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年终总结范文1
关键词：社会融资总量；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中图分类号：F8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3004406
自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来，学术界围绕数量型中介目标适用性而展开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早在2001年学者夏斌和廖强就率先提出了货币供应量不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论断[1]。陈利平[2]、于慧君和邱长溶[3]等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应同时采用“一主一辅”两类中介目标，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而将利率作为辅助中介目标，以发挥利率在货币政策体系中应有的作用。孙力军和黄波[4]、奚君羊和贺云松[5]等进一步研究发现，以货币供应量为代表的数量型中介目标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影响效果远低于价格型中介目标，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应该选用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中介目标，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项卫星和李宏瑾[6]认为，数量型目标容易引发顺周期操作， 致使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最终加剧我国经济失衡。在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对利率和汇率等价格变量具备敏感性的前提下，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已具备了向利率间接调控转型的基本条件。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和金融自由度的不断提高，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供应量无论在可控性、可测性以及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等方面都不同程度表现出弱化趋势，特别是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人民银行在灵活运用货币政策维护宏观经济目标的稳定中，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局限性日益显著。为此，中国人民银行从2011年4月开始公布社会融资总量数据，并将其作为新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纳入到金融监控体系中，希望通过引入新的数量型中介变量，来改善和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然而，相对于货币供应量、利率及汇率等其他中介变量，社会融资总量是否更适合于充当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国内相关研究还非常少，仅有尹继志[7]、盛松成[8]等从理论上进行过探讨，并认为社会融资总量更合适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但从实证角度来研究和揭示社会融资总量是否优于其他中介目标，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是否能改善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这样的文献研究至今还未曾看到。鉴于此，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这一传统的分析工具，对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总体表现进行评价，希望能够得出更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一、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分析
社会融资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主要指非金融部门当年所获得的包括股票和债券在内的全部新增融资[9]。社会融资总量是否能够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取决于该变量能否被人民银行有效监测，能否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密切相关，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能否利用政策工具对其有效调控。
首先，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较强。从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供应量的构成来看，货币供应量代表金融机构的总负债，主要是由现金和存款构成，这些资金中只有部分才能被实体经济所吸收和运用。社会融资总量代表实体经济获取的资金总量，是由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和其他融资三部分构成。以社会融资总量所表示的资金已被实体经济充分吸收和运用，更能反映资金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和带动作用，因此理论上社会融资总量与CPI、GDP的相关性应当更强。考虑到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只公布了社会融资总量的月度和年度数据，为便于进行对比分析，可将社会融资总量月度数据按季度进行累加，得到累积社会融资总量，这样所得到的变量与广义、狭义货币供应量的数据类型完全相同。利用相关性检验发现，名义GDP与广义、狭义货币供应量，以及累积社会融资总量的相关系数均超过05。同理，将上述变量按照同比方式进行指数化处理，以此来代表各变量的增长率，这样处理后所得到的变量在数据类型上将会与CPI、短期利率、汇率等变量保持一致。进一步做相关性分析后，可以得到CPI与短期利率、广义和狭义货币增速、累积社会融资总量增速的相关系数均超过05，相关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社会融资总量与GDP的相关性最强。此外，与短期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相比较，虽然社会融资总量增速与CPI的相关系数较低，但由于相关系数大于05，说明社会融资总量与CPI依然存在显著相关性。
其次，社会融资总量的可测性相对较弱。与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相比较，社会融资总量的可测性较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融资总量包含的资金种类广泛且涉及的主体众多，从而会削弱数据测量的精确性。社会融资总量既包括企业发行的债券、股票，也包含各类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和其他融资，并且社会融资总量数据的采集和测算是由多方主体共同完成，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保监会，又涉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这些因素的存在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社会融资总量数据统计的精确性。二是随着直接融资和新型融资方式被实体经济广泛采用，并在融资方式中逐渐占据突出地位，社会融资总量的可测性也将不断降低。从目前来看，虽然实体经济通过直接融资和新型融资方式所筹集资金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传统本外币贷款和委托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所占比重始终超过65%，依然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只要能对本外币贷款总额和委托贷款总额进行较为准确的监测，还是能够较为精确地测算出社会融资总量的规模。相比之下，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所包含的资金形式相对固定，因而其规模数量可以被中国人民银行更为准确地测量。
