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史论文范例6篇

中国医学史论文

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1

值得研究的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辉煌成就, 进入近代是怎样向前发展的?近代医学家通过 什么力量、以何种方法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 上不断前进?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近代是连接 古代与现代的桥梁,只有通过近代人的继承与 发展,中医药学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才能在 今天继续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从历史学角度看,近代虽然只有短暂的 100多年,但是,在中国历史长河里,这一代人 却走过了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他们迈出了历 史上重要的一步,在医学史上也留下了属于那 个时代的重要成就。以往某些医史论著称:近 百年中医药学发展十分缓慢,甚至濒于停滞状 态。现在看来,这一评价并未准确、全面地反 映近代医学发展的真实面貌。随着近代医史研 究的深入,人们发现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已经 形成新的格局,产生新的特点,出现新的趋势。 如果将中国近代医学史的研究与近代文化史、 与古代医学史、与东西方医学交流史的研究联 系起来,一定能把近代医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一 步。无疑这是--个很复杂、涉及多学科综合研 究的新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次尝试性的探 讨,以此求教于同道。研究近代医史,首先要研究近代历史,特 别要研究近代文化史。从这里出发,才能沿着历史的足迹,探索近代医学发展的轨道。

近代社会与文化

在人们的观念里,一向认为近代中国是落 后的。其实从总体看,中国近代社会具有落后 与进步两重性。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日益陷入贫 困落后状态。这是近代历史的一面;中国人民 不断觉醒,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努力寻求中 国独立富强之路。则是近代历史的又一面。用 辩证的观点认识近代史这两方面,对于研究近 代文化史和近代医学史都有重要意义。

近代历史是在扭曲中向前发展。伴随这一 趋向,近代文化也在向前发展,与古代文化比 较,近代文化是进步了,尽管局部或个别领域, 它有不如古代文化辉煌之处,但是,它比古代 文化毕竟前进了。近代文化与古代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同。它 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 统文化冲突的过程中、相互会通融合而成。其 发展历程有以下特征。

1.近代文化是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被动吸收外来文化,形成的新文化。它与古代 文化相比有质的变化。

中国古代文化,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发 展的。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无与伦比的延续 性。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不曾终绝过的古 老文化,在一国范围内,文化各门类保存如此 完整连续的形态,也是世界文化史的特例。

中国近代文化的产生,是在列强入侵,西 学东渐之后,当时掌权的封建顽固派拒绝接受 西学,而一般群众也由于西学是随侵略而来对 其反感,一些知识分子对西学也不甚了解。加 之,两种文化的模式绝然不同,必然产生冲突。 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比较、争论与选择,中 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在总体趋势上是承 认和接受的。只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激剧变化 的复杂背景和各阶层不同的地位,形成人们对 外来文化的态度有种种不同。文化史专家归纳 为三种:一是盲目拒绝、自我封闭型(或称保 存国粹派);二是全盘接受、追随模仿型(或称 全盘西化派三是主动选择、自我更新型(或 称调和折衷派)。这三种态度明显的表现在 近代文化的各个领域。医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2. 近代文化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 对古代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中国古代文化有两个最大的缺点,一是,缺 乏实证科学。二是,缺乏民主传统。中国古代 科学,没有发展到近代实证科学。清朝由于封 建专制主义和满清贵族的高压统治,文化专制 和八股取士的禁锢,使思想界、文化界笼罩一 片万马齐喑的气氛。改变这种封闭、僵化、静 止的局面,必须借助科学的力量。西方近代科 学的传入,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

19世纪6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近 代西方科学技术与科学著作相继在中国出现。 此期传入的西学,虽无显赫之势,但在民间却 广为传播,影响着社会心理和传统文化的变化, 形成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的流向,改变了前期 西学传播的被动局面,中国人开始独立地翻译 传播西学的历程。

中国古代文化的另一缺点是缺乏民主传 统。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封建专制主 义。古代多数时期,没有自由辩论的环境,文 人的工作往往限于注经、解经,这自然限制了 人们的独立思考与创新,也妨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近代历史大变革面前,人们急于找到中 国落后的原因,寻求振兴民族的富强之路,于 是便一面把目光投向一个陌生的世界——西 方;一面开始对传统的旧学体系进行反思,涌 现出一批有见识有勇气的先进人物,他们敢于 正视现实,承认中国文化有不如西方文化之处, 因此,致力于从西方文化中探索富强之术;同 时,对传统文化勇敢地进行批判与更新。这种 寻求与探索、批判与更新,直到“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响亮的提出:“民主”与 “科学”的口号,成为近代文化的核心。这正是 历史的进步。

3. 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紧密相联。

文化史学者称:中国古代文化以“求治”为 目标的“政治型”文化[3]。这种强烈的政治化倾 向,就其积极性而言,使古代中国的政治学说 丰富而具体,在浓厚的政治斗争氛围中,孕育 了许多富于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教育家、文 学家、科学家。然而它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封 建统治者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枝、奇技淫巧,未 能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一些科 技成果与科学思想往往由于无人问津而迅速绝 迹。事实上造成的后果还远不止于此。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遭到外国入侵的条件 下发生发展的。一些有见识的中国人努力从西 方文化中寻求救国的办法,提出“科学救国”、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尤其是在甲 午战争失败后,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引起社会 很大震动。戊戍维新运动,便将维资产阶级之 新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密切结合。“五四”新 文化运动,更是从主张政治民主出发,进而反 对文化专制,主张文化民主。因此,文化与政 治的紧密结合,始终是近代文化的一个特点。

