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性论文范文1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发展现状；未来趋势；
作者简介：陈凡：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程海东：哲学博士，东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讲师(辽宁沈阳110819)
科学技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独具特色。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科学哲学在中国已有介绍，并展开了影响深远的“科玄论战”，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却没有明显的进展。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或者科学技术哲学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了一系列的优秀成果。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自然辩证法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并作为哲学二级学科来建设。在研究重点上，80年代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以及科技与社会等领域；90年代以来，学界继续深化研究，出现了更为专门化、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在评介国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学科前沿问题的基础之上，衍生出生态哲学、信息哲学、系统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后现代主义哲学、女性主义和工程哲学、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新的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各领域的研究继续取得丰富的成果。正是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巨大的包容能力，造就了这一学科的学术风范和中国特色，它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科学技术哲学，也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学科方向———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与社会等。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
在自然辩证法的巨大包容能力下，其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是明显的，争论的焦点包括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未来走向等问题。
(一)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
明确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定位，首先需要明确其学科性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属于哲学学科。于光远在《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1］（P2）、《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中明确提出自然辩证法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龚育之、孙小礼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统一。［2］陈昌曙也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支学科，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3］李醒民认为，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自然辩证法研究也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4］刘大椿、吴国盛、曾国屏等也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然辩证法的特有地位———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又与当代科学技术密切相关———在中国科学哲学的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5］正是在这一基本立场的基础上，黄顺基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发展史》一书提出，自然辩证法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应该充分反映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新成就和新要求，它结合的学科从基础自然科学扩展到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技术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从人对自然界的观点推广到从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从而包括当代世界的全球性问题；要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全面地、系统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6］
即使如此，学界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的认识还有分歧。
大多数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都认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哲学性质。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因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自然哲学的著作。［7］吴国盛认为，一个理论不构成一门学科，理论只能是学科中的理论，把一个理论当成一门学科那是误解；一个事业也与一门学科不同，一个学术性事业不见得只发展一门学科，它很可能同时支持几门学科，即使专门支持某个学科，它的性质也与直接从事该学科的研究不同。对自然辩证法而言，“有作为理论的自然辩证法，有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但没有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应该把“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学科，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事业来发展。［8］
还有人认为自然辩证法虽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不是哲学学科，而是一门边缘学科或综合学科。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处于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边缘地带的学科，具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性质；或者认为自然辩证法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和彼此结合而形成的一门既不属于哲学，又与哲学和自然科学有联系的、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双重性质的一门独立学科。［9］
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包括和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它是开放的，其内容、方法和原理都是不断发展的，将其改成科学技术哲学也是为了发展的需要，为了表明历史渊源和研究特色，也可以称之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当然，使用科学技术哲学的名称会给自然辩证法研究提供新的角度，增添新的内容和表述方式。
(二)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构成
对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和定位认识不同，对其理论体系的构成也就有不同的看法。
吴国盛认为作为事业的自然辩证法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史和科学史。［10］陈其荣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来的自然辩证法领域得以拓展，形成综合性的交叉学科———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等。［11］张明国等在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中增加了科学技术方法论，认为科学技术哲学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方法论”［12］。刘大椿全面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哲学在发展历程中其构成因素的演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自然辩证法采取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口袋”方针，包括自然观研究、科学方法论研究、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社会研究；近20年来，自然辩证法逐渐演化成科学技术哲学；近十年来，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逐渐分化和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学科分支和方向，如科学学、未来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技术思想史、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等。［13］
可见，在学者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但基本都同意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至少包括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三个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知识链条的演进和实践的需要，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工程哲学、产业哲学等。李伯聪将工程与科学和技术进行区分，将科学、技术的二元论拓展为科学、技术、工程三元论，认为工程活动以建造为核心，工程哲学是独立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一门学科。［14］（P3－7）当前工程哲学要特别集中于研究工程决策和设计问题、工程制度问题、工程创新、工程人才、工程共同体、工程历史和案例等问题。［15］2007年，殷瑞钰、汪应洛、李伯聪等主编的《工程哲学》试图勾画出中国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基本观点和理论框架。在工程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开始接触到产业问题，因为很难将有关产业的哲学研究纳入工程哲学范式中，同时，科技哲学需要思考诸如科技产业化和各门产业发展的问题，由于这种理论内在的矛盾和现实社会生活的共同作用，产业哲学逐渐形成。曾国屏等认为，产业哲学是部门哲学或亚哲学，其主体框架有五个部分：(1)产业的元理论问题；(2)产业创新与发展；(3)产业现象学；(4)有关产业哲学的应用问题；(5)产业思想史。［16］吕乃基认为，产业哲学是科技哲学当前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产业哲学本身具有松散性、实践性和主观性。［17］
