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论文范文1
关键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近年，党中央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十分重视，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中央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指导我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纲领性文件。认真贯彻中央精神，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是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当前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引导社会前进的方向，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多年来，尽管党中央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但轻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仍普遍存在。二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机制尚未形成。中央出台的关于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文件精神很深刻，但具体实施意见还需地方配套。而各级地方党委往往照抄照搬，缺少既符合中央精神，又从地方实际出发，能够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可操作性、针对性、实用性的实施意见，影响了中央文件精神的落实和基层工作的开展。长期以来，地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始终没有建立一套合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规律的创新机制，包括经费投入、资源配置、评价体系等，使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三是学会工作发展不够平衡，部分学会工作主动性不强，学会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四是社科活动的质量有待提高，内容有待拓宽。此外，对新形势下的社科普及工作新办法不多，创新不够。
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的指导原则和方针
(一)坚持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核心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要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保科研工作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发展。要高度重视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教育人的工作。要切实推进“+代表”重要思想进学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全面提高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把普及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和最新成果，作为科普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努力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水平，使哲学社会科学变成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使哲学社会科学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二)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
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扬社科民主，鼓励自由平等讨论，鼓励不同学派、不同社科观点的相互切磋和争鸣。这是探索真理、发展科学、创新理论的必要条件。贯彻“双百”方针，要注意区分社科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社科研究没有，政治宣传要有纪律。根据这一原则，可以创办少量类似“内参”性质的社科内部刊物，主要刊载学者们对某些重大而又敏感问题的各种见解，作为向地方党委、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反映各种意见的渠道，推动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方针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这同样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创新、组织创新，往往从个体创新开始。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要注意把创新研究的整体协调与自我个性张扬有机结合起来，珍重个性和个性化研究，使个性化研究成果得到尊重，纳入集体创新之中，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体现。通过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切实做到尊重人才、聚拢人才、人尽其才，使“以人为本”理念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运行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四)牢记社会实践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发展的源泉
作为认识社会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离开社会实践，也就毫无存在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衡量理论创新成效的唯一尺度。只有注重实践的理论研究，才能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实际，对前人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做出符合时代和社会实践要求的新的阐释和说明，进行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只有深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才能对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回应及对具体问题做出科学的理论回答。
(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明确方向
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十四个如何”，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亟须探索、在理论上有所创新的重大课题。问题明确了，就要集中各领域的学科学术带头人和研究者的智慧，联合攻关，以求取得实质性突破，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的绩效。
三、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机制创新
(一)构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良好运行机制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教育部门、组织人事部门，各级社科联组织和各高等院校、党校、研究机构要各司其职，各展优长，形成合力，构建起理论创新的良好运行机制。这一机制应体现两大功能。
第一，整合功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充分发挥对研究力量的整合功能。据专家预测，未来的科学技术很可能在各学科之间的交叉领域形成新的科学前沿，发生新的突破。现代科学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和综合，许多重大科学成就的取得，往往都是来自交叉和边缘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已成为未来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以合作与竞争互动为特征的高水平科学家群体，已成为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性力量。这就要求加强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和自然科学研究队伍的联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整合，发挥出新的威力。当前，地方社科界闭塞现象依然严重，小生产的影响仍阻碍着人们的观念创新，门户主义、小团体主义和行会思想时有增长，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更少，这显然落后于交叉学科已成现代社会基本主导的潮流。
第二，平抑功能。浮躁是科学的大敌，而浮躁之风在社会科学中存在已久。有的仅有“创新”的冲动，缺乏创新所具备的种种条件，特别是必备的心态、知识、见识和人格；有的自诩是创新的成果，实际上是上不接天际、下不接地气的梦话呓语；有的是抄国人洋人甚至侵占学生研究成果。出现这种情况，固然同一些社科研究人员的个人素质有关，但同现行有关政策的引导也大有关系。如今，教研人员的晋级任职，都免不了有一年内在核心期刊发表多少篇论文、承担多少个国家或省部级项目的研究任务等要求，这就使一些社科工作者迫于既得利益，忙于“一年磨十剑”的平庸之作，很难达到“板凳坐得十年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针对眼下浮躁和急功近利等不良现象和做法，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要注意发挥平抑功能，使学者们毫无后顾之忧地在社科领域里潜心研究，尽情地发挥创造力，以期出现更好的成果。
(二)要科学把握社科研究的难度
“社科研究”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要有难度。没有难度的问题何必要“研究”?可见，没有难度，就不是社科研究，就没有社科价值。社科工作者在选题的时候对这一点应该有明确的认识。由于社科研究必然要有难度，所以需要专门的努力，不是可以随便干的。一般来说，研究的难度越大，社科价值越高。社科价值与研究的数量无关。因为一个专业男子跳高运动员，一千次跳过1.5米还是不及格，而只要一次跳过2.5米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事实上，一个学者或者一个科学研究小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多项高难度的研究。追求数量很可能会降低难度，削弱社科价值。如果研究机构的考核和奖励制度主要是统计学者每年发表多少论文，那么就会使许多人不顾难度而追求数量，使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文章是否真正具有社科价值。
