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形势论文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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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形势论文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范文1

许多人认为到目前为止,由美国次债Σ机引发的国际经济Σ机已经过去,中国又将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甚至有“新黄金十年”的说法,我认为这样的认识太过乐观,去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国家之所以能够从萧条的谷底走出来,不约而同的都是用了将Σ机向后拖延的做法,在美国是暂时冻结有毒资产的处理,在中国则是在过剩的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为了应付Σ机的突然冲击,各国政府这样做是正确的,是为化解Σ机争取到时间与空间,但亦可能使ì盾累积得更多,在δ来爆发的更严重。所以,用“后Σ机时代”的说法更妥当,应该讨论的是在Σ机的后一阶段世界经济的趋势与应对政策问题。 “十二五”期间国际经济Σ机将再度爆发,萧条将长期化 我们先来看美国。 美国爆发的次债Σ机,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虚拟阶段后所爆发的第一场全新形态的Σ机。我们只有认识到这是一场全新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Σ机,才能从客观、正确的角度认识与把握这场Σ机δ来的发展趋势。 这场Σ机之所以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Σ机不同,首先是因为这场Σ机的爆发不是基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物质产品生产过剩,而是由于金融商品生产过剩,我们把这场Σ机与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资产泡沫Σ机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的很清楚。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Σ机,其根本特征是生产过剩,由于过剩,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要输出商品,也要输出资本。当日本资产泡沫破灭的时候,日本拥有巨大的ó易顺差,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今天,所以日本的资产泡沫Σ机,仍是处在物质资本主义阶段所发生的资产泡沫Σ机,与200多年前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û有什ô不同。而美国在资产泡沫破灭时却是拥有已经长期化的巨大ó易逆差,资本输入也已经长期化了,因此是资本的主体已经转移到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所发生的资产泡沫Σ机。 其次,由于资产泡沫Σ机发生的历史阶段不同,资产泡沫破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也完全不一样。在商品与资本“双过剩”的日本,由于国内生产超过国内消费,因此即便是资产泡沫破灭也不会对企业生产与居民生活产生太大影响,这就是为什ô在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后的十几年中,日本经济只是陷入低增长而û有发生崩溃的原因。而在已经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美国,由于国内的生产大幅度低于国内消费,进口商品已经占到国内物质产品消费的40%以上,制造资产泡沫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从其他国家换钱以支付实物商品进口,因此资产泡沫的破灭必然会导致国内的产品严重供给不足,使经济增长停滞与居民生活水平下降。 第三,资产泡沫破灭必然会给金融体系内部带来大量有毒资产,在日本,有毒资产的处理方式是迫使一大批企业与金融机构倒闭,形成了大约300万亿日元左右的银行坏帐。由于日本经济在资产泡沫破灭后仍然保留了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因此日本就能够依靠本国企业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用企业利润一点点把坏帐的窟窿填上。而在美国,当资产泡沫破灭后庞大的有毒资产基本上û有得到处理,而是用修改会计规则和冻结债务清偿的方式,暂时将金融机构的坏帐掩盖起来,所以当这些坏帐再也藏不住的时候,美国就必然会再经历一次金融Σ机的爆发过程。由于美国的物质生产严重衰落,已经不可能象日本那样用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利润填补金融系统坏帐,美国将用怎样的方法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就成了疑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如果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不能修复,美国创造金融泡沫的能力就得不到修复,美国就走不出这场由次债Σ机所引发的经济萧条。 有人说美元是硬通货,美国人可以用多发美元的方式来支付进口与清偿债务,就是向世界上所有使用美元的国家多收“铸币税”。这样的观点我不同意,因为美国维持长期ó易逆差的手段,并不是靠“铸币税”。铸币税是流出美国的美元,ÿ年也就几百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范文2

关键词: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全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2-0021-07 收稿日期:2010-08-17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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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形势论文范文3

关键词:后发优势;间接作用;产业升级;经济增长;产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5-0003-03

当今世界各国被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三类,划分的依据主要是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前者相对于后者为先进国家,后者相对于前者为后进国家。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可以发现,它实际上是一部后进国家不断追赶先进国家的“追赶史”。20世纪6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后发优势理论为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并且后来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又从实践角度证明了该理论正确性。然而,目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至今仍然很缓慢,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呈不断拉大之势,这似乎又证明后发优势理论并不能很好地成立。

一、经济增长的动因

经济发展的内涵丰富,涉及到社会、经济、环保等各方面内容,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需要通过各种不同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其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其水平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研究机构都主要通过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和比较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本文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本文仅仅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其决定因素。

