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研究论文范文1
一、对中学数学思想的基本认识
“数学思想”作为数学课程论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完全有必要对它的内涵与外延形成较为明确的认识。关于这个概念的内涵，我们认为：数学思想是人们对数学科学研究的本质及规律的理性认识。这种认识的主体是人类历史上过去、现在以及将来有名与无名的数学家；而认识的客体，则包括数学科学的对象及其特性，研究途径与方法的特点，研究成就的精神文化价值及对物质世界的实际作用，内部各种成果或结论之间的互相关联和相互支持的关系等。可见，这些思想是历代与当代数学家研究成果的结晶，它们蕴涵于数学材料之中，有着丰富的内容。
通常认为数学思想包括方程思想、函数思想、数形结合思想、转化思想、分类讨论思想和公理化思想等。这些都是对数学活动经验通过概括而获得的认识成果。既然是认识就会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例如，有人认为中学数学教材可以用集合思想作主线来编写，有人认为以函数思想贯穿中学数学内容更有利于提高数学教学效果，还有人认为中学数学内容应运用数学结构思想来处理等等。尽管看法各异，但笔者认为，只要是在充分分析、归纳概括数学材料的基础上来论述数学思想，那么所得的结论总是可能做到并行不悖、互为补充的，总是能在中学数学教材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关于这个概念的外延，从量的方面讲有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
属于宏观的，有数学观(数学的起源与发展、数学的本能和特征、数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数学在科学中的文化地位，数学方法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等；属于中观的，有关于数学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流的原因与结果，各个分支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内容上的对立与统一的相克相生的关系等；属于微观结构的，则包含着对各个分支及各种体系结构定内容和方法的认识，包括对所创立的新概念、新模型、新方法和新理论的认识。
从质的方面说，还可分成表层认识与深层认识、片面认识与完全认识、局部认识与全面认识、孤立认识与整体认识、静态认识与动态认识、唯心认识与唯物认识、谬误认识和正确认识等。
二、数学思想的特性和作用
数学思想是在数学的发展史上形成和发展的，它是人类对数学及其研究对象，对数学知识（主要指概念、定理、法则和范例)以及数学方法的本质性的认识。它表现在对数学对象的开拓之中，表现在对数学概念、命题和数学模型的分析与概括之中，还表现在新的数学方法的产生过程中。它具有如下的突出特性和作用。
(一)数学思想凝聚成数学概念和命题，原则和方法
我们知道，不同层次的思想，凝聚成不同层次的数学模型和数学结构，从而构成数学的知识系统与结构。在这个系统与结构中，数学思想起着统帅的作用。
(二)数学思想深刻而概括，富有哲理性
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数学思想，是从众多的具体的个性中抽取出来且对个性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共性。它比某个具体的数学问题(定理法则等)更具有一般性，其概括程度相对较高。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运动和变化、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等“事实”，都可作为数学思想进行哲学概括的材料，这样的概括能促使人们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三)数学思想富有创造性
借助于分析与归纳、类比与联想、猜想与验证等手段，可以使本来较抽象的结构获得相对直观的形象的解释，能使一些看似无处着手的问题转化成极具规律的数学模型。从而将一种关系结构变成或映射成另一种关系结构，又可反演回来，于是复杂问题被简单化了，不能解的问题的解找到了。如将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转化成一笔画问题，便是典型的一例。当时，数学家们在作这些探讨时是很难的，是零零碎碎的，有时为了一个模型的建立，一种思想的概括，要付出毕生精力才能得到，这使后人能从中得到真知灼见，体会到创造的艰辛，发展顽强奋战的个性，培养创造的精神。
三、数学思想的教学功能
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明确指出：“初中数学的基础知识主要是初中代数、几何中的概念、法则、性质、公式、公理、定理以及由其内容所反映出来的数学思想和方法”。根据这一要求，在中学数学教学中必须大力加强对数学思想和方法的教学与研究。
(一)数学思想是教材体系的灵魂
从教材的构成体系来看，整个初中数学教材所涉及的数学知识点汇成了数学结构系统的两条“河流”。一条是由具体的知识点构成的易于被发现的“明河流”，它是构成数学教材的“骨架”；另一条是由数学思想方法构成的具有潜在价值的“暗河流”，它是构成数学教材的“血脉”灵魂。有了这样的数学思想作灵魂，各种具体的数学知识点才不再成为孤立的、零散的东西。因为数学思想能将“游离”状态的知识点(块)凝结成优化的知识结构，有了它，数学概念和命题才能活起来，做到相互紧扣，相互支持，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可见，数学思想是数学的内在形式，是学生获得数学知识、发展思维能力的动力和工具。教师在教学中如能抓住数学思想这一主线，便能高屋建瓴，提挈教材进行再创造，才能使教学见效快，收益大。
(二)数学思想是我们进行教学设计的指导思想
笔者认为，数学课堂教学设计应分三个层次进行，这便是宏观设计、微观设计和情境设计。无论哪个层次上的设计，其目的都在于为了让学生“参与”到获得和发展真理性认识的数学活动过程中去。这种设计不能只是数学认识过程中的“还原”，一定要有数学思想的飞跃和创造。这就是说，一个好的教学设计，应当是历史上数学思想发生、发展过程的模拟和简缩。例如初中阶段的函数概念，便是概括了变量之间关系的简缩，也应当是渗透现代数学思想、使用现代手段实现的新的认识过程。又如高中阶段的函数概念，便渗透了集合关系的思想，还可以是在现实数学基础上的概括和延伸，这就需要搞清楚应概括怎样的共性，如何准确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怎样的新工具和新方法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预测和创造，而要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依靠数学思想作为指导。有了深刻的数学思想作指导，才能做出智慧熠烁的创新设计来，才能引发起学生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来。这样的教学设计，才能适应瞬息万变的技术革命的要求。靠一贯如此设计的课堂教学培养出来的人才，方能在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数学思想是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数学思想性高的教学设计，是高质量进行教学的基本保证。