(三)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未来走向
近些年来，尽管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与时代的需要密切相关，但对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
郭贵春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哲学继承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传统，出现了更加专业化和多元化的研究局面，如技术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状态，技术本质、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伦理学、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之间的异同关系、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战略与政策研究，等等。［18］张明国等从科学技术哲学的构成分析了各部分的研究重点，认为技术哲学主要集中于技术与文化的关系问题，科学哲学主要研究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自然哲学主要研究环境问题的文化成因等；科学技术方法论主要研究创造力开发中的心理学问题；科学技术与社会主要研究技术与文化的现实问题和STS教育问题。［19］
当前的研究热点预示着学科的未来走势，学者们也有不同的期望。
1.自然辩证法应该走向科学技术学
曾国屏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自然辩证法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但它并不是一个合理的有生长性的学科，而科学技术学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科学技术，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科学技术学”。当然，科学技术学及学科群的建设要以自然辩证法原理及其理论为指导，原来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新的时代下要走向科学技术学。［20］李正风等认为，作为“大口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是学科建设的理性状态，而要加快实现学科性质的单一化，可能的途径就是走向科学技术学。［21］张明国也支持这一主张，认为自然辩证法学科在改为科学技术哲学之后需要进行“第二次调整”，即将科学技术哲学调整为“科学技术学”，这不仅可以弥补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些缺陷，而且有助于实现“STS”的中国化、学科化。［22］
2.自然辩证法未来应当走向科学哲学(包括技术哲学)
吴国盛认为，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科学技术学”，都不能成为一个学科。西方的“STS”应该译为“科学技术元研究”，而非“科学技术学”，而科学技术元研究并非一个学科。自然辩证法是一种事业，也非一个学科。当前紧迫的问题是尽快结束自然辩证法的过渡状态，建立学术规范，走向学科化。如果走向了科学技术哲学，那就意味着在学科化的道路上朝建制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23］
在教育部组织编写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2013年修订版)中，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性质、内容与范围都作了新的解读。“自然辩证法是一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相交叉的哲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它站在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高度，从整体上研究和考察包括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存在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通过科学技术活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普遍规律；研究作为中介的科学技术的性质和发展规律；研究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律。”［24］（P1）
从这些不同的期望可以看出，作为学科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在哲学的范围内向所有的学科敞开，不断进行多领域、多角度、广范围的积累和凝练。
二、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追踪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研究成果，对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和流派进行了介绍和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除了在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上继续进行研究以外，对后现代科学哲学加强了译介和研究，并且进行了一些具有自身特色的科学哲学探索，如另类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等，对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一)传统科学哲学的问题
传统科学哲学指的是西方正统科学哲学，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确切的回答，处于不断的建构、批判、转向之中。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回答。
1.科学划界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研究最基本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科学哲学理论是否成功的标志。魏屹东认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包括关于自然的自然科学、关于人类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关于人类思维的思维科学；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25］王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肯定是正确的东西，但非科学的东西未必就是不正确的东西。许多非科学的东西无所谓对错，而是要区分好坏、是否有用、功效大小，而这些是不能用科学的标准来直接衡量的。［26］科学的本质包括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确定不变的，而需要依据时间和语境才能确定。
2.科学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模式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中出现过许多理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基于当代科学社会发展的实际，在科学发展模式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李建珊等基于科学异化所造成的恶果以及人类的主体价值的丧失等问题，提出了一种以人类的终极价值为目标的科学进步模式，即科学—价值模式，认为科学是否是发展进步的，在于它是否朝着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即科学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其全部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全面增值，且不产生负面影响。［27］
3.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对于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值以及科学术语是否有所实指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我国大多数学者是支持科学实在论的，因此对科学实在论进行了辩护，并为走出科学实在论的困境寻找可能的出路。如郭贵春等在分析科学实在论的论证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实在论摆脱困境的出路。［28］
(二)科学哲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1.另类科学哲学
刘大椿等在《思想的攻防———另类科学哲学的兴起和演化》一书中把对科学持批判性立场的学者和流派归为另类科学哲学。［29］（P25－26）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如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流派的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被称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共同点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传达了对科技价值的质疑。
传统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是科学中的认识模式、知识与真理等科学内部的问题，这就需要经验和逻辑推理的方法，但逻辑和经验仅能用来为科学理论本身辩护，而不能展现科学的发展过程；历史主义、建构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关注的则是整体的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文化、历史、心理等其他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这种将科学放入社会中、描述和分析其社会形成过程的研究方式展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变迁，而忽视了科学内部的构成和科学自身的合理性问题。所以，科学哲学中无论是辩护还是批判都只是关注到了科学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
2.语境论科学哲学
郭贵春等提出科学实在论走出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语境论。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之后，语境论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语境的基底上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科学哲学的大厦，是回答了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方法以及什么样的基点或核心去决定科学哲学未来走向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30］语境论是一种世界观与方法论，强调从综合的和动态的视角考察科学及其发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主要由语境论的科学观、语境论的实在观和语境论的真理观所构成。语境论的科学观强调把科学放在现实的社会、文化、历史等多元语境中来理解，科学是依赖于语境的产物。语境论的实在观从科学的语境性与可错性出发，在科学知识的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动态发展中，阐述一种语境论的实在论立场。语境论的真理观把真理理解为科学追求的目标，把科学研究结果看成是主客观的统一。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有三大优势：在认识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比较容易理解关于科学概念与科学观点的修正问题；在价值论意义上能更合理地理解与反映科学的真实发展历程。
