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社会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新闻人”；知识教育；精神教育；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4）03-0044-02
在中国新闻学教育的近百年历程中，专业知识教育和职业精神教育一直是两个重要途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蒋荫恩曾言：“新闻教育至少须包括两方面，一为知识教育，一为精神教育。”[1]当代中国新闻学高等教育研讨的核心正是“新闻人”养成的途径，培养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人”以区别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是新闻学高等教育存在的意义。当代中国“新闻人”特征可视为两个层面，操作层面指“新闻人”应具有一专多能的业务技能，理念层面指“新闻人”应具有区别于一般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观准则。操作层面体现为专业知识教育，理念层面体现为职业精神教育，智育与德育二者相互渗透、互不割裂；专业知识教育取决于课程体系的改造，职业精神教育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二者的共同实现凝聚成当代中国高等教育背景下的“新闻精神”。
一、变革本科课程体系――当代“新闻人”养成的知识教育途径
新闻学专业本科课程是新闻学高等教育的核心和关键，是新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落脚点。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创始人谢六逸曾言：“新闻学系课程应理论与实验并重，就其性质可以分为基础知识、专门知识、辅导知识、写作技能、实习与考察。”[2]这奠定了传统意义上课程体系的框架。但就目前而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已经突破报纸、期刊、广播、电视等的模块束缚。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相较于1998年版的重要变化体现在课程体系和培养目标两个方面，时隔14年后的修订体现了新闻学高等教育与时俱进的特征[3]。
（一）理论类课程变化
新闻学概论、大众传播学分别为新闻学原理、传播学原理所代替，“原理”的要求更为精深；马列新闻论著选读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代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地位的提升；同时增加新媒体导论，体现了新媒体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和对理论新闻学教学研究的丰富。
（二）史学类课程变化
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合称为中外新闻史，固然是因为新闻史研究中，事业史、学说史、媒介史、社会史、发展史、思想史等侧重不一、众说纷纭，但研究本位完成了从革命史向新闻史的转型，在一般高校本科课程中称为“新闻传播史”，逐步形成“本体意识”。
（三）交叉型课程变化
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事业管理为媒介伦理与法规、媒介经营与管理代替，以“媒介”一词取代“新闻”，研究范围更为广泛，也更加适应目前的全媒体社会的时代背景。
（四）业务类课程变化
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和摄影没有明显变化，相应专业实验环节继续发挥着功能，理论性质强的广播电视学淡出，转化为业务色彩浓厚的音视频节目制作。
此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广告学、公共关系学不再是主要课程，增加“融合新闻”作为专业实验课程。融合新闻的增加是对新闻学实验教学倡导新理念的强调，体现了在媒介融合的当下对传媒新手段的引导和运用。
由上可见，新闻学本科教学在保证一般意义上“提出问题―讨论研究―实习实践”的互动授课模式外，更要应现实的变化，在全能型记者、融合新闻实验平台成为时代召唤的同时加快新闻学高等教育改革。目前可以做的是在保持基本理论类、史学类课程地位不动摇的同时，研究新媒体传播内容、形式、手段、模式、功能，进行教学创新。总之，在传播技术和课程体系发生变化的同时，不变的是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社会主义基本属性和当代国内高校近万名新闻传播学科教师培养未来新闻产品生产者“把关人”的使命。
二、塑造“新闻精神”――当代“新闻人”养成的精神教育途径
新闻学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改革反映传播技术的最新成果，“新闻人”的“新闻精神”则彰显新闻学高等教育的中国特色。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相较于1998年版而言，增加了“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人文情怀、道德品质、协作意识、文化修养以及健康的体魄”，并将其置于前列，这正是当代中国“新闻人”应具备的“新闻精神”的完整表达。在当代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精神”的培养途径可以从新闻学高等教育主流的价值观、正确的舆论观、健康的文化观这三方面着手。
（一）倡导主流的价值观
“新闻人”的价值观在新闻传播活动的精神层面表现为职业伦理道德，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对媒介属性规范和社会公众期待的认知。新闻学自身特殊的属性决定了新闻学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倡导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契合，以客观精确的实证研究方法显示其科学性，以价值观的评价判断显示其人文性，其中，“以人为本是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出发点和归宿”[4]。在注重新闻学高等教育“以人为本”的同时，在中国文化语境下解读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丰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同样也是积极的新闻学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体现。具体方法是将其思想性与专业性结合，在提升学生现代传播理念、专业技能的同时，加强对其“新闻精神”的教育，注重其职业伦理的养成。
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学探求和揭示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为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良性运行提供智力保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按照唯物论的本源观，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内含的客观要素，新闻传播者在价值要素受传过程中实现媒体的社会规范功能，“令物质的力量转化为精神的力量”[5]，形成新闻价值观。倡导主流的新闻教育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新闻学高等教育中的贯彻、丰富与体现，是对新闻传播基本职业伦理的遵守，对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百利而无害。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科教师在教研中是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规范影响着未来“新闻人”自身的价值观，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一。
