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论文范文1
纳米技术可能引起的主要伦理问题
1．健康和安全问题。纳米技术对健康和安全的影响，是纳米伦理面对的首要问题。由于纳米粒子极其微小，可以说无孔不入，所以也很容易进入人体，有可能成为许多重大疾病如肺部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的诱因，给人类健康和安全带来严重的损害。研究表明，吸入的纳米颗粒可能避开免疫系统的吞噬作用，蓄积在某些靶器官，也可跨越不同生物屏障，重新转运分布到身体的其他组织器官，产生系统的健康效应［10］。而且，环境中的纳米颗粒由于具有较大的表面积而极易吸附大气中的有毒污染物，如多环芳烃等，被纳米颗粒吸附的有毒污染物可进一步对人和其他生物体产生毒性效应，还可能波及整个生物圈。纳米粒子对健康和环境的潜在风险涉及安全伦理和环境伦理的问题。安全不仅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安全更是伦理学必须考量的最基本的要素，因为安全既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人的基本权利。离开了安全，人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尊严等也将无从谈起;而且，保障研究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场所的生命和健康安全，也是国家和企业的基本责任。
2．平等与公正问题。首先，纳米技术的潜在利益和风险使得其风险与利益的分配，也面临着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伦理问题。纳米技术可能为技术发明家、企业家带来丰厚的利益，但也可能为研究者、受试者、生产者甚至消费者带来直接的和间接的健康风险，为公众带来环境风险。面对个体利益与公众利益、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应该优先考虑谁的利益?承担高风险的人是否应得到较高的回报?“如何分配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好处、风险和代价，就成为了我们时代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11］。其次，纳米技术的应用也可能加剧原有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现象。众所周知，“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导致了迅速扩大的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的“数字鸿沟”问题，并且加剧了原有的经济不平等、机会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成为当今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纳米技术的发展也可能产生类似数字鸿沟的“纳米鸿沟”问题。比如，纳米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使得疾病的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成为可能。研究表明，在不久的将来，用基因芯片、蛋白质芯片组装成的纳米机器人，有可能通过血管进入人体以诊断疾病、携带DNA去更换或修复有缺陷的基因片段，也可以将携带纳米药物的芯片送入人体内，在外部加以导向，使药物集中到患处，更理想地提高药物疗效［12］。但是，这些技术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比较昂贵，大部分人可能只好望而却步，仅能被少数人使用。如何使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公正地享受到纳米技术的成果并避免可能受到的损害，是纳米技术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伦理问题。第三，纳米技术还有可能带来代内与代际、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平等与公正问题，尤其是可能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大。能够支付纳米技术研究与发展巨额费用的国家，可能优先发现和利用纳米技术的研究成果，在国际舞台上便优先掌握了“话语权”。当然，也不能排除发达国家将有污染的、甚至有毒的纳米研究项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会使国际间的不平等恶化。此外，还存在为了当代利益发展纳米技术而提前利用了过多的自然资源或给后代造成众多污染等代际不公正现象。
3．自主与尊严问题。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理性之人的尊严来自于它的自主性，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大自然中的无理性者，它们不依靠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所以它们至多具有作为工具或手段的价值，因此我们称之为‘物’。反之，有理性者，被称为‘人’，这是因为人在本性上就是目的自身而存在，不能把他只当做‘物’看待。人是一个可尊敬的对象，这就表明我们不能随便对待他。”［1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生物伦理与人权宣言》中强调，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需要遵循本宣言所阐述的伦理原则，要尊重人的尊严。这包括自尊、享受别人尊重和尊重他人三个方面。在纳米技术的研究与应用中，许多方面涉及人的自主与尊严问题。例如，纳米技术与认知科学相互渗透与融合，可以揭示人脑的工作机制，利用纳米药物可以增强人的认知能力或治疗某些脑神经与认知方面的缺陷。但是，如果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控制人的思维、干扰人的决定，则侵犯了人的自、漠视人的尊严。再者，如果将能够随时获取他人信息的纳米电子芯片等极微小的纳米器件，毫不被人察觉地嵌入他人衣服或皮肤里，则不仅窃取了他人的隐私，更贬损了他人的尊严。又如，纳米基因工程不仅能够治疗遗传病，而且能够改变生殖细胞基因以达到治疗或增强后代的目的。但是，不论父母的主观意愿是否善良，这种行为确实忽视了子女的自主与尊严。而诸如赛博格(Cyborg)、生命产品(Biofact)等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模糊人与机器、生命体与人工产品之间的界限，使得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的基本概念发生动摇，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等问题将变得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
纳米伦理的特征与评估
纳米技术的中介性和不确定性特征不仅使纳米技术可能引起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而且也使得这些伦理问题展现出共同的伦理特征:可能性、整合性和前瞻性。这使得即时性、跨学科性、预警性评估成为应对纳米伦理的关键。
1．可能性特征与即时评估。纳米技术可能引起的伦理问题包括两个部分，其中有些是现实的，比如纳米粒子对安全和健康造成的影响;有些还是潜在的、未来的甚至含有推测性特征，比如有关纳米机器人的自我复制问题，但这绝不等于说这种推测完全是无中生有。纳米伦理不仅关注现实的纳米伦理问题，也关注未来的和潜在的伦理问题，目的是在纳米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初期就参与到纳米技术的构建中。事实上，技术的发展并不是由技术本身或者技术专家们所能决定的。如果有怎样的技术就会有怎样的未来，那么，我们就有权利选择技术、选择和构建未来。因此，纳米伦理必须关注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性成为纳米伦理的一个重要特征。鉴于纳米技术发展的可能性、阶段性和动态性特征，对纳米技术应该采取即时评估的研究方法，以适时地、动态地评估纳米技术研究发展与应用各个阶段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在目前纳米技术的开发时期，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实验室和工作场所的安全伦理问题，包括工人对所从事的纳米技术风险的知情权问题，建立健全工人的健康保险制度的问题，以及工作场所的通风、检测和预警机制等制度问题。其次，在纳米药物和利用纳米技术进行的检测中，即时评估纳米粒子在人体的生物学效应和对人体整体的影响，以确保纳米用药和检测的安全。
科技伦理论文范文2
一、科技伦理建设对科技自http://身发展的规范和促进，有利于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的文化实力
科技伦理建设的水平决定着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决定着科技成果的应用取向，也决定着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质量。加强科技伦理建设，首先可以维护崇高的科学精神，科学作为最先进的生产力，其精神也必然地催生出高于时代的其他文化因素，在完善科学本身的同时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和价值标准，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其次可以在技术层面最大限度地克服功利性，使技术的发明、创新和使用对自然负责，尊重和保护未来人类及未来世界的尊严和权利，使其符合自然规律和人类的最终目的[1]。最后在上述两个前提下，科技伦理必然成为科技发展与进步的助推剂和催化剂，在保证科技发展的合目的性的同时稳步提升速度和质量，使其最终造福于人类的千秋万代。
