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投资论文范例6篇

交通投资论文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1

关键词:信用交易;持股期限;前景理论

一、 引言

股票市场整体是由无数个投资者组成的,其中主要有有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两个部分。通过股票市场投资者的股票账户中的有效信息可以获取个体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例如通过分析投资者买卖股票的频率可以分析投资者的投资倾向。如果投资者买卖股票频率非常高,平均持有期非常短暂,可以判定,投资者更加倾向于博取短期的交易性机会;如果投资者买卖股票的频率较低,可以判定投资者倾向于长期持有以分享企业业绩增长带来的收益。股票市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一直是研究股票市场学者热衷于研究的问题。

股票市场的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研究是建立在行为金融研究的大框架之下的,具体应用个体的偏好和心理动机去解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建立在两个维度之上:期望与偏好。期望即个体在无限次或多次博弈的基础上,所认识到的能够获取的收益水平。但是经济学家研究发现,投资者在很多时候做出的决策并不是完全根据期望水平来决定的。在研究了大量的现实例证之后,Kahneman发现社会个体在面对有波动的博弈可能时会偏离完全的理性决策,这是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很多博弈事件并不是无限次或大量多次的,而是有限次或单次、少数几次的博弈。要考察个体在单次博弈中的行为依据,有需要引入偏好这个概念。偏好是个体对于外界输入的反馈,是个抽象的量。在经济学中,这里的外界输入主要是指可能达到的收益水平和收益水平的波动程度。偏好是个体单次决策的主要依据。偏好之所以能够成为单次决策的依据是因为考虑了风险因素,即波动。在既考虑能够获取的收益水平,又考虑收益水平可能产生的波动的情况下,利用效用衡量个体的博弈结果。效用是综合了收益与风险的输出结果,是个体在单词具体的行为博弈中考虑的首要因素。

二、 文献回顾

Odean(1997)在论文“Do investors reluctant to realize their loss”中证明了持有一揽子股票的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倾向于卖掉上涨的股票,继续持有下跌的股票。他认为投资者出现这一行为的主要原因有三个:(1)预期理论。即认为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效用与持仓收益相关,收益为正时,单位收益带来的效用递减;收益为负时,单位收益带来的收益递增。因此继续持有亏损的股票有利于增加下期的期望效用。(效用函数为S型曲线);(2)非理性的轮涨理论。认为股价涨跌具备均一性。股价之间存在轮涨效应,只要本期下跌的股票下次涨幅超越本轮上涨的股票,那么投资者效用将会大幅增加;(3)税收效应。根据美国联邦政府1990年颁布的法规,在每年年底计算资本利得税时,负的账面资本利得可以抵扣税收,因此投资者倾向于将下跌的持仓持有至税收计算截止日。

卖涨持跌的投资行为还可以理解为:(1)投资者从资产配置角度,对市场其他组合有诉求,变现部分投资收益有利于其组合的优化;(2)投资者因某“利好”信息而购买某只股票,若股价上涨,则认为利好兑现,出售股票;若股价下跌,则坚持认为消息尚未兑现,期待后期的反弹;(3)上涨的股价高于下跌的概率大些。因此金额越大,税收效应相对越低;反之下跌的低价股票的交易成本相对较高,投资者宁愿继续持有。Odean采用方差分析(Anova)的方式分析了这一投资现象,对所有影响因素逐一分析。引入指标PGR,即兑现收益(已卖出的上涨股票个数)与理论收益(兑现收益+账面收益股票个数)之比,来度量投资者卖出上涨股票的情况;PLR,则为兑现损失与理论损失(兑现损失+账面损失)之比,作为度量基础持有下跌股票的情况。

Odean在1998年通过论文“Do investors trade too much”证明了折扣经济账户的投资者过度交易。折扣佣金的投资者由于没有复杂的问题、可以很好检验过度交易问题。Odean认为过度交易的起因是过度自信。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对期望交易收益有不急切实际的信念。由于过高估计期望收益,他们从事一些无法弥补成本的交易。论文检验折扣经纪费用投资者的交易收益能否足够弥补交易成本。研究发现:这些投资者不仅买入证券比他们卖出证券难以补充交易成本,而且平均而言买的证券表现比卖出的证券要差。除去流动需求、税收损失卖出、投资组合重新构建、向更低风险证券移动动机外,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三、 信用交易

尽管股票投资者的交易行为被广泛研究,个体投资者的行为特征被不断发现,但是缺乏对于投资者信用交易特征的研究。信用交易又称“保证金交易”,是指证券交易的当事人在买卖证券时,只向证券公司交付一定的保证金,或者只向证券公司交付一定的证券,而由证券公司提供融资或者融券进行交易。因此,信用交易具体分为融资买进和融券卖出两种。也就是说,客户在买卖证券时仅向证券公司支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或交付部分证券,其应当支付的价款和应交付的证券不足时,由证券公司进行垫付,而进行证券的买卖交易。其中,融资买入证券为“买空”,融券卖出证券为“卖空”。通俗的说,信用交易就是指借钱买股票,或者借股票卖出。信用交易在西方国家较为发达,投资者可以利用丰富的投资渠道进行股票的信用交易。而我国信用交易开设较晚,我国的融资融券机制开通于2010年3月31日,但发展迅速。截止2015年6月底,我国融资融券业务累计资产总额已经达到了10 000亿元,2015年上半年,我国的融资融券业务总额最高曾达到22 000亿元。我国投资者目前主要还是依靠场内的融资融券业务进行信用交易。融资融券交易又称“证券信用交易”或保证金交易,是指投资者向具有融资融券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提供担保物,借入资金买入证券(融资交易)或借入证券并卖出(融券交易)的行为。包括券商对投资者的融资、融券和金融机构对券商的融资、融券。

