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政策论文范文1
关键词：会计政策会计政策选择会计政策选择公允性
会计政策是指会计主体（更具体地的说是会计主体中的经营管理者和会计人员）对发生的经济业务和事项采取的会计处理方法[1]；并且在一段时期内，对相似的交易和事项，其保持一致性和连续性。对某项经济业务和事项有时会有不只一种会计政策可供选择，那么这些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就组成了会计政策可选择空间。例如：1、企业对其应收账款计提坏账的方法就有销售余额百分比法、账龄分析法等。2、企业对其发出存货计价方法就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等。由以上可知，会计政策选择顾名思义是指，会计主体在会计政策可选择空间内，对会计政策进行选择的这一行为。
一、产生会计政策选择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呢？笔者认为，究其根本原因有两点。一：经济业务和事项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当其中因素需要在未来才可证实时，就需要对其做出必需的判断。比如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残值、合并会计报表问题等。二：会计理论的不同步性和不确定性。当今经济发展速度异常之快，产生了大量新的和复杂的经济业务和事项。由于理论来源于实践，是在实践基础上对经济业务的总结，这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故而使会计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不同步性。比如，对金融洐生工具的确认和计量的研究；同时又由于的复杂性和人们对其的不同认识，这会造成会计理论的不确定性。比如，对研究和开发费用应当计入成本还是费用，各国的会计准则就有不同的规定。当然，会计政策选择还有其他的形式的产生原因，但究其根本，都可归结于上述两种。
二、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上述，对同一类（项）经济业务可能会有几种不同的会计政策，那么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究竟选择哪种会计政策是合理的呢？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对会计目标的分析中得出。会计目标就是要向企业的外部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对其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有用的会计信息从其质量上说，至少应当是公允的。而会计信息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最终产品，其特征受到这一系统处理信息方法的影响，所以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公允性，就应公允地选择会计政策。只有这样，选择出来的会计政策才是合理。在这一过程，会计政策选择体现出公允性，即指会计主体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能够客观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既不存在主观偏向任何一方利益相关者，也不应存在严重的经济后果。
在实际会计工作中，由于各种内在和外在的影响因素，使得会计政策选择不能保持其公允性，会有一定的偏差，可称之为会计政策选择公允性偏差。影响因素归纳起来，笔者认为主要分成两类。第一类可以称之为“不可控因素”。即一些经济业务比较复杂，对其经济实质不好把握，加之理论的落后，使得在进行会计处理时，要依靠大量主观判断和实践经验。由于这样的客观原因，就会让会计政策选择偏离公允性标准。第二类可以称之为“可控制因素”。主要包括：1、企业管理当局操纵“会计系统”。企业的管理者往往出于自身的利益和获取短期利益，而利用自己对会计人员的管辖权，操纵“会计系统”，使其为自己服务。这种情况使得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基本上得不到保证。2、会计规范的不完善和不协调。我国对会计法规和相关准则起步比较晚，时间较短。一些会计规范和其他相关法规还存在相抵触的地方；相关的会计规范（主要指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还有不少漏洞和不严密的地方。在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这些都会使得会计人员感到无所适从，将会带来选择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进而损害公允性。3、会计人员的自身技能水平和职业道德操行。目前，我国会计从业人员的人数是很多的，但是其中有很多人的技术水平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其工作要求；还有一些会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做假账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扭曲了会计信息的公充性，会给外部会计信息使用者造成决策失误，甚至很大的经济损失。三、如何尽可能地更好地保持公允性。
通过上述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允性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知道由于“不可控因素”的存在，使得会计政策选择很难保持其公允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可控制因素”的干预，尽可能使会计政策选择公允性偏差减少。对症下药，可从以下几种具体措施入手。
1、加强和完善企业管理当局监管制度。建立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使管理者的责任心增强，减少其道德风险，使其从企业目标出发，根据会计理论指导会计实务的基本原理，寻找或者创立合理的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并对可供选择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形成最优化的会计政策组合。
2、加紧对会计理论和规范的研究和制定。现阶段我们既要对会计理论进行研究，因为理论可以更好地指导实践；同时又要尽快制定相应的会计规范，而且这一点可以说更加重要，这是由于会计规范是在实践中直接指导会计人员工作的；它对会计政策选择的作用更大，也更有效。
3、提高会计人员的自身素质和职业道德。目前，在会计理论不完善和会计规范不建全的情况下，提高会计人员的自身素质和职业道德，是必需和现实的。会计人员素质越高，对经济业务的判断就越准确，其处理业务的能力越强，其处理加工而得到的会计信息[2]就越能满足使用者的需要；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信息质量的直接保障，能够规范、指导会计人员的行为。在外部约束机制不建全和其他不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如果会计人员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就能坚持会计立场，公正公充地处理业务，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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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具体会计原则，另一个是具体会计处理方法。
会计政策论文范文2
关键词：会计政策;会计准则;会计工作
企业会计政策应用得正确与否,关系到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与可靠性,关系到信息使用者决策的正确性,关系到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正确选择会计政策,不仅是会计问题,也是企业管理当局必须高度重视的管理问题。如果在企业会计准则中,会计政策的规范不准确、不全面,企业在执行中又产生一些偏差,就会导致会计信息质量受到严重影响。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将若干会计政策进行了规范。但我们发现,在这套会计准则体系中,对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并不完美。另外,通过对一些企业进行实际调查发现,会计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就可能导致会计处理错误,使会计信息失真。