科技伦理对科技自身发展的规范和促进不言而喻，而科技进步对于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作用，也早已成为一种共识。需要指出的是，科技伦理建设对于文化实力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对科技进步的促进这一中介变量来实现的。这是一个文化竞争日趋激烈、文化融合日趋加强、文化发展日趋提速的时代。尤其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危机日益成为发展道路上不可不逾越、不可不面对的一道障碍。因此调动全社会、各学科的积极力量推动文化发展，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科技伦理作为科技文化系统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其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自然不容忽视。
二、科技伦理建设对社会道德的贡献和提升，有利于提高当代中国的文化魅力
科技伦理问题从本质上讲是道德问题，是社会道德和人类道德的结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本质隶属于文化的观念层，是一种文化现象和问题。科技伦理对社会道德的贡献和提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使人类在利用其科技文明成果的同时顾及自然的承受能力，使人类清醒地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二是科技伦理维护传统的人际关系秩序，避免人类对科技成果的滥用损害人类传统的婚姻、家庭等伦理关系，避免破坏人类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平衡。三是科技伦理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尤其是网络时代科技伦理在维护个人隐私、网络安全、主体意识等方面作用重大。四是科技伦理对人类军事生命道德的制约与提升，避免高科技武器尤其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人类生命的破坏和亵渎。五是科技伦理规范科研人员的行为，以道德的力量提升科技研究的价值标准。
道德魅力是文化魅力的集中体现。人的“超我”意识的存在是区别人与非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当代中国社会，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2]。道德是人类的精神领地，也是人类思想防线的最后一环。社会也是如此，一个社会的道德意识必然决定其发展的能力与潜力。当代中国对社会道德的呼唤已十分迫切，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立首先必须解决好道德建设的基本问题。科技伦理建设对社会道德的提升，必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产生长远而深刻的积极作用。
三、科技伦理建设对文化创新的促进与推动，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的文化活力
科技伦理建设对文化创新的作用机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建设推动科技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科技的进步必然为文化创新提供更多、更好和更完善的器物、制度和观念保障，尤其是在器物层面，科技成果的不断革新为许多现代文化产业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尤其是现代传媒业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网络技术及工具的广泛应用。二是科技伦理维护科学精神，制造有利于提升人的认识能力和思维能力的文化因素，为文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多重网络社交模式的开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类对现代科学精神催生出的多元文化的思考。三是科技伦理对科技发展的价值引导也将渗透到文化创新领域，使文化创新真正有益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存在着文化僵化的风险与挑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非理性回归、对当代文化的自信缺失以及对外来文化的过度依赖等方面。缺乏文化自信的结果便是丧失文化创新的能力和欲望。消极的文化等待策略必将陷入文化虚无的危险境地，给未来发展埋下隐患。文化创新的重点并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形式之于内涵的表征作用。科技伦理建设之于文化创新的意义，也正在于提升文化创新的内涵力及其形式的有效性，进而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使人民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同时感受到社会主义的无限生机。
四、科技伦理建设对文化融合的促进与推动，有利于增强当代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首先，科技伦理建设所倡导的，是在科技研究和发展的过程中遵循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追求，即一种普世价值。因此科技伦理的建设过程，也是中国的科学文化与世界科学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如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合作框架协议，都是基于这样的科学文化融合所达成的协调一致。其次，科技伦理建设所形成的一整套规则规范体系的广泛适用，也从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促进了科学文化的融合。最后，科技伦理内在性地要求在文化方面，科学家本着互相尊重的态度，尽量理解他人的文化而淡化自己原有的文化信条，以融合不同文化形态，达成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和谐研究的氛围中通力合作，圆满完成课题的研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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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全球化融合都已成为大势所趋。融合的过程必然性地产生竞争，在文化领域发扬自主文化的独特魅力十分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对人类普世价值的维护与继承。科技伦理建设正是从这一方面为当代中国文化注入更多的普适性因子，以增强其吸引力，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五、科技伦理建设对国家和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强化，有利于充分展现当代中国的文化魔力
科技伦理建设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建设水平、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国民的综合素质。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利用方式，反映出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进而也能反映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以及对人、自然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态度。人们之所以崇敬爱因斯坦，不仅是因为他的智慧与成功，而更大程度上是人们对其科学精神的崇尚。爱因斯坦把自己归为拥有消极和积极两种动机的科学家，消极的动机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积极的动机是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描绘出一幅简化和容易领悟的世界图景，渴望看到一种先定的和谐，这种渴望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4]。当科学家的世界里不见了自己，不见了金钱，那么科学便会因其而伟大，其也会因伟大而更加科学。这便是科技伦理建设所追求的科学王国的美丽图景，在这里一切都充满了魔力，因为伟大与科学的界限已经模糊，人类的发展将在自然的无意识过程中实现飞跃。
科技伦理论文范文3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科学伦理；历史逻辑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延续时问最长的一个学派”一，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谱系和敏锐甚至激进的批判基调呈现在世人面前，吸引和汇聚了一大批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之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解读，并由此形成了一道异彩纷呈、错落有致的理论景观。然而，就科学伦理学研究而言，从迄今可查的文献来看，以往关于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主要代表人物的科学伦理思想的人头式总体评述居多，但专门从科学伦理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并且对整个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进行总体把握和深入挖掘的著作并不多见。而陈爱华教授历经八载、几易其稿而最终出炉的新作《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以下简称《历史逻辑》)，正是对这一巨大学术空白的填补。