在进行信用交易时,投资者利用了杠杆效应,在市场上涨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扩大收益水平,在市场下跌的过程中则会放大亏损的幅度。根据逻辑上的推论,理性的投资者应该谨慎的利用信用交易,因为根据有效市场理论,短期内股票价格是随机游走的。根据Merton的理论,随机游走的股票价格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正向的期望收益和正负两向的价格波动。如果股票市场投资者想要利用信用交易博取短期内的超额收益,在市场有效的前提下,则需要承受比不利用信用交易更大的波动,这种波动是随机的,既有可能是正向的,也有可能是负向的。如果投资者希望利用杠杆交易博取长期内的资本回报,则需要考虑长期回报水平是否能超过信用交易所付出的成本,主要包括:借款成本、交易成本和税费。在我国的股票市场,借款成本、交易成本和税费三项相加之后大约维持在年化10%左右,长期来看,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几乎很少有投资者能够实现10%年化收益率,换句话说,大部分股票市场信用交易投资者在考虑借款成本、交易成本和税费之后都是亏损的。那么这些信用交易行为又是由什么支配的呢?可能的解释有两个:(1)信用交易由于属于杠杆交易,能够放大投资者资产组合的有效波动水平,主动选择参与其中的投资者从逻辑上说会比普通投资者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从而表现出更加激进的投资风格。(2)由于参与信用交易的投资者相对于普通投资者更加自信,这种自信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信用投资者更加相信自己的投资能力,认为由于自己拥有更好的投资能力,可以参与高风险的杠杆交易,博取更多收益;信用投资者更加相信自己的信息的可靠程度,即信用投资者认为自己拥有的信息非常可靠,亏损地可能程度非常小。由于原因二已经被Odean通过研究折价交易商的投资者交易数据证明确实存在,本文旨在证明第一种原因,虽然风险偏好属于抽象的概念,但是风险偏好状况可以反映在投资者的行为上,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会比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更激进,而激进的投资者会更频繁地进行交易,因为对于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相比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负效用更少,高风险偏好投资者可以在存在更高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进行交易。

四、 数据和方法

本文选取某券商部分营业部的投资者交易数据。数据包括四个部分:普通账户交易数据、信用账户交易数据、通账户持仓数据和信用账户持仓数据。

数据样本涵盖从2011年1月5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的交易数据。交易数据共6 239 711条,持仓数据共涵盖158 047个账户。每条交易数据主要包括:买入证券代码、买入证券数量、买入证券价格、买入证券时间和买入证券账户加密编号;卖出证券代码、卖出证券数量、卖出证券价格、卖出证券时间和卖出证券账户加密编号。普通证券账户持仓数据主要包括:证券账户加密编号、证券账户可用余额。证券账户可取余额和证券账户持有证券代码、证券账户持有证券名称、证券账户持有证券数量和证券账户持有证券平均成本。普通证券账户持仓数据主要包括:证券账户加密编号、证券账户可用余额。信用证券账户持仓数据主要包括:证券账户资产负债总额,证券账户负债总额、证券账户资产总额、证券账户可取余额、证券账户持有证券代码、证券账户持有证券名称、证券账户持有证券数量和证券账户持有证券平均成本。

本文通过投资者平均持股期限(AHT)水平来考察投资者行为地激进程度。持股期限的计算方法是,考察每一条投资者交易数据,计算出持有的交易天数。根据等权重赋权,计算出所有交易的平均持股期限:

AHTt=P*n*

公式中的P表示卖出时的证券价格,n表示卖出的证券数量,HT表示这一笔交易的持有期限,N表示t时期内交易总笔数。

五、 实证结果

如果一个投资者先买入一只证券,后分批卖出,则每次卖出都单独计算一笔交易,交易数量根据卖出时的交易数量计算。如果一个投资者分批买入一只证券,一次性卖出,则根据买入数量分批计算,每次买入单独算一笔交易。

在计算投资者的总平均持股期限数据后,我们得到的结果见表1。

通过分析数据可以发现,不同交易性质的投资者之间,投资平均持有期限存在显著差异。

以全部交易数据作为样本,所有交易的平均持有期限为44.27个交易日,以每个交易月平均20个交易日计算,大约为2.2个交易月,与谭松涛(2006)计算的40交易日的持股期限长度水平接近。在进行分层之后,将普通交易和信用交易的数据分开计算,得到的结论为,普通交易的平均持股期限为48.12个交易日,以每个交易月平均20个交易日计算,大约为2.4个交易月;信用交易的平均持有期限为29.03个交易日,以每个交易月平均20个交易日计算,大约为1.5个交易月,信用交易的平均持股期限显著低于普通交易和全部交易。也就是说,信用交易者更加倾向于买入股票后在较短的期限内卖出。

为了考察投资者资产规模对于交易行为差异的影响,本文根据投资者的资产规模对投资者进行了分层。

普通账户的分组依据是在所选取数据周期中,资产总额最高的一天的总资产水平。例如,一个普通股票账户A在2015年的某一天资产总值创出最高点,达到510万元,则这个资产账户划入500万元以上组。

信用账户的分组依据为在所选取数据周期中,净资产总额最高的一天的净资产水平。例如,一个信用股票账户B在2015年的某一天净资产值创出最高点,达到200万元,则这个资产账户划入100万元~500万元组。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2