（二）树立正确的舆论观
在当代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的环境中，消费主义、拜金主义观念盛行，传统的大众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重构的信息传播范式让新闻传播基本关系出现调整与变化，现实舆论环境影响到高等学校在校生的思想，使其行动产生出了鲜明的差异性。在社会舆论多层次、多类别、多样化的形势下，引导在校生建树正确的舆论导向意识十分必要，途径在于以传统的民族精神发扬、当下的时代精神体现新闻学高等教育人本、和谐、科学的主题。
新闻传播学科教师能否对涉及社会热点问题、矛盾多发问题、的新闻报道做出正确的效果评判、发挥引导和疏导作用事关重大。目前的共识在于让学生认清那些有悖于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规范网络暴力、网络谣言，以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建树媒介文化的自觉、新闻传播理论的自信、新闻学高等教育的自强。如在日常的教学中，厘清“惺星性”等噱头报道挖掘的不是新闻价值，而是轰动效应，不符合正确的舆论导向，应该追求的是新闻价值、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统一。正确的舆论取向对于社会道德建设起到促进作用：当“感动中国”等社会正能量人物、事迹出现时，记者对这类事件价值的发掘报道起到了舆论引导、道德建设作用；当一些负面影响事件、形象出现时，记者对这类事件的曝光揭露、舆论监督同样起到道德建设作用。新闻价值、职业道德、社会道德的统一凸显了新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有利于新闻学在校生这一群体在大学生群体中倡导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二。
（三）构建健康的文化观
众所周知，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媒介文化是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影响产生出的文化形态，显现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具有构建社会价值、辅助社会规范的功能。高校媒介文化建设从微观层次为“构建和发展现代传播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支撑与参照。
目前高校中，在校生在社交网络中发表关于学校、社会问题的各种看法，出现了由自媒体构筑的与高校传统媒体不同的“第二舆论场”，正在解构大学传统话语体系、消解大学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分化校园消息权。校园媒介文化是师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是高校建设中的组成部分，日益成为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热点。校园媒介文化所蕴涵的信仰、观念、价值、实物、符号和技术等因素，及其构建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影响着师生的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学生是校园媒介文化建设的主体、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作为新闻传播学科学生更应在校园媒介文化中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教师立足高校实际，结合中西方文化发展脉络，让学生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观念、活动和制度进行系统认识，解析新闻传播行为和媒介文化的内在联系，促进校园媒介文化健康发展。这是目前在校生“新闻精神”养成的途径之三。
综上，新闻学专业本科课程解决新闻学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人才培养目标是当代中国“新闻人”养成的方向指南，当代中国“新闻人”的“新闻精神”凝练理应受到重视，强调“中国特色”新闻传播事业的特殊性和新闻工作者的“不可替代性”合情合理，因为这与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制度紧密联系。在肯定新闻工作者正面价值的同时，更要反思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即新闻工作者是否能够对事业忠实，如何防止其成为事业上的特权阶层。这种反思不仅出现在西方新闻界，而且也出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建设过程中。目前对新闻工作者职业伦理道德的研究很丰富，但更应该解读当代新闻学高等教育中“新闻人”的培养途径，这种解读对新闻公正的实现很重要。
参考文献：
[1]蒋荫恩.新闻教育感想[C]//民国新闻教育史料选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83.
[2]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C]//民国新闻教育
史料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6-27.
[3]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
介绍[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4]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闻传播理念[N].光明日报，
2012-10-13.
新闻社会学论文范文2
新闻研究刊物是党和人民的工具和喉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因此，新闻研究刊物增强自身影响力，研究和推动主流舆论传播力，当好舆论导向的导向，促进媒体又好又快发展，是其职责所在、使命所为。当前，在信息传播手段多样、信息内容丰富的新传播格局下，新闻研究刊物如何推动主流舆论传播，是一项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自己近年来的办刊实践，简要论述新闻研究刊物在推动主流舆论传播方面的粗浅探索和思考。
充分认识主流舆论的内涵和重要意义
新闻研究刊物要推动主流舆论传播，首先应该对主流舆论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办刊的指导思想就有可能不到位，甚至可能发生偏差，好比盲人骑瞎马，十分危险。
