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理论范文1
关键词：人民民主；党内民主；党代表任期制；民主政治建设
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宏伟蓝图和光辉前景。报告从六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作了全面的部署。透过十七大报告，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进展。在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个新思路、新论断、新举措中，“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的提法和举措尤为引人注目。“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论断，意味着我们党对民主与社会主义有机联系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与生命相依的高度；而“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则从扩大党内民主方面，体现出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着力推进，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伟大品格。
一、“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共对民主政治认识的新高度
如所周知，民主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但真正的人民民主或日人民当家作主，则是和社会主义密不可分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在160年前就认定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和重要特征，明确主张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第一步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一定意义上把民主等同于社会主义。列宁在领导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挺进的实践中，更是反复强调民主对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由此可知，列宁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密切关系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遗憾的是，列宁去世过早，他的民主理论没有来得及全面付诸实践。而斯大林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民主缺乏足够的认识，在实践上则几乎走到了民主的反面。虽然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提出了“普遍、平等、直接”的民主原则和“秘密投票”的选举方法，并且还曾在选举中采用过竞选方式，但他并没有认真坚持下去，致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形象。
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大旗。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民主的途径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大兴民主政治之风，使人民民主思想广泛深入人心。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三三制”的政策，即在抗日根据地的民意机关和政府人员中，共产党员、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那么，如何按照“三三制”的原则组成抗日民主政府呢?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支持各抗日根据地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普选方式。在普选中，各抗日根据地认真进行了从选民登记、选区划分、提候选人、开预选大会到正式选举等各项具体工作。在选举中还开展了竞选活动，各阶级、阶层的代表都积极参加了竞选，不仅有文化的地主、有产者的代表参加了竞选，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的代表也参加了竞选，呈现出一派激烈竞争的景象。当时有一种论调，认为老百姓没有文化知识，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事实上没有文化并不是实行普选和竞选的主要障碍。老百姓不识字，固然给选举带来了不方便。但是，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民主的生活中学，创造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投票方法，如画图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法、烙洞法等，使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选举得以顺利进行，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丰富的创造能力。为此兴奋地说：“在抗战中间，老百姓进步甚快，加上有领导，有方针，一定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例如在华北，已经实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区长、乡长、保甲长多是民选的。县长，有些也是民选的了，许多先进的人物和有为的青年。被选出来当县长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地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全国人民在1954年进行了空前广泛的、自下而上的人民代表的选举，由此胜利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然而，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党和国家尤其是主要领导人在对形势和问题的判断把握上发生了失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民主、片面强调的“左”倾路线。最终导致了“”的发生，酿成十年灾难，不仅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遭受惨重损失，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更是惨遭狂风暴雨的摧残。
“”结束以后，邓小平以其惊人的胆识和毅力，冲破“左”的重重阻力，在1978年底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车轮。在民主问题上，邓小平根据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旗帜鲜明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应当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一论断把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内在联系的认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82年，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民主和社会主义关系理论的认识。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以其特有的理智告诫人们，要确保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切实统一，必须着眼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制度的完善。在邓小平看来。制度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结构，从制度上把握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并依此寻求解决的方法，是他的政治思维的鲜明特点。他主张，对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再三强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必要性，先后作出许多重要决定或具体安排。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专列一个部分论述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文献中当属第一次。