3.科学实践哲学
吴彤等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单纯强调科学的理论层面，忽视了科学的实践和活动层面，从整体上扭曲了对科学的看法。科学实践哲学通过对人类科学实践活动和过程的深刻理解，把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转变为实践优位和活动优位的科学哲学。［31］科学实践哲学试图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构以着重讨论科学实践和活动为特征的科学哲学，建立一种以科学实践为基础，以实验室实践、文化和权力及其地方性知识本性为特征的新科学观。吴彤认为科学实践哲学对于科学哲学研究本身和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有重要意义：(1)科学实践哲学认为实践是科学的基础，反对对科学仅作理论优位的说明和解释，这有助于改变科学哲学的低迷境况；(2)科学实践哲学认为一切知识的本性都是地方性的，打破了科学知识的普遍性神话；(3)知识的地方性研究和对中国本土知识的研究，为科学哲学的中国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合理的基础和更为广阔的视野；(4)研究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的关系，可以推动科学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之间关系的研究；(5)在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框架内，关于实践的因果性和规范性方面的研究对于原有框架的认识有所推动。［32］
4.科学文化哲学
传统科学哲学对科学某一方面特征的关注所造成的二元化使得科学哲学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困难，20世纪后期出现的科学文化哲学则希望避免这一问题。对科学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将科学看做一种文化样态，对其进行哲学反思，即把科学看做是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33］另一种理解是从文化哲学的视角反思科学，即借鉴文化哲学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研究科学，主要侧重于从文化哲学的视角透视科学文化。［34］刘大椿等很早就关注到科学文化的哲学维度，探讨过科学在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作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科学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等问题［35］，认为科学哲学未来的任务和理论增长点在于促进科学与人文、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科学文化哲学强调从传统科学哲学的狭窄视域中走出，将科学当做一种文化现象进行审度，而非当做人类知识的最高形式去膜拜；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采用的方法是综合性的。所以，与传统科学哲学相比，科学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大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拓展。
(三)科学哲学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国内的科学哲学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多数学者对其未来发展充满了信心，对其未来走向进行描绘，甚至一度引发了争论。
1.科学哲学走向自然科学哲学
对于目前国内一部分学者强调纯粹的科学哲学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正宗是研究科学哲学的理论问题，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属于科学哲学的边缘或者问题，科学与社会关系研究根本不是科学哲学的现象的观点，吴彤并不认同。在他看来，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才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主流。因此，他不赞同把科学哲学变成一门与实际科学活动完全无关的“专门学问”，认为一旦如此，科学哲学将会丧失“立足之本”，陷入“危险境地”。“重要的问题不完全在于正名，而在于努力。作为学者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2.科学哲学保持多元性研究
郭贵春等认为，随着科学与哲学的不断发展，科学哲学也会随时对传统的问题给出全新的回答。科学哲学始终是一门处于发展中的学科，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分层次的和多元化的开放体系。其中，基础理论研究强调的是对作为整个科学的逻辑性、规范性、方法论性和哲学性的系统思考；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所强调的则主要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这两个层次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后者是前者的现实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理性升华。
3.具体科学问题及复杂性哲学研究
对具体科学问题进行哲学的研究是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所强调的是具体学科的个体性、现实性、前沿性和多样性，而这是基础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因此对传统问题的阐述不能游离于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研究之外。当前，随着具体科学的突飞猛进，具体科学的哲学探究也得到了大发展。系统科学哲学就是如此。国内学者很早就在用科学哲学的范式研究系统科学，颜泽贤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复杂系统演化的概念、判断、标度、条件、机制、过程、原理及哲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一些学者力图用科学哲学的方法研究复杂性问题。吴彤的《复杂性的科学哲学研究》一书较为系统、完整地以科学哲学范式研究复杂性。在复杂性研究领域，一批学者分别在复杂性概念、复杂性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对复杂性的科学哲学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探讨。部分学者还把复杂性科学思想、概念和方法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为复杂性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苗东升、范冬萍、肖显静、段伟文、刘劲杨等对复杂性问题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探讨。
无论是传统科学哲学、另类科学哲学、语境论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哲学，还是具体科学问题的哲学探究，我们都不能跟随西方学者的脚步亦步亦趋。不可否认，对西方哲学史上重要思想的学习和借鉴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构建具有中国语境、中国问题的科学哲学，以此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论体系。有学者就科学哲学中国化的可能性、现实性和意义等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认为实现科学哲学的中国化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需要在吸收中西两种异质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更为重要的是立足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问题。
三、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
技术尽管历史悠久，但技术哲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学者开始了技术哲学的思考，但国内技术哲学的诞生还是以陈昌曙于1982年发表的《科学与技术的统一和差异》一文为标志。探析科学与技术的本质区别，对技术哲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至今依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一方面期望能够建立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框架，一方面也译介国际技术哲学的研究成果，所以当前的技术哲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是齐头并进的。针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2001年，张华夏、张志林提出“认识论纲领”，陈昌曙提出“价值论纲领”，引发了一场持续的争鸣。通过这次争鸣，学界对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对我国技术哲学的快速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昌曙等的《技术哲学基础研究的35个问题》一文，从技术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性质、技术哲学研究的理论意义、技术的本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价值、技术发展的规律性六个方面列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35个问题，虽说不能称之为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但确实指出了技术哲学所要重点研究的领域。
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正趋向成熟。随着建制化的形成和完善，技术哲学逐渐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取得合法地位并被认同，学术共同体也日渐壮大；同时，研究的论题域已基本清晰，研究深度正逐渐增加，研究方式正走向多元化，研究成果正趋于丰富。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
据初步统计，近30多年来，国内主要期刊发表的与技术哲学相关的学术论文计5000余篇，其中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如有关STS、技术创新、技术价值、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技术四个方面的研究占总数的2/3强，而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如国外技术哲学、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以及综合研究四个方面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到1/3。由此可见，虽然技术哲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这个学科建立和形成的基点，但应用研究居于主体地位，正如陈昌曙所说，“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47］。