何为“主流舆论”？国内关于这一提法有不同的理解（尽管总体来说含义差异不大）。学者郑保卫认为：“主流舆论”就是代表主流人群的主流思想和情感意志的强势舆论。“主流舆论”是正向舆论，是能够体现社会发展方向、反映时代主流与本质、真正代表民心民意的舆论；是积极的、进步的、建设性的、正义的舆论。①此外，也有人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主流舆论是指代表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的群众的言论。”②这两个定义都将“主流舆论”的“主流”理解为舆论主体的特征描述，认为“主流舆论”是主流人群的舆论。换言之，这种观点认为主流舆论是主流公众的意见而非公众的主流意见。刘洪流、张杰两位作者在《高度公信力铸就主流舆论――论新华网的十年发展》一文中认为，主流舆论“是多数公众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的一种正向舆论，它反映社会发展趋向，并对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 ③该文认为主流舆论的目的应该是：设定社会目标，建构政府权威，整合社会意识。
综合以上这些观点，大致可以认为，主流舆论具有接受面较广的影响力，具有涉及国家的“大事”的重要性，具有体现时展的特征。当然，主流舆论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繁荣稳定。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社会转型期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和引导力。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胡锦涛同志强调：“当今社会，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科技不断进步，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新闻舆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关系国家长治久安。”④这次讲话的意义重大。
2008年11月7日，在第九届长江韬奋奖颁奖报告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发表讲话强调了新闻战线要始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此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发表讲话时，也表达了对新闻宣传工作尤其是对主流舆论的重视。这些讲话充分说明，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党把主流舆论的导向工作上升到事关国家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
在我国现行的传媒体制下，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是传媒的职责。因此，新闻研究刊物的编辑，尤其是主编（总编辑）要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充分认识主流舆论的内涵和重要性，并在办刊中，既要遵循新闻宣传规律和学术研究的规律，又要把党性原则贯穿到办刊的策划、选题、编辑的每个环节中，力求办出高质量、高品位、影响大的新闻研究刊物，持续提升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和引导力。
新闻研究刊物要积极探讨新闻热点
2011年5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文章。文章认为，社会热点问题带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很多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都关系和影响大局。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突出任务。⑤传媒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不应回避社会热点问题，而应积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负责任地解释和引导，让舆论有利于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有利于社会长久的稳定和发展。由此，社会热点就可能成为新闻热点。作为与新闻密切相关的新闻研究刊物，要主动从新闻学、传播学的角度对这些新闻热点进行分析，总结报道经验，发现传播规律，丰富主流舆论宣传的形式和内容。
例如，最近重庆市奉节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重大项目暨乡镇“10＋1”工程建设大会，具体部署全县城乡统筹工作，要求单位“一把手”参加，但是不少部门都派出单位副职参加。随后，奉节县委办公室发出通报，对缺席的25个部门“一把手”提出严肃批评，责令他们在电视上对全县群众作检讨。群众对此议论纷纷，质疑有作秀成分。《重庆晚报》等报刊对这一热点事件进行了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⑥《新闻研究导刊》采用了西南大学董小玉教授的新闻案例解读文章，对这一新闻热点进行了深入分析。董文着重谈到记者“发现新闻背后真相”的价值，通过揭示新闻事件背后的真相，彰显了记者的良知和新闻敏感，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⑦此文总结了解释性、揭露性新闻报道的原则、特点和方式，指出了解释性、揭露性新闻报道是传播主流舆论的一种方式，为此类新闻热点报道提供了范例。
主流舆论并不是要一味地“唱赞歌”，它本身并不否认批判性，从根本上讲，主流舆论是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服务的，是为促进社会整体目标的达成服务的，因此，在形式上“以团结、稳定、鼓劲为主”。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讲话中所说，媒体要“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媒体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对一些不正之风、不合理现象发出自己的声音，有破有立，本身就是弘扬主旋律、传播主流舆论的好方式。
新闻研究刊物要积极追踪行业的新问题
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中指出，新闻宣传工作必须与时俱进，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要坚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新闻传播领域必然出现新事物。新闻研究刊物要从新闻传播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解释这些现象，引导新闻报道的快速有效地运行，提高主流舆论宣传的针对性、时效性和有效性。
例如，网络实名制问题是网络传播时代必然面对的问题，任何一个新闻研究刊物不能回避这类问题，媒体记者也希望从这些刊物中寻找到具有深度解释力的文章指导新闻工作。因此，《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以特稿的形式刊发了原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和周文吉同志合著的文章《网络实名制是个系统工程》。⑧这篇文章有理有据，论证严谨，持论公允，富有建设性，对于理性地看待网络实名制的作用及其实现的条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了网络法制化是网络发展的必然趋势，网络实名制对舆论监督具有重要作用。
新闻研究刊物在跟踪行业新问题时，站在全局的高度，从政策层面和新闻传播理论层面进行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以学理说服人，见解独到，鞭辟入里，这既是新闻研究刊物学术性的内在体现，也是新闻研究刊物推动主流舆论传播的必然要求。新闻研究刊物作为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站在时代的高度，回答行业的新问题，这就是先进性的一种体现。高度决定影响力，“高度”也能提升舆论引导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这是新闻研究刊物推动主流舆论传播的一大优势。