(三)把握高起点是优化社科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
所谓高起点就是既面对当前实际，又超越社会实践的现实，以实践发展的未来趋势为着眼点，力求引导社会实践发展。研究课题的确定比研究更为重要，它既是研究的结果，又是党委、政府具体行为目标的长期、中期和短期的需要，它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导向的作用。
高起点是社会科学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高起点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省了阶段成本，减少了研究过程的弯路。例如，把一些缺乏完整意义的小课题安排在相关的大课题中解决。其次，高起点对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一些低起点的课题，虽然能够满足一时之急需，然而实行起来也需要许多零散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问题如果放在一些大课题中解决就比以小课题单独立项的方式解决更好。再次，高起点课题能够使其与全省、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相联系，从而更好地利用外部条件。当然，高起点并不是主观任意地想象出来的，不是脱离现实可能的随意超越，而是在课题的选择上通过“大坐标定位”而产生的，即通过参照我国和世界研究的维度来实现课题的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四)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原始创新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原始性创新的艰巨性。所谓“厚积而薄发”，在科学研究中是没有半点儿捷径可走的。近年，有些人开始陶醉于我国基础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急于取得诺贝尔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等这样的原始性创新奖项，有些人甚至为我国何时获得诺贝尔奖规划了时间表，这其实是一种不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说，我国在一些领域具备获得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可能性，但是，获奖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是提升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更多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正像一些老科学家说的，科学研究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人。从研究者到管理者，只有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原创研究才能扎扎实实地往前推进。
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关键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
(一)全党要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哲学社会科学的停滞和落后，必然导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社会实践的挫折；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必将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进一步提高全党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必须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确保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要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认真研究和及时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在不同时期所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要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列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的精神落到实处。
(二)建立健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一是建议在市、县两级成立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为贯彻中共中央3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市、县委可成立以主管书记为组长，常委、宣传部长为副组长，市、县委宣传部负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做到三个结合，即结合本地区的三个文明建设的发展思路，用科学理论作支撑和论证；结合理论中心组学习，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结合本地区独有的区域特色研究，探索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成功经验，发现培养一批功底扎实的理论研究骨干。二是建立县市区社科联，解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如水上浮萍无根基、上下断档的问题，扩展和延伸哲学社会科学的触角，把“提高全民族哲学社会科学素质”的要求落到实处，改变人们认为哲学社会科学高深、遥不可及的认识误区，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纳入县市区目标管理。县市区按人口多少，机构设置1～3人，工作职责放在宣传部。社科联主席、副主席一般由宣传部部长、副部长兼任，设一名副科级干部任专职秘书长。新组建的社科机构，业务上接受市社科联的协调指导，具体工作目标由本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确定。三是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加强对全市理论研究的引领。成立市级社会科学院十分必要。它可使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协调指导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可以宏观把握社科理论创新、科学决策论证、研究成果转化；可以研究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保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可以建立有效的研究机制，通过实行课题立项招标制度，形成以项目为纽带，以课题负责人为龙头的研究机制。市社科院可挑选经长期实践证明在社科界具有较强竞争潜质与能力的研究精英，充实到社科研究中来。
(三)建立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系列基金
一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人才培养基金，以吸引优秀青年人才献身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扶持和促进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二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切实解决部分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出版难的问题，以鼓励学者潜心社科研究，努力创造社科精品。三是建立哲学社会科学交流基金。主要资助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点学科的重要交流活动，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和管理人员的进修、培训和对外社科交流活动。四是继续加大对社科基金的投入力度。建议加大对社科基金的投入力度，将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精神落到实处。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2
【关键词】哲学创新
三大规律创新是人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创新的过程就是人们运用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使事物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
一、创新的概念和内涵
“创新”一词起源于西方文化，韦伯斯特词典对创新的定义有“引入新东西或新概念(tointroducesomethingasorasifnew)和革新(tomakechanges)”两种意义。创新最早出现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论著中，他认为创新就是“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人经济系统的过程”。创新的本质是实践，是对客观世界生生不息的状态的深刻揭示。《哲学大辞典》中对创新的解释是“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人类自觉能动性的集中体现”及“人类固有的本性”。因此，创新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属性。
创新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创，始造之也”(颜师古语)，“修旧曰新”(郑玄语)。顾名思义，创新具有“始创”、“修旧”之意。二是突破性。凡是创新，必然对原有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有重大的突破，并提出新的思想、理论、技术、方法等等。“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预料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三是创新理由的充分性。任何创新都是建立在充分的根据之上的，具备充足的理由，决不是凭空想象，更不是胡思乱想。
二、创新认识过程中存在的误区
1.片面强调创新的现代性，否认创新的永恒性
