院校培养新儒商精神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上文提到，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究其根源，除了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之外，商业道德的缺失也是主要的原因。“无商不奸”“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商业行为普遍存在，不仅给环境和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灾难，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时代呼唤新儒商精神，要使新儒商精神深入人心进而成为中国商人的主流意识应该从教育抓起。高校是人才的摇篮，财经类院校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财经类人才。财经类院校的毕业生主要被输送到各种公司、商业单位以及经管、金融系统等工作岗位上，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成为商人和企业家，他们将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儒商精神强调商业道德与超乎利益的精神追求，这正是当下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所必需的。在学校里不仅要教会学生们相关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更要培养学生们胸怀天下、勇于担当、诚信待人、为社会谋福利的新儒商精神，帮助他们建立健康向上的道德价值观和商业伦理观，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不仅是他们未来立足社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保证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
(二)新儒商精神教育符合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发展方向
在财经类院校倡导培育新儒商精神，符合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说过，大学的精神所在，是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现在。一所大学要想成功并实现自己的责任，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反观国内的财经教育，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过于注重传授具体的技术与工具，缺乏对学生的品格塑造与伦理培养，即“重术”而不“重道”。我国很多财经类院校虽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完善的教学设备，却缺少系统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教育根植于既有的文化土壤，财经类院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既要有开阔的眼界，吸收古今中外人类的智慧结晶，更要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汲取营养，既要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又要实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目的，兼顾促进个体发展和服务国家、社会的功能。新儒商教育旨在培养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又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企业家。因此，笔者认为新儒商精神的教育也许可以作为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四、把新儒商精神培养融入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尝试
自新儒商的概念提出以来，很多专家和学者把新儒商教育和财经类院校的教学改革相结合，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但笔者阅读了相关文献资料以后，发现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学校的层面展开，从如何在学校德育工作中注入新儒商精神的教育到如何利用新儒商精神培养学生们的创业意识等，鲜有文章论述如何把新儒商精神的培养与具体的课堂教学相结合。笔者认为，课程是教育的载体，而课堂是学生教育的第一阵地。要在财经类院校开展新儒商精神的培养应该从第一线的课堂教学开始。笔者结合所在的山东工商学院的实际情况和教学过程中的所作所想，就新儒商精神进课堂的主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山东工商学院是山东半岛唯一一所财经类院校，学科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兼有文、法、理、工等六个学科门类，学科专业上凸显财经知识培养。作为学校大学英语改革的一部分，笔者所在的大学外语教学部从2011年开始为二年级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大学商务英语课程，旨在把英语语言学习和商务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商务综合素质。笔者承担了大学商务英语课程，并在课程设计中配合学校改革方向，有目的地引入新儒商精神的灌输和新儒商素质的培养。
(一)创新育人理念，改变学生观念，注重新儒商精神灌输
作为大学英语的后续课程，大学商务英语针对商务和财经类专业大二学生开设。根据问卷调查分析，在分类课程选课时，很多学生选择商务英语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即能够跟自己的专业相结合，有利于提高英语能力，增加将来就业的优势，还有一部分同学认为在学完商务英语课程后，可以考取相关商务英语证书，如剑桥商务英语(BEC)和托业，以增强就业竞争力。但是在开课时，笔者提出商务英语学习有三个目的:一是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适合将来商务环境下的语言运用;二是学习基本的商务背景知识，特别是公司环境下的商务交流能力和工作能力;三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商务理念和商务意识，这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层面的学习，更是对商务道德和商务伦理方面的提升，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新儒商精神的领会。
(二)选择西方原版教材，基于中西商务环境的区别，激发学生思考
在商务英语课程中，笔者选择了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剑桥商务英语》，目的有二:一是这套教材的内容涵盖面非常广，既涉及到公司商务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也包括了BEC考试的很多题型和练习，可以满足很多学生证书考试的需求;二是在教材中有很多英美国家的商务案例。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公司行为和商业行为更成熟、更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更健全。在进行相关主题讲解的时候，笔者会结合教材中和网上搜集到的西方公司的案例和我国的一些案例进行比较。笔者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更能够激发年轻学生的思考，让学生通过对比发现我国公司商务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并引导大家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创新意识和国际化视野，这也是现代新儒商精神的重要特征。