新闻研究刊物要重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体现和根本要求，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和工作作风，也是我们做好新闻工作、办好新闻研究刊物的根本方法。新闻研究刊物是理论和实践联系的桥梁，是学界与业界沟通的纽带。只有为两者服好务，才能赢得受众，才能提升自身影响力，才能在推动主流舆论传播中发挥积极作用，当好舆论导向的导向。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提出，《新闻研究导刊》要对新闻实践具有指导作用，要体现实践价值取向，并将其定位于实用型传媒理论刊物。刊物创办以来，努力实践集理论性、实践性于一体的办刊方针。在栏目设置上，每期固定开设有“传媒实务”专栏，选用业务指导性强、能“接地气”的文章，如《如何使新闻价值更大化――五要素新闻发现法》、《新闻特写应注重现场细节》、《时评写作的材料来源和语言运用》等文章，注重对新闻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探讨了新闻报道创新的路径和模式，指导了新闻实践。
同时，《新闻研究导刊》编辑部围绕传媒业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前沿性话题，积极向新闻宣传战线上的高层领导和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约稿。先后在每期固定专栏“特稿”、“传媒观察”、“专题讨论”等栏目上发表了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副署长李东东的《谈谈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的《努力打造“渝派文化”》、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的《“亲和力・影响力・公信力・竞争力”――论党报改革发展的四个着力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博士生导师陈力丹教授的《提升记者的职业素养》、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院长马胜荣的《报道事实是新闻传播的首要原则》、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强月新的《我国财政报道的现状、问题与思考》、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董天策的《2009年网络热点事件透视》等文章。这些文章关注前沿，立意高远，理论夯实，论述严谨，使刊物不仅在学术质量上，而且在主流思想的传播影响力方面，都能产生重要影响。
无论是“接地气”的业务指导性文章，还是高深的理论研究性文章，归根结底都是指导新闻实践、服务新闻一线的。通过持续传播这些新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增强了媒体的学习研究氛围，提升了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理论素养，从而不断地提升媒体的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有效地推动了主流舆论的传播。
新闻研究刊物要加强品牌建设
1960年，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将品牌定义为：品牌是一种名称、名词、标记、符号或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其目的是识别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或劳务，并使之同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劳务区别开来。所谓报刊品牌，就是围绕目标读者群的新闻资讯需求，以特定的名称，全方位建立的一种受众对报纸的认知关系，它意味着客观公正的、特定风格的新闻资讯呈现形式，使目标读者产生“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报刊”之认同感。⑨报刊品牌是读者的路标，是占领市场的旗帜。如何在新的传播格局下加强新闻研究刊物的品牌建设，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推动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呢？笔者提出几点肤浅认识，仅供参考。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新闻研究刊物367家，其中有公开刊号的67家，内部刊物300家。几乎每个传媒集团都有一份新闻研究刊物。这些刊物的办刊指导思想、受众对象、栏目设置大同小异，同质化倾向严重。再者，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媒体不断产生，传播方式日益多元化。新闻研究刊物面对如此的生态环境，如何生存和发展呢？除了研究新闻热点、追踪行业新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等多种路径外，还要突出自身特色，着力打造品牌，提高影响力，增强推动力，提升传播力。
1.突出定位特色，推动品牌建设
好的定位是品牌成功的一半。新闻出版总署明确规定，《新闻研究导刊》是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的刊物。而全国此类刊物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传媒高等院校师生和研究机构人员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学术型新闻期刊；二是以传媒从业人员和新闻爱好者为主要受众对象的实践型新闻期刊。经过深入地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党委提出了《新闻研究导刊》定位于实用型传媒理论刊物，具体表现为：学界业界结合点，理论实践引领点，今天明天制高点。鲜明准确的定位，确保了《新闻研究导刊》品牌建设方向的正确和推进的顺利。
2.突出地域特色，促进品牌建设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地处西南腹地的重镇，全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市，重庆市历史文化厚重，尤其是清末民初和抗战时期的新闻史料丰富多样，是新闻研究的富矿。在办刊中，开设了以此为内容的专栏，体现了独特性和唯一性，目的是通过3～5年的栏目建设，努力形成全国新闻研究刊物有影响力的品牌栏目，从而促进《新闻研究导刊》的品牌建设。
3.突出栏目特色，带动品牌建设
杂志的内容由栏目结构体现，因此，栏目设置很重要。在栏目设置上，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的原则，确定栏目；在约稿选稿上，本着“要精，要新，要有用”的原则，筛选符合栏目要求的稿件，经年积累，自然形成特色，形成品牌栏目，推动《新闻研究导刊》品牌建设。比如，《新闻研究导刊》设置了“专题讨论”栏目，自创刊始，每期策划一个主题，围绕主题，多方约稿，深度探讨，吸引受众。目前，受众反响强烈，认为该栏目有高度、有深度和有读头。
4.突出视觉特色，加强品牌建设
俗话说得好“人靠衣服，马靠鞍”。新闻研究刊物的封面（底）、版式、插图、标识、字号等，是此类期刊的视觉识别符号。系统、独特、符合此类刊物定位和内涵的视觉设计，就能展示鲜明美观的期刊外在形象，就能迅速吸引受众注意力，为品牌建设提供有利的条件和支撑。比如，《新闻研究导刊》每期根据“专题讨论”栏目的主题，自主设计封面图案，力求风格现代和美观，具有视觉冲击力，获得读者和行家好评。
