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企业文化论文范例6篇
更新时间：2022-06-04 18:37:04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企业成长阶段融资需求大银行中小银行
一、引言
近年来，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如何基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调整与发展。按照国家工商管理局2008年全国登记注册的企业资料来看，中国至少90%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而在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小企业由于外部环境恶化或资金链断裂，更需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支持。
樊纲（2001）对国有大银行、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和外资银行进行了分析，认为只有加大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建设力度，才能逐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林毅夫和孙希芳（2008）认为，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在现展中国家，最优的银行业结构应当以区域性的中小银行为主体。
但由于现阶段中国大部分金融资源都掌握在四大国有银行手中，因此，政府监管部门要求四大国有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力度，这一政策是救急的权宜之计还是一项长期的战略决策，长期执行下去，是否有利于提高中国银行业的专业化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值得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认真探讨的问题。本文拟根据企业的寿命周期理论，分析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信息结构的不同和融资需求特征的差异，推断需要怎样的金融服务体系与之相匹配，才能促进中国金融业效率的提高和公平的改进。
二、文献回顾
（一）贷款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
知识由被保留在人脑中的符号和关系构成，它分为两种类型，即数码化知识和意会式知识，数码化知识可通过文字、口头语言、各种符号和图表来传递，如企业会计报表、风险管理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等，而意会式知识无法直接传递，它高度复杂并与特定的地点、环境和时间相联系，只有通过反复实践才能恰当获得（干中学）。
在贷款市场，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在选择人－借款者时，由于数码化知识和意会式知识的不足，会面临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因为银行拿着负债资金－存款去进行放贷时，无法实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尽管有些贷款存在抵押物，但抵押物的交易成本很高，尤其当市场出现危机时，抵押物还会迅速贬值。因此，银行的盈利依赖于作为借款方的企业和个人的价值创造能力。这种能力是借款者的私人信息，银行无法直接观察，只能基于现有的经验，对企业或个人提交的贷款项目技术资料和财务报表进行形式性的审查和风险评估。如银行信贷人员对企业现金流、负债结构、应收账款周转率、获利能力以及销售和增长率等指标进行审查,并通过使用历史成本、特定资产和净现金流现值等会计信息来确定借款人的信用额度和抵押资产（Chungetal.,1993）。由于未来市场变化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和很多技术创新信息及人力资本信息难以量化，只能意会，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只能基于历史性和标准化的报表信息和主观预测资料作出风险评估，这很容易导致银行选择一个不好的项目（风险很高，实际净现值为负）－即逆向选择，同样，银行由于无法直接在现场观察和监督从事高风险项目投资的企业或个人的生产或经营行为，最终也无法约束借款者的机会主义道德风险。
青木昌彦（2001）发现，贷款者通过与企业家的密切接触而获得关于企业家才能和素质的知识，这类知识高度互补于项目建议书所代表的数码化知识，但它本身不能有效地以成文形式传递，具备这种意会式知识的贷款者通过与企业家保持密切关系，在必要时提供资金，启动项目，赚取经济租金。
对于一个信息充分的贷款市场来说，市场内生的声誉约束机制可有效降低贷款者的逆向选择和面临的道德风险。但如果期初存在逆向选择引起的严重信息不对称性，声誉机制对于具有短暂信用历史的借款者来说，就会太弱而不能排除委托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时间推移，信用记录增加，逆向选择的程度下降，对于还款记录历史长且没有违约的借款人来说，声誉机制就会增强，最终消除委托之间的利益冲突。反过来，如果期初不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声誉机制就能很快起作用（Diamond，1989）。
（二）贷款市场的专业化分工
从发达国家来看，在贷款市场，存在基于规模的专业化分工，即大银行主要向大企业提供贷款，而中小银行主要为小企业提供贷款(JayaratneandWolken,1999)。其它金融机构则为被银行挡在门外的资金需求者提供资金借贷。这是因为大银行拥有规模优势，不仅能提供巨额贷款，还能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如外汇结算、理财、资信调查、保理应收账款等，所以可以满足大企业的需求；而大企业通常具有较长的历史和信用记录，可向银行提供完整的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等易于传递和便于定量分析的标准化的信息(青木昌彦,2001)，同时拥有较多的抵押资产，因此，较易于获得大银行的贷款。同样，由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大银行事实上也更适合为大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而小企业则由于经营时间短，缺乏可用于抵押的有效资产，更无法提供大银行贷款决策所需要的可定量分析的数据，所以它通常难以获得大银行的贷款。中小企业的风险评估需要利用一些不易标准化和量化的信息，如企业家和经理的素质、品格和可靠程度以及技能的积累水平等，这些信息大多是一种意会式信息，无法进行客观的项目盈利性和风险性分析，也无法在合同中明确加以规范，而以特定区域服务为特色的中小银行由于熟悉区域文化和中小企业的产业环境，能通过关系性相机治理机制保证贷款的安全，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林毅夫、孙希芳，2008）。
其它金融机构如租赁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担保公司、信用社等贷款项目复杂性程度高，搜集专业技术信息和风险评估信息难度大，其风险程度较银行贷款项目高，所以它通常收取的利率也较高，但他们提供的资金借贷可起到救急的作用。
三、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融资需求与金融市场的
专业化分工金融与经济20__《上海金融》2010年第4期由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这决定了其实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具有系统性差异，而不同的产业具有不同的风险特性、融资需求和信息特征，因此，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实体经济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林毅夫、孙希芳，2008）。
在现代的低收入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林毅夫，2002），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其产品市场和所用技术都比较成熟，企业风险主要来自企业家风险，由于中小企业相对信息不透明，融资规模较小，区域性的中小银行在为其提供融资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区域性中小银行应当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现达经济中，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但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资金需求量大的资本密集型企业、具有很高的技术创新风险和产品创新风险的高科技企业，有效的金融体系应当包括能够为大企业提供大规模融资服务的大银行，和能够有效分散技术创新风险和产品创新风险的股票市场。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中小金融机构为一些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提供灵活的融资服务（林毅夫、孙希芳，2008）。在经济发展或转型阶段，市场发育尚不成熟，无法充分地以客观知识的形式（如市场分析和项目可行性分析等）提供项目的盈利性和风险估计，而不得不依赖对企业家个人才能和素质的意会知识，即使在发达国家，对尚未进入证券市场融资的小企业的监督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意会知识。这类知识对于接近企业的融资方来说可能是明确的，但对外部人来说，则很难以透明的方式传达清楚（青木昌彦,2001）。因此，中小银行为中小企业融资存在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小企业投资和创新所需的经济信息通常是意会式知识，而非数码式知识。
我们认为，有效率的金融结构应该是经济内生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根据企业的寿命周期理论，我们把一个企业的成长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婴儿期、少年期和成年期。所谓婴儿期，是指企业处于初创阶段，规模较小，企业风险是人力资本驱动型的，因此，意会式信息较多，可数码化的信息较少，适合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关系融资，“贴身喂养”。当企业规模扩大，其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品牌效应，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也随之加大，尤其是随着企业的跨地区甚至跨国经营，中小银行的贷款和服务已经不能满足大企业的需要，需要营业网点分布广、信息技术平台高，能提供融资、结算、理财或保理应收账款等多样化服务的银行支持。大银行可通过一套标准化信贷程序来审核大企业贷款资料，其中以数码式信息为主，并作出风险评估，以确定最终贷款的利率、期限和总量。大企业的风险是业务驱动型或者职业团队驱动型，企业决策相对有较规范的程序。
如果把中小银行当成企业的“保姆”，那么大银行应该相当于企业人格的“导师”，大银行可以帮助和引导企业熟悉商业规则，学会承担社会责任，降低道德风险。当企业已经拥有足够的客户群，并且拥有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完全由职业经理人经营，拥有较为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决策程序时，企业可直接通过证券市场融资。这种融资属于一种距离型融资，它要求当地社会有较好的法制和市场规则，企业决策和政府监管的透明度高。证券市场，包括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它们都是一个“赛场”，因此，能进入这种“赛场”的企业，必须具有健全的企业人格和理性可预期的企业行为（以职业经理人经营为主导），必须经过大银行的较长时期的“市场规则”辅导，才能保证向市场提供足够充分的数码式信息，以便能向分散在不同角落的投资者传递企业价值和风险信息，能进行量化的数据分析和风险评估。因此，主板市场和创业板市场都应该在企业透明度和行为的可预期上建立较高程度的“门槛”。因为进入证券市场的企业，其行为具有一定的公共影响，其风险易向相关行业和整个市场传导。上述分析企业发展的三个阶段也可用来分析市场发育阶段，所谓婴儿期是市场分割严重、商业规则和监管制度缺乏的状况，因此，基于当地企业的资金需求，需要大批熟悉乡土文化和风险环境的中小银行提供关系融资；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各地市场规则和风险环境日趋统一，具有高度专业化水平和多功能金融服务的大银行提供贷款能获得较多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SaundersandCornett,2007）。随着市场开放程度提高，市场规则和政府监管体系日益健全，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企业行为和风险具有可预期性，企业决策透明度高，能为投资者创造持续现金流量回报的企业可进入证券市场融资。由此可知，一国金融结构由其资源要素禀赋和市场透明化程度所决定，并随着后者结构的变迁而变迁。当其市场分割严重，规则不透明、不健全，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就需要较多区域特色的中小银行提供贷款。当市场一体化程度高，市场规则高度统一和透明，政府监管较完善，就可以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表示了企业成长阶段或市场发育阶段与资金配置模式的关系。从我国目前的企业规模和市场发育情况来看，还金融与经济企业成长阶段或市场体系发育阶段与资金配置模式关系示意图企业成长阶段或市场体系发育阶段与资金配置模式关系。
