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例6篇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1

论文关键词:文化岩性;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策略  

2008年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三位,这标志着中国硬实力指标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然而,中国软实力,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却依然处于弱势。纵观世界文化市场,美国占了43%,欧盟占了34%,亚太地区占了19%,其中13本占了10%,韩国占了5%,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占了4%。中国科学院出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中也指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仅居世界第七,文化竞争力更是排名世界第二十四,这与中国的经济大国形象相去甚远。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对自身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越来越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来自哪里?为什么西方文化会在传播力方面占上风?为什么韩剧和日本的动漫能把他们本国的文化带到全球各地?  

程曼丽认为,只有当自己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传并得到普遍认同的时候,软实力才真正提升了。她提出,中国必须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关世杰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进行了回顾与反思,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停留在笼统地谈内外有别和外外有别。  

目前,跨文化传播的策略研究如火如荼,许多学者从教育、媒体以及文化的个性方面着手,提出了很多可行的策略方案。崔刚强调,在重视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渗透,使学生学会使用英语介绍中国的文化与国情。汪飞舟认为,国际大众传媒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传播环境中制胜的是服务意识。纵观以往的研究,我们发现对文化个性化的研究相对较突出,而对文化的共性研究却较少。本文拟从文化共性的角度出发,根据中外文化传播成功的案例分析中国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1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传播的理论依据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对周围的世界进行解读和识别时,遵循的是一种体验哲学。由于人类拥有相似的认知结构、类似的生存经验以及相同的生理特征,扎根于不同文化中的概念隐喻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共性,体现了不同文化的共核部分,这是构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顺利传递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自从人类进入群居社会,不管是处于东方,还是在西方,不论生活于古代,还是现代,时空、地域、习俗和民族的差异,乃至文化上的差异,都不能掩盖人类的特性和需求上的一致性及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问题的共通性。这众多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构成了超越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  

就中西方文化而言,尽管中西方各民族在思维方式、地理环境、语言体系等诸方面相去甚远,但由于人类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感受,比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都有对衣、食、住、行和工作、学习、文化娱乐等的需求,都有家庭关系,都有喜、怒、哀、乐,都会经历生、老、病、死,都可用哭、笑、红脸、皱眉等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等,因而中西方各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同时中西方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也一致:倡导教育优先,倡导人的进取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等。所以美国大片引进到中国,我们能够普遍接受它,是因为它也宣扬惩恶扬善。外宣的成功,需要尽量避开分歧,多宣传共同的东西。中西方文化二者既有很大差异,也有一定共同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汇合点。所以我们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要供给的是能够被人认同的“共有文化”。一旦借助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传播了这些“共有观念”,就可以让相关国家认同。  

2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共性案例分析  

目前,中国文化在对外传播中往往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了共性。众所周知,文化共性,是引起国外兴趣点的重要因素。只有点燃西方人的兴趣点,才能吸引他们逐渐喜欢上中国文化。如小仲马的《茶花女》与我国《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非常相仿,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其相似性,着手我们的文化宣传。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外都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2.1青春版<牡丹亭》的跨文化成功转播  

昆曲艺术被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青春版《牡丹亭》不仅在中国本土掀起了昆曲热潮。而且为昆曲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传统戏曲跨文化传播的经典个案。  

青春版《牡丹亭》利用商业运作与社会运作相结合的战略、立足本土与辐射世界的双重定位、坚持传统与调和现代的审美准则,为当下中国传统戏曲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排演四年来,不仅足迹踏遍了两岸四地著名高校,而且于2006年9月成功访美,在加州大学4个校区连演4轮12场,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世界日报》把青春版《牡丹亭》访美与当年梅兰芳访美演出相提并论。伦敦主流媒体认为昆曲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韵味,《牡丹亭》是一出融合了莎士比亚爱情喜剧和睡美人故事的剧目。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马上开设了昆曲课程,音乐系与东方语文系合作,把昆曲当作世界性的歌剧来研究。青春版《牡丹亭》提高了昆曲艺术的国际地位,也再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华民族先辈们非凡的艺术创造力,成为中国昆曲走向国际市场的成功范例。  

从传播方面来看,青春版《牡丹亭》定位的观众对象为年轻人(国外也是如此),因为年轻人更加容易受影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创作者们考虑到。对于不熟悉古典戏曲情节的国内外青年观众,片断式的经典折子戏无法使他们产生理解与共鸣,需要演全本。连续性的情节才能产生情感的激动与心灵的投入。另一方面演员诙谐幽默的表演方式也令国外观众耳目一新,非常符合西方的处世幽默观。再者,也是重要的一点是中西方人们对爱情具有同样的渴望,使得剧中缠绵四百年的爱情梦想能使国人和西方人产生人类心灵的共鸣。青春版<牡丹亭》启用靓丽帅气的青年演员来扮演处于青春爱情中的男女主人公,也是演出获得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  

昆曲青春版《牡丹亭》的创始人白先勇先生说:“昆曲是唯美艺术,追求美是我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就是要叫中国的古典美还魂,以美唤醒观众心中的浪漫和憧憬。”所以“采用了全新的手法来演绎他们的爱情神话。”  

2.2《少林武魂》在百老汇的成功上演  

2009年1月15日晚,中国大型功夫剧<少林武魂》在美国纽约百老汇举行首演并获成功。纽约州长及市长宣布当天为“百老汇中国日”。  

《少林武魂》讲述少林寺武僧慧光成长的故事:战乱频起,母亲怀抱婴儿逃难,因遭遇匪徒而失散,婴儿被少林寺众僧救起抚养,取名慧光,从此在少林寺习武。慧光长大成人,成为身怀绝技的功夫大师,走上自我发现和济世利民的人生旅途。美国观众凯恩斯说:“我非常喜欢该剧结尾‘家庭比功夫更重要’这句话,它让我感受到中国人民非常懂得爱。”  

