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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思想理论；创新
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正确的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伟大的实践可以深化对理论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理论与实践的互相促进，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积累了弥足珍贵的新鲜经验。党的思想理论的伟大觉醒，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展现出党的思想理论创新旺盛的活力、无穷的魅力和巨大的威力，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理论创新之路。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历史进程及巨大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历史转折，也是全面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依靠自身的力量，在终结“”这一历史悲剧的同时，领导中国人民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时代。新环境、新形势、新任务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要求，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着党的自我革新，对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进行了新探索、新开拓，坚持并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积极探索和开辟了党加强思想建设的新路子、新方法，取得了自执政以来在思想理论创新方面更为辉煌的成就。
(一)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至1982年中共十二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解放思想中酝酿与萌芽
粉碎“”之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全党、全国人民普遍关注的问题。广大党员和群众殷切盼望我们的国家能够从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中摆脱出来，殷切盼望我们的国家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迎头赶上世界前进的潮流。但是，历史在前进中出现徘徊，遇到了障碍。特别是当时党的中央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个错误方针的提出，堵塞了实事求是地总结“”沉痛教训的可能，使得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所以，不推倒“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不揭露这个错误方针的唯心主义性质，不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的党就不可能纠正“”的一系列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没有重获生机的希望。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率先批评了“两个凡是”。1977年4月10日，他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思想来指导。5月3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一再说，他这个话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起了解放思想的先导作用。
1978年5月10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动态》上发表；次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由于文章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而引起强烈反响。到1978年的8月、9月、10月，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这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真理标准问题也成了大家议论的热点。在党中央领导人中间，邓小平最先敏锐地洞察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破除“两个凡是”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锐利思想武器。因此，他积极支持和领导了这场大讨论，并通过这场大讨论深入阐发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这场大讨论发展成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人们的思想认识逐步统一到这条思想路线上来，将党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就是思想路线的教育运动，成效非常大。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所说：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大规模进行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为召开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在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作了舆论准备，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近30年后纠正自己错误的空前规模的思想解放。没有这一次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近30年来新的辉煌历史。这次思想解放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开始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伟大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分清了是非。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单位，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基本完成，也标志着历时三年多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伴随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人们很自然地要用实践标准检验社会主义。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形成对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否定。在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开辟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基本结论的提出，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思想获得了大解放，而且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初具雏形。
(二)1982年中共十二大至1997年中共十五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改革开放中探索与创新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创造性地在上写了党的思想路线。十二大在总纲中规定：“党的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经典文字表述。最后一句，是吸收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成果，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发展。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因此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纲领，就成为十二大的任务和要求。十二大宣布了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又一次重要的大会，它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描绘了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打下了基础。
1987年1月25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召开，邓小平主持了大会。大会总结了中共十二大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又根据农村经济体制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要求，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全党的日程表上，使我国的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方位的历史阶段。十三大以团结、民主、改革的巨大成就载入党的史册。然而十三大对改革困难估计不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缺乏必要斗争，对党风问题缺乏足够重视，经济改革出现过热现象，形成了十三大后一场严重的。但实践证明，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发展第一步战略目标的任务已基本完成。90年代是达到第二步战略目标、实现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关键时期，任务艰巨，时间紧迫。与此同时，世界性的新科技革命的进程正在加快，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进行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重组与升级，另外就是到1991年底，三年治理整顿任务基本完成，我国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出现了有利于改革的形势。再次就是国内一度出现了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剧变和“八波”后，面对西方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所谓“制裁”，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巨大冲击，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对一些重大问题，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国内发生，经济建设和改革也遇到一系列困难，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关注着改革开放的走向，也有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前途产生了担心和疑虑。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旗帜鲜明地反击了“左”的谬论。如何判定我们的改革是姓“资”姓“社”，如何将我们的改革深入下去，邓小平仍然是解放思想在先，坚持解放思想，对姓“资”姓“社”的争论进行了回答。并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或衡量我们改革的尺度。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界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对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处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这一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消除了市场经济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幽灵的心理负担，为大胆、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四大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作了基本总结。概括了90年代我国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写入了的总纲。党的十四大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的一次巨大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产生的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成熟和适应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有了新发展。1997年10月12日，中共十五大在北京开幕，作了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大会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这一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以巨大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进行了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30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而杀出了一条“血路”，实行改革开放，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这个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完善。
(三)1997年中共十五大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世纪之交升华和发展