注释：
①郑保卫：《掌握驾驭和引导舆论的艺术 提高应对和化解舆论危机的水平》，《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②徐胜：《主流舆论的特点及风格》，《党建》，2006年第7期，第32页
③刘洪流、张杰：《高度公信力铸就主流舆论――论新华网的十年发展》， 《青年记者》， 2008年第14期
④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
⑤任理轩：《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人民日报》2011年5月10日
⑥何英：《用“替身”参加会议 重庆奉节25部门一把手公开检讨》，《重庆晚报》，2008年8月20日
⑦董小玉：《用“替身”参加会议解读》，《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
⑧范以锦、周文吉：《网络实名制是个系统工程》，《新闻研究导刊》，2010年第3期
新闻社会学论文范文3
高勤荣入狱引起媒体关注：《反腐败的记者何以判重刑》、《一个好记者的下场》、《高勤荣：用真话维护说真话的权益》、《记者高勤荣因言获罪，揭假工程入狱八年》、《对话山西蒙冤记者：想下跪感谢妻子八年奔波》、《高勤荣：为新闻殉难!》、《惊爆：记者真话换八年牢狱》……各家新闻媒体的报道清一色是为高勤荣说话的，对此山西公安、司法部门有自己的说法，认为高勤荣与揭露造假案无关，其所犯罪行证据确凿。
“记者高勤荣案”在争议中虽然显得扑朔迷离，但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高勤荣确被陷害、有冤情；二是高勤荣罪有应得。无论是什么结果，从高案本身和新闻媒体对其进行的报道，我们可以透视出中国新闻学存在的致命问题：一是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中“实践人学”的严重缺位；二是新闻媒体与新闻记者角色定位的迷失。
一、中国新闻学之“实践人学”的缺位
“实践人学”的内涵：本文所讲的“实践人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人学”概念，只是借用了它的形式，其本质内涵是：“在新闻传播实践中把握人学”，指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记者与媒体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的深入把握与驾驭。它包括如下几个维度：(1)新闻传播主体(新闻媒体与新闻人)对社会本质及其运行环境有深刻的把握；(2)新闻传播主体对当代政治以及官场本质有深刻的把握，能在其间游刃有余；(3)新闻传播主体对人的本性即人性有深入的研究与把握，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驾驭自如；(4)新闻传播主体对新闻传播规律与新闻控制机制有深入的研究与把握，能较好地运用这些规律，做到对传播控制环境的驾驭；(5)新闻人应成为熟谙社会人的“痞子”，这个“痞子”并不是贬义词，而是成熟的社会人之意义，即新闻人应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生有较好的把握能力的“通才”基础上的“专才”，具备较高的驾驭整体社会环境的能力与水平。
高勤荣如果是被冤枉的，那么中国的新闻学教育应承当一定的责任。高勤荣如果是冤枉的，可见他对社会的复杂性太不了解了，可以说是幼稚的。作为新闻记者，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首先要学会自我保护，而高勤荣没有这个本领，他对社会人生以及官场上的事等等不去研究，只是“一根筋”地去揭露，最终只能落得这样的结局。
为什么说中国新闻学教育有责任呢？只要看看当下的中国新闻学就知道了。当下的中国新闻学从“新闻事业”的层面进行展开与建构，告诉新闻人的是如何为新闻事业而奋斗、追求与拼搏，对新闻的真实性以及新闻人的职业道德等范畴与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述。用这样的新闻学培养出来的新闻人肯定是正直、诚实、为建立社会公正秩序不惜一切代价的。但仅有这样的品格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新闻人不会保护自己，更谈不上能够很好地推动社会公正秩序的建立。当下的中国新闻学中没有如下内容：新闻人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护自己，以便更好地为新闻事业做贡献。即它没有教导新闻人如何研究社会、研究人生；没有教导新闻人怎样去应对复杂的环境与局面；没有教导新闻人如何达到上述“实践人学”的五个维度。可以说，当下的中国新闻学教育还是一种现象的、浅层次的新闻学教育，尤其是在“实践人学”上的严重缺位，使中国新闻学显得缺乏理论深度和实践应用价值。
“做新闻记者没什么难的，初中生都能当”，社会上一些人对新闻记者的职业评价如是说。这种评价不无根据，因为我们的新闻记者的确缺乏一种高水平的、适应复杂社会环境的能力的训练，中国新闻学中“实践人学”上的缺位，带来的是新闻记者研究社会的不自觉，显而易见，这样的记者的确是初中生都能当。我们再看看MBA的理论体系，它不仅仅是在企业经营管理上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同时也非常注重研究社会环境，教给学生如何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我们的新闻学在这方面实在是太缺乏了。
试想，高勤荣如果对“实践人学”有比较好的把握，他就会讲究报道策略，或者采取更为稳妥的办法把造假案反映到有关领导或部门，自己的身份还不暴露，达到既解决了问题，又保护了自己的目的。遗憾的是，他在中国新闻学中没有学到这方面的知识与本领。
二、中国新闻学之媒体与记者角色定位的迷失
所谓媒体与记者的角色定位，即新闻传播主体在新闻传播中充当什么角色。是中立的平衡角色，还是偏向某一个方面?是当实事求是的公平客观的传播者，还是当法官?是超然事外，进行冷静的客观的报道，还是把自己“搅入”新闻事件之中?这些都是新闻传播主体在面对一个新闻事件时必然要选择的角色定位。
不论高勤荣案是不是冤案，新闻媒体与记者都应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之，而不应凭借所谓的“合理想象”或猜测，就亮出观点，明显偏向高勤荣。综观高案的新闻报道，几乎都是为高鸣冤叫屈的。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些报道已经涉嫌“媒介审判”了。
国内众多学者及司法界人士认为：“媒介审判”是指大众传媒对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大案件，在司法机关未作出相应的判决前，就对该案件进行大量报道，在报道过程中由于“义愤”的驱使，报道者掺杂了个人主观好恶因素，从而担当起“民间审判”的角色。
本文认为，“媒介审判”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事，它还有更加广泛的内涵。从本质上来说，“媒介审判”是新闻传播媒体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所发生的新闻事件，尤其是涉及法律纠纷的新闻事件进行肯定或否定的评判行为。这种行为是媒体自身定位的迷失，是违背新闻传播规律的行为，最终导致的是媒体公信力的缺位或搅进无休止的新闻官司之中，这在中国不乏其例。虽然高已经出狱了，但高的案子是冤还是不冤，各方面均有说词，都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媒体理应冷静从事，或者等待、或者进行调查采访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然后再进行客观报道。可是，我们看看各家媒体的报道，什么“蒙冤记者高勤荣”、“反腐记者高勤荣”、“记者高勤荣因言获罪”……新闻媒体的这一系列“判决”都是没有根据的，最多也只是猜测或想当然的推理，这样的报道是典型的“媒介审判”，更是典型的媒介自身角色的迷失。这是很可怕的，媒介一旦迷失了自我，舆论还会有什么公正可言?反观之，这也不能全怪当今媒体，因为在这方面我们的中国新闻学也很少论及。媒体、记者如何处理易出现“媒介审判”的新闻事件，当下的中国新闻学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学的一个重大缺位。