(三)注重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教育，注重新儒商人格的塑造与养成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既通过中西比较激发学生思考，也注意在学生商业价值观的形成中以中国文化为根本。笔者发现很多财经类教材的内容和设计都是以欧美学科体系为基础编辑的，而中国的理论非常少，即使有也只是简单涉猎。不可否认，西方的一些经济和商业理论相对更完善，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我国的财经和商务教育对象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下长大的中国青年，我们的教育不是为西方培养人才，而是培养将来多数在中国工作的财经和商务人才。因此，我们的财经教学和商务教学应该更多地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我们的先人已经留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文化精髓，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文化精髓介绍、传递给受教育的年轻人。新儒商精神是以儒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精神的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升华，而新儒商人格，是儒与商的完美结合。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也涌现出很多成就卓越的具有新儒商精神和人格的成功企业家和他们的一些经典的商业经营管理案例，更何况我们还有源远流长的、两千多年的儒商文化。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我们的财经教育和教学，不妨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按照民族和社会心理，结合我国国情，在独特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下，走中国特色的教育道路。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式的思维和智慧来解决。因此，笔者在进行案例教学时，会针对相关专题会有目的地选择一些中国儒商的成功案例，并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和学生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智慧和启迪，并总结个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儒商精神。
(四)采用互助式教学和模拟实践型教学，做到智商培养与情商培养并重，侧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斯腾伯格在《超越IQ:人类智力的三元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实践智力的概念，并指出“职业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个体具备行内、行外的知识并对之有相当的了解，这些行内、行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往往是在工作中逐渐进行的，而非来自于学业上或其他工作中的事先准备”。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商务英语课堂教学无法给学生提供足够的社会工作实践机会。为培养学生们的职业素养，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互助式和模拟实践型教学，如在讲授面试主题和会议主题的时候，笔者会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模拟面试训练，并进行课堂展示。在课堂展示以后，对某些小组表现出来的优点进行肯定和推广，而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改正。虽然课堂模拟训练不能代替真实的工作环境，但也可以给学生提供锻炼和反思总结的机会，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及时把语言学习、知识学习和实践相结合。此外，这种合作互助式的学习还培养了学生们的合作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丰富了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优化了学生们的学习感受。把德育和智育相结合，体现了新儒商精神中“德智兼勇”的素质内核。
(五)提高教师自身道德修养，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
教师对学生的作用和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中知识的传授，还在于教师自身道德素质和修养对学生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师德不但能为教师树立起自己的教学形象，感染学生，进一步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还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影响。在知识讲解之外，教师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课文所涉主题和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对教学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处理方式都会影响学生的认识和解读，甚至价值观的形成。作为学生的榜样，教师应该时刻自查自省，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发挥对学生的表率作用。比如，在讲到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时，除了在课堂上摆事实，讲道理，下课的时候提醒学生最后走的时候把教室的灯熄灭，这样效果可能更直观、具体。再如，如果教师能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学生的作业，学生更能体会到工作责任心。所谓身教重于言教，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师的人格魅力无时不在影响着他的学生，这不仅仅是知识的影响，更多地是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工作态度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改变年轻学生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
五、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足和未来的设想
由于课程的局限性，在笔者践行新儒商精神教育理念的教学过程中存在很多限制和不足。笔者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设想和浅见，希望随着将来教学改革的深入，能够进行解决，这不仅是对课堂新儒商教育的有效补充，也可以使新儒商教育做到持续化、常态化和立体化。
(一)师资问题
以大学商务英语课程为例，这门课程是把英语和商务相结合的一门课程。很多英语教师语言能力足够，但缺乏相关的商务背景和经历。很多商科的老师虽有丰富的商务专业知识，但语言又不过关。英语教育的专业学习和六年的外贸和公司兼职经历使笔者自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门课程。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笔者感觉现在脱离了商务工作环境，很多商务知识的更新也慢慢滞后于社会发展。因此，在开设这种跨学科的财经商务类课程时，应该选择既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又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承担，否则，学生的一些理论和知识都是脱离实践的。而很多学校缺少这种既有社会实践又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教师。因此，“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变得更加迫切。学校可以加强与对口企业的联系，建立青年教师挂职锻炼培训基地，既要把老师往重点大学送，更要把老师往企业送。
(二)第二课堂问题
第一课堂主要侧重基础知识的传授，而第二课堂则更侧重知识的实践和技能的训练，是第一课堂的有利补充。以英语教学为例，作为第一课堂教学的补充，笔者所在单位举办了英语角、英语协会和各种英语赛事等第二课堂活动，让学生能够把语言学习和练习相结合。根据不完全的调查，笔者发现本校财经商务类课程中也开展了一些颇有成效的第二课堂活动，如创业大赛，模拟招聘会，“大学生创业论坛”等活动。笔者认为可以使形式更加丰富化，建议采用定期举行报告会、模拟商务活动等形式，也可以邀请一些社会上的德才兼备、具有新儒商精神的商界成功人士到学校做讲座，这既是对学生所学知识的一次再激发，也是对学生最真实的新儒商精神教育。
(三)实践实训问题
中学财务论文范文2
（一）组织机构的设置。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教育体制的改革，高校校（院）长负责财务管理工作的模式在我国已难以适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在高等学校试行设立总会计师职务，其职责主要是领导负责本单位的财务管理、会计核算和审计监督等工作。我国高等学校目前已设置总会计师职位的比例较低，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全国2000多所公办高校中设立副校级总会计师职位的仅有18所，所占比例不到1%。因此要在我国高校中全面推行总会计师制度，仍然任重道远。