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面对的是几十个学生，这几十个智慧的头脑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新技术手段的现代化，学生知识面的拓宽，他们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教师难以解答的。面对这些活泼肯钻研的学生所提的问题，教师只有达到一定的思想深度，才能保证准确辨别各种各样问题的症结，给出中肯的分析；才能恰当适时地运用类比联想，给出生动的陈述，把抽象的问题形象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才能敏锐地发现学生的思想火花，找到闪光点并及时加以提炼升华，鼓励学生大胆地进行创造，把众多学生牢牢地吸引住，并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真正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也才能使有一定思想的教学设计，真正变成高质量的数学教学活动过程。
有人把数学课堂教学质量理解为学生思维活动的质和量，就是学生知识结构，思维方法形成的清晰程度和他们参与思维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我们可以从“新、高、深”三个方面来衡量一堂数学课的教学效果。“新”指学生的思维活动要有新意，“高”指学生通过学习能形成一定高度的数学思想，“深”则指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的程度。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2
第一次改版，曾经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有利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第二次改版，及时适应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形势，本来这次改版就是贯彻当年4月提出的“双百”方针，口头同意的。但是后来由于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发生持续20年的“左”倾错误，第二次改版在实行半年后便无声无息地夭折了，党报仍然继续沿用1942年改版后的旧传统。因而，僵化不可避免。
我国新闻学界（当时不过就是人大、复旦等少数新闻学教师和少量党报工作人员在研究）研究马列、新闻思想的起点时间，是在全国新闻界1954年全面而机械地学习苏联时开始的。1956年部分纠正了片面学习苏联的问题、投入短暂的人民日报改版。随后在党中央发生左倾错误的情况下研究本党的各种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一些观点到“”时期被“”搞得更为极端。1981年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定1957－1976年，以及1976年后的两年，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犯了左倾错误。可是我们对于这一时期新闻思想的研究，至今基本上没有按照党中央的这个决议精神做过反省，对于本人这一时期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回避分析对错，只谈可以接受的部分；有时不考虑当时提出的历史背景，要求现在贯彻那时提出的某些论点。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列主义、思想的要求，我们有必要对在世时领导的党中央机关报的两次改版做历史研究。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以后形成了新的党报工作传统，党报的主要任务，被规定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指导工作，因此，党报就需要做到下几点：
1，版次和内容的编排，不能以一般的新闻价值作为选择事实的标准，党内和国内（解放后）的政策性报道始终居于头版和其他靠前的版次，国际新闻则安排在报纸最后一版（通常是副刊）之前。
2，基于当时受众群体的特点和党报作为一种可贵的沟通资源的情况，通过报道典型人物、典型单位的事迹和工作经验来指导工作，便成为党报的基本内容，也是各级党的机关实现领导的主要方式之一。
3，党报的基本任务是指导工作，那么采用资产阶级通讯社的电讯稿就存在充当资产阶级义务宣传员的嫌疑，也会误导工作，因而只能采用新华社的电讯稿成为一条党报的纪律。解放初期，中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与外界隔绝，信息的选择十分有限，阶级斗争的形势使得党报有理由继续保持革命战争时期党报的工作传统，典型报道在这种环境中仍然能够取得很大的传播效果，国际新闻，除了社会主义国家莺歌燕舞的消息外，通常被置于最不重要的位置。
新形势下党报仍然担负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但是现在的党报是在大城市而不是在山沟里出版了，党报早已面向社会发行，不再像革命战争时期实行报纸分配制，受众也不是当年根据地的农民，而是知识水准相当高的第四代、第五代人了。我们掌握了全国的政权，各种党的、行政的、法律的、社会的组织系统十分完善，通过各级组织指导工作和进行监督，是硬性的，远比软性的报纸有效得多。报纸只是许多社会联系中的一种，不再像当年那样，报纸的发行系统是党所拥有的不多的沟通系统之一。这时，党报作为报纸，提供新闻的职能无形中必须上升。关于这一点，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就已经意识到，把扩大报道范围和增加新闻1.5倍作为第一项改革内容。当时报纸的改版社论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生活里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刊登一些。”[1]
建国以后，各级党的机关报除了承担原来党报的任务以外，开始承担社会性综合报纸的职能，这是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认识基础。《人民日报》的改版社论指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2]党中央关于将人民日报改版经验推广到全国的124号文件也指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3]这些论述的含义是清楚的，党中央机关报应该从单纯的党的机关报向既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面向社会的报纸的转变。党报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传媒，除了仍然负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任务外，还要承担社会公器的职责。