4.近代文化没有形成完整的文化体系。

近代文化从认识论讲,是一个不断认识.、接 受新信息,改造、更新旧观念的过程。但是,由 于社会的急剧变化,使每种思潮都未能充分展 开,就让位于新的认识过程,形成思想变化迅 速又都消化不良的后果,使近代文化出现新旧 并存、中西合揉的势态。加之,各地区经济、政 治发展不平衡,影响文化发展也不平衡,使之 难以形成一个成熟完整的文化体系。

总之,近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承前 启后的作用。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封建文化(至 少是明代以后)腐朽、僵化、停滞的局面。建 立了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新文化,为以后新文 化运动的发展、乃至今天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 打下了基础。然而近代历史的多变,西方文化 的急剧输入,各地区、各民族间文化发展不平 衡等等复杂因素,又使近代文化没能达到应有 的高度。

近代医学的特点

近代医学是在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展的。历史证明:人们的愿望和活动 “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 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4]”。近代医学做为自然科 学的一门学科,它既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与制 约;又受自身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从医学史 的角度,分析中国医学发展到近代呈现何种势 态,有什么新特点和新趋势,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医学,19世纪初已经发展到成熟 阶段,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其主要标志是:① 确立了系统的理论,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前人 以无数次反复的临证实践经验为基础,运用古 代具有朴素唯物论与自发辩证法的阴阳五行学 说,系统地总结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 疗、预防、养生诸方面的理论,通过理、法、方 药相互配合、全面实施,形成完整、独立的医 学体系,尤以统一整体观、永恒运动观、辨证 施治为指导思想与诊治方法,使中医学成为一 门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古代科学。②中医药学卓 越的疗效,久经检验而不衰。数千年来,中医 药学是中国人民战胜疾病、保持健康、繁衍昌 盛唯一的医疗保健方法。它已深深地扎根在中 国的土壤里。在古代科学成果中,被公认是一 门最有实际效益的学科。③出现一大批著名的 医药学家,留下浩如烟海的医学著作。医学史 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医学人物,用自己丰富的 医疗经验、各有特色的学术思想和重视实践、认 真继承、努力创新的科学精神,铸造了一座辉 煌的古代医学宫殿。④在中外医药交流史上,写 下了一些“世界之最”的记录。我国曾经是世 界上医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免疫法的先驱 ——“疗淛犬咬人方”和“人痘接种术”、“麻 风病隔离病院”,当时都居于世界医学前列;国 家药典-一《新修本草》、法医学专著——《洗 冤集录》、医疗体操图“导引图”、医学教 学模型——“针灸铜人”以及龋齿病、天花病、 脚气病的记载等,皆为世界医学史最早的记录。 并且传往国外,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医学当时已经达到很 高水平。当然它不是完美无缺,由于时代的局 限,历史的灰尘不可避免,精华与糟粕并存,保 守与创新同在。但是,瑕不掩五,实践证明:它 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一颗灿烂的明珠。

进入近代,时间的前进,科学的发展,疾 病谱的改变,西医学的广泛传播,使古老的中 医药学面临着新的挑战。短暂的100年,中医 界思考、比较、探索、论争、选择……历经磨 难,终于取得新的进展。但是,与古代医学相 比,近代医学在发展势态上显得缓慢,在科学 成果上也不如古代辉煌,然而它确实进步了。产 生了新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学术论争,总结了 新的经验,吸收了新的知识,采用了新的传授 方法,呈现出新的特点与新的趋势。

1.新的格局。

西方医学广泛传播后,改变了存在数千年、 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出现了中医与 西医并存的新格局。

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医学处于重要的 领先地位。近代西医学的传播与明清时期不同, 那时传入的西医学过于简略、影响很小。近代 西医学传入,通过办医院,建学校、译医书等 新的传播手段,在民间广为流传。到1937年时, 在华英、美基督教会所办医院已有300多所、诊 所600余处。[5]20世纪初,各国在华开办医学 院校20余所、译著西医书200多种。使一部 分人对西医学由逆反心理,逐渐转为顺向心理, 西医的手术、药物等疗效明显,也日益被人们 接受。此后,西医学便比其他西学迅速传播,在 传统中医学之旁,另辟蹊径,展开了对中医学 的挑战。

还需要指出:近代西医学的传播,有一特 殊现象,就是除了与列强入侵有关外;还与传 教士的活动密切相联,不仅医院、学校无一不 是教会所设,而且译著医书也多出自传教士之 手。传教士自称:宗教与科学“相辅而行”。实 际上科学只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所以,他 们不可能无保留地介绍西方科学的新成果。此 时传入的西医学知识也人为地打上了宗教和炮 舰的印记,在传播中自然会遇到阻力。

如前所述,尽管近代西医学传入有复杂的 背景,但是,作为一门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我 国后,还是被医学界和广大群众所接受,井逐 步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医疗技术力量。在中国 医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中、西医学两种医学体系 并存的新格局。

2.新的学术论争。

近代学术论争,背景之复杂,内容之丰富, 论争之激烈,影响之深远,与古代截然不同。古 代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论争。宋金元时 期,刘完素、张元素等著名医学家,在“古今 异轨,古方今病不相能”的革新思想指导下,根 据各自不同的临证经验和对《内经》等古医籍 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新的学术主张,通过师徒 传授的形式不断发展,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可 谓第一次学术论争。明清时期,出现第二次学 术论争。一是,金元学术论争的继续。如张景 岳对阴阳学说的阐发,缪希雍、陆九芝对运气 学说的研究等。二是,对某些理论与古代医家 的学说和医疗经验有不同见解,形成不同的学 术流派。如温补学派、反温补学派、温病学派 等等。反映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与 发展。