一、引言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大、周期长,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在地理上具有网络性,在经济上具有外部性,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重大且复杂。因此,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罗森斯坦•罗丹、沃尔特•罗斯托等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基础设施在工业化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将基础设施视为社会先行资本来优先发展[1][2]。Rietveld和Nijkamp通过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确实有影响[3]。Banister和Berechman指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会产生投资乘数效应[4]。在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由于存在外部性,交通基础设施会通过聚集经济、运输网络经济和环境等条件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国内学者对该问题也研究颇丰。周庆明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作用[5];高峰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法研究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各个产业及整个国民经济产出和就业的贡献[6];牛树海分析了高速公路建设对区域发展影响,认为交通基础设施体系空间网络的不断发展,引起了空间区位优势的变化,为空间经济集聚提供了必要条件[7]。张学良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8]。此外,刘勇、庞瑞芝等研究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阐述[9][10]。总体来看,相关研究文献中定性研究多,定量论证相对较少。本文侧重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从地域上探讨辽宁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现状及经济增长效应,力图将二者的关系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并据此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辽宁省经济增长。 二、模型选择与计量检验 1.模型与数据的选择 协整是对非平稳经济变量长期均衡关系的统计描述,可以用来分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数据样本的选择方面,辽宁省的经济增长用辽宁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指标,表示为GDP;交通运输业所创造的GDP使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的GDP产值来代替,表示为TGDP;同时选择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的基本建设与更新改造投资之和来代替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表示为TRANS。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模型的显著性,本文选用《辽宁省统计年鉴》1984~2010年的数据,同时用以1984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以上变量数据进行指数化调整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为了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再分别对每个变量取对数,即LGDPt=Log(GDPt/Pt),LTGDPt=Log(TGDPt/Pt),LTR-ANSt=Log(TRANSt/Pt)。其相应的差分序列分别为:ΔLGDPt、ΔLTGDPt和ΔLTRANSt,如图1、图2所示。 2.平稳性检验 协整分析的首要任务是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辽宁省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均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这几个变量在取对数后都呈线性变化,表现了明显的上涨趋势,可能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在经过一阶差分后,它们的曲线类似白噪声。本文采用增广迪基-福勒检验,对所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在初始的对数序列上,所有变量的ADF值均大于1%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LGDPt、LTGDPt和LTRANSt都是非平稳序列,而经过一阶差分后,ΔLGDPt、ΔLTGDPt和ΔLTRANSt都拒绝有单位根的假设,表明差分变量都是平稳的,因此,这三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可以用于协整分析。 3.协整关系检验与VECM模型建立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用于分析不同类型的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同时对于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变量系统,向量自回归模型是一种有效的预测模型。经过多次试验,当最大滞后阶数取2时,VAR模型的LR、FPE、AIC、SC和HQ值有超过一半达到最小值,因而决定建立VAR(2)模型,对LGDPt、LTGDPt和LTRANSt进行协整关系检验,考察三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此处采用约翰森检验(Johansentest)方法,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的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三个变量之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这一协整关系所反映的是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趋势。标准化后的长期协整关系可以表示如下:ECM=LGDP-0.2366LTGDP-0.3555LTRANS-4.6801(1)式(1)表明,辽宁省GDP每增加1%,交通运输增加值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值将分别增长0.2366%与0.3555%,即交通运输增加值对GDP的弹性为0.2366,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值对GDP的弹性为0.3555。表3给出了式(1)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更为详细的估计结果。从VEC(2)模型各项指标来看,AIC和SC都较小,整体效果较好,VEC(2)模型的残差也具有很好的正态性。在VEC(2)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波动可以分为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两个部分。从误差修正项(EC)看,三个方程的调整系数分别为0.2829、-0.3753和1.5709,说明协整关系对当期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从协整关系与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中可知:首先,辽宁省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所取的三个指标呈现同一方向变动,这说明我们在前文中总结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很强的先验判断和辽宁省的具体实际情况是一致的。其次,从严格的ECM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对于GDP的短期波动而言,交通运输增加值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滞后各项的系数比较小;而对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短期波动而言,GDP与交通运输增加值的系数相对较大。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增加值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影响可能更为显著一些,甚至存在单向影响的可能。#p#分页标题#e#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虽然从前文的协整关系模型中可以看出,辽宁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关系,但互相之间的因果关系说服力仍不足,需进一步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判断究竟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方向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从表4可以看出,接受LGDP、LTGDP不是LTRANS原因的原假设的概率均小于0.05,所以拒绝原假设,LGDP与LTGDP是LTRANS的原因;LTRANS不是LGDP、LTGDP原因的原假设的概率均大于0.5,只能接受LTRANS不是LGDP与LTGDP的原因的原假设。故总体而言,在滞后阶数为1~3具有稳健性的情况下,本文最终认为LTRANS和LGDP、LTGDP是单向的因果关系,而LGDP与LTGDP的因果关系不明显。 三、结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总体协整关系表明,无论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还是交通运输业的规模,都与经济增长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它们之间的弹性为0.35。即在长期内,辽宁省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规模扩大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同时,辽宁省的经济增长也会有利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和规模的扩大。(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辽宁省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与交通运输业规模的扩大,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Granger原因。交通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和垄断性特征决定了交通基础设施的提供主体是政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快速显著地拉动地方GDP,这对地方政府追求短期行政政绩必然产生较强的激励,进而干扰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导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过程中政出多门、资源分散、重复投资及建设。这些问题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辽宁省交通系统的效率最大化,影响着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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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有效市场假说;股票收益;账面市值;成交量 

 

一、引言 

“有效市场假说”的研究起源于路易斯·巴舍利耶(bachelier,1900),他从随机过程角度研究了布朗运动以及股价变化的随机性,并且他认识到市场在信息方面的有效性:过去、现在的事件,甚至将来事件的贴现值反映在市场价格中。他提出的“基本原则”是股价遵循公平游戏模型。fama(1970)在总结了前人的理论和实证的基础上,并借助samuelson(1965)的分析方法和roberts(1967)提出的三种有效形式,提出并深化了有效市场假说。 