现在有的言论批判“社会公器”的说法是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上批判地产生的。如果说资产阶级传媒说的社会公器是虚假的，那么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的传媒就不应该是社会公器吗？否认社会主义的传媒是社会公器，与党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和立党为公的说法相悖。其实，早在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我们党就意识到党报性质的部分变化，并及时调整了对党报性质的表述方式。社会的言论机关、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和公共的财产，这不就是社会公器的一种表达吗？现在党的宣传部门，应该好好学习党的历史文件，不应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分析遇到的新问题。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头两个月的头版头条62个，经济新闻31个，会议新闻仅两条。批评性报道从6月的29条上升到7月的150条。读者来信7月3.1万封，8月4.07万封，而6月2万封。
1956年8月，恰好发生波兰的“波茨南事件”，按照惯例，这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坏事是不报的，但是人民日报突破惯例，做了相对客观的报道。10月，发生了更大的“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仍然相对客观地做了报道。
人民日报1956年的改版，是试图从战争时期一个党的报纸部分地向社会性报纸转变的尝试，但是由于后来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倾错误而夭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正是我们现在进行党报改革的认识基础，尽管时间流逝了近半个世纪。
翻看现在我们的党报头版，各方面工作的回顾展望、经验、观点宣传等等，几乎占据了全部版面。其他版的新闻，缺少新闻价值的日常工作动态居多，以某种观点统帅事例的宣传性版面居多，或者是典型报道，某个人物和单位，做得如何好，没有时效，事实发生的空间似乎也是无所谓的。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世界第三大的国家，难道每天就没有新闻可以发表在党报上吗？一个数千万人口的大省的党报，缺乏每天可以发表在省党报上的新闻，岂非怪事？如果不从单一的“利用党报指导工作”的思路中走出来，我们的党报真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因为现在读者的选择余地太大了。
另一个问题，即新闻源的问题现在也凸现了。1956年改版的第一个变化是增加新闻1.5倍，已经考虑到社会需要的问题。现在开放环境中，中国公众对新闻的需求不仅数量上急遽增加，而且要求是全方位的，要求新闻的获取与其他国家的公众同步，与新闻事实的发生同步。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也使得新闻的传播变成全方位和立体化的了。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报和党领导下的我国传媒的新闻源，仍然是60多年前规定的新华社一家；党领导的中新社稿，内地的传媒也不得采用。鉴于人力和物力的限制，具体的传媒能够采访到的新闻是有限的，通讯社的功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于传媒来说显得更为重要，成为不可或缺的新闻源。只能采用一家通讯社的新闻稿，是现在我国传媒的新闻源匮乏的原因之一。1942年做出的这项规定，有当时强化党报指导工作的需要，后来继续这项规定，有阶级斗争的背景。现在需要考虑以适当的方式改变新闻源单一的问题。
还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说明。“新闻思想”，不应理解为一个人的思想，而应理解为党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的思想。因而，1956年改版时刘少奇、、邓小平等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论述、60年代刘少奇、邓小平对学习思想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批评，都应视为新闻和宣传思想的必要组成部分。对1957年以后关于新闻工作的论述，要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适当的评价。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现在的党报需要与时俱进，既保持党报的基本性质，又要适应新的环境，形成新的工作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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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变先国内、后国际的固有新闻编排顺序，以“新闻价值为主，宣传价值为辅”的衡量标准编排新闻。不再严格区分国内、国际新闻，特别是头版新闻，要体现大国的报纸面向世界的风范。重大的国际新闻，应该理所当然地上党报的头版头条。
2，党报上要充满真正的新闻，而不是官员的“起居注”和党政机关的例行公事。开放的环境、读者素质的提高，都在要求党报提供真正的新闻，那种以对上级“交差”的心态用套话空话编织新闻的工作习惯，必须改变。
3，需要考虑解决新闻源单一的问题。1942年以前的中共的各种报刊，曾经广泛地采用各国通讯社的电讯稿。1942年以后要求完全采用自己的通讯社稿，有当时的理由。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家通讯社无论如何难以将在全球流通的新闻包揽下来，世界众多媒体之间，也需要相互交换新闻、相互采用各方面的新闻源来印证事实，全面反映关于事实的各方面的观点。
关于新闻源的问题，需要多说几句。新闻是人写的，不可避免地多少带有意识形态的印记，用过去的话说，新闻具有阶级性。但是这个说法要具体分析。新闻总体上具有阶级性，但不能说每条具体的新闻，甚至每句话、每个字都有阶级性，许多不涉及政治立场的新闻，只能说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但很难上升到阶级分析的高度，例如关于财经方面的报道、某位明星或某场体育赛事的报道等等。还有一些新闻具有民族性、宗教性，很难归结到阶级性上。我国历史上的党报采用过非党通讯社的电讯稿，主要由于过多，影响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被认为党性不强，问题并不在于党报采用了非党通讯社的新闻本身。50年代以来至今几十年了，我们发行的《参考消息》数量，远远超出了党报的发行量，这并没有使我们被和平演变了。既然现在普通群众可以阅读完全由外国通讯社稿和外国传媒的报道编成的《参考消息》，为什么我们的党报就不能直接选用一些世界著名通讯社的稿件呢？显然，和平演变的威胁不能成为拒绝改变以往工作传统的理由。