四、结论
本文梳理了实体经济结构对金融市场结构影响的国内外文献，分析了企业成长阶段、融资需求与金融市场专业化分工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1、对于市场规则体系不完善的地区和企业处于创建阶段，产品市场主要局限在当地，融资决策所需的可数码化的信息较少，大多是不确定的意会式信息，适合熟悉地域环境的中小银行提供融资服务。2、对于市场规则体系较完善的地区和企业处于
较快的规模扩张阶段，产品市场开始进行跨地区或跨国经营，企业品牌和声誉逐步得到社会认同，企业可向银行提供较多的可数码化的信息，用于风险评估和融资决策，企业适合具有跨地区营业网点和多功能金融服务的大银行提供融资服务。
3、对于市场规则体系发育相对成熟的地区，企业具有一定的自主知识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并且决策程序规范，具有较为完善的企业人格和可预期行为能力，能为股东提供较为稳定的现金流量回报时，企业可为外部投资者提供充分的可数码化的信息进行量化的风险评估和资产定价时，适合通过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
参考文献：
[1][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M].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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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军,金煜.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验：1987－2001[J].经济研究,2005(11).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范文2
一、责任是动力之源
金融企业肩负着推动经济发展、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神圣责任，金融从业人员必须有高度的责任意识，有强烈的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要把增强企业和全体员工的责任意识作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努力培育责任神圣、各尽其责、共享和谐的责任文化。紧紧围绕金融发展的大局，提炼企业使命、企业精神，激发员工的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健全企业问责制度，强化各级经营管理者对股东的责任、对金融消费者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和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激励企业经营管理者全心全意搞好企业，努力为社会创造价值。紧密结合业务流程的改革创新，制订各类职业标准和岗位职责，激励每一个员工尽心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育职业精神，营造尽责为荣、失职为耻的浓厚氛围，使企业成为一个各尽其责、共享和谐的责任共同体。
二、审慎是经营之道
必须贯彻审慎经营原则，健全科学决策机制，转变经营管理方式，培育一种以深谋远虑、周密谨慎、严格细致为行为特征的审慎文化。审慎是金融企业家特有的气质。金融企业通过信用扩张来满足社会的投资需求，必须比一般经济行为主体更加深谋远虑，更加周密谨慎，更加严格细致。要完善金融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科学界定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经营管理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权利划分，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协调运作机制和科学决策机制。要树立审慎经营、稳健运营、协调发展的经营管理理念，围绕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全面审查企业的经营战略，调整风险偏好，优化业务结构，追求资本约束下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的发展。要倡导周密谨慎、严格细致的经营管理风格，全面加强基础管理，从财务绩效、客户服务、内部管理、员工发展等方面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建立健全企业风险管理体系，确保金融安全稳健运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三、合规是立身之本
合规经营是金融企业落实诚信原则的本质要求，是实现金融企业稳健发展的关键举措。坚持合规经营，不是被动地服从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也不仅仅是金融企业哪一个部门的职责，而必须努力在金融企业全体员工中培育一种诚信正直、内控优先、主动合规的合规文化。要强化法人治理结构的合规职责，建立专门的合规管理部门，健全合规风险管理机制。树立“合规创造价值”的理念，将合规经营纳入核心管理目标，切实纠正重经营业绩、轻内控管理的做法，严格遵循合规法律规则开展经营活动，努力成为社会诚信的表率。全面加强合规培训，培育合规意识，由企业高层带头倡导和推行诚信正直的职业操守和价值观念，牢固树立遵章守制、合规为荣、违规可耻的观念。加强合规考核和合规问责，考核结果与领导班子绩效考核挂钩，与经营单位业务授权挂钩。
四、创新是必由之路
要大力倡导敢于革故鼎新、勇于承担风险、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将创新精神贯穿金融改革发展的各个环节，培育崇尚学习、追求创新、宽容挫折的创新文化。加强学习型组织建设，推进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的转变，增强企业的适应能力、变革能力和创新能力。建立有利于激励创新的分配制度，探索创新成果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形式，使创新型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得到体现。完善金融创新的推进机制，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品研发、技术支持和市场营销的创新协作机制，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以项目为纽带的创新团队建设，广泛开展各种群众性的创新活动，培养造就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创新人才。不断突破成规旧俗，形成既有个性自由，又有团队协作，鼓励创新尝试，宽容创新挫折的组织氛围，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创新创意充分涌流的环境。
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化理念的层面，而必须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渗透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领域和全部过程。企业制度建设、宣传教育引导、沟通协调工作和企业形象塑造是四种最为主要的传导机制。
加强制度建设，健全规章制度体系。企业的规章制度建设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全体员工认同的价值观念用制度规定下来，成为协调利益关系、判断行为得失的共同准则。不断总结企业在科学决策、风险控制、合规管理、金融创新等领域的成功经验，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加以制度化。不断推进企业绩效考核、薪酬分配、人力资源开发等制度的改革创新，形成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念相一致的激励约束机制，坚决废除那些虽能带来短期利益但与企业核心价值观念存在严重冲突的政策措施。制定高标准的企业道德规范和员工行为准则，对员工基本职业道德素质、管理与业务的合规性、利益冲突的识别与规避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并结合具体岗位制定尽责标准和奖惩措施。全面加强制度执行力度，纠正片面地以信任代替管理、以习惯代替制度、以情面代替纪律等倾向。企业的制度建设必须体现民主管理、人本管理、科学管理的要求，努力建设以人为本、透明公正、导向明确、赏罚分明的制度文化。
加强教育引导，促进企业文化认同。要紧紧抓住构筑企业共同价值观这个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和实践活动，持续不断地深入宣传企业核心价值观念。包括企业领导人员在内的所有企业员工都要努力成为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实践者和传播者。企业领导人要结合亲身体会，经常性地分析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问题，总结提炼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精神成果，进行企业文化的宣讲。注重积累、整理企业经营决策、内部管理、市场营销、窗口服务等各方面的典型案例，通过典型案例的剖析阐发企业的文化理念，让员工在具体、形象、生动的体验中接受企业文化熏陶。加强各类示范群体建设，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作用。高度重视群众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精心设计各类实践活动，努力使广大员工在主动参与中了解认同企
业文化的核心理念，减少经营管理中的思想冲突和价值分歧，提高企业内部沟通和工作效率，形成上下同心、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加强沟通协调，营造和谐的企业氛围。要建立渠道通畅、沟通及时、协调有力的沟通协调机制，营造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团结协作的和谐氛围。整合协调不同利益主体的合理需求，统筹协调好投资者关系、劳动关系、客户关系、商业合作关系和公共关系，实现服务社会、回报股东、凝聚人才、关爱员工的和谐一致。企业领导人和各级经营管理者要密切关注员工的思想动态，做好重大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沟通协调，开展经常性的思想工作，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帮助员工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思想问题，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切实推进企务公开、切实推进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从源头上落实职工基本权益的维护工作，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提升服务质量，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良好的企业形象不仅有助于建立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和谐关系，同时也使员工获得强烈的自豪感；不仅有助于打造企业差异化的竞争能力，同时也使员工获得一种明确的价值导向，自觉按照企业的标准来规范自身行为。金融企业形象的塑造不能仅仅停留于统一企业标识体系和品牌宣传这样的层次，必须真正深入到员工职业行为、企业经营行为的规范。要坚持服务为本，积极履行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着力塑造管理严格、运作规范、诚信经营、服务优质、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金融企业形象。树立以顾客为中心的金融服务理念；培育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服务文化，积极传播金融知识，不断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金融服务需要。以服务创新为突破口，充分发挥金融业优化资源配置、分散社会风险、完善社会管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培育社会诚信的功能，加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项战略措施的金融支持。充分利用金融企业的人才和业务优势，积极参与社区建设、环境保护、扶贫帮困等社会公益事业。加强企业的社会宣传，提升金融企业的知名度、信誉度和美誉度。
金融企业文化论文范文3
摘 要 融资约束是企业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金融发展影响融资约束从而对企业的出口决策和行为产生作用。本文基于中国2000―2007年近50万家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通过引入外生的地区金融发展变量与企业自身特征变量的交互项，研究了地区金融发展对不同特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差异性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更容易推动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实现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所有制信贷歧视对企业出口影响显著，国有企业是金融发展作用于出口的优先受益者；只有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才有可能享受到金融发展的好处，从而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关键词 金融发展 扩展边际 集约边际