最后，中国人民银行可对社会融资总量实行有效控制。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利用常规性、选择性、补充性工具对数量型中介目标进行调控。其中，常规性工具可采用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再贴现率；选择性工具可利用各类信用控制；补充性工具则包括信用配给、直接干预、窗口指导或道义劝告等措施。由于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所占比重很大，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只要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实现对信贷规模的控制，即可有效控制社会融资总量，同样的政策工具及其组合也能有效控制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
综上所述，同货币供应量相比较，虽然社会融资总量的可测性较差，但其与经济增长目标的相关性更强，与CPI也存在显著相关性，中国人民银行借助政策工具可以对其进行有效调控，因而社会融资总量满足充当中介目标的一般条件，适宜作为数量型中介目标。
二、数据的选择与模型的构建
为评估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能否相对改善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可选择数据易于采集的广义和狭义货币供应量、短期利率、汇率作为对照比较的中介目标，选择基础货币、隔夜拆借利率及银行信贷规模作为对应的操作目标变量。在最终目标的选择上，可以利用GDP增速和CPI作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目标的替代指标。按照是否属于数量型指标这一标准，对各变量进行分类，同时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对每类变量进行研究发现，在三个滞后期以内和10%显著性水平上，同类型的操作目标与中介目标存在因果关系，同类型的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也存在因果关系，表明数据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因果联系。
但是，在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时发现，部分变量在模型中出现的次序发生调整后，会对模型的最终结果产生较大影响。为此，可以增加约束条件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即SVAR模型以消除此类隐患，SVAR模型的具体形式可以表示为：
三、实证分析结果及其货币政策含义
根据S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可分别考察操作目标对中介目标的影响，以及中介目标对最终目标的影响，确定操作目标、中介目标、最终目标之间的最优组合方式，并据此判断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中介目标是否优于其他变量。
1实证分析结果
首先，分别将各操作目标作为冲击变量，将各中介目标作为响应变量，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一是银行信贷规模对社会融资总量的影响最为显著；二是隔夜拆借利率对短期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最为显著；三是基础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最为显著。利用方差分解发现，银行信贷规模增速对社会融资总量预测误差方差变动的平均贡献最大；隔夜拆借利率对短期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预测误差方差变动的平均贡献最大；基础货币增速对人民币汇率预测误差方差变动的平均贡献最大，方差分解结果与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完全一致，各中介目标变量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情况如表2所示。
其次，将中介目标作为冲击变量，将最终目标作为响应变量，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发现：一是同社会融资总量相比较，短期利率和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对CPI的影响更加显著。二是所有中介目标均能对GDP产生显著的影响，但短期利率的作用更加突出。利用方差分解进一步发现，在CPI预测误差方差的变动中，短期利率的平均贡献最大；在GDP预测误差方差的变动中，短期利率的平均贡献最大。方差分解的结果与脉冲响应分析一致，CPI与GDP预测误差的方差分解情况如表3所示。
2货币政策含义
首先，单纯从操作目标对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影响来看，银行信贷规模对社会融资总量的调节能力更强，隔夜拆借利率对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更加显著，这种差异性取决于社会融资总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资金构成。社会融资总量的构成主体是信贷资金和直接融资资金，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实体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刚性，对利率的敏感性较弱，因而信贷规模变动对其影响就会更加有效；对广义货币供应量而言，其资金构成主体是各类存款，这些资金对利率的敏感性相对较强，因而利率变动对其影响也就会相对更大。
其次，单纯从数量型中介目标对最终目标的影响效果来看，社会融资总量与广义货币供应量对GDP的影响力度接近，但广义货币供应量对CPI的调控能力要比社会融资总量更有效。社会融资总量所代表的资金可全部用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其规模越大或增长速度越快，代表本国实体经济发展更为活跃，国内有效需求以及对外净出口增长也就相对更快，因而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就会更加明显。同社会融资总量相比，广义货币供应量所包含的资金形式也能发挥同样的效果，但在资金注入的规模上相对更多，因而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就相对更大。与此同时，社会融资总量增加以后能够改善本国市场的供给水平，对抑制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价格水平的变动主要受货币供给所引起的需求变动影响，因此社会融资总量对CPI的影响就相对较弱，广义货币供应量对CPI的影响相对就更强。
最后，从数量型及价格型目标变量的作用效果来看，价格型目标变量的总体表现要优于数量型目标变量。其中，在操作目标中，隔夜拆借利率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短期利率的调控能力最强，对社会融资总量的作用虽然不及银行信贷规模，但总体表现也非常突出；在中介目标中，短期利率对GDP与CPI的影响效果全面优于社会融资总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若利率能与汇率实现联动，其影响能力还会进一步增强。
四、最优货币政策操作选择
为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中国人民银行应根据操作目标对中介目标的影响效果，以及中介目标对最终目标的影响效果，确定最优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
首先，倘若中国人民银行只选用数量型变量来实现最终目标，应选择银行信贷规模作为操作目标，同时选择以社会融资总量为主导，以广义货币供应量为辅助的中介目标，这样的操作组合所表现出的执行效果相对更优。从整个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可综合运用政策工具或窗口指导对银行信贷规模进行有效调控，以此来引导社会融资总量与广义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整，最终实现对GDP和CPI的调节。考虑到银行信贷规模对社会融资总量变动的贡献为47%，而社会融资总量对GDP变动的贡献为98%，因此，通过银行信贷规模调节社会融资总量，最终对GDP施加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为46%。相比之下，依靠信贷规模来调节广义货币供应量，最终对GDP施加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仅为1%，显然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主要的数量型中介目标，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更加有利。同理，通过银行信贷规模来调节社会融资总量，最终对CPI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为08%，而通过银行信贷规模来调节广义货币供应量，最终对CPI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为065%，从权重对比来看，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主要中介目标的效果更优。但是，也应看到将广义货币供应量作为辅助中介目标时，会进一步强化操作组合的执行效果，使操作组合对GDP的影响权重扩大到56%，对CPI的影响权重扩大到15%。