也许，党报代表的是党中央，因而不宜采用外国通讯社的新闻。然而，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时，党中央就已经指出：“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这不是说《人民日报》不代表党，而是说，《人民日报》可以适当反映多方面的意见。既然完全使用外电的《参考消息》，经过编辑，可以在总体上代表我方的立场，正规的党报更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我们现在在新闻源问题上已经悄然采取了各种变通的做法。电视新闻的国际新闻部分，大多数就是略加编辑的外国通讯社的电视新闻稿。现在各地大众化报纸的许多“本报讯”和改写的国际新闻通讯、图片，其来源即是外国通讯社或外国传媒。我们总不能这样长期不明不白地做下去，相当多的新闻通讯、新闻背景材料和电视新闻是有版权的，完全采用交换的方式难以覆盖。党报采用一些外国大通讯社的新闻稿，可以丰富我们的新闻源，多一些文化的不同风格。当然，这个建议不宜一步到位，需要考虑采用一些适当的方式，选择一些非政治类的话题，或不大敏感的政治新闻话题试着做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国的党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激烈的报业竞争中，它仍然承担着宣传党的方面政策的任务，同时又必须成为面向社会的综合性报纸，提供丰富的新闻，以满足社会主流人群的需要。近年来，在原有的工作传统内进行的党报改革已经很多，几乎将各种潜力挖尽。如果不调整数十年来形成的工作传统，我们很难大踏步的跟上时代的步伐。为了这个目的，需要回顾和分析一下我们现在党报工作传统的形成。其实，这种工作传统也是当时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共产国际党报经验进行改革的结晶。不断根据新的情况进行改革，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党报工作的光荣传统。
引文：
[1]胡乔木《致读者》（人民日报社论），《人民日报》1956年7月1日头版。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3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表达他们的社会看法时，具有独自的特色和缜密的理论建构。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代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道、德、仁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孔子的全部学说中，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范畴。这三个范畴不仅可以看成是包括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还可以看成是人们所应该达到的远大理想、精神修养和处世方式。这三个方面的范畴可以从孔子所传授的“六艺”中习得。孔子的“六艺”始终未脱离道、德、仁的范畴。墨子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都是为了实现“兼爱”思想，“天志”、“明鬼”则是借宗教迷信来推行兼爱主张。《墨子·鲁问篇》则对墨子的思想体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君子，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日：择务而从事焉。”这里所说的十项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重要因素。这些主张虽然各明一义，但是他们始终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Ⅱ正是这一且的，使得墨子的思想体系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三种构成要素，以法为中心，把术和势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在论及诸子时，更是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了整个复杂思想体系。“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这表明了诸子抽象理论思维的程度。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专制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七、先秦社会思想具有超时空的一面
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文化中，有关人与人、我与我、心与心、人与群体、人与自然等方面的思想确有‘先见性’和‘超前性’”。如孔子所讲的仁义具有时代性的同时，也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相亲相爱是仁，遵纪守法是义。没有仁。人类将不能存在和发展；没有义，社会就会很难发展。因此仁与义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达到“仁”，孔子强调修己时应文质兼修，修已是自律和他律的结合，修己的程序是下学上达，修己时要知行并重。把道德阐述得如此完整，在欧洲是很晚才达到的。同样在阐述理想社会的模式时，老子针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提出了返回“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状态。“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而在两千多年后的欧洲，让·雅克·卢梭(JcanJacquesRoussoau1712—1778)提出的“自然状态”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卢梭认为，人类处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原是平等和自由的，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社会产生了私有制，就摧毁了平等和自由。他宣传人民专制政体，建立由少数聪明人领导的民主共和国。因为“文明”向前进一步，到了专制暴君统治之下，不平等就发展到极端。到达顶点。虽然卢梭“自然状态”更多的是倡导顺应自然天性而生活的人生观，而“小国寡民”则是恢复原始社会的古朴之风，具有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和人类梦想的精神家园，两者却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以看出先秦社会思想的超前性还表现在“与西方社会思想发展的历程进行比较而得出，它表明中国的社会思想早于西方而以其独特的风貌和理论体系呈现于人类社会。它率先勾勒出一个东方的社会生活模式。反映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结构和社会价值取向。”