引 言
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贸易大崩溃（Trade Collapse）引起了众多学者和实践部门的关注。2009 年全球GDP 下降约为1.98%的同时，贸易下挫幅度却高达23%，全球贸易依存度随之大幅下降约33%，表明良好运转的金融体系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事实证明，金融发展不仅是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2]对一国对外贸易的流量和模式也具有重要影响。[3][4]金融部门的效率高低是决定国际分工模式的关键因素，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外部融资依赖性较高的行业上更具有比较优势。随着以Melitz模型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的兴起和发展，更多的研究从微观层面探讨异质性企业的出口问题。[5]Chaney将流动性约束纳入到模型中，发现融资约束是企业异质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企业的出口决策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6]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企业融资约束与出口有着紧密联系，[7][8][9]然而对两者相关性方向上却存在着较大争议，即到底是融资约束程度低的企业更容易出口，还是出口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10][11]由于很难找到合适的反映融资约束的外生变量，其结果本身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引入外生的区域金融发展变量，探讨地区层面的金融发展因素与企业自身特征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一方面可以有效回避融资约束内生性问题的争议，另一方面也能从微观企业角度透视宏观金融政策对不同类型出口企业的冲击。考虑到我国目前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金融抑制，还存在基于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的信贷歧视，并且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一研究无疑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外贸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进一步将企业出口增长分为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 growth）和集约边际（intensive margin growth），探讨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根据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一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扩展边际（extensive margin）和集约边际实现的。[12]出口的扩展边际表现为新企业的进入、出口种类的增加新的出口市场的开拓；出口的集约边际表现为已出口企业和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的扩张。从企业生产成本的角度，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通常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固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催促更多的企业选择出口，形成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而可变成本则更多地决定了企业生产商品的价格，可变成本降低有利于企业出口数量的增加，也就是集约边际的增长。Egger研究了2001―2005年中国企业融资约束对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影响，实证结果得出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存在负向影响效应。[13]陈琳和何欢浪利用世界银行企业微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外源融资约束对出口二元边际均有显著影响，且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对出口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比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对外源约束的敏感度更高。[14]雷日辉、张亚斌借助各省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融资约束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发现所处省份金融发展程度越低，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金融发展对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越强。[15]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区域层面的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企业出口的影响究竟体现在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金融深化在不同规模、生产率、所有制等异质性企业层面的影响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论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是计量方法的设计，主要包括样本的来源与处理、计量模型的设定与构造以及变量的选择与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理论模型
假设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本国有两个经济部门：一个提供可自由贸易的同质产品，价格为1，ω为本国劳力工资；另一生产部门提供差异化产品Χ，每个产品的生产企业都处于垄断地位，企业生产率为φ，差异化产品间的替代弹性为σσ>1。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量为qφ，对同质产品的需求量为q0。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Uq01-γ∫Χqφσ-1σdφσσ-1
垄断竞争下DixitStiglitz需求函数qφ：
qφ=Αpφ-σ （Α为垄竞争行业的市场容量）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差异化产品出口，企业必须支付预付固定成本（upfront fixed cost）Cf以及可变冰山成本τ（τ>1）。可变冰山成本表示在国外市场卖出单位产品需要国内输出τ单位对应产品。
参照Manova的研究，假设企业出口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可外部融资获得，融资比例为d（0
此时，企业出口面临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p，q，Fφπφ=pφqφ-q（φ）τωφ（1-d）-ωCf（1-d）-λF（φ）-（1-λ）μωΩ
s.t.p（φ）qφ-q（φ）τωφ（1-d）-ωCf（1-d）F（φ）（1）
-dωCf+λFφ+（1-λ）μωΩ0（2）
下面讨论三种情况：
（1） 金融市场完备，不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面临的最优化问题即为：
maxp，qπφ=pφqφ-q（φ）τωφ-ωCf
此时企业出口的最优价格p*φ为：p*φ=σσ-1ωτφ；出口收益为： r*φ=A（σσ-1τωφ）1-σ；利润函数为：πEφ=r*φσ-ωCf。
令πEφ=0，则得到一个出口临界生产率φ*（πEφ*=0），当企业φ>φ*，则会选择出口。该种情况的讨论和结论与Melitz相同，生产率高低是企业扩展边际增长的决定因素，企业生产率越高，越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利润支付预付固定成本，因此越有可能出口。[5]
（2）外部金融市场不完备，企业存在融资约束，将约束（2）代入约束（1），外部融资预付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则此时企业面临的最优化问题为：
maxp，qπφ=pφqφ-q（φ）τωφ-ωCf-1λ-1 dq（φ）τωφ+dωCf-μωΩ
此时，企业出口需要满足的生产率条件是：
πEφ-（1λ-1）dq（φ）τωφ+dωCf-μωΩ0
该式显示，当dq（φ）τωφ+dωCf-μωΩ>0即企业遭遇融资约束困境时，企业需要支付额外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1λ-1）dq（φ）τωφ+dωCf-μωΩ，所以企业出口的临界生产率φ*'>φ*。这表明融资约束的企业需要满足更高的生产率要求方能发生出口行为。生产率、融资约束（与Ω方向呈反向关系）共同作用于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生产率越高，融资约束越少，企业出口的概率越高。
与此同时，此时企业出口的最优价格为：p*'φ=σσ-1ωτφ（1-d+dλ）>p*（φ）， 出口额为： r*'（φ）=Aσσ-1ωτφ（1-d+dλ）1-σ
（3）加入金融发展，企业出口情况：
金融发展意味着融资约束的缓解。[3][16]根据Harrison，金融发展可表现为上述模型两种形式的变换：一是μ的增加，由原来的μ0转变为μ1=μ0+Δμ0；二是Ω累积分布均值的增加：由原来的G0（Ω0）转变为G1（Ω1）=G0（Ω0+ΔΩ0）。[17]
金融发展将推动融资约束（dq（φ）τωφ+dωCf-μωΩ>0），生产率介于φ*和φ*'的企业因为融资约束的缓解而实现出口扩展边际增长，推动融资约束（dq（φ）τωφ+dωCf-μωΩ>0）、生产率高于φ*'的已经出口企业出口集约边际增长。因此，基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金融发展将更加凸显生产率对出口的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容易实现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金融发展与生产率的交互项系数应该显著为正。
其次，不管金融发展程度如何高，金融发展带来的μ或G（Ω）均值的提高都只会惠及那些Ω接近dq（φ）τφ+dCf/μ的企业获得更多融资。因此，金融发展将扩大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阻碍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少的企业越有可能出口，出口得越多，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系数应该显著为负。
再次，企业规模、年龄、劳动者工资、所有制性质这些企业特征也是银行发放贷款考察的重要指标。企业规模越大、存续时间越长、劳动者工资水平越高以及国有企业，越有可能符合银行发放贷款的标准，金融发展带来的流动性的增加越有可能惠及这些企业，使其dq（φ）τωφ+dωCf-μωΩ
计量方法的设计
（一） 模型的设定
在出口的扩展边际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反映企业是否选择出口，模型为二元选择模型，采用probit方法估计。probit模型是假设事件发生概率服从累积正态分布函数的二分类因变量模型，其假设每一个体都面临两者择一的选择且其选择依赖于可分辨的特征，旨在寻找描述个体的一组特征与该个体所做某一特定选择的概率之间的关系。在模型设定上根据Roberts和Tybout构建的动态模型，[18]同时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同步性问题 ，采用影响企业出口的滞后一期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 （Bernard and Jensen ， 2004）。[19]基本思路如下：当一个企业现有和预期收入大于现阶段的成本加上出口的沉没成本，企业选择出口（Xijkt=1）：
Χijkt=1，假如π-ijkt>Cijkt+F（1-Χijkt）
0，否则
其中，π-ijkt是产业j中的企业i在年份t的即期和预期收益，k是该企业所在的省份， Cijkt是当期成本，F是出口的预付固定成本，基本模型如下：
p（Χijkt=1）=αi+αjt+αkt+ηFDktΖijt-1+δΖijkt-1+εijkt
p（Χijkt=1）表示企业出口参与的概率，αi代表企业固定效应，αjt代表产业固定效应，αkt代表区域固定效应，FDkt反映金融发展水平，Ζijkt-1是反映企业特征的向量集，比如反映企业异质性的生产率、融资约束、规模、年龄、工资水平等变量。