近代的学术论争,在深度与广度上均与古 代不同。它与近代社会背景,特别是与西医学 的传播以及旧政府实行排斥乃至废止中医的政 策有直接关系。此时的学术论争,总体上以中 西医之争和中西医汇通之争为主线,其它伤寒 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温补与反温补 之争,皆趋于缓和。

关于中、西医之争。自西医学传入后.医 学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强烈反响,面对如何对 待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和旧政府消灭中医的种 种措施,医学界、文化界、商业界乃至一些海 外侨胞都发表许多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派别, 进行了长期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四个问 题:①怎样认识西医学。②中、西医学能否汇 通。③中医学有无存在价值。④中医学怎样向 前发展。这些问题的论争涉及范围很广,大致 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中西医汇通派。以唐 宗海、张锡纯、朱沛文、挥铁樵等为代表;废 止中医派,以余岩、汪企张为代表;中医科学

化派,以陆渊雷、谭次仲为代表。这场论争经 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内容到形式不断发展 变化,不同时期论争的内容、形式、代表人物 均有所不同。同时,还有各种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其势态虽有起有伏、有断有续、有激战、有 缓解,但总体上则贯穿近代史全过程。这场论 争实质上是中国文化近代化运动在医学领域的 反映,也是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一个重要 的组成部分。

近代医史证明:中医药界并不拒绝接受外 来的医药学知识。在传统与近代化、现代化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传统医学本身 就包含了足以引起变化的内在矛盾与合理内 核。这是它能以接受新东西的基本条件。因此, 在两种医学的接触与交流中,中医学不是简单 的为求生存而吸收新东西,而是其自身就在不 断变化、发展、前进。近代学术论争正是这一 发展的反映。

3.新的经验。

近代由于中医学确有实效,中医学家担负 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因此,不断积累新经验,主 要有以下几点:①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近代 疾病谱的改变,临证经验更加丰富,各科都有 一些专门论治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内科有中 风、肝病、胃病、肺病、霍乱等专著。如张山 雷《中风斟诠》、王旭高《肝症论治》、杨志一 《胃病研究》、秦伯未《痨病指南》等。外科对 疮疡、瘰疠、麻风、梅毒、性病等都有专论,并 出现一批外伤科专家。如马培之、余景和、江 考卿等。妇科对经、带、胎、产诸病的治疗也 有新经验。如潘爵《女科要略》、单南山《胎产 指南》等。儿科对麻疹、痘疮的诊治有进一步 研究,仅介绍种痘之书已有10余种,眼科对常 见病的诊治有系统论述。如陈国笃《眼科六 要》、陈滋《中西眼科汇通》等。喉科由于喉痧 多次流行,对喉痧的研究尤为突出,论治白喉 的专书也较多。如夏春农《疫喉浅论》、丁甘仁 《喉痧症治概要》、李纪方《白喉全生集》等。总 之,呈现出各科深入发展的趋势。②治疗方法 多样化。内科,如费伯雄治疗慢性病强调:“平 淡之极,乃为神奇。”并创制一些治疗肺痨、痰 饮、骨萎等有效方剂。外科,如马培之不仅善 用古方,而且自创新方,《外科传薪集》反映了 他治疗上的多样性与用药的广泛性。尤其是吴 尚先的《理淪骈文》,第一次系统论述外治法, 扩大外治法的适应范围,是一项新成果。喉科, 治疗白喉也运用外治法,如吹药、噙药、贴药、 针刺等辅助疗法。总之,近代临证各科重视整 体观与辨证施治,主张内外兼治,治疗方法多 种多样,并有不少专著问世。

4. 新的知识。

近代中医学发展的主流,虽仍是继承古代 医学理论不断丰富、充实、提高。但是,一些 医学家在探索发展中医学的过程中,吸收了新 的科学知识,向着系统化、专门化、科学化的 方向迈进。如针灸学家吸收解剖学知识,提高 了取穴的速度和准确性,承淡安在《中国针灸 治疗学》中,论述人身度量标准、穴位的解剖 部位,所述经络俞穴.必引证现代解剖。被称 为“针灸善书”。至于在理论、临证、用药等方 面从事中西医汇通的尝试.更是不胜枚举。这 些都反映出中医界努力面向新科学,迎接新挑 战,虽然取得成果不多,但是,它标志着中医 药学正在向着新的目标前进。

近代中医界在吸收西医学与近代科学知识 同时,还受到近代科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 影响,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给中国带 来新的自然观,也为中医学的发展增加了新内 容。随着近代科学分科日渐明确,各科研究迅 速深化,人们把精力集中在某个专科进行研究, 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促进研究方法的更新。进 入20世纪,西医学已有更多学科分类,各学科 分门别类、深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中医学有 相当影响,有些医学家在进行中西医汇通的探 索时,采用实验方法,如张锡纯被誉为“医学 实验派大师”。恽铁樵也主张“中西医汇通应注 意吸收近代科学知识和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 在方法学上还很幼稚,但有进步意义。