技术哲学强大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它的理论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上。当然，技术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在逐步深入，抽象的思辨逐步转变为从语境和实践角度考察和反思，只把技术当做一个抽象的整体进行思考，具有脱离技术实践变得空洞的风险，仅从实际存在的技术出发研究技术，难以达到哲学的高度，“我们应该立足于实际存在技术的经验基础来思考技术的普遍性问题”［48］。从这样一个基本立场出发，技术认识既可以看做是作为认识活动的技术，也可指认识所得到的成果是技术性的［49］，所得到的技术知识“是一种面向实践的知识”［50］。技术使用问题也被技术哲学纳入其中，陈凡等从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探讨了技术使用的问题，认为“人类通过对技术的使用，不但构造了生存处境，也生成了生活世界。在生活世界里所展开的技术使用实践，实际上是技术功能在生活世界的情境化”［51］。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方向拓展
在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工程逐渐显出其独特性，工程哲学应运而生。李伯聪认为工程哲学是以工程知识和工程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工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能否改变自然界(世界)和应该怎样改变自然界(世界)的问题，它要回答‘人应该怎样做’的问题。”［52］王宏波探讨了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的问题。［53］田鹏颖把技术理解为实践性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自然技术，而且包括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人们改造、管理社会和调整、优化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的实践性知识体系”［54］，社会科学与社会技术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55］。“社会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的新视域，在此基础上，田鹏颖结合工程哲学的研究主题，提出了“社会工程哲学”范畴，认为“‘社会工程’作为风险社会时代建立在人们改造世界实践活动基础上的重要思维方式，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56］
(三)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
不论是借鉴别人的学术资源还是遵从自己的学术传统，当下中国的技术哲学研究正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面临着从“国外技术哲学述评”向“以基本问题为导向”的转折。技术哲学的未来发展，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了解新兴技术发展与深化传统技术认识相结合的原则。技术是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技术哲学工作者既需要结合国情，深化对传统技术的认识，同时又要与时俱进，形成新的问题旨趣。由于存在“知识完整性”缺失问题，无论是对技术的基本内涵、本质、定义进行探讨，还是对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及其后果进行哲学反思，技术哲学界都存在着严重不足。这就需要对新兴技术的发展历史、研究进展有基本的把握，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方法对相应的技术知识和技术理解展开探讨，而不仅仅是做技术的批评者，或仅限于伦理学的考察。
第二，坚持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与中国语境相结合的原则。引介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目的是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这就要求我们从国外技术哲学成果的“非反思性追随者”转变为“反思性、自主性的思想者”，从“唯学科化”的“技术的哲学”走向以问题为导向的技术哲学研究，用广义的、交叉的、综合的技术哲学去面对处于变革中的整体性中国的当下实践。
科学技术性论文范文2
【关键词】科技风险；公众认知；跨文化比较；建构主义；公众理解科学
“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1]，科技风险成为公共议题。在此背景下，科技风险的跨文化比较成为研究趋势，包括纵向梳理科技风险问题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横向对比中西方科技风险研究的侧重点以及发展动态，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科技风险研究路径。
1、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纵向发展脉络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为生态环境带来了潜在威胁。公众认知与科技风险是社会建构的，故对科技与风险问题的探讨离不开对历史发展背景的分析。就社会学而言，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1.1“科技至善”时期
十八世纪，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形成拉开了现代科学的序幕，自此科学知识为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合理性，而科学通过技术的普及被应用于生产实践[2]。科学与技术成为现代社会的“第一生产力”，马克思对科技的革命性力量做出了高度评价，“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赋予了其绝对真理的权威，过多强调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科技应用功利价值的“科学主义”应运而生。“科技至善论”“科技决定论”成为当时的主流科技价值观，垄断了学术研究，科技负面效应研究则极其缺乏。
此阶段，技术专家垄断科学知识，具有绝对的决策权威，他们界定“技术风险”，决定“风险的可接受水平”，科技风险被局限在科学体制内，公众被排除在外，公众的风险认知依靠专家的解释与评价。公众在接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无条件相信专家做出的风险判断。专家根据各自领域的惯例方法精确计算技术风险，判断威胁健康和安全的风险能否降低到某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这个过程和结果是否被认为可信和安全的，取决于专家是否完美的遵循了技术领域的惯例。
在“科技至善”的年代，科技尚处于自由发展的“小科学”阶段，其复杂性较低，具有较高的确定性，科技风险仅仅与专家系统有关，公众认知主要依赖于专家对科技风险的判断与权威，这造成了公众对科技负面效应忽视的局面。
1.2“科技中性论”时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诸如美国的三厘岛核电站爆炸，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科技事故的爆发，科学技术对社会的负效应逐渐显现，学者的关注重心也由自然灾害风险向科技灾害与风险转化[4]。
在传统社会，技术发明虽说是一群业余爱好者的闲暇活动，但这些技术专家严谨的遵循着从实验室到社会应用的研发过程，而在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生产开发相结合的一体化“大科学”模式下，整个社会变成了实验室，即科学家将所研究对象先制造出来，再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相应的研究。而对于复杂性和数据模型的不确定性与社会效益呈“指数式增长”的核能、电子、生物工程、化学技术等高新技术而言，研究、应用和生产逻辑的颠倒将大大增加社会公众暴露在“人造风险”中的概率。在吉登斯看来，后工业现代化的社会风险已经实现从“外部风险”向“人造风险”的转移[5]。不同于传统的以不可抗的自然灾害为代表的“外部风险”，源于高新技术的“人造风险”具有覆盖面广，不确定性高，后果严重等特征，以至于即使在科学家群体内部对这类技术风险的估计也常常存在差异，此外，在一体化体制中科学与经济、政治的紧密结合，使其失去了独立性，甚至成为政治经济的附庸，早前技术领域获得的合法性由此受到公众的质疑。在双重打击下，以科技具有双重属性为代表的科技中性论取代了科技至上论对社会的影响。
虽然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科技彰显了正负功能并存的两面性，公众对科学技术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不信任，但是这个阶段只能算是一个过渡期，即是公众科技认知论从科学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化的阶段。科技中性论的兴起便体现了这种过渡性的特征。
科技中性论认为“技术为人类的选择与行动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但也使得对这些可能性的处置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技术产生什么影响、服务于什么目的，这些都不是技术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取决于人用技术来做什么”[6]，即科学技术只是达到目的的中性手段或工具体系，依附科技而来的一切不良后果和其所拥有的显现或潜在的毁灭能力只是源于人类对这种工具的不当使用，以及人类对科技目的的认识不清和有限的理解。科技仍旧是进步的代名词，风险并不是科技的本性。这种观点实质上是通过将科技风险的责任推卸给社会，从而减少公众对新技术的反感，为技术的持续创新进行辩护。故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存在质疑的声音，但是对科学技术的积极态度依旧是主流。而风险到底是外在于还是内在于科技活动也成为争议的中心。
1.3“科技建构论”时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进一步凸显。欧美社会学者围绕着技术风险和公众认知问题逐渐形成与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技术―经济框架相背离的以建构主义为中心的社会―科技研究路径，其中心议题是科学技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
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现代化阶段后，以一体化大项目形态发展的高新技术决定着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高新技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挑战并摧毁了现代风险规避制度所依托的理念和概率计算方法，传统技术领域的试错法失去用武之地。据此，自八十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源。
George Gaskell等（1999）在考察生物技术的公众接纳态度研究中发现科学技术是风险负荷的，公众对不同风险程度的科技接纳态度也是存在差别的 [7]。科技的风险负荷性表明了风险是内在于科技活动而存在的。科技的日益扩展促使人类社会完成了“自然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的转型，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对人类社会无限效力的现代社会[8]，风险类型发生了巨大改变，由科学化的技术（Science-based technologies）引起的社会风险取代自然风险跃居为现代社会的主要风险。“人造的风险”与科技活动紧密相关，且并非独立于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而是具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双重属性，是社会建构的过程，故应将现代风险放置在社会背景中分析研究[9][10][11]。在此基础上，西方技术社会学界逐渐探索出建构主义的科技风险研究路径。
建构主义科技风险研究关注的并不是风险是否存在，而是风险是如何可能，是如何以某些特定方式建构起来的，从社会组织、结构、文化等背景因素，研究风险如何被制造、选择和分配。其中，信任受到社会学者的青睐。