在出口的集约边际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的出口密集度，参照Gugamelli（2008）的处理方法，[20]用企业的出货值占销售收入（EX）表示，采用OLS估计，计量方程如下：
EXijkt=αi+αjt+αkt+ηFDktΖijkt-1+δΖijkt-1+εijkt
（二） 变量的选择
（1） 解释变量：区域金融发展水平（FD）。我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与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不同，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单一金融机构到现在门类较为齐全的金融机构，都是银行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是垄断地位，股票市场对投资以及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非常微弱，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规模较小。因此，要度量我国区域层面的金融发展程度，应该重点考察银行体系方面的指标。现有文献对金融发展指标的度量，大多沿用金融相关率指标，即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全部实物资产的价值之比。在衡量国家层面金融发展水平时采用广义货币存量M2与GDP之比，而地区层面由于缺乏金融资产方面的数据，一般采用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比例来表示，本文同样采用该指标作为各地区金融发展规模的指标。[15]
（2） 控制变量：企业的特征向量（Z）。在借鉴新新贸易理论相关实证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具体引入了以下几个控制变量，包括：① 企业规模（SIZE）。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克服贸易中的成本约束问题以及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从而更可能参与国际市场。对于企业规模的度量指标，有销售收入、总资产和雇员人数三种规模指标，本文根据Buckley和Clegg，采用总资产作为企业规模的度量变量。[21]② 工资水平（WAGE）。工资水平是反映劳动力成本的指标，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尤其重要。本文采用企业应付工资总额除以雇员人数。③ 企业年龄（AGE）。企业年龄的增长可能意味着出口“学习曲线”的实现，管理、生产技术和营销手段的成熟以及企业声誉的建立，出口能力也会有所差异，本文计算从企业成立到当年年份的时间段。④ 企业的融资约束（FR）。融资约束使用1-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度量。[22]⑤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在Melitz的模型中，生产率是决定企业是否出口的决定因素。[5]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能克服出口市场的障碍，并在国外获取额外的利润，而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甚至有可能因为贸易开放导致的竞争压力而被淘汰。本文基于LP法，选用工业增加值作为企业的产出值，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三） 数据来源及描述
本文研究的样本企业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2000―2007年工业企业统计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目前最全面的企业数据库，其中既包含企业的基本情况也包括翔实的财务数据信息，涵盖本文研究需要的各种数据。鉴于该数据库所存在的偏差与错漏问题，本文借鉴聂辉华（2012）方法，对数据进行了筛选。[23]
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本文以1999年为基期，使用统计局公布的价格指数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平减。宏观方面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年鉴》、《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统计数据汇编》等。其中，相关价格指数、地区GDP、人口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地区金融机构存款额、地区金融机构贷款额来自《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统计数据汇编》；金融业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市场化指数――各省市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
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 初步的估计结果
表1的估计结果显示，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来看：第一，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显著正向影响，对集约边际影响不显著，而后在heckman修正模型检验中证明生产率对企业集约边际影响亦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Melitz模型的判断结果一致，贸易能够促使高生产率企业发生出口，而低生产率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或者被市场淘汰。[5]李春顶等人认为的“生产率悖论”没有得到验证，这可能与本文没有考虑加工贸易的情形有关。[24]第二，企业规模对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具有正向影响，企业规模越大，出口沿扩展边际增长的可能性会提高。事实上，大企业相比较中小企业而言，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能够承担较高的固定成本投资，而且，大企业在中国在银行融资、政府关系等各方面都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而，企业资产规模扩大，出口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而企业规模对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却为负向影响，这似乎有悖客观事实，而后拆分样本的实证结果亦是如此。这可能源于中小企业是我国对外出口的中坚力量的事实。第三，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果与韩剑运用2003―2007期间样本得出的结论相同：中国出口企业存在“融资约束悖论”。[11]与Manova理论和实证证明的融资约束阻碍企业出口的
注：***、**、*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显著，回归参数下方的括号内数字为T值；限于篇幅，年份、省份、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给出。
结论相反，我国金融市场竞争不完全带来的融资约束的现实情况使我国企业不得以转向“出口”来缓解企业内外部的融资约束，为企业发展寻求出路。[7]这样的现实情况并非只存在于中国。Greenaway运用英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实证证明企业健康的内外部融资情况不是推动企业出口的原因，而是企业出口的结果，即出口的自选择行为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10]第四，工资水平对企业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即企业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越高，其出口的可能性越大。一般情况，较高的工资反映了企业的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劳动力素质越高的企业生产率越高，出口的可能性也越大。第五，企业年龄对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却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负向相关。企业的存续时间越长，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得益于学习曲线的实现。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管理、生产技术和营销手段的成熟以及企业声誉的建立，使得资深的企业相比于年轻的企业更有能力进军开拓国际市场。但企业年龄与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负向相关，这可能意味着年轻的企业相比于老企业，一旦进入国际市场，更加追求市场份额的增长。第六，外资的所有制性质对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增长均有显著正向关系。外资企业可能从其海外关系企业获得融资，且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相比于内资企业具有信息、经验等多方面的优势。[25]因此，外资企业更可能出口，且出口份额增长更快。国有的企业所有制性质对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影响均显著为负。事实上，国有企业因长期享有国家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不愿走出去承担国际市场的风险。因此“国有”的标签并没有给这些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上提供很多“便利”。据统计，2001―2008年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约为50%以上。
在对金融发展与企业特征的连乘变量考察中，金融发展与生产率交叉项的相关系数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地区金融发展通过生产率途径作用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增长的效应并不明显。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相悖。金融发展与企业规模交互项的相关系数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该结果表明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多推动地推动了大规模企业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增长。事实上，企业规模越大，资产越多，抵押物（collateral）也越多，从而金融发展带来的融资约束的缓解能使其优先受益，原来不出口的变得有能力出口了，原来出口少的变得出口多了。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交互项的系数在扩展边际模型中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相同。该结果表示金融发达地区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出口的可能性更大。金融发展带来的μ或GΩ均值的提高都只会惠及那些Ω接近Cf/μ的企业获得融资。因此，金融发展将扩大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阻碍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融资约束越少的企业越有可能出口。金融发展与工资水平的连乘项在扩展边际模型中显著为正，在集约边际模型中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高工资企业比较倾向出口，但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更容易实现出口份额的快速增长。这为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现实情况提供了经验证明。金融发展与企业年龄的交互项在扩展边际模型中显著为负，集约边际模型中显著为正。该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更容易推动年轻企业走出国门。但是对于已经出口的企业，金融发展对资深企业的出口集约边际的正向推动作用更加明显。存续时间长的企业，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商业经验更加丰富，客户资源更稳定，更有可能符合银行发放贷款的条件，从而金融发展带来的流动性增加能优先惠及该类企业，从而为其提供出口集约边际增长所需的可变成本。