其次，中国倘若人民银行只选用价格型变量来实现最终目标，应选择隔夜拆借利率作为操作目标，同时选择以市场短期利率为主导，以汇率为辅助的中介目标，这种操作组合效果更优。从整个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可通过调整再贴现率或实行直接管制来改变隔夜拆借利率，并以此来调整市场短期利率和人民币升值预期，最终实现对GDP和CPI的调节。考虑到隔夜拆借利率对市场短期利率变动的贡献为603%，短期利率对GDP的贡献为146%，因此，通过隔夜拆借利率调节市场短期利率，最终能对GDP施加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为88%，同时，借助于隔夜拆借利率来影响人民币汇率调整预期，最终对GDP施加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约为01%，显然将市场短期利率作为中介目标对GDP的调节效果更好，但是若将汇率作为辅助中介目标，将会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通过利率与汇率的联动，操作组合对GDP的总体影响权重将达到9%。此外，通过隔夜拆借利率来调节市场短期利率，对CPI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为303%，通过隔夜拆借利率调节人民币汇率，最终对CPI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为003%，显然在实现物价稳定目标时，短期利率更适合作为中介目标，但若将汇率作为辅助目标，能够进一步增强对CPI的调节效果，使操作组合对CPI的总体影响权重进一步增加。
最后，倘若中国人民银行同时选择数量型和价格型变量来实现最终目标，在国内利率和汇率还未彻底实现市场化的现阶段，在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的选择上，应遵循数量型变量为主导，价格型变量为辅助的原则。其中，在操作目标的选择上，应将银行信贷规模最为主要变量，将隔夜拆借利率作为辅助变量；在中介目标的选择上，应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主要变量，将短期利率作为辅助变量。从整个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来看，这样的操作组合对GDP所施加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将提高到13%，对CPI的影响在整个传导机制中所占权重将达到32%，因而是当前最优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对社会融资总量充当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SVAR模型，对能够作为操作目标及中介目标的相关变量进行了对比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社会融资总量适宜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虽然社会融资总量的可测性相对较差，但其与最终目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并且中国人民银行可以通过信贷规模来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因此社会融资总量满足充当中介目标的一般条件。
第二，社会融资总量对最终目标的影响要比广义货币供应量更加显著。在银行信贷规模作为操作目标的前提下，当社会融资总量充当中介目标时，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要远超广义货币供应量，对实现物价稳定所发挥出的作用也略微高于广义货币供应量。
第三，价格型变量的总体表现要优于数量型变量。在操作目标中，隔夜拆借利率对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短期利率的调控能力最强，虽然对社会融资总量的影响效果不及银行信贷规模，但总体表现也非常显著；在中介目标中，短期利率对GDP与CPI的影响要全面优于社会融资总量与广义货币供应量，若短期利率与汇率联动，对最终目标的影响还会进一步增强。
第四，现阶段，由于国内利率、汇率还未彻底实现市场化，因此在最优货币政策操作的选择上，应推行数量型变量为主导，价格型变量为辅助的组合方式。在操作目标的选择上，应将银行信贷规模作为主要变量，将隔夜拆借利率作为辅助变量；在中介目标的选择上，应将社会融资总量作为主要变量，将短期利率作为辅助变量。
但是，随着直接融资方式在实体经济中推广，以社会融资总量为代表的数量型中介变量的可控性、可测性以及对最终目标的影响也将不断降低。因而，我国应在加快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的进程中，逐步将价格型变量作为主要的操作和中介目标，促进利率与汇率实现联动，以便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出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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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奚君羊，贺云松 中国货币政策的福利损失及中介目标的选择——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J] 财经研究， 2010，（2）：89-98
[6] 项卫星，李宏瑾我国中央银行数量型货币调控面临的挑战与转型方向[J]国际金融研究，2010，（7）：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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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年终总结范文2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货币供应量
一、货币政策目标一般性概述
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包括操作目标，或货币政策工具变量；中介目标；以及最终目标。中央银行使用一些货币政策工具例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来影响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进而完成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最终达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最终目标。操作目标是一种对中央银行工具做出反应并且能够表明货币政策立场的变量。中间目标是距离最终目标最近的货币政策目标，它不受货币政策工具的直接影响，但却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是最终目标能否实现的重要环节。
我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经历了现金发行量和信贷规模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随着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变化，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也随之改变，从1994年前的信贷规模转向基础货币。我国在1994年前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发展经济、稳定货币”，但此种双重目标实现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自1995年以来我国将物价稳定这一目标作为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重点，《人民银行法》中提到“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稳定，并以促进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最终目标为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中间目标为货币供应量，操作目标为基础货币。
二、我国关于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研究和探索
1.我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历史演变
（1）20世纪90年代前我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90年代以前，我国以现金发行量和信贷规模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这种政策的理论依据是：贷款=存款+现金。由于社会上的现金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贷款供应的，因此央行为了控制全社会的货币供应进而控制全社会的货币供求总量通过控制贷款水平就能达到。