一、会计政策在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中将会计政策解释为:“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在会计准则讲解中,将“原则”理解为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的,适合于企业会计核算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原则;将“基础”理解为为了将会计原则应用于交易或者事项而采用的基础,主要是计量基础。将会计处理方法理解为在企业会计核算过程中按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规定采用或者选择的适合于本企业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由于企业会计业务的复杂性,会计政策的具体实施分布到各相应的会计准则中。综观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会计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计政策外延不够宽泛
会计政策除了包含会计原则、会计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以外,还应该包括会计惯例和会计程序。会计惯例是会计工作者在多年的会计处理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具有科学成分的一些习惯性业务处理方式。企业能否采用会计惯例,也是构成企业会计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对企业来说,采用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与费用就是一个会计惯例。企业按期结账,提供中期会计报告也是会计惯例。会计人员定期轮岗,参与本单位生产实践活动也是会计惯例。会计人员的内部牵制制度也是会计惯例。诸如此类问题都应属于会计政策问题。
会计程序是指一个企业处理会计业务的先后顺序。由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内容和业务过程的差异性,企业会计处理过程和流程可能有很大差异。对原始凭证的取得、审核,记账凭证的填制、审核、登账,会计报表的编制程序等问题的处理是每个企业会计业务的独特体现,这些也应构成会计政策。在会计准则中,将这些内容遗漏掉,会使得会计政策的构成范围约束力下降,使得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受到影响。
(二)会计政策解释不明晰,相互矛盾
判定企业会计处理是否属于会计政策范畴,要看其是否涉及会计确认原则、会计计量基础和会计核算方法。如果涉及其中的一项,那就应当认定为会计政策问题。如果是在某项业务中涉及价值估算和时间长度的确认问题,则属于会计估计问题。对会计政策变更和对会计估计变更处理不同是我们认定政策和估计区别的核心所在。错误认定,就会产生不同的会计结论。在会计准则讲解中,将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认定为会计政策,而将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认定为会计估计,这种解释令人难以理解。因为这两个会计事项没有本质的差别,两者的初始计量同属于按历史成本计价,后续计量也都以历史成本为基础,它们的会计处理方法也完全一致。因此,两者同属于会计估计问题。
(三)会计政策在各准则间的规定不协调
会计政策在指导会计工作的不同准则之间应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否则会使会计处理无所适从。比如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明确规定应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各期利息收入或利息费用,这就是说计算的顺序是先计算实际利息费用,推导出折、溢价的摊销额。而从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中给出的算法看,借款的利息是应先算应付利息,然后再计算折溢价的摊销,从而求出实际利息费用。因此,同为借款费用的会计处理,在不同的准则中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方法,失去了会计政策的协调性。
二、会计政策在企业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会计政策应用的正确性能确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有利于会计作用的充分发挥。但在实际工作中,会计政策的应用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将使会计作用的发挥大打折扣。
(一)企业运用会计政策的选择不恰当
1.不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随意采用新政策。有些会计政策的使用是有条件的,比如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其应用条件是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要有活跃的交易市场,同时还要求能从该市场获得可靠的价格信息。如果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应采用实际成本进行计量。可是,有些企业的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虽然有活跃市场,但由于房屋本身存在特殊性,使其公允价值计量产生困难。如果采用其他房产的价格作为公允价值,则不能代表企业房产的真实价值。
2.不注意会计准则的变化,因循守旧。在新颁布的会计准则中,对原有的会计政策进行了调整和改进,同时也采用了许多新政策。比如对存货发出的计价删除了后进先出法;长期股权投资持股比例达到控制时要采用成本法进行后续计量;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要考虑弃置费用;无形资产的摊销可采用多种摊销方法;商业企业存货的采购费用可计入存货的成本;所得税的会计处理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借款费用资本化的资产范围和借款范围都进行了扩大;合并报表的合并理论也从母公司理论改为实体理论等。很多企业无视这些变化,在发生与此有关的业务时,仍然采用原来的会计政策,使得会计改革成果无法在会计信息中体现。
3.会计政策选择没能与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相结合。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应考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变化情况,在会计上做好充分的事先准备。比如存货发出的计价方法有很多,如果企业存货的周转速度快,产销两旺,完全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计价;如果企业的生产周期很长,存货流转速度慢,那应该采用加权平均法计价。再如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要充分注意会计准则的规定,流动资产减值后可转回,而长期资产减值后则不能转回,计提时要考虑企业未来经济情况的变化后再做决定。忽视企业的实际情况,不从自身的实际状况出发,盲
目照搬照抄,这样做所产生的会计信息不能体现企业自身的真实情况,无法反映本单位的会计特色。
(二)会计政策应用不准确
要想使会计信息作用得以充分体现,企业除正确选择会计政策外,还必须注意准确应用会计政策,对会计政策的本质应该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并将其应用在具体业务当中。在实际工作中会计政策应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1.会计政策的含义理解不准确。比如公允价值的应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些企业对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价时,公允价值的选取就按市价计算,不区分买价或卖价。当具备多重市价时,没能考虑到某项业务的具体情况及其发生地情况,也不考虑人为操纵价格情况,不能对市场价格做出合理调整。对于无市价的公允值确定,估值技术的采用简单不规范,使得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会计信息不着边际。