根据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从技术层面来说,主要取决于三方面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具体来说,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不断投入生产要素的总量,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二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促使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重新配置,进而带来产出的持续增加,即经济增长;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使得经济总产出在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同样会增加,即经济增长。因此,根据林毅夫的观点,任何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增长,都必须从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这三方面来考虑。

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虽然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它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后发优势。只要发达国家充分发挥自身的后发优势就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赶超发达国家。那么,什么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该理论观点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观点又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本文将在后面做详细论述。

二、简评后发优势理论的研究现状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ehenkron)于1962年创立了后发优势论后,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从未间断。各国的经济学家和学者都先后从不同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得出了许多不同的有意义的理论成果。本文认为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创立阶段。代表人物是格申克龙、列维和阿莫拉诺维茨等,他们是在19世纪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欧美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二个阶段是后发优势论的深化阶段。代表人物希尔曼、南亮进、金泳镐等,他们是在20世纪拉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实践基础上进行的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后发优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目前,这一阶段正在进行中,主要代表人物有国内的林毅夫、郭熙保等,他们主要是以中国、印度等新兴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基础。

虽然后发优势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热点,且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严密的理论体系,学术界也还没有对后发优势形成一个全面的并被学术界公认的概念。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些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因此,在林毅夫看来,技术是后发优势中的主要内容。郭熙保认为:“从发展的技术角度来考虑,后发优势应该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五方面。”在郭熙保看来,后发优势具有多维性,它不仅包括技术,还包括资本、人力、制度和结构;而且郭熙保还将后发优势界定为“后发国家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发国家没有、后发国家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

综合上述,后发优势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再结合前面关于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动因的分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都具有后发优势。据此推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自然而然地应该比发达国家发展更快。然而,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十分缓慢,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因此,后发优势理论似乎并不能成立。

本文认为,并非是后发优势理论不成立。因为根据传统的后发优势理论观点,后发优势会通过技术、资本、劳动、结构和制度等五个方面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然而,本文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所包含的五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仅仅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一般来说,间接作用就必然需要很多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更好地被发挥出来。如果不具备其他条件的有效配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很难被充分发挥出来,进而制约了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整体作用的发挥。

三、后发优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

1、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概念

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丰富,劳动要素价格自然就比较低,可以通过大量投入来增加产出;第二,发展中国家虽然技术相对落后,但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来推动技术变迁,进而增加产出;第三,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降低升级过程中的成本,进而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增加产出。因此,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的三个条件――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在发展中国家都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且这种优势都是直接地增加产出,促进经济增长。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资本、劳

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会首先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然后,产业结构升级叉会促进该国经济增长;简单地说,就是指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通过结构这个中介而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该国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2、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的具体表现

根据后发优势间接作用的概念,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间接的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概念。产业结构升级,也称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一般简称产业升级,是指产业总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或者说是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过程。从产业附加值角度看,产业结构的发展是向着附加价值更大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越来越占优势地位的方向发展。因此,产业升级必然伴随着产出增加,即短期内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另外,必须注意,产业升级有别于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即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虽然从长期来看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短期内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的增长。

下面就看看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技术、资本、劳动和制度四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1)资本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资本相对丰富,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相对稀缺。根据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可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国际资本是自由流动的,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那么资本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有助于推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当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促使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资本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2)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关于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学术界研究的比较多。其中,林毅夫的研究最为透彻,他从成本与收益角度进行论证,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成功率实现技术变迁,促进经济增长。本文认为,在这里,林毅夫主要论证了后发优势的直接作用;其实,技术模仿或技术引进有利于该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推动该国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为主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而产业结构升级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

(3)人力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这种优势既是比较优势,又是后发优势。比较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可以发展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从发达国家购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实现双方共赢。而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低廉,首先吸引了很多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例如,我国目前之所以被称为全球制造中心,就是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价格便宜;发达国家的优秀企业的进人也必然会伴随着先进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的进入,如他们为了使企业正常运作必须对员工进行各种培训,包括技能培训及管理知识和理念培训等,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这就必然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了人力资本。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利于高级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人力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4)制度上的后发优势和间接作用

历史经验证明:一种有效制度的形成,是一个需要支付高额代价的不断试错的过程,经过反复、动荡、危机乃至战争等才能形成。但是,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一旦这种制度形成并行之有效,后来者就可以避免这种试错的高额代价,通过制度的移植、模仿和创新,节约经济发展的创新成本和时间成本,以相对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取得相对较大的发展收益。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学习、效仿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和管理经验,并经本土化改造所产生的效率和益处。