很多人认为，创新是当代才出现的，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被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这一观点确有其合理性。然而事实证明，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存在创新问题。马克思指出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人的需要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创新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也就是说，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只要人们有需求，就有创新的永恒存在。由此可见，创新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
2.片面认识传统观念，与传统彻底决裂
有观点认为，传统的东西产生于旧社会，使人的思维受原有思维空间的限制，无法实现创新。因此，就认为传统是最顽固的保守势力，阻碍了人们的创新活动，要与之彻底决裂。然而，历史只有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才能继续创新、前进，如果抛弃了这个基础，便只能倒退。因此，要想成为自觉创造者，就需要善于总结以往的经验与教训，而不是与传统决裂。
3.片面强调创新与发明的联系，否认其区别
有人认为，发明应归于创新的范畴之内，显然这是对创新概念的误解。据我国《辞海》的定义，发明是指“创制新的事物，首创新的制作方法”；《发明示范法》规定：“发明是发明人的一种能在实际中解决技术领域内某一特有问题的技术方案。”由此可见，发明与技术是密不可分的，是技术手段的物质凝结。从时间上看，发明先于创新而产生，创新则是发明的商业化或社会化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创新从发明开始，发明是创新的基础，创新则是发明的拓展。
4.片面强调主观作用，忽视客观条件对创新的制约
一些人认为，解决创新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的个人。他们认为，当社会中的个体较多地具有了创新观念，创新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他们没有认识到个体创新形成的外在环境即社会中的各种制度，对个体有着明显的制约作用。合理利用创新的社会环境氛围，就会促使创新人才辈出。因此，解决创新问题，不仅要从个体入手，还要更多地为创新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三大规律指导创新
唯物辩证法有三个基本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研究三大规律，对我们了解创新的方法和揭示创新的本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差异的。事物变化的动力和根本原因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及力量消长。由对立统一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中的新事物是旧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创新就是抓住矛盾运动的特点和趋势，加以引导，顺利实现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而不能违背其规律按照主观喜好去构想、设计创新。第二，创新的时机是永恒存在的，只要人们以批判的方法看问题，就能在创新时机来到的时候，抓住时机，实现创新。第三，事物的变化发展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因此创新也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它不是现代才有的，而是历史的，永恒存在的。
2.质量互变规律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变化发展的过程总是先从量变开始，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并在新质的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由质量互变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要遵循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是创新的前提，我们只能在遵循客观事物内在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创新，而不能主观臆造。创新发生质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解放思想，勇于打破常规。第二、创新是个漫长的量变过程。创新过程中既要不断积累新知识、新技术和成功的经验，又要借鉴失败的教训，促使创新的质变实现。据此，在一切实际工作中，既要有远大的目标，又要有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务实精神。超级秘书网
3.否定之否定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指事物发展的两次否定(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及三个阶段(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一规律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形式。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内部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矛盾运动，使事物的发展呈现肯定阶段与否定阶段及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周期性变化。人们把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结合的形式，描述为“螺旋式的上升”和“波浪式的推进”。由否定之否定规律，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创新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扬弃。尽管创新是跨越，是新的生成，但是创新既不是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它是对原有旧事物积极因素在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对旧事物的简单抛弃。因此，对现存事物进行认真地分析研究；扬长避短，才能实现科学创新。第二、创新的过程具有反复性和曲折性。创新的过程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不断的否定和肯定，再到否定之否定，从而完成创新的一个周期。因此，在创新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暂时的困难和停滞，甚至后退。创新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有保持坚定的毅力和信心，才能终将创新进行到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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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创新论文范文3
性、文化要素的可分离性与可相容性出发，通过批判与会通、分析与综合、解构与建构，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贯彻“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学史高度，体会“一本万殊”之理，承认相反之论，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矛盾中求会通，努力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和西方哲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构与重构中，会通古今中西，以求达到综合与创造、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这正是通过“综合创新”方法所要实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标。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之路。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明确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相结合，建构了一套哲学方法论与哲学史方法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学 包括实用主义和新实在主义 的观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层次上，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是在他力图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通并适当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综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历史地看，在跟冯友兰先生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中国哲学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范围内，探索并尝试融贯、综合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以求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如三四十年代的张氏两兄弟 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 就尝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倡导和运用逻辑解析方法，并将解析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又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张岱年先生一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基础。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主张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意义，注意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与相互转化；第二，重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于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切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第四，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哲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基本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贯、整合，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统帅下达到了“综合创新”。