武术一直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以往的武术表演似乎为了武术而武术,缺乏剧情的勾勒。《少武魂》正是在世界文化都共同认可的“济世利民”和热爱家庭本身的人类共同追求的理念指导下向世界的。《少林武魂>使西方人对流传世间1500年的少林功夫中呈现的禅武合一、德行感人的文化内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2.3韩剧在中国的传播成功与其地域性的选择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剧以其独特的魅力风行国内,深受大批中国观众的热捧。韩国的影视能在中国畅销,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有选择性地采取了与中国的文化伦理道德一致的作品,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倾销而来。中韩两国之间历史上的相互交往,使得中韩两国在价值观上趋同,这给中国观众接受韩剧奠定了心理基础。  

韩国的影视作品大多以现实题材为主,十分注重突出本民族的文化生活特点,在现代剧中随处可见韩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如温暖的小吃、街头排挡常成为韩剧的场景,展示了韩国独特的泡菜和清酒文化;女性在家庭正式聚会的场合多身穿传统民族服饰;生活剧和爱情剧中,不厌其烦地出现吃饭场景,且都是具有韩国民族特色的饮食方式。韩国影视剧十分注重在细节上对民族文化生活特色进行展示,在向世界各地销售文化产品的同时,也使得其间附带的所谓高丽文化逐渐为世界所认同。其次,韩国电视剧多走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路线,这些是最能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能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普遍接受的影视题材,他们正是用人类世界大同的情感来博得了人们内心自然的应和。此外,韩剧在中国乃至东亚儒家文化圈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它的作品背后,往往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因此,有专家坦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已穿上韩服,正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中国倾销,以汉文化为根基的韩文化,大有成为儒家文化代言人之势。  

3如何利用文化共性进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文化的共性决定了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一致,对于新鲜事物有强烈的接纳意识。因此在宣传中应以文化共性为基础,逐渐打开通向另一文化的窗口。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在传播内容选择上,强调民族性,兼顾世界性  

每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吸引其它文化的重要因素。但强调民族性的同时,还应兼顾其世界性。一种文化只有宣传出去了,才能发挥其对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贡献作用。其实,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可以挖掘的东西很多,可以细化的东西也很多。比如中国的“和”文化,“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文化理念应是传播重点。中国的“亲情”、“仁义”等观念都是中国的传统精髓,也是逐渐被西方人所接受并效仿的方面,应该加以进一步的宣传。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对于代代相传的国人来说比较熟悉且易于接受,然而要使其得以广泛对外传播,一定要注意其内容的选择,把一些具有文化共性的东西宣传出去,再带动一些民族性的东西,逐渐渗透,从而使中国文化发扬光大。  

3.2在传播的方式和理念选择上,应强调现代性  

在传播方式上,中国文化应该更加注重文化对外传播的现代性理念投入。中国文化向来具有连贯性和延续性。在现代化的今天,传统的中国文化元素遭遇新时代的挑战,但是这种文化的根是不会改的。因此,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这种根是绝对不能被忽略的。同时,我们也不能靠山吃山。必须运用现代的手法对传统的、能改进的一些元素进行加工,创造出属于现在这个时代的特色中国文化,并根据接受国的特殊接受心理和习惯进行改进。如针对日韩国家动漫非常流行的现象,在对外汉语的教材设计上就可以增加一些动漫化的设计,辅之以一些现代的手段,使得中国的文字语言能融人世界的行列,进而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将能加快中国文化传播的步伐,例如,《孙子兵法》与商业谋略结合起来的有关书籍,在美国已成为热销书。  

3.3加强交流、规避冲突,求同存异、和谐共融  

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和接受是单向的。在传播和接受的同时,也必定会接受对方的文化。那么加强两种文化的互相交流与信任,将会有效减少对对方文化误解和曲解,同时增加对对方文化的好感和兴趣。中国和法国、俄罗斯互办的中法、中俄文化年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没有一种文化交流是没有冲突的,也没有一种文化的传播是非得靠强迫来让对方接受的。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与其它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此时就需要传播者调整姿态以接触和相互了解的心态规避冲突。因此,在考虑自身文化传播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对方文化接受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中国文化向来提倡以和为贵,要与不同民族、不同性格、不同价值观的文化共融于世界,首先得承认彼此并理智地看清矛盾或差异的存在,尊重对方的文化,并尝试互相理解、包容。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尝试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进行融合,比如京剧版的哈姆雷特,又比如用小提琴演奏的梁祝,求同存异、互相尊重,才能进一步深入传播自己的文化,直至最后互相接纳、和谐共融。  

4结语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2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分析

在传播学的定义中,“符号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质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1]符号一般指人们共同约定俗成的,以任何形式来显示意义的标志物,即再这种标志物中可以感觉和体现指代的对象的意义。比如一提到“长城”,首先能感受到中国宏伟的气势,感受到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对于国家,民族这种巨大的事物,符号本身就是一种公认的结果。符号不同于一般的记号,对于一个国家,它是首先被想到、记忆最清楚的,也是最响亮和夺目的。能够代表中国的符号不仅能让中国人唤起民族自信,而且可以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在留学生在心中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笔者将能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符号和非物质文化符号讨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长城、敦煌莫高窟、明清皇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曲阜孔府、孔庙、孔林、武当山古建筑群、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丽江古城、平遥古城、苏州古典园林、颐和园、天坛、大足石刻、明清皇家陵寝、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龙门石窟、都江堰—青城山、云冈石窟、中国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澳门历史城区、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古村落、福建土楼、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荔波小七孔。”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医针灸、京剧、中国篆刻、中国雕版印刷技艺、中国书法、中国剪纸、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端午节、中国朝鲜族农乐舞、格萨尔、侗族大歌、花儿、玛纳斯、妈祖信俗、呼麦音、热贡艺术、中国传统蚕桑丝织技艺?、藏戏?、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粤剧、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中国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中国活字印刷术,昆曲、古琴、艺术、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 [2]