先秦时期丰富的社会思想是思想家对所处的社会环境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科技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对解决社会问题、张扬社会理性具有重要意义，所谓“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它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成果。正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所认为的那样：周秦时期的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和印度文明几乎为同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在相互之间少有交流的情况下进入了各自的‘‘轴心时期”。而自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以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日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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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研究论文范文4
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1《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1]。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1]，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2]，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3]。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4]。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3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4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1]唐·孔志约.新修本草序[A].唐·苏敬等撰，尚志钧辑校.新修本草辑复本[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81：11.
[2]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3.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5
关键词:出土文献;思想史;进化主义;实证主义
中图分类号:B21;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1-0122-06
简帛研究成为一门显学,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郭店楚简问世之后。20世纪70年代之后虽然有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简等世界性重大发现,但毕竟专注于此的学者少,研究的成果少,对中国学术史造成的影响也小。郭店楚简问世之后,简帛研究已毋庸置疑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新材料开始层出不穷地涌现出来,为今后的长期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和思想史相关者,除郭店楚简外,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岳麓书院藏秦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汉简秦简等极为珍贵的发现。除郭店楚简已全部发表外,其它均尚未全部问世,或尚未正式公布。第二,新材料的时代跨度更大,书写时代从战国时代一直延伸到汉代,和马王堆帛书等过去的材料相配合,新的简帛资料在时间上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连续性。而这些简帛资料最初创作的时代或其内容所反映的观念应该更早。而且这些材料有些正好处于传世文献的缺环,因此意义格外重大。第三,渉及的领域更广。马王堆汉墓帛书堪称汉初百科全书,最近出土的文献同样具有传世文献所不具备的现实感、生动性和复杂性,但时代更早,难以解释的现象也更多见。第四,引发的讨论更多。借助郭店楚简等最新出土文献,加上马王堆帛书等尚未开发穷尽的出土文献资源,使一系列新的、过去无法想象的论题得以成立,如孔孟荀之间的儒学展开、孟学和荀学的源头,老庄之外的道家轨迹、黄老思想的早期面貌、墨家的异端思想、从《易经》到“易传”的传承和谱系,多种多样的宇宙生成论、重视自然之情的人性论,数术方技和阴阳五行思想与社会政治和民众生活的联系,等等。由此而被激活的或引发出来的研究课题有学派判别、经典确认及其文本演变的问题、天人关系论、儒道关系论、齐鲁文化关系论、传世文献价值的再评价乃至“疑古”和“释古”关系的大讨论,等等。可以说,简帛文献为哲学史思想史拓展了新的线索,为古典学的新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20世纪由西方及日本传入的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古典学割裂为文史哲三门学科,学者们的研究虽然日益精细,但也出现划地为牢,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弊端。然而,由于材料的不同、参与者的不同,使用方法的不同,简帛研究的研究方法将不同于以往文史哲任何一门学科的方法。这将刺激我们反思20世纪将文史哲分而治之的不合理性,甚至有可能通过简帛研究使文史哲重新走向合流,使中国古代思想的面貌得以比较真实的还原。因此,就古典学而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简帛研究的时代,恐不为过。如何以理智的态度和创造性的智慧把握住这次机遇,如何在各个重要研究领域中实现重要突破,是我们面临的时代课题,由此必然会引发一系列方法论的讨论。郭店楚简发现之后,学界喊出了“出土文献即将改写思想史”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激动人心,但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心情和愿望,并不具备多少方法论的意义。同样,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也使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名噪一时,似乎有了“二重证据法”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样的思维过于简单。笔者曾讨论过出土文献发现的偶然性、研究过程的复杂性、出土文献自身的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及“二重证据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探讨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关系、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的前提条件[注:参见曹峰《出土文献能够改写思想史吗》,《文史哲》2007年第5期。