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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法论文范文1
关键词：金融管制立法；金融消费者；立法原则
【正文】
一、引言
2007年3月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回顾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人们注意到金融机构针对公众的过度信用创造使得金融系统积聚了大量信用风险，后者又成为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美国住房贷款市场上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远远超出了公众的还款能力，宽松的管制政策下的无风险套利诱惑又导致贷款经纪人的掠夺性贷款（predatorylending）泛滥。在信用卡市场上，金融机构滥发信用卡的问题同样严重，美国公众的信用总额从1990年时的2386亿美元飙升至2008年9月底时的9770亿美元，而信用卡坏账率增加了18%；高额收费、交易信息不透明等信用卡欺骗行为十分猖獗，这些一度令美国面临又一波信贷危机的威胁。
这些市场滥用行为暴露出美国现行金融管制立法的一个严重缺陷，金融管制立法忽视了对消费者的应有保护，结果纵容了金融机构的市场滥用行为，最终却引发了金融危机。2009年3月，美国财政部了《金融管制改革白皮书》，针对现行金融管制体制的弊病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方案。该方案除了强调对金融加强监管的传统思路以外，特别指出管制立法应重视对于消费者的保护，相关的改革措施包括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向消费者提供透明的、简明扼要和公平的交易信息等内容。该建议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强烈支持，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活动开始陆续展开。2009年10月2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正式通过了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法案，成为美国自危机后进行金融立法改革跨出的决定性第一步。
如果说，各国从此次金融危机吸取的最大教训应是真正贯彻落实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制度，似乎也并不为过。当代，包括日本等国的金融管制立法都已开始重视金融领域的消费者诉求，并通过加强金融机构的法定义务和责任，赋予消费者法定权利等立法措施矫正交易双方的不对等状况，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借鉴这些金融市场上的管制立法经验和教训，探究加强消费者保护的金融管制立法理念，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放松管制和立法改革而言恰是正当其时。
二、保护消费者权益是金融管制立法的应有之义
通常认为，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负外部性使得管制成为金融市场运行良好的基本保障。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纷纷开始走上金融管制之路。当代，无论是美国的“双重多头”监管模式、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双峰”监管模式、还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单一监管模式等等，其金融管制的立法目标除了强调维护货币体系与金融稳定、促进金融机构谨慎经营；建立高效率、富于竞争性的金融体制以外，皆将保护包括存款人、投资者在内的各类金融消费者权益纳入到立法宗旨当中。
（一）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促使金融消费者寻求法律保障
在金融市场上，我们已经习惯于从金融业不同领域的角度对个人使用相应的身份标志。个人去银行办理存款时被称之为“存款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时被称之为“保险相对人”，在证券交易所买卖股票等有价证券时又被称作“投资人”。而在金融放松管制、金融业务交叉与创新的背景下，存款人、保险相对人或投资人的身份区别越来越失去意义。对于个人来说，选择一项金融服务也就是挑选商品的过程，个人就是金融市场上的消费者。
但是，金融市场上的商品和消费者又有其特殊性。一方面，金融商品较之普通商品而言具有若干特殊性。首先，金融服务构成了金融商品的实质内容，这使得金融商品生而具有无形性。由于金融商品没有可供评定其价值的外形和质地等要素，因此消费者的交易判断完全依赖于金融机构一方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其次，金融商品在风险形式、费用构成、利润结构、提前退出的惩罚机制、税费负担等各方面都有较高的专业性壁垒，这对消费者的专业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即便金融机构一方提供了商品的所有信息，但是如果大量采用晦涩难懂专业术语，消费者仍然无法真正理解金融商品。再次，金融商品是关于金钱的一类特殊商品，具有收益性及相伴而生的风险性。金融商品收益性的大小是通过收益率来衡量的。金融衍生商品更是因为以小博大的杠杆性，在交易时只需交付少量保证金即可签订大额交易，从而成为高收益金融商品的代表。有收益就有风险。金融商品总是伴随着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金融消费者如果缺乏必要的风险意识或有关风险的信息，则极易遭受损失。可见，较之普通商品或服务而言，金融商品的信息对于消费者进行交易判断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亦应主要围绕着交易信息的提供与获取而展开。
另一方面，金融消费者与一般消费者相比，交易弱势特点更为突出。金融商品的无形性、专业性、高风险性等特点，使得金融消费者在交易中处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金融消费者在知识水平、信息收集与处理能力、交涉能力、经济承受能力等各方面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仅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正确有效的把握金融商品的重要信息和规避不适当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对金融商品的宣传、推销和劝诱行为，以及其他与交易决策有关的信息就左右着消费者的交易判断。实践中，金融机构又会利用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从而引发道德风险。
总之，金融市场上商品交易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加之交易双方力量差异十分悬殊，使得金融消费者很难实现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交易。这就要求法律伸出援助之手，给予金融者应有的倾斜保护，以矫正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维持二者在信息的收集、掌握、辨别、理解等各方面的力量均衡。
（二）放松金融管制不能放松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
随着金融产业的发展和创新，严格管制的立法体系对金融市场发展的阻碍作用日益突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放松管制的金融立法改革在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普及，改革措施包括大量废除行政审批等限制性规则，取消金融分业经营限制等。但是，金融创新和综合经营亦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仅依赖市场的自我调节，放任金融机构的创新活动和自由竞争，金融机构在利润与市场占有率的驱使下极易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换取自身的竞争优势地位。金融机构的滥发信用、误导性销售等市场滥用行为不仅直接侵了害广大消费者权益，更将动摇金融稳定的市场基础，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此次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正是放松管制出现过度，特别是金融活动缺乏保护消费者权益规则的约束，从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真实写照。痛定思痛，危机之后的美国学术界已初步达成共识：提升美国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地位，只是金融管制的一项目标，它不应当牺牲金融管制的一些基础价值，首要的即是保护公众投资者、存款人等消费者的权益。
美国从次贷危机中接受的教训，对于隔海相望的日本而言，却有着似曾相识的熟悉感。1996年，日本进行金融“大爆炸”的制度改革，改革虽然倡导“自由、公平、全球化”的基本原则，但是改革实践却没有对“公平”原则给予应有的重视。立法者在对日本金融业放松行政管制的同时忽视了对消费者的应有保护，结果引发了大量消费者受害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迅速发展金融产业恢复金融中心地位，日本推行了金融“大爆炸”改革。改革废除了大量金融管制规范，鼓励金融机构的自由竞争和业务创新，一时间各类新兴的金融商品和服务像洪水一样开始充斥于公众的视野，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各类与消费者有关的金融纠纷也出现爆发性增长。金融消费者纠纷激增的严峻现实促使改革者重新审视金融大爆炸改革的方向，通过对金融管制立法的自我修正，完善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机制。对此，日本有学者形象地概括道：“（金融）放松管制好比是突然出现在消费者眼前的一片深海，消费者三法（笔者按：指日本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未来出台”金融服务法“）就是这片海上保护消费者的船只。本来海与船应当是配套出现，但是现在先出现的是海洋。在没有船的情况下强迫消费者入海，溺毙或逃生都有可能。即使消费者侥幸逃生了，但是心理上就对这片海洋产生冷淡，必然影响日本的经济景气。因此消费者三法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法律，更是经济整体良好所不可欠缺的法律。”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若干立法思路
考察我国现有立法可知，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落脚点仍然放在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强对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以维护金融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作为金融产业最终用户的消费者权益尚未得到立法者的应有重视。我国《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立法中虽然也在其立法宗旨中写入保护投资人、存款人等消费者利益的内容，但是真正规定消费者权利、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事规则在具体条文中却十分少见，这使得保护消费者权益往往成为被架空了的口号。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从储蓄向投资转移”的市场导向型金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金融商品与服务日益向个人生活渗透和扩展。近年来，金融放松管制与业务交叉使得金融商品和服务种类呈现爆发性的增长态势，从而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诸如投资连接保险、认股权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新型商品较之储蓄、保险、股票等传统金融商品而言，在结构上更为复杂、风险更大。消费者如果看不懂这些商品“产品说明”或受到销售者误导，极容易受到侵害。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不仅在香港地区爆发了“迷你债券”风波等公众投资人大规模受害事件，内地也频频发生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零收益事件等投资纠纷，金融消费者受害问题日益突显。而日本、美国等国在金融危机下已暴露的问题和金融管制立法改革恰可为我国所吸取教训，并借鉴其经验。