这些文化遗产仅是众多的中国符号中比较突出的代表,从某一方面或者整个方面象征了中国,但是中国符号远不仅限于此。中国的文化符号可以和对外汉语教学结合起来,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本文由收集整理

语言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文化是语言表达和传播的内容,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越来越重要。现在来到中国的外国学生已不再只为学习语言,许多学生来华前就有一定的汉语基础,甚至汉语水平很高,感受、体验中国华夏五千年的文化成为很多留学生和社会学者踏上中国高校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程度和熟悉程度也最终决定留学生是否最终掌握了这门语言。

留学生在拥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时,即可进入对留学生进行中国的文化感受环节。中国文化经过五千年的沉淀,自身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形态和系统,涉及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借鉴冯骥才的《符号中国》,本文将能支撑起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分为语言文化氛围,物质文化氛围,非物质文化氛围。

二、汉字承载的中国的传统文化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面孔和灵魂。没有汉字也就不会有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之母。汉字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每一个汉字的构成。汉字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汉字之所以能够承载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表意体系的汉字于表音体系的文字不同,他不是直接表示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而是用不同笔画构成的大量表意符号来记录汉字的单音节语素,从而代表语素的声音。唐汉在《图书文字》里将汉字分解为不同的部件,从而得出这个汉字的起源和意义,有助于大家理解和记忆这个汉字。如“母”字是象形字,甲古文中的“母”字是一个朝左跪立的女人形象,中间加了两个点突出女人和母亲的形象。“牢”字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中的“牢”是一个小房子里有一头牛,门被锁起来了,发展成为“监牢”、“囚禁”的意思。唐汉认为每个汉字都是有意义的,可以分解开来得出这个汉字的来源。王祥之在《图解汉字起源》里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源于物形。经考古发现,中国的文字起源于图画,虽然今天的简体字有很多已经看不到当年图画的痕迹,但是对留学生掌握最初的字根,掌握象形文字,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肯定的是,最初原始的文字数量不会太多,到后来庞大的汉字系统是如何创造的呢?早在东汉时期,许慎就著有《说文解字》,第一次系统的阐述了“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造字法和用字法,“文”“字”不是同一个概念,反应了汉字发展的两个阶段。“文”指汉字的图画符号阶段,主要针对象形文字和指事字,“字”指汉字的表音符号阶段。古代文学称独体的字为“文”,合体的字为“字”。独体的结构需要说明这个字的来源,故叫“说文”,合体的字一般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偏旁组成,故需要解剖,再来分析,即“解字”。这本书介绍了中国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了当时每一个汉字的来源,反应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博古通今,了解当时的社会形势。

中国的语言文学中,文字固然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朱俊声曾说“读书贵先识字,识字然后能通经,通经然后能致用”。而诗歌则是汉字所承载中国文化底蕴的精华。中国古代称能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从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始,中国就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诗歌发展经历了《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诗,建安诗歌,魏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的发展历程。从唐朝开始,诗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科目。诗赋不仅是世人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也是评判一个人是否“有才”的标准,更是上流社会、官场应酬场合的必需品。诗赋同时也影响到社会的普遍风气,认为“才子佳人”是最完美的婚姻。中国传统文化铸造了中国的民族精神,这些精神在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可以说诗歌史记录的也是当时的历史,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承载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内涵,而诗歌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唐诗宋词也是中国的象征之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教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丰富的历史遗迹和文物展示营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

中国的历史遗迹和实物展示属于物质文化符号的范围,即“有形的,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和人类文化遗址。这些是人类在历史反战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并且是具体的物质的遗存。它是由人类创造,或者于人类的活动息息相关的过往。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有的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有的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教育意义或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属于下列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①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②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③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历史遗迹和文物是对一个国家文化的见证,中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的物质文化遗产有二十七处,部级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不胜数。历史遗迹给留学生以第一手资料,真实的感受和还原当时的历史氛围。”以故宫为例,北京故宫与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一起被誉为世界五大宫。顾名思义,故宫以为过去的皇宫,为15世纪初年明朝皇帝所建,用30万民工,历时14年建成,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殿宇宫室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被称作“殿宇之海”。故宫的修建集中国的建筑、天象、风水、绘画、雕刻等为一体,依照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地所居,中国历代君王自命天子,天子宫殿如同天帝的“紫宫”禁地,故名紫禁城。皇宫严格按照“前朝后寝”的标准建造,一根中轴线贯通整个宫城南北,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后三宫,御花园依序位于这条中轴线上。中轴线宫殿两旁又对称分布着许多殿宇。皇宫殿宇可分为前半部分外朝、后半部分内廷,外朝是皇帝朝政场所,以三大殿为中心。内廷“后寝”以三宫为中心,是皇帝和后妃们居住、举行祭祀宗教活动,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通过研究和感受故宫,留学生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宫殿有个大致的了解,明白中国的皇帝办公的地方,能感受到古代中国的气魄和皇家威严,留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故宫又被称为“紫禁城”,有助于留学生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