（二）财务预算的编制。在我国现行高校财务管理体制下，高校的财务部门、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会是预算的制订、审核、决策机构，也是财权的集中机构，而其执行部门都在各个学院（系），这样学校预算就得不到广大教职员工的认同和参与。而只有在基于院系和广大教职员工充分参与预算的基础上，才能制订出切合实际的预算，从而有利于学校更好地完成既定目标。另外，目前我国高校大部分采用的是增量调整预算的编制方法，这种编制方式只是简单地按上年基数再加一定的比例调整，上年有安排的项目不管本年需要与否基本都会编制到预算中，而预算年度有比较重要的项目预算反而得不到解决或是很难审批下来。预算编制的方法很多，包括：固定与弹性预算、零基与增量预算、定期与滚动预算。对于高校而言，预算编制如果采用增量预算，编制出来的预算与实际工作需要存在较大的偏差，也不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高校目前这种预算虽然编制简单，但是预算安排与实际工作需要存在不符，而且容易助长各部门巧立名目增加预算而并不注重预算的落实执行情况。
（三）经济责任、业绩考核和激励机制。对于校内各岗位经济责任的规定在大部分高校中并不具体和明确，内部监督机制也尚不健全和完善，一旦出现财务重大问题，校长、副校长和财务处长、后勤处长、国资处长等没有明确由谁承担责任。原因在于作为法人代表的校长和主管财务工作的校领导的责任不落实，也未能明确划分校内各单位在财务领导工作中的职责和权限。我国现行的财务管理体制不能对预算执行结果进行业绩考核和激励，也不能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预算管理一般停留于制订预算和执行预算的水平，并没有提升到加强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业绩考核并给予奖惩的高度，没有相应的业绩考核和激励机制。预算管理应该是全过程的管理，既要进行事前预测，又要进行事中控制，最主要的是要进行事后评价。目前学校预算管理大都有点本末倒置，工作重点主要是对预算的执行进行事中控制，将大部分的人力物力花费于审核哪些支出该开支、哪些支出不该开支，为了审核而审核，而不是将精力放在对预算执行结果的考核评价上，没有抓住工作的重点，事倍而功半。事前预测和事后评价是预算实施成功的关键，事前预测能保证预算制订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事后评价能保证预算的权威性和有效执行情况。
二、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财务目标不明确。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高校在实际财务管理工作中都没有体现出比较清晰的目标，以至于经营理财观念不足，管理者风险意识不足，导致资源得不到优化配置。没有清晰的目标，不能进行与时俱进的精细化、数量化的目标管理，目前大部分高校以及一些高校的管理者并未表现出良好的状态，这也是当下高校在财务方面问题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治理结构不清晰。对于我国高校来说，国家是学校的主要投资者、学校净资产的最终所有者。在高校的实际运作中，中央和地方政府将权力委托给相关主管部门对高校进行管理，而接受委托的、政府任命的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在高校的具体工作中则是学校其他相关部门拥有资源的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因此在高校管理中，所有者缺位，必然导致对财产增值保值方面的监管功能相对弱化，资源并没有达到合理优化配置。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国有资产私有化，而使用部门凭借其实际占有权、使用权获取收益，从而导致学校收益流失，国有资产损失难以得到有效的价值补偿。
（三）考核机制不健全。在高校管理中，正确、客观的评价以及严格、合理的奖惩是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约束机制，这一机制的缺乏致使在学校管理中难以将学校发展好坏与校领导、管理层自身利益直接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学校经营的好坏、资产安全与否无人负主要责任。一些高校名义上虽然建立了较完善的考核、奖惩制度，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未按照制度执行，从而弱化了其中的效力。在考核中经常出现不规范、不科学甚至违反规章制度的操作，如在干部业绩、教学成绩等考核时，经常以工作完成情况为主，考察的指标比较局限，缺乏全面、综合评价性的指标；在进行年终考核中，考核不规范、不严格；在领导干部的业绩考核中并没有按照相关程序执行，为其“政绩”弄虚作假提供了可乘之机。
（四）监督机制不完善。首先，会计监督制度不完善。会计监督作为会计的基本职能之一，是进行内部监督管理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如若高校内部财务工作中出现监督力度不够、制度建设不够完善、检查监督项目不全面等，将会导致财务信息失真等问题，进而影响到整个学校的财务运行状况。其次，内部审计监督不完善。内部审计是实施内部经济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多数内部审计监督从实际效力来看并没有达到最终审计的目标、任务。原因在于：一是内部审计职能执行不独立，审计标准不统一。良好的审计监督效果，取决于清晰明确的标准体系，而就我国高校当前状况来说，审计职能与纪检、监察混同，造成内部审计的日常监督职能难以有效履行。二是内部审计职能单一，未能建立全面审计监督。审计监督职能一般限于日常工作的审计监督，未能建立内部离任审计，以及对其他诸如国家政策、财经法规、制度的执行情况等进行全面监督。三是审计监督功能弱化严重。在审计监督过程中忽视监督的根本目的，有的从自身利益出发，有的监管只为达到平衡各方关系的目的，从而使监管目标难以实现。四是内部审计人员的职业素质偏低。高校的经济活动日趋复杂，而高校内部存在审计监督人员数量过少以及职业素质偏低等问题，造成对经济活动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监督。最后，民主监督不力。民主监督是高校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财务监督机制不仅借助于经济、法律等约束机制，同样离不开民主监督这一机制。就我国高校目前的情况来看，高校的民主监督处在不利状态。高校内部师生以及职工是高校民主监督的主体之一，但是由于参与民主监督的渠道有限，所以发挥的作用不大。我国高校的民主监督虽然在程序上比较完善，但其实际的参与程度与效力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原因有多方面，一个是学校的财务信息失真以及透明程度不够，发挥监督权力的组织机构不健全等，另外一个是民主监督的相关利益主体教师和学生获得相关财务信息、参与监督的渠道较少，而且本身对参与监督的主体意识不足等都导致民主监督效力的弱化。
三、我国高校财务管理体制优化的具体措施
（一）优化高校财务管理组织机构。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财务管理在高等学校发展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突出，合理的财务管理机构设置有利于财务工作的顺利实施与执行。在财务组织结构方面，我国高校一般采用的是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直线型、职能型组织机构。直线型的组织机构能够有效保证校级对高校财务工作的宏观调控，但由于其机构设置过于单一，在有相对较复杂的任务时，不利于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而职能型组织机构是以其专业分工为基础，通过依据不同的需要对组织结构进行分工，从而可以发挥其灵活性与专业性。其缺陷是，由于存在着多重领导，而缺乏统一性。直线—职能型组织结构则能弥补两者的缺陷，发挥优点。为更好地发挥财务组织的核算、监督、决策职能，高校首先应完善财务组织机构的设置，优化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之间的职能关系，从核算型财务向管理型财务、经营型财务发展转型。同时为了满足财权下放，财务处需要加强对学院财务工作的服务力度。首先，应建立健全总会计师制度，明确财务经济责任，严格按照我国《会计法》进行委任。其次，应将总会计师制度融入到我国高校财务管理机制中，将总会计师列入高校领导班子。再次，总会计师在学校的财务地位明确，应认真管理和监督好学校的各项财务工作以及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等。最后，要明确总会计师独立行使权力，其活动不受到任何部门的影响。综上所述，优化后的高校财务组织结构如图1所示。在财务组织结构图中，由总会计师及学校其他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及相关专家参与的财经委员会，负责研究或审议学校重大财经事项，为学校领导决策提供审查意见。财经委员会由于有教师代表参加，能较好地吸收广大教师的意见，也能把学校的一些政策、思路和教师进行很好的沟通，起到了桥梁作用，有利于高校财经政策的实施与执行。