（一）确立个人在金融活动中的消费者地位
综上可知，在金融领域，存款人、投资人、投保人等消费者是金融产业运行和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与放松管制、维持金融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金融市场发展好了金融消费者才能真正受益。反之，如果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那么金融消费者在重重侵害之下必然日渐丧失投资积极性和市场参与度，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的立法改革也终将遭遇挫败。金融管制立法不能忽视对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特别保护，首当其冲的便是将金融消费者规定进金融立法当中，确立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在法律上的消费者地位。对此，无论是经历过放松管制挫折的英国、日本，还是正经历着危机的美国，其金融管制立法皆已态度明确。
2000年英国出台《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从而弱化了金融行业的差异，将存款人、保险合同相对人、投资人等所有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都概括到“消费者”群体中去。并且，该法将“确保对消费者适当水平的保护”确定为金融管制四大目标之一，并通过增加大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范，包括金融机构销售劝诱等行为规范、民事赔偿责任规则、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等落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宗旨。
自1996年金融“大爆炸”以来，日本针对金融消费者受害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在迅速建立起一套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管制法律体系。诸如金融机构的说明义务、适合性原则、民事赔偿责任等规则不断被写进立法当中，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金融服务法”三类立法中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得到不断加强和整合。具体表现为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对金融消费合同缔约规则的统一、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对资本市场消费者保护规则的统一、《分期付款销售法》《贷金业法》等消费者信用立法的联动修订和统一化呼声的高涨，以及将来最终形成的日本版“金融服务法”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的全面统一。
（二）贯彻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立法原则
综合上述考察与分析，我们认为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保护消费者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全面保护原则和适度保护原则。
首先，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
正如上文所及，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加之金融商品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无法形成公平交易，从而要求金融立法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消费者应有的倾斜保护：即通过加重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法定义务和民事责任、赋予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相应的消费者权利等方式来矫正交易双方的力量差距。
但是，现行的金融管制立法往往从金融行政监管的需求、而非消费者的交易需求出发来设定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无法真正贯彻对消费者倾斜保护理念。这里仅以金融管制立法中有关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为例加以论述。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忽视了消费者的交易需求。金融监管机构获得信息是为了全面和正确把握金融机构的真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执行其行政监管职能。而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无论是在专业知识水平、实践经验等各方面都是旗鼓相当。因此，如果信息披露的制度服务于金融监管需求，那么相应的规则就只需要保证信息本身的真实、准确、完整等质量要素。但是，金融商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性商品，金融机构的口头和书面说明是消费者了解商品性状和做出交易判断的主要依据。又“由于服务合同中的给付行为——提供服务行自身的竞争优势地位。金融机构的滥发信用、误导性销售等市场滥用行为不仅直接侵了害广大消费者权益，更将动摇金融稳定的市场基础，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此次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正是放松管制出现过度，特别是金融活动缺乏保护消费者权益规则的约束，从而走到另一个极端的真实写照。痛定思痛，危机之后的美国学术界已初步达成共识：提升美国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地位，只是金融管制的一项目标，它不应当牺牲金融管制的一些基础价值，首要的即是保护公众投资者、存款人等消费者的权益。
美国从次贷危机中接受的教训，对于隔海相望的日本而言，却有着似曾相识的熟悉感。1996年，日本进行金融“大爆炸”的制度改革，改革虽然倡导“自由、公平、全球化”的基本原则，但是改革实践却没有对“公平”原则给予应有的重视。立法者在对日本金融业放松行政管制的同时忽视了对消费者的应有保护，结果引发了大量消费者受害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迅速发展金融产业恢复金融中心地位，日本推行了金融“大爆炸”改革。改革废除了大量金融管制规范，鼓励金融机构的自由竞争和业务创新，一时间各类新兴的金融商品和服务像洪水一样开始充斥于公众的视野，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各类与消费者有关的金融纠纷也出现爆发性增长。金融消费者纠纷激增的严峻现实促使改革者重新审视金融大爆炸改革的方向，通过对金融管制立法的自我修正，完善对金融消费者的法律保护机制。对此，日本有学者形象地概括道：“（金融）放松管制好比是突然出现在消费者眼前的一片深海，消费者三法（笔者按：指日本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未来出台”金融服务法“）就是这片海上保护消费者的船只。本来海与船应当是配套出现，但是现在先出现的是海洋。在没有船的情况下强迫消费者入海，溺毙或逃生都有可能。即使消费者侥幸逃生了，但是心理上就对这片海洋产生冷淡，必然影响日本的经济景气。因此消费者三法不仅仅是消费者的法律，更是经济整体良好所不可欠缺的法律。”
三、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若干立法思路
考察我国现有立法可知，我国金融法律制度的落脚点仍然放在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立法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加强对金融机构外部监管机制和内部治理结构改革以维护金融秩序和促进经济发展，而作为金融产业最终用户的消费者权益尚未得到立法者的应有重视。我国《银行法》《证券法》等金融立法中虽然也在其立法宗旨中写入保护投资人、存款人等消费者利益的内容，但是真正规定消费者权利、具有可诉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事规则在具体条文中却十分少见，这使得保护消费者权益往往成为被架空了的口号。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从储蓄向投资转移”的市场导向型金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进，金融商品与服务日益向个人生活渗透和扩展。近年来，金融放松管制与业务交叉使得金融商品和服务种类呈现爆发性的增长态势，从而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选择机会。但是诸如投资连接保险、认股权证以及银行理财产品、信托产品等新型商品较之储蓄、保险、股票等传统金融商品而言，在结构上更为复杂、风险更大。消费者如果看不懂这些商品“产品说明”或受到销售者误导，极容易受到侵害。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不仅在香港地区爆发了“迷你债券”风波等公众投资人大规模受害事件，内地也频频发生银行个人理财产品零收益事件等投资纠纷，金融消费者受害问题日益突显。而日本、美国等国在金融危机下已暴露的问题和金融管制立法改革恰可为我国所吸取教训，并借鉴其经验。
（一）确立个人在金融活动中的消费者地位
综上可知，在金融领域，存款人、投资人、投保人等消费者是金融产业运行和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与放松管制、维持金融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金融市场发展好了金融消费者才能真正受益。反之，如果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那么金融消费者在重重侵害之下必然日渐丧失投资积极性和市场参与度，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的立法改革也终将遭遇挫败。金融管制立法不能忽视对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特别保护，首当其冲的便是将金融消费者规定进金融立法当中，确立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在法律上的消费者地位。对此，无论是经历过放松管制挫折的英国、日本，还是正经历着危机的美国，其金融管制立法皆已态度明确。
2000年英国出台《金融服务与市场法》，该法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从而弱化了金融行业的差异，将存款人、保险合同相对人、投资人等所有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都概括到“消费者”群体中去。并且，该法将“确保对消费者适当水平的保护”确定为金融管制四大目标之一，并通过增加大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范，包括金融机构销售劝诱等行为规范、民事赔偿责任规则、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等落实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宗旨。
自1996年金融“大爆炸”以来，日本针对金融消费者受害的社会现实问题，正在迅速建立起一套有效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管制法律体系。诸如金融机构的说明义务、适合性原则、民事赔偿责任等规则不断被写进立法当中，消费者合同法、消费者信用法以及“金融服务法”三类立法中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得到不断加强和整合。具体表现为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对金融消费合同缔约规则的统一、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对资本市场消费者保护规则的统一、《分期付款销售法》《贷金业法》等消费者信用立法的联动修订和统一化呼声的高涨，以及将来最终形成的日本版“金融服务法”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的全面统一。
（二）贯彻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立法原则