再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与埃及金字塔齐名的建筑,长城是人类的奇迹。两千多年前劳动人民以血肉之躯修筑了万里长城,其成为中国冷兵器时代直到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期规模最大、最坚固完美的筑城体系,是世界著名的军事工程。“在万里长城身上所蕴藏的中华民族2000多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艺术的内涵十分丰富,除了城墙、关城、镇城、烽火台等本身的建筑布局、造型、雕饰、绘画等建筑艺术之外,还有诗词歌赋、民间文学、戏曲说唱等。”[4]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戍边士卒、骚人墨客、诗词名家为长城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边塞诗词已成了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流派。如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白的“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等名句,千载传诵不绝。长城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旅游观光的胜地长城以它巍巍雄姿、坚强的体魄,象征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克服困难的毅力。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以长城作为依托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学能让留学生在游乐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有直观的了解和震撼。

中国的物质文化符号太多,数不胜数,中国的名山华山、峨眉山、泰山、青城山、武当山等分别代表了中国的道家、儒家文化,对留学生的教学可以以此为依托而展开;丝绸之路、楼兰古城、大理古城、西夏古城等可以支撑起中国古文化遗址的教学,大足石刻、莫高窟、敦煌石刻等记录了中国的佛教本土化艺术。这些历史遗迹和文物在对外汉语教学上都相互映照,奠定了留学生学习和感受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四、中国现有社会传统习俗氛围渲染了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传统习俗形成的文化氛围,如传统节日,祭祀活动,以及带有民族印记特殊活动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和民族文化传承和保护方面已经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祖先留下来的传统习俗氛围已经形成他的独特魅力,经久不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2]截止2010年底,中国已有4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中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超过100是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这些符号从不同的侧面显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和特点,或感情、或审美、或个性。反过来,他又是留学生认识中国的一个重要凭籍。应该强调,社会传统习俗不是认为刻意制造出来的,是靠历史沉淀和选择出来的。它是中国的精华,是最深刻的内容最鲜明的外在化表示。越是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它的符号也就越多、越丰富和灿烂。符号的灿烂是文明的灿烂之使然。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也是留学生能够地道掌握汉语的核心要素。熟悉和感受中国的传统习俗,是留学生从“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3

从国际视野研究网络传播理论深刻而有预见性

该书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其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模式。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网络传播学术领域内,不管理论还是实践都很需要国际化的借鉴和交流。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在当前也倍显意义重大。张咏华教授对国外传播学领域富有启示性的理论及研究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国际上传播学领域学术成果的展示,也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想法。

文章的第一个主题“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就体现了作者对国外传播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传播学问题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她对媒介分析领域系统、深入的研究更是给读者提供了研究媒介分析的理论、系统的思考途径。《媒介分析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贝尼格的“控制革命”论评析》《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对于媒介分析领域的理论成果。为其后来以媒介为主体进行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具有国际视野的媒介研究在新媒体纷纷崛起挑战传统媒体及传统传播学理论的今天,有巨大的启迪意义。只有站在国际视野的研究高度,才能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在传播学方面的学术探讨。单纯的放眼国内研究问题,尤其在网络传播时代,是闭门造车的行为。

网络在拓展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潜力巨大。而面对英文的西方文化信息在网上的强势地位,加强传播中国文化,加强中文信息的网络化建设显得非常迫切。《试论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一文在描述了当今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特征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轨迹之后,围绕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进行了讨论。指出学术界不仅应该在描述性的层面上对跨国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和现状作更多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而且学术界还应在前瞻性的层面上创造不同文化之间和平相处、平等互动的世界文化作出贡献。

研究方法多样,深入实践调查以小见大

该书的另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不光有很多理论、思辨性的文章,更有很多采用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法等对有关观点、现象进行理性、客观分析调查的实证性文章。有理有据的论述让人信服。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传媒业提高竞争力的策略”主题文章就调查了境外媒体进入上海的情况,并选取案例对上海报业媒体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策略进行了探讨。真正做到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且指导了实践。而“传媒内容与国际传播研究内容考察”主题文章则从各个案例出发,采用多种实证性方法,对国际传播中的中外媒体、新闻传播学刊中的国际传播篇章等进行深入剖析。在实践层面上揭示了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报道框架问题,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改善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在理论层面上,通过整理分析国际传播研究界关注的议题,梳理国际传播方面学术论文,总结了以往的概况和成就,为后来学者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张咏华文中的话说:“从研究方法上来比较,国外学者更多地使用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想结合的方法,对定量分析的重视度较高。”“国外学者重视以数据说话的做法,对我国学术界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学术界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基础。

网络时代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问题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极为重要。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需要全方位、多渠道地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迥然不同。这就需要我国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各种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及其应用的飞速发展,当前可利用的国际传播渠道途径手段比以往更丰富、更先进;并且呈现出传统和新兴传媒渠道并存,政府渠道和民间渠道并存的局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对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它们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有效地、整合协调各类渠道,全方位地展开对外传播,改进国外对中国的认知,不只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传播学研究课题,也是重要的外交课题。为完成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大任,我认为可以在政府的引导下从媒体渠道和公共外交传播两方面进行努力。传媒渠道:构建完备的对外传播体系