事实上，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中国旧有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现有的解释学方法、发生认识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以便在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补中，揭示中国哲学史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又如刘文英先生强调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采用的各种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主张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开放、公正、平实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以往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体现的正是“综合创新”的路向。
海外华人学者傅伟勋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涵的哲理而触发诠释学构想，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基本上建构起了中国哲学 史 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从傅伟勋先生所建构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看，它实际是中西哲学方法论的融会贯通。诚如傅先生自己所说，“创造的诠释学”的“建构与形成有赖乎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新派诠释学理路等等现代西方哲学中较为重要的特殊方法论之一般化过滤，以及其与我国传统以来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乃至大乘佛学涉及方法论的种种教理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他的“创造的诠释学”便具有一种辩证开放的性格。显然，傅伟勋先生在建构中国哲学 史 方法论时，仍然走的是综合古今中西以求创新的道路。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4
【关键词】张岱年；哲学；文化观；综述
张岱年先生（1909―2004）是中国20世纪哲学界一位彪炳千秋的英哲大贤。张先生在其长达70余年的治学生涯中铸造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其学术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并具有创设性。就目前来看，学界对张岱年学术思想的研究大致归为两个线索：哲学思想和文化综合创新论。有些学者在对其哲学思想的论述中也夹杂着对文化观的介绍。不论是在哲学观还是文化观上，张岱年始终主张，将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近代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三流合一，走综合创新之路。
一、专著
目前张先生的学术著作已经集结为《张岱年全集》，较之前出版的《张岱年文集》内容更全面，这也成为研究张岱年哲学思想的最权威的文献资料。这部巨著共分八卷，400余万字，以作品的撰写时间为序，集入了止于1996年4月张岱年所有的专著、论文、读书札记和回忆文章，大致囊括了他一生的哲学著述。在文化观方面，就张岱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公开发表的一些关于中西文化比较问题的论文与讲话，整理成册，出版了《文化与哲学》一书。文中对于文化问题的探讨充分展示了先生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论”。此外，晚年的张岱年曾主编并定稿，由他人撰写出版过：《中国唯物论史》、《中国文史百科》、《孔子大辞典》、《中国文化论争》等，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先生晚年的思想创见。近年来，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张岱年自传》一书，以张岱年本人口吻详细介绍了其生平经历和学思历程。
二、学界解读
就目前出版的书籍来看，已经有三部专门研究张岱年哲学思想的论著问世。包括刘鄂培主编的《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学记》、干春松所著《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以及刘军平所著《传统的守望者：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其中，前两部作品均从综合创新论角度对张岱年的哲学思想、文化思想有所阐发，后一部则着重执笔于张岱年整体的学术思想。
除专著以外，专门探讨张岱年哲学思想的文章也不胜枚举。尤其是对其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讨，如今已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在这些研究文献中，有一些认识或观点是值得认真解读的。
首先，在张岱年的治学道路中，其兄张申府的引导作用功不可没，这也是学界所普遍赞同的。纳雪纱在《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的理论来源》（哲学研究2011年第8期）一文中，突出强调张申府在张岱年思想形成中的桥梁作用，认为“张申府不止指引了张岱年的学术道路，而且他主编的刊物也为张岱年提供了可以展示的舞台。”其次，学者们还将张岱年文化观的哲学理论基础归纳为辩证唯物论、逻辑解析法和中国传统哲学三流合一。傅长珍在《文化与哲学的整合――论张岱年先生早期的哲学文化观》一文中，强调“张岱年的文化观来源于哲学思想，他试图将解析法、新唯物论和中国哲学达成一种平衡，以重视分析来弥补中国传统哲学对整体的过分偏爱，用辩证法丰富逻辑解析的片面性。”可见，张岱年的哲学观和文化观是一脉相承的，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再者，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经历了由“综合创造论”到“综合创新论”的演变。相对于“文化综合创造论”，“文化综合创新论”在内容上增加了更适宜于新时期文化建设需要的新主张，丰富了其理论内涵。刘鄂培通过文章《论张岱年的文化观――“综合创新”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2期），特别强调“文化综合创新论”的“新”字有三方面的含义：（1）揭示出中国文化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2）超越于近百年以来中国的旧文化观“体用”说。（3）顺乎人类文化发展的潮流，符合新时期中国文化建设的要求，能够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文化发展的方向。“文化综合创新论”是张岱年对于文化发展规律的一种总结，顺应于当前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现状，在纷繁复杂的文化观中，彰显出独特魅力。
三、研讨会及其他
2009年5月30日，“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达园宾馆举行，来自国内三十多个单位的近百名学者围绕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中国哲学史研究及文化思想，哲学家的思想与生命，百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反思等主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会议刊发了《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会后由王中江先生主编出版了《学思之境人 格魅力：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100周年》文集。这些都极大地推动了张岱年学术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
2011年4月26日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在河北师范大学挂牌成立，这是学术界的一件盛事。该研究中心聘请了张申府先生的女儿张燕妮女士、张岱年先生的哲嗣张尊超教授，以及刘鄂培教授、方克立教授、陈来教授、李存山研究员、刘仲林教授、王中江教授、干春松教授等著名学者为学术顾问。他们不仅出版了《张申府张岱年研究》系列丛书，而且建立了“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网站，及时向学界相关资料和最新学术成果，更加丰富和发展了张岱年学术思想的研究。
四、结语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近年来，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可能和标准、价值和意义、理论视域和研究范式，还有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等方面，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经验的研究深入不够。基于目前研究情况，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出发，对其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问题试作探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进行阐释是我们开展这一研究的首要前提。这也是学术界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许多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汪信砚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并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①。毕国明、许鲁洲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并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哲学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起来新的哲学理论，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②。