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部分中，报告使用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提法，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又跃上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提法，虽然与前述列宁的用语、邓小平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它更加生动、更加深刻而直接地强调了人民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意味着社会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必须通过人民民主的健康和蓬勃发展体现出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的民主政治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基本经验和保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成为民主政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进展的科学指针。“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既是对人民民主价值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和发展规律的充分认知。民主价值的高企，显示的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突出和强化；民主愈发展，社会主义就愈具生命力，而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的水平也就愈能得到提升。十七大报告中的新表述，必将成为今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主导思想和巨大动力。
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党内民主迈上新台阶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86年历史、近60年执政经验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当代中国，愈益彰显出其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的精神。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并写进了新通过的。那么，党代会代表任期制的提出有何历史与现实背景?应当如何理解其含义和重要意义?这里我们不妨作一些回顾和探讨。
我国著名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先生认为，近现代政党有五个基本特性，即阶级性、政治性、组织性、民主性和前沿性。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性，它是现代政党区别于古代贵族政治组织和奴隶、农民政治组织的高明之处。由此就决定了政党政治也具有五个特性，即公开性、群众性、竞争性、选择性和轮替性。政党的民主特性也使得政党斗争呈现出“文明”景象：平等竞争、公开对陈、诉诸群众、票箱定夺，等等。
政党的民主特性首先体现为党内实行民主制度，而党内民主制度的最高形式是党的代表大会制度，这是一个政党充分发挥全党智慧、把握时局脉络、及时作出重大决策、统一全党意志的组织制度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从共产主义同盟开始就十分重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之初，就规定了党的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他们认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应该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为此，第33条明确规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遇紧急状况中央得召集非常代表大会。”这是因为只有实行代表大会年会制，才便于党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集思广益，分析形势，总结经验，采取对策。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在共产党尚未执政的不利条件下很难完全实现，但他们开创的党内民主制度的优良传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却有深远的影响。从1864年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到1869年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一国范围内的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从列宁领导时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到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都尽最大努力积极贯彻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虽然由于斗争形势的不利或敌人的干扰破坏等种种原因，这些党在当时未能做到每年都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但在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原则方面却是无可挑剔的。
恩格斯直到晚年仍坚持认为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列宁对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不仅坚定积极，而且具有创新精神。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在列宁领导的6年多时间里，尽管发生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和国内的激烈叛乱，但从1918年至1923年，俄国共产党定期举行了6次党代表大会(从七大至十二大)。列宁不仅坚持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而且还就如何开好党代会、如何使党代会充分发扬民主、如何使党代会成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如何切实贯彻执行党代会的各项决议，进行了探索，作出了表率。例如，列宁把原定“代表大会于每年8月举行”，改为每年3、4月份举行。这是因为，在每年春季集中全党智慧制定施政方针，再提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审议，变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这对于政府机关及时贯彻落实是方便有利的。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所处的政治环境也十分恶劣和复杂，但依然认真坚持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在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个中明文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一次。”1923年党的三大、1925年党的四大和1927年政治局会议前后三次关于的修正案，都重申了上述规定。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也明确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从1921年至1928年中国共产党举行了6次代表大会，基本上坚持了年会制的规定。这6次党代表大会及时总结经验，针对形势的变化制定新的方针政策，从而提高了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
然而，当代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一般都是5年举行一次，甚至有的党曾经出现过两次党代会的召开相隔十几年的情况。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创设的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后来被改变了。这种改变始于斯大林当权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换言之，是斯大林破坏了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的传统。斯大林任总书记的初期，还能照常举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可是从十五大开始，却一次次推迟开会，特别是直到1952年才举行。与十相隔13年之久。斯大林不仅破坏党代会年会制，而且还改变中央全会定期开会的制度，把党的权力中心转移到政治局，而政治局也不正常开会，实际上实行总书记个人集权制，取消党内民主自由，搞“一言堂”和个人崇拜。斯大林破坏党代会年会制的直接后果，导致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大都不坚持党代会年会制，使党内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组织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由于受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党代会不能正常召开的情况也相当严重，如党的六大于1928年召开，而七大直到1945年才举行；的召开是在1956年，而九大的召开则推迟到1969年。其间虽有战争、动乱等不便举行全党代表大会的原因，但除此之外恐怕还应该从国际共运内部的不正常状况、从党的领袖的主观意志方面去寻找原因。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连党的代表大会都不能正常召开，党内民主还能正常存在和发扬吗?