（二）建立全面预算管理方法作为高校财务的核心。高校的预算管理是高校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高校的各项活动进行的前提条件。高校财务预算管理应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模式，对预算进行全过程管理与控制，包括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与控制以及预算结果的评价监督。但由于我国高校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尚不完善，所以在预算编制方法与流程、预算执行以及预算绩效考核评价方面都存在较多问题，因此，完善高校财务预算管理体系十分迫切。首先，完善财权与事权统一的管理体系。高校财务预算包括高校各个部门、基层单位综合、全面的预算，因此在预算管理中必须是全员参加，而不仅仅是学校财务部门参加。基于财务预算管理效率的提高，在进行预算管理中，一方面要坚持“统一领导、集中管理”以及“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集中核算”的财务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依据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对各管理层进行分级管理，真正形成“全员理财”的管理模式。高校划拨院级单位的经费主要有四种：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学生经费以及各项专用经费。各院系的预算分配是根据其师资人数和结构、学生人数与结构、学科的设置以及科研任务为依据，以高校的整体发展为目标，本着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原则对其进行经费的划分。高校对二级学院的部分学生经费、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的划拨过程，可以通过对其影响因素先进行量化，从而设置一套分配公式使其制度化，进而提高工作效率，使预算分配的过程更加科学合理。其次，建立预算目标责任分解体系。为提高高校财务预算管理效率，高校应该建立内部预算目标责任控制体系。该体系通常以年度预算为依据，以责任中心为对象，把财务预算所确定的指标，按各个责任中心进行分解并落实到各个层级中。把责任指标从第一、第二管理层分解到各个基层责任中心，各责任中心按照所承担的预算指标承担责任，并对各自所承担的工作完成效果进行绩效考核，以此作为奖惩的依据。最后，完善财务预算编制方法。许多高校预算编制还是采用增量法，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经常修改、追加。预算编制方法较落后，以致成为预算权威性、准确性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校进行部门或校内预算时，应该将多种较先进的方法结合起来灵活使用。在进行年度财务预算时应该推动“零基预算”的使用，在编制“3-5年”中长期财务发展规划时，可以采用“滚动预算”的方法。
（三）建立高校财务管理绩效评价体系，加强高校财务管理的监督。为了提高预算的权威性、准确性，必须把预算编制、执行以及执行结果结合到一起，进行全面的绩效与评价，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责任追究。首先，建立独立的绩效管理机构。高校财务预算绩效管理应由上级主管部门主导进行。因为无论是高校年度财务预算，还是中长期财务预算规划，都是高校内部来完成的，如果是自我监督与检查就缺乏有效性和说服力。通过借鉴许多西方国家采用由财政部门、审计署等独立完成的方式，我国可以采用由财政、审计等部门派出专业人员，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对预算绩效进行考核。其次，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对于指标体系的建立，需重点考虑两个方面：一是要科学设置绩效考核指标，包括定性与定量指标，指标的设计要充分考虑到其全面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二是在实际设计评价标准时，要考虑标准的客观与公正。预算绩效评价指标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产出类指标，反映财政类支出项目的绩效结果，单位投入所培养的学生数、学术成果等；（2）效率类指标，反映教育经费与业务流程的运行效率，如计划执行率、资产的使用效率等；（3）效果类指标，通过财政支出获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4）影响指标，预算项目对经济社会以及自身的发展所发挥的影响。利用模糊评价模型，对于预算活动进行单项评价，获得局部指标，然后进行整理汇总得到全面性、整体性的数据指标，对预算活动进行整体考核。由绩效考核机构将考核结果真实地报告给相关管理层。再次，充分利用绩效评价信息，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为了充分发挥绩效考评的作用，在对责任中心的预算进行客观、公正的考核评价之后，绩效考核机构需要将考核结果与拨款、资金使用效果问责结合起来。绩效考核机构将考核结果反馈给主管部门或管理层，根据考核结果评价的优、差等级进行下一年度的财务预算安排，对于绩效考核结果良好的奖励或增加预算等，对于考核结果较差的予以处罚或者削减拨款等。对于在预算管理中出现较大问题或漏洞的予以追究责任，进行严肃处理。最后，财务监督是高校正常运营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撑机制。完善的财务监督制度应包括外部监督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1）完善外部监督制度。外部监督主要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从实际情况看，高校外部监督大多来自于政府监督。由于高校财务缺乏公开透明度，公众对于获取高校财经信息的有效渠道很少。在此应完善政府监督，完善政府监督需要改进的地方有：其一，加强政府监督能力整合，形成系统、有效的监督制度体系。政府对高校财务监督表现为多种监督，分别为财政、物价、审计、银行、税务。政府应该对财政、审计等政府监管部门进行权责划分，避免出现工作内容、对象、时间的交叉与重叠，以致降低监管效率，提高了监督成本。同时，可以建立经常性监察制度，建立多部门联合工作规范，形成监督合力。其二，完善财政监督的法律建设。就我国目前在监督立法方面的主要问题是：监督立法滞后、现行法律法规不尽完善、效力不高。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该制定一部全面性《监督法》，主要包括监督机构、领导体制、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监督方法、监督实施细则等内容。其三，推动财政监督信息化建设。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及网络的普及和应用，财务监督也应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实现财务监督管理信息化，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提高工作效率。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建立财务监督管理信息系统，该系统一方面可以成为财政、审计、银行、税务、物价各监督部门相互之间进行信息交流、反馈的纽带，另一方面可以成为财务监管政策法规、信息资料、处理、汇聚的技术平台。（2）完善内部监督制度。首先，建立独立的高校财务监督机构，设立校长直接领导、与财务部门平行的审计、监督部门，组织校内的监督工作。其次，完善高校内财务公开制度。有效的外部监督、民主监督，离不开充分的信息提供。应采用公开的方式与手段，加大透明度。再次，完善校内民主监督机制，在强化教职工代表会民主监督作用的同时，扩大对民主监督的参与渠道。可以通过校园网络，设置专栏参与民主监督。最后，完善内部监控制度，形成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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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不是从某种固有体系出发对后现代潮流加以把握，而是从自己所困惑的问题、当前论战的话题，或由论争激烈态度所引发的学术兴趣开始言说。因此，中国的后现代问题与中国急剧转型的政治话语、经济问题、文化论争紧密相关，从而无可避免地显出芜杂和非体系性：个人介入问题的角度和其对问题的误读或有意误读的层面不同，个体言说的问题和盲区的殊异，知识背景所造成的学术资源和研究角度的差别，以及其提出问题并加以审理的内在动机各异，成为当代后学多元多维的现实问题。因而，对中国后现代而言，与其将之作为一种主义、流派、时尚，不如将之看成是一个胶着的问题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上，前现代的传统性、现代性的理性、后现代的当下性，以及个体与群体、民间与主流、思想史与学术史、个体身位存在与价值信仰等都网状地编织在话语观念体上。遭遇这一问题就意味着进入这一网状结构，同时又不可能将其体系化绝对化，而只能进入个体的言说中看每个个体的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但正是这种有限性和不确定性，使我们有可能逃离形而上学、中心主义和所谓终极价值的绝对性，进入到言说的个体有限性中去。 一 意义世界与认知地图 后学思想对现代性思想前提的审理，使得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 （一），后学研究中的学术格局与拓展。 1，“后现代后殖民在中国”与“中国后现代后殖民”是互相联系的问题。