（2）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
中国人民银行从1995年起尝试将货币供应量这一指标控制纳入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体系，并在此后一年正式将货币供应量确定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在货币供应量层次的选取上，起初是以M1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M0、M2作为观测目标。从2007年起，中国人民银行改变了以往同时公布M1和M2计划目标的做法，变成了只公布M2的目标增长速度，这也意味着央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变成了单一的M2数值。
2.对我国未来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分析与探讨
（1）对货币供应量目标的有效性分析
选取1999-2010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季度数据，利用Eviews软件来分析货币供应量作为货政策中间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性。
基于数据处理的考虑，减少模型中共线性和异方差等问题，先对M2和GDP数据序列取对数，再观察LNM2和LNGDP序列的折线图（如图1）。观察得二者增长趋势相同且LNGDP序列有明显的季节波动，使用季节调整消除季节性波动得到序列LNGDPSA和LNM2SA。观察LNM2SA和LNGDPSA的折线图（如图2），二者具有大致相同的变化规律，说明二者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图6 残差项序列单位根检验最终结果
从图6的结果中可以看到，ADF的值比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小，比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大。因此可以说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即残差项序列resid01是零阶单整序列，也就说明LNM2和LNGDPSA序列存在协整关系，图6中的回归方程为协整方程，即可以说明两个序列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
（2）应采取措施完善货币供应量目标
当前，我国由于市场条件的限制，如利率市场化的条件尚不完善、金融机构对于利率敏感性较低、利率传导机制不通畅等的影响，通货膨胀目标制或是利率指标制等的实现条件并不能满足。在这种市场背景下，货币供应量将持续存在并占有重要地位。同时，面对货币供应量中间目标存在的种种问题，探讨如何完善才是当务之急。
第一，调整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扩大货币供应量目标的浮动范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经济体中的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中央银行应随这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增强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
第二，完善汇率改革制度，提高对货币乘数的预测程度。中央银行需要深化汇率改革，放松对外汇率浮动幅度的限制，减少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减少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的影响。同时，中央银行还应关注经济周期的变动以及金融创新的发展程度等市场状况的变化，以便更加准确地预测影响货币乘数因素的变化，借此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
第三，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政府应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给予中央银行更多的自，使中央银行的人员构成专业化，使货币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保持相对独立并免受财政政策的影响。合理安排中央银行与银监会的职能分工，保证中央银行的总量调控能力，保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渠道的畅通。
三、结论
货币供应量作为我国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已经存在了十余载的时间，虽然目前货币供应目标存在一定例如相关性减弱的局限性，但也不能简单地否认其在我国的存在意义。结合国外货币政策历史演变的经验和教训来看，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市场条件不满足以其他经济指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前提下，应继续完善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货币政策，并同时监测利率、通货膨胀率等经济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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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武志.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中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抉择.宏观经济，2008年，第7期
[3]刘明志.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用性.金融研究，2006年，第1期
期货年终总结范文3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 货币政策
2016年，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出现后我国经济状态出现较大变化，总结为：（1）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2）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3）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4）政府大力简政放权，管理结构更趋合理。
改革开放直到如今，我们所经历的现阶段经济变革才是一次实实在在的经济转型。由此引发诸多问题，例如货币政策如何调试才能适应经济转型？本着三去一降一补的核心思想，增强调控的灵活性、降低社会融资成本，才能为经济结构调整及其之后的相关制度调整营造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经济新常态对货币政策提出新要求
（一）对货币总量和结构加以调整
货币当局通过控制央行金融负债来间接影响各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或是银行系统进行对存贷款数量加以调整，从而间接影响全社会的金融负债，最终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的目的。而当央行的额度管理已经失去作用时，可以通过货币总量管理，消除被管理对象竞争性和银行资产与负债分离机制，也能够间接地促进国有银行的商业化转型升级。
（二）去杠杆、降低借贷比
过去的三个月里，中国决策者顶住压力整顿放贷行为，特别是p2p、影子银行，防止出现资产泡沫。根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加之2016年，中国新增信贷总量约12万亿，信贷增速超过20%，去杠杆任务迫在眉睫。虽然这一强硬立场引发了中国股票和信贷市场的动荡，但决策者也多认为熬过动荡期，继续降低借贷产出比，会迎来中国货币市场的春天。
（三）防范风险、保障就业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为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设定的“下限”就是稳增长、保就业，“上限”就是防范通货膨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调结构为着力点，释放改革红利，才能使市场配置资源和自我调节发挥最大作用。