二、有效市场假说中的两种理论假设 

根据芝加哥大学著名教授fama所总结的“有效市场假说”,若市场是有效的,当前股票的成交量对股票未来收益率是没有预测作用的。因此,在以有效市场假说为理论基石的capm等传统资产定价模型中,成交量是不被考虑的因素。但是在投资管理的实务领域,以股票的成交量作为研判未来股票价格变化的依据,则是证券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工具。近年来,学界对这些问题争论颇多,并逐渐形成两种理论假说来解释实证结果,即campben,grossman和wang(1993)提出的“资产配置假说”,以及morse(1980)提出的“信息不对称假说”,而llorente,michaely,saar和wang(2002)则试图将上述两种看似矛盾的理论假说统一起来形成“资产配置与信息不对称统一假说”。 

 (一)资产配置假说 

campben等(1993)的实证研究发现,高成交量交易日的股票收益率更易在随后交易日中表现出反转。他们提出了基于投资者资产配置的理论模型对此进行解释:非股票资产风险收益关系的变化导致投资者进行资产比例的重新配置(hedgingtrades)驱动成交量的变动,例如股票以外的其他资产的收益下跌,使得投资者增加股票投资的比重,从而导致成交量放大,可见成交量变化仅仅表示“其他资产收益相对于股票收益的变化”,而且由于这种成交量的变化并不表明股票的基本价值发生变化,因此成交量的变化是暂时的,未来股票收益将会“反转”,即:股票以外其他资产收益下降导致投资者大量买入股票,从而成交量增加、同时股价上升,但一旦资产配置结束,股价将会下跌,回复到基本价值。 

conrad等(1994)采用周收益率数据,基于股票成交量构造投资组合,研究交易策略的盈利性,实证结果支持了campbell等(1993)的假说:本周成交量较高的股票,在下一周股价出现了反转;相反,本周成交量较低的股票,在下一周股价则保持惯性。 

 (二)信息不对称假说 

mooe(1980)认为,股票交易的发生是由于拥有内幕信息的投资者与不知情的投资者之间对股票价值的不同判断所致,因此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股票交易越活跃,股票成交量也越大。可见,成交量高低就表示“未公开信息的多寡”,未公开信息越多,则随着信息的公开,未来股票收益将呈现于“惯性”,即原先股价上涨的股票未来继续上涨、原先股价下跌的股票未来继续下跌。其实证结果显示,股票成交量与后一交易日股票超常收益率的绝对值显著正相关。 

stickel和verrecchia(1994)发现,若股票在季度盈余公告日的成交量较小,则后一交易日的股价往往发生反转,反之,若季度盈余公告日的成交量较大,则后一交易日的股价倾向于保持惯性。他们认为,这是因为成交量越大,股票交易由内幕信息拥有者驱动的可能性越大,故股价越倾向于保持惯性。 

三、与有效市场假说背离的市场异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在金融学实证研究中发现了许多与有效市场假说背离,主流数理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市场异象,账面市值比效应就是其中之一。账面市值比效应是指股票投资收益与公司账面市值比正相关,即投资于高账面市值比公司的股票能够获取较高收益,而投资于低账面市值比公司的股票通常收益较低。对于账面市值比效应成因的解释存在很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原因在于风险因素无法观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原因在于定价偏误。低账面市值比公司多为成长型公司,投资者将其股票称为成长型股票;高账面市值比公司的股票通常被称为价值型股票。在账面市值比效应研究中,价值型股票因具有较高投资价值受到更多关注,而收益率水平较低的成长型股票往往被忽视。通过对成长型股票收益率的观察可以发现,尽管其整体表现弱于价值型股票,但投资其中一些股票却可获得很高的收益率。传统的财务报表分析通常依据未完全反映在股价中的信息分辨事后赢家和输家,很难确定这种分析对成长型股票是否有效,因为成长型公司往往因宣传或近期较好的市场表现而受到偏离基本面的价值高估。研究发现,市场往往对成长型股票的当前基本面进行自然外推,或者忽视前期投资对未来收益的影响。 

四、资本市场中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典金融理论以有效资本市场假说为基础,认为公司股票价格能够快速、准确地反映所有信息,任何利用已公开信息的投资策略都不可能获得超额收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逐渐发现许多与capm模型预测不一致的“异象”或“迷”。basu(1977)首先提出了市盈率比效应,他在实证研究中发现低市盈率的股票比高市盈率的股票赚取明显高的收益率。其他一些重要的异象包括账面市值比效应、规模效应、杠杆效应、短期收益动量效应、长期收益反转效应以及对信息反应过度和反映不足的现象等。围绕上述“异象”,传统金融学家和行为金融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传统金融学家继续尝试用理性定价的思想对“异象”进行解释,而行为金融学家则构造了大量基于信念和偏好的资产定价模型来诠释这些“异象”。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fama和french(1993)通过大量实证检验归纳出包含市场系统风险、规模效应(size effect)和价值效应(bm effect)的三因素模型。三因素模型的提出消除了一部分“异象”,并且在各国的实证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受到了学者们较为广泛的认同。 

fama和french(1993)三因素模型虽然承认存在capm无法解释的现象,但他们并不认为sizeeffect和bm effect是市场无效的证据,而认为这两者代表了没有被系统风险β所包含的额外风险,超额收益只是对投资者所承担这些额外风险的补偿。但是,lakonishoketal (1994)认为bm effect的出现是由于投资者对公司基本面过度反应造成的。daniel和titman (1997)也认为size和bm不是风险因素,而是代表投资者对小规模公司和价值公司的偏好,投资者偏好导致这些特征因素对公司股票收益率产生影响。关于三因素模型是风险模型还是特征模型,学者们所得到的经验证据并不一致,研究结论无法统一,至今还是争论不休。 