John Durant等人的公众理解科学框架是科技风险建构主义研究路径的早期成果。该框架指出社会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社会阶级和受教育水平）[12]、信息来源[13]和信任因素[14]形塑了公众对科学的认知，然而其并未对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具体运行机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Michael Siegrist（2000）则在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接纳研究中，进一步分析了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内在机制，即信任通过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间接影响着公众的技术接纳态度[15]。信任影响公众认知的深入探讨成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科技风险研究主题之一，而社会学则为该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解释范式――信任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通过人的主观性吸收或容忍不确定性，提升公众的耐受性。[16]公众通过对制造或管理风险的机构的信任将科技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分为可以相信的和不可以相信的[17][18]，从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科技风险的认知。
2、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横向比较研究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围绕科技与风险问题中西方学界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卓有成效但具有差异性的成果。
2.1西方科技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范式
经过近四十年的探索研究，西方学术界逐渐形成了科技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建构：风险社会理论、文化理论和系统理论。
乌尔里希・贝克和安东尼・吉登斯从制度主义角度解释现代性风险何以可能，开创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从风险分配逻辑、个体化法则、科学和政治的衰微这三条路径反思现代化，认为作为现代化动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潜在风险，期许以建立“世界公民社会共同体”来应对现代化的膨胀及其副作用结果的风险。与此同时，吉登斯从宏观层面关注风险产生的制度结构因素，认为风险社会是现代性文明发展的结果。风险社会理论以“风险”为核心概念，探讨当代社会的转型与变迁，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层次分析风险、科技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19]。
与风险社会理论不同，以玛丽・道格拉斯和斯科特・拉什为代表的人类学学者从文化视角提出了风险文化理论，从社会规范、政策或者制度层面解释嵌入社会结构的风险现象，并提出了著名的网格/群体（grid/group）模型，该模型依据群体紧密程度以及维持社会关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类型划分出四种文化模式――等级制、个体主义、平等主义和孤立主义，个体通过这四种文化模式去感知风险[20]。文化理论尤为重视探讨社会文化因素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如Enoch M. Kikulwe等（2011）根据风险观和世界观的综合，将消费者分为怀疑主义者（怀疑主义）、机构信任者（机构权威主义）、健康安全焦虑者（健康取向）和食品与环境安全焦虑者（生态取向）四类，通过比较其风险感知的差异，发现怀疑主义取向群体对风险评估的批判意识极强，其次是健康取向和生态取向群体，而机构权威主义取向群体对科技机构怀有积极态度，因而其风险的感知偏低[21]。
尼古拉斯・卢曼提出的系统论是风险研究又一重要理论框架。不同于文化理论学派，卢曼的系统论更加接近于风险社会理论。二者虽都从宏观视角探索现代社会风险的内在机制，但区别于风险社会理论对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关注，卢曼的系统理论更侧重从社会意义层面，以系统――功能分化的角度，深入阐释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对信任的关注成为系统论科技风险实证研究的主要特点。
三大理论范式都体现了欧洲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旨趣，但常常脱离于经验研究，贝克和卢曼等社会学家从社会制度层面解释风险，将其提升至当代社会根本特征的高度。而风险文化视角则秉承了默顿社会学传统，将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结合起来，尤为注重适用于经验研究的中层理论框架的构建，致力于在具体的科技环境中发现风险的建构与生成。
2.2中国科技风险理论研究分析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科技风险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但呈现出兴起晚，发展不充分的特点，相较于西方三大理论范式的蓬勃发展，中国科技风险理论则相对单一，即主要以验证西方理论为目的，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本土化为研究范式。
对西方风险理论的解读和相关著作研究的翻译是中国风险研究的重心[22][23]。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如三鹿奶粉等，关于科技与风险问题的争议也愈演愈烈，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认识到跨学科领域合作的重要性，但本土化的风险理论研究却仍相对薄弱。基于功能结构主义的信任理论成为中国社会学风险理论研究中为数不多的较为系统的成果。
郑也夫（2001）基于卢曼的系统论，提出了信任理论，他认为货币系统和专家系统是支撑现代社会有序运行的两大信任系统。证书、同行评议和科学知识结构是专家系统的信任基础。而现代化分工和科学的怀疑论则是瓦解信任的根本原因。怀疑与批评破坏了信任的科学知识基础，使得专家内部的同行评议参差不齐，公众受到多样化的专家意见的困扰，从而传统的专家权威受到了挑战[24]。郑也夫对信任的宏观制度层次的探讨是系统论中国化研究的典型代表。
3、结语
基于跨文化视角，比较分析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中西方学术研究成果，既是学术传承的需要，又是取长补短的良机。当前中国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问题非常复杂，学术界承担着本土化风险理论的培植重任，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着正确规划科技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的压力。而近几年来，转基因、纳米、核能等高新技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社会争议，在此种背景下，深化科技风险与公众认知的研究将有利于中国科技与风险问题的解决，进而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促进自然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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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性论文范文3
关键词： 科技翻译 科学性 艺术性
1.引言
翻译是门科学，还是艺术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话题。近代西方翻译理论倾向于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而中国传统译论则以“翻译艺术论”为主线。翻译科学论和翻译艺术论在很长时期内形成为了对立的两派，双方互不相让，双方都有论据支持各自的观点。翻译艺术论的支持者以文学翻译证明翻译的艺术性。事实上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统一的，只是在不同的文体上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是内在联系、相互渗透、彼此难分的。在翻译活动当中，二者并无高低之分，只有强弱之别。本文以科技翻译为例，探讨了科技翻译的艺术性和科学性。
2.科技翻译的科学性
相对于文学来说，科技用语更加严肃，缺少生动性和相像力。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认为科技翻译的特点是具有逻辑、精确和严肃的特点。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科技英语可以分为一般科技英语和专业科技英语。一般科技英语在语言和表达方法上比专业科技英语更加形象、生动和有趣。二者面向的读者也不同，一般科技英语面向的是想了解科学的普通读者，而专业的科技英语面向的是科技专业人士。
科学性是任何翻译的本质属性。科技文本主要是为了传递科技信息，其翻译要求客观、逻辑和精确，因此科技翻译相对文学翻译来说更具有科学性的特点。科技翻译的科学性不仅具有共性，还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其共性是所有翻译的共同特点：双语所指基本基本同一。翻译者不能主观臆造，他在译语中所代表的概念必须与源语中所代表的概念相对一致。其次，翻译转换过程中必须遵循语言学的一些规则。双语之间意义对应转换都要经过严密的科学分析论证。最后，翻译思维也具科学性。翻译排斥主观随意性，因为翻译重概念、判断和推理。总之，翻译的科学运作在于“科学的分析意义，科学的处理形式，科学的体现功能”（刘宓庆：13）。
3.科技翻译的艺术性
翻译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是普遍存在的，科技翻译中同样存在艺术性。翻译转换本身的艺术性并不以文本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只是由于内容与形式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中轻重主次有所不同，这种艺术性转换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文学语言与科技语言并没有确定的界限。随着电脑的普及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科技用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3.1科技翻译同样具有艺术性的原因
3.1.1艺术也可以指一门技能。翻译作为一种专业技能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因此，不管是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都是艺术。
3.1.2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的同样具有艺术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科技翻译要求用词精确，表意清楚，逻辑严密、客观等。要做到这些必须认真思考，同时怎样做到使翻译用词准确，表意清楚，逻辑严密、客观等也是门艺术。
3.1.3科学家和文学家一样都是社会化的人。他们都努力探索科学或人类灵魂的秘密。科技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试图避免主观的想法，但是他们难以避免将个人的直觉、灵感赋予作品。虽然科技文本本身是客观的，但是原文转化为译文还需要走很多路。首先要理解原文，然后要组织语言，最后把原文转化为译文。在这些过程中翻译者要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难免受自己翻译思想和个人感情影响。翻译的过程也是再创造的过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原文不同的人翻译可以产生不同的译文。艺术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创造性、想象力和实践性。这些特点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
3.1.4科技英语可以分为一般科技英语和专业科技英语。科技英语除具有严肃和客观的语言外，还具有其他特点。如在流行的科学普及读物中很多修辞方法被用到，这些修辞方法在文学中也常常用到。这些读物已经很难与文学作品区分。翻译这些文本具有明显的艺术特征。当然科学的成分在科技翻译中比文学翻译更明显。科技翻译主要是为了传递知识和信息交换，而文学翻译主要是为了传递情感和美学感受。所以在文学翻译中翻译者有更多的空间来想象和创造，而在科技翻译中也有想象和创造的空间只是相对有限。