后经修改扩充,改题为《价值与局限:思想史视野下的出土文献研究》,发表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上述问题固然值得讨论,但揭露出来的许多依然是表层的现象。随着重大发现后的兴奋之情逐渐转变为研究展开后的冷静之心,面对出土文献的复杂性和问题的多样性,我们需要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出土文献的问世可以改变一些过去的结论,这当然有意义,但如果仅仅满足结论的改变,而不借此探讨过去的经验方法乃至错误发生的原因,就很可能会导致各种失误的继续发生。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作为一名利用简帛资料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我感觉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如何使用证据和展开推论的问题;第二,如何看待学派的问题;第三,如何把握文字、文献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我们的最终目标在于探索、反思古典学研究的方法和模式,为古典学今后的发展提供可能的思路,那么这些问题就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第一个问题和“疑古”与反“疑古”,“默证”和反“默证”的讨论有关,因此必须放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的大背景下去思考[注:有关讨论可参见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这个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出土文献大量问世之后引发的对于古史辨派的学术反思,本文无法对此作出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在此,我涉及的主要是证据和推论的问题,这方面针对古史辨派的批判集中于对古史古书的怀疑是否过猛以及是否使用了“默证”。实验科学的特征是以客观的立场、严苛的目光、精确的测量手段对待学术研究的对象,因此怀疑是正常的科学的态度,并不能因为怀疑导致个别结论的失误而对怀疑本身予以否定。关键在于“过猛”,也就是说,当中国处于“亡国危机”和“现代化焦虑”的背景下时,“疑古”不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而转变为以“疑古”代表进步、以“信古”代表保守的感性的态度[注:这方面的事实可参见王泛森《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载《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版。]。因为“疑古”标志着对于封建的制度、价值及其历史构建的否定。这里,对于事实的怀疑悄然让位于对于价值的批判,因此,这种“疑古”其实已不具备科学的精神,在这样的前提下,王国维、傅斯年等人看似偏向“信古”的态度,反而显得更为理性一些。可能因为20世纪的历史洪流就是民族国家的自强与进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否定传统的“疑古”派来代表学术的正统和方向,也是可以理解的。相反,反“疑古”则无法形成强大的势力。20世纪末,本来属于学术问题的“走出疑古”之所以能够得到响应,蔚然成风,除了出土文献提供的材料有助于推翻“疑古”派的一些结论外,也和中国需要通过构建悠久而可靠的历史,以强化民族自信,提高文明地位的明确目标有关。因此,无论是“疑古”,还是反“疑古”,无论是“疑古过猛”,还是“信古过甚”,其实都不完全是学术的问题,而和时代的脉动相关连。
思想研究论文范文6
现有的研究，大多以演绎和归纳两种方式为主要的手段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理性思维和经验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研究对象的部分根本规律和共性与特性。但是，过多地依赖于这两种研究方法难免会对研究对象的特征概括不完全、不能充分发挥根本规律的功能，且较少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对象进行跟踪，实证的方法运用少，缺乏对教育现象的观察、实验、比较的研究。面对复杂多变的教育环境和教育对象的思想、心理状态，提出的对策方案缺乏可操作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争议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学科创建时间不长，在许多研究领域存在较多争议。
一是关于研究对象。学界普遍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但对于研究对象未形成一致观点。主要观点概括为：
（1）研究教育过程中的心理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胡凯指出“:以人们的思想行为形成和发展的规律以及依据这种规律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王新山、王玉婷认为：“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及其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乔立骐、梁丽萍认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心理现象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笔者认为，如何把握一般心理过程来探究新的、更具实效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2）研究教育过程中的各种互动因素的心理特征和规律。施春华认为研究对象包括四个方面：社会环境、个体心理状况、教育内容和教育者的心理。针对第一种观点，本学科要特别注重研究如何根据人的心理规律来实现政治立场、思想观念和道德品质的转变和提高，若不能把握好“在思想政治教育框架中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这一基本原则，将很容易被认为是偷换普通心理学的概念、照搬其内容体系。第二种观点的范围更加宽广、全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更有利于学科的内涵丰富、外延拓展。但可能会使研究范围泛化，致使学科边界模糊。现有研究表明，对于研究对象的阐述已经在对过程进行“心理分析”、“心理研究”上保持了原则性的统一，实现了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忽视教育对象和过程的突破。但是尚未形成定论，不够清晰、明确。
二是关于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1）对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心理学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心理学原理和方法的研究，对心理环境、心理效应、心理机制与心理功能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应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将思维、情绪、需要、动机等内容纳入研究内容，形成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知识体系。