交通投资论文范文4

《证券投资学》课程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综合性较强,同时高度强调应用性和实践能力的课程。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证券市场的基础知识和证券投资的分析方法,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能够具备独立的投资操作能力、投资分析能力和投资决策能力。因此,实践教学是授课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进行有机结合是完善《证券投资学》课程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培养具备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现代金融人才的关键环节。本文通过近几年的教学经验积累,试构建一套较为完善、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 一、《证券投资学》课程实践教学的现状 目前各财经类院都逐渐认识到了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性,《证券投资学》课程的教学体系设置中对实践教学环节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强,但是实践教学手段过于单一,大部分院校仅仅依靠证券模拟交易软件开展集中实训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事实上,短短一周或两周的集中模拟交易无法全面培养学生在投资中的独立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模拟交易只是对学生实践应用能力的最后实现方式,不能作为唯一的实践教学手段。实践教学环节应该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紧密结合,依靠多种实践教学手段,设计出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整合的完整教学体系。 二、《证券投资学》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 《证券投资学》课程强调应用性和实践性,教学效果要直接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进行有机结合,通过科学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来巩固理论教学成果,是该课程建设的重要课题。本文试通过多年的授课经验并结合学生的反馈信息,得出了《证券投资学》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实践教学要贯穿于整个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实践教学内容的设置要紧跟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探索多样化的实践教学手段丰富实践教学内容;通过模拟交易来实践演练应用技能;通过参加学科竞赛来检验实践教学成果。 (一)实践能力的培养应贯穿于理论教学始终 《证券投资学》课程理论知识点众多,涉及证券市场基础知识、证券市场运行、证券投资工具及证券投资分析等多个方面,尤其是该门课程理论知识与现实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实践性和应用性都很强,因此理论教学不能孤立的展开,必须要将实践教学贯穿于整个理论教学过程,既有助于学生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弥补了集中实训环节的单一性,更可以为随后展开的集中实训奠定基础。因此,在理论教学过程中,设置了“案例教学”、“课后网上实训”和“讨论式教学”三项实践内容。 1.案例教学 《证券投资学》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课程,任何一本教科书都无法紧跟证券市场的发展速度,因此该课程的教学必须要根据当前的形势及时更新完善教学内容,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案例教学就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最及时的资本市场信息和价格行情要在每节课内容之前向学生讲解,既可以让学生了解最即时的市场运行情况,也有助于引导学生去分析证券市场的诸多影响因素;同时还要遴选一系列资本市场的经典案例,对应不同的理论教学内容汇编为案例集放置于网络课程平台,安排为学生的课后阅读材料,例如在证券市场的理论教学中,可选取的案例有“聚焦中国农业银行IPO”、“一天时间820元变成56万,市价委托成就1天700倍神话”等经典案例;在证券投资基本分析的理论教学中,可选取的案例有“人民币升值对资本市场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途径”等。 2.课后网上实训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带来了证券投资方式的变革,互联网委托及行情分析软件的应用,已经成为证券投资交易的主要方式,网络也成为投资者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在理论教学过程中,通过安排课后网上实训内容,如“证券信息的采集”、“行情分析软件的使用”、“关注网上路演”等具体的实训任务,可以培养学生通过网络进行信息获取和投资分析的能力,掌握行情分析软件的基本使用方法,为日后的集中实训做好前期准备,奠定操作技能基础。 3.讨论式教学 通常理论教学后的集中模拟交易环节实训时间过短,较难全面培养学生对宏微观环境的价值分析能力,而这种能力不管对于证券从业人员还是普通的投资者来说,都尤为重要,决定了投资者乃至整个证券市场的理性化发展。因此在本门课程的理论教学过程中加入讨论式教学环节,以弥补模拟教学的不足。该教学环节主要采用撰写分析报告和课堂阐述观点这两种主要手段,贯穿于“证券投资基本分析”这部分理论教学内容之中。该环节要求学生结合课堂理论知识,以小组为单位,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或针对某行业和公司进行信息资料的收集、科学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撰写分析报告,并要求在课堂上阐述其核心观点,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的理性分析能力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二)通过模拟交易和学科竞赛来实践、检验教学效果 模拟交易是理论课程教学后专门开设的集中实训环节,该实训环节结合真实的证券交易所交易行情,学生通过行情分析软件和网上自助委托系统利用虚拟资金进入二级市场进行交易。模拟交易是学生对前期的理论教学和实践训练的具体实践。通过亲身参与投资,学生既能够真实的感受投资过程,同时也在投资过程中实践了理论知识,巩固了前期的实践教学内容,是证券投资实践教学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最后,将学科竞赛作为实践教学的最后一个环节,通过组织学生参加“证券投资交易大赛”,检验《证券投资学》课程的教学效果。模拟交易虽然可以实现对投资过程的模拟,但由于资金的虚拟性,很难让学生真正体会到投资的风险,因此无法模拟出真实的投资心态,而学科竞赛的比赛性质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模拟交易的这种缺憾;同时在与其他学校的竞赛过程中,可以增进相互的交流,推广好的教学经验,进一步提高《证券投资学》课程的教学水平。#p#分页标题#e# 三、总结 金融学学科的社会性和应用性,对金融学相关课程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传授给学生系统的理论知识,更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综合素质的培养。《证券投资学》是金融学专业的核心课程,综合性和应用性是这门课程最显著的特点,故对该课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完善,提高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以更好地实现教学培养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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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营业税; 增值税; 现金流量; 项目投资决策