3.1.5原因之五
从翻译思维来看，翻译思维既包含逻辑思维又包括形象思维。翻译离不开感知。直觉或“灵感的火花”无论在理解抑或在表达的阶段都可能迸发出阿基米德解决“王冠之谜”的那种爆发力（刘宓庆：107）。需要直觉、感知和灵感的翻译绝对不可能是纯科学的一种活动，而应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体。
3.2表现形式
3.2.1准确之美
我们在翻译科技术语时应该准确理解其内涵，务必使其译的精确。如walkie talkie（步话机），dead air（静空气），dead-man’s pedal（紧急踏板），Oedipus complex（恋母情结）等。如果我们按字面意义翻译的话，它的真实含义反而说不清楚。准确形象的翻译也是一种艺术美。
3.2.2逻辑与客观之美
生物学家L.A.Borradaie在描绘人时说：“Man is metazoan，triploblastic，chorale，vertebrate，pentadactyl，mammalian eutherian，primate...The main outlines of each of his principal system of organs may be traced back，like those of other mammals，to the fishes.”
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索动物亚门，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像其他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的器官系统）。
从上面例子中可以看出译文语言客观得体，逻辑清楚严密。
3.2.3形象之美
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波尔（Niels Bohr）认为科学也需要形象：“最高的科学境界同最高的诗的境界都是只能用形象表现的。”很多科技类文献同样具有文学中常有的形象化的语言，同时综合运用很多修辞方法。如下文：
（1）What is life？It is a material process that sifts and surfs over matter like a strange，slow wave；a planetary exuberance；a solar phenomenon――the astronomically.Local transmutation of Earth’s air，water，and received sunlight into cells.
什么是生命？生命是肉体的一段过程，在此过程中物质犹如在缓缓波浪的异动中得到筛洗；生命是地球的勃勃生机；生命是一种太阳现象――地球上的空气、水和接收到的阳光大量地局部转化为细胞的现象。
（2）What a piece of work is man！How noble in reason！How infinite in faculty！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The beauty of the world！The paragon of animals！（Hamlet）
人类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两者都以生命为题，描写了生命的历程，并以不同方式歌颂了生命。两者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用了形象、比喻等手法。（1）中既用air，water，sunlight（空气、水、阳光）等对人生作客观描述，又用slowwave，exuberance，network（悠悠波浪、勃勃生机）等作形象描述。
（2）中对人类进行了讴歌用了形象、比喻、排比等手法。二者都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
由上可知，无论是艺术形象的创造，还是科学的描绘，都离不开形象。由于描述的形象和手段不同，便会产生不同特点的描述意象。而艺术语言是塑造形象的工具。翻译中，对再造形象都力求神形毕肖。
3.3目的
科技活动是人类的一项社会活动。参与科技活动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有信仰和偏见、爱好和主张、感情与欲望。科技人员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发表某种科学见解，说服别人，等等，完全可以用形象化的语言，以及多种修辞手段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从现代修辞学的观点来看，文学家和科学家都是阐释者（interpreter），尽管阐释的内容和方法不尽相同。
4.结语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文学艺术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科学和艺术结合已显而易见。科学性和艺术性是许多原作本身就存在的，因此翻译中必然出现科学性与艺术的结合。科技翻译的艺术性也不仅停留在准确、严谨、简明上，还要有正确的艺术观念。而现代文学作品科技含量增加，文学翻译家也需要有正确的科技观念，这就是说，文学翻译家在再现原作艺术性的同时，对科技内容也需要正确处理。因此不管是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都要把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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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性论文范文4
教育技术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其内容涉及到教育科学、信息技术、媒体艺术、知识管理等多个领域，其综合性、复杂性之强是其他很多学科所不及的。其交叉相容的特点需要创造一个交流沟通的环境来促进课程间的整合，同时也需要庞大的且不断更新的资源来支持教学。
研究生教育是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层次，研究生的学习具有不同于其他阶段的一些特点，即学习上的主动性与自觉性、专一性与广博性、研究性与创造性。研究生阶段的教育要抓住这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学习特点，培养和提高研究生的自学能力、融合能力和创新能力。
因此，研究生的学习需要一个环境来促成这种整合。本文将从教育技术学的学科特点以及研究生学习的特点出发，分析构建这个环境所需要的功能模块，从而搭建一个适合教育技术学学科特点的网络教学平台。
2 教育技术学学科内容的特点
教育技术学作为一个年轻的新生学科，其学科特点主要有：
(1) 发展性特点
由于教育技术学的发展与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等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可能对教育技术学带来深远的影响。教育技术学要不断吸收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来促进自身理论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均取得了不少突破性成就，开辟了很多新领域，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这为教育技术学的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技术支持。教育技术学只有不断吸收各种最新的理论和技术成果，才能保正自身先进性，为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
这就要求这个网络教学平台有与时俱进的功能。需要不断关注有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是否有可被本学科利用的可能及方式。
(2) 综合性特点
教育技术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它涉及到众多的理论和技术学科。其理论基础来自教育学、心理学、系统论和人文科学等。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是在综合以上各个学科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技术性深受信息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影响。信息技术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涉及众多的边缘学科和基础学科，比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美学、哲学、生物学等等。
(3) 应用性特点
教育技术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在教育技术的教学和学习中应该创造这样一种氛围：创造尽可能多的机会（包括课内的和课外的）让学生应用教育技术。学生只有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才能更好地领会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更好地掌握教育技术学的技术。
(4) 工具性的特点
教育技术学是为了促进学习和提高绩效研究与符合道德伦理的实践。教育技术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是为了促进学习和绩效的提高，所以说，教育技术学是一个工具性很强的学科。教育技术学的学习不仅要重视理论，更要重视实践，只有在实践之中这些理论才能被检验、强化。
(5) 实验性特点
教育技术学的很多理论、技术都来自于其他学科，如教育学、心理学、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到底效果如何，还需要来自实践的检验。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也需要在教学中检验。
3 网络教学平台的模块设置
本平台由四个模块即人才库模块、资源库模块、网络协作学习室模块、BBS模块组成(如图)。
人才库：主要由在校研究生、研究生导师、各学科专家、学校一线教师组成。他们是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更是资源的维护者。
网络协作学习室：由网络协作项目发起人、网络协作组成员组成。网络协作项目发起人首先提出一个网络协作项目，网络协作组成员既可以由发起人发出邀请来组成，也可以由感兴趣的人毛遂自荐组成。网络协作组的成员，通过站内通信的方式相互交流信息，召开网络会议，讨论协作课题。
网络学习室可以解决以下问题:（1）指导教师与学生之间交流不充分，渠道单一；（2）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导致沟通不畅，效率低下；（3）个体指导任务的特殊性得不到有效的关注；（4）缺乏资源的交互与共享；（5）缺乏过程性评价。
BBS：个人随意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看法，以及由这些观点看法引导的讨论。它与网络协作学习室相比而言，较为自由随意。
资源库：主要由与教育技术学有关的视频、音频、多媒体课件，以及期刊论文组成。学生、教师、学科专家都可以是资源库内容的上传者。
4 结束语
本平台以网络协作学习室为核心，以资源库和人才库为支持，为研究生的学习创造一个适合本专业特点的学习环境。
参考文献
[1]何克抗.论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深化改革――关于ME命题的论证..
科学技术性论文范文5
摘要：课程建设中首要的环节是课程建设的内容选择，其次是如何组织实施。分析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的要求来选择技术应用型本科的课程建设内容；以“理论基础厚实、应用实践导向、理论实践融合、学会学习思考”来构建“抛锚式”课程组织实施模式。是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得以体现的基本要求和实现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技术本科 课程建设 内容选择 组织实施
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是最近几年在我国新出现的一种教育形态，是为进入应用科学和现代技术领域就业的学生提供为期四年的学术和职业准备的教育。课程是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开设的学科及其目的、内容、范围、活动、进程等的总和，任何教育类型的独特性都要在课程中有所体现，任何教学改革和建设归根到底都要落实到课程的改革和建设上。
一、技术应用本科课程建设的内容选择