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当中,通过学习先进国家在经过实践检验后形成的优秀的制度,可以减少该国在制度安排和创新过程当中所需要的时间和社会成本,有利于产业结构更快更好地升级,进而促进该国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来推动该国产业结构更好更快地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该国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可知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其在资本、技术、人力、制度和结构方面的后发优势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

3、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产业政策的配合

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如果缺少相应条件的配合,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自然会大打折扣。因此,虽然发展中国家本身具有后发优势,但很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创造一定的条件来支持后发优势,致使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例如,目前世界上仍然有很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很慢,甚至有很多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呈不断拉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具备相应条件的有效配合,那么后发优势的间接作用就会被充分地发挥出来。例如,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特别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虽然起初经济落后,但已经接近或者成为发达国家。仔细分析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发现,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采取了一种有别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且十分有效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就是指政府部门专门为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而制定的经济政策,它与产业结构升级有着密切关系;合理有效的产业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会阻碍经济增长。

因此,本文认为,产业政策就是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间接作用充分发挥所需要的最重要的配合条件之一。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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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优势产业;区域经济;产业集聚

1.区域优势产业的理论基础

不同的经济理论视角对区域优势产业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界定。目前国内关于区域优势产业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考虑区内资源要素现状,确定优势产业;二是以竞争优势理论为基础,运用钻石模型对区域产业所处的竞争环境进行分析,结合产业市场竞争力表现,确定区域优势产业。我们将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从而确定区域优势产业内涵的理论基础。

1.1 区域优势产业的定义及特征

(1)区域的界定

在我国,行政区域内通常拥有功能结构完整的经济系统,但经济系统是开放的,行政区界不能阻隔不同经济系统的对接开放,因此按不同层次的划分,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有所区别。本文中的区域主要是指行政区域,而非经济区域。

(2)区域产业系统的发展目标

区域产业系统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使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强区域产业的竞争力和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同时充分发挥不同区域产业系统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国民经济产业系统的发展[1]。

(3)区域间关系的假定

在一国经济体系中,微观、中观、宏观的纵向关系是引导、服从关系,高层次系统拥有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所进行的产业规划、功能定位更具宏观指导性和综合统筹性,因此低层次产业系统的发展应坚持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以符合更高层次系统发展方向和定位为制定本区域系统产业政策的首要前提。不同的区域经济子系统既有各自的地区利益,也有共同的宏观目标和国家宏观协调机制,因此它们应加强合作,合理进行产业分工以获取经济福利最大化,但不同区域的同一产业所面对的市场是同一的,互为竞争对手,各自的发展都意味着对资源要素的竞争性占有、利用、对公共产品的排他性利用,因此它们还存在竞争关系。而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应尽量发挥互补性,使区域合作大于竞争,从而谋求整体福利最大化。因此不同区域产业的发展关系应该是互补性合作大于竞争。

1.2 区域优势产业定义

区域优势产业内含相对性和动态性,在不同的时间或空间维度下,它是变化的[2]。区域优势产业应考虑一国背景下区际间的合作与竞争,它的发展不只是单纯地有利于优化区域内产业结构,更应是在促成区际产业互补效应充分体现的前提下而实现的区域优势的发挥。因此区域优势产业的动态发展除应体现区域内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方向外,还应体现国家对不同区域进行不同功能定位的战略意图。区域优势产业的发展基础在于优势的发挥,因此需要注重对区域内优势资源要素的利用,通过市场机制作用,在政府的引导扶持下,使它快速发展以推动区域经济和区际间协作的发展,进而使区域内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区域的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区域现有的比较优势未必是持久的,因此只有依托区域内比较优势,通过形成并发挥竞争优势,才能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使优势本身具备一定的自组织和自发展机制,保证区域优势的可持续发展。综上所述分析,我们认为区域优势产业是指:以区域的功能定位为基本立足点,依托区域内所拥有的现实或潜在比较优势,在市场机制和政府引导共同作用下,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面向国内国际不同层次的市场,在产业价值链条中某环节或多个环节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产业绩效高、产品市场空间广阔的产业或产业群[3]。

1.3 区域优势产业的基本属性和特征

区域优势产业作为经济客体对象,有着它的一般属性,通过分析它的基本属性有助于我们把握其本质。我们认为区域优势产业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属性。

(1)系统性

从系统经济学的观点看,区域优势产业系统有其完整的功能特征,经济元和经济联系特征明显,优势资源、产品、产业之间形成良性循环系统。区域优势产业既是相对的高级系统,拥有众多企业厂商、消费者群体、商会等子系统;它又是相对的低级系统,在它的外部存在众多平行性系统、高层次系统。因此区域优势产业具有系统性属性。