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而“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则是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植入后现代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 2，大陆后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大陆学术界二十年的“后学”研究中，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注重“西方后现代后殖民”研究，不仅对原著大量翻译介绍，出版了为数不少的译著，而且对其历史渊源、发展趋势和内在问题等有深入研究，对西方的后学精神和踪迹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二，强调“后现代在中国”的研究，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知识阶层在思想话语交锋中对后现代在中国的特殊症候加以审理，并共时性地遭遇到以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等等。三，注重“中国后现代后殖民”状态中的现实问题研究。主要问题有：后主义问题与启蒙话语，全球化与中国政治经济法制问题，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
中学财务论文范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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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权理论；财务理论；财务治理；动态演进；学术争鸣
动态演进的财权理论，以其空凌广阔、大气深邃的特质，引起了经济学界和财务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场财权理论研究的学术论争。学术贵在学科交叉与融合，学术贵在思想碰撞与争鸣。为了廓清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财权理论的认识，减少不必要的误解，本文力图全面透视财权理论研究的动态演进过程。系统勾勒出财权理论学术共鸣的恢宏图景，客观映射财权理论的广泛社会反响与论争。
一、财权理论动态演进透视
产权财务思想因产权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正日益成熟。汤谷良教授认为，企业财权是原始产权派生而又独立于原始产权的一种财产权；企业财权是法人财产权的核心，也是企业其他经营权的保证和前提，并在企业内部具有明显的层次划分。
伍中信教授在《财权流：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一文中，初步提出了“财权理论”，并在其专著《现代财务经济导论》中，对财权性质、内涵及财权配置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财权流”范畴，并将其作为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其基本思想是： “财权”是一种“财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权力”的结合，即“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这里的“财力”表现为一种价值，是企业的财务资金或本金，而相应的权力便是支配这一“财力”所具有的权能。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预决策权等权能。这一支配权起源于原始产权主体，与原始产权主体的权能相依附、相伴随。而随着产权的分离，财权的部分权能也随着原始产权主体与法人产权主体的分离而让渡和分离。这样，原始产权主体在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同时，也拥有收益权这一财权。法人产权主体在拥有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产权权能的同时，也拥有了与此相联系的收益权、投资权等财权。在严格的法人治理结构下，法人产权主体所拥有的产权权能具有独立性，公司的财权在其拥有的范围内也具有独立性。公司是否拥有独立自主的法人财产权与公司是否能独立理财在涵义上是协同的。理想的财权在独资企业是独立的，在公司制企业也应是独立的。财权具有可分性、可明晰性和独立性等特征。在财权归于产权的内容中，主管价值形态的权能构成法人财产权的核心内容。独立财权的确立，是现代企业财务区别于传统财务的根本标志，是企业是否真正开展财务活动的标志：“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贯穿于财务基本理论的始末，在现代财务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和统驭地位。因此，“财权流”是现代财务本质的恰当表述。
财权流财务本质理论的提出，激发了许多学者对财权问题研究的学术兴趣。刘贵生教授认为，财权又称理财权，通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财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财产所有权相联系的财力支配权；另一个是与政治相联系的财力分配权。前者属于财务范畴，后者属于财政范畴。著名财务学家郭复初教授将财权理解为投资权、筹资权、留用资金支配权、资产处置权、成本费用开支权、定价权和分配权。李连华博士则认为财权并非仅指财务权，而是体现在资金运动和财产上的各种权力，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财产权或物权，并将公司财权划分为出资者终极财权、公司法人财权以及法人财产权所分割形成的明细财权，进一步认为公司财权是由不同层次、不同权能所构成的一个权力结构系统。也有学者认为财权大致有三种解释：一是狭义上的现金收支及财务运作权；二是包括财务与会计在内的广义上的所有权力；三是构建财务控制系统的依据，包括重大财务事项决策权、现金调度支配权和日常财务处理权等方面。企业财权是关于企业财务方面的一组权能，包括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将权利的一般概念与公司财务特征相结合，财权可定义为公司获取、控制和运作财务资源的权力，主要包括：获取行动所需要的财务资源的权力；控制、使用和处置所占有的财务资源的权力；凭借对财务资源的控制和使用分享收益的权力。财权是派生于产权的财务权利，是体现一定财务经济关系的一组权利束，大体包括财务决策权、收益分配和监督等权能；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研究的重点是派生于企业所有权的“企业财权”。此外，还有学者主张财权就是财务治理权，并将其分成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两类。其中财务控制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
伍中信教授在其专著《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中，对财权理论做了进一步发展。论著认为，财权流表现为“财流”和“权流”两个方面，即财权流=财力流＋（相应的）权力流。用“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既充分体现了“本金本质论”的优势，又反映了“本金本质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注重了“价值”与“权力”的高度融合。
通用财权与剩余财权范畴的提出与论证，使得财权理论得到进一步拓展。伍中信、曹越和张荣武的研究认为，财权可以分为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即“财权=通用财权+剩余财权”。通用财权诞生于企业不完全合同中明确规定并且其结果可由第三者验证（即其中的完备部分）的企业“财权”。丽剩余财权缘起于不完全合同中的不完备部分，是企业合同疏漏、未作具体规定或无法作出具体规定或虽作出明确规定但第三方不能验证其结果的企业“财权”。在“财权=财力+（相应的）权力”等式的基础上，可以派生出以下两个等式：通用财权=通用财力+（相应的）通用权力；剩余财权=剩余财力+（相应的）剩余权力。财权本质上是一个二元价值体系，即基于企业公平的通用财权范畴和基于企业效率的剩余财权范畴。
二、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研究演进
伍中信教授秉持财权配置论，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已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后来，伍中信以“财权”为基本工具，对现代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探寻，构建了以“财权配置”为核心的现代财务治理结构理论体系。衣龙新博士也是财权配置论的拓展者，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财务治理客体具有两种表现形式，治理框架下具体体现的是“财权”，财务范畴之内总体体现为“本金”。财务治理机制是在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框架下，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和一定制度设计，能够自动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和规范的一种机制。