由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得出，金融发展对我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均有显著的影响。它可通过企业的规模、融资约束、工资、企业年龄等多因素作用于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具体作用效果表现为：金融发展更有利于推动规模大、融资约束少、工资水平高、存续时间短的企业出口沿扩展边际增长；利于拉动规模大、融资约束少、工资水平低、存续时间长的企业出口沿集约边际增长。这一结论，对于我国外贸转型，防止贸易贫困化增长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出口沿扩展边际的增长，即更多企业、更多样化的产品出口不仅有利于维持出口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而且也利于提升我国产业结构的质量，防止贫困化增长，提高整体国家福利。因此，推进金融深化改革，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意义重大。
（二） 按金融制度分地区的回归结果
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需要辅之以开放的市场化的金融制度，才能使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公平公正地惠及市场的各个主体。在不同的金融制度下，金融市场的深化对贸易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本文欲直接比较在不同的金融制度下，金融发展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差异化影响。按照如下处理方法将全样本拆分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两个子样本：将樊纲指数中“各省份金融业市场化指数”2000―2007年的数据算术平均，从小到大依次排列，排名位于前16位判定为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剩下的15个地区判定为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有：安徽、陕西、宁夏、天津、河南、福建、河北、辽宁、山东、重庆、江苏、海南、广东、上海、浙江；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有：黑龙江、青海、新疆、内蒙古、吉林、甘肃、贵州、广西、江西、湖北、云南、湖南、四川、北京、山西、。。子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2，比较分析如下：
第一，在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金融发展与生产率交互项系数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模型中均不显著。而在金融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金融发展与生产率交互项系数在扩展边际模型中显著为负，表明金融发展能有效地推动低生产率企业成为出口者。第二，无论金融市场化程度高还是低，金融发展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无论一个地区金融制度如何，金融发展均首先推动规模大的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第三，在金融制度好和差的地区，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的交互项系数在扩展边际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发展对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推动作用不因金融市场开放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无论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还是相对封闭的地区，金融发展均首先使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出口受益。第四，无论在金融制度好还是差的省份，金融发展与工资水平的交互向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金融制度能更快地推动劳动报酬低的企业的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这一机制与金融制度优劣关系不大。第五，在金融制度好和差的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年龄的交互项系数在扩展边际中均显著为负，在集约边际中均显著为正，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一致。第六，国有企业虚拟变量与金融发展的连乘项系数在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模型中均显著为负，表明金融发展更容易带来非国有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即地区金融越发达，非国有企业出口的可能性越大。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情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而更有利于其在国际市场上扬帆起航。而国有企业虽然也会得益于银行贷款的荫蔽，但因其满足于国内丰厚的利润，并不愿走出去承担国际市场的风险。而这一机制与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制度优劣无关。第七，无论金融开放度高的地区还是低的地区，外资企业所有制性质变量与金融发展的连乘项的相关系数在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所有制对出口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作用力越大，金融发达的地区，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这一结果与外资企业可能更少得到国内资本市场的支持的想法相悖。发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外资企业更多地分布在我国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产业，这一产业得到国家的信贷支持比较多；外资企业被认为有较低的经营风险和较高的增长可能性，所以也使得其更容易地获得贷款，从而推动其出口行为的发生。
综上所述，在不同的金融制度下，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途径差异并不显著。金融发展最先的受益者都是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唯一有区别的是，在金融制度较好、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有可能享受到金融发展的好处，从而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
注：***、**、*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显著，回归参数下方的括号内数字为T值；限于篇幅，年份、省份、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给出。
（三） 稳健性检验
在集约边际模型中，使用OLS估计直接将非出口的企业剔除，只对出口企业进行回归。事实上，企业是否出口并非随机的，而是受一系列因素影响的。直接忽略非出口企业可能造成样本选择误差，得到有偏估计。因此，本文欲采用heckman两步法对模型进行修正，考察OLS估计结果的质量。Heckman两步法将企业出口贸易模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probit出口选择模型估计，即首先考察企业是否选择出口；第二阶段为修正的集约边际模型，加入第一阶段估计中得到的逆米尔斯比（inverse Mill’s ration），克服样本的选择性误差，重新估计集约边际模型。估计结果对比如下：
注：***、**、*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显著，回归参数下方的括号内数字为T值；限于篇幅，年份、省份、行业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给出。
Heckman和OLS的估计结果比较显示：第一，生产率对企业出口集约边际的影响由原来的不显著变为显著为正。第二，金融发展与融资约束交互项系数由OLS中的不显著变为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修正了OLS估计结果的偏差，与理论预期相符。事实上，企业遭受的融资约束越少，拥有的固定资产越多，抵押物也越多，金融发展带来的融资约束的缓解能使其优先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等融资，用于支付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可变成本，从而推动其较快的扩大市场份额。除了上述两点差异外，heckman估计相关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与OLS估计的结果一致，说明前述OLS估计结果是大体稳健可信的。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理论框架下，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数据，研究了地区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问题。通过引入外生的地区金融发展变量与企业自身特征变量的交互项，透视宏观金融政策对不同类型出口企业的冲击。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全样本497 499家企业进行了初步的估计，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均有显著的影响，金融发展能最先推动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的困境，实现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然后本文对不同所有制和金融制度的子样本企业出口情况进行分别考察，发现金融发展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途径存在所有制的差异，但不存在制度的差异。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对民营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影响并不显著，无论是生产率、规模还是融资约束、企业年龄、工资等途径都难以实现其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可通过以上几个因素传导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对贸易增长的推动作用；不管是在金融制度较好还是较差的地区，金融发展最先的受益者都是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企业，唯一有区别的是，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有可能享受到金融发展的好处，实现出口沿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增长。最后本文运用了其他计量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原来的回归结果是大体稳健可信的。
这一研究结论反映了我国金融体制中存在的基于所有制和规模等因素的严重信贷歧视现象，即将更多的流动性给予规模大、融资约束少的国有企业，而亟需资金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则难以实现出口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发展。因此，深化发展中小企业金融和小微企业信贷，推动金融的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金融体制的改革创新，对于优化配置社会资源，推进我国外贸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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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金融机构企业文化 ；建设； 问题；途径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处于改革关键的今天，企业文化建设越来越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和研究企业文化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企业文化的建立与企业形象息息相关中国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理念进入中国金融企业的时间还很短，确切地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上大凡成功的大企业，在其创建初期或进行重大变革之后，都把确立何。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中深层次、最具特色的反映，是企业生存和立足的信念力量，是企业之“魂”，是企业员工经过长期实践培育而总结出来的行为规范、战略目标、奋斗方向等。它集中了员工的理想信念追求，既可使企业产生凝聚力、号召力，又能满足员工个人的精神和文化需要，使员工从企业文化中获得精神愉悦、自信心、安全感等，对外可满足消费者积极向上的精神需求，增加企业的信任度。
一、金融企业文化建设还存在不足之处，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一）认知度不高