当然。也不可否认，曾经很重视党代表大会的作用。早在1948年9月他就明确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我们党内是有民主的，但是还不足或者缺乏。现在要增加。办法是用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代替干部会议。”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对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在实现党内民主方面的意义是早有认识的。因此，在1956年召开党的时，他不仅支持恢复早年的党代会年会制，而且在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党代会常任制。1956年4月28日，在谈到要修改时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一]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的这个创新性建议，立即得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赞同。邓小平在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为了彻底克服长期不召集党代表大会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设想的、党的确认的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创新发展。这种“年会制”与马恩开创的年会制有所不同，虽然仍是每年召开代表大会，但并不是年年换届。当时设想，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换届，省级代表大会每3年换届，县级代表大会每2年换届。这样做的直接好处是，避免了频繁选举党代表的麻烦，也节省了许多宝贵时间。这种“常任制”使党代表在党代会闭会后仍然可以采取适当方式监督党委会的工作，并能够经常联系各选举单位的党员群众以及党外群众，听取他们的意见。及时向党委会和党代会作出反映。
但是，这种令人鼓舞的党内民主制度的创新设想，长期以来并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推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颇感遗憾的事情。那么。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什么仍然没有提出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而是提出了实行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呢?其与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有什么不同呢?
众所周知，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发扬党内民主受到越来越充分的重视，在一些地方已经进行的、十六大明确要求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得到积极的开展或加强。然而实践表明，这项制度的试点工作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应该说目前尚未具备实行党代会年会制和常任制的成熟条件，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而原来以党委全会替代党代会年会的做法，使党的代表大会处于“休息”状态，绝大多数代表在参加完党代会之后，对党内决策的优先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实际上是根本不能享有的。因此。社会上有人戏称党代表是“一次性代表”。即使很多党员包括相当数量的党代表本人，也习惯于把党代表身份视作一种政治荣誉。而不认为是党内民主的权利和责任。显然，这种状况既不符合广大党员迫切要求扩大党内民主的愿望，也不符合党中央关于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方针。党中央秉承实事求是、与时惧进的精神，认真总结一些地方党组织在试点工作中的经验，认为党代会代表任期制切实可行，应当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定时期体现党内民主的一项重要制度。于是，这项制度就在党的十七大上被郑重提出并确定下来。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就是按照党内选举的有关规定，代表由党员选举产生，获得代表资格和职务后，其代表任期与同级党的代表大会届期相同，任期内切实履行职责，并接受党员监督。党代表在党代会届期内的“身份”大体上与人大代表相当。所以。党代表任期制首先体现为党代表权力和职责的扩展或复归，而本质作用在于提升党内民主，使党内决策的民主化迈上新的台阶。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以落实代表的主体地位和任期职责为前提，以建立健全制度和工作机制为重点，既要高度重视保障代表在任期内的权利，不断强化代表的任期意识、代表意识和责任意识，实现代表对党内事务和党的工作的广泛参与和切实监督，同时也要教育督促代表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充分发挥代表在推进党的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中的示范与引领作用。
实行党代表任期制，是在还不能实行党代会年会制、也不能改变“党委全会制”的条件下，扩大和落实党代表权利的制度创新，是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扩大党内民主的重大举措，对于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推展人民民主的政治责任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社会主义理论范文2
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新认识
布局问题，在工作安排上是一个战略部署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结构问题。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我们党为了全面推进这一伟大事业的发展，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提出要从“总体布局”上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党在对这条道路进行成功探索的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对“总体布局”的认识，同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直接相联系。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后，我们不仅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而且认识到现代化不仅包括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这“四个现代化”，还包括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等要求。1979年，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里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从总体上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总体布局”这一概念。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正是根据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三大确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明确地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并没有全面而又坚定地坚持这一“总体布局”，工作中出现了“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失误。为纠正这一失误，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同志鲜明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以后，他在讲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候，总是反复强调要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这里所讲的“全面”，不仅包括“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包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即后来同志概括的“政治文明”的要求。与此同时，同志还多次提出“要认真研究我国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和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把社会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因此，多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做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加强社会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本来，我们党在上一世纪80年代已经意识到社会建设的意义，在制定五年计划时，已经把“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改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现在，更加认识到“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时，已经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同“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一起提了出来。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现阶段社会矛盾发展的特点，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不仅提出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而且把它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并列提出来，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新思考。特别是同志在2005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就决定了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仅要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而且要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并使它们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总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不仅要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建设和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要从社会建设方面建设和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这样一种新认识，已经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并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任务。正是这一重大理论突破，使得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二、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新认识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从各个方面作过许多论述。其基本精神是：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据这个精神，他从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并且科学地精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关于既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又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已经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反映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属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次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使得我们在这个重大而又基本的理论问题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认识。