5. 新的传授方式。

在近代学校兴起的大潮中,在西学广泛传 播的形势下,更重要的是由于医学自身发展的 要求,产生了近代的医学教育。它与占代的医 学教育相比,教学形式与观念、教学内容与方 法完全不同。近代创建了多种类型的新式医学 院校。大体有三种办学形式;①教会创办的西 医学院校。最早建立的有广州博济医学校(约 1866)、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1880)、杭州 广济医学专门学校(1884)等。20世纪30年代 教会开办西医院校已有20余所。成为传播西医 学的重要基地。②政府开办的西医院校。19世 纪末,清政府开始兴办医学校。20世纪40年 代,已有公办医学院校30多所。这些院校培养 的医生,虽数量有限,但却是我国西医学的重 要人才,成为发展西医学的骨干力量。③私人 或学术团体集资创办的中医学院校。近代中医 界为争取办教育的权利,进行了半个世纪的斗 争,直到1949年,中医教育还未列入囯家教育 系统。留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仅有私人或团体 创办的90余所中医学院校。成为保存、传授、 发展中医学的重要阵地。近代还建立一些研究中西医学的团体,出 版一些宣传医学知识的杂志,也是传授医药学 知识的新方式。

近代医学的新趋势

综观近代医学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近代 医学已经不同于古代医学,呈现出新的趋势。

1.中医学的自我更新。

近代中医学正在由单一的、封闭式的理论 体系向着多元的、开放式的方向发展。虽然其 主流始终表现在:中医学自身实践与理论的丰 富、提高与创新方面;但是,不断吸收外来医 学成果,努力探索新的医学理论体系,也是近 代中医学前进的一条重要轨迹。

2 .西医学的发展壮大。

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比 较、选择、消化、吸收,才能在新土壤里成长。 近代西医学传入后,经过“抗阻”与“吸收”、 “冲突”与“交融”的历程,已经在我国形成一 支独立的医疗队伍,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

我国卫生事业重要的技术力量。

3.探索中西医学汇通之路。

近代在两种医学理论体系并存的形势下, 有些医学家努力探索中西医汇通的道路,他们 从不同角度比较两种理论的异同优劣,从临床 需要出发,中西两法并举,中西药物同用.并 吸取西医学的实验方法,作为发展中医学的… 种手段。虽然限于吋代与个人的局限,没有取 得应有的成果,但是,已经形成一个重要的学 派,在近代医史上起r进步作用。其影响直至 现在。

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2

中医药政策研究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先行者。长期以来,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人类健康与世界文明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医药事业在新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一系列的转折和起伏。中医药政策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影响重大。研究建国后中医药政策发展的历程和规律,对于提高政策水平,制定科学高效的政策措施,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旨在对建国后中医药政策的研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通过发现理论研究的成绩和不足来促进中医药政策制定水平的提高。

一、研究概况

中医药政策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针对中医药事业制定的大政方针、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实践活动。其内容主要是以领导讲话、指示、卫生部等相关国家机关的文件、法律规范、党报社论、中医工作实践等形式表现出来。

建国后党的中医药政策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课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该课题的研究还非常不充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少数涉及该课题的研究者大多是中医学界的医史工作者。

从著作角度来看,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王致谱、蔡景峰主编的《中国中医药50年》(福建科技出版社,1999年)是一部全面反映建国50年间中医药发展概貌的学术专著,同时,陈敏章编写的《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赵含森等编著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历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等著作也对建国后中医事业的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但这类通史性质的研究尽管涉及面广,时间跨度长,但不可避免有所疏漏,不可能对建国后的中医政策进行更加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对于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未能做出深入思考。

从论文角度来看,学术界对于建国后中医药政策的研究也有所涉及,如2006年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专业毕小丽的硕士学位论文《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黄永秋的学位论文《建国初期西医学习中医运动的研究(1955-1959)》,陈可冀、陈士奎的论文《党和国家的中西医结合方针的确立和沿革》(《科技和产业》,2002年第2卷第5期)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不同时期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此外,医学界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成果还有:《近50年来现代中医教育机构发展史略》(余永燕,《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年第11卷第12期);《从中医进修到西医学习中医》(张效霞、王振国,《中医研究》2005年1月);《新中国北京中医管理研究》(梁峻,《中华医药文明史论集》中医古籍出版社)。上述都是从医学史角度出发的研究,最近几年有些学者也开始从党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关注这个问题,比如:《建国初期党的中医政策述论》(许红霞,《传承》2008年第9期);《中共的中医政策在新中国的贯彻――以北京为例》(刘慧娟,《北京党史》2007年1月);《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李洪河,《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可以看出,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建国以来党的中医事业及中医政策的发展和变迁这个课题,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但是从该领域的总体研究现状来看,成果还是较少。

二、现状评析

(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

1.对建国后中医药政策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及阶段性情况都进行了描绘。在这方面,既有全景性的鸿篇巨著,也有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对整个历史过程的把握,也有细致的阶段性描述,做到了粗细结合。

2.从横向上对建国后的中医药政策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有从医学史角度进行介绍的,有从党史角度进行考察的,也有从管理学角度进行解构的,做到了研究角度的多样化。

3.在研究水平上实现了从政策介绍到政策反思的转变。对于如何制定科学有效的中医药政策,学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如雷正荣所著的《对中医院发展的政策建议》、姚澄所著的《多源流视域下我国中医药政策的嬗变》(《江苏中医药》2009年第8期)等。

(二)存在的不足和欠缺

1.通史类的著作只着重于全景式的勾画和覆盖。没有做到细节记录和深入思考,并且对于党的中医政策问题往往不是通史类著作的重点。

2.中医医史类著作把侧重点放在中医事业本身的特点上,较多的关注医学发展、医院管理体制、医学专业教育、中医药管理体制、中医科研机构等专业方面,没有在一个大的政治史、社会史,或是一个更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去考察这段历史。

3.党史角度的研究成果要么局限于地方史,未能从全国的角度出发,要么局限于研究领袖人物对中医的看法,没有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建国后党的中医政策的历史变迁,也未能做出全景性的历史考察。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根据目前的研究现状,今后学界应着眼于在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对建国后党的中医药政策进行更加细致的梳理,对政策制定的规律进行更加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提高政策水平,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上。