2.会计政策的实际操作方法不正确。新会计准则对会计业务的处理赋予新的操作方法和计算程序,一些企业没能注意到这些变化。如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的核算,在计算投资收益时,不能简单地以被投资单位的账面损益作为基数,而应以投资取得时被投资单位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数将其账面净损益进行调整,同时还需调整投资双方顺流交易和逆流交易所产生的未实现交易收益。对这些问题不注意,仍然沿袭老方法,那就产生了错误的会计结论。
3.会计政策变更过于随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每一个会计期间和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在企业实际工作中,很多企业没能遵守会计政策变更条件的规定,很随意就变更了会计政策。比如一些企业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随意确定合并范围,从需求结果出发确定合并范围。对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资本化或费用化的做法前后处理不一;固定资产的确认标准前后期也不统一,同样的资产却被确认为不同的会计项目。这样执行会计政策,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三、企业运用会计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经济的大融合,企业面临的经济环境日益复杂,会计业务的复杂性和新颖性在不断提高。选取准确恰当的会计政策并加以正确运用,是摆在每位会计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1.会计政策的选择应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必须与企业的生产实践相结合,从企业的生产经营实践出发,选择与企业生产经营思路吻合的会计政策。企业如果是大量大批生产,那就应该选择品种法计算成本;如果是小批单件生产,那应该选择分批法计算成本。在选择会计政策时,还要注意会计政策的运用条件是否具备。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组减值、债务重组、所得税会计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会计处理等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企业在运用相关会计政策时,一定要注意这些条件是否具备,并注意运用成本效用原则加以衡量。
2.准确理解会计政策的内在含义,正确运用会计政策。要想使会计政策真正发挥作用,除正确选择会计政策外,还要准确理解会计政策的内在含义和相应的处理程序。会计政策不能拿过来即使用,在使用前应对其进行仔细研究,细微之处要认真分析,不同的原则和不同的要求要严格区分,这样才能确保会计政策的运行效果。比如对研发费用的会计处理一定要判明属于研究支出还是开发支出;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一定要分清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对职工薪酬的处理就是要弄清职工的界定和薪酬的范围。在会计准则中,对每项会计政策的选择条件和解决方法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包括使用方法。企业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将所选取的会计政策理解好,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科学有序、合情合理地加以运用,以确保会计信息的正确性。
3.正确处理好会计政策在使用中的创新问题。对于大多数会计业务,企业都能够从会计准则中选取合适的会计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也会发生一些新业务,产生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在会计准则中没有规定和说明相应的处理方法,就需要会计工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认真分析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实质后,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自己的经验,找到合理的、有说服力的解决办法。比如企业对无形资产的确认、对重要性的判断、对多重市价下公允价值的选取、对可弥补亏损的所得税收益确认等都需要会计工作者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法。会计工作者要具有创新精神,敢于打破原有准则和制度框架限制,大胆做出科学合理的判断,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制定先进的会计政策。超级秘书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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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论文范文3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汇编25页）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些论述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原则和分配结构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具体运用和创造性发展。。这一分配原则要通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创造了物质财富后才能按上述分配原则进行具体分配。企业是创造财富的经济组织，也是落实分配原则的核算单位。
企业通过现行的会计法规、会计核算程序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情况反映出来。
企业是通过会计语言来反映和落实分配原则的。运用会计等式对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经济数据加以记录、分析得出有用的经济信息。
我国现阶段企业使用的会计等式是：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等式一方面反映了企业资产（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来源；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债权人和所有者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情况。
劳动者的分配是通过另一会计等式反映的，即：利润=收入—费用劳动者的收入是通过工资的方式表现的，它作为企业在生产中发生的成本费用扣除了。会计等式左边是资产。它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反映的是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即企业使用资产、占有、支配资产的权利和获得运用这些权力产生的收益及收益的分配。等式右边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负债的经济含义是：债权人把他的资产投向企业后，有要求企业到期还本付息的权力。所有者权益的经济含义是：企业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要求权。企业净资产是企业资产减负债后的剩余。所有者的要求权是一种剩余权利，包括：投入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等式的右边实际上是一个分配关系：债权人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边界和数量大小，所有者参与企业利润分配的边界和数量大小。参与分配的权利是受到约束的：国家分配政策的约束和产权权利本身的约束。
现行企业使用的会计等式是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清楚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要求而使用的。1992年颁布1993年正式实施。从时间上看是和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一致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就其实质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是经济利益的调整，是国家、企业和个人分配关系的改变。
二、会计等式所反映的分配政策