综述前人的研究，笔者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关普遍原理进行选择性的利用，与我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解决遇到的问题所形成的理论成果。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③，这是理论前提和现实基础。任何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能否普及，以及普及到何种程度都取决于这种理论对于该国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除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品质和根本特征之外，就是因为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中国社会发展具体实际需要，而这恰恰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这是其能够在中国普及的思想基础。只有与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深入人心，才能获得最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也才能够体现民族性和中国特色。早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④还指出，“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现了中国的时代精神，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这是其内在的要求，也是其创新发展的动力和机制。所谓体现时代精神，就是要嵌入时代主题，在回答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这恰恰也正是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中充满生命活力的内在依据和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包括了哪几个阶段？学者们的说法莫衷一是。比如于桂芝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1949年到1978年、从1978年到现在⑤。李建平将其主要划分为：1927年以前、1927年到1949年、1949到1976年、1976年到1992年、1992到2007年⑥。在笔者看来，依据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早期传播阶段主要是从1919年开始到1927年，这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阶段。在这一阶段，不断涌现了各类报刊团体组织，在革命家的领导下纷纷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传播的是唯物史观，即用唯物史观来揭示中国社会革命的根源即革命道路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知识分子的激烈讨论和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影响深远，传播速度较快，注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时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鸦片战争以来，救国图存成为爱国人士的生命主题。中国人民从诸多战争的失败中明白了：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技术的落后，还有文化制度更深层次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套科学的社会建设理论，指引着世界各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陈独秀、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革命先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求索和传播。
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著书立说大力宣传解读唯物史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再论问题与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便是他宣传马克思列宁思想的开山之作，他们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对唯物史观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宣传。1915年他创办《新青年》，提出科学和民主两大口号，反对封建旧思想文化，提倡西方文化，后他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三是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瞿秋白在自己的论著《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科学概论》中不断地向人民传播辩证法的思想。
四是哲学大众化的研究者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代表著作《大众哲学》通过详实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最后，马克思主义著名理论家李达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其著作《社会学大纲》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基本原理，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紧密结合。这一阶段主要是从1927年到1949年，这一阶段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将经验上升为一种理论;再者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我国的传统哲学和时展需要相结合，增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内容;最后从唯物史观的学习转向对唯物辩证法的学习。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
1927年到1937年是我国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等我国革命家通过实地的调查分析，在1930年完成了《反对本本主义》的著作，这篇著作标志着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等革命家从认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哲学思想初步形成。
1937年后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论著分别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这既是哲学思想的精华，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哲学思想的系统化。
进入抗日战争以后，哲学思想进一步的发展。深刻地阐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相继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曲折发展。这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曲折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既是照搬苏联模式阶段，同时也是在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阶段。《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都可以被看作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理论成果。其二是十年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斗争哲学范式”，极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所取得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入了一个实现创新的重要时期，这个阶段主要是从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到现在。之所以称之为“创新”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根据中国社会新时代的要求提出了全新的理论形态。在这一时期以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哲学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思想构成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总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指引我们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引路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第一，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则，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认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说法，这也深刻地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三，创新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譬如“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充分说明了两点论和系统论的统一，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二是“三个代表”的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它充分论证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文化的进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论断，这些思想都是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等精华思想并充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