“媒介审判”是媒介不恰当地使用自己拥有的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使这两种权利形成了一种“外部溢出”效果，是对“新闻自由”的滥用。中国新闻学应该在这方面进行科学的理论建构，使新闻媒介真正告别当下的这种“媒介审判”的非理性状态，回归到理性的轨道上来，找到自己应有的准确位置。
三、中国新闻学之“实践人学”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由五大板块构成：新闻本体论；新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闻事业的生存与发展；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新闻理论自身发展问题。这种新闻学体系的建构与理论内容的设置，多是从“新闻是”、“新闻是党的事业”这些角度来立论的，可以说是“政党新闻学”或“政治新闻学”，没有从人类新闻学的普遍性出发，揭示新闻学的本质和建构其理论。
当代中国新闻学让人感受最深的是它的“官话”的、政治的、抽象式的、说教式的语境，而学理层面的本质探索太少。这种站在官本位或政治本位上来观照与建构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研究，自然会产生偏颇或缺陷。例如，当下中国新闻学对新闻本体论的研究就停留在表层的现象探索上，把新闻定义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事实的报道”，这只是把陆定一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新闻定义加以改良，还没有接触新闻的本质深处：在新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更多的论述是新闻如何对外部世界发生作用，而外部世界对新闻的制约作用以及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对新闻的影响等却鲜有论及，更缺乏从实践人学的层面进行研究与探索，这种缺陷导致的是新闻传播主体的“霸权意识”，而缺乏对复杂环境的应对、驾驭与防范意识：在新闻事业的生存与发展方面，还只是停留在“事业性质”上，没有把新闻传播业放在国际市场环境的大背景下，放在“产业性质”上进行研究与探索，没有从新闻文化生存的深度去研究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机械的“物”的层面研究不少，但缺乏“人”的层面的研究与建构，缺乏“实践人学”的深度；当下中国新闻学尤其是在“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理论建构中显得肤浅，多从新闻职业道德层面论及，严重缺乏“实践人学”的内容，没有提供系统化的新闻人才培养目标与模式，只是告诉人们一些简单的职业道德准则与操守，这样的“素质标准与要求”难以培养出能够驾驭复杂社会环境的优秀新闻人；在受众研究方面，当下中国新闻学缺乏的是人学层面的美学高度与深度，也缺乏系统化的建构。
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实践人学”的系统工程，笔者谈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以之抛砖引玉，期待中国新闻学在学界与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有更加完善的建设。中国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不要立足于“事业”层面，而要立足于“实践人学”的学理层面进行系统建构，尤其是对新闻传播本体论的建构要加大力度。
新闻传播本体论，主要研究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学，新闻价值论以及新闻学的特殊性。最重要的是从实践人学视域定义新闻与新闻学。当下的新闻学把新闻学定义为研究报道规律的科学。这样的定义应该是没有错误，但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新闻学的本质。笔者认为，新闻学就是实践人学。它与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不同，文学的人学更多涉及的是精神与心灵层面，而新闻学的人学必须是实践层面的，是在实践中把握的人学。当下新闻学中众多的新闻定义只是对新闻现象的描述，有的还有逻辑上的毛病。本文在实践人学的层面定义新闻：新闻是自然界、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某种影响的事实。新闻的内涵是体现人类的本质，这种有影响的事实具有新闻的客观独立品格，不论媒体是否报道，它都是新闻，它不因媒体的报道而产生或存在，也不因媒体的不报道而消逝或不存在。关于新闻价值论，同样要体现实践人学的深度，在实践中、在人学的层面寻找和定位新闻价值标准，那些对人类产生一定影响的事实就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就是新闻，至于价值的大小，就看它的影响程度了，价值的大小与事实的影响程度构成正比例函数关系。新闻学的特殊性，正是它的“实践人学性”。
参考文献：
［1］丁柏铨主编：《中国新闻理论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2年7月版。
［2］冯宇飞：《从法理学的视角看“媒介审判”的负面效应》，《新闻战线》，2002（11）。
新闻社会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人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
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
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新闻社会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在实践中形成，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的新闻传播理论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无法全面指导现在的新闻传播工作。我国需要新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建构的重要性
第一，我国新闻传播工作的需要。我国现有的新闻传播理论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速度快，而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停滞不前。第二，我国特殊国情的需要。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有很多问题需要新闻传播理论的引导，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第三，我国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变革的需要。目前的新兴媒体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体的舆论导向，传统媒体“绝对权威”的时代已经过去，舆论格局被新兴媒体打破，需要寻找新的平衡。第四，解决现有新闻传播实践问题的需要。教育方面，现在缺乏新闻传播实践教材，对学生的新闻观教育不足。生存方面，人们对片面的经济效益的追求大于对社会责任的追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主要来源