改革的开始是1978年。首先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调整了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民劳动的分配关系，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对企业改革是沿着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的这一思路进行的。国家是生产资料的唯一主体，分配权利是国家掌握的，分配的主体也是国家，企业没有一点独立的经济权利，即使用资产、占有资产、支配资产后的获利的权利。企业这一时间所用的会计等式是资金来源=资金占用。
这一等式反映的是“企业”只不过是国家大工厂的一个车间，会计记录的是这个“车间”生产资料的来源和数量及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布情况（表现形态）。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生产的产品当然也归国家所有，国家既行使他的政治权利也行使他的经济职能，包揽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全部。“企业”只是国家经济职能维持的一个载体。国家包揽了所有的分配，包括生产资料的分配使用、劳动力的分配使用、劳动成果的分配（社会产品）等。国家对社会产品的分配是按这样的程序来进行的：1、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部分。2、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3、用来应付不测事故、自然灾害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这三部分总称为社会生产基金。经过这三项扣除后，余下的社会总产品是作为消费资料，在分配给个人之前，也扣除三项）4、国家的行政管理费用。5、文化教育、保健设施等费用。用于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开办学校、医院、疗养院等。6、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在扣除了上述六个项目后剩下的才是用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数量。国家在对个人消费品进行分配时是通过“企业”来完成的，国家规定了分配的总数以及每一个劳动者的分配数量（工资种类和级别）“企业”只是完成一个程序，没有一点权利。这样的分配政策和方式是和我们当时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对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分配方式教条式的认识有关的。当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制，生产是高度集中计划安排的，消费品的分配是按劳分配的。没有商品生产和交换。所以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上采取的是单一的按劳分配。其实按劳分配实现的前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所阐述：“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各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导言》中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来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马克思明确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有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
随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探讨以及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理解和运用，逐渐认识到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制定出符合初级阶段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和完善的基本政策。基本目标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是：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三、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四、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国家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执行是通过企业来落实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状况又是通过企业的经济指标来反映的。企业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载体，是生产方式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分配程序及分配结果的落实者。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目标和基本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就要明确企业的性质，改变经济利益关系，完善和落实分配政策。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在说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内容时，进一步指出：“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并首次提出了“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又一次指出：“土地、资本、知识产权等生产要素，按有关规定公平参与收益分配”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汇编第25页）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
这些分配政策的提出和落实是在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在改革进程中企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变化。按国际惯例和我国的特点，企业的组织形式分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企业以及国有企业四种。这四种企业组织形式统一的记帐原则是会计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企业进行生产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除了国家投资以外，还可以是个人投入的，其他经济组织投入的。企业还以通过借债的方式获得生产资料的一定时间的使用权。这样生产资料单一所有者的格局被打破了，也形成了企业生产资料的终极所有权和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的两极所有权局面。会计等式的资产只是以物质形式反映的生产要素（不包括劳动力、管理能力和技术）。它部分体现了按要素分配的要求。目前的生产要素是指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及管理。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要素所有者凭借对投入到企业中的要素的所有权参与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分配。是生产要素法权上的权利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在企业会计核算要素所有者经济权利时，是按照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过程的数量和对生产成果形成的贡献来计量和分配的。分配的对象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转移的价值和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
企业在对形成的经营成果进行分配时首先要补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包括物质资料的消费和劳动力成本（工资）。对劳动者的工资分配是企业必须完成了，他是保证企业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是通过利润=收入—成本（费用）这一会计等式实现的按劳分配。