三是“科学发展观”中的哲学思想。第一，求真务实的哲学思想是对实事求是思想的深化，求真务实既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我们党多年的经验总结和优良传统。第二，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人学的思想，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者的观点。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对于破解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错误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
在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形成了伟大的理论成果，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学者们也对基本经验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讨论，比如安启念认为加强文本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务之急;陶德麟、何萍提到要开展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论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结合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笔者将基本经验概括为以下三点。
切实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笔者认为，只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充分的理解，才能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一个良好的前提和基础。而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一个全面深刻的理解，就必须对其有一个整体性的把握，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中国社会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理解，才能正确地理解它的内涵、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也才能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哲学基础。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关系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充要条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方法。只有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哲学。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与精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形成这一指导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促进其创新发展的重要要求。
第一，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也是实事求是应有之义，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⑦。只有如此，才能破除僵化思想，应对前进道路上的种种新挑战。
第二，实事求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华，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它要求我们以实际问题为研究中心，不能离开实际问题空洞抽象地进行理论研究，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道路必将是曲折迂回的。
第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之一，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笔者认为，坚持与时俱进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实践中要不断地进行自我丰富，在中国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新课题，从而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违背与时俱进，就会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拓和创新，妨碍我们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在当前一定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从而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和发展。
（作者单位：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汪信砚：“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②毕国明，许鲁洲：《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③包心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精髓和重要法宝―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路线的创新发展”，《学术探索》，2008年第5期。
④蒋莲华：“同志对我国历史科学理论的贡献”，《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6期。
⑤于桂芝：《和谐社会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⑥李建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史》，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
哲学创新论文范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实现;原则
完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自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本性和实践品格的要求。只有扎根于社会实践,倾听实践的呼声,汲取实践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周而复始,才能不断开拓创新。哲学研究的根据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唯物辩证法作为现实的哲学,要求对民族、国家和人类前途命运的根本性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局限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从纯粹概念出发去构建林林总总的哲学体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问题域是可以被超越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在总体上是无法超越的,马克思的思考方式不会过时。我们不但要研究马克思究竟“说了些什么”,更要研究马克思是“怎么说出来的”,研究马克思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方法,而不是拘泥于他的种种结论。因为时代已经变迁,我们面临着全新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拘泥于马克思所涉及的那些具体问题和具体语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结构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然蓬勃地活在现代社会里,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一支强劲的影响力和支配力,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藏于文本之中,因此,文本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经典文本尽管不可能给我们直接提供针对现代社会发展现实情境的理论,但它提供了蕴涵着马克思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宝藏。脱离文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要全面而透彻地解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着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与其他人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挖掘那些蕴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着作中极具价值却未具体展开的论述,澄清以往甚至现在被误读的思想。展开马克思文本研究需要做到:
(一)坚持历史性原则。杜绝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结合作者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来理解文本对于把握文本的本真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要求我们一定要努力贯彻历史性原则。对于我们而言,要想真正按照历史性原则研究马克思文本,就要通晓马克思文本所形成的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阿尔都塞提出,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在研究中,要防止主观地把自己的思想粘贴到马克思身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程中,存在过和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粘贴现象”,使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误解和扭曲。只有坚持历史性原则,尽力杜绝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文本,我们才能避免走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死路,才可能真正历史地理解马克思的本真思想。
(二)采用“问题对话一视域融合”的解读模式