综合上述考察与分析，我们认为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保护消费者的三项基本原则，即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全面保护原则和适度保护原则。
首先，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
正如上文所及，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加之金融商品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无法形成公平交易，从而要求金融立法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消费者应有的倾斜保护：即通过加重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法定义务和民事责任、赋予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相应的消费者权利等方式来矫正交易双方的力量差距。
但是，现行的金融管制立法往往从金融行政监管的需求、而非消费者的交易需求出发来设定金融机构的义务和责任，从而无法真正贯彻对消费者倾斜保护理念。这里仅以金融管制立法中有关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为例加以论述。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规则忽视了消费者的交易需求。金融监管机构获得信息是为了全面和正确把握金融机构的真实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章制度和执行其行政监管职能。而监管者与金融机构无论是在专业知识水平、实践经验等各方面都是旗鼓相当。因此，如果信息披露的制度服务于金融监管需求，那么相应的规则就只需要保证信息本身的真实、准确、完整等质量要素。但是，金融商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性商品，金融机构的口头和书面说明是消费者了解商品性状和做出交易判断的主要依据。又“由于服务合同中的给付行为——提供服务行为本身就是由合同条款所规定，消费者要理解这些条款并就此做出正确的交易判断，显然要比对有形商品的质量、性能等情况加以识别要难得多。”所以，法律对金融领域经营者向消费者履行的说明义务应当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机构除了要保证信息自身质量之外，还必须关注消费者对信息的接受和掌握能力。也即，除了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和具有及时性以外，金融机构向消费者进行说明时还应当满足诸如针对性、适合性、可理解性等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2）金融管制立法往往缺少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内容。“无救济、无权利”，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应当包含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规则。如果没有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金融机构即便存在违法行为、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不需要向投资者承担任何法定的民事责任，因此无法有效防止金融机构的欺骗易行为。而且，倾斜保护原则还要求金融机构承担更多的程序性义务。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在信息上的严重不对称使得前者在主张金融机构的民事责任时往往面临举证困难和败诉风险，法律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也变得徒有虚名。因此，简化金融机构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减轻消费者举证责任应当是金融消费者民事保护制度的特别要求。
应当承认的是，美国金融管制立法中有关金融机构信息披露义务的相关规定并不少见。以住房抵押贷款法律规范为例，相关的立法包括《贷款真实法案》、《平等信贷机会法》、《房屋所有权保护法》、《公平住宅法》、《社区再投资法》、《住房抵押贷款信息披露法》等等。但是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原则在这些立法中并没有得到完全贯彻，结果大大削弱了其保护力度：虽然《贷款真实法案》等法律对贷款机构规定了信息披露义务，但是并没有考虑到借款人其实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去理解那些复杂的贷款条件，未从消费者的理解水平出发规定所披露信息的相关内容；虽然《平等信贷机会法》和《公平住宅法》等法律禁止贷款机构的交易歧视行为机构eiusingAct，但是对于贷款机构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的证明责任却要由无法了解内部放贷标准的借款人来承担；虽然《房屋所有权保护法》等法律严格限制贷款利率水平以保护借款人，但是要求借款人能够自己判断贷款机构是否存在违反规定收受高额费率的情形。特别是，这些立法存在大量保护漏洞，致使五花八门的掠夺性贷款行为在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上畅行无阻：这些漏洞包括未要求贷款人披露贷款的实际成本、未明确禁止贷款人收取不当超额费用、未规定贷款人在应当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水平提供贷款、未禁止翻转贷款、未就贷款的欺诈和虚假陈述行为规定法律责任、未禁止预付罚金、未禁止大额尾付贷款业务等不公平贷款等等。
相较而言，近年来日本在金融立法中已经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的说明义务及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规则。例如，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第3条规定，金融商品销售者应当向顾客就下列重要事项履行说明义务：其一，由于利息、通货的价格、金融商品市场的行情等指标的变动而可能导致本金损失危险时，应当说明该项危险、相关指标以及有关金融商品因为指标变动而直接影响的重要部分。其二，由于金融商品销售者等相关金融机构的业务变动或金融环境的变化而可能产生本金损失危险时，应当就该项风险进行解释，并说明有关当事人的情况。特别是，该法第5条的规定，金融商品销售业者，如果违反第3条的规定而未向顾客就重要事项进行说明、或者违反第4条的规定而向顾客提供了断定的判断等行为，据此给顾客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虽然没有明确使用“说明义务”的概念，但是通过规定缔约前的书面交付义务（第37条之3第1项第5-6号）和缔约时的书面交付义务（第37条之4）的规定，进一步加强了对经营投资类金融商品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义务要求。这样一来，如果金融机构没有履行法定的说明义务而致使消费者遭受损失之时，后者就可以直接援引这些法律规定，通过诉讼等纠纷解决机制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寻求损害赔偿。
其次，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全面保护原则。在金融分业界限日益被打破、金融创新活动频繁的当代，放松金融管制的措施将会会产生大量立法空白和立法冲突。而对于金融消费者来说，不可能要求他们对这些调整金融机构业务行为的差异性规范有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以判断金融机构的行为是否存在违规或欺诈，更不可能假设他们能够依据这些纷繁复杂的规章制度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因此，即使金融管制立法开始关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保护存在漏洞，也会令整个金融大厦瞬间倒塌。对此，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无异于一个生动的注脚。
这就要求金融管制法对于消费者的保护能够全面覆盖所有金融市场活动，除了对于已有的金融商品和服务有所规范，还有必要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新型金融商品和服务给予原则性和概括性的规定，防止金融消费者在遭受侵害后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根据美国财政部2009年的《金融管制改革白皮书》成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署，将统一行使金融消费者保护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旨在有效弥补法律漏洞与空白。在日本，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规则已经体现出全面覆盖趋势：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针对所有的金融商品销售活动首次确立了全面的消费者保护规则框架。其次，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作为正在形成中的日本“金融服务法”的先驱部分，已将有关消费者的保护规则覆盖到所有投资类金融商品。再次，现行的日本《分期付款销售法》《贷金业法》等几部消费者信用立法存在的漏洞已备受诟病，这些立法在加快修订的同时也在酝酿着统一化的进程。
再次，金融管制立法应当贯彻对消费者的适度保护原则。
金融管制立法对消费者的保护应当是有限度的，即遵循适度保护原则。应当意识到，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并非金融管制立法的根本目的所在。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对抗，反而存在根本性的相互依赖：消费者地位的弱化，会从根本上缩减社会消费需求、抑制生产规模，造成经济衰退，最终损害的是经营者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认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恰恰是为了实现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质平等，从而贯彻“私法自治”的民法精神。对消费者的倾斜保护，“一是为了确保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对等性’，从而恢复消费者的自我决定能力，使得消费者一方当事人能够基于合理判断而缔结合同；二是为了确保市场自由竞争机制的正常运行”。对金融消费者的适度保护原则主要应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交易本身的性质，因为交易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交易风险和复杂程度的大小差异，从而决定着立法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二是考虑消费者的交易能力，包括消费者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学习精力、经验水平、经济实力、风险承受能力等要素。
就第一个因素而言，法律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应当仅限于矫正消费者在交易能力上的弱势地位，以保证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在实质公平的前提下发生交易关系；而不应当延伸到消费者因从事该金融商品交易而可能面对的结果。如果消费者从事投资类金融商品的交易活动，只希望得到更高的收益回报而不愿意承担损失风险，那将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市场滥用。也即，金融消费者在参与投资活动时，应当确立必要的风险意识，在了解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限度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学习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从而成长为一个有独立判断能力的成熟消费者。对于如何把握好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尺度，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给出的若干原则值得借鉴。该法第5条规定金融管制者在确定对消费者的保护程度时，必须（1）考虑包括投资在内的各类金融交易在风险水平上的可能差异，（2）考虑消费者在经验、专业水平上的可能差异，（3）考虑消费者对外部建议和准确信息的需求，（4）考虑消费者就自己的交易决定负责的一般原则。:
就第二个因素而言，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也包含有加强消费者自己责任承担能力、培养成熟消费者的要意。特别是对于高收益高风险的金融投资市场而言，成熟的消费者群体是该市场稳健发展的根本所在。如果消费者已经具备了与金融机构相当的交易能力，而法律仍然给予其倾斜保护，此时这种保护不仅对于此类消费者而言显得画蛇添足，也是对法律资源的不必要浪费。金融活动注重效率、关注成本与收益的合理关系，而对那些在经济实力、专业水平、交易经验等各方面皆势均力敌的个人专家（expertprivatecustomer）给予倾斜保护显然是一项加重成本却无甚收益的工作。有鉴于此，法律不仅应当区分消费者与机构类金融顾客，从而给予前者倾斜保护，而且还有必要对个人消费群体作进一步区分，将那些成熟的消费者剔除出倾斜保护的对象范围。以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销售法》为例，该法在加强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说明义务及民事责任的同时，亦将那些具有金融商品销售方面的专门知识以及经验的“特定顾客”，排除在倾斜保护对象之外，金融商品销售者就重要事项进行特别说明等强制性义务对其并不适用。同样，日本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亦将“根据《商法》第535条的规定，缔结匿名组合契约的个人，或者在知识、经验以及财产状况等与内阁府令规定的特定投资者认定要件相当的其他个人（净资产在3亿日元以上等要件）”归入“特定投资者”的范畴（《金融商品交易法》34条之4），不予适用上述保护性规则。而且，该法为普通消费者转向特定投资者提供了通道，使那些“（1）拥有10亿日元以上有价证券，（2）在金融机构开设专门的有价证券交易账户超过1年以上”的个人还可以申请转化为“特定投资者”，从而可以参与到更为复杂和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当中去。
【注释】
消费法论文范文2
(一)基本价值
以法律价值扭合与法商复合理念为考量长久以来，之于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争议不断，在政府工作报告给予官方认可之后，学界争议暂时搁息。但之于经济法理念价值的思辨，法学学者仍然力求日新。2根据漆多俊教授的观点，经济法的价值亦不外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其指出，“以上各项价值及他们间的层次关系，无论对于法或对于其他社会规范，是一致的，这是它们共同的价值体系(价值链)”；“经济法是法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同一般法的价值一样，它也具有秩序、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它的价值链的中心环节也是效率与公平”。笔者认为，这并非是法价值的简单堆砌，而是相互关联、有机联系。真正被累加的要死，形成法价值净效应的合拢。之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的价值体系，不妨视为某种程度的缔结与扭合；从另一方面观察，“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的价值体系完成经济法乃法之一部的有效证成，使其与政策规范相区分。笔者赞同漆多俊教授的观点，还落于其与法商复合理念的契合。笔者将法商复合理念分解，“法”对应制度与规范，“商”对应经济与管理。则探求制度、规范、经济、管理背后的价值关怀，仍可得出正义、公平、效率、秩序的结论。而漆多俊教授强凋的中心价值链“效率一公平”，恰与“经济一规范”中的“效率一公平”吻合，使之(“经济一规范”)与经济法又存在某种冥合。鉴于法商复合理念的提出，仍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漆多俊所提的法价值已然包括四项内容，何以法商复合理念之“法”只有两项内容。笔者认为，不应简单囿于所谓广义与狭义的文字之辩，尚应另觅佳径。具体而言，包括两点：其一为法制与法治的区别，法商复合理念之“法”强调法制(静态居多)，与“商”对应；漆多俊教授所提的法价值由应然角度出发，发端于法治的思考，故而内涵不同。其二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对照经济基础，法(规范)同步体现的价值便只得后退。
(二)主导价值
以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为考量之于经济法的特殊性，其主导价值不应简单落于“秩序一效率一公平一正义”。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所烘托的价值可以视作其经济法的主导价值。笔者认为，人是社会性群居动物，“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本观念与社会本位仅就概念而言固然存在字面差异，但究其实质，探其逻辑，则应属连贯一致无疑，并无相悖之处。强调经济法的主导价值，作用有三：第一，符合一般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科学本身是人的一种理性思维运动，与人性有着天然的联系。休谟指出，因其潜在地受制于人们的认识范围且要由其的权力与能力来判断，所有各种科学均或多或少地与人类本性有关，也均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关于人的科学。西方古典人文与近现代人文主义的实践已经证实：人性问题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第二，勾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政策。笔者认为，社会本位是异于(但不介于)个人本位与国家本位的“第三条道路”。经济法价值由人本观念主导并不意味着其政策性有所削弱，经济法所带有的隐性公法色彩业已基本得到学界的公认。与以主体法律地位平等为前提假设的民事法律不同，经济法与政策的关系要紧密得多。所幸的是，当下政策同样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使得经济法所受政策影响间接成为经济法主导价值的佐证。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的价值内涵，在不同时代的侧重各有不同，当下经济法理念中“以人为本”的诉求突出对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表彰。“第三，厘清与法经济学的关系。12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伊始至今，影响最盛的当数法经济学思潮。除了在分析方法上为经济法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间接证明外，它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一定程度上支撑经济法存在与发展。然而，法经济学有其固有特性——在法经济学领域，一切法律制度作为一种被经济效益(成本与效率)衡量的对象以及衡量经济效益的一种尺度。有学者从“道义价值”、“功利价值”、“实证价值”来论证经济法学与法经济学的关系，固然为两者区分提供有效依据，但笔者认为人本观念的架构，除了夯实民法之外经济法的特殊地位，也进一步明确“经济法学理念”与“法经济学工具”的关系。
(三)辐射还是反映
管窥部门法反映经济法理念的“悖论”之于部门法反映经济法理念，似乎存在悖论：部门法既然反映经济法理念，其何以不是经济法之一支?笔者认为，解释这一“悖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第一，部门法的划分与现行法的制定并未完全吻合。“部门法”的提法，或滥觞于中国法理学界的理论划分，多对应于应然体系；现行法的制定则是依据现实生活所需，由政策或习惯转化而来，多受命于实然需要。例如，关于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的部门法归属，似乎存在纳入商事法与金融法两可的情况，甚而一些金融法领域的学者根据现实需要与国际潮流，将民法中担保法亦纳入金融法研究范畴，力图使之体系日臻完整。之于经济法所周延的对象，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仅竞争法的归入在学界尚无较大争议。“部门法”既是动态变化的，用静态的形式逻辑进行判断或者实现类似民法上的“涵摄”，多少存在困难。有学者提出经济法“时空性”的特点，意在验证经济法的发展与融合、逡巡至圆熟，笔者简陋，仅假借“时空性”特点作为部门法变化演绎的理论依据，以证与现行法不存在全然的“对号入座”。第二，基于程序事项的需要。以婚姻登记与物权登记为例，登记本身具有行政色彩，婚姻登记与物权登记确属行政程序无疑，但仅就常识而言，亦能断定婚姻法与物权法不属行政法之流。究其立法的原因背后，乃基于程序事项的需要，以表彰或确认相应法律关系或权属关系。第三，基于解释学的技术。以刑法醉酒驾驶入刑为例，刑法学的解释借助社会危害性、可非难性等价值判断、犯罪构成要件等工具，而笔者以法经济学之外部性解释，似乎亦能自圆其说。法律规范的犬牙交错与成文形式，为解释学的活跃提供了空间，基于各部门法的理念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为法律规范的“良法证成”与修葺完善提供条件。但是笔者认为，(其他)部门法反映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理念的表述或存瑕疵。考虑到法律的消极性，使用“反映”一词或有不妥。笔者认为，应当是经济法理念的辐射效应，对其他部门个别或些许法律规范的深入。以侵权责任法为例，2009年《侵权责任法》第一次明确在法律中使用了“惩罚性赔偿”的概念：“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与大陆法系的一般民法理论——以填补为要旨，多有不符。但衡酌其立法时间与立法背景，《侵权责任法》此一立法规定受经济法理念影响(辐射)的颇深痕迹显而易见，但若言其旨在反映经济法理念或难成立。法律在其消极性之外，作为固有制度的存在，其推定力与拘束力对社会正向的有效效应，成为其他立法的有益借鉴。对于经济法理念的辐射，理宜亦然。
二、经济法的价值回应：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涵盖之殇
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同一主体(不论自然人或法人)由于不同法律部门调整对象与调整任务的不同，以不同的身份成为不同法律部门的主体，对该“身份”的概括与类型化即是对不同部门法主体的提炼。“经济法是否存在自己的独特主体制度，关键就在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任务是否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于其主体产生什么特殊要求，赋予了何种权利义务，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主体特色。”李友根教授认为，经济法的主体可概括为经营者、消费者与政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概念已经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使用，且法律对其亦有明确定义，是市场规制法保护或规制的对象。在确定经济法的主体为消费者、经营者与管理者之后，以何者为中心，三者的利益如何衡量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笔者赞同徐孟洲教授的观点，应以消费者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主体体系。根据徐孟洲教授的观点，“‘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以消费者为本”’、“从经济学的理论出发，消费者也应该得到优先保护”、“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应该给予特殊保护”。20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由还有如下两点：第一，消费者的保护需要建立并完善各种措施与制度，并非消费者保护的单行法所能解决。在现代社会，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除了依靠基本的民法外，必须依靠经济法，发挥政府与消费者组织的作用，运用经济法理念与调整手段，体现政府的管理与参与。相关法律或者直接为消费者的保护而制定，或者将消费者的保护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是消费者保护的专门制度，体现以消费者为本的观念。第二，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较之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理论更为直接。“市场失灵”、“无形之手”的缺陷构成经济法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笔者认同这一观点，但笔者认为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界限较难廓清，因其建立于“否定”之上的理论，伴随固有的间接性。不妨以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奠定经济法的主体体系，毕竟政府何时干预、如何干预都是依赖于对消费者行为反馈后的决策，而消费者保护是贯穿始终的，具有直接性。国家政府保护消费者的理念与国家政府有限干预的理论，窥其实质是一物两面，但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可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效。此外，强调经济法之法律关系主体一方恒为国家，易与行政法混淆，经济法的社会性色彩消褪。就此而言，关注以消费者为本的理念，实践经济法主体的观念革新亦颇有必要。