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3

1.1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及创新思维的个性化人才需要通识教育中国自古人文与自然各门学科的知识和智慧相互交融。中医学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其人才培养模式不可或缺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融入。

1.1.1“人才”应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成为人才的首要条件是健全的人性,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具责任感、正直、合作等良好品格,才能担当起科学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任。而品性教育属于以文史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1.2培养具创新思维的个性化人才应避免模式化教育尽管现今高等教育改革的理念是倡导“学术研究”和“职业技能培训”的分流,为企业提供大量应用型高技能人才,但现今中医学要实现现代化,对其理论的攻坚仍属现阶段的主要任务。现今对中医学的教育,经验传承早已走在了理论深入研讨的前面。回顾中医学发展史,至明清时期,中医学经验总结早已形成了一部部的全书、类书、丛书,但中医学理论提升却遇到了瓶颈,难以升华,难以与近代自然科学接轨,其直接后果是导致近代中医学出现了生存危机。故而,中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现今仍然应有别于模式化的职业技术教育,应如浙江省“两会”上代表建议的“鼓励学生在共同基础上,差异性发展,个性化发展”[2]。对此,文史哲等传统思想文化底蕴的倡导,当在学生个性化发展中举足轻重。

1.1.3自然和社科科学各领域均需哲学精神的普照现今,社会、文化、哲学领域学术研究处于倍受冷落、令人尴尬的地位,殊不知,历史上许多大师级的自然科学家,其辉煌成就的取得或提出有价值的预言与其哲学素养是密不可分的:如爱因斯坦曾表示他得益于哲学思索不少于他得益于自然科学训练[3]。诚然,许多具体科学如教育学、历史学、文学及以理论物理学、数学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各领域,其流光溢彩均得益于哲学精神的普照。中医学是最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因传承,且能融自然与人文一体的一门学科。虽然京剧、书画、武术、中医为四大国粹,但只有中医学融儒、释、道、兵、武、艺、天文、历法等人文与自然科学于一炉。由此,中医学术发展及中医学教育均不可或缺文史哲底蕴的铺垫和源头活水的注入。

1.2古代汉语等传统文化功底为中医学子成才之基础现今中医教育界存在着极大的困惑,即:现今中医学科班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何还比不上民国时期一些自学成才的中医家,如恽铁樵。其原因现已达成共识,如潘毅教授所云:中国近代在引入西方科学时,对中国优秀本土文化采取了“浮云”化态度[1]。中医学子既缺乏文化积淀,又欠缺中医人应有的思维方式。现今虽有《医古文》课程的开设,但对于高中阶段古典文化底蕴只有幼稚园水平的中医本科学子,仅靠几十节课堂教育是打不通已接近淤阻湮塞的中医学思想文化经脉的。现今的中医学子,即使是本科生,其文化储备中对“《周易》、《道德经》、《孙子兵法》、《论语》等中华文明的精神支柱”[1]也鲜有涉及,从而对“原味中医”看不懂,故潘毅教授著书立说,着眼于中医学子现今的知识结构、认知能力,向中医人渗透、剖析原味中医学理,而这一些在民国时期本是“秀才学医,如菜作齑”,小菜一碟的。中医硕士研究生学子虽然对阴阳五行等学理已初通,但还谈不上游刃有余,研究学术亦经常会碰壁,写作论文说理也难透彻,只好以西医学认识作为论据。当然,西医学研究成果未尝不可作为一种“微观象”来丰富中医学术,但一般硕士生其论文并未使其真正融入中医学乃至系统科学学理中去,拼凑的学术并不是透彻的学术,“半中半西”,并不是“和而不同”的中西医之融通。总而言之,中医学术研究及学术论文写作皆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与积淀,其深浅厚薄决定了中医学子将来是否可成为大才。

1.3历史与逻辑的研究方法可使中医学研究更具“景深”历史是一面镜子,与人以借鉴;历史亦是时空之长河,予人以时空的坐标。任何人或事物只有被放在历史的坐标上,才能变得立体起来。中医学的历史是厚重的,任何中医学术研究均不能脱离开历史而投机取巧。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医临床研究的第一步则是临床文献研究,如青蒿素治疗疟疾和砒霜中提取的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即是典型的例证。而以临床文献为起始纳入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证据体”的构建过程,则属逻辑研究方法。形式逻辑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倡导的,尽管原味中医学其础理论最常用的是象思维方法,但作为临床实证研究,遵循逻辑方法是不可或缺的,如同潘毅教授所言:中医是道理合一的医学[1]。

1.4中国古典哲学成就了中医学术及教育的智慧高度潘毅教授认为,中医学不纯粹是一门知识之学,它更接近智慧之学,它的底气、根源或谓“深海下的海床”即是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阴阳和”即是中医科学与文化之灵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之演示是基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彻领悟。中国古代先贤立“道”目的之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医学法之即是“推天道以明医事”。中医学的学理和技术只有在道统领下才有生机与活力。

2结语

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4

突出成绩

撰著《中医文献学》,创建中医文献学科,这是我国第一部中医文献学专著。奠定了中医文献学科的学术。1991年至1999年分别获得首届全国优秀医史文献图书及医学工具金奖、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中国中医研究院与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马继兴带教进修生、硕士生、博士生数个名,培养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中医文献学科,就是这样从无到有,日益发展壮大。

研究古代针灸历史

马继兴数十年致力于针灸史研究,撰写完成针灸史书稿。1993年出版《针灸铜人与铜人穴法》;1992年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古代针灸医学学术成就的考证研究”,形成43万宇书稿(待出版)。发表针灸文献与针灸史学术论文若干。