传媒方面,由于因特网的崛起,社会传媒环境产生了急剧变化。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的传媒机构应该紧跟世界的大趋势,上网拓展其内容服务。用张咏华教授在一文中的话说:“中华大地的网站,责无旁贷地负有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中华大地的媒体,近年来大量上网拓展发展新天地。网络使这些上网的媒体的内容,有可能传向世界各地的用户,因而,即使它们中许多在上网前仅是地方性媒体,上网后也就具有了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在传媒上网方面,我国媒体尝试得很早,许多媒体也都想到了,一旦上网就成为面对全球的媒体,纷纷开办了英文等外文版本。如人民网,依托中央级传统媒体《人民日报》,以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为己任,目前已推出6个外文版本;《经济日报》下属的中国经济网、上海的东方网和广东省的南方网等很多著名新闻网站都办有英文版。从媒体数量来说,中国目前已形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同发展的、颇具规模的对外传媒体系。我国的一些对外媒体,尤其是人民网、新华网,已在国外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或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这些对外媒体拥有政府的官方渠道,对政策和重大事件信息的掌握具有权威性,无论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时刻,还是在介绍本国概况、发展动态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由于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迥然不同。官方信息源不符合国外受众接受习惯。对于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受众来说,凡是对贴上“官方”标签的媒体,总是要持怀疑态度。而且一部分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确实政治色彩较浓。我的建议是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可以尝试以接近西方风格的模式进行传播。比如突出信息性、资料性。以权威的信息、数据资料向世界展示中国作为开放、合作、负责的大国的形象。在具体报道中尽量中立、平衡、多角度的进行报道,避免众口一词和过度的宣传和“官方”色彩。

公共渠道:增强公共外交意识

网络传播的发展使公民的声音有了更多的传播渠道。信息化背景下,公民和公民团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政治。各国政府正纷纷把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同国外公众沟通,视作其外交战略及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通过一系列形式对国外民众展开外交活动,即“公共外交”活动。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4

[关键词]传播 新闻 现状 文化内涵

一、体育传播学的概述

与西方相比,我国体育新闻传播起步较晚。早期来华传教士就在中国报告中强调体育的重要性。20世纪以来,中国的体育史学者在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过程的研究中,实际上也涉及了大量体育传播的研究,比如马约翰的《体育历程十四年》中就专门介绍过上海青年会的体育传播情况。随着发达国家体育产业的发展,面对体育运动实践过程中传播活动和传播规律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忽略时,传播在体育发展中的作用与意义被逐渐发现和认识。体育传播学是体育理论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理论分支,也是传播学中文化传播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因此体育传播学具有鲜明的学科边沿性。

二、体育文化传播的价值意义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各民族体育发展都存在着地域封闭倾向,我国传统文化传播的错误观念,认为文化只能是从内向外传播。导致许多体育类项目如:武术、球类、养生及各种民间游戏等都形成独特的个性,与外来文化交流的痕迹并不明显,致使体育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

交流与传播是人类的重要天性,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传播为基础,因此可以说传播是一切社会交往的实质。在体育领域,全面、深刻的交融是体育文化保持活力的前提,人类专门设计出各种身体运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身体运动增进身体健康,并在身体运动的过程中获得特殊的身体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属于人类体育文化的范畴,都是社会进步与文化繁荣的产物,而人类体育文化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各民族体育文化的交融,各种体育文化的传播,才能促进体育运动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世界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不同区域性、不同民族性体育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形成多姿多彩的体育文化传播。

1.传播者队伍的建设

以往我国体育传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即由体育记者或者编辑介入,对各种赛事和体育活动进行报道,这种格局有其自身的优势,但也有不利的因素,由于长期与体育打交道,容易将自己的思维模式禁锢于体育圈子之内,忽视其他内容,不擅长或者不习惯开展文化报道,少数体育报道甚至于体育文化传播思路是对立的。因此这一局面应该改变,我国传媒必须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有所作为。所以在此基础上首先完善传播队伍,在报道队伍中充实熟悉文化传播的记者、编辑,负责传播中国体育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全面提升记者、编辑的文化素养,使他们产生传播中国体育文化的高度自觉,并将这一理念注入其传播活动中。

2.传播内容变革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有着数千年的体育文化内涵,并且与西方体育文化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如果不加以整合,容易造成体育文化传播的混乱局面。因此,要加强体育文化的整合,将代表中国文化特色的内容作为传播的重点,在这些方面寻找突破口。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身心统一”等核心内涵,目前就应成为我国传媒对外体育传播的重要内容。

3.传播策略的选择

采取介绍与诉求并重的传播方式,提升信息传播内容被受众接受的机会。传播活动是内容结合的有机体,单纯考虑传播内容,忽视传播形式,必然不能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跨文化传播尤其如此。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造就不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切又会影响传播方式和传播对象的接受程度,所以对外传播中,如果缺乏对传播对象文化背景的了解,用本方的价值尺度去评判他方的行为,经常会引发歧义、曲解、甚至发生冲突。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把体育作为提高人的生活和生存质量的手段等等,这些都为我国传媒在传播中国文化时找到合适的契合点,只要加以正确的传播方式表达出来,就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而传播策略的成功包含两个方面: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所以传媒在开展对外体育文化传播时,应将说理性介绍和倾情式介绍结合起来,但又避免变成另西方反感的宣传,这是一个重要的传播策略。

4.体育新闻传播的平台构建

建立与世界可以匹敌的传媒机构,提升我国体育文化传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全球体育文化传播之所以受西方主导,是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世界顶端的传媒机构。目前,西强我弱的传播格局继续蔓延,除了外界因素外,媒体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只有靠强大的传媒机构,才能使中国体育文化在世界各国得到很好的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说,打造世界级传媒机构,是我国体育文化传播的有力支撑。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化跨文化传播与交流,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

三、体育新闻传播的不足

1.重竞技轻大众的报道策略降低了体育新闻的可读性

竞技体育具有独特的魅力,其竞争的激烈性,使之成之广大读者的宠儿。各类新闻媒介也以此为报道重点,加以突出和宣传。这是由于,大多数体育新闻报道为实现自身的利益和满足更多民族对竞技体育的热情,把竞技体育的报道看作是体育新闻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