(2)相对性

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系统既是认识主体也是认识客体,既包括对外部经济世界的认识,也包括指向自身的认识;区域经济系统的认识不仅包括同层次之间,也包括不同层次之间的。因此不同区域经济系统的认识主体、资源位、比较的特征时空尺度、自身的知识、信息、偏好和对未来的预期都是不同的,决定区域优势产业的界定有着相对性。

(3)动态性

区域优势产业的基础是优势资源要素,在短期内它是难以变化的,但长期来看则是动态变化的,因此区域优势产业需要随着资源要素禀赋条件和产业配置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也是动态过程,区域优势产业可能发展为区域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

(4)综合性

区域优势产业是综合性优势共同作用的系统,仅具有单一的优势不可能形成优势产业,资源、技术、产品上的优势应是基础性的构成。几种优势并非简单的叠加,应是通过某种特定的机制把其有机地联系起来,各种单一优势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把优势进一步放大和扩张,从而整合成产业的优势。结合区域优势产业的定义和基本属性分析,我们认为区域优势产业主要具有六个特点。

①弱可模仿性。优势产业既是众多优势资源共同作用的产物,也是对优势资源进行开发利用的平台;它具有较强的资源要素配置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可模仿性弱。

②时空性。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或时间纬度)有着不同的优势产业,不同的区域层次(或空间维度)也有不同的优势产业选择。

③发展性。优势产业拥有优势资源或较好的经营管理体制,需求市场较稳定;由于收入弹性高等因素作用,发展空间也较大,从而产业的增长率较高。

④创新性。优势产业的优势都将体现于产品,因此它的重要表现特征在于拥有受市场欢迎的创新产品。此外优势产业还体现于形成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生产流程创新等企业创新机制,保障优势产业的持续发展。

⑤产业关联性。区域优势产业的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发展较好,关联产业间形成良好的合作互动循环,优势产业对它的前后向产业及辅助产业具有一定的拉动或推动作用,它有可能发展为区域内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

⑥差异性。不同区域选择不同的优势产业,彼此互补协调发展。优势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区际间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合作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避免区域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趋同,最终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福利的最大化。

2.我国区域优势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2.1 我国产业集聚变化情况

我国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2002年)将经济活动划分为门类、大类、中类和小类四级。门类采用英文字母编码,大、中、小类采用阿拉伯数字编码。本文的产业集聚研究对象为第二产业B门类采掘业、C门类制造业和D门类电力、热气、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本文对产业集聚的统计数据均来自于相关年份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统计对象为我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我们把研究时段定为1999-2003年(缺1998年数据)。我们以工业总产值作为各地区各产业经济规模大小的衡量值,产业集聚度的衡量采用空间基尼指数和E-G指数1988-2003年各指数的计算结果见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1999-2003年,Gini指数下降的有8个行业,E-G指数下降的有3个行业,这3个行业也在Gini指数下降的8个行业之中。指数下降的行业主要集中于自然资源采掘与加工行业、化学工业、机械工业中的专用设备制造业以及一些利润较高的行业,如烟草制品业,但总体来说,下降幅度不大,一些行业的下降程度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从整体上看,我国产业集聚程度在持续提升。采掘业及资源密集型加工业一直在我国产业集聚中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其集聚程度有下降的趋势,但这一趋势还不明显,而高科技产业和一些规模经济性较强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业集聚程度一直在提高,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

2.2 我国地方优势产业地区分布

产业集聚促进了地区分工水平的演进,从而在各地区形成专业化优势产业不断强化的态势,如浙江的“原发型”专业化产业区和广东主要依托外资形成的“嵌入型”专业化产业区,都形成了以产业集聚为主导形态的区域经济格局,并出现许多产品销量位居全国乃至全世界第一的专业化产业区。我们用区位商来衡量我国地区优势产业的现实状况[4]。从理论上讲,如果某产业的LQ(区位商值)>1,则该产业具有相对优势。在实际操作当中,我们取LQ≥1.5。对某地区优势产业的衡量,不能仅仅看其产值或资产规模的大小,还应考虑到就业规模大小,否则,该产业只具有“飞地式”经济特征,对促进当地劳动者就业的贡献有限,难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福利水平。我们利用2004年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计算出各地区的区位商值及其相对应的优势产业,见表2。