陈爱华教授长期致力于科学伦理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此书之前已经陆续出版了《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长》和《科学与人文的契合——科学伦理精神历史生成》两部科学伦理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同时，在《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道德与文明》等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了10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具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和丰富的写作经验。与前两部专著相比，《历史逻辑》这部46万多字的专著．在秉承其“论从史出”一贯风格的基础上，立足于科学伦理学，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科学伦理观的思想来源、内涵、历史演进及其伦理价值作了有力的透视，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清晰地剖析在读者面前，为我们透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中的三次批判的理论高峰、三次批判理论指向的转折和三大科学伦理理论的建构以及其理论特质、理论局限性和当代价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历史向度。该书立意新颖，气势恢弘，观点鲜明，内涵丰富，层次清晰，论述翔实，整体来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第一，史论结合。著者在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并没有拘泥于一般学术史著作的历史叙述写作样式，而是在解读与此发展历程、思想来源相关的文本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唯物辩证法以及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力求将史与论、微观与宏观、流派脉络与思想逻辑、思想家著述与时代状况等要素融会贯通起来，通过比较完整的史料梳理，阐释和分析该学派在批判理论视阈中从对理性的伦理批判，到科学社会功能的伦理批判，再到自然观的伦理批判的科学伦理思想层层演进的理论逻辑及其伦理价值，生动地刻画了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生长流变的历史图像和内在逻辑。这一点在该书的第三篇《批判的理性伦理观》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该篇中，在论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生成之时，著者是在传统理性观和批判理性观的历史对比中，从揭示批判理性观的伦理问题式与历史上黑格尔的理性伦理观和辩证法、韦伯的理性观、卢卡奇的物化论和科学伦理观以及同时代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哲学家的思想如海德格尔在《世界图象的时代》、《科学与沉思》、《技术的追问》中具有科学伦理意蕴的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多重渊源关系出发，来展开论述该学派是如何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如何确立反实证主义伦理观的。在著者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支持下，史论结合的写作手法不仅使读者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传统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源流关系有了清晰的认识，而且使批判的理性伦理观的论述同时拥有了历史的厚度和理论的高度两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也为后面两篇《批判的科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应该说，正是这种以史立论、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使该书的历史和逻辑线索清晰可见且相得益彰，理论创新有根有据而不显突兀，从而有别于一般的流派史学论著。
第二，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新研究范式的建构相结合。在该书中，著者对马克思有关的经典著作如三部手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科学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自然伦理观的研究，并没有停留在资料性的简单评述和引用阶段，而是在深刻透视和洞悉这些作为解读构架而存在的哲学文化视域的前提下，以此构建的特定历史语境为历史支援性背景，再以驾驭型的哲学话语真正进入言说者语境，由此试图准确把握论说对象的深层“问题式”，将之融入到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论述之中。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伦理学的“对接”和嫁接工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该书“出入文本”的特色，毫不夸张地说，著者对经典文本的精耕细作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主题下，著者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实际上表明该书中隐含着一条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对比线索。事实上，著者在该书中不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对比和分析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视阈中的科学伦理思想与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的异质性，而且在总结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得失时，也是结合马克思科学伦理思想进行的。如著者在论述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哲学倾向与理论局限时，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伦理观的理论前提是基于一种批判理性与人文主义结合的伦理悬设，而不是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依据客观历史的自身发展，结果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呈现出只注重伦理的批判或理性的批判的特质，没有充分意识到扬弃和消除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的最终根据并不是在于是否确立了批判理性的权威，而是制约和决定这种现象的存在与发展的更高的历史规律，从而造成了他们批判的伦理观的不足之处和与马克思科学伦理观的相异之处。由此可见，著者将经典文本解读与自身体系建构相结合，在这两个重要的理论前提上搭建了一个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科学平台，将经典文本转换成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不仅使该书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的分析和论述超越了就史论史的做法。而且使文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得到思想的拓展，富有科学性与创见性。
第三，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相结合。对来自域外文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研究，只有能够出入其中而义能够超出其外，才能真正理解文化他者并与之展开积极的创造性对话；对于任何形式的哲学和伦理学研究而言，只有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才不至于将自己的研究沦为“空中楼阁”式的砌筑。否则，研究者很容易沉迷于异域他乡的文化和自己“头脑中的制作”而无法自醒，成为异域文化和理论创作的精神。在该书的《批判的科技——一社会伦理观》和《批判的自然伦理观》这两篇里．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著者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一面进行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理论研究，一面急切地借此研究解构“科学中立说”和寻求消除科学技术对人、自然与社会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的现实焦虑和历史使命感。正如著者在该书导言部分所言：“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后工业社会的科学伦理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科学伦理问题，但是环境的伦理问题、生态的伦理问题、科学技术成果的和平利用的伦理问题、生物医学的伦理问题、信息与网络的伦理问题等等，已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科学伦理问题或研究的伦理热点问题。