伽达默尔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规定处境概念,即它表现了一种限制视觉可能性的立足点。因此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因此,诠释学处境的作用就意味着对于那些我们面对流传物而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赢得一种正确的问题视域。”赢得“问题视域”是在更普遍性意义上理解文本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解释者必须重视“问题视域”的存在,努力赢得问题视域,融汇自己的问题视域和所要理解的文本的问题视域,实现与马克思文本的对话,诠释出文本的鲜活意义,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效应用于社会实践的领域。显然,“问题对话——视域融合”解读模式比起极具针对性、指向性的带着某一或某些具体问题的文本解读拥有较为宽广的视界、较为宏大的问题容量和因此产生的较高的回答社会实践提问的效率,这对于我们成功应对当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问题与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在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将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
有人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已失去了理论价值,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实践有机统一的关系。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使社会主义事业终归瓦解。我们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选择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的,我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我国国情,建构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我们的事业才获得成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科学世界观和生成性思维,其基本精神是回归现实生活,哲学的创新更要以回归现实生活为依据。不断地制造“新”名词、“新”概念不是哲学的创新,只有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现实、深刻反思中国问题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根本出路。我们应当从正在研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新的挖掘、新的研究、新的阐释和新的运用。离开了现实问题的关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孤立的抽象的研究、解释,并把自己的诠释说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这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作风。
文本研究的对象是文本的理论,但研究的指向却是现实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问题非常广泛,哪些问题需要密切关注、迫切说明是由时代的主题、社会实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决定的。我们主张在研究当代现实特别是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问题中,通过对崭新实践的科学概括和现当代科学成就的提炼,实现哲学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对时代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凝炼出富于建设性、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才能在文本研究和现实研究的互动中成功地发展自身。
同一文本、同一理论,由于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解读者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大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刻内涵往往会通过研究视野和视角的变换与调整而得到进一步的揭示。而研究视野和视角的调整和切换,主要依据是对现实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与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不仅要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应该胸怀世界,充分考虑到当代世界的变化、当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以及国外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和提出的新问题,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和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吸纳人类新的优秀文化成果,进一步推进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三、寻求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互动与平衡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张:其一,主张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究,回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二,主张面向当代社会实践,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凸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这两种主张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把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分别看成纯文本的学理探讨和无根的现实关切,背离了两方面研究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简单地“回到马克思”,导致马克思主义研究被限定在文本之中,
容易诱发新的本本主义,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有的现实精神。只有准确而深刻地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并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社会生活的变化实际,才能对现存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符合时代要求、体现中国社会变化的理论成果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因此,保持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之间合理的互动,寻求二者之间平衡点,把“回到马克思”与“回到现实中来”结合起来,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创新的正确途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需要注意的原则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是针对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形态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说的。坚持哲学的开放性就必须走出哲学,又返回哲学,进而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应当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为基础,而且应当在与自由主义理论的对立与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与自由主义实现对立与互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任何意识形态,除了它具有的维护特定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辩护功能(价值—信仰层面)以外,它还具有知识的功能(认知一解释层面)与实施(目标一策略层面)的功能,从而同时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成果。
(二)强化哲学的现实品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克服危机、走出困境的唯一途径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的本真关系。哲学研究不能脱离现实,不应逃避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要成为那种徘徊于概念和范畴问的纯逻辑推演式的学问,也不能沦为那种对现实生活世界漠不关心的、踏上纯粹思想自我构造道路的文字游戏。必须突破那种对学术的纯形式主义理解,特别是要扫除将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现实对立的陋识,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全球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获取真正的资源,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脱离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思想的闪电”偏离“人民园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永葆其生命的活力。真正的哲学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遐想,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住的它的时代,哲学研究则是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哲学对于现实是一种要投入更要超越的关系,假如我们能够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新问题作出有力的回答,并对实践予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的哲学就一定能走出窘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