企业在对成本补偿完成后，将本期实现的利润总额按照有关法规和投资协议所确认的比例顺序，在国家、企业和投资者之间所进行的分配。国家以所得税方式参与分配（政治权利），企业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各种公积金来维护法人财产权，进行企业内部积累，然后在投资者之间进行分配。其中债权人要求的是借给企业的债权到期要还本付利息，保证资金的安全。因此在分配程序上要求企业首先还债。这一权力是通过会计等式的另一表达形式反映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反映了债权人权益的优先性和投资中对资金的安全性和获利性的要求。同时这一等式也说明所有者是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所有者的分配表现为：如向股东分配股利（股份制企业），向国家交付利润（国有企业）。在向所有者分配利润的时候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即企业是持续经营的（会计假设）也就是说企业是正常经营的。所有者可以获得稳定的收益的。所有者的分配不能通过会计等式的变形来说明。如果会计等式变为：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这一等式只表明它是一个数学公式，不能说明会计等式包含的经济意义。即债权人和所有者的权利边界、权利落实的先后次序和风险的最终承担人。
三、完善会计等式所反映的分配政策
会计政策论文范文4
首先，对效率的强调亟需强化医院成本会计。新医改政策在阐释“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时，将“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列为第三条原则。其中在效率方面的具体要求是“提高医疗卫生运行效率、服务水平和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需求”。对于医院群体或特定医院而言，提高运行效率及服务质量，势必需要强化成本管理，亟需成本会计的配合推进。其次，对收入的相关调整亟需强化医院成本会计。对于特定医院而言，新医改在收入方面的主要调整和变动有两点，一是通过“改革药品价格形成机制”限制药品价格，规避乱定价或售价过高等现象，达到降低收费标准这个目标，影响了医院的收入；二是通过规范“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收入在医院收入中的比重。再次，引入社会资本亟需强化医院成本会计。新医改规定“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包括国有企业所办医院在内的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与国家投入资金不同，社会资本本身的资本性质决定了其有获利的需求，势必进一步激化医院之间的竞争，倒逼各个医院重视成本管理，强化对医院成本会计的配合需求。
二、医院成本会计的现状及发展障碍
相对于新医改对成本会计的迫切需求，及成本会计本身的深邃内涵，医院成本会计的现状不容乐观，其具体实现存在多方面障碍。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意识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主要缺乏三种意识，一是缺乏经营意识，习惯于提高药品价格及国家资金投入支撑的公立医院，具体运营过程中往往强调完成国家交付的服务任务，履责意识重经营意识轻；二是缺乏成本意识，经营意识的缺乏极容易导致对降低成本提升利润本意识；三是对成本会计理念缺乏清晰地认识，成本会计实际上是一种管理会计，或者说是会计管理职能的高层次体现，但部分医院财会人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往往仅把其等同于单纯的成本核算。其次，手段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主要有两方面问题，一是因为医疗服务内容及涉及的成本单元等事项越来越丰富，部分医院的成本核算过于杂乱和繁琐，但没有形成科学合理而清晰的举措体系。二是相对于成本会计的深邃内涵，现有成本会计实践手段或方法单纯地偏重成本核算，而对成本会计管理之较深层次事项的实现方法和手段探索严重不足，甚至暂时性空白。再次，制度方面的问题。虽然，《医院会计制度》为医院成本核算及控制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依据及基础，不过僵化借鉴工业企业的色彩较重，对医院这种介于企业及行政事业单位之间的特殊组织的特殊性考虑不足，指导价值有限。另外，该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级各类独立核算的公立医院”⑥，而新医改还涉及到了社会资本涉入的民营医院或私有化色彩较重的基层医疗机构，二者之间在制度方面存在断层。第四，素质方面的问题。成本会计包含成本核算，但又高于成本核算；医院成本会计即有企业成本会计的内涵，也有非营利性事业单位成本会计的特色，对财会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部分医院的会计人员会计人员的素质基本上没有能同时胜任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方面工作的素质，跨越企业及非营利性组织财会工作能力及经验的也比较有限。最后，效果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层面的问题，一因为成本核算方面的不到位，部分医院无法披露系统而可信的成本信息；二因为单纯进行成本核算而缺乏对成本构架地分析，提供的会计信息对成本管理等方面的决策而言参考价值有限；三因为成本会计推进过程中没有考虑优化各成本单元的组合和调整建议，没有起到优化相关决策这个最有价值的作用。
三、新医改境遇下推进医院成本会计工作的主要要点
会计政策论文范文5
本专题三篇研究论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基于概念统计的信息政策文本计算与实证”（项目编号： 11YJC870020）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信息政策扩散与转移研究”（项目编号： 12CTQ024）的系列研究成果。具体而言，《政策文本计算：一种新的政策文本解读方式》主要从方法论角度讨论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可行性与应用前景，通过梳理计算分析方法在政策分析领域的应用，对政策文本计算的方法论、应用工具和典型研究议题的跟踪，提出了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主要特征以及政策计算分析的可能应用前景；《中国信息化政策扩散中政策主}跟踪研究》则以课题组构建的中国信息政策语料库中的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中长期规划为研究样本，从主题承继与主题创新、主题跃迁与主题衰退、政策扩散涟漪效应和漏斗效应等角度研究了政策扩散中的政策主题变化特征，并从信息化政策文本的计算分析中，发掘了信息化政策在地域扩散和历时扩散两个维度的扩散特征；《政策扩散时间滞后效应及其实证评测――以江浙信息化政策实践为例》则选择了从扩散滞后效应测度的角度，通过二维政策主题密度分布中的差异化象限，提出通过政策词频的密度分布可以间接反映政策扩散所处的阶段，从而间接测度扩散滞后性，并针对两省信息化政策文本与信息化政策理论研究的实测，发现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摘 要：政策文本计算是大数据环境下政策分析科学与计算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文章通过对政策文本计算的方法论、应用工具和典型研究议题的跟踪和梳理，提出了政策文本计算方法的主要特征与不足，并讨论了该方法在精细化政策分析和定量政治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景。
关键词：政策文本计算；政策诠释；政策分析；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 D0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16110