（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激活货币信贷存量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目的在于优化我国现有金融结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将优化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目标放在首位，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构建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金融体系。
激活货币信贷存量，要求央行要着眼于加大存量贷款的投向调整。央行通过购汇，释放外汇占款的基础货币投放是被动货币投放，为减少被动货币投放，一是要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二是要高度警惕各地方政府以新型城镇化的名义再度启动大规模投资。
二、当前阶段我国货币政策安排的缺陷
2015年以来，再贷款、PSL和定向降准等所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相继浮出水面，但仍未从较大程度上缓解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两者共同引发了市场关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利弊的思考。
由于难以绕开信贷传导渠道，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存在如下三点缺陷：
（一）最终目标尚待明确
结构性货币政策与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同，往往倾向于从操作目标到最终目标的直接传导。如果硬把结构调整作为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在实践中往往很难找到一个可以衡量和观测的指标。央行在2016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可以提到，定向降准等新的货币政策存在数据真实性问题，这也反映出了最终目标的不明晰问题。
（二）银行惜贷不易调和
各商业银行将信贷资金投放到指定的产业上，是央行实行“定向调控”结构性货币政策的关键。经济下行直接导致了多数企业的效益降低，信用风险暴露等问题。因而若银行仍按照央行“定向调控”的要求开展业务，将会可能进一步恶化商业银行坏账情况。
（三）调控时机难以把握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状况日趋复杂，加之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我国加入SDR等事件都会导致市场主体对投资行为的调整，这些调整会间接造成央行对货币政策时滞的错误判断，从而过早或过晚的实行结构性货币政策，错过最佳的调控时机，因而如何判断准确，把握调控的时机和力度就成为了我国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的直接阻碍。
三、ρ胄械髡货币政策提出的新建议
（一）科学定位结构性货币政策职能
明确结构性货币政策并非解决我国经济所面临问题的万能药，特别是在现阶段我国经济调控从“总需求”到“总需求、总供给并行”的转型时期，过度高估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职能是不切实际的。在此情况下，注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才能最大化的发挥央行货币政策的作用。
（二）重新明确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鉴于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现状，以及2016年央行在货币政策报告中所披露的评价数据缺乏真实性等问题，深入剖析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是现有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不明晰，以及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期限错配的问题。对此，疏导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前提是制定明确适度的最终目标，将稳增长、促就业、稳物价、平衡国际收支的目标进一步细化，才能从源头纠正货币政策发挥实际作用的方向
（三）把握调控时机，掌握调控力度
在人民币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等国际大背景下，央行有必要将上述诸多环境因素考虑到对货币政策时滞的判断上，因为只有对时滞有更明确的认识才能在恰当的时刻下达执行货币调控的指令，把握最佳的调控时机，从而令市场主体对调控中的市场加以适应。与此同时，掌握调控力度决定了央行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区间的准确判断，设定宏观调控的动态合理区间，让货币政策调控的目标服务于此，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难题。
（四）构建更适合国情的通胀指标
很多年前设定的CPI指数已不能满足我国对通胀水平评判要求，可考虑采用扣除全社会满足基本需求的消费零售品+典型服务业价格后，以其余市场商品价格作为采样对象，编制通胀指数。这一举措的意义不仅是能够更准确的判断通胀水平，而且还在于对宏观经济总体情况进行更准确地衡量，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的制定更具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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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年终总结范文4
【关键词】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目标;充分就业;长期经济增长
引言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政策是国家为实现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对货币供给和利率管理的行为,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冷、热调控的主要手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等西方经济体便已运用并采取过各种积极的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发展。如1987年网络泡沫破灭引发的股市灾难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美联储迅速加大贴现贷款额度的意愿恢复了经融市场的信心,并促进了市场的稳定性;2007年我国多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发展和本次经融风暴以来美联储连续10次调整利率以应对经济衰退,这些都充分显示出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地位。如此以来,既然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对于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问题即货币政策的目标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单一目标or多重目标
西方经济学中,我们一般将货币政策的目标分为四大部分。即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目标中有一些是相互一致的,但也存在矛盾性,比如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通常情况下,就业人数越多,经济增长速度就会越快;而经济增长速度越快,为劳动者提供的就业机会也就越多。这两种目标之间是统一的。但在这种一致性的背后,也存在一个内生技术进步引起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不一致的问题。至于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对立的,但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图1),如果要减少失业或实现充分就业,就必然要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刺激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总需求的增加则会引起物价水平的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趋势;如果要降低物价上涨率或降低通货膨胀,就要求减少货币供给量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加,而总需求的减少必然使失业率很高。同时,菲利普斯、萨缪尔森和索洛利用英国和美国经济增长率和物价水平的资料证实: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之间存在着的正向变动关系,在经济发展较快时,总会伴随有物价较大幅度的上涨。因此,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存在一致性和矛盾性。