这一认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实际。从理论上讲，社会和谐不仅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构想的美好图景。在东西方大量的思想文献中，已经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社会和谐是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从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在空想社会主义那里已经把建立和谐社会作为理想社会的社会模式。比如，傅立叶把他设计的理想社会制度叫做“和谐制度”，欧文把他在美国实验的共产主义公社称作“新和谐公社”，魏特林的著作题目就是《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恰恰对于他们“提倡社会和谐”这一点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到了“消灭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和谐。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要求更高，是科学社会主义性质的和谐社会。由此决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争取社会和谐而奋斗。从客观实际讲，今天我们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为实现未来的和谐社会而奋斗的现实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经历着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越来越需要推进社会和谐。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来再认识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内涵的认识，可以进一步厘清我们以往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的诸如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一系列重大错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有些同志曾经提出，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建设的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中是同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又包含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内涵，它们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讲，和谐社会不是一种社会形态，而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社会状态是社会属性的外在表现。正如一个具体的事物具有多种属性一样，一个具体的社会也会有多种社会属性，比如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属性。在形式逻辑中，事物的属性各有自己的规定性，相互区别，相互并列。辩证逻辑则进一步指出，事物的属性虽然各有自己的规定性，但同时它们之间也有机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使事物成为一个由多种属性构成的有机的整体。因此，我们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把握住它所具有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各种不同的社会属性，要清楚地认识到这种种社会属性都会在实践中发展变化，而当我们根据实践的需要重点考察“社会和谐”这一属性的时候，则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属性并不是割裂的，相反还要通过这些属性来实现社会和谐。因此，从这些社会属性各有其规定性而言，它们之间是并列的关系；从这些社会属性是相互联系的而言，我们所重点考察的社会属性与其他社会属性之间又是包含的关系。在我们今天重点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而要实现这一本质属性还要靠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来努力。
所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三、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新认识
《决定》不仅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而且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同以往的提法相比，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把“和谐”同“富强民主文明”一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提了出来。
社会主义理论范文3
[论文摘要]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伟大的尝试和探索,并取得了巨的大成就,但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究其原因,其理论之不足就在于:脱离本国实际并片地面看待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建构。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主义理论范文4
一、作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概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括源于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认识，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的反映。它是思想文化上的一个新概念，同其他重要理论的概念一样，是我们党在实践过程中长期思考、归纳和提炼的结果。改革开放近30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提法，这些概念的提出，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新概念的提出，是对思想文化建设有关概念的继承和创新，它蕴含的思想内容很深刻、很丰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内容有三方面含义。就性质而言，它是社会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就地位而言，它是价值的核心部分，不是价值的全部。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依据重要程度和应用范围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层次。核心价值体系是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处于支配和统领地位的价值系统。就内容而言，它不是单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零散的、片段的、枝节的认识，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科学体系。
当然，任何社会都有自己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不管人们意识到与否，它在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主导的、决定和制约其他价值目标的作用。但过去人们未认识到这一点，也未提出过“核心价值体系”的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概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辩证思维的逻辑形式和认识世界的工具。无疑，它是我们党的一个理论创造，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境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大贡献。有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新概括，我们就可以自觉地运用它，人在思想文化建设中的能动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二、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要素集合起来，形成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体系
我们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整体。其内在统一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一方面，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把符合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作为一切行动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强调最大限度地保证人们的社会需要和利益。二是理想目标与现实过程的统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作为一种价值追求，它面向实际，着眼于实践，作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都是实现这个理想所必需的思想道德支撑，把理想目标的实现牢牢地建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过程中。三是民族传统与时代要求的统一。将民族精神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体现了它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关系，强调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又体现了其面向世界、面向时代的精神气息。四是高度概括性与具体操作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三方面内容是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价值认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发挥着理论前提和思想导向的作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公民思想行为选择标准的价值认同，是对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应该遵守的基本思想道德规范和应该养成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具体概括。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由理论到实践、由思想到行为的框架结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体现出来的先进性、深刻性是以往任何社会的价值理念所不能比拟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形成了适合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理念。这些理念在发挥一定进步作用的同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提出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把消灭剥削和压迫、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作为最大的价值追求和行动指南时，人类对价值观的认识才走上了科学道路。伴随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不断得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更是实现了价值观上的一次跨越。它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内涵，并将其置于一定的系统结构中，达到了新的理论境界，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四大基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构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