2.3 我国地方优势产业分布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优势产业主要为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一部分资源加工行业。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主要是采矿业、一部分资源加工业以及一部分轻工业行业,如食品、饮料制造业。因此,从相对优势的角度看,内陆地区的产业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从而使各地区经济有朝着专业化分工格局发展的态势,这也从区域分工指数、产业集聚指数中得到反映。我国区域分工指数、产业集聚指数整体上升,说明地区之间的分工水平在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发展越来越明显,从而使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虽然地方保护主义、诸侯经济目前仍较为普遍,但这不能从整体上阻挡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

总体来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巨大的不平衡,大量的文献已证明了这一事实。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的劳动分工水平有所提升产业集聚态势得到增强,相对优势产业在各地基本上出现[5]。但是,内陆地区的相对优势产业基本上还处在产业链的低端,对当地的自然资源依赖程度较高。

3.简要结论

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是从就地取材开始,根据当地的资源而逐渐形成产业集群,非常符合系统性和动态性的两个属性。如何促进发达地区成熟产业向内陆地区的转移,以进一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今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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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丽琴.论珲春市优势产业的选择[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3]孔庆峰.论我国比较优势产业发展的外部制约因素及对策[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4]梁琦.中国制造业分工、地方专业化及其国际比较[J].世界经济,2004(12):32-40.

[5]水.产业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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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经济形势论文范文6

1、当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情况

国有企业在面对市场化竞争使,显现出有压力、缺活力、少动力的特点。私营工业企业的运营机制还是有值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学习借鉴的地方的。但是,混合所有制在实践中真正成功的却很少,原因比较复杂,有企业文化的原因,有体制磨合困难的原因,也有利益无法平衡等诸多原因。

2、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理论分析

在19世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经济学理论没有条件预见目前中国出现的公有制和私有制并驾齐驱的情形,但却可以将“剩余价值”的阶级属性和经济属性做一个切割,不考虑其阶级属性,仅对公有制和私有制在“剩余价值”理论进行经济属性下的分析,进而对混合所有制下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一个判断。因为公有制“剩余劳动”和私有制“剩余价值”在经济属性上并没有不同,首先,不变资本(C)在这里对于公有制或者私有制经济来说,从经济属性上都是属于合法的财产,不存在根本的对立。其次,可变资本(V)在宏观上的差距已经很小,甚至私有制企业比公有制企业更高。而剩余价值(M)存在是必须的,是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经济发展的源泉,从经济属性上来说它们都是相同的。由此我们可以明确,混合所有制也是符合剩余价值理论的,不会因为“混合”而有违剩余价值理论和经济学。

3、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可行性条件

基于对剩余价值理论下的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条件的理论分析,下图中列出了分别由国有独资企业、私有企业两类企业进行一项规模和性质相同的生产活动的情形,他们的投入都是一样的,即V=V1,C=C1.结合上图分析:M=M1时,私有企业在此情形下,没有放弃业务主导权与国企进行混改的动机。M<M1时,没有放弃业务主导权与国企进行混改的动机。只有当M>M1时,国有企业具有与私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造的能力和动机。因此,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进行混合所有制合作的可行性取决于以下一个或者两个因素:一是国有企业具有生产效率的优势(成本优势、管理优势或者市场优势等);二是国有企业筹措不变成本存在比较大的金融优势或主体便利性。

4、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面临的问题

一是中国金融资本对国有企业的优先选择问题。中国金融资本在面对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时,国有资本天然地与私有资本具有对抗性,使国有企业的资金筹措成本更加低。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现问题。国资管理体制与市场化经营在落实上也存在进一步磨合和创新的需要,而这也是混改中最困难的部分。三是国有企业优势与壁垒转化的问题。国有企业在市场、金融便利性、政策资源方面的优势,反过来其实也是国有企业市场化的自身壁垒。

5、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建议

一是应通过政策制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应把更多精力放在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上,减少对市场的越位干预,消除所有制鸿沟,才能推动国企混改。

二是以提升企业效率为终极目标,其他目标服务于效率的提高。混改企业的目标要明确以提升企业效率为终极目标工作,在制度层面找到对接的机制。

三是在混改平台上形成面向开放市场。

四是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应该勇于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治理创新,建立起新的、持久的核心优势。

五是应探索混改落地的具体形式,创新新的形式来融合各项新优势的确立。在混改中就急需找到一个合适的形式来兼容诸多的原则,使混改在聚焦于效率目标的同时也能尽可能多的兼顾其他管理目标。

【经济学硕士论文参考文献】

[1]王彦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难点及有效途径[D].天津:天津大学.

[2]周新城.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

[3]武亚男.混合所有制是国有企业改革重要实现形式问题研究[D].北京:都经济贸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