(二)回应经济法价值
以消费者为中心的辐射效应经济法属于由公权力合理敢于(市场)经济的法律，通过综合的调整手段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经济法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经济法法益目标的深入与具体化，使得经济法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更具针对性。。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造经济法的体系，就是以市场规制法为主体构造经济法的体系。因为市场规制法有着共同的主体(消费者、经营者与管理者)，其调整市场的竞争关系与交易关系，以消费者的保护为基本价值追求设计经济法的规范与体系，可以增强经济法的体系性和不同制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提升消费者保护的力度。具体而言，其能体现其与民事法、商事法、金融法、社会法的内在联系，甚而有效发挥经济法理念的辐射效应。依徐孟洲教授所言，“概言之，以消费者保护为中心构建经济法的体系是现阶段中国消费者保护现状的需要；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经济法中予以落实的需要；是推进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体系化的需要；也是促进经济法内在体系和谐的需要。”
三、经济法的价值表彰：扬弃部门法理论的对峙与融合
(一)实践需求
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主旋律，改革开放最强烈、最直观的呈现无疑是一种渗透于经济、政治与社会各个领域的转型。强烈而直观的社会转型过去存在，现在正在发生，将来也会出现，如此的社会转型孕育着巨大的法律调整需求，实践需求催逼经济法的酝酿与成型，勾勒经济法的发展进路。转型脉络抑或清晰可陈，但经济现象浩如烟海，笔者仅枚举几例典型并试做如下概述：之于“三农问题”，中国农村已由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逐步规范，市场运作的发展机制逐步渗透，农村金融的形成机制逐步发育。解决“三农问题”，既要运用市场机制鼓励农民参与市场交易、投资设立乡村企业，又要通过粮食补贴、小额信贷扶持等公共管理机制予以扶助，两者的交叉运用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筹。而当农民逐步成为消费者时，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经济法理念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既要考虑民商法层面的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还要考虑国有资产法意义上的国有金融资产监管。国有金融资产监管本身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筹当无异议，就公司治理与股权结构而言，涉及上市公司对金融}肖费者的投资保护问题，贯穿以消费者(保护)为重点的宗旨，依然反映了经济法的理念辐射。之于事业单位分类改革27，构建法人治理结构是其类型化治理的核心。与一般的营利性机构不同，事业单位的非营利性决定了其在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Theory)时势必涉及社会公众，且事业单位理事会构建也遵循吸收外部理事的做法。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主要目的即落于减政放权，对于公益类事业单位完全适用行政法显然已无法满足时展的需求，基于教育医疗的服务对象实属消费者无疑，其部分法律关系由经济法调整是更优选择。上述问题是当下中国社会、经济面临转型问题的缩影，亦由此可见，除了政府主导之外，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的鲜明特征还包括“体制转型”与“进程压缩”。所谓“体制转型”，意指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来，由于缺乏发育成熟的市场机制以及配套的制度设置，这种转型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不牢固，尽管推动这一转型的力量理论上会越来越增强。所谓“进程压缩”，意指中国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二百多年走过的路，迈进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门槛，这种跳跃式的速成发展诚然给国人带来了莫大的欣喜，也引起了世界各国巨大的惊呼，但同时由于过分强调速度而忽视质量也遗留了无数的问题。“体制转型”与“进程压缩”的经济实践导致众多经济与社会问题以一种“叠加式”或“复合式”的形态存在，为经济法的发展进路明确方向。
(二)理论回应
消费法论文范文3
一、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消费信贷的发展，必须要有良好的信用环境和信用秩序为依托，而完善的个人信用制度是最重要的基础，也是银行控制消费信贷的前提保证。因此，我国要发展消费信贷，当务之急是建立个人信用制度，在步骤上可采用渐进式策略。首先在条件成熟的大中城市建立各金融机构和有关部门参与的联合征信机构，将经过调查和评估的消费者的资信实现区域内个人信用资源共享。然后以此为中心，由国家组建专门机构构建区域性辐射网络，建立全国性的个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系统建好后，银行就可以酌情决定是否贷款，是否可给予优惠以及是否需要密切关注其信用活动，乃至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为了适应我国加入WTO后的伙计经济环境，取得我国个人信用评估机构开展业务的国际对等地位，在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初始阶段就要注重与国际行业标准接轨，引进国际上先进的征信技术，以便为国际同行所接受。
二、建立有效的个人消费贷款担保机制。根据国外消费信贷发展的经验来看，政府担保机构对于分散风险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可考虑由政府出面组建消费信贷担保公司，以较低的收费对为配合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而发生的消费信贷业务进行担保或保险，以降低银行所面临的信用风险，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此外，建议银行允许有正式单位和正常收入的居民以工资收入权作抵押申请贷款，如到期不能清偿本息，银行可依法获得其工资收入权，直到完全清偿为止。三是大力培育规范的抵押品二级市场，实现消费信贷证券化或票据化，提高消费信贷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使银行在获取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能够转移贷款风险。
三、确定科学的市场营销战略
1、确定区域经济的差异性。研究确定发展消费者的重点区域范围，有计划，有步骤的实现消费信贷结构梯度调整。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所拥有的金融资源，人均消费水平，人均纯收入水平的差异性也很大，加之受地区经济特点的和产业梯度转移影响，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也很大。因此，实施以发展消费信贷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信贷结构调整战略，需要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出发，按照梯度次序，实施消费信贷结构的区域调整。
2、扩大消费信贷的服务领域。应紧密结合政府鼓励消费的方向，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特点，开发新的消费信贷品种。各银行应在大力发展住房和汽车消费信贷的同时，在教育、旅游、信息、服务业等领域开发形式多样的消费信贷服务品种，并针对不同消费信贷品种和贷款对象，在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如国际上通行的等额偿还法，等本等息法、等额本金法，等额递增法，增本减息法等方式，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此外还应适度放宽抵押物的条件和贷款额度，如对存单和凭证式国债抵押，接受跨行抵押，这样将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融通资金和手续上的便利。
3、放松对消费信贷的管制。首先，应放宽对消费信贷利率的管制，允许贷款利率在更大的幅度内浮动，允许银行根据不同借款人的信誉、贷款的种类、期限、首期付款比例等来确定对利率的自由选择，增加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收益意识，规范消费者和银行之间的行为方式和业务往来。其次，允许其他金融结构经营消费信贷业务。如可以考虑成立专营消费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办理住房、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分期付款信贷，购买银行所发放的商业贷款等。与此同时，还可以考虑让人寿保险公司参与到消费信贷市场上来，由它们购买商业银行所发放的消费信贷，尤其是期限比较长的个人住房贷款。通过这些方式，能有效的促进消费信贷市场的竞争，进一步推动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
4、在保证信贷安全的前提下，要适当简化手续，下放权限。处于对防范风险的考虑，目前各商业银行对贷款人的资信市场款担保等方面把关过严，在贷款手续上过于繁琐，极大的打击了消费者进行消费贷款的积极性。要进一步加大银行商业化、企业化、市场化的步伐，适度放宽对贷款条件的限制，给予银行更多的经营自，这样即有利于国家宏观调控，又促进了银行对象业务的发展。
四、构建完善的消费信贷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个人信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消费信贷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我国立法部门应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相关法律条文，尽快制定专门针对消费信贷的法律、法规，如制定消费信贷法、住宅抵押贷款法、个人破产法等，完善先行的《担保法》、《合同法》等，以规范消费信贷各方面当事人的市场行为，保证银行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使消费信贷在业务种类、范围、操作程序、个人资信评估、担保、保险等方面的措施和办法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促进消费信贷业务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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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分期付款信用体系扩大内需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带来了全球的经济寒冬，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波及到了中国等亚洲国家。众所周知，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次贷危机。而造成危机的根源，除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堆积、美国过于发达的金融创新、倒三角式的金融结构和金融监管不力之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美国人长期形成的消费信贷习惯。如众人所知，美国人的生活是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来的。长期以来个人信贷模糊并淡化了所有权的概念，形成了如今“危如累卵”的物质生活。