三、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作为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对各种利益关系、社会矛盾的调整和解决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融洽，这不仅需要相应的社会制度，也需要相应的思想共识。近年来，我们党提出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发展目标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发展模式等一系列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这些都是对和谐理想的追求和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人类先进的和谐理念的集中体现，它既蕴含着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基础和目标，又提出了实现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途径和方法，是和谐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历史作用的根本性阐释，也是对和谐文化的质的规定。它不仅表明和谐文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保证了和谐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也为我们鉴别思想文化的政治属性提供了根本标准。
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有一定的核心价值体系或主导价值体系的指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纷繁复杂，为全社会各种价值观念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特别需要弘扬和发展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念，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弘扬正气、凝聚人心，沟通情感、增进友爱，和睦相处、彼此融合的功能。它能够引导人们超越民族、城乡、地域以及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增进整个社会的团结稳定，形成全社会昂扬向上的精神斗志。所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域往往包含有多种价值追求，同时又要在多样化的思想文化生活中树立主导性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有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凸显其主导性，又倡导包容性。它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同时，也不否认文化的包容性和差异性的存在；在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不否认其他具体理想存在的合理性；在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同时，也不排斥其他适应社会需要的精神产品的存在；在承认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引领作用的同时，也不否认其他社会道德规范还将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存在的现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能够有效地引导和制约非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作用的发挥，保障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当然，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并不是说可以不分良莠、不辨是非，而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辨别是非，并引导、协调、整合其他价值观念。同样，辨别、引导、协调、整合其他价值观念，也并不是要消除价值观在内容和层次上的所有差异。主导性与包容性的统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能引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又能赢得全社会广泛的认同，从而形成全民族团结和睦、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四、提出坚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贯穿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社会主义理论范文5
新中国成立后,对文化进行了社会主义的改造,主要是对人们的思想的改造和知识分子的改造,并认为,“文艺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1]这都体现了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探索,但由于左倾错误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匮乏,文化思想未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个任务主要由邓小平理论完成的。其次,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对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精神文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回答,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逻辑起点;第二,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定位上,“经济建设为中心”范式对“阶级斗争为纲”范式的替代,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把对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凸显了文化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第三,精神文明理论建立在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把握上。邓小平理论辩证地看待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理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第四,精神文明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后发国家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跨越”思想指导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不仅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还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精神文明理论在实际上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后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典范。再次,精神文明理论促进了邓小平文化交往思想的形成。国内精神文明建设必须进行国际文化交往,邓小平理论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占有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的思想,在肯定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坚持”,[4]从而顺应了民族史融入世界史的全球化潮流,发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彰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优越性。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正是其文化交往理论的本质要求。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推进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对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中,结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进行了文化理论创新,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理论,即“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与时俱进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首先,先进文化理论标志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新认识。一方面是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及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向多方位、深层次、全领域的纵深发展,各种利益关系处于变动、调整期,这对党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品质面临新的考验。用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思潮,提升人们的政治觉悟和增强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的能力,成为时展的新的要求。“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纲领的出场,总是对这一时代文化矛盾的解答”,[5]先进文化理论正是这种解答。