（一）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知识、能力、素质对课程建设的要求
技术应用本科教育是以培养具有较强技术理论基础、应用能力和实践技能并服务于生产、建设、管理第一线的高级技术人才（亦可称之为“技术师”或“技术工程师”）为主要目标，简单来讲，技术应用本科教育就是培养高级技术型人才的本科教育。其培养目标有两方面特征要求，一是人才培养要体现高等教育的基本要求，达到本科层次高等教育的学业标准要求；二是必须符合技术应用本科教育的特殊要求，即所培养的才必须是应用型的，具备较强的技术实践能力。从培养目标转化到课程建设的要求，是通过对培养目标的知识、技能和素质的分析来实现的。
技术应用本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在知识方面，强调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并重，且注重理论知识为实践能力的培养打基础。此外，这种理论知识也不同于传统的某种学科知识，它是指从各种技术活动中概括出的共同的理论知识原理、定律和经验知识所组成的系统知识体系，对此，我们称之为“技术学科”知识。
在能力方面，技术应用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中除了要具备自主学习、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创新精神、善于协作等基础能力外，还应重点突出具备以下能力：①具有将技术创造原型进行具体化设计并组织实施于生产实践的能力；②具有维护、监控实际技术系统，能够发现、分析和解决综合性复杂技术实践问题的能力；③具有对基层技术员或业务员提供指导和咨询的能力；④具有在服务领域运用专门知识与技术向特定顾客提供全面或综合性服务并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等。
而在素质方面，技术应用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是基本要素，即良好的公民道德和职业素养，包括合格的政治素养，良好的身心素质，基本的人文、科学素养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内容。
（二）技术应用型本科课程内容的基本建构
根据以上对技术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对课程建设要求的分析，笔者认为技术应用型本科课程内容选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建构。
1.通识教育课程——合格公民应有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精神培养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高等技术教育当然也需要具备高等教育所拥有的所有特征。大学作为一个培养现代社会公民的场所，应当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具备独立健全人格的、具有一定独立思考能力的、遵守现代社会法律和规范的社会人。通识教育课具有许多重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功效，即经过良好组织的文化课能够帮助学生加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同时帮助他们更好的认识自己。通过这些课程，学生们能够从不同的视角更加清楚的了解这个世界，并通过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比如人生的意义、什么是美，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人类精神文明所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更好的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更好的理解自己将来所从事的工作对周围世界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好的理解这些工作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它们在整个社会的物质文化生产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学生们更好的、以更加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方式完成将来的工作，使得他们具备对自己工作的反思能力，成为工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走向管理的岗位，承担领导的角色。
2.复合性的专业基础课程——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
设置复合性的专业基础课程，是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具有区别于高等职业技术专科教育的特点之一。这些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为将来解决专业领域内的问题提供科学原理方面的支持，帮助学生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专业领域内的技术问题。随着知识经济在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知识推进生产力不断增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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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作用显著提升。技术师对问题的解决更加依赖对于技术问题背后的科学原理的理解，更加依赖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的深度和水平，更加依赖在解决技术问题过程中创造性的应用基本科学原理的能力。但技术本科的专业基础课是不同于工程本科和普通本科的专业基础课。前者在理论的深度方面明显不及后者，但并不是后者的简单压缩和改写，而分别是各自独立的两种课程的组成部分。
3.专业核心能力课程——回应学生的呼声与满足行业与企业人才需求
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是培养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这是它的主要办学理念，应该放在最突出的位置。在专业基础课较好的奠定了学生理解技术问题的科学原理方面的基础之后，专业核心能力课程的作用就在于向学生提供能够直接对技术现象和技术问题提出理论解释的专业方向课。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技术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对于技术理论的理解，通过专业方向课传授的技术理论与技术问题直接相关，对于问题的解决方式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密集性和技术密集性对基层一线生产、管理人员提出的新要求。
4.专业实践课程——实际应用能力培养
技术应用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核心就在于对于技术实践能力的培养，而与此联系最为紧密的无疑就是专业实践课了。实践课是各种课程类型中与未来的工作最为接近的一种，通过以上各种课程学习获得的各种知识和能力要在此得到检验，学生也会通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和联系加深对于各种理论的理解（当然学生也完全有可能先接触实践，然后学习理论知识，然而经过学习之后人们还是要回到具体的实践过程中）。
其实，实践课的意义绝不只是对于已经学习的知识的简单应用，它也应当是学生真正充分理解和领会其将来所要从事的职业的主要场所之一。在这里，学生能够通过亲身参与实践过程，切身感受现实工作情境，更进一步的理解其职业的内涵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在课堂内所形成的理解能力并不能自然而然的转化成实际工作场所中的实践能力，这两种能力属于两种不同的范畴，要真正形成在工作现场解决实际技术问题的能力，则必须在实践的环节中实现。
二、技术应用型本科课程建设的组织实施
（一）两种课程论的比较
目前在课程教学中占主导地位有以下两种理论。第一种理论是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论。其理论逻辑是：学生可以先打下较为宽厚的基础，为今后学生在不同方向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知识方面的支撑，也使学生在接触实际工作之前对其所从事的领域的理论有足够的认识。第二种理论是以活动项目为中心的课程论。其理论逻辑是：技术知识在人的大脑中的表征方式与科学知识不同，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必须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通过让学生参与一定的时间获得项目来掌握完成技术活动所需要的技能以及对于相应理论的理解。
笔者认为以第一种课程建设理论构建课程模式，适用于研究型综合性的大学和应用型专业性的大学，而对以培养主要适应特定行业并能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高级技术能力人才为培养方向和以培养再创新能力为价值追求的应用型技术性的大学存在许多弊端。首先，目前在我国很多职校都存在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现象，学生对理论学习没有兴趣，也不擅长。其次，技术实践能力的养成并不是完全建立在学科知识的基础之上。而以第二种课程建设理论构建课程模式，从技术知识本身的特性，按照特定专业范围内实际的技术活动项目来组织课程的内容安排学与教的进程，始终让学生参与实验课和实训课，将学生尽快带入专业技术领域；同时向学生提供具有一定广度的技术理论知识和一定的普通文化内容和数量更多、内容更为丰富的专业选修课，使得学生具有理解更加复杂的技术问题的能力。为他们将来选择自己在工作领域的主攻方向提供便利。
（二）按照以活动项目为中心的课程论，构建“抛锚式”课程教学模式
技术学科课程与工程学科课程相比较，它们同样是一种比技能教育更厚实的、具有较强应用性的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工程或技术能力；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能力的形成更赖于理论与一线实际技术活动的结合，如此才能形成现场实用的技术能力。如何在理论教学中克服传统传递知识型学科教学的弊端，必须首先从转变学习理念开始。若能把“以学为主”的教学设计和“以教为主”的教学设计结合起来，就可能发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各自的优势。为此我们构建了“理论基础厚实、应用实践导向、理论实践融合、学会学习思考”的“抛锚式”课程模式。
技术本科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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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的一个基本点是使学生基于一个真实的技术活动项目背景中，产生学习需要，自主学习技术知识、培养技术能力；通过学习者的主动学习、教师的指导学习以及学生探究小组成员间的交流与合作，学生亲身体验到学习的快乐，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合作的精神和终生学习的能力。首先是以技术活动项目为主线组织课程内容，让学生把学到的理论基础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形成技术能力，为此，我们配合理论教学同步开设项目实验，将学生的系统理论学习与系列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开展实验，在实验活动中检验、掌握和运用技术原理知识。其次是以学习者为主体的开放型、互动式课程活动方式，为此，我们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带着问题参与体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参考文献：
[1]夏建国,刘文华.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教育与职业,2006(14).
[2]石伟平,徐国庆.试论当前中国发展技术本科的意义与策略[j].教育发展研究,2003(12).
[3]杨金土.我国本科教育层次的职业教育问题[j].教育发展研究,2003(1).
[4]李占国.技术应用型本科院校课程体系的逻辑建构[j].职业技术教育,2008(19).
科学技术性论文范文6