一、引言

交通运输业是生产制造业的延伸,生产资料的运进和产成品的运出都依赖交通运输,然而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对交通运输业仍以全额计征营业税,这一现状与我国增值税抵扣链条之间的隔阂和矛盾日渐增加。李婧、郝红(2012)认为物价攀升与物流环节过多、物流成本过高有莫大的关系,而且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实行增值税的国家都将交通运输业纳入了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对交通运输业征收增值税是大势所趋。

为了克服增值税与营业税两税并存所存在的弊端,从2012年1月1日起,上海率先实行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改革,对交通运输业按11%的税率征收增值税。自2012年8月1日起至2012年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试点范围扩大至北京、天津等10个省市。2013年8月1日已逐步扩大至全国。

罗飞娜(2011)认为增值税与营业税最大的区别在于,增值税可以获得以成本为依据的进项税额的抵扣,增值税的税收负担不仅与纳税人的收入水平有关,还与纳税人成本中可以获得抵扣的项目有关,而营业税不可以抵扣成本中包含的已纳税额。周艳(2012)认为交通运输企业征收营业税,在外购机器设备方面的支出无法得到抵扣,对购买交通运输劳务的企业来说,该劳务只能按7%的税率计算抵扣进项税,其他10%的部分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交通运输业在由营业税改征为增值税后部分外购货物和劳务的进项税可以进行抵扣,新增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每年计提的折旧额以及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税金等都会发生改变,导致与项目投资决策相关的现金流量及评价指标也会跟着发生变化。本文根据这些变化提出假设并建立模型,再运用具体案例比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后交通运输企业现金净流量和相关投资评价指标的变化,以评价税制改革对交通运输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影响交通运输企业项目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

(一)基本假设

为了便于研究问题,本文对项目投资作如下假设:

1.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假设

本文探讨的交通运输企业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新购进的设备、材料、劳务等所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允许抵扣。

2.新增投资项目的持续经营假设

本文研究对象为持续经营中的交通运输企业新增项目,因此涉及的相关现金流量均为增量现金流量,且新增的投资项目不会提前报废,在经营期内不会发生盘亏损毁的现象,也不会发生较大幅度的减值。

3.项目投资决策模型简化假设

本文研究的新增投资项目为单纯固定资产项目,只需购入运输设备,不需要安装,不需要新增流动资金,不发生无形资产和长期待摊费用,企业项目投资的建设期为零,外购固定资产所需资金在项目计算期期初一次性投入。

(二)理论分析

为清晰认识税制改革前后项目投资决策的现金流量和相关评价指标的变化,笔者设定下列符号以构建相应公式:交通运输企业期初外购运输工具不含税原值为V;新增设备项目经营期和折旧年限均为n;按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净残值率为?鬃;假设企业在税制改革前后每年的营业收入R和每年的营业成本及费用C均不含增值税;w表示成本费用中可抵扣部分的比重;营业税税率为Ty;Tg为税制改革后交通运输企业增值税销项税税率;Tz为企业购进材料和运输工具负担的增值税税率;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费用率之和为Tm;企业所得税税率为Tq。

1.税制改革前(营业税下)因新增运输工具而产生的各种增量指标

年固定资产折旧:;回收固定资产余值:V(1+Tz)?鬃;营业税:RTy;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RTyTm;营业收入:R;经营成本:C;利润总额:R-C-RTy(1+Tm)-;所得税费用:R-C-RTy(1+Tm)-Tq。

根据上面可知每年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所示:

NCF0=-V(1+Tz)

NCF1-(n-1)=R-C-RTy(1+Tm)-[R-C-RTy(1+Tm)-

]Tq

NCFn=R-C-RTy(1+Tm)-[R-C-RTy(1+Tm)-]Tq+V(1+Tz)?鬃

2.税制改革后(增值税下)因新增运输工具而产生的各种增量指标

年固定资产折旧:;回收固定资产余值:V?鬃;城市维护建设税与教育费附加:(RTg-CwTz)Tm;利润总额:R-C-(RTg-CwTz)Tm-;所得税费用:R-C-(RTg-CwTz)Tm-Tq。

根据上面可知每年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所示:

NCF0=-V(1+Tz)

NCF1= R-C-(RTg - CwTz) Tm-[R-C-(RTg-

CwTz)Tm-]Tq+VTz

NCF2-(n-1)=R-C-(RTg-CwTz)Tm-[R-C-(RTg-

CwTz)Tm-]Tq

NCFn = R-C-(RTg-CwTz) Tm-[R-C-(RTg-

CwTz)Tm-]Tq+V?鬃

3.税制改革后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化

通过比较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后有关增量指标,可以得到税制改革前后现金净流量的差额。

ΔNCF0=0

ΔNCF1=VTz+[RTy(1+Tm)-(RTg-CwTz)Tm](1-Tq)-Tq

ΔNCF2-(n-1)=[RTy(1+Tm) - (RTg-CwTz)Tm](1-Tq)-Tq

ΔNCFn =[RTy(1+Tm)-(RTg-CwTz)Tm](1-

Tq)-Tq-VTz?鬃

根据上文的分析比较得知,交通运输企业由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后,新增的项目投资在项目经营期内的现金净流量变化情况如下:

(1)在项目经营期的第一年,由于新增设备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从当期销项税额中一次性予以抵扣,使企业当期因新增设备需要交纳的增值税税额减少,从而使现金净流量增加VTz;由于新增设备原值以扣减增值税以后的金额入账,使得账面价值减少导致每年计提的折旧额减少,在营业额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利润总额会增加,相应地就要多交企业所得税进而使现金净流量减少Tq;企业在营业期内新购入的燃润料等材料的进项税额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部分可以进行抵扣,经营成本中可抵扣的部分越多,所交的税越少,又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计税方式的不同,使以它们作为税基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发生改变,进而影响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税金及附加又会影响到企业利润,使现金净流量增加[RTy(1+Tm)-(RTg-CwTz)Tm](1-Tq)。

(2)在以后的项目经营期内,由于新增设备的账面价值减少导致每年计提的折旧额减少,因折旧额通过影响利润影响企业所得税,从而使企业所得税增加,进而使现金净流量减少Tq;企业由征收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使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发生改变,引起营业税金及附加的变化,进而使企业利润受到影响,使现金净流量增加[RTy(1+Tm)-(RTg-CwTz)Tm](1-Tq)。

(3)在项目报废期,因折旧额的变化而使现金净流量减少Tq;本文直接用新增设备原值乘以净残值率作为投资项目在报废期的现金流量,因新增设备净残值的变化而减少的现金净流量为VTz?鬃,营业税金及附加的改变导致现金净流量增加[RTy(1+Tm)-(RTg-CwTz)Tm](1-Tq)。

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影响交通运输企业项目投资决策的案例研究

为了分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企业项目投资决策的具体影响,下面结合具体的案例分别从现金流量、项目投资决策评价指标、项目投资决策评价结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假设M企业在新的会计期间,新购买了一批运输工具,相关数据如下:V=1 000万元,n=10,?鬃=5%,R=700万元,C=490万元,w=70%,Ty=3%,Tg=11%,Tz=17%,Tm=10%,Tq=25%,案例中的收入和成本都是不含增值税的,项目计算期内每年的现金净流量用NCF表示。

(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企业现金流量的影响

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税制改革前后各期现金净流量的分布状况及差额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不仅使新增项目投资每期的现金流量数额发生了变化,而且使每期项目投资现金流量的分布状况也发生了改变。由于增值税下新增项目投资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使企业在项目计算期的期初减少了大量现金流出,这样为企业新项目的投产和正常运转奠定了良好的财务基础。在之后的项目计算期,由于外购新设备的进项税额已经抵扣完毕,企业经营过程中外购的材料和劳务中可以进行抵扣的进项税额不多,这使得营业税下和增值税下现金流量的差别不大。

(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企业项目投资评价指标的影响

项目投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其中,投资收益率是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计算的指标,容易受会计政策因素影响,大多数情况下不被采用。所以,本文主要分析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前后投资回收期、净现值和内部收益率这三个评价指标的变化。

根据前面的案例,假设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是8%,分别计算出营业税下和增值税下企业的投资回收期(PP)、净现值(NPV)和内部收益率(IRR),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不仅使新增项目投资的现金流量数额和分布状况发生了改变,而且也使企业相关的财务评价指标发生了变化。

(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对企业项目投资评价结果的影响

接上例,交通运输企业在交营业税的情况下,由于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较长,净现值小于零,内部收益率也小于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故该项目不可行。在交增值税的情况下,由于购买设备时可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营业税金及附加和所得税的计税基础等都发生了改变,使现金流量增加,该项目的投资回收期没有超过项目计算期的一半,投资回收期较短,净现值大于零,内部收益率大于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该投资项目具有可行性。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理论与案例分析可以得出,交通运输企业在缴纳增值税的情况下现金净流量有所增加,且项目投资评价指标优于缴纳营业税情况下的评价指标。存在的问题是:首先,在新增设备交付使用的当期,可抵扣数额巨大,而在没有购置的期间,可抵扣税款数额较小,仅为燃润料等的购入税款扣除,这可能会导致纳税人在各期间缴纳的增值税税款起伏变化,有逃税的嫌疑。其次,交通运输企业的人工成本、期间费用和其他成本项目中的部分耗费是不可抵扣的,这些是交通运输企业征收增值税的不利因素。

本文的研究局限在于,理论推导建立在一定假设条件之下,过于理想化。但总体来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有利于交通运输企业的项目投资决策。随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全面实施,用上市公司公布的数据实证检验交通运输企业现金流量的变化及其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李婧,郝红.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税负及利润影响——基于上海试点方案的研究[J].财会通讯,2012 (11).

[2] 罗飞娜.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的探讨[J].经济研究,2011(9).

[3] 周艳.“营改增”对物流企业的影响探微[J].财会月刊,2012(10).

[4] 赵娥,齐鲁光.增值税转型改革对项目投资决策的影响[J].财会月刊,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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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处置效应 投资者行为 金融异象

一、处置效应的内涵

传统金融理论以有效市场假说为理论基础,并假定投资者之间不存在差异,都是理性决策的风险厌恶者,投资目标都是最大程度的使收益最大化。但随着金融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者发现:在实际中,人们的决策行为和选择偏好并不满足所谓“理性”的假设。处置效应就是行为金融学中一种典型的投资者认知及行为偏差,其概念最早由Shefrin和Statman(1985)提出,它阐述了股票市场中投资者更愿意持有亏损股票而卖出盈利股票的行为倾向。

二、处置效应的成因剖析

在处置效应提出后,大量学者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研究。随着学者对处置效应深入的研究后发现,前景理论、后悔理论、均值回复信念、损失厌恶等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处置效应且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1)前景理论。前景理论是一种用来描述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选择问题的理论。以股票市场为例,如果投资者取得盈利,他们会表现出明显的风险厌恶即立即卖出股票。若投资者处于亏损状态,在面对卖出股票还是持有股票的选择中,他们会表现出明显的风险偏好即继续持有股票。另外,前景理论中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的形式是“S”型,这样就使得在收益部分曲线的斜率大于损失部分的曲线斜率。这样在盈利区域,投资者倾向于卖掉股票。在损失区域,投资者倾向于持有股票。