Abstract Policy text computing is a new integrated methodology combined with policy analysis science and computing science in the big data era.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ing methods in political text analysis， summarized the typical research topics， tools and applications in this area， then concluded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shortcomings of this methodology， and discussed the potential application of policy text computing in meta-policy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political analysis.
Key words policy text computing； policy interpretation； policy analysis； methodology
1 引言
政策文本是指因政策活动而产生的记录文献，既包括政府或国家或地区的各级权力或行政机关以文件形式颁布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官方文献，也包括政策制定者或政治领导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形成的研究、咨询、听证或决议等公文档案，甚至包括政策活动过程中因辩论、演说、报道、评论等形成的政策舆情文本，历来是政策研究的重要工具和载体[1]。如在政策研究方法论中，Trauth[2]认为主要有“预测-描述”的诠释范式、“价值批判-价值构建”的价值范式、政策过程范式以及政策评估和绩效范式等主要形式，其中诠释范式又分政策文本分析、政策分类或框架体系、政策生命周期律、政策社会系统等理论。可见，政策文本研究在政策分析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计算机方法的引入应用，政策文本分析所能处理的素材量和处理精度得到了大幅提升，并引入了新的方法和理念。尤其是政策文本数据，如文本型数据（Textual Data）、数据文本（Text as Data）、文本数据空间（Text Universe）等相关概念的提出，研究者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法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政策文本语料库分析和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并利用上述方法解读和获知政策立场、政策倾向、政策价值、政策情感等深层政策内涵以及广义的政策比较分析。我国李江等[3]提出运用政策计量（Policiometrics）的研究思路来揭示政策引用、主题共现以及机构共现等政策关系。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政策语料库以及政策文本挖掘的相关理论研究进展，探讨了政策文本计算分析的可行框架与应用前景。
3.1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方法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是一种介于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半定量研究方法，与之类似的还有一致性分析（Concordance Analysis）、话语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话语文本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计算诠释学（Computational Hermeneutics）、定量文本分析（Qualitative Text Analysis）等研究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业内就陆续研制了相关的文本分析软件用于文本标记、文本编码和相应的编码管理工具，如Atlas.ti、MAXQDA、QDAMiner、NVivo、SPSS Text
Analytics for Surveys、QCAmap、CATMA、LibreQDA、MONK Project等文本数据管理软件工具。虽然引入了计算机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概念抽取和定量化统计，并具有文本数据的自动统计和关系识别方法，但其概念抽取方法仍采用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和流程，在数据处理环节仍主要依赖研究者的人工提取，体现为一种半计算化分析工具。
因此，这类计算处理方法能够处理的政策文本数据有限，一般处理政策样本集（Sample，n≤200），最多通过协作方式处理政策主题集（Subsets，N≈1000）范畴的政策文本集，而对政策语料库（Corpus，N≥10000）基本上无法处理。因而，这类研究方法的研究议题也主要沿袭了政治学和诠释学中的政治话语研究和政治文本内容分析框架中的符号论和政治语词解读（政策主题识别与比较）的研究传统。
3.2 政策文本计量分析方法
政策文本计量分析主要是采用文本计量分析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通过对已有政策文本数据库或政策文本语料库在政策主题分布、政策时间序列分布、政策引证以及政策主体关系等要素进行计量分析[3]。在Grimmer的政策计算分析框架中，政策文本主要来自政策数据库和已有语料库、网络政策文本和非电子化政策文本。因此，政策文本计量分析的主要方法和工具也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政策文本数据库自有的文本计量分析方法与工具，如Lexis Nexis、ProQuest、Westlaw、HeinOnline、北大法宝和CNKI政府公报数据库等政策或法律文本数据库， 利用数据库自带的字段设定结合政策主题、类型、时间、地域等进行政策统计或计量分析，或应用共词或共现分析，能有效分析政策文献增长、扩散、流变等变化规律；二是利用网络分析和替代计量学（Altermetrics）方法和工具进行网络政策文本分析[17]，如Wiley， NPG和PLOS One 等开始提供 Altmetric 服务，Altmetric也可以对国内新浪微博进行追踪，因而对社会媒体中的政策文本以及跟踪研究也成为可能，如匹兹堡大学创建的MPQA政策辩论语料和卡内基梅隆大学Sailing实验室Jacob Eisenstein和 Eric Xing创建的政治博客文本集语料；三是通过政策文本采集与语料库构建并提出新的统计口径和研究方法，如苏竣和黄萃等对中国科技政策的类型统计分析[18]以及卡内基梅隆大学Wilson等对网站隐私政策的主题解析分析[19]。
3.3 政策文本数据处理方法
从政策文本的范围看，政策文本结构性差异很大：既有政府的政策文本、法律档案（听证会材料、判例），也有政策新闻、媒体数据和政策研究文献；既有总统竞选纲领、演说文本集，也有社交媒体的公众政治言论和政治评论。而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将政策文本解析为结构化文本数据（Textual Data），并构建语词、语义或情感等特殊对象，不仅能形成对大规模政策文本语料的系统化处理，而且能在不同的政策文本集中进行比较分析和一致性分析，推动政策文本融合分析。结合政策文本分析的应用，典型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有政策文本自然语言处理和语法计量分析、政策文本处理以及政策语义分析（见表2）。
在政策文本数据处理过程中，政策文本或语料集适用于通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和文本数据处理方法，政策语词分析和政策语义分析在政策主题统计（聚类）、政策热点识别、政策意分析中应用较多[20-21]。目前，在政策文本处理领域最受关注的议题：一是语料库尺度的政策内容分析[22-24]，主要是对政策语料库的统计和计量分析，识别政策语境中的热点议题[25]，关注政策议题的扩散或影响[26-27]，尤其是政治演说语料库、政见语料库、政治纲领语料库分析；二是政党和选举研究中的政策立场分析和政策倾向研究，政策文本计算的概念本身即为比较政见研究（CMP）的Michchael Laver提出，而基于先验词权（Reference Score）的WordScore和无先验词权的WordFish也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中应用最广泛的分析软件，CMP以及后续研究项目（MARPOR）提供的政见语料库也是采纳率最广的语料库。
3.4 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方法