消费信贷是个人或家庭用于满足个人需求的信贷，是商业企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对消费者个人提供的信贷。按照用途划分，消费信贷可以分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旅游贷款、信用卡贷款等诸多种类。因此，在很多人眼里，消费信贷就是将消费昂贵商品的美梦变为即时现实，它成就了我们的大众消费者。
一、美国消费信贷根源的追溯
消费信贷是在技术水平得不到长足发展的供给不足的背景下产生的，供给不足和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影响到消费不足，再生产便无法继续下去，所以各企业便开始刺激没钱的消费即信贷。
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国，是一个人人都遵循储蓄、节约和克己等生活规则的国家。南美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民众的生活愈加拮据，维持正常的生活是可以的，但只要出现失业、疾病等微小的家庭变动，人们便无法支付能力范围之外的费用。唯一也是最直接的方式只有借钱。因此典当和赊账成为了当时比较盛行的融资方式，这就是消费信贷的前身。然而随着“镀金时代”的到来，生产者们为了购买土地、扩大生产、开展业务、种植庄稼，越来越依赖于来自正规和非正规的隐蔽放贷网络的信贷业务。
基于以上背景，1904年费城的里特兄弟百货公司请它的记账客户推荐三位熟人，并给予他们在本店享有赊账业务的特权。随后，零售商、商业银行、个人财务公司、融资公司开始大量开展信贷业务。在1915年之后的20年间，放贷机构采取了新策略，以便以积极进取的方式追逐在消费信贷市场上可被获取的利润。他们创新性的分期付款方式，给人们的借贷方式带来了一次革命。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百货公司实施了管理改革，其中包括对赊账的集中管理，这使新的业务得以展开。管理制度的改革带来了更多愿意赊账消费的顾客，为了能够加快身份认定的速度、促进交易量的增加，商人们在世纪之交开始向经过评估的赊账顾客发放小金属身份牌———现代信用卡的鼻祖。
与此同时，来自廉价商品分期付款零售商的压力迫使之进行现金交易的商店不得不做出让步。1903年，沃纳梅克百货公司可以分期付款购买钢琴……。到了2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可以任意在他们喜欢的百货商店，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缝纫机、点唱机、橱柜等生活耐用品了。对于分期付款，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值得一提：美国福特公司分期付款购买汽车。1908年福特公司针对大众市场推出了一款T型车。然而在第一年的投产中，T型车旅行版售价为800美元，这相当于一个一般产业工人几乎半年的收入，而一名白领会计也要花掉一年工资的1/4来购买汽车。汽车在家庭收入中占如此之高的比例，即便低档汽车的高花费也树立了一道明显的障碍，阻止了真正的汽车大众市场的形成。因此，福特公司开始向符合条件的买主提出分期付款，美国的汽车产量在五年之内长了两倍之多。至今，美国通过消费信贷而购买的汽车占汽车总销售量的80%～85%。消费信贷在美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二、美国消费信贷的现状
完备的信用报告体系是信贷业发展的坚实基础。美国的三大信用报告公司（TransUnion、Experian、Equifax）拥有上亿消费者的信用数据，各信用机构与银行、商业企业都可以实现即时准确的数据交换。在消费信贷运行的同时更有法律的有力保障。针对保护消费者的隐私权、公平授信和稳定美国经济等问题，美国国会制定并完善了相关的信用管理法律。同时，还制定了失信惩戒机制，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一但失信，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消费信贷业超级发达的美国，信贷产品种类繁多：有旅游贷款、装修贷款、奢侈品贷款、学生贷款，更有个人债务重组贷款等新型贷款。也就是说，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可以在美国一一被满足。而与中国提供信贷的单一机构不同，美国的多个组织都可以提供上述多元化的信贷产品，商业银行、储蓄机构、财务公司、信用社甚至是非金融机构的商业企业均可以提供上述服务。
三、影响消费者信贷决策的因素
1.预算约束：即平均收入水平。长期来看，消费者的各期消费之和应该等于各期收入之和。而对于每一期而言，未来收入不仅要偿还借款的本金，还要支付利息，剩余的才能用于消费。消费者要把一切支付都计算进去，将剩余作为基础资金来进行信贷决策。
2.未来收入预期增减：在未来消费额稳定的情况下，当未来收入预期高于当其收入时，消费者往往会选择满足当期需求，实行消费信贷；而当未来收入预期低于当期收入时，保守的消费者便不会超支消费。
3.消费习惯：笔者认为，消费习惯是一个人进行消费信贷决策的基础性原因。偏好保守、谨慎型消费者，往往也会偏好储蓄，使当期收入始终大于当期消费；而偏好超前消费的消费者，无论当期收入负于当期消费之差有多大，即使是借款消费也会选择消费。
4.利率水平和还款周期：当期利率水平和消费者对未来利率水平的预期都会影响信贷决策，一旦消费者预期未来利率水平变动幅度过大，往往不会进行信贷消费或使信贷金额尽量达到最小，因为此时的信贷是不划算的。而还款周期的长短也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决策，大多数消费者会选择消费周期短的信贷产品进行购买。
四、我国之借鉴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社会总需求一度下降。生产领域，特别是出口加工业严重受损，而企业为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只能缩小生产规模甚至是裁员。失业率提高、消费锐减是其必然趋势，致使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消费信贷是我国金融事业中较有发展潜力的一个领域，我们可以利用消费信贷的发展机遇来刺激内需，这不单是一项应急措施，更是一项有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行之有效的举措。
在我国，开展消费信贷业务的机构只集中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应当适当放宽该业务的机构准入标准，让更多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开展此项业务。但要注意对准入机构的评估监管，做到“松而不滥”。积极创新、完善信用报告体系，扩大个人信用数据库，使相关数据信息能够迅速、无阻碍地传递。政府还应加强信用监管制度，不断完善制度漏洞，使消费信贷业务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法律保障。
消费信贷能够满足消费需求，将收入购买力的未来预期增量提前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购买力，同时与即期的购买力汇合，形成更大的消费能力，既拉动了内需又促进生产，最终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然而在这繁荣的背后，更应该注意消费信贷的信用监管和准入制度，一旦维系此系统的规则被破坏，便会造成大量不良资产的产生，银行债务不断积压，最后威胁到整个金融体系。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学会如何利用这把双刃剑，才能使它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
1.伦德尔·卡尔德.融资美国梦：消费信贷文化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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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需求消费信贷政府商业银行
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看，消费需求的增长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都达到了7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总体来说还是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林晓南，2006）。从1993年至2004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5.8％，而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仅为45.5%。显然，我国投资贡献率过大，消费贡献率过小（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可见提高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增长是改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环节。凯恩斯认为，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倾向改变是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因素。笔者认为发展消费信贷是增加人们即期收入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的方法，对于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有着明显的效应。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消费信贷是指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为缺乏购买力的消费者个体提供赊销服务和消费支出贷款的一种融资方式。基于美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美国消费信贷的增加与居民消费呈显著的正相关。消费信贷业务的开展对居民消费能产生放大效应。具体地说，每增加1美元的消费信贷，能够带动1.12美元的居民消费（林晓南2006）。我国消费信贷的业务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如何才能促使这一业务快速健康发展，发挥消费信贷对增加我国消费需求的作用，本文拟对此做些探索。
一、政府要努力培育现代消费时尚，实行积极的消费政策
首先，要强化政府的引导作用，积极引导人们树立新的消费观念。要积极鼓励人们敢于消费，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提倡适度负债消费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政府要积极引导，舆论上要正面宣传，引导居民转变"无债一身轻"的消费观念，从无债消费转变为适度负债消费，逐步提高居民的消费信用水平；并根据消费市场的特点，对消费信贷的政策导向、市场导向和基本操作知识进行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不断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使消费信贷的好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其次，要推广积极的消费和收入分配政策，适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要扩大消费需求，必须增加居民的收入，实行积极的消费和收入分配政策。目前，我国居民有10万多亿元储蓄存款，提高消费率是有潜力的，关键是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措施。
最后，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支出预期。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居民没有后顾之忧，是个人消费信贷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我国消费需求长期不足与人们的收入与支出预期不稳定有关。所以，建立商业性和强制性相结合的社会保障统筹体系是解决为一问题的关键。
二、商业银行要加快发展消费信贷业务
首先，要转变经营思路，把发展消费信贷提高到调整信贷资产结构的战略高度。银行的决策者，应当深刻的认识到消费信贷作为新一轮银行业务竞争焦点和银行业务新的增长点，具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在银行的整体业务中应当进行科学的定位并从战略高度加以发展。从整体思路上，既要有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又要确定近期的业务拓展重点；既要积极推进消费信贷业务的发展，又要规范管理，完善有关制度，加强风险防范。