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以融资结构为基础，在股东为中心的共同治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财权的合理配置，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的一整套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即特指财务治理范畴的财权，因为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财权的配置；财务治理结构体系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融资结构为基础，以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内核；财务治理权具有财务决策、控制和监督三个权能，是财权范畴中的核心，其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来实现的，因此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张荣武认为，财务治理是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财务治理的客体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公司财权结构是动态的，具有状态依存性；公司剩余财务索取权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利益博弈提供动力，剩余财务控制权则决定着利益博弈的动向。剩余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本质，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对应则是财务治理效率的核心。通用财权配置侧重于公平性与静态性，但并非排除效率性与动态性，通用财权契约的履行显然包含着效率和动态因子。从理论上讲，公司财务治理效率既包含通用财权契约的履行效率，又包含剩余财权的配置效率。鉴于通用财务治理对公平的突出强调（虽然包含效率的因子）和剩余财务治理以“效率”为灵魂和根本特征（尽管高效率意味着更高层次的公平），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研究主要应以剩余财权配置效率为线索。
三、财权理论的社会反响与论争
财权理论的创造性提出和以财权为主线的财务理论体系的构建，使人耳目一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目前财权理论已成为我国财务治理理论研究的基石与核心。经文献检索发现，我国财务治理这一研究热点领域都是围绕“财权流”这一学术硬核而展开的。
中学财务论文范文6
关键词：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中国财务管理理论；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149－03
引言
理论是对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知识，其主要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对实践活动起解释、指导、评价和预测的重要作用。因此，对“财务管理理论”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可以遵循上述哲学认识论的观点进行解释。我国学者王化成（2000）就认为，“财务管理理论是根据财务管理假设所进行的科学推理或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而建立的概念体系，其目的是用以解释、评价、指导、完善和开拓财务管理实践。”[1]既然财务管理理论是对财务管理实践的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科学总结，而财务管理实践又随着理财环境的演化而不断变化，因而财务管理理论理应也随着理财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动态调整。①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相配套的法制、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必然产物；而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是借鉴20世纪40年代前苏联学者费・吉亚琴科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并适应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而形成的。虽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与借鉴了西方主流的财务管理理论，但引进与借鉴对于理论的构建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于财务管理理论这样的社会科学尤其如此，必须考虑我国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等现实环境。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2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民主法治环境不断完善，社会文化环境与时俱进。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化和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国际背景下，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在借鉴吸收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为适应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动态调整与完善。因此，本文就当前国内外理财环境背景下对中西方主流财务管理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期为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财务管理理论结构提供指导。
一、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2]，它是伴随西方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和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
（一）传统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以前）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20世纪初股份制公司的崛起和30年代经济危机的爆发，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筹资管理、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面。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格林的《公司理财》、米德的《公司财务》、戴维的《公司财务政策》、李恩的《公司及其财务问题》、洛夫的《企业财务》、罗斯的《企业内部财务论》、施曼林巴赫的《财务论》、古川容一的《财务管理》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从企业外部而不是从企业内部决策角度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研究方法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方法为主。
（二）投资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工业技术革新加剧、国内市场竞争激烈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公司内部的财务决策方面，注重对投资决策程序、方法和指标体系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迪安的《资本预算》、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选择》、米勒和莫迪利亚尼的《资本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威廉・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从企业外部转向企业内部财务决策，投资管理成为研究重点，强调事前控制和资产管理，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方法主要以数理模型和定量分析为主，同时，强调财务管理理论与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