文本挖掘，又称为文本数据挖掘或文本知识发现，是指在大规模文本集合中发现隐含的、以前未知的、潜在有用的模式的过程[28]，涉及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统计学、自然语言处理、可视化技术、数据库技术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术[29]。与政策文本处理更注重政策语词或语义分析相比，政策文本数据挖掘更注重在大量文本数据集合中发现分类/聚类特征、发现关联知识或规则，并注重深层潜在语义的知识发现。因此，政策情感分析、政策意见分析、政府行为预测等典型方法得到政策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如Saremento等对用户评论的政策倾向分析[30]、Hopkins和King[31]对博客政策意见的分析。政策情感分析在西方国家选情预测中尤为关注，包括政治领导人的政策情感倾向[32]、选民的情感反馈与倾向[33-34]以及整体选情预测[35-37]；在政策意见分析中，公众意见收集和政治意见追踪也是常见的研究主题，并将公众政策意见与其政治立场和政党支持度关联，建立了计算化的政党舆情监测、政党竞争或政党派系识别以及政策结果评估的分析方法[38-39]；政府行为预测体现了政策预测分析的方法和思路，通过对政府领导人、政党的竞选纲领或关键政策文本的分析，挖掘潜在的政策热点或发展轨迹。国内研究者也利用数据挖掘方法对政策热点[40]以及政策价值[41]进行了分析，或系统利用文本挖掘方法对政策文本的内部结构关系进行了主题识别或关联分析[42-44]，但总体上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4 政策文本计算应用研究进展
4.1 政策文本语料库建设
政策语料库以及语料库语言分析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的基础。早期的政策语料库一般针对政府出版物或公开政治文本进行采集加工，如政策条文、相关政策解释、政治人物传记、语录或新闻纪录等；现在则扩展到更加多样化的语料来源。除了Lexis Nexis、北大法宝等传统的法律信息服务提供商，目前比较典型的政策语料库有：
（1）德国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比较政见研究项目政见文本语料库（MRG / CMP / MARPOR） [45]。Manifesto语料库是目前政策分析领域加工最为成熟的开放政策语料，包括1945-2015年70年跨度，涉及所有欧洲国家和少数英美联邦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总计超过50个国家的4051个政见语料集，涵盖了1979-1989年政见研究组MRG（Manifesto Research Group）、1989-2009年比较政见研究CMP（Comparative Manifestos Project）以及当前基于政治表达的政见研究MARPOR（Manifesto Research o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持续研究的政策语料。在语料分析工具包中，既包括手工编码的政策术语编码手册（Code Book），也包括794，536个跨语种的机器识别政策术语、短语或词条；既包括软件版本的WordScore分析工具，也包括R语言的分析包ManifestoR。因此，Manifesto语料库和WordScore分析软件是目前政见分析和政策文本计算领域引用率最广的语料库，尤其在政策立场和政策倾向研究中。
（2）美国康奈尔大学政策文本语料库（Corpus of political discourse）[46]，它是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系庞大的语料集中的一个子集，主要是由Matt Thomas， Bo Pang和 Lillian Lee整理的总统国会演讲数据集（Congressional speech data），同时因Lillian Lee设计开发了相应的情感开发工具ReadMe，因此在严肃政策文本的政策情感研究领域受关注度较高，目前共有22篇研究文献利用或援引了该数据集。
（3）美国匹兹堡大学计算机系的MPQA Opinion Corpus语料库（Multi-Perspective Question Answer， MPQA）[47]，主要是新闻报纸素材的语料，包含4个子库、4个词表和基于语料库分析技术开发的OpinionFinder系统（目前提供2.0版本下载），其中有一个专门子库为政策辩论数据库（Political Debate Data）。同时，因其情感标注系统比较出色，因而也是博客、评论等开源语料政策情感分析的主要素材和工具。
（4）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Sailing实验室的政治博客语料库[48]。由Jacob Eisenstein 和Eric Xing整理开发，主要采集了2008年6个博客平台的13246个政治博客文本记录，并且通过意识形态的分层抽样，也是政治博客研究比较重要的语料资源。类似的语料集还有美国海军学院Twitter政策语料集。
（5）香港浸会大学整理开发的政治演讲语料集（Corpus of Political Speeches-HKBU Library）[49]。目前主要包括4个部分：美国历届总统演说语料文本集和多媒体文本（1789-2015）（约443万字）、历届香港总督或特首施政报告语料集（1984-1996，1997-2015，约43万字）、历届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新年致辞和双十演讲语料集以及中国历届政府总理施政报告语料集，是比较完整的中文政策语料集之一。
此外，德国柏林Brandenburg科学研究院的阿德莱登・巴拉巴西提供的德政策语料集[50]则结合了政策语料分析与可视化研究，利用这个政策语料集可进行总统演讲频率、演讲主题和演讲所涉及的政策语言的可视化分析， 网站提供粗语料、分词后的语料以及标引后的语料等不同版本的语料。
4.2 政策文本分析工具研制
因语境意义对政策文本分析的现实意义更大，当前政策文本计算比较注重政策词典和政策文本分析专用工具的研制。目前，主要有两类研究方法：
第一，测试通用文本分析工具在政策文本分析中的适用性。典型如政策情感分析领域，Lori Young等[51]对DICTION、LIWC、RID、TAS/C、ANEW、DAL、WNA、PMI以及LSD等众多情感分析词典的对比研究发现，LSD在选民情绪跟踪研究和对比研究中具有明显优势；Bei Yu等[32]则发现政策评论或政策演说文本中，情感词汇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普通文本，并且不同于一般情感分析主要负载于谓词描述，大量政策情感负载于名词性的体词描述中，需要结合上下文才能完全识别，因此在政策文本分类的算法中（SVM、NB），训练文本需更充足。
第二，研制政策分析专有词表和分析工具。典型如政策立场和政见研究中的WordScore算法和WordFish算法。两种方法都注重政策语词对政策内涵表达的影响权重差异，WordScore方法通过专家判定的参考文本作为政策语词权重依据，从而生成政策分析文本中政策内涵的表达效果，其实质是对词频结果进行语义加权处理，类似一种基于动态“词典”的分类算法；WordFish算法认为政策文本具有不同的政策特征向量，在某一特征中政策语词的概率分布符合泊松分布，因此可以通过一种类似非监督学习的方式对政策文本所蕴含的“政策立场”进行分类。由于WordScore算法的分类效果和可解释性优于WordFish，但分类效果受参考文本的影响大，在历时分析或跨文化环境的比较参考分析中效度不高。此外，政策文本计算因德语或北欧国家特有的构词方式而具有一定研究效度，而在英语地区却并不显著，这也是当前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兴盛于德国和北欧，而英美地区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因此，政策文本分析词表、文本分析效度改进工具和跨语言政策文本分析工具都是目前政策文本分析工具研究的热点问题。
5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前景与障碍
政策文本计算方法是大数据环境下政策分析科学与计算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队伍。随着政策文本资料的日益丰裕以及大数据分析方法日益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采纳，可以预见未来政策文本计算在精细化政策分析和定量政治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研究前景。
5.1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前景
就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领域而言，精细化政策分析主要体现在政策预测、政策冲突分析与政策辅助决策、元政策评价与政策比较等研究领域，定量政治研究则体现为政党研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策认同、政治联盟以及选举、外交等政治活动领域。
第一，政策文本计算在精细化政策分析领域已经具有研究基础，尤其在语料库政策语言分析中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研究框架。首先，计算方法的引入提供了跨语料分析和实时语料分析的研究可能，对政策预测的时效性和精确度都将大大提升；其次，计算方法的引入将改进政策分析的精度和深度，在政策制定中不同政策源的立场识别和主题识别可以避免显性的政策条款冲突，同时对政策主题关系识别也能评判政策相似度或政策形式质量预判，辅助政策制定决策；再次，通过政策文本与政策语义的对应关联，能够挖掘政策的潜在语义和元政策要素，从政策价值、政策倾向、政策工具、意识形态等高度评价或比较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甚至不同国别的政策差异，更好地跟踪政策扩散过程，促进政策学习与创新。