由以上可见,货币政策的各目标之间存在着统一的同时,更多的是矛盾与冲突。中央银行在确定目标时,要么能够统筹兼顾,做到各方面协调发展,要么就只能视自身经济的发展突出重点了。四个方面能兼而顾之显然是最理想的,但这种模式却不具备操作的可能。从世界上各成熟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各国目标设定不尽相同。从50代到60年代,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中的美、英、加、法、意等都把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不断地用各种货币手段刺激就业或经济增长,结果到70年代出现了持续的通货膨胀,最终反而影响了经济增长。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对货币政策目标的认识已经趋于一致,即都将其定为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在新的提法中,经济增长只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但不是直接目标,物价稳定作为经济增长的前提才是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如今,美国将稳定物价作为主要的最终目标,并以利率为中间目标成为调节手段;欧洲央行也将稳定物价作为最终目标,并宣称欧盟的经济政策只有在与物价稳定相冲突时才会获得支持;日本央行于1998年也规定:日本银行的基本任务是稳定物价,并借此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发展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的金融体系只是国家计划体系的附属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也就没有所谓的货币政策。从1978 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到现在,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实现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和在特定时期内支持具体领域改革以达到“帕累托改进”以及在支持经济结构调整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币值稳定阶段(1984～1995年)
在这一阶段,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货币政策的目标,但主张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币值稳定的“双重目标”的呼声要远远大于主张单一目标和多重目标的呼声,而实际上,我国执行的也是既支持经济发展,又保证币值稳定的“双重目标”。从1979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1995年,因价格改革及激进的经济推动政策,我国曾先后出现四次通货膨胀,即79-82年、83-86、87-91年及92-95年。每次通货膨胀持续几年时间。如果加上治理通货膨胀花掉的时间,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基本上是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之下发展的。而通货膨胀致使社会物资畸形分配和浪费,经济结构失衡,劳动积极性受挫,从而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损伤。这就使经济界多数人认识到,在当时通货膨胀频繁出现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要做到既支持经济发展,又保证币值稳定,即实现所谓“双重目标”,是很困难的。而把发展经济和稳定币值平行列入货币政策目标,则人们很容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发展经济方面,过多地安排基建项目,把经济推向过热,不利于币值的稳定,最终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只有把保持币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即所谓“单一目标”,而把发展经济作为保持币值稳定的目的或目标,即货币政策“目标的目标”、间接目标、高一层目标,各种经济活动的共同目标,才可能既保证币值稳定,最终又有利于经济的更快发展。
二、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阶段(1995年以后)
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规定货币政策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规定是根据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货币流通和经济发展情况做出的。稳定汇率成为我国货币当局所追求的唯一目标,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单一化,使货币政策的操作有了坚定正确的方向。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我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独创了宏观政策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保证了经济的总体增长,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了金融运行的稳定,防止了金融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迁移。
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不恰当性及当前充分就业目标的缺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政策决策者们都比较倾向于用总需求管理的手段来处理短期内的经济波动,从而实现经济稳定。货币政策作为干预经济的手段也正因为凯恩斯经济思想而得以广泛重视。事实证明也是正确的。但是,作为总需求管理,它解决的是短期问题,而不是长期问题。作为短期问题,他假定资本存量是固定的,而在长期,投资会导致资本存量的变化。因此,经济增长是属于长期问题,货币政策解决的是短期问题,经济增长自然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而只是各种调控手段的最终目标。
目前我国银行法对货币政策目标的表述是:“稳定币值,并以次促进经济发展”。这也很容易让人解读成稳定货币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使得经济增长的冲动干扰货币政策的实施。再一次造成固定资产及基础建设投资的过热,进一步导致经济结构不平衡和局部过热的发生。
在粗放的经济增长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前提下,经济增长目标与充分就业是相一致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现代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使得经济增长目标与充分就业产生了越来越突出的矛盾,充分就业目标将是货币政策不能再忽视和回避的选择。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就业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被削弱了。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也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可见,经济的增长、投资的扩大能否扩大就业机会和社会和谐发展不仅仅依赖经济增长的速度,还取决于增长模式的战略取向。日渐成熟的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的局限性就愈来愈明显。这主要体现在:
1.弱化货币政策主管部门支持经济发展的责任感。当货币政策与中央政府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发生冲突时,货币政策会忽视与国家计划、财政政策的相互协调与紧密配合。既然货币政策的目标就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主管部门就有可能认为,制止了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现象,货币政策的目标就算基本实现、任务就算基本完成。从而在出现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物价稳定甚至略降现象时,主动采取更多措施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动力无形中减弱。