辑注《神农本草经》

1982年卫生部制定《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其中包括《皇帝内经》等十一种中医古籍的整理出版项目,马继兴负责主持的是《神农本草经》项目。经过十年艰苦研究,撰著出版《神农本草经辑注》。《神农本草经辑注》与有关这一课题研究成果先后分别获得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中国中医研究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立夫医药研究优秀著作奖、广州仲景中药杰出成果奖,科技部“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辑复佚失古代医书

撰著《古佚医学丛书》书稿。1984年应日本医史学会、日本东洋医学会邀请,赴日本从事公元十世纪日本古书中保存中国亡佚医书研究工作,并做专题学术讲演“《医心方》中的古医学文献初探”。1986年又应日本北时研究所东洋医学研究所聘请,作为客座研究员,对抄录于日本十二世纪、由名医陈延之撰著于五世纪的重要医学《小品方》进行实物研究,完成“《小品方》古写本残卷分析(包括”《小品方》残卷的医方出典考察“与《小品方》残卷研究”等论文)。

回归海外善本医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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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学/科学 历史 趋势

科学是关于现实本质联系的客观真知的动态体系,是对绝对性或神性的渴望。客观真知是由特殊的社会活动而获得的和发展起来的,并由其应用而转化为社会的直接实践力量,它要由客观实践反复检验,而后者又要客观真知(即科学理论)反复论证。历史学就是一种根据结果析解它发生的过程的研究。许多历史的反思与理论的突破都是在科学精神的大旗下完成的。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土壤,古代哲学对中医影响很大,传统科学文化的实用理性价值观,使古代科学理论哲学化和科学研究技术化,古代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悟而不重逻辑的论证。中医先定经典著作于一尊,历代围绕它做“经典”式引申而预成化,经学化这对理论统一规范化有积极作用,而源自一家的学术争鸣促进了中医理论向规范化系统化发展,形成了完善了反映中医理论构建及其总特征的医学模式,它是中医学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水平的映证,其先进性时代性对中医学发展有巨大推力并使之长盛不衰。文化的传播,使邻国医药学(如汉方医学)发展,也影响了本国其他民族医学。西学东进后,科学意识理性精神的倡导使中西汇通学派思潮涌现,中西医结合,中医现代化等争论热点升温,中医观点部分被科学阐明,但很少有新的系统化理论,庞大的中医体系仍树状分枝而屹立,天地人三维模式也没变换。

东西文化的融汇,产生了启蒙主义,带来了科学的昌盛与革命。或许受中国文化的启示,本世纪产生了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但丝毫设改变牛顿一拉格朗曰一哈密顿经典力学的内容,只是使它的使用范围有所限定,这些理论是在19世纪科学的描述性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伴随现代科技,西医学出现许多分支学科,并不断丰富发展,形成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变。在古代,科学与哲学混同为大统一的自然哲学与社会哲学所统属,自然科学只是神学的婢女。当今自然哲学(不是唯心的)仍是科学哲学的补充,科学离哲学越来越远,除关于相对论和测不准科学原理的哲学探讨外,哲学对科学的干预是灾难性的。

科学是很综合的文化,在中国更是如此。不同的层次观文化观历史观对科学方法的崇奉有程度上的差异。传统领域都有凝聚性且处于近饱和的类似状态。科学的发展是信息积累的一种特殊的链式反应,它可能具有一浪高一浪的性质,或是一时衰减停息的过程。科学史表明,先经验后理论的发展方式是迟缓的,能否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规范”是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20世纪科学中很多大进展是与某些或明或暗的统一化趋势相关的,科学与理论在分与合的对立统一中发展。脱离科学技术与经济部门的整体水平哪门科学技术都难发展,工程技术不正改变着中医模式。近百年来,西方医学或各种文化思潮不断冲刷着中医的阵地岸堤,并有淹没的危险,结核病曾是中医棘手也让鲁迅感慨的病,近年来又呈高发态势,耐药问题等似乎近期难以解决,多种传染病又死灰复燃。一场SARS的中医阻击战,让人为之叫好,赞叹之余,不禁发问:中医治病的思想非常先进,其阴阳运气术提前预报SARS等疫病是否经得起推敲重复?某些疫病当代医学都难以作为,而中医确能快速实用有效?关于阴阳五行的科学内涵曾获国家资助奖励,深入细致的研究从未间断,中科院院士数学家吴文俊却说阴阳五行没有科学的影子连伪科学都谈不上,简直是反科学。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易经》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近年来阴阳系统论的阐述,经络的经典溯源,神经反射学说,攀登计划等以及方剂的实验研究交相辉映,折射出注释学,现代科技方法手段等对中医的研究已呈现多样化,即使不能得出满意明确的结果,伴随而来的多种副产品,也能使人开拓思路,知识创新,好的方法仍需拿来,应用时可以产生多种结论,历史与经验和科学的研究表明人体是复杂的开放巨系统,如何选择参照点就成为焦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与上帝相连的,有不少自相矛盾,除了美国的空间实验验证外,国人也对它做出质疑等,但无人回应,能超越它吗?不论是用生物模式,人文科学对中医做什么尝试,都将是一种观念方法的运用实验注释,也必将产生多种理论观念,质疑(如天人相应已遭学人的质疑)与价值经济等问题。如今生物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和各种实用或尖端科技的发展,都将对中医的文化观,价值观产生新的影响,人体实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中医养生家、修炼者(有人说中药方剂是历经无数人体试验试的结果,但其真实安全性已遭质疑),凡关注人类健康和疾病的科技手段、团体力量都将考与,由学术争鸣引发产生的共同和不同的参照标准(系)如对疾病的认识或科学真理观,也将影响一门学科或新学科及其文化价值观的兴衰结局,道变人亦变,经验的科学的历史都存在着新旧划分,推陈出新中的肯定否定、思维惯性、扬弃、模仿、吸纳实用创新等观念,也将影响着中医的未来趋势。有人预言,现代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协同性结合将导致新的科学革命。