（2）对思想政治教育参与者的心理学研究。致力于研究不同年龄阶段和职业类别教育对象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其形成发展的影响因素、差异性及其对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寻针对性对策；研究教育者的角色定位、心理品质、能力结构的现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学科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内容，上述研究内容符合学界对于本学科研究的普遍观点。但是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没有切实地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甚至是简单地借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学科界限比较模糊，不利于确立其学科地位。三是关于学科归属。由于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心理学具有牵丝挂藤的联系，学科归属问题一直存在争议。目前，代表性观点有：
（1）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王瑞雪从学科成立的背景、研究对象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等方面论述，认为应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也有学者从“心理学”为“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角度出发，论证其学术立场。
（2）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分支学科。此观点被普遍认同，因为学科交叉，兼具了两个学科的共同特点和性质。胡凯，王希永、杨芷英从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关系分析，指出，一方面，必须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原则和内容，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出发点对教育过程进行心理研究；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是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心理现象与特殊的心理规律，其范围包括在一般的心理现象和规律之中。明晰学科归属问题，是构建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逻辑起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重要动力是开展多学科的协同研究，但必须以明确的学科归属为前提。目前对此缺乏权威性的论证，致使学科体系和内容体系构建方面也颇有分歧：主要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纲”与“以心理学为纲”的对峙。需要不断深入研讨，推动其逐渐走向成熟。
三、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是新兴学科，困难和不足尤为突出。主要面临着一些在短时期难以得到完全解决的困境。
一是理论建构不完备。
（1）研究的基本范畴存在较大争议。学界普遍认同本学科研究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心理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也有学者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相对主体、相对客体以及教育过程的心理研究来解释其研究范畴。
（2）学科归属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大多学者认为本学科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心理学的部分共同的特点和内容，应归属于这两门学科的分支学科；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
（3）学科体系建构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主张以心理学的理论框架来构成学科体系；也有从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因素出发，主张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纲。
（4）学科理论整合程度不够。如何将思想政治教育学和心理学有机整合，构建特有的理论体系是一个现实难题。首先，对于二者在理论、方法上的联系和区别缺乏系统的论述，导致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含混不清、特色不够鲜明；其次，需要长期探索如何有效地将心理学的方法、工具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二是缺乏科学的范式。具体表现在：
（1）在教育范式上，在以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为指导实施教育活动过程中，教育者依然大量采用传统文本教育范式，封闭、知识化、教条化以及一定程度的泛政治化，未能将心理健康教育的系统方法有效地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未能实现相对主体同相对客体的良好互动；
（2）在研究范式上，高校具有广泛的教育网络和丰富的研究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实践和研究的主要阵营，其主导型研究范式是经典教育学范式，以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伦理学等为主要理论资源，以演绎法和归纳法为主要思维特色。但是实证研究还不够，其广度和深度还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的要求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求，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是研究结构不够优化。
（1）相对主体业务素质有限、整体协作程度不够。缺乏既能熟练掌握和运用心理学系统理论知识、方法，又精通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知识的复合型师资队伍；同时，研究者缺乏联系和沟通的氛围和平台，协作不够，致使研究力量分散，学术观点难以达成一致。