一是认识片面。有人认为企业文化是工商企业的专利，金融企业只要拉来存款、搞活贷款就行了，金融企业文化建设是搞花架子，没有必要。二是核心理念不突出。有的单位没有结合自身的业务特点提炼出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认为金融文化建设就是搞几项文体活动、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导致企业文化建设与业务工作两张皮。
（二）创建不深入
一是创建活动表面化，没有从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角度去深挖、搞活。有的单位只是提几句口号，写几条标语，举行几次文体活动，就说搞了企业文化建设。二是创建活动没有联系实际，缺乏个性。有的单位盲目效仿其他行业的企业文化，忽略了金融企业的特殊性，创新性不高，推进工作的作用不强。三是创建规划和创建活动缺乏系统性。有的金融机构没有制定创建规划，搞活动零敲碎打，企业文化建设不系统，中心不突出，效果不明显。
（三）发展不平衡
一是金融机构之间企业文化建设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三个不平衡，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之间企业文化建设发展不平衡；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企业文化建设发展不平衡；城乡信用社文化建设明显次之；有无外资入股的金融机构之间企业文化建设发展不平衡。二是金融企业与普通企业文化建设发展不平衡。中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步伐早于金融业改革的步伐，已经上市的国有大型企业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化建设体系；中小型企业改制较晚，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也已经历了优胜劣汰的历练，尤其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其文化建设有着明显的优势。而中国金融业改革则显得有些滞后，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还没有进一步完善，传统观念还滞留于某些金融机构中。目前，与国外先进商业银行相比，中国银行业有较大的差距是不争的事实。而要缩短这个差距，就要增强中国银行业的实力。在现有经济条件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必不可少。
二、构建中国金融企业文化的途径
（一）吸收中外文化之精华
西方金融业以其独特的创新性、尖端的科技性和完善的服务功能领先于世界，金融企业要加以吸收和改进。中国金融应深入学习借鉴国外金融同业的先进企业文化理念，洋为中用，尽快用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铸造民族金融产业。创造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企业文化理念。同时，儒家管理学说的智慧能为企业的内部管理，以及管理者素质的提高提供智慧的源泉。取二者之精华，作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补充材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固然有许多可汲取的营养，但也包含着消极的一面，优点和缺点不是绝然分开的，它既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增添了光辉，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同时也设置了障碍，成为我们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全盘肯定或否定传统文化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有必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总之，企业应具有“筛选机制”，对传统文化进行自觉地“筛选”，使之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使传统文化的“财富”能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的“营养源”。对一些利弊兼有的思想，要辩证对待，兴利除弊。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儒家文化在被剔出其封建糟粕后，它的超越时代的精华和智慧必将能在现代化企业文化的建设中，获得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一具有永恒价值的原则，让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和西方的管理服务理念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建设服务。用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的话说：海尔文化=日本文化（团队意识+吃苦精神）+美国文化（个人舒展+创新精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一种合金文化。中国金融业同样需要建设一种金融合金文化，即西方银行文化（创新+先进+个性）+中国银行业文化（诚信+敬业+和谐），这一法则在金融机构同样适用。
（二）围绕企业理念，量体裁衣，策划出系统全面的金融企业文化创建规划
金融企业要结合实际，围绕上级部门的总体要求，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以经营理念为主线，分为物质环境、制度建设、业务创新、发展前景等几个部分，策划出一套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规划及实施方案。在物质环境建设上，要突出人本理念，从标识式样、硬件设施、软件服务等方面进行详细策划，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在制度建设上，从基本的员工守则到员工工作质量的要求，从信贷项目的审核到资产质量的管理，从部门各负其责到单位集中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修订和完善，进一步范员工行为；在业务创新上，要突出个性化、优质化、时代化等特点，满足不同客户群体及其不同时期的不同需求，及时捕捉利润增长点；在发展前景方面，要站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分阶段、分步骤明细发展方案，真正为金融企业发展策划出一个实用性和操作性强、符合中国金融业发展实际的宏伟蓝图。
（三）多法并举，重点导入
第一、积极开展企业文化创建活动，推动金融业发展理念的导入。让每一位员工牢记企业理念，在思想上筑起一道金融业发展的安全防线。
第二、人性化管理。首先，要尊重客户。金融企业与客户是人与人的交往，而不是“算盘与钱包”的关系。为此，要营造尊重人的环境和氛围。如推行柜台标准化管理、优质高效对外营销服务等。其次，要尊重员工。现代社会，竞争压力大，工作节奏快。对前台工作人员要关心其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帮助其解决后顾之忧；对后台工作人员要根据工作性质，实行弹性工作制，方便其开展工作。同时，积极推行扁平化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制定公开、公平的考核制度；把人作为管理中的重要因素来考虑，设计阶梯型人才发展规划，对职工的冷暖病痛进行走访慰问，培养员工的忠诚度。根据职工不同的需求层次，最大限度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防范道德风险的发生。
第三、开放式发展。首先，要摒弃封建式发展方式。如单纯追求存款规模的扩大；贷款中忽视风险管理，弃小户、垒大户等短视现象和不科学做法。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以文化建设提升金融企业无形资产的含金量，促进金融业快速发展。其次，要从建立长效发展机制上下功夫，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一要素是人，第二是产品。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开放式发展同样要围绕人和产品来进行。
（四）金融员工队伍建设
一是要建立长效学习机制。金融员工不仅要学习金融基础理论知识，还要学习经济、法律、英语、科技等知识，强化员工的综合素质，培养员工的创新思维，以适应现代金融业竞争的需要。二是要注重后备人才的培养和接替。现代社会金融业更要在人才培养上立足眼前，着眼未来，建立一支能够不断满足金融业发展需求的人才队伍。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提升服务水平。金融机构的企业文化建设是增强员工凝聚力，展示社会形象的需要。先进的企业文化能使金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为其良性发展提供原动力。金融机构要想使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就要在实际工作中将企业文化建设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与此同时还要深入持久的开展下去。这既是金融机构在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下应该采取的必要措施，也是实现金融企业良性发展的客观要求
结语
金融机构要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必须实施现代金融的企业文化战略，在金融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时刻不忘用先进的企业文化引领，在传承中创新，打造团队精神，从而使员工之间保持和谐的氛围，形成合力，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共同的奋斗目标。要牢固树立企业文化建设就是金融企业潜在的、宝贵的无形财富的发展理念，培育出适应金融企业发展需求的、与经营管理同步的企业文化，同时强化金融企业制度建设，确保金融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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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 宏观金融效率 现状 评价指标 定量分析
一、国内外学者对金融效率研究的基本状况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对经济效率的研究比较早，并且研究分析较为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对金融效率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金融效率的关注源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金融发展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经过短短30年的演进，金融发展理论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成果：一是1973年的麦金农・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学术界简称为“金融深化论”；二是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三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中国学者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前两种理论对“金融效率”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而中国的学者则对“金融效率”提出了明确的界定。
关于“金融效率”的内涵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看法，王广谦（1997）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运作的能力；杨德勇（1999）认为，金融效率是指一国金融整体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挥的效率，即把金融要素（人力、物力、各类金融资产的存量和流量）的投入与国民经济运行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王振山（2000）、李木祥、钟子明、冯宗茂（2004）认为，金融效率就是资金融通的效率；白钦先（2000）认为，金融效率为金融资源在经济系统与金融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的内部系统之间配置的协调度；郑旭（2005）认为，金融效率就是金融资源（货币和货币资本）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二、金融效率内涵的认识和分析