2.弱化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由于给货币政策规定了稳定币值的单一目标,没有把发展经济、充分就业列入货币政策直接目标之中,就可能使货币政策决策者在观念上始终把防止通货膨胀反弹放在首要位置,在治理通货紧缩,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发展方面不主动采取更多措施。货币政策当局应通过控制盲目低水平重复建设等贷款的增速,保持经济稳定运行,既防通胀,又防通缩。
3.货币政策充分就业目标的缺位使得金融缺乏对社会的人文关怀。造成信贷资金向大城市、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而原本更需要关怀的农村、偏远地区及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却得不到更多的支持,造成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失衡。
4.能否充分就业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经济在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上运行,则意味着经济的潜能没有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应用。奥肯定律还告诉我们,每增加1%的失业,则意味着3%的GDP损失,这种损失是巨大的。
增加充分就业为货币政策目标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但由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国情及现实经济状况,就业压力非常严重。据中科院2009年《经济蓝皮书》预计,2008年底已积累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为100万人,而2009年又将有近611万大学生面临就业;07年的南方冰雪和08年四川汶川地震等两大自然灾害,导致了一大批企业的停产、停业和个体户歇业,减少了就业岗位;是受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特别是金融海啸影响下导致我国有近50万家中小企业淹没,提供就业的能量严重缩水。同时,还有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关闭。此外,2008年还是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也还有数十万的复退军人需要安置,都对就业产生了比较突出的压力。在这种“存量劳动力”与“增量劳动力”并存的态势下,2009年我国全社会需要消化的刚性就业人数达2200万人以上,然而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却相对较小。以当年8%的GDP增长计,能提供的新增就业为900万人。由此,我国2009年新增劳动力的供需缺口达到1300万,就业形势相当严峻。因此这就更要求我们在关注就业指标时要多从经济制度、货币政策等方面进行观测,而不因把目光局限在短期的经济增长上,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的质而仅非量。
同时,要对货币信贷政策进行调整,大力支持和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就业。信贷资金也应该向更需要帮助且更具活力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倾斜,盘活民营经济,不失时宜的调整经济结构。
第三,应该加大社会保障的投资而仅非固定资产的投资,防止局部经济过热。并应采取切实措施,改善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制度。目前,许多国家选择了以充分就业为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将增加就业与改善收入分配、提供公共服务三项内容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因此,我国应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实施就业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的整体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和扩大就业双向目标的增长。一方面,货币宏观调控政策要向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货币供给倾斜,特别是要增加社会公共物品的金融投入;另一方面,要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利用利率政策的调节刺激效应,拉动内需与消费的增长,特别是要形成居民储蓄存款的挤出效应。同时,针对美欧等国变相设限和出口贸易磨擦加剧,影响我国出口量增加的实际,灵活运用货币调控手段,配合多种金融服务措施扶持出口贸易的增长。以通过增加货币供给,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有效提高就业增长的原动力。
总之,货币政策中应该充分考虑充分就业为目标,制定相关货币、财政政策时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就业状况,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不仅快,更要好的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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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年终总结范文5
【关键词】 GDP 财政收入 国民总收入 货物进出口总额 经济发展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更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
在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4.66万亿元，五年后（2012年）GDP达到了51.9万亿元，实现了5年内GDP翻两翻的目标。高额的GDP的确令人感到自豪，但从另一方面来说，GDP毕竟只是对于中国总体经济的描述，或者说是外界的描述，从GDP的指标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增长的数字与快速发展的经济，更要看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强大的GDP数额背后国民生活的心酸与痛楚。本文通过分析国民总收入、最终消费支出、财政收入、货币和准货币以及货物进出口总额人民币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并从研究中得出结论，就GDP的增长提出建议和意见，希望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思考有所意义。
二、模型设定
三、数据的收集
四、模型的估计与调整
（一）模型的参数估计及经济意义、统计意义上的检验
1、经济意义上的检验
2、统计检验
⑴拟合优度检验
①样本决定系数
（二）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的检验
2、多重共线性的修正
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对检验结果进行修正，检验结果表明，x3，x5的t检验不显著，是引起多重共线性的原因，应予以剔除，得到最终的回归结果显示如下：
五、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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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介目标是央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预期影响的连接点和传送点，不同的中介目标会使货币当局采取完全不同的行动来实现最终目标。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如何，也往往取决于中介目标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经历了从最初的以信贷总量、现金总量计划为代表的规模管理，到1996年将货币供应量M1、M2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组成部分，再到1998年正式取消贷款规模控制，货币供应量正式成为我国唯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过程。但是，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遇到了很大困难，一些发达国家也先后放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而选择了利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有关当局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决心[1]。