在地球上当你观看日落时,通过旋转太阳镜上的偏光镜你就能看到这种情况。从以上论述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成像技术所制造木星知识的条件性和丰富性。如果用伽利略的望远镜来看,木星就是一片模糊,除了能看到木星具有卫星之外已经制造不出更多的知识来了。例如,由木星自身辐射的红外线即使通过伽利略的望远镜也无从知晓,因为对于光学望远镜来说,红外线“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这就像人无法感知到空中有电波一样,只有当拿来收音机收到电台声音的时候才能感知到存有电波。而在以上所述关于木星的观测中,只有通过红外设备才能够发现和“捕捉”到红外线,再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性设计将红外线所反映的信息“翻译”成视觉图像,从而制造和推知出上述关于木星的众多知识来。很明显,木星的这些知识都是依赖于现代技术制造、建构、诠释或翻译的。对此,伊德说道,“这种新产生的科学知识比以前的例子更清楚和更明显地说明,这些科学知识只有通过技术为中介,它们对我们来说才是可能的。在这个层次上,科学的技术体现才彻底显明。”当然,对于简单的知识来说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技术来探知,尽管人们甚至不会觉知到运用了技术,如前面所举粉笔之类的简单例子。但是,不管简单技术还是复杂技术在制造知识的诠释的本质上都一样,只是简单技术制造的是简单一些的知识,复杂技术制造出来的是复杂一些的知识而已。总而言之,科学知识都是技术体现出来的,没有相应的技术就不会有相应的科学知识产生。
二、对技术所蕴含科学原理的理论解释
众所周知,任何技术总是蕴含一定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的,这是技术“有用”的基础。如果对技术中的科学原理追求一种本质上的理论解释,就可能逐渐形成科学理论。西方文明正是循着对生活世界中纷繁复杂的各种现象,追求形而上本质解释的主线前进的,进而萌芽、发展与形成了现代科学。由此可见,执着追问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对于产生现代科学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研究伊德科学现象学中技术先于科学的存在论关系的重要源动力。对于技术蕴含科学,伊德阐述了两层意思:一是,任何技术都蕴含着科学原理,这是技术能够被实施的根本性前提条件。只不过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技术,其蕴含的科学原理是事先就已明确的,而前科学的技术蕴含的科学原理是不明确的。当然,即使是现代技术,技术的使用者对于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往往也是不明确的(如医生对于医疗仪器的科学原理往往就缺乏了解)。伊德说,技术在存在论上具有优先性,科学原理在人们技术性“操劳”的时候实际上在为技术服务。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在存在论上先于科学,实际上科学是技术的‘工具’或‘用具’的意思。二是,简单的技术蕴含着的科学原理较为简单,越复杂的技术越是包含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伊德选取了三代典型的技术来予以分析。首先来看弓箭技术的例子。不管是长弓、弩弓、骑射弓、“火箭”或“闭合箭”,这些弓箭技术虽然几乎是在完全不同的生活实践中单独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所有的弓箭都是‘相同的’技术,在这种技术中,投掷物(箭)是由弓和弓弦的张力来推进的。”从力学原理来讲,不管哪种弓箭技术,都是弓和弦在弹性形变的基础上产生的弹力作用在箭上,从而推动箭射出的。根据机械能守恒定律1/2kx2=1/2mv2或冲量定律Ft=mv,就可以计算出弓箭的威力与箭的射程等。其中:k表示所用弓与弓弦的平均弹性系数;x表示弓弦离开零外力时位置的距离;F表示弓和弓弦共同产生的弹力作用在箭上平均大小;t表示从张满弓松开手到箭离开弓弦的作用时间;m表示箭的质量大小;v表示箭离开弓弦时的初速度。这样来看时这些技术并没有本质差别,换句话说就是:它们都能用相同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来解释。尽管古人不知道这些科学原理,但并不影响他们制造和使用这些简单的弓箭技术。其次来看伽利略的望远镜的例子。伊德认为,望远镜技术是从古代最简单、最原始的技术到现代最复杂、最先进技术的转折点上的典型技术。伊德说,“在我所命名的技术-科学中所发生的第二步,是在成像技术中产生了第一次科学革命,这是随着光学透镜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而发生的。”伽利略使用望远镜的确发现了很多新的现象,显然他并不是先知道望远镜技术的原理才去观察的,但是他在发现了望远镜的“好处”之后开始了思考光学原理而尝试改进该技术。尽管科学史家沃尔夫说伽利略在光学研究方面并无成果,但是对于光学原理的思考确实是后来光学技术进步的前提。科学史的事实证明,主动对技术之中的科学原理寻求理论解释,是现代科学诞生以及技术持续进步的必要条件。最后来看新天文学之类的后现代技术的例子。伊德引用了《新天文学》的话说,“新天文学之所以能迅速发展,部分原因是在20世纪30年代偶然发现的来自地球之外的无线电波。”显然,这是一个截然不同于以往天文学发展的全新例子。因为无线电波不同于可见光,无法通过“自然”技术“看到”,而是需要既有的“人工”①技术来诠释和体现出来。能够发现地外无线电波本来就是无线电技术在实践中“先在地”存在的结果。而对蕴含于感知无线电技术中的无线电波可翻译为声音或影像的原理进行本质上的理论解释却是后来射电天文学迅猛发展的理论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在具备了承载新天文学的技术平台之后,再追求对“技术中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作出理论解释,这时候人们才可能在这个方向上开辟出“射电天文学”这门新科学来。由此看来,科学就是在对为技术服务的原理进行系统化的理论解释之后形成的,越是复杂的技术越是蕴含庞大的、多学科的知识,越需要理性的参与和前期积累,也越难自发形成。因此,现代科学只在具有发达古希腊科学文化背景下的欧洲诞生。而望远镜技术由于蕴含较少的光学、物理学知识,在实践中“拼拼凑凑”还有成功的偶然性,所以望远镜可以见诸于多个文明当中。至于简单的弓箭技术只蕴含了一些基本的力学原理,因而不论文明程度如何,都能自发产生,所以才会如伊德说的那样:所有的古代文化都有弓箭技术。
三、科学与技术的“接力”关系
从以上“技术蕴含科学原理”的论述中,我们应该可以觉察到:古代技术和“第一次科学革命”的现代技术由于所蕴含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知识较为简单,较多地表现出了自发的特性,所以在没有严格概念体系和逻辑推演的社会中也能够产生和存在;“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后现代技术由于所蕴含的庞大科学理论体系需要“第一次科学革命”理论产物的“人工”技术平台,而此较为复杂的“人工”技术平台又必定是在原有科学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制造出来的,这完全只有在对概念化的科学体系达到自觉水平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所以,“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技术无法在科学处于“经验层次”水平的社会中产生。也就是说,具有“第二次科学革命”特征的“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关系,表现出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交互关系,这类技术完全不可能在科学没有上升到理论层次水平的社会中产生。正因如此,伊德把当代科学称为技术-科学,他认为当代的技术与科学是纠缠在一起的一个整体。他说,“技术-科学的秘密,以及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后现代的关系,都没有被发现。一种文字游戏闪现在我的脑海中:当代科学完全是技术化的科学(technoscience);而大部分当代技术也都是技术化的科学……技术-科学是科学和技术杂交后的产物,在同一个杂交体中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类似体育比赛中的“接力”关系。根据科学史可知,若能将简单技术所蕴含的科学原理与知识进行“提纯”,从而促进系统的科学理论产生的话,那么系统的科学理论又可以推动人们设计制造出较为复杂的技术性仪器设备,从而进一步又对复杂技术负载的、体现的、诠释的新的科学理论进行“提纯”,如此不断螺旋递进,表现出科学与技术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接力”关系。但需注意,这里有一个“瓶颈”,那就是从自发的技术“跃迁”到自觉和自为的技术阶段时,有一个对自发技术中所蕴含科学原理的“提纯”工作要做。当人们对自发技术中所蕴含的科学原理“提纯”不出来时,就只能停留在“经验层次”的科学阶段了,这时候也就无法产生现代的技术。而现代技术不能在实践中使用的话,所蕴含于其中的科学原理就“无从服务”、“无所依附”,进一步的科学“提纯”工作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也即科学就没有了发展的逻辑前提。打个化学上的比方,当人们纯粹只是根据经验从颜色、状态等层次来把握物质变化时,很难驾驭化学反应制造出想要的物质,也不可能产生现代化学,如古代炼丹术。而只有追问理论本质,逐步地将各反应现象背后的规律、原理弄清楚之后,才有可能产生现代化学,从而驾驭化学反应,制造各种想要的化学物质来。这里经验层次的技术指的是自发的古代技术,而理论层次的技术则是自觉、自为的现代技术。是否能够从经验中进行理论的“提纯”决定了是否能够超越古代技术层次进入现代技术层次,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瓶颈”。这个“瓶颈”其实就是古代技术与现代技术(含后现代技术)的分界线,在前已提及的“第一次科学革命”的技术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技术之间就是非常明显的。显然,这个“瓶颈”也就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现代科学-技术的那道跨不过去的“坎”。从技术中“提纯”出科学理论的能力就是突破“瓶颈”的能力,在越过了这个“瓶颈”之后的社会中,科学与技术的相互关系就会表现出强强组合的“接力”关系,也就是“强者愈强”。这是欧美现代科学-技术之所以持续进步的根本原因。
实际上,这可以从古代中西方科技发展史的对比中得到印证。中国古代的技术基本上都是在自发技术框架内发展的,缺乏从技术中“提纯”出概念系统的科学理论的过程,因而古代中国没有能够实现对“瓶颈”的成功“跃迁”,从而只能停留在古代技术的经验科学水平,无法进入现代技术这一现代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更高技术的新阶段。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段话很耐人寻味,他说,“整个说来,中国和西方在科学上相互影响的程度似乎非常微小,以至使人感到这种富有成果的交流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至于技术方面,情况便大不相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在书中从几个地方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说,“在15世纪以前,西欧的技术可以说落后于旧大陆的其它任何地区。从经院哲学中可以看到的过分严密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不可能对亚洲思想家有任何吸引力;近代科学确实必须冲破这一外壳才能诞生。希腊和希腊化国家的古典科学作品确实是一项宝藏,甚至比虔诚的佛教徒到印度去取的经典还要宝贵。但在13世纪时,这些科学作品对于西欧人来说,并不是全都可以得到,而且,在文艺复兴和维萨留斯及伽利略的时代之前,其中没有一种著作被充分地吸收到欧洲人的思想之中。当然,这些著作可以从阿拉伯文译本中得到,中国本来可以比欧洲人更便利地得到这些著作,但是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得到它们,或许是因为中国学者对理论缺乏兴趣,而这些理论却补偿了欧洲在技术上的贫乏。”好一个“或许是因为中国学者对理论缺乏兴趣”,所以,尽管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实际上有着长长的交流史,希腊和希腊化国家的古典科学作品其实中国都能够从阿拉伯国家得到,完全可以取西方人之长补己之短,但由于中国对理论不感兴趣而“没有得到它们”。反过来,中国的长处却恰恰被西方人“取”走了。李约瑟是这样说的,“在公元后整整十四个世纪的时间内,技术上的发明尽管缓慢地、但却大量地从东方传到西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