中国医学史论文范文6

摘要:本文阐述了中医学术流派的几个基本概念,提出判断中医学术流派的标准是:第一要有代表性人物,第二要有代表性观点,第三要有传承其学说的代表性著作。认为中医学术流派的命名是后人给予和约定俗成的,不必强求一致,不一致则反映了多样性。比较规范的应是《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的提法。文章还介绍了浙江历代的中医学术流派,即南宋时期以温州人氏陈无择为师祖,以陈氏子弟王硕、孙志宁、施发、卢祖常等为学术骨干的“永嘉医派”;金元时期以义乌朱震亨为鼻祖,以戴元礼、赵氏兄弟、王履、徐用试等为传承弟子的“养阴派”;明末清初以钱塘人氏张卿子为开山祖,以张志聪、张锡驹为中坚人物,并由高世?与仲学辂为传承代表的“钱塘医派”;以及明万历年间以宁波人氏赵献可为代表的“温补派”和清末绍兴人氏俞根初为代表的“绍派伤寒”。

正文:

学派众多,流派林立,是我国中医学发展史上鲜明的一种文化现象。中医历代学术流派既互相争鸣,又互相渗透与取长补短,从而深化了对中医药理论的认识,补充与完善了中医理论体系,提高了中医药的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因而也促进了历代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中医学术流派的概念

学术流派是“学派”与“流派”的泛称。中医界在探讨中医学术流派的著述中有称××学派的,有称××流派的,也有称××医派(医学流派之简称)和××学说的,大多并无严格的区别,直到最近才有了不同的看法。其实,它们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辞海》对“学派”解释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流派”是“指学术、文艺方面的派别”。[1]所谓“学说”,是指学术上自成体系的理论与见解,如中医的各家学说。但同一学说之中,由于观点不一,又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如河间学派中的火热论、攻邪论与养阴论派,《伤寒论》文献整理中的错简论与维护旧论派。关于中医的学派,孟庆云认为,“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由于学术主旨不同,学说、观点之异,其学术队伍中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医学家发展承传的群体称为学派”。[2]汪沪双等认为“流派”的概念比“学派”的概念涉及的范围要广,如“‘新安医学’属广义上的‘流派范畴’”。[3]

中医学术流派的成因与判断标准

我国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固然有其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但还有本身的条件与因素,这也就是后人探讨的学术流派成因或标准问题。对此,我国中医界历来的认识与观点不尽统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执一说。有的认为,学说与师承是基本条件;有的认为,学说才是根本标准,师承关系只能作为参考;还有的认为,除了学说和师承外,还必须要有传世之作以影响后人,等等。其实,这些专家学者所提出的标准基本点还是一致的,只是角度不同与详略不一而异。综合各种论点,全面地分析中医发展史上著名学术流派的成因,可以这样认识形成中医学术流派的主要条件,或者说判断标准,即,第一,首先要有代表人物。这个或这些人物可以是宗师,也可以是其继承者。但这个或这些人物必须是其鲜明学术观点的提出者,是一个或一些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第二,要有一批传承和发展其学说的人物。因为学术流派要“流”,不“流”则何谈对后世影响;再说,既是“派”,总得有几个人物,个人何以成派。但这些传承者不必非是亲炙或私淑的师承关系。第三,在学术上要有创新,在理论或方法上标新立异,旗帜鲜明。或者在一门学问之中创立了新的学说,或者提出了该学说中不同的学术观点,或者治学上有独特的风格与方法。第四,要有一些代表著作。这些著作要能记载和反映该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如果简单归纳,只有三条标准,即代表性人物、代表性观点与代表性著作。

中医学术流派的命名

我国历史上的各个中医学术流派,都是历经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在学术活动中自然而然形成的。其鲜明的学术观点与主张,往往由某学术流派成员自己提出,但又为历代医家所公认。但对某学术流派的命名,则往往是后人给予和约定俗成的。正因如此,中医学术流派的命名不尽统一。有以代表性人物命名的,如河间派、丹溪派;有以学科命名的,如医经派、经方派、伤寒派;有以观点或学说命名的,如补阴派、温补派、汇通派;有以地域命名的,如易水派、新安派、绍派伤寒,等等。不统一反映了多样性,故不必强求一致。

中医学术流派的类别

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学术流派灿若群星。一般认为,中医学派的真正形成是在金元时代,以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与朱丹溪为代表的四大家,其依据是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出的“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近代中医学者谢利恒先生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说:“北宋以后,新说渐兴,至金元而大盛。张刘朱李之各创一说,竞排古方,犹儒家之有程朱陆王。”但也有学者认为,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受当时百家争鸣学术氛围的影响,医家在临床中就有偏重针灸、主用方药和强调切脉的三个流派。任应秋先生认为,汉代已有“医经”和“经方”学派。[4]《汉书·艺文志》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辩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医学教育网搜集