（三）现代财务管理理论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后）
该阶段典型的环境特征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信息技术迅猛发展、金融市场趋于完善、金融创新日新月异、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和经济风险日益加剧，因而该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内容向纵深拓展，涵盖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 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更加注重企业财务战略、跨国公司财务、企业风险管理和金融产品定价等新领域的研究。这一阶段代表性的成果有：布莱克和斯科尔斯的期权定价理论、法马的有效市场理论、詹森和麦克林的委托理论、梅耶斯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新优序融资理论、罗斯和斯宾塞的信号传递理论、史密斯等人的财务契约论、哈里斯等人的企业治理结构学派等。这一阶段财务管理理论的研究注重不确定条件下企业价值的确定以及市场有效性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等方面，充分重视风险报酬的权衡，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数量模型的应用为主，同时重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
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
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也是随着我国财务管理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是适应我国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客观结果。我国学者郭复初（2000）认为，我国的财务管理是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经历了三大发展阶段：成本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核算与监督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1949―1978年）；分配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控制与考核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1978―1992年）；筹资管理为主要内容、财务预测与决策为主要方式的管理阶段（1992年至今）[3]。在我国财务管理理论61年发展历程中，我国学者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财务管理假设、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原则以及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关于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研究起点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研究起点问题就是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推理的出发点问题，也即从何处开始着手构建财务管理的理论体系问题，这一问题关系到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根基，是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本源。在这一问题上，我国学者存在多种观点，代表性的观点有：湖南财经学院课题组（1991）提出的财务本质起点论，王化成（1994）提出的财务目标起点论，陆建桥（1995）提出的财务假设起点论，郭复初（1997）提出的财务本金起点论，王化成（2000）提出的财务环境起点论。关于研究起点的争论反映了我国学者对构建财务管理理论本源的不同看法，观点各异，也各有其合理性。作者倾向于认同学者王化成的观点，财务管理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更应该注重对理财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科技、社会文化等宏微观环境）的适应性，只有如此，该理论才更加具有生命力，才能体现其科学价值。
（二）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
财务管理假设是财务管理理论逻辑推理的前提和基础，是出于构建理论的需要而对财务管理实践所作的抽象概括。学者王化成（1999）认为，财务管理假设是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根据财务活动的内在规律和理财环境的要求所提出的，具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假定或设想[4]。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假设也存在多种看法，代表性的观点有：王广明和刘贵生（1989）提出的三假设，陆建桥（1995）提出的五假设，王棣华（1997）提出的七假设，王化成（1999）提出的五假设等。关于财务管理假设的争论表明学者们对于构建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结构逻辑前提的不同认识，但其中也有共同的观点。作者认为，财务管理假设的唯一意义在于它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形成和推演的逻辑基础，因而假设的提出应考虑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需要和客观理财环境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必然要求。
（三）关于财务管理目标的争论
财务管理目标既是财务管理实践所追求的目的，也是财务管理理论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其统领财务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前进方向，同时二者又服务于财务管理目标，是在考虑财务管理环境和研究财务管理假设的前提下提出的。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目标同样存在多种意见，代表性的观点有：陈毓圭（1992）提出的利润最大化、净现值最大化、资本成本最小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刘贵生（1992）提出的现金股利最大化，陆正飞（1996）提出的长期资本增值，王化成（1997）提出的产值最大化，郭复初（1997）提出的所有者财富最大化，荆新等（1998）提出的企业价值最大化等。作者认为，财务管理目标应以明确性、可衡量、可达性、相关性和时效性为特征，因而倾向于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观点，它代表了企业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最大化，这一点与西方理财目标是一致的。
（四）关于财务管理原则的争论
财务管理原则是指导财务管理实践的总体思想，是约束财务管理行为的规范准则，其来源于财务管理实践，又高于财务管理实践，具有普适性、抽象性和概括性的特征，是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关于财务管理原则也存在多种争议，代表性的观点有：郭复初（1997）提出的六原则，陆正飞（1998）提出的六原则，王化成（2000）提出的七原则，刘恩禄（2001）提出的五原则，陈守忠（2008）提出的二十原则等。学者们关于财务管理原则的看法，或同或异，或抽象或具体，各有其科学合理性。作者认为，财务管理原则作为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工作的行为准则，应以指导性、适用性和约束性为建立原则的标准，既不能过于抽象也不能过于具体，因而财务管理原则的建立应考虑理财环境的要求和理财主体的特性，以系统论的思维建立一套分层次的财务管理原则体系。
（五）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构成的争论