一、样本数据及变量的选取
(一)样本区间：1998—2005年的季度数据
我国自1984年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84年到1997年为一个阶段，1998年到现在为一个阶段。因为1998年1月1日央行取消贷款规模限额的控制，货币供应量正式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唯一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成为央行调节宏观经济的主要控制变量，因此，本文以1998年到现在央行公布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
(二)变量选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代表变量为M1、M2。1996年，我国正式将货币供应量M1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M1越来越多的表现出可控性不足，而M2的可控性相对较强，本文将M1、M2分别作为中介目标的代表进行分析。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代表变量GDP。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可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GDP的增长最能反映一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因此，将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利率代表变量：银行间七日同业拆借利率。利率决定着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在我国目前的利率体系中，同业市场拆借利率由于能够十分灵敏地反映市场上货币资金的供求状况，因而可成为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因此，本文选取了成交量最大的七日拆借的加权平均利率为代表进行分析。
(三)数据处理
因为GDP、M1、M2的名义值包含了当期的物价因素，不能很好的反映真实经济运行状况，因此，我们用1998年1月为基期的CPI季度定基比指数对数据的名义值进行调整，将得到的实际值作为考查指标。
同时，由于本文采用的是季度数据，因此，在进行分析之前先采用移动平均季节乘法分离出季节影响。本文在分析中所使用的数据都是经过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在对利率和GDP的关系进行分析时，分别对利率和GDP进行了对数调整来增加其可比性。
二、实证分析结果
(一)单位根检验
检验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PP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每个分析变量都无法拒绝有一个单位根的原假设，都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经过一阶差分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能拒绝原假设，都是平稳的，因此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检验
协整是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表示。本文采用的是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由于RGDP、RM1、RM2、LnRGDP、LnR都是单位根过程，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Engle-Granger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RM1与RGDP回归的OLS估计为：
RGDP=5776.187+0.335498RM1+ζ1
(3.818613)(14.94971)
R-squared0.881654
RM2与RGDP回归的OLS估计为：
RGDP=5938.722+0.123013RM2+ζ2
(4.818430)(18.25647)
R-squared0.917423
LnR与LnRGDP回归的OLS估计为：
LnRGDP=10.73381-0.573347LnR+ζ3
(147.1241)(-8.046663)
R-squared0.763373
分别对残差ζ1、ζ2、ζ3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因为所得的残差ζ1、ζ2在5%的临界值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所以，可以认为RM1和RGDP以及RM2和R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残差ζ3在5%的临界值水平下是非平稳的，也就是说LnR和LnRGDP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之间并无长期均衡关系，同业拆借利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并不具有稳定的相关性。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进而实现对经济的长期稳定调控。这就对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第一，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知，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GDP之间仍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中介目标的变动能显著地影响到最终目标。同时，我国金融市场的结构还比较简单，这使货币供应量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和可测性。因此，当前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合理的并应该继续坚持。
第二，目前，我国低下的同业拆借利率市场化程度造成了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同业拆借利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而目前并不具备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条件。
第三，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的扩大，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和可控性正在减弱。不仅如此，利率管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控的主要原因。因而急需加强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同时应通过改革的推进，积极创造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操作条件。
政策建议：第一，针对货币供应量自身存在的弊端，我们可以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适度调节货币供应量，进一步完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针对当前的金融创新趋势，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口径进行相应合理的修订，增强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控性和可测性。第二，单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我们在确定主要目标的同时，要根据经济变化设定多个相关观测变量，以更好的对经济进行宏观控制和预测。第三，在现阶段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同时，要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使利率能够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促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顺利运行，进而提高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便于中央银行及时进行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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