（2）相对客体覆盖面不够广泛。研究人群主要是高校学生，较少涉及不同年龄层和其他行业的群体。
（3）动态研究、对策性的研究有待加强。针对教育对象的心理发展和思想变化而进行的动态研究以及个案和小样本的长期、追踪研究相对薄弱；同时，用于解决教育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的可操作性、对策性研究有待加强。
（4）对教育过程本身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有待深入。当前，较多关注于从理论上探讨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法和效果，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育过程；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参与者的心理功能开发、利用的研究鲜见，需要借鉴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此外，对于受教育者如何把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外化为行为的研究少，不利于受教育者良好行为的强化与教育效果的反馈和改进。
四、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建议及展望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应该坚定发展的信心，攻坚克难。基于对现状和面临困境的理性分析，笔者对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初步展望。
第一，推进范畴及体系的理论完善和创新。对学科范畴及其体系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探索和提升一些新的范畴，使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和充实。
（1）推进学科化建设。要创新理论体系，用思想政治教育的专业术语和话语体系从本学科研究的“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特殊领域中概括、提升和创新范畴，避免从心理学中简单照搬、机械拼接；要整合学科资源，借鉴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从最新成果中提炼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学的结合点，如：以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心理为切入点，研究受教育者的需要、动机、情绪情感、态度和行为，探讨激发其兴趣的方法与对策。
（2）推进科学化建设。学科发展“科学化”的趋势要求教育过程更加关注对教育对象和教育过程的研究。以现实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借鉴和运用心理学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分析教育现象，作出能准确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本质和规律的概括。
（3）推进现代化建设。以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并重的方式进行新的理论分析，对本质和规律进行前瞻性的概括，总结出预见性的理论和应对方法。对现有的范式理论框架加以检验和论证，并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学科发展，以新的观点、范畴、原则加以补充；构建既能够充分反映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和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又适应时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新理念的学科理论体系。
第二，发展“人本”的研究范式。范式是学科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的信念、遵循的一套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与方法。
（1）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人为本”，是本学科逐步向科学化和时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人学范式强调以人为本，在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又要教育对象生存方式的优化提升。在坚持用心理学的方法，对教育现象和事实进行客观、数据型分析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整体、系统的探究，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关注其心理特征和情感体验。
（2）要扩大研究对象的覆盖领域。研究的相对客体由以大学生为主，逐步涉及中学生、儿童、其他群体，如：少数民族地区、军队、企业、社区等群体。同时，群体与个体心理的比较研究，以及针对群体人际互动、集体意识的研究将受到重视。
第三，扩展新的载体和方法。
（1）在教育实践方面，探索公共、虚拟空间的运用。教育过程呈虚拟化和模糊化的发展趋势，要突破以学校教育为主的形式，加强公共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作用，提高无意识教育和隐性教育的能力，强化互动性和渗透性。
（2）在研究方法方面，注重量与质的研究相结合。研究教育过程的构成要素、其相互关系及整体功能是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开展过程研究的起点。在用实证方法进行宏观概括的同时，也要注重小样本、个案研究，进行深入、动态的跟踪。借鉴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实证研究范例的标准化工具、实验来研究心理学理论、方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融合的具体途径；研究已有的教育模式的具体实施方案，并用代表性的数据和研究结果为参考对实际效果进行评估和验证。
第四，加强复合型的研究队伍建设。
（1）从长远来看，应当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训，针对研究者或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相关知识和心理学知识、操作技术的培训，使其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既能够熟练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同时又能够恰当地运用心理学的研究和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等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