2.体育评论缺失,没有主流报道的声音

新闻的力量是事实,言论的力量是道理,一个摆事实,一个讲道理。真实就是新闻的生命,真理就是言论的生命,只有说真话,讲道理,体育新闻传播才能起到旗帜、灵魂和风向标的作用。对于体育新闻来说,体育新闻评论代表了媒体机构的立场和声音,是媒体表述事理,引导舆论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媒体主流和权威的体现。同时,还可以因对体育事件的及时客观的阐述吸引更多民众,使之能从中得到启发。因而,体育新闻传播要增强评论的可读性、导向性,就要求我们对体现社会时代精神的事情做出快速、及时的反应。如果总是放“马后炮”,已经时过境迁,即使评论文章写得多么正确、多么精彩,在人们的心目中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反响。

参考文献:

[1]王良义.谈体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教育功能[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1995,(2).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5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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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对外文化传播论文范文6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 跨文化交际 传播能力

2012年,在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原有的“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正式更名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这里的“汉语国际教育”既着眼于国内,也放眼于海外,指称对来华留学生进行的汉语教学和在海外进行的汉语和文化教学。专业名称的调整意味着对专业内涵的重新定位,突出了新形势下对汉语教育人才的新标准和新需求。“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承担着培养具有扎实的汉语理论基础与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与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充分了解中国国情,能从事教育、文化传播与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工作的本科复合型人才的重任。在这里,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被放在了更加显著的位置。

早在专业名称变更之前,很多学者就对汉语国际推广的定位以及国际汉语教师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传播能力做了深入思考和全面论述。亓华提出“汉语国际推广绝不是推广和传播语言的问题,更重要的应当是以汉语为载体,以教学为媒介,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把汉语与中华文化一起推向世界”。李凌艳认为,在汉语国际推广的背景下,国际汉语教师“对中国文化的热爱、理解和知识拥有,与汉语知识的功底同等重要”。国家汉办2007年研制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对从事国际汉语教学工作的教师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五大模块中第二模块即为“文化与交际”,其中包括“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化比较与跨文化交际”两部分内容,明确提出如下要求:“教师能了解和掌握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情方面的基本知识,并将相关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激发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使其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教师应了解中外文化的主要异同,理解汉学与跨文化交际的主要概念,以及文化、跨文化交际对语言教与学的影响,并能够将上述理论、知识应用于教学实践”。

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该专业毕业生基本流向主要有三个方面:在国内或国外从事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从事对外交流工作或在企业、公司、银行等从事翻译、文秘工作;继续攻读与专业相关的硕士、博士学位。不论哪个方向,都要求毕业生具有较强的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另外,根据有关海外汉语教师志愿者工作能力的调查,很多志愿者教师存在心理调适与跨文化适应能力薄弱、跨文化施教能力不足、文化传播能力欠缺的问题。这些情况的反馈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中,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不可或缺。

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的培养有两个关键词,一是“传承”,二是“传播”。“传承”需要的是知识的积累和学养的积淀,是对中华文化精髓和发展动态的理解与把握;“传播”需要的是理论的指引和技巧的运用,是对传播规律的尊重和对传播效果的追求。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人才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的培养应从文化知识学习、文化技能掌握、文化素养提升、传播能力构建四个方面着手。

一、文化知识的学习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必须系统掌握中华文化常识、世界文化常识、汉外文化对比等基本知识。

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要在掌握基本脉络的前提下,突出中华文化特色,包括民俗文化、人文地理、饮食文化、哲学智慧、宗教文化等方面的知识。文化知识的学习包含着文化认知、文化理解、文化认同三个层次。很多人觉得我们对自身民族文化的理解和认同是潜移默化地自然习得的。其实,如果没有有意识的学习,身处本民族文化中的人依然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具体表现为知识面狭窄,对于母语文化的认知停留在器物、民俗事象等层面;理解不到位,对民族文化的精神与内涵不能准确把握;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或盲目坚守文化自大,或在强势文化面前不自信,缺乏文化情感立场的坚定性。所以,对于一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来说,学习中华文化知识,除了要在知识层面得到提升外,还要实现对中华文化的恰切理解和理性认同。

世界文化知识的学习,目的在于获得与中华文化进行参照比较的相关知识。在全球化背景下,每个人都应该具备一定的世界文化常识,作为汉语国际教育工作者,更要了解教学对象的文化背景,特别是要把握中外文化之间的差异,“知己知彼”,以顺利实现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文化知识这部分课程的学习,着眼点应放在中外文化的对比与对话上,教学内容要做到脉络清晰、重点突出。

文化知识类课程在设置上要坚持整体性、渐进性的原则。整体性是指各门文化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在内容上既要相互关联,又要避免重复。教学单位应对本科阶段文化类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材使用进行整体观照,把握课与课之间的内在联系,促进任课教师之间的协同合作。比如“中国简史”与“世界简史”两门选修课可以考虑同期开设,让学生以时间为线索,将中外历史大事同时纳入视野,共同观照。甚至还可以将两门课程合二为一,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的大框架内,便于学生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历史与文化进行比较分析。渐进性是指各门文化课程开设的先后顺序要遵循从一般到特殊、从古到今、从内到外最后再对比的顺序来设置。比如“中外文化比较”课,必须在学生先学习“中国文化通论”与“外国文化通论”两门课后才能开设,只有先熟悉了进行比较的内容,“比较”才会有效进行。

文化知识的学习还要注意古今平衡。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固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越来越多的汉语学习者是因为对中国现实的文化状况和发展态势感兴趣才选择学习汉语的。了解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有助于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国,有助于他们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也有助于他们规划未来事业的发展方向。在2013年举办的“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化的价值应用与传播路径”论坛上,专家们提出:我们现在需要建构与传播的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形象。因而,作为未来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必须加强对中国当代文化内容的了解与把握,包括流行文化、网络文化、影视文化以及民俗文化等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