（一）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形成。在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我国现今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在理论基点上，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立足于当前的国情，党的新闻传播事业乃至党的整个事业的发展应该与其保持同步。
（二）文化基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的人文精神、道德理论和教化经验等对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构建都有影响。我国古人就具有家国情怀，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价值观都影响着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的构建，而且其重视大局，能看到事物的光明、积极的一面，注重辨证看待问题。在人性方面，注重中立不倚、实不虚妄、客观公正，注重社会责任，而不是见利忘义，摒弃了泛性和片面的追求。在手法上，注重对古代儒家的乐学理想和道德思想的传承，古人讲究文以载道，将文化人等思想与现代传播思想相融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重要思想和组成部分。
（三）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传播实践
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直在新闻传播服务中不断探索，在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中得到了很多经验，也取得了诸多成果。我国全局工作的战略也由“阶级斗争”转化为“经济建设”，新闻媒体也迅速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思想，为改革开放开道鸣锣，新闻媒体也成为党的“喉舌”。我国的新闻传播最初以教育宣传为主，后改为以教育为主、监督为辅，推动了舆论大局的变化。改革开放后的新闻传播实践也成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实践基础。
（四）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立者，他们通过报刊进行革命斗争，在斗争中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党报和党的工作等方面的观点，形成了基本的理论。列宁结合自己创办的报刊，总结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报理论。我国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实现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革命导师和党领导人的基本观点和理论等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思想武器。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内容
（一）新闻的内容和导向
新闻传播的内容具有很多特点，如时效性、反常性、显著性等，在新闻取舍和加工中，都体现着“把关人”的主观倾向。我国对新闻的传播以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进行把关。在新闻传播中，我国更重视对新闻事实的传播，坚持事实与新闻的统一，对新闻的报道更加全面和客观。我国的新闻传播也具有积极性的特点，对新闻的传播以正能量为主，弘扬社会正确的价值观，新闻传播中监督能力也比较强，在新闻传播中也更加注重对新闻舆论的引导。
（二）新闻传播对象和需求
新闻传播对象是新闻传播的主要参与者和反馈者，所以在对新闻进行传播时，要注重受众的反应和需求。新闻传播的目的是使受众直观、快速地了解新闻传播的信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建构是以传播者为本位，并且对受众进行心理研究，坚守社会责任。在新闻传播中以人为本，这是新闻传播工作的导向。新闻要贴近实际、贴近民众的生活，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主要思想，在新闻传播中注重对新闻深度的挖掘，重视民众的视角，从而增强新闻传播的权威性。
（三）新闻传播的本质和作用
新闻是依据事实传播的一种价值观念和政治立场，其既具有事实属性，又具有客观性和倾向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每个时代的主流思想都是统治者的思想，支撑着人民的精神生产。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党的建设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新闻传播是我党建设的重要部分。新时期，媒体是党进行思想传播和教育、发动群众的载体，在任何时候媒体的新闻传播都应该与党的主张保持一致，与正确的导向和民众的心声相统一，实现党和民众情意的统一。
（四）新闻传播的手段和功能
新闻传播是通过媒介实现的。在人类信息传播的不同阶段，传播的方式也不同，而且现在新闻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我国的新闻传播中，新闻在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优秀的风气、进行舆论监督和引导社会关注热点等方面发挥作用，新闻传播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新闻传播促进了官方和民众的互动，目前传统媒体的舆论影响力在降低，而网络舆论的声音越来越强。所以，现在要推动政务和信息的公开，实现主流媒体与社会媒体的一体化，实现主流媒体与新兴媒体的平衡。
（五）新闻传播艺术效果
新闻传播通过新闻活动得以实现，新闻传播并不是单一的内容传播，还需要掌握一定的新闻传播技巧，了解新闻传播的艺术。我国的新闻传播重视对新闻传播理念和工作的创新，以新闻理论为依据，推进理论的宣传，并且要加强对新闻传播效果的总结，改进新闻传播工作，提高新闻传播效果。此外，在新闻传播中也重视对新闻传播时机、尺度、效率的把握。在新闻传播中，要掌握时机传播新闻，对新闻的尺度进行控制，并避免新闻被其他竞争对手报道，要抢占新闻时机最高点，掌握新闻话语权。
四、结论
综上所述，新闻传播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建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应该引领和指导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为我国的新闻工作者提供理论指导。新闻传播理论的改革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还需要新的新闻传播理论加以解决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徐佳.追求真理、开宗立派、改革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创新研讨会综述[J].新闻大学,2016(05):134-138.
2.李奎刚,王晨艳.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传播的受众分析与对策[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01):1-3.