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是以发达工业社会(当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背景，从社会批判的理论视角对科学发展对社会的统治方式、人们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的负效应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与批判，因而，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分析当代高新技术发展条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就是探索批判理论科学伦理思想历史逻辑的当代价值。”另外，著者在结论部分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伦理思想对于协调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和反思科学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具有重大的伦理价值，但其沿袭卢卡奇注重价值判断的传统，将对科学技术的伦理批判代替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事实及后果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引导出人们走出异化的怪圈，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大的失误。
科技伦理论文范文4
［关键词］认识和处理；科技；伦理道德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12－0013－02
近年来，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高科技得到了迅猛发展，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社会伦理道德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就其意义而言，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道德性质。因为科学发展的成果，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影响人类的命运。”［1］同时，现存的伦理道德观又对科技的发展产生反作用，形成了复杂的科技伦理关系。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道德的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积极关系
在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复杂关系中，其积极关系是两者关系的主要方面，是保持两者关系协调发展的基础、原则和方向。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有力地推动着伦理道德的进步。
第一，科学技术进步为伦理道德的进步提供了生产力基础。判断人类社会进步与否的核心标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科技已然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正如邓小平所阐述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人类近代历史表明，科技的巨大进步必然推动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作为上层建筑的伦理道德规范势必会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因而，伦理道德必须不断创新，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人类，丰富人类的精神文化。总之，科技发展决定伦理道德，伦理道德顺应科学技术发展。
第二，科学技术的发展拓宽了伦理道德评价的范围，提高了伦理道德评价的正确性。人类社会就是从无知到已知，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发展和探索的过程。对某种事物的道德评价的前提是人类已经感知到它们的存在，而无法把未知的事物纳入评价范围。同时，人类即使感知到某种事物的存在，但由于无法认识到它们的本质，也不能够正确评价它们。随着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的快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增强，探索出许多以前无法感知和无法解释的事物，把它们纳入到人类社会伦理道德评价的领域，并且可以作正确的评价。噪声问题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以及综合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类社会至今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社会发展阶段。即：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以知识及高素质人才为核心的后工业社会。在以知识为核心的现代化社会中，劳动者的综合素质，特别是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而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势必导致劳动者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促使其不断思考和接受更为先进的伦理道德理念。同时，科技的进步会大大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提高对民主的要求。有关研究表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科技文化水平存在着密切关系，即人的科技文化水平越高，民主意识就越强。当今社会，凡是民主实现程度高的国家，其国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也高。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走出愚昧落后的中世纪，建立起西方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科技的发展。此外，科技水平的提高还会改变公民的思维方式，为创新现存的伦理道德理论和实践提供条件。
第四，现代科技的发展，为科技伦理道德理论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研究方法。科技的快速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制造出了许多社会问题，而这正是科技伦理道德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科技伦理内容必然会得到丰富和发展。并且，现代科技的发展和新兴学科的出现，创新了伦理道德观的研究方法。随着系统科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伦理道德研究的系统方法，即把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系统科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到伦理学的理论研究上，从而使我们以新的角度更深入地研究社会伦理道德调节问题。伦理道德理论研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日益发展完善，必将不断增强人们的伦理道德认识能力，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进步奠定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科技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不仅会提高人们的科技文化素质，推动科技的快速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监督制约和消除科技滥用所带来的危害性，甚至是灾难性后果，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保障人类的安全（人类安全主要体现为：经济安全、食物安全、健康安全、个人安全、社团安全和政治安全）。因为安全问题是科技伦理善恶的临界点，是其首要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基础。核武器、克隆、网络、安乐死等高科技事物的出现和应用迄今并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安全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科学家和大多数人坚守科技伦理道德标准，保证了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保障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二、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冲突
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之间除了协调发展和相互促进的积极关系外，还存在着两者相互冲突和矛盾的一面。正确认识这种冲突矛盾，是正确处理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关系的基础和关键。