其次，要从体制上创造消费贷款业务发展的宽松环境。商业银行要取得消费信贷的发展，必须调整经营管理体制，从组织、人员、制度等各方面为消费信贷业务的推广创造条件。一是要组建独立性、专业性的消费贷款经营机构，专门研究、推进消费贷款业务的营销工作，如建立金融超市、个人贷款事务中心、汽车按揭贷款中心等，为消费者提供贷款咨询、受理、审查、审批、发放的一站式服务，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简化贷款审批程序，缩短管理半径，建立起市场反应敏捷、运作高效快捷、前后台协调配合、上下级行高效联动的消费贷款运行体系。二是实行个人客户经理制。随时了解客户的现时需求，分析预测其未来需求，研究满足其各种需求的办法，以客户需求为开拓动力和工作规划的依据，并负责向客户宣传、推销本行的新产品。个人客户经理制应向单柜单人制服务方向发展，即客户只需面对一位客户经理，即可得到所有问题的答复和各种消费信贷服务的环节和时间，避免因贷款手续和效率问题把一部分消费者的需求拒在门外。三是完善个人信贷管理机制，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如从信贷授权上要明确并增加对消费信贷营销机构的授权额度，对超授权贷款实行审批人审批制，建立消费信贷审批制，建立消费信贷审批的"绿色通道"；在贷款规模上，对质量高、风险小的消费贷款可以考虑取消个贷中心规模限制，报告期末根据实际投放金额追加核定贷款规模。四是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在考核方面，要突出利润指标，让创利多的分支行投入更多的资源发展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实现良性发展；而不良资产清收工作应以处罚责任人为主要手段，不要作为全行性的考核指标。在分配机制上，必须建立稳定的分配制度，弱化人治因素，减少费用分配的随意性，使"做大蛋糕"者，能分得更多的"蛋糕"，使各分支行更加重视通过拓展个人信贷业务提高经营效益，而从中受益的员工也会主动做好公关、配合。在激励机制方面，必须将个人消费信贷业务拓展业绩与客户经理、产品经理、员工的收入直接挂钩，建立一整套激励办法。五是完善培训教育机制。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拓展与员工的业务素质息息相关，而业务素质的高低又与培训方式密切相关。对在一线经常与顾客直接打交道的员工，业务培训方式应该多样化、实战化，应创造更多的机会让员工跟班学习，使每个员工对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处理流程有具体的了解，利于宣传促销。应建立制度化的调岗制度，让员工有机会接触更多的业务，既培养视野开阔的多面手人才，又可以从中发掘在个人消费信贷业务方面有专长的员工，安排到适合的岗位。
第三，要制订有效的消费信贷业务营销方案，加强市场营销。一是要切实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差别化服务。必须从了解、分析、研究客户开始，细分客户的不同群体，建立起按照具体分类客户提供特殊化专门服务的服务方式。消费贷款营销人员要提出不同贷款偿还期、利率、贷款方式的建议，并尝试与客户一起制定在考虑客户其他负债的情况下，能适合目前及目标家庭收入的偿付计划。二是对新业务品种的推出，应根据每种业务及目标市场的不同特点，从宣传规划、促销渠道、促销手段、效果考核等各方面制订有针对性的营销方案。要重视利用新闻媒体、电脑网络信息等渠道，并充分发挥电话银行、网上银行在消费信贷业务营销中的应用，同时要注重通过贷款特约商户、经销商的销售网络进行消费信贷业务宣传。三是消费信贷应有重点、有策略地主动营销。营销体制成功的核心和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及时捕捉信息，并有专人负责落实处理，牢牢抓住商机，不能留空档。要区分不同的客户分别采取不同的营销措施：对个人客户，因面广量大，应根据业务发展进行利益分配，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以调动各营业网点的积极性，对所辖区域个人客户进行主动拜访，宣传产品、了解需求、建立联系；对集团性、收入稳定的客户，如公务员、电信、新闻、大专院校等单位客户，应由个贷中心列出公关名单，负责重点联系，争取消费信贷业务的批量性营销和办理。四是营销过程中应重各业务品种相结合、各相关部门相配合，形成银行业务经营部门在与客户接触过程中，应当就银行所有业务品种进行整体营销，并根据客户的需求将有关信息及时反馈有关部门，以促进各项业务的整体发展。
第四，要进行新产品创新与现有业务品种的整合并重，开发建立多层次消费信贷品种体系。应根据居民的不同贷款要求，以及不同商品和不同消费者阶层的特点，为不同客户群"量身定做"能满足其个性化、特殊化需求的个人信贷业务产品，建立多层次的消费信贷品种体系，拓宽消费信贷领域。一是加快新产品创新的频度和效率，除提供家用住房、汽车等高价值商品的消费信贷外，还应不断开发提供家用电器、通讯设备、教育、旅游、婚庆、医疗、高档家具、健身器材等消费品的消费信贷，使居民能够根据自己的消费意愿有选择性地购买消费信贷。二是加强对现有业务品种的整合，包括尽快完善各有关管理办法，简化贷款手续，形成切实适应客户需求、高效便捷的贷款操作流程；推出组合性消费信贷业务品种，如住房与住房装修组合、住房与耐用消费品组合等，通过组合消费信贷最大程度地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最后要努力探索多种形式的消费信贷的经营策略。针对目前消费信贷需求不旺的现实，为适应消费信贷业务发展的需要，应当努力探索行之有效消费信贷的经营策略及其创新。各商业银行可以根据消费信贷的业务特点，针对不同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贷款对象，在利率、期限、还款方式等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多种选择。
三、全社会要建立有效的消费信贷风险防范机制
首先，要建立社会化的个人信用制度体系。社会化的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是顺利拓展消费信贷业务的必要基础条件，也是有效防范消费信贷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个人信用制度体系包括个人信用登记、个人信用评估、个人信用风险预警、个人信用风险管理及个人信用风险规避等多项制度。当前我国应从如下方面入手，致力于建设社会化的个人信用制度体系。一是逐步建立个人资信档案登记制度。个人资信档案的建立是建立个人信用制度的基础工作，在个人信用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各有关金融机构要先从银行信用记录做起，对每一位消费贷款客户建立个人档案，登录包括个人收入、居住、婚姻、财产、职业及其他基本情况、贷款和担保情况、还款记录等信息作为历史资料留存，还应包括有关金融机构和专门的资信评估机构对其调查核实的补充材料。目前，应当以现有信用卡持卡人的信用资料为基础，建立个人基本账户，同时结合对持卡人的资信调查，初步建立起小范围的资信档案，并在实践过程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个人信用的完整动态记录。二是建立并完善个人信用评估制度。个人信用评估，是在建立个人信用档案的基础上，对每一位客户的授信内容进行科学、准确的信用风险评级，为消费信贷的决策提供依据。这就要求我们研究并完善消费信贷信用分析技术，其核心是全社会统一的、硬性的消费信贷准则，同时，以此为基础，建立消费者信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三是建立个人资信的调查制度。要有意识地培育和扶植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银行可以通过向这些机构进一步了解消费者的信用状况，来决定是否可以提供信贷，并会将信用记录差或是没有记录的个人列入拒绝往来的客户名单。四是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个人破产制度是个人信用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详细规定申请破产的条件，破产后消费者的资产处理办法、债务偿还及免除办法以及相应的惩罚措施。其核心是当消费者确实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时候，只应承担有限责任而不必承担无限责任。通过申请破产，消费者可以在不影响其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情况下终结其债务关系。对社会而言，它起到一种"减震"作用，既减轻了消费信贷债务过重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又保障了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
其次，政府积极参与，建立消费信贷担保体系。目前我国消费信贷业务的担保主要有抵押、质押、第三方保证和抵押（质押）加保证四种方式，在实际操作这些担保形式对消费信贷的健康发展存在着较多的阻碍作用。从而使担保成为了消费信贷发展的"瓶颈"。政府的介入是突破担保"瓶颈"的有效措施。不少发达国家的政府在本国消费信贷的发展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后，美国政府介入了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先后成立了联邦住房管理局（FHA）和退伍军人管理局（VA），给住房抵押贷款提供相应的保险和保证。这两家机构的成立，消除了提供抵押贷款的金融机构的不安全感，增强了它们在一级市场的信心，从而推动了消费信贷的发展，使众多的中低收入的家庭获得子住房抵押贷款，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建立专门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提供担保。此外，也可考虑由政府部门出资或参股，建立担保基金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担保基金公司，专门为消费信贷，尤其是期限较长的消费信贷提供担保，以解决当前消费信贷发展中存在的担保问题。
参考文献：
1．林晓楠：《消费信贷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效应分析》，[J]载《财贸经济》2006年11月。
2．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变》，[J]载《统计研究》2007年3月。
3．贺英：《对美国个人消费信用制度的考察》，[J]载《上海金融学报》，1998年4月。
4．韩科智：《论消费需求与消费信贷》，[J]载《开发研究》2000年4月。
6．张启富、林朝霞：《我国个人消费信贷问题分析与对策思索》，[J]载《经济界》2002年4月。
消费法论文范文6
关键词：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
消费源于需要。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有不同层次的消费需要。恩格斯曾经把人们的消费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三个层次。人对物质的需要是低层次的需要，它是有限度的；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可见，消费需要及其选择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直接的影响。
消费方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检视
生存消费方式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
生存消费方式的诠释。生存消费方式是指为了维持家庭成员生命的延续和满足家庭成员生理需要的基本消费方式。满足生存需要的家庭消费过程包括满足生命的生产和生命的再生产需要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人的生理需要。生存消费可分为简单的生存消费和扩大的生存消费。前者是指家庭已有人口生命再生产的消费（补偿），后者则是指满足家庭新增人口生命的需要和生命生产与再生产质量提升的需要，其消费对象伴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具有很大的相对性。
传统农业经济作为一种处于长期均衡状态的特殊类型的经济，是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静态的经济，它的经济结构则由特定传统要素（土地、劳动、生产工具和技术等）组合成的一个有机结构体系，它包括土地所有制结构、农业种植结构、农产品加工贸易结构等。它具有技术状况长期大致保持不变和把生产要素作为收入来源的特点。但是，传统农业的农民是理性的，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是有效率的（舒尔茨）。因此在传统农业经济社会，人们的消费是为了满足基本的需要——吃、穿、住等，是一种较低层次的需求。