二、文化技能的掌握

知识是技能的基础,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人才在学习中外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还要掌握过硬的中华文化技能。文化技能的训练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也有助于提高其跨文化交流与文化传播能力。

在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中华才艺”作为一门必修课承担着文化技能训练的重任。中华才艺是区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中华民族独特风貌的才能、技巧与艺术。它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象表现,它以直观的形式承载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中华才艺形式多样,传统的中华才艺有书画、舞蹈、太极拳、武术、戏剧、相声、中国民间工艺(剪纸、中国结、泥塑)、中国传统乐器等;现代的中华才艺由传统才艺发展而来,包括中国歌曲演唱、中国菜烹饪、诗歌朗诵、小品表演等。在海外汉语教学中,中华才艺深受汉语学习者的欢迎和喜爱,几乎所有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都把中华才艺作为激发学生汉语学习兴趣、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的手段。在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下,精通汉语、熟悉中华文化、拥有中华才艺的国际汉语师资十分紧缺,因而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中华才艺课的设置和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中华才艺”不是简单的一门课程,而是贯穿本科四年教学的一个课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有核心课程,又有辅助课程。一般来说,适用于海内外汉语课堂教学的才艺形式,往往具有展示性强、入门快、效率高的特点,在汉语课堂中,书法、剪纸、中国结、太极拳四种才艺形式应用最多,因而可将这四种内容作为才艺教学的核心课程。其他如传统乐器、舞蹈、戏剧、茶艺、烹饪等内容可根据教学单位的具体情况选择性开设。“中华才艺”也不是孤立的一门课,它应时刻与其他教学实践紧密结合、积极互动。比如,中华才艺课与外语教学相结合,让学生练习如何用外语教剪纸,如何用外语教别人包饺子。中华才艺课与教法类课程也有交集,我们的学生不仅要学会才艺本身,还要学会如何教授这些才艺。

中华才艺课的教学具有连续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作为一个贯穿本科四年的课程体系,中华才艺课的教学不能只集中在一两个学期,也不能只局限于课时之内。一门才艺的学习,需要不间断的训练,在有限的课时内能够学到的只是那些最基本的理论和技巧,只有在课外进行大量的实践,才能避免“学得快、忘得快”情况的发生。在课程设置上,我们必须考虑到才艺课自身的特点,有意识地拉大教学间距,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艺课与其他课程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安排课时和师资,保证课程格局的科学性和实效性。在考核方式上,要杜绝简单随意、上交一份作业即可过关的传统方式,采取“平时作业+‘滞后’考核”的新模式,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延长学生自主学习时间、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目的。才艺课程的作业或作品是学生平时学习成果的反馈,有了这些反馈,一门才艺学习结束之后就没有必要马上进行考试,而是应给予学生更多练习和实践的时间,到中华才艺课程全部结束后,再依开课顺序集中考查以前掌握的才艺,这样才能确保课程的连续性,有效督促学生常学常练。在实践模式上,要充分发掘校内的实践机会,同时努力搭建面向社会的实践平台。例如发挥学生社团组织的作用,成立才艺兴趣小组,老生带新生,专业带业余,提高学生的兴趣和水平;鼓励学生开展才艺展示活动,将活动的策划与实施纳入该项课程的考核之中;利用留学生教育资源,积极为中外学生搭建互学互助桥梁;建立中国文化体验室,为中华才艺类课程提供专门的场地,等等。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扎扎实实掌握几项基本的文化技能,为将来从事汉语教学、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奠定牢固基础。

三、文化素养的提升

文化素养不同于文化知识,它是体现在个体身上的气质和精神。文化素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自我学习、自我陶冶、自我领悟的过程,是以文化知识的积累为基础,经过吸收、内化和融通,最后转化形成的个人素质和修养。文化素养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濡染和熏陶。

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文化素养,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首先,鼓励学生发现中华文化之美,激发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由衷热爱。在专业课的学习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发现其中蕴含的文化因素,体会汉语的音韵之美、文字之美、篇章之美。只有让学生成为中国文化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让他们热爱、熟悉中国文化,系统地掌握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 他们才能在今后的汉语国际推广过程中自觉地传播中国文化。一位国际汉语教师,对汉语丰富的文化内涵充满挚爱,介绍起来如数家珍,这首先就会赢得外国学生的尊重和敬意。同时,教师还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增强文化判断力,积极应对不同文化的碰撞,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坚定传播者。

其次,以文学为突破口,通过经典阅读,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加深其对社会的认知和理解。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具有文化深度和国别特色的艺术手段,也是一种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文学作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历史、政治、经济等信息的载体,文学教学具有强大的社会认知功能。针对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文学教育目的有:1.激发学生的文化兴趣,启迪审美感悟,提高文化品位;2.帮助学生全方位、多角度地了解中国社会。文学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其中以中国文学为主,以外国文学为参照。中国从古至今优秀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即使只取一瓢饮,也要付出很大的时间和精力。这就需要教师首先对中国文学发展历史做一个概括性梳理,让学生有整体的把握,然后再根据学生兴趣和教学需要对某些文学作品进行赏析。必修课课时有限,可以考虑增设选修课,如“文学名篇选讲”“中国典籍选讲”等,以鉴赏为主,课上多讨论,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文化观点,同时加强课外辅导,为有兴趣的学生进行专项研究提供指导。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开设了“文化的差异――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解读”课程,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跨文化解读,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也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尝试。