一方面，现代高科技的发展猛烈冲击着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高科技成果的应用解决了许多困扰人类多年的各领域问题，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同时也带来了无法回避的伦理问题。诸如医学伦理问题、网络伦理问题、生态伦理问题、学术科研伦理问题等对现存的伦理道德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随着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更多的伦理道德问题也会显现出来，因此，现代高科技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与矛盾会长期存在。
另一方面，落后的伦理道德又对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抵制和阻碍作用。生产力的发展是勇往直前的，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势必具有前进性、创新性。反观伦理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现存生产关系的维护者，必当具有滞后性和保守性。科技发展的前进性、创新性与伦理道德的滞后性、保守性的矛盾是两者之间产生冲突的基本原因。即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今天，因受传统的道德观念的束缚而影响科技和社会进步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如我国封建伦理思想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信条使我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供体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我国的医学事业的研究与发展，使患者健康和生命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总之，现代高科技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碰撞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关键在于寻找合理的有效途径来化解彼此的冲突，促进两者关系的协调、有序的发展。
三、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途径和理念
正确处理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关系，就是要发挥其相互的积极作用，克服和解决其冲突和矛盾，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1．树立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观，彰显科技价值理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就要求包括科技人员在内的全社会必须对科技及其成果应用进行理性的判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树立起新的科技发展观。树立新科技发展观，必须认识到两点：第一，科技发展与伦理道德的监督和制约本质是统一的，都是造福于人类社会。但在两者关系中，科技进步是根本性的，是硬道理，是生产力进步的最核心因素。因此，我们不能把科技进步带来的负面问题及与伦理道德的暂时冲突归罪于科技发展本身。第二，发展科技的同时，要彰显科技价值理性。科技价值理性的核心点就是维护人类发展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而不是为表面利益、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服务。确立和彰显科技价值理性，必须坚持以下伦理原则。第一，人类整体原则。科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全人类的进步与解放。因此，在科技研究以及利用科技成果时，要避免为了少数人利益而损害多数人利益，避免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避免为了次要利益而损害根本利益，以保障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第二，人道主义原则。科技进步是直接和间接地作用于人，是为人追求幸福服务的。新科技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应体现为以人为本。例如，医学技术就是直接作用于人（患者），帮助患者解除身心病痛的。当今社会，由于对利益的过度追求，背离以人为本而应用科技成果的例子屡见不鲜。这就要求科技工作者和相关人员在利用科技成果时体现人道主义原则。第三，可持续性原则。科技的发展与进步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原则，即代际公平原则。
2．以进步的伦理道德观来影响和评价科学技术活动
科技研究与应用在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存在被滥用损害人类利益的现象。这就需要伦理道德的监督与制约。科技有利于还是有害于人类根本利益是评价科技伦理道德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科技活动只有坚持造福人类、追求真理、人道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可持续发展等原则，将人类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个人与他人、当代与后代的利益统一起来，才是符合进步伦理道德的要求。反之，就是落后的伦理道德，必须加以批判和纠正。一个真正进步的现代伦理道德还必定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摒弃落后的伦理道德理念，博取世界各国文化中的先进伦理道德理念，并随着科技的进步而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自身。人类历史就是在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下，从愚昧到文明的发展历程。
3．明确科技人员、政府和公众的科技伦理责任
科技本身没有善恶之分，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由人类对科技研究与应用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因此，明确、规范和监督社会各界的科技伦理责任是发挥科技的进步作用，消除其消极作用的必由之路和重中之重。科技工作者是科技研究与应用最为突出的群体。他们的责任至关重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职业伦理责任和社会伦理责任。职业伦理道德是要求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技活动时必须遵守的内部规范，即：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技活动时须具备的基本的道德品质和科学精神。社会伦理责任是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技活动时应遵循的外部规范。即：预见和评估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所带来的不利后果，把评估的结果通告给有关决策部门，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此外，科技工作者还应利用各种手段和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科学技术，促进公众正确地理解、运用科学技术。政府责任是构建完备的科技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审查监督机构，对科技应用的后果进行全面跟踪和考察，对科技伦理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持续的监督，以保证整个科技活动规范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公众责任就是关注科技的发展，了解相关科技知识，提高自身的科技素质，参与政府及其他决策者的决策讨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3］
参考文献：
［1］爱因斯坦文集［G］．许良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科技伦理论文范文5
关键词:科技;伦理
1科技与伦理的关系
科学通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伦理并不具有像科学那样的客观性、共同性。从科学的评价标准来看,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是对地心说的革命,是科学的巨大进步;但从中世纪欧洲的伦理观念来看,却违背了《圣经》的教义,不适当的伦理标准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伦理的这种保守性、稳定性、滞后性与科学的进取性、快速发展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科学促进伦理的变革,使伦理更好地适应科学和时代的需要;伦理引导科学的进步,使科学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学界也有人担心伦理的规范和引导会不会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但实践充分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必要的适当的伦理规范非但没有背离科学自由的原则,反而促进了科学顺利健康的发展。
2关于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研究