3.曹征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理论的建构[J].新闻世界,2016(01):4-11.
新闻社会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 新闻学 传播学 关系 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要想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看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区别，首先就必须对新闻学、传播学、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四者的定义准确把握。“新闻学是以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研究的内容是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
从百度百科我们可以知道，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是关于社会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系统性科学，是科学的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的模型科学。通常指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而人文学科则是被排拒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的学科的简便总称。二者最大的区别仅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一个是“科学”，一个是“学科”，即，前者依赖于大量实证研究，后者则不需要，研究内容、研究对象、研究边界、研究方法，以及价值尺度是科学与学科之间最明显的不同。本文将从以上几个方面来探讨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
现如今，新闻学与传播学被定性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华中科技大学吴廷俊教授在其长文《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中也不无深刻地指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是人文学中的应用学科……新闻学是学科，而不是科学”。
首先，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新闻学只研究新闻媒介，侧重于报纸、广播、电视的新闻和评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包括人类传播的历史，人类传播活动的类型，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结构。传播学研究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也就是效果研究”。由此我们可以简要概括为，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和活动，而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传播行为的规律和关系。
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人，真正的把人当做人，并探索人的存在意义和生存价值，具有人文主义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或者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又被不同的学分划分为不同的领域，从而发现其规律。由此可以看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来看新闻学，人的行为贯穿整个新闻学，我们研究新闻学，研究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采写编，遵守的职业道德，软新闻和硬新闻的要求与区别等等，无不旨在指导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行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抛开人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大环境，是不可能把握好人的本质的。也就是说，人文学科在研究人的同时也必须研究社会。在传播学中，研究对象是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我们知道，要想研究规律和关系，就必须准确把握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而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少不了人的参与，那么，如果缺乏对人本身的了解，是无法对人所参与的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做到精准的了解的。
由此可见，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即要研究人，也要研究社会。当然，人文学科研究社会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人，而社会科学研究人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二者虽有交叉，但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那么应用到新闻学与传播学中，不能简单的把新闻学与传播学硬性的划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即要看到二者的本质不同，又要看到二者的交叉性。
其次，研究方法不同。新闻学更加注重的是通过对实践经验的研究，而非实践本身，进行归纳总结，更多地是通过直观的考察分析进行研究。传统的新闻学并没有明确提出某一种研究方法。事实上，新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最基本的逻辑推理方法归纳和演绎，着重关注新闻业务的操作，用以指导新闻实践活动。传播学我们主要看主流学派，也就是经验主义学派，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变量分析，实验分析进行研究，提出理论和分析模式，用来解释人类传播中多种多样的传播现象。
新闻学中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一种媒介威力强大的理沦“魔弹论”，也称“皮下注射理论”，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拉扎斯菲尔德、西多尼？罗杰森。“它的核心内容是：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抗的强大力量，它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身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这种理论认为，受众就像射击场里一个固定不动的靶子或医生面前的一个昏迷的病人，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毫无反抗能力，只要枪口对准靶子，针头扎准人体某部位，子弹和注射液就会迅速产生出神奇效果。受众在媒介灌输各种思想、感情、知识，时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然而有关这一理论的研究大都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结论，并未经过严密的科学调查与验证。这种理论过分夸大了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同时也忽视了受众对大众传播的自的前提。再如，传播学中验证传播效果的先驱者霍夫兰，二战期间，霍夫兰为了验证不同方法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主持了一系列的鼓舞士气为宗旨的有关宣传效果的心理实验，这是采用心理实验方法进行大众传播研究。
由此可见，新闻学与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确有着本质的区别，新闻学注重对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传播学注重实证研究。
最后，价值尺度的不同。社会科学崇尚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坚持真理，尊重科学，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事的求真求实的自觉意识。人文学科崇尚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的关怀等，体现在人文学科中共同的东西，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尊重人，爱护人，时刻关注人类利益和人类发展的求善求美的自觉意识。在新闻学中，我们在崇尚人文精神的同时，也要注重科学精神，同样，在科学试验中也应同时具备人文精神。例如核技术，既可以用来发电，又可以制造成原子弹威胁人类安全；鸦片，既可以在医药领域发挥作用，又可以制成，危害人类健康。在这些试验中如果一味追求科学精神，而没有人文关怀，那么，其产生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价值尺度有明显差别，但是并不是完全脱离的，应该保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并不是完全分裂的，其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我们既要看到二者相互区别的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新闻学与传播学同样如此，既不能脱离传播学单单研究新闻学，也不能脱离新闻学仅研究传播学。
在当今传媒变革如此剧烈的时期，弄清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以及二者的学科界限与联系显得尤为重要。2014年8月18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表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随着4G进入人们的生活，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日趋成熟，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对信息化革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首选着力点便是传媒领域。传媒领域因此正处于巨变时期，面临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中国传媒业如何因应生产力大变革时代的要求，承担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的历史使命？如何在传媒巨变时期找到科学的规律和方法？传统媒体如何应对纸媒的衰落？如何解决纸媒从业人员的去向？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未来不断的探索，在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的指导下，进而找到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历史潮流、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决策。
参考文献：
[1]李良荣.新闻学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J].新闻大学，20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