第三,积极拓展课内外文化体验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走进文化,感悟文化,提升素养。文化知识的学习以记忆为主,文化素养的提升以体验为主,经典阅读让学生感受到了文学之美,然而跳出书本则需要学生在广阔的现实世界中获得切实的文化体验。无论在课内还是在课外,我们都要努力为学生提供多种途径和多种方式的文化体验活动,使他们在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经过精心设计和组织,课堂也能变成身边的文化展示和体验基地。例如定期组织文化讲座,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请过来,与同学们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根据学生不同的乡土文化背景,让学生准备小型的文化讲座,介绍自己家乡的民俗文化;布置文化选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最后在课上将研究成果展示给大家,等等。文化体验还要走出课堂,结合各培养单位所在地的情况,充分利用当地文化资源,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中国文化的普遍特点,也具有独特的个性。地域文化是进行中华文化传播的切入点,在汉语国际推广的新形势下,它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地域文化在汉语国际教育中起着重要的文化浸润作用,以往我们更多地着眼于大中华文化的教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重视不足。文化考察不一定局限于名山大川,文化体验也不一定只是参观名胜古迹,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质,有代表性的工厂和企业,有自己的博物馆、纪念馆、老街区,带领学生去这些地方参观考察、学习体验,了解当地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特的饮食、民居、服饰、民间艺术、生活习惯等,使学生在体验性文化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文化信息,形成文化理解,进行文化思考,最终转化为个人的文化素养。

四、传播能力的构建

这里所说的“传播能力”涵盖了跨文化交际和传播两方面的能力。“传播”和“交际”来源于同一个英语单词“communication”,二者含义大致相同,但在使用时各有侧重。“传播”是信息的传递,是人们通过符号和媒介进行信息交流的一种活动,社会传播主要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三种类型。“交际”是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行为等表达方式进行意见、情感、信息交流的过程,它与“人际传播”的含义比较接近,因而,人们往往倾向于用“交际”指人际传播,用“传播”指面向群体的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国际汉语教师在海外传播汉语及中国文化,不仅要实现有效的人际传播,还要借鉴组织传播及大众传播的模式和方法,积极开拓多种传播渠道,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在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中,“文化传播与交际”是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但是,传播能力的培养仅仅依靠一两门课程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整合各类课程的中外文化要素,发挥课内课外的共同作用,才能让学生在具体的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的情境中获得相应能力。传播能力的构建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要培养学生跨文化传播的自觉意识。“跨文化意识”是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理解、接受和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跨文化意识要求人们不仅要认识到自己具有的文化属性,也要认识到他人的文化属性,并去认真探究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效地理解交际对象的行为。培养跨文化意识,重点在态度和情感层面,必须提高个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除了熟知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理论之外,更多地来自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体验和感悟。

第二,要加强理论学习,掌握跨文化交际与传播的相关理论知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不同于新闻传播专业,学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学习传播学原理,但是有关交际与传播的基本知识和具体策略必须掌握。要引导学生意识到作为国际汉语教师,自己即是传播主体,应该根据当地的环境和受众心理与需求,选择适宜的传播媒介,尊重传播规律,排除“噪音”干扰,提高传播效果。只有传播主体素质高、能力强,传播媒介使用恰当,受众才能全面了解传播信息,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这部分内容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比较陌生,需要专业教师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

第三,借助案例分析法,帮助学生实现理论与实际的对接。案例分析可以使抽象的理论形象化、具体化,促使学生学以致用。教师依据教学目的和要求,以真实案例为素材,将学生引入特定的情境中,通过师生、生生之间双向和多向的互动,提高文化差异敏感性和对待异文化的调适能力,从而达到培养跨文化交际与传播能力的目的。案例分析不能浅尝辄止,应该有量的积累和质的保障。教师通过认真筛选,不仅要选出适合学生水平、与所涉及理论相关的典型案例,还要与时俱进,时刻关注社会热点,不失时机地将发生在身边的真实事例经过整理引用到课堂中。案例分析法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交际冲突发生的原因,获得文化传播的宝贵经验;案例分析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反思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第四,创造实习实训机会,增加学生跨文化传播的实战经验。学生在了解既有交际规约和掌握一定传播策略后,还需要亲历跨文化情境,才能对文化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和判断,建构自己的跨文化交际与传播能力。一般来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实习单位的确定有两个途径,一是学校统一安排,二是学生自主解决。各教学单位要积极开发多种实习形式,如建立与国外高校联合办学模式或与其他高校国际交流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合作协议,与对外汉语教学培训机构或与外资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等,尽量让学生走出去,接触异文化,并适时给予实习指导,完善实习评价体系,避免实习流于形式。由学生自主解决的话,应注意实习内容与所学专业是否对口的问题。另外,文化传播项目的策划与实施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实战训练。作为一名国际汉语教师,参与或负责策划多种文化传播活动,是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引导学生根据不同国别、不同教学对象设计相应的语言文化传播方案,注重传播的个性化、针对性和实效性,积极探索面向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学对象的传播模式及策略。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学生只有具备了扎实的文化知识、过硬的文化技能、深厚的文化素养,自觉的文化传播意识和出色的文化传播能力,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际汉语教师,为中华文化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文为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东北亚地区比较文化创新团队”[批准号:WT2013009]、大连外国语大学2014年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人才文化交流与传播能力培养模式构建”[项目编号:2014-RCY-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亓华.汉语国际推广与文化观念的转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2]李凌艳.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海外汉语教学师资问题的分析与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06,(6).

[3]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汉语教师标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4]丁芳芳.文化差异的解读――国际汉语教师跨文化传播能力培养的案例分析[A].第十一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5]毕继万.跨文化交际与第二语言教学[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