(2)后悔理论。后悔理论是指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的过程中常出现后悔的心理状态,因此投资者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常常在做出投资决策时表现得优柔寡断。后悔理论对投资者处置效应的解释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由于无法对其的解释能力进行量化考察,所以说服力度还是不够。

(3)均值回复信念。均值回复信念是除前景理论外的另一个对处置效应较为合理的解释。如果投资者拥有均值回复信念,那么他们会认为在今天盈利(亏损)的股票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亏损(盈利)的股票,最终的收益将会回归均值。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解释存在合理性的前提是投资者心里存在此种信念;若不存在,这样的解释也是不太合理的。

(4)损失厌恶。人的行为当中一般讨厌损失带来的痛苦感觉,因此在投资行为当中害怕看到损失,如果较早盈利就会及时卖出;如果早期亏损就会继续持有,以延缓伤痛和后悔心理。

三、处置效应的国内外文献综述

(1)国外文献综述。处置效应的提出强有力的挑战了经典金融理论中关于“理性人”假设,所以许多学者对金融市场是否存在这一现象进行了验证。Lakonishok和smidt(1986)搜集了美国证劵交易所AMEX和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在之前5、11、23和35个月盈利和亏损股票的交易量,经过比较后发现:盈利股票的交易量明显高于损失股票的交易量。并且他们认为处置效应存在的现象可以用信息理论来解释。相比前人的研究成果,Odean(1998)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更加具有科学性。Odean收集了1978年-1993年美国一经纪公司个人账户的9万多笔投资交易记录,先衡量出每个投资账户中已经盈利或亏损的数据,然后计算出实际的资本利得比率(PGR)和损失比率(PLR),之后用两者之比作为测度处置效应的标尺。作者在计算后发现,处置效应确实是存在于美国股票市场的。并且Odean还发现了这样的一种行为在每年的12月份表现的不是非常明显,究其原因是在于投资者的避税考虑。

除了从整体上研究处置效应是否存在于所有投资者身上外,国外学者还对市场上的投资者进行了细分。Grinblatt 和Keloharju(2001)用逻辑回归法对芬兰股票市场上几乎所有投资者的买卖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五种投资者(非金融公司、金融和保险机构、政府组织、非营利结构以及家庭)均存在处置效应行为并且处置行为的差异很小。Shapira和Venezia (2001)验证了以色列的个人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均表现出了处置效应,但个人投资者表现得更加强烈。Hyuk Choe和Yun sung Eom(2009)在对韩国股指期货市场数据进行检验后也证明了个体投资者比机构投资者更容易产生处置效应。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Heath,Huddart和Lang(1999)通过对雇员的股票认股权就行检验后发现,若当前股票价格超过去年最高的股票价格产生盈利时,雇员执行期权的可能性增大。Taylor等(2000)验证了处置效应在新西兰的存在。Genesove and Mayer (2001)验证了美国波士顿市中心20世纪80年代的房地产市场也存在处置效应。从以上可发现,不只全世界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存在着处置效应行为,房地产市场、期权、权证的交易过程中也存在这种投资行为特征。

(2)国内文献综述。我国对处置效应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在方法的选择上与国外也较为相似。较早研究处置效应的国内学者是赵学军和王永宏(2001)。作者搜集了1998年7月1日到2000年12月25日我国一个知名证券公司某大型营业部约1万个投资者账户的全部交易信息,采用与Odean(1998)基本相似的方法,来研究我国股票市场是否存在处置效应。结果发现:中国的投资者的确存在较早卖出实现盈利的股票而继续持有亏损股票的趋势,并随着气候季节的不同而不同。并且这样的一种趋向与国外的投资者相比更加的严重,这也说明了中国的投资者确实是不理性和不成熟的。吕岚和李学(2002)同样收集了我国一个证券营业部从1998年至2000年投资者账户的交易记录,并对这些账户分成三类后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我国投资者存在着卖盈持亏损的倾向。

以上文献所使用的都是Odean(1988)的方法,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基于交易量来研究。孙培源、施东晖(2002)利用从1992年1月2日到2001年12月29日上海A股股票的日收盘价交易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收益类股票的交易量是大于亏损类股票的交易量。高雷、何少华和宿成建(2005)发现在股市上升阶段时的交易量是明显大于下降阶段,说明了处置效应的存在。

实验、问卷调查或回归也被一些学者采用来检验处置效应。方立兵和曾勇(2005)首先通过问卷调查确定了最近买入价最可能成为投资者判断盈亏的参考点;然后搜集一个证劵营业部从2000年4月1日到2002年12月31日所有交易记录,研究后发现:中国投资者更加倾向于长时间的持有账面处于亏损的股票,而卖出账面处于盈利的股票。还有一些其他学者,如何基报和鲁直(2006)、翁学东(2008)、李红和柯永红(2009)、周铭山、周开国和张金华等(2011)、姚舜(2012)、王济平和俞慧婷(2013)等也使用了实验方法来验证处置效应。

四、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对大量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对处置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试图对其的存在进行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当然,前人的研究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些缺陷,但却为后人对处置效应的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Shefrin and Statman.The Disposition to Sell Winners Too Early and Ride Losers Too Long: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Finance,1985,(40).

[2]Odean.Are Investor Reluctant to Realize their Losses[J].Journal of Finance,19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