我们认为，金融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金融效率也包含丰富的内容，所以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对金融效率涵义的不同理解是无可非议的，对金融效率作不同的分解、分成不同的层次来研究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我国学者对于金融效率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对金融效率这个概念还没有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通过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考察，我们认为：金融效率是指资金融通和运用的效率。我们把金融效率划分为“宏观金融效率”和“微观金融效率”两个层次。宏观金融效率是指金融体系资金融通状况对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的促进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是指资金在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融通和运用效率。这也就是本文主张的基本内涵。按照这一思路，宏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微观金融效率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企业的融资效率。本文将重点对国内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和研究。
三、数据采集的相关说明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是企业融资的两个重要途径，图1对比了这两种渠道的比重。从1991年到2008年，除了2000年外，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占比都在20%以下，说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存在一个艰难的旅程，而通过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在80%以上，客观说明银行贷款是国内企业尤为重要的融资渠道。鉴于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占绝对优势，在下面的分析中所用到的数据将主要以银行的数据为主。
四、宏观金融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金融效率的基本内涵，我们认为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应该包括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鉴于宏观经济学上也有这样的概念和指标，本文以下将宏观经济学上的储蓄率、投资率称为国民储蓄率、国民投资率。为了明确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作一下说明。
1、融资率。等于新增存款/GDP，它综合反映金融体系的资金（储蓄）动员能力，表明GDP中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资金的比例。
2、储蓄投资转化率。等于资本形成总额中来源于贷款的资金/存款增加额，该指标用于近似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储蓄转化为生产领域投资的效率。
3、存贷比。等于贷款额/存款额，反映间接融资渠道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与上一个指标相比，这个指标从总体反映银行体系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
4、新增贷款生产率。等于新增GDP/新增贷款，这个指标反映每新增一个单位的贷款带来多少单位的GDP增量，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
5、私营企业获贷比。等于私营企业所获贷款额/贷款总额，它反映了在银行体系的贷款中有多大的比例流向私营企业。
以上几个指标的选取与资金的流向是一致的，分别与资金的筹集、资金的使用、资金的使用效率和资金的流向相对应。通过量化的指标可以对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有直观的认识，以下是我们对这些指标的考察和分析。
五、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与考察
1、储蓄投资转化率。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计算，在1991―2008年共18年间，融资率、储蓄投资转化率、存贷比、新增贷款生产率、国民储蓄率的均值分别为20.42%、37.94%、85.66%、102.35%、42.6%，前四个指标的变化趋势则如图2所示。
（1）融资率的经济意义是一个单位的GDP中有多少单位转化为金融机构资金来源（存款），均值为20.42%的融资率意味着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2042单位的GDP成为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在趋势图上，金融机构的融资率表现为在20%上下波动。与国民储蓄率的均值42.6%相比，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为20.42%，表明国民储蓄中有一半是以金融机构的负债形式存在。
金融机构的一个最基本功能就是促使资金从资金供给方向需求方流动，使国民经济的运行顺畅进行，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和存贷比是反映这一功能的指标。
（2）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经济意义是指每一单位的新增存款转化为多少单位的资本。资本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统计上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投资，金融机构融资来的储蓄只有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运行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从图2看，该指标以37.94%为均值上下波动的变动趋势，而且其波峰和波谷与融资率恰好相反，表明每一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
（3）存贷比的经济意义是每一单位的存款放贷出多少单位的贷款，均值为85.66%意味着一个单位的存款中放出了0.8566个单位的贷款。从经营的角度看，一元的存款最多只能贷出一元，即存贷比最多只能是100%；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应该不超过75%，因此85.66%的均值意味着存在风险。再从图2看，该指标变化很大，从1991年的近120%下降到2008年的65%左右，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表明银行的贷款在相对下降，沉淀在银行体系的资金逐渐增加，这对于经济运行来说是一种严重的资金浪费，对金融机构来说是效率的降低。
如果我们把以上三个指标联系起来看：一个单位的GDP中，有0.426单位转化为国民储蓄，其中有0.2042单位通过金融机构转化为储蓄（存款）；在一个单位新增的存款中，有0.3794单位的存款转化为了资本，从而进入生产领域，因此通过金融机构这一途径进入生产领域的资本是0.078单位。
（4）新增贷款生产率的经济意义是每单位新增贷款能带来多少单位新增GDP，该指标反映了贷款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该指标均值为102.35%，即一单位的新增贷款能带来1.0235单位的新增GDP。相对于以上三个指标，新增贷款生产率大起大落，最高时超过了180%，最低时接近40%，但波动的幅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窄，总体的趋势与存贷比相似，呈下降的趋势。该指标九十年代的大幅波动反映出这个时期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增强，其波动幅度逐渐变窄，也意味着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趋于稳定；其下降的趋势反映新增贷款的生产能力下降。
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国民储蓄率已经超过了50%，而金融机构的融资率一直徘徊在20%上下，说明更多的资金是从非金融的渠道流向投资，反映了金融机构筹资效率的相对下降。金融机构的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均值为37.94%，说明通过金融机构渠道进入实体经济生产领域的资金并不高。2008年65%左右的存贷比表明相当数量的资金滞留在银行系统，这与实际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经济主体缺乏资金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通过金融机构融通的渠道不通畅；新增贷款生产率趋于下降反映贷款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在下降。这些指标表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从而反映出我国较低的宏观金融效率。
2、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调节应该使资金流向效率高的行业和企业。私营企业是活跃的市场主体，运行效率高，因此应该获得与贡献度相当的资金支持，这也体现了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为此本文提出私营企业获贷比指标是考察宏观金融效率的重要方面。
截至2008年末，企业法人单位495.9万个，其中私营企业359.6万个，占比72.5%；全国第二、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额为207.8万亿元，私营企业资产总额25.7万亿元，占比12.3%；全国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190.3万个，私营企业145.7万个，占76.6%，在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私营企业占44.4%。
我们从表1的有关数据来看，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五种企业类型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总计、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和全部从业人员人数这六个指标的合计占85%以上，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居绝对优势；在七个指标中，除了资产总计外，私营企业的其余指标都位居第一。以上的数据表明，工业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相对于其他类型企业来说是较高的，同时还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对社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我们从金融对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来看，并不理想。根据前面的提议，私营企业获贷比的经济意义意味着每一单位贷款总额中有多少比例流向私营企业。图3是2001―2008年私营企业的获贷比例，该指标呈上升趋势，比重最高的2008年私营企业获贷比仅为1.39%，数据充分说明一个单位贷款只有0.0139单位贷款流向了私营企业，这一比重不仅在贷款总额中可谓微乎其微，而且与私营企业的社会贡献极不相称。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效益好、运行效率高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私营企业所获得的资金支持与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对等的。私营企业获贷比例低也充分揭示了私营企业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融资难”的本质问题，融资难进一步制约了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宏观层面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不高。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尝试性地构建了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目的在于对我国宏观金融效率的现状进行客观的定性和定量评估，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解决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金融的储蓄投资转化率还是从金融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都反映出我国宏观金融效率低下的基本现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宏观金融效率的低下必然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是极为不利的。为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对宏观金融效率的分析和研究，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宏观金融效率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实时跟踪、监测和研究，及时为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可靠的决策信息。