第二，定量政治研究则融合了政治学、媒介理论以及政党研究的理论视角，能通过泛在的政策文本载体，识别公众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政治互动关系，进一步通过政治文本解析框架可以分析政治立场、政治距离和政治关系紧密度，从而发现政党合作、国际合作的潜在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不同政治参与主体的互动机制，可以在政策认同、政党监督、政党竞争以及选情预测等领域进行有效分析。
5.2 政策文本计算的应用障碍
正如国内外学者对人文社会科学计算方法的担忧[13，52-53]，政策文本计算不论从方法论本身，还是从应用场景的研究效度看，其只能作为决策分析工具，而无法替代政策分析者本身。究其原因，首先，政策文本语料库的局限。语料库具有一定时效性与完备性限制，而语料库规模和多样性是政策文本计算分析效度的关键，但语料库构建成本和可用技术的限制使得语料库很难完全满足政策分析者的需要；其次，文本挖掘和相关计算分析方法的局限。文本挖掘结果的呈现是抽象的或数据化的，只有结合相关的应用背景才能完全理解相关内涵；文本挖掘或计算分析注重研究创新点的突破，很难兼顾整体研究面的覆盖，因而其结论往往是片面的、非系统的；文本计算分析方法是探索性分析方法，其研究结论是非可预期的、不确定的，而文本语料库建设是高成本的，政策文本计算具有一定的研究风险；第三，政策文本算是跨学科研究方法，需要政策研究和计算机研究学者的紧密配合，而实际研究过程中很难兼顾二者。
因此，在未来的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实践中，一是需要加强学科合作，推动专业化的政策语料库的建设，开发适用于政策文本分析的工具；二是政策文本计算研究具有良好的中立性与客观性，国家应该在智库建设和国际政策比较研究中更加重视政策量化和定量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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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论文范文6
关键词：利益相关者 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选择
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定义，会计政策是公司在编制会计报表时所拟采用的具体原则、会计基础、核算惯例（规则）和实务。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定义会计政策为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取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故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依照财政部制定和的会计准则，根据企业自身的情况，选择符合自身利益的、能恰当反映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现金流量的具体会计原则和会计处理、会计核算、会计程序和方法的总称。它贯穿于企业会计的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过程，也包括经济事项初次发生时的选择和因客观环境变化而变化的会计政策。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会计政策规范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会计政策的规范性研究注重对于形成的会计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对最佳会计实务的探寻成为对会计政策研究的主导，这些研究成果在财务准则委员会（FASB）可以看到。国外最早进行实证研究的是赫普霍恩（1953），其研究结果表明管理人员选择会计政策的目标是使各期收益均衡化，而不是所报告利润的极大化。戈登（1964）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经理人员选择会计政策有其自身的经济动机。提出了收益均衡化假设并证实了假设，戈登的收益均衡化假设引起了很多相关研究。瓦茨和齐默尔蔓（1986）在戈登假设的基础之上对会计政策选择动机提出了著名的：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政治成本假设。自瓦茨和齐默尔蔓之后，国外的实证研究基本上围绕对这些假设的检验。希利（1995）对分红计划假设进行了研究，发现公司以报告净收益作为分红计划基础的，公司管理层会采用应急利润政策来实现预期红利最大化的现象。斯威尼（1994） 对债务契约假设进行了研究，发现违反债务合同中的营运资本和股东权益保护条款的公司占多数，违反负债权益率及利息保障倍数条款的公司则相对较少。勃永通等人（1992）年研究了公司在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中可选择的最低税收条款可能做出的盈利管理反应，发现在ATM条款实施的第一年（1987），美国公司确有通过会计政策选择、应计制手段减少部分收益。琼斯（1991）研究发现美国公司为获得进口救济而对报告净收益进行调整，发现在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调查年度，样本公司的应计项目都显著为负，而在调查前后年度并没有显著为负，进一步说明了公司在受到外来竞争影响时的，普遍选用应计政策来争取进口保护，这与政治成本假设相一致。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对会计政策选择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会计学者深入研究了企业理论、产权理论、理论、管制理论等经济学理论，并主要利用规范性研究来探讨我国的会计政策选择。宋在科、王柱（2008）将利益主体分为强势和弱势两类，研究了两类利益主体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参与意识、影响方式、影响程度及产生的经济后果。徐冰（2009）认为企业管理层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应站在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将其提高到企业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和选择，有效解决会计政策的选择问题。郎仙荣（2009）认为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立场应为利益相关者立场，并提出从协调利益相关者利益、改善监管部门的监管，规范股票市场的融资行为、加强会计信息披露、强化注册会计师的外部约束来优化会计政策选择。刘东山、刘全山（2009）从均衡相关者的角度提出了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框架。我国的实证研究主要借用国外成熟的模型并结合我国当前国情下，来检验会计政策选择，这是国内学者进行的实证研究的主要途径。关于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大多是出现在探讨公司治理问题中，如刘立国（2003）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两个方面，对公司治理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法人股比例、执行董事比例、内部人控制度、监事会的规模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正相关，与流通股比例负相关。宋建峰（1998）在其论文《盈余管理的动机透视及其对审计的意义》中提出与西方三大假设相类似的三大动机假设:公司管理当局自身效用最大化假说、违约假说、社会成本假说，并指出虽然在国内没有作过检验，但三大假设和经验观察是吻合的。孙妮娜，王福胜（2009）采用进化博弈理论的方法分析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过程发现，最终的策略选择受初始状态的影响，初始策略的选择取决于不同策略之下的收益及潜在的陈本的大小，利益相关者将比较不同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进行反复学习和调整。结果表明，在惩罚成本和声誉损失较大的情况下，均衡点在风险优势的会计政策组合上，而该选择就是兼顾各方利益，并使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均衡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