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看法,总结为以下四种观点:
(1)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等同论。这种观点认为,知识就是道德,道德也是知识,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本身就是道德行为,反之,愚昧无知或盲目迷信是与道德无缘的。古希腊学者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把知识与德行统一起来的人。他认为,“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美德作为一种善,属于知识的范畴。知识使人变得明智、就会有美德,相反愚昧无知是导致恶行的根源。
(2)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斥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仅不能带来道德进步,反而导致道德退步,因此,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水火不相容、互相排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认为,“智慧出,有大伪”、“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只有“绝巧弃利”、“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才能保持道德的纯洁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着名的《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是败坏了风俗还是净化了风俗》一文中,悲观地预言:“科学与艺术日益进步,可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坏了”,“随着科学和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特别是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道德堕落的现象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道德崩溃”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产物。他们甚至主张停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拯救道德危机,陷入了道德决定论的误区。
(3)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无关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社会作用,从来也不相遇,永远也不会发生冲突”,是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英国思想家休谟把知识和科学分为“事实的知识”、“价值的知识”和“物理科学”、“精神科学”,认为道德价值观念来自趋乐避苦的情感,理性对道德价值无能为力。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科学的王国与正义的王国是不交叉的。现代西方新实证主义伦理学派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也认为道德不存在对错、真伪的问题,科学也没有善恶之分。
(4)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善恶并进论。这种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既非等同,亦非排斥,更不是无关的,而是善恶并进的,科学技术发展既能促进伦理道德进步,也能导致道德退步。我国近代思想家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是人们的物质生活与道德思想却非完全直线发展,是苦乐并进、善恶兼行的。皮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夫妇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们既认定人类由新发现得到的利益将会比害处多,但又有些忧心忡忡。后来,爱因斯坦、维纳等人也同样表示了这种忧虑。这表现出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社会后果的关注和他们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分析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两者之间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①科学知识是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道德作为人们行为规范和准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反映。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识领域,因而社会作用不同。科学用于指导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道德用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但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都是对客观实际的正确反映,统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②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也是辩证统一的,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于伦理道德的发展也是同样具有革命意义的推动力量,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人类道德前进的基本趋势,促进了新的道德规范的形成,深化了人们的道德认识、更新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等等。同时进步的社会伦理道德,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精神动力和和文化支撑作用。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作用,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因为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其它因素和中间环节的影响和作用,因此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单向的、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复杂的。
3目前科学技术发展与伦理冲突表现
(1)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冲突具有深层次的影响。例如克隆技术,克隆技术的诞生将使人类能够操纵基因,打破种属的界限,人类可以改变物种的基因构成和机能,但是从伦理道德角度来看,克隆人将干预人类自然发展,改变人类亲缘关系,打破人类生育概念和传统生育模式。这些冲突比曾经生命技术带来的冲突更加严重和深刻。
(2)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伦理道德冲突涉及领域更加广泛。例如,安乐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网络技术带来的网络伦理问题,利用网络的虚拟、无序、开放等特征导致的网络犯罪,网络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发的伦理问题等等。
(3)当代科技发展引发的冲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锐。例如,高科技应用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克隆技术引发的人类身份确定问题,核能的开发引发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问题,这都是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问题。
4协调发展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
为缓解上述的科学技术与伦理冲突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对策:
(1)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克服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强化社会伦理责任,包括科技工作者、政府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伦理责任。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多是受政府、企业集团和组织资助的,也就是说,科技工作者成为社会职业角色,科学已不再纯粹是为了探索自然奥秘,它成了满足社会经济、政治等需要的一种工具,更直接地为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赞助者(政府和企业)服务。科技工作者一方面以发现和发明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政治和军事控制。无论从研究手段还是从研究目的来看,科学家的行为时刻处在社会 各阶层的关注之下,受制于社会的普遍道德规范和标准。科技伦理和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念的问题,而且事关整个社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规范,事关整个社会的发展前途。这就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不仅要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精神,客观公正地提交科研成果,更应该对某项即将诞生的科研成果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充分评估,向公众说明其科技成果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公众应当享有广泛的知情权。