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构成是指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要素和成分，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普适性。关于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何种要素的问题，我国学者同样观点各异，代表性的观点有：刘恩禄和汤谷良（1990）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和应用理论，二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王庆成（1991）认为应包括财务管理对象、职能、主体、环境、目标、原则、体制、环节和方法等；郭复初（1997）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规范理论和行为理论，三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王化成（2000）认为应包括基本理论、通用业务理论、特殊业务理论和其他领域，四者又包含若干子理论。学者们的观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都具有合理性。作者认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应以系统完整和科学适用为指导思想，既要体现理论的逻辑性，也要体现环境的适应性，构建系统科学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将是我国学者现在和将来一个需要不断努力探索的使命。
三、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比较
从上述对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现状分析中可以看出，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无论是在产生的环境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基础，还是在研究思维、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既来源于中西方财务管理学者在主体论、客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倾向，也来源于理论产生的客观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一）环境背景的比较
现代西方财务管理理论①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其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由这些环境所决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制度，因而其处处体现出市场经济所特有的理念和精神；我国财务管理理论是从前苏联引进并在我国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这样的环境中生根发芽，虽然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尤其是1992年以后也逐步调整，但难免受到起初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实践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产生源于西方产权清晰的公司制企业对资金运动过程自主管理实践的需要，是为这些企业高效率配置资金资源服务的，因而其依次贯穿于企业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运营管理和分配管理的各环节，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为己任；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最初源于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企业内部资金管理的实践服务，由于这些企业自身的产权特点，因而其最初的使命仅是成本管理。这一事实相当长时间影响了人们对财务管理理论的认识。
（三）理论基础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建立在经济学、金融学、会计学和管理学的基础上，融合多学科知识，属于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理论体系，并且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借助数理统计模型进行研究，因而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主要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理论基础较为单一，主要以描述性和定义性的归纳法构建理论体系，起初其主要定位于国家与企业的财务关系，而几乎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内部资金资源配置，因而主要执行财务核算与监督的职能。这一点也影响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
（四）研究思维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以实证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以事实要素的判断和事实前提的推演为路径，注重理论的技术性和实用性，着眼于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属于“形而下”的理论体系，因而其更强调理论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也更具有操作性；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以规范主义哲学思维指导理论体系的构建，以价值要素的判断和价值前提的推演为路径，注重理论的抽象性和概括性，着眼于宏观领域问题的解决，属于“形而上”的理论体系，因而更强调理论的普适性和意识形态价值。这一点对于我国财务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五）研究方法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强调研究方法的应用，重视实证研究、经验研究、实地研究和案例研究等方法的运用，同时，融合多学科知识，借助数理模型实现量化分析，而且注重联系该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则主要采用较为抽象的描述性和定义性的研究方法，以规范研究为主、实证研究为辅，以逻辑推理为主、经验验证为辅，以质性分析为主、量化分析为辅，较少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而且也较少重视分析财务理论所处的理财环境和前提条件。这些都制约了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和应用。
（六）研究内容的比较
西方财务管理理论涉及企业的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资金管理和利润分配管理等领域，集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和财务分析评价于一体，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融合多学科知识研究财务战略、国际理财、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和行为财务等新领域，注重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虽也涉及企业财务活动的四个环节，也具有财务的各项职能，但其对理财环境的适应性较差，从而理论创新有限，再则也不注重金融市场的研究，从而对投资风险管理、金融产品定价等方面较少涉及。
四、结论
通过对中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现状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在环境背景、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研究思维、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西方财务管理理论存在明显差异。要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实际的财务管理理论，简单拿来是不可行的，必须考虑我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整个全球大趋势和国际大背景，考虑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的实际需求，在吸收借鉴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 王化成.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J].财会月刊，2000，（4）：2-7.
[2] 杨淑娥.公司财务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1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