“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6]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次,先进文化理论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辩证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三个维度的内在统一,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辩证法中看待文化的作用,它突出了先进文化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先进文化对于政治的知识导航作用,通过“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7]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从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次,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主张通过发展先进文化,实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8]的思想文化建设的目标,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9]另一方面,先进文化理论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邓小平文化交往理论,把它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文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三个“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先进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10]此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体现了先进文化理论人民主体的思想,人民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服务对象,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总之,先进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创造性地把文化的先进性赋予重要地位,在让人民树立正确的义利观的同时增强了大众的理想信念教育,把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联系起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在新的实践上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当代文化发展的科学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新贡献。和谐文化理论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性地把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在要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任务,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内涵,继续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p#分页标题#e#
第一,和谐文化理论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和谐文化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继承和整合,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为和谐文化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奠定了其理论基础。和谐文化理论顺应了精神文明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并在实践中,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彰显了精神文明理论和先进文化理论的张力。同时,实践和时代问题的出现也急需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出新的解答,实现对原有文化理论的突破、发展和创新。这主要表现在,全球化深入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和文化的广泛交往,深刻影响国内社会思潮;人们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各种利益关系急剧调整,社会剧烈变革,各种文化矛盾进入凸显期;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扩大,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等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良性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谐文化理论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第二,和谐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文化的和谐性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期待,和谐文化只是解决文化矛盾的最佳选择,它并不是指一种拒斥矛盾的文化,而是指在其内部的各种文化矛盾得到有效的制衡、处于一种最优的状态。其次,和谐文化是一种包容性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差异性的统一,人们的各种价值追求得到有效满足,文化共识不断达成。要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就必须有一种主导性的核心价值,来引领社会各种思潮、统领各种价值目标、包容多样性,这就是我们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必要性。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因此,它必然以人们群众的利益为内在尺度,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需求为价值尺度,是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又会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这是因为,共同理想是和谐文化建设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和谐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11]
社会主义理论范文6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贡献。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明确提出，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行的单一社会所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公有制的建立，必然使商品货币关系失去了基础而归于消灭，由国家调节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将代替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否定，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客观上要求由一个社会中心按照社会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对生产进行统一的协调，通过制定统一的计划来协调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坚持的仍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观点，他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在列宁看来，只有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基础上.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维埃俄国虽然没有完全和最终取消货币，但其作用范围已经相当狭小。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实施新经济政策，随着新的经济政策的实行，列宁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列宁决定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商品货币流通的渠道，从而形成了商品货币关系的新思想。这一思想具体表现为：强调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商业是全党必须全力抓住的中心环节，如果抓不住这个环节，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尽管列宁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框框的束缚，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手段的思想，是列宁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突破。因为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历来把商业、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把商业看成是与社会主义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列宁并没有拘泥于传统理论的束缚，而是从俄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思想。因为从经济上看，当时在俄国的各种经济成分中，宗法式的小农经济占优势。这种经济条件决定了“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深刻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根本问题思考的基础上，邓小平开始反思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问题。
然而，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城乡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起来，使邓小平更加认识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什么一谈到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的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4年春天，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列宁、斯大林和等对曾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商品经济作过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始终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把计划经济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思想，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的束缚，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姓“社”姓“资”标志的传统观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实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化。其一，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其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利用。目前，我国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主要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社会基金所有制、社区集体所有制、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等等。其三，突破了单纯强调公有制在所有制结构中的量的优势，而主要强调其质的优势。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意味着公有制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主体，所谓主体，并不是公有制的比重越大越好，更不是要在国民经济中实行全面垄断。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不能简单地把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公私合营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简单地划为非公有制经济。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的资本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也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