虽然由于科技风险的不可避免性,科学家难于对其科研成果的负面效应有完全的预见性,但科学家应尽可能考虑到其成果的应用可能造成的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还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的原则,以人类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为科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关心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2)更新观念,包括科学发展观,文化观等。
传统科技发展观既割裂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割裂了科技与社会、自然紧密的互动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科技发展观的狭隘性,要么相对孤立地只是从科学系统内部“为科学而科学”要么只注重科技对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而“为经济而科技”,从而纵容了科技负效应的日益膨胀,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恶果。
为此,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创新跨越、竞争合作、持续发展”的新科技发展观。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①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中轴,在此基础上探索真理。科学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活动,在其活动过程中正确处理理性与情感,功利与审美的关系。②对高科技的应用进行人本主义的规约。这样既可以克服科技双刃剑的特征,最大限度地遏制其负效应的作用,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科技对人性的挤压。
新文化观就是把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结合的大文化观。也就是说要在现代科技发展过程中注入人文关怀,即以人为本。在科技理论中,同样蕴含着逻辑的、直觉的、价值的、审美的、道德的、信仰的因素,科技成果无法超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前提。为此,要探究有利于科技健康发展的社会总体精神,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文化观。这种新文化观体现了科技中的人性、人道、人生等的人文指向和尺度蕴含,表达了人的情感世界,它为高科技的健康运行提供了指导。
(3)建立完善法律机制。
保持科技与道德协调发展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要进行两项立法:①立法律之“法”,即行政立法;②立道德之“法”,即自我立法。法律是强制性的规范,约束人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道德则是非强制性的规范,也是一种立法,以人类特有的内驱力的激励,达到自我觉醒和自我约束。道德和法律,一是“自律”,二是“他律”,二者缺一不可。
法律侧重在于惩恶,而道德侧重于劝善,防患于未然。从事科技活动的专家,违规或失范的行为大多不属于法律管辖的范围,要靠本人的自省自律和公众舆论的谴责去克服、防止和净化。但我们看到,由于道德规范的非强制性,它只能解决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问题,当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时,其规范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了。如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基
因技术必然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福利,但是,也必然有人以基因技术为恶:如根据基因组工程学,达到治病的目的,也可以利用此技术使人致病,更有甚者,有些国家正准备或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如果使用这种武器必然产生可怕的后果。像这类问题仅靠道德是解决不了的。道德的下限就是法律,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律己或律人时,就不得不依靠法律的威严,通过立法禁止。
总之,科技道德与科技法制都是规范和调节科技活动的手段和机制,法制是通过法律制度,以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则通过道德教育和舆论教育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人们的道德觉悟,使人们遵守合乎道德的准则。显然,科技法制的强制性约束是不可缺少的,而道德的非强制性规范和教育作用,特别是它对科技工作者思想观念与行为准则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N].科技日报,2000-12-15.
[2]詹颂生.科技时代的反思[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
[3]刘大椿.在真与恶之间—科技时代的伦理问题与道德:请记住我站域名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科技伦理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技术伦理教育，内涵，必然性，途径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应用型技能型专门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高职院校毕业生是将来技术型社会众多技能型工作岗位的主要操作力量。在高职教育中，开展技术伦理教育，事关办学目标的实现、学生的健全成长和未来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对技术伦理内涵的理解
技术是人类将科学知识和研究成果应用于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劳动创造出具有使
用价值的先进产品或优质服务的有组织的活动。对于技术，法国科学家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里是这样定义的：技术是为某一目的共同协作组成的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技术具有工具性、目的性、应用性和社会整合性的特征。伦理（道德）则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长期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具有维系人类社会稳定，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规范人类自身行为的意义。技术与伦理能够发生联系的基础和中介是科技道德价值。科技道德价值作为科技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结合，主要指科技行为及其后果对于他人、国家、社会、人类和自然的作用与意义。[1]技术具有自然效用价值，也具有社会现实价值，它所负载的价值是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与科技因素渗透融合的产物，技术不再是一种抽象的工具，必然涉及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形成了保证技术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新的道德规则和职责—技术伦理。“技术伦理是人们在与技术所发生的各种关系中应该具有的伦理精神和道德品质途径，应该遵守的道德规则，应该履行的道德职责论文下载。技术伦理是对技术正面价值的维护与扩展，是对技术负面价值的制约和控制。”[2]在现代技术特别是高科技负面效应日益凸现，严重危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今天，用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来指导人们的技术实践活动，以及如何协调和处理上述关系呢？“是否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3]
二、技术伦理教育何以必须展开
技术伦理教育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学科，旨在以伦理道德视角引导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树立优良的职业道德，具备从事职业活动的善恶评价标准，能对技术及自身活动进行反思，能自觉将合理应用科学技术成果以造福人类内化为自身责任和义务。