第二，我国是世界上高储蓄率的国家，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着长期而艰难的考验，把希望寄托于国外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投资―出口―消费”三架马车中，选择投资拉动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消费拉动内需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途径。当然，提高储蓄投资转化率并非是单边战略措施，它必须与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多项改革整体配套，协调推进。
第三，我国私营企业的发展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社会贡献率逐年提高，但是多年来的政策、制度设计成为私营企业健康发展的软肋，虽然多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可是本质性问题仍未解决。因此，从社会贡献大小的角度来设计金融资源的配置政策、制度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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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企业文化论文范文6
关键词：融资约束 现金流 敏感度 上市公司
引言
在信息不对称理论下，企业通过外部渠道进行融资的成本必然高于使用内部资金，但是投资支出一般都会受到内部资金的限制，这种约束就会使得资金支出相对于企业利润变动存在一定的敏感度。这种企业融资约束与现金流量敏感度之间的关系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
对于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流敏感度的研究中，主要是分析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这种关系已有的研究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从已有的实证文献看，对于企业融资约束和投资对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Heitor（2004）就提出从现金-现金敏感度这一角度来分析融资约束的问题可能更有助于厘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现金-现金敏感度相比投资-现金敏感度能够更为准确描述公司是否受到融资约束的状态。现有的研究还没有以国内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现金-现金敏感度这一角度来分析融资约束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可以视作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并且从另一个视角对学术界相关的争论给出更为合理的答案。
数据说明和计量模型
（一）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沪深两市在2007-2010年期间上市企业中的制造业企业。但是，在实证过程中按照如下准则对所选样本进行了筛选：企业必须是在2007年之前上市；上市不到1年的企业剔除；企业净资产为负的企业剔除；沿用江伟（2005）的处理方法，主营业务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超过2或者低于-2的企业剔除； ST公司剔除。经过这样的处理，最终得到了227家企业作为观测样本。
（二）融资约束的定义
信息不对称和问题将会导致市场的缺陷，而与此同时任何交易又都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和各种风险就构成了企业对外进行融资的壁垒，也就是企业融资存在一些约束。这种融资上的约束必然会对企业的经营行为产生影响，继而对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但是对于如何准确定义融资约束，已有文献对此并没有统一定义。已有的几种定义包括按公司规模、所有制性质、股利支付率或者KZ指数（由Kaplan和Zinglales于1997年提出）区分企业融资约束。
本文认为这些方法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方法出发，采用每股派现率作为度量融资约束的指标更为合适。并且根据Heitor（2004）的研究，划定每股派现率大于0.2元的企业称为无融资约束的公司；每股派现率小于或等于0.2元的企业称为存在融资约束的公司。
（三）计量模型
沿用Heitor（2004）提出的现金-现金流量敏感度模型，结合已有的融资约束定义，构建如下基本的计量模型：
Cait=α0+α1CFit+α2Assetit+α3Iit+α4Qit+εit （1）
在（1）式中，Cait表示现金余额变动，等于t年的（货币资金+应收票据）减去上一年的（货币资金+应收票据）；CFit表示t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Assetit表示t年企业的规模，用企业总资产数量代表；Iit表示t年投资，等于t年的（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 减去上一年的（累计折旧+ 固定资产）；Qit表示企业在t年的托宾Q值。εit 表示误差项。
如果估计结果中α1显著为正，则表明企业现金余额变动相对现金流量呈现正向的敏感关系；如果α1显著为负，则表明这二者之间呈现负向敏感关系；如果α1不显著，则说明二者之间的敏感度关系不受任何因素影响。
实证研究
（一）采用每股派现率定义融资约束的分析
将所选择的227家企业样本形成的面板数据按照派现率的大小分为两组：派现率等于或低于0.2的视作存在融资约束的分组；派现率大于0.2的企业样本视作不存在融资约束的分组。根据这样得到的分组数据运用STATA12.0软件分别进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当按照每股派现率将样本分为有融资约束组和无融资约束组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呈现不同的特征。对于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其现金相对于经营现金流呈现显著为正的敏感度关系。而对于那些不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而言，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则完全不显著。
其他影响企业现金变动额的因素中，除了企业托宾Q值以外，其他的因素如企业资产规模、投资额度在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中均对企业现金变动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但是在无融资约束的企业中对于企业现金变动却无明显影响作用。这也为融资约束对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产生影响作用提供了更多的解释：由于没有融资约束，因而经营现金流量的变化或者其他经营因素变化，对其现金变动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运用企业每股派现率高低作为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的变量，并验证了融资约束对于现金―现金流量敏感度存在显著影响。但是，从已有的研究看对于如何定义融资约束确实存在不同的方法，如果定义不相同是否会导致结论的适用性受到影响？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对模型（1）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的思路就是采用其他的融资约束定义，验证表1估计结果中得到的结论是否一致。同时引入一些表征企业个性的变量，更能够说明实证结论的适用性。
郭丽虹和马文杰（2009）提出应该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负债情况两个角度来说明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于上市公司可以按照其第一大股东背景划分为两类：第一大股东为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的企业认定为国有上市企业；其他企业可以认定为民营上市企业。国有上市公司由于在改制上市过程中与商业银行形成了关联关系，使得其更容易从商业银行获得信贷。而民营上市企业缺乏这层关联，导致借贷过程中产生信息不对称，这无疑使得民营上市企业相对国有上市企业更容易形成融资约束。
企业负债情况也会成为企业融资约束的一种情形。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较高的负债率，在以后经营过程中财务风险就会增加，而金融机构考察其融资需求时必然将此作为重要参考因素而减少对其融资。从这一点来看，企业负债率越高，就越容易形成融资约束。因而，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也将企业负债情况作为融资约束的变量之一。按照经验性数据，一般将企业负债率达到30%以上的称为负债率高的企业；将企业负债率等于或低于30%的称为负债率低的企业。
根据如上的划分方法，对（1）式对应的面板计量模型分别进行估计，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第1列和第2列是按照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不同的融资约束情形得到的估计结果。本文更关注变量CFit的系数变化，不难看出民营上市企业相对国有上市企业而言，其现金-现金流量敏感度更显著（当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1%时候，现金余额变动为0.221%）。这也就意味着当采用企业所有权性质作为融资约束变量时，融资约束对现金-现金流量敏感度有正向的影响关系。在国有上市企业分组中CFit的系数虽然为正，但是并不显著，这意味着较少的融资约束对现金-现金流量敏感度并无明显影响作用。尽管同为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但是民营上市企业存在更高的外部融资成本，这也使得其现金-现金流量敏感度增大。
表2的第3列和第4列则是根据企业负债情况划分不同的融资约束情形。对于那些负债率较高（大于30%）的企业（存在明显的融资约束）而言，其现金余额变动与经营现金流量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那些负债率较低（小于或等于30%）的企业（不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而言，其现金余额变动与经营现金流量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这就进一步印证了前述的结论：融资约束对现金-现金流量敏感度有正向的影响关系。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无论采用哪一种融资约束变量都不影响本文主要结论的得出，即融资约束与现金-现金流量敏感度之间存在正向的影响作用。
结论与建议
已有的研究都是分析融资约束与投资-现金流量敏感度关系，基本没有涉及到现金-现金流量敏感度。基于此，本文运用面板计量模型，沿用Heitor（2004）的思路，以我国沪深两市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融资约束对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作用。首先采用每股派现率作为定义融资约束的指标，发现每股派现率等于或低于0.2的企业（即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其现金余额变动与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即具有显著的正向敏感度）。但是在每股派现率高于0.2的企业中并没有发现这一特征。因而得出结论：融资约束对于企业现金-现金流量敏感度存在正向影响作用。本文还同时运用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负债率分别作为融资约束的定义指标，对所得结论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验证表明本文得到的结论具有一致性。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看，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会明显影响到企业的融资能力，进而对其现金余额、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产生影响。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而言，受到更为明显的融资约束，使得其经营过程中外部融资成本高企，对其经营活动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如何有效提升民营企业融资效率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比较关心的问题，一方面需要提供更为广阔的融资渠道，加大资本市场的建设力度；另一方面则需要金融机构改变观念，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融资需求上一视同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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