现代消费方式与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社会，现代的消费方式是主要指工业社会的消费方式，它与农业社会“生存型”的消费方式不同。人的需要不仅是量的增加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基本型需要发展到享受型需要。市场经济不仅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使人的个体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一方面，要扩大现有消费量，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另一方面，要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这样，就必然大规模地深入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不断发现自然物的新属性以及加工自然物的新方式，以不断开发和满足社会的新需要。
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在凯恩斯消费主义理论的主导下，“大量投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不断循环。这样，一方面，使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步入了新的持续增长时期，物质消费水平达到了惊人的高度。另一方面，生活中巨大的浪费和高度的物质消费导致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例如，用过即扔的"一次性"消费商品和过分包装的商品，既浪费了大量资源又造成大量生活垃圾。据统计，在美国，仅用于食品的包装就达到城市固体废弃物的1/5，人均达130千克。同时，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效仿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及其派生的消费方式，使得过度消费方式向全球扩展。
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模式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成了必不可少的手段。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生产经营者为了在生产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地推出超越人们"当前需要"的新产品，即创造一种新的消费时尚，使它最终扩展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价值尺度，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之一。可见，现有的消费方式源于现有的发展模式，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必然产生过度的消费方式。
我国社会消费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步入快速增长时期，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储蓄余额不断增长，个人消费支出稳定增加，社会消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由供给制、半供给制消费向市场化消费转变。改变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对居民消费采取“包”和“统”的办法，城乡居民消费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由生存需要为主向享受、发展需要转变。从90年代开始，居民用于吃、穿、用等实物性消费比值下降，而用于文化教育、休闲度假、观光旅游等精神文化的消费比值不断上升。据统计，在农村，恩格尔系数由1990年时的58.8%下降到2003年的45.6%。在城镇，从1990年的54.2%下降到2003年的37.1%。
由传统型消费向超前型消费变化。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以及社会对财富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构，一个优越、富裕有足够消费能力的社会新富群体正在形成，他们的超前消费与世界消费潮流相一致。这些新富们享受到了更高的生活水准，成了消费潮流的创造者和引导者。
由国内消费向国际消费迸发的趋势。随着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信息传递速度加快，消费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大城市居民在对国内名牌商品消费获得满足的基础上，开始热衷和追求世界各地的时尚和流行。而且越来越多的居民也乐于接受国际流行的时尚、款式和消费方式。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上涌现了一些畸形消费、流行铺张浪费甚至奢靡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有的是超越现实条件、盲目攀比，有的是斗富摆阔的奢靡消费，还有的是过度包装的蓄意浪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报告：2004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482.4亿吨，其中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261.3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54.2%。既浪费了资源又污染了环境。
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基本上沿袭传统的大量消耗资源的数量粗放经营型低层次方式。经济增长速度主要依靠增加资源、能源、资金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发展在总体上没有改变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局面。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通过大量的对比分析表明：以2001年为例，我国单位产出能耗比单位产出能耗较高的美国高出2.3倍，比单位产出能耗较低的日本高出5.1倍，比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出58%。钢铁消耗代表了一个国家的资源消耗水平，我国单位产出的钢铁消耗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9倍，是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的两倍以上。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世界的5%，但煤炭消耗约占世界的30%，电力消耗占13%左右，钢材消耗占25%，水泥约占50%。
用科学发展观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
“十一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而消费模式的转变是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之一，没有科学消费观的支持，科学的发展观也不可能彻底和牢固树立起来。因此，要实现科学发展模式必须进行相应的消费方式变革。
树立适度消费的理念。适度消费是指在满足生活需要范围之内，不过度地欲求。现代经济学把物质消费分为满足需要的消费和满足欲求的消费，“需要”是人们为了生活必须消费的东西，而“欲求”则是在需要之外，由追求心理上各种满足（如追求地位上的优越感、满足感、嫉妒、攀比和炫耀等等）而形成的一种需求。需要是有限的、相对稳定的；而欲求则是无限的。满足需要的消费是一切社会共同具有的，而满足欲求的消费则是工业社会所独有的。“欲求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它使消费与“需要”、“使用价值”相背离，过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欲求满足，势必造成巨大的浪费。对于普通人来说，适度消费由支付能力决定，超过支付能力的超前消费和过度积累的滞后消费都不可取。
培养“文化人”，用先进文化引导消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文化教育是第一消费力。要充分发挥第一生产力和第一消费力的作用，提高全民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根本上体现以人为本。而文化是发展的摇篮，用先进文化来引导消费活动，丰富消费生活的文化内涵，使人们物质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精神文化生活更加充实，从而使人的本质力量不断发展和提升，使人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人”。这样，就可以不断提高消费中的科技含量和文化含量，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促进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生态文化的发展，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协调。
实行循环消费。这就要求消费品生产所需资源是可再生的，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生产的消费品应能够循环利用。这种消费理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意旨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收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品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经济，努力做到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以及坚持消费代际公正与代内公正的行为准则：当代人的发展及其需求满足不能以牺牲后代人或者同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
倡导资源节约型消费。节约型消费是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保证全社会有较高的福利水平的科学合理的消费观念。首先，这里的“节约”与其传统意义有根本的区别：节约并不是吝啬，不是该花的钱不花，而是花尽可能少的钱获取更大的效益。节约不是过苦日子，消费不是铺张浪费，要科学、适度地消费。消费既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又要以人为本、扩大消费、公平消费。消费不是浪费，节约型消费要避免浪费。消费是必需的，但要绿色消费、环保消费。其次，这里的“节约”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节约。它是按科学发展观反映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人们在科学、合理、有效地消费后，应当而且必定将目光和富余的资源投向许多新的、陌生的消费领域，不断延伸出新型的消费种类，从而真正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一般来说，节约有三个层面：决策政策层面、技术支持层面和资源使用层面。不同的层面，内容各不相同，又互相联系，甚至相互制约。三者协调，节约的内涵才能完整，节约的效用才能更大。因此，推行节约型消费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参与：通过政府消费、政府购买等方式，优先选用绿色产品、再生产品，制止资源过度消耗和奢侈消费的现象，为人们的日常消费作示范和引导；在消费领域全面推广和普及节约技术，鼓励消费能源资源节约型产品，倡导社会循环式消费，努力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逐步形成节约型消费方式；大力加强消费教育，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能源资源节约活动，努力营造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良好氛围。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到来，人类的需求由物质到精神，由商品到服务，由有形到无形的不断提升，要用科学发展的消费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变革，在全社会逐步形成文明、节约、与国情相适应的消费方式，使之既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进步。
参考文献：
1.马歇尔.经济学原理（译本上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