1、克服技术异化、技术悖论、回归人的本质、实现技术和谐发展的目的使然。技术具有双面效应，生产的同时可能就是破坏。种种技术行为（假奶粉、地沟油、安乐死、基因工程、人体器官移植等）都表明，现代技术发展应用与伦理建构反思已处于辨证的矛盾同一体中，既会排斥又会依存，既会冲突又能统一。复杂化多元化的社会背景导致人们的价值观选择呈现多样性，受多种利益（钱、权、利）驱使的现代社会已造成了技术异化，也称技术悖论，技术负面效应突显且日益走向人性的反面，技术本应造福人类的宗旨被异化，这也是人自身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异化的结果。因此，现代技术伦理教育的出发点正在于在人的技术活动中克服技术异化、技术悖论，建构道德体系弥补道德缺失，使技术与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共处，并通过技术的科学应用最终回归人的本质（在此将人的本质理解为人作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的和谐发展）。正如爱因斯坦的科技道德教育观所言，“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式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4]
2、伦理学作为文化体系的一个分支，既具有滞后性又具有先导性，它对技术的发展应用具有重大作用。一方面，科学和技术赋予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它们的发展又是如此之快途径，以至我们甚至来不及理解和反思它们。我们的道德实践和制度安排也还不能适应这一发展。[5]技术伦理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义上讲显然会出现滞后，而技术与伦理是呈现既分立又汇合的互动态势发展，因此忽视技术伦理教育势必会牵制技术自身的前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出现双面效应，会给人类带来风险，这时它就必须接受伦理的指导，我们的科技人员应在伦理指导下生成技术责任感技术良心工程良心，积极地主动地去前瞻去预见去规避风险，重建美好和谐社会。科技研究的目的、活动的方式、发展的方向、具体的应用，都是受“心理状态制约的”，其背后都有价值目的和价值追求，“只有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及其相应的价值，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活动才能获得意义”。[6]
3、构筑学生抵御现代技术负面效应挑战的思想屏障的迫切需要。德国著名技术哲学家H．Lenk指出，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和能量，这都是技术及其技术进步的结果．这就是技术及技术进步发挥出来的正面价值。然而，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给人类本身和社会发展造成了较大的危害，这一问题在我国也日益严峻和迫切，如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造假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引发了许多令人痛心的重大事件，严重影响了民生健康和社会稳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人员的技术伦理道德缺失或偏位?R虼耍强化技术伦理教育亟不可待，必须引起我们充分足够的重视。高职院校学生未来工作在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他们掌握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同样要在未来的技术活动中构筑抵御现代技术负面效Σ涣加跋斓乃枷肫琳希使自己从事的技术活动符合技术伦理要求，并勇于同一切不法的技术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这就迫切需要高职院校拓展德育教育的内容，ü不同途径对学生开展技术伦理教育，对他们的技术学习给以正确的伦理道德引导途径，对一切“可以做”与“不可以做”的技术行为做出正确的≡瘢最终促使学生积极τ孟执技术，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实施高职技术伦理教育的主要途径探究
1、 领导重视、增进共识，是实施高职技术伦理教育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职
院校都没有开设技术伦理教育的相关课程，高职学生对技术伦理知识几乎是一无所知，技术伦理意识模糊淡薄，专业价值与伦理教育在整个高职教育体系中可有可无，有的高职院校甚至是用技术教育完全取代价值与伦理教育，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高职教育存在的严重缺憾论文下载。高职院校的领导们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站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培养全面发展合格人才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技术伦理教育的必要性、重要性、紧迫性，进而统一思想增进共识，将技术伦理教育摆上位置，列入规划，落实措施，推进技术伦理教育工作有序运作。
2、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技术伦理素养，是实施技术伦理教育的重要保证。教师的技术伦理素养对高职学生的影响是最直接最深刻的，教师在高职教学活动中应该能够引导学生关注四个关键性问题：（1）什么是专业的核心价值观？（2）什么是社会工作者能够从事的反映这些价值观的专业行为？（3）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怎样影响他们对案主、同事以及社会成员的关系？（4）社会工作者在遭遇涉及职业价值观的冲突时应当如何行为？[7]针对目前高职院校技术伦理教育方面师资缺乏的现状，一方面可以从高校相关专业的优秀毕业生和专业技术人员中选调部分合适人员充实教师队伍，另一方面可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强化教师培训，努力提高教师的技术伦理素质。学校也可以与有关的技术部门（含企业）挂钩，建立“技术伦理实习基地”，让教师在积极参与技术活动过程中体验技术伦理的规范要求，不断提高并逐步完善自身的技术伦理素质。
3、勇于教学改革，对传统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创新，寻求专业技能知识与伦理道德教育的结合点。一是“两课”扩容。高职院校可以利用“两课”教学这个平台，在传统“两课”教育中融入行业价值观指引、行业责任意识确定、道德自律、技术良心测评等专业技术伦理内容，启发学生对与技术活动过程相关的道德现象和道德关系进行伦理思考；二是在教学计划中开设哲学（伦理学）相关课程途径，正如戴艳军教授指出，“技术哲学要为现实的技术选择提供价值指南，解决技术问题的根本途径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操纵技术的人及其价值观念的转变，技术发展需要伦理规约，即用伦理道德控制人的技术行为和欲望”。[8]例如，我们可以尝试开设《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等课，以多文化整合的视角构筑学生的思想基础，启发学生依托中外大家的伦理思想思考技术领域中的一切道德问题。三是活动寓教。国外实践表明，采取活动渗透式教学开展技术伦理教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可在课堂中开展一些主题讨论会，就现实生活中的高端技术研发、不良技术应用等热点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扮演角色，启发他们预想并尝试解决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高职院校可以邀请相关专业的行业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学生做报告会，讲授技术运用的道德标准、行业科学的伦理守则，用他们的一线生产经验和工作知识启发学生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技术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也可开展一些技术伦理方面的知识竞赛，对获胜者给予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激发学生对技术伦理知识理论层面的探索和把握。
参考文献：
[1]徐少锦《科技与伦理》[M] P114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2]张明国《现代技术发展的伦理考量》[J] 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3]安延明《应用伦理学的新视野—2007“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 P148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4]许良英：《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P73 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5]安延明《应用伦理学的新视野—2007“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 P147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6]徐少锦《科技与伦理》[M] P81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7][美]弗里德里克·瑞蒙：《社会工作伦理教育》，[M]，P25，英文2001年版，
[8]安延明《应用伦理学的新视野—2007“科技伦理与职业伦理”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M] P4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