至于中国古代究竟有多少中医学术流派,可谓说法纷纭。谢利恒先生在《中国医学源流论》提出有刘河间学派、李东垣学派、张景岳学派、薛立斋学派、赵献可学派、李士材学派等;范行准先生在《中国医学史略》提出有河间学派、易水学派、东垣学派、丹溪学派、折衷学派、服古学派、叛经学派等;《中医各家学说》二版教材提出有河间、易水、伤寒、温病四大学派,四版教材提出医经、经方、河间、易水、伤寒、温热、汇通七大医学流派;而《中医各家学说》五、六版教材则提出了伤寒、河间、易水、丹溪、攻邪、温补、温病七个医学流派。

查阅近几年发表的论述中医学术流派的文献,基本上还是沿袭五、六版《中医各家学说》教材的说法。仔细分析起来,这些说法都有其依据,只是没有严格区分“学派”与“流派”。如“丹溪”学派,其实是河间学派中的一个流派。正如任应秋先生所说:“传刘完素之学的,有两大医家。一为张从正,一为朱震亨。……河间之学到了朱震亨又为之一变,而为河间学派之滋阴论者。”[4]

浙江历代的主要中医学术流派

浙江中医源远流长,以其名医辈出、医著宏富、世医众多与学术流派林立等特色在我国中医学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辉煌一页。尤其是高举“养阴”大旗的以浙江义乌人氏朱震亨为开山祖的“丹溪派”,不仅在金元时期成为中医学术流派四大家之一,在我国历代医家中影响久远,且极早影响了日本的汉方医家,致使日本在公元14世纪即成立了传承其学说的“丹溪学社”,对此,史料有着重彩浓墨的阐述。再如淋漓发挥薛立斋温补学说的明代万历天启年间浙江宁波人氏赵献可为代表的“温补派”,以及以清末名医绍兴人氏俞根初为鼻祖的具有江南地方特色的“绍派伤寒”,医史文献也多有记载。但尚有“永嘉医派”和“钱塘医派”两大医学流派,由于论及不多,必须推介一番。

南宋淳熙至淳?,大约公元1174~1244年间,正相当于北方刘完素、张子和、张元素、李东垣学术活动进入高潮,河间、易水两大学派形成之时,南方的浙江温州地区形成了以陈无择为龙头,以陈氏弟子王硕、孙志宁、施发、卢祖常、王?为骨干的“永嘉医派”。这一医学流派,以《三因方》为理论基石,围绕编著、增修、校正、评述、批评《易简方》,开展了热烈的学术研究和论争。共同开创了宋金元时期医学流派争鸣、学术繁荣的局面。(详见刘时觉编著的《永嘉医派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2000版)。

“钱塘医派”指的是明末清初,以钱塘医家(今杭州)张卿子为开山祖,以张志聪、张锡驹为中坚人物,并由高世?与仲学辂为传承代表的,以侣山堂为主要活动场所,集讲学、研经与诊疗活动为一体的,以维护旧论为学术主张的医学流派。最早提及“钱塘医派”的,当为清中叶后期名医陈念祖。因为极其推崇张志聪及其门人高世?等编撰的《伤寒论集注》与《本草崇原》,故在所撰《医学三字经》中称赞“大作者,推钱塘”,并注曰:“张志聪,号隐庵;高世?,号士宗,俱浙江钱塘人也……各出手眼,以发前人所未发,为后汉第一书。”清末及近现代中医学者,大多称之为“钱塘二张”或“钱塘三张”。任应秋先生指出:“钱塘张卿子、张志聪师弟,以及长乐陈念祖等都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这可以说是维护旧论最有力的一派。”[4]又如张志斌、张祥序在《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论及清代伤寒学派主张维护原有编次医家时指出:“(1)钱塘‘二张’:指张志聪与张锡驹二人。此二人同乡,又同出一师(张遂辰),学术观点亦颇有相同之处,治伤寒学,均主张维护原有编次。”张遂辰(即张卿子)是明末钱塘名医,系明代伤寒学派维护原有编次的发端者,他的主张为其学生张志聪、张锡驹继承并发扬,故合称“钱塘三张”顺理成章。也有以张志聪等医家讲学与诊疗场所——侣山堂为称谓来论及“钱塘医派”的,如张瑞贤在《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阐述清代药物学研究概况时提出:“《本草崇原》为张志聪的未完稿,经其门人高世?继续完成,可说是侣山堂学派对药物理论研究的代表作。”竹剑平等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该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医事活动与学术思想。[5]之后,又有陈春圃将“钱塘学派”与“丹溪学派”、“温补学派”、“绍派伤寒”作为浙江四大主要中医学术流派予以介绍。[6]

笔者以为“钱塘学派”改称“钱塘医派”为妥。因为,称“钱塘学派”不能从名称上反映中医药学科属性,不易与其他学科区别;二者“钱塘三张”及其传人,都未能在中医学上构建起独树一帜的学说体系,他们够不上一个学派。但他们在《内经》、《伤寒论》与《本草经》等中医药经典著作整理与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一以贯之地提出了自己“维护旧论”的学术主张,并且首开集体研究之先河,有着自己的治学特色。故视其为“医经”学派中的一个流派则比较合适,“医派”是“医学流派”的简称。

总之,开展与加强对我国医学流派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与认识各个医学流派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规律,不仅仅是为了科学地评价他们在中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地位,更重要的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推进中医药理论的创新,促进当代中医药学术的繁荣与提高。

参考文献

[1]夏征农主编。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2947。

[2]孟庆云。论中医学派[j]。医学与哲学,1998,(8):432。

[3]汪沪双,等。试论新安医学的“学派”与“流派”[j]。中医文献杂志,2000,(4):3。

[4]任应秋。学派争鸣在祖国医学发展中的贡献[j]。上海中医药杂志,1979,(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