中共十五大之后，国内外、党内外非常关注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如何抓住机遇，化解风险，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摆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些问题都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提出挑战。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的嘱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同时，坚持不懈并卓有成效地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理论勇气推进理论创新，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表明了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上的又一次创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也取得新的进展，积累了新的宝贵经验。伴随着200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程(修正案)》的决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被载入。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新世纪给党的思想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党的思想建设理论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创新，主要理论贡献有：“三讲”教育思想，“以德治国”方针的提出，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而表明党在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主动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上的又一次创新。把党的思想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四)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科学发展中深化与提高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主要破除传统发展模式、发展观念和发展方法的问题等。同时也深化了对党的执政理念、治国理念和治理社会理念的认识，丰富发展了党的执政理论；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思想和要求，使党的这一根本执政理念具体化了，有了更加充分的实施载体，有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有了更加可靠的实现保障，使党能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是科学发展观的酝酿阶段。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前，这期间受2003年非典疫情的警示，党中央开始明确提出要坚持全面的发展观。二是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4年初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要求也作了阐述。同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要求作了深刻阐述，更加全面地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三是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推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要求，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四是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定位、形成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不懈的探索，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原来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党的奋斗目标相联系，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新境界。
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是新时期我党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理论支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出的新概括，是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贡献。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总结了我国新时期的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眼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主要原则和方式特点
思想理论创新，就是要突破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调整和完善不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的理论，依据改革发展变化了的实际，寻求新的规律和特点，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任何理论不仅有构成自身的内容，还有构成自身的前提，亦即理论赖以建立的主要原则、方式方法，也就是说思想理论创新不仅要具有勇于创新的思想意识，还必须要有科学的思想方法。只有坚持在继承中求创新，在比较中求创新，在综合中求创新，在实践中求创新，才能使理论创新既有坚实的基础，又能与时俱进。这规范着自觉接受这种理论的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在一定的理论“范式”中，它具有一种强制作用，规定着具体理论的旨趣、内容意义和功能，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主要原则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同志指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并强调：“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坚持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这一论断提示了思想理论创新的科学内涵和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
——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理论创新的根本原则。能否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事关我们事业的根本，弄清这个问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有科学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
实际上，自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就一直存在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创造性地发明了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带领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立以后，如何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就成为一个根本问题。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才能与时展同步，才能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创新，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凝聚智慧和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才能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用创新精神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我们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思想适应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推进思想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进展，都是在解放思想的前提下，在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要求下，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的创新推动事业的进步，理论是时代的产物，理论创新是时代的呼唤，用创新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就是顺应时代。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的创新，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同志的深刻论述，既是对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历史的精辟概括，也是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发展的方向和指南。大力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不断推向新境界。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原则。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经验证明，离开实践谈理论创新，就会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一定要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也是全党同志庄严的历史使命。以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丰硕成果，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方式特点
方法的重要性正如同志所言：“思想理论的创新要坚持正确的方式方法，方法对头，事半功倍，方法不对，事倍功半。而且特别要注意方式方法的适应情况，实用情况。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而黑格尔也认为：“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是人们实现认识的途径与桥梁。方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方式方法，汲取历史宝贵经验对于我们未来进一步发展显得弥足珍贵。
——吸收集体智慧、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及时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并上升为理论，是思想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理论来自实践，又必须回到实践中去，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当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精神力量。因此，进行理论创新必须认真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总结实践的经验。这就要求我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发展真理。
历史唯物主义与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一个根本不同点，就是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而是马克思主义坚决地承认群众的革命毅力、创造力和首创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一大优良传统，“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因而，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这要求我们善于抓住问题，摸索情况，掌握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做好调查研究，然后经过科学的提炼、概括和总结，从中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工作，这就为我们指出了进行调查研究的有效方法。
——立足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注重调查研究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来源。任何科学理论创新都有其必然性，都是对特定历史阶段伟大实践的创造性概括，都必然打上时代的烙印。准确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紧密联系这种变化有针对性地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我们党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关键因素。列宁曾经指出，只有“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这就告诉人们，不能够正确把握时代旋律，就无法判断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就会沦为形式与空谈。所以科学地判断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推进理论创新对变化形式的回应，这对于我们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准确把握党和国家的历史方位，进一步认识党的思想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思想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我们党每一阶段的思想理论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的。党的思想理论创新要紧密联系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来进行，关键在于正确认识每一历史阶段的世情国情党情有什么新变化，同时正确分析这些新变化，从而正确判断出国际形势的基本走向，判断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性质和所处的历史阶段。
——勇于克服“左”右倾错误，敢于面对前进中的问题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式。中共十七大通过的新在关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论述中引人注目地指出，要“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全面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段话重申了自十四大以来中的有关论述，既指出了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同时又强调主要是防止“左”。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左”倾和右倾错误始终是困扰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幽灵，是党和人民事业的敌人。党的历史上几次严重的“左”右倾错误的史实向世人昭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凝固化，违背客观规律，凭主观意志办事，最终会导致党内的“左”右倾错误，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出现家长制作风，个人专断，更加剧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会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偏离马克思主义轨道，使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因此，当前面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历史伟业，我们必须牢记党史上曾发生过的“左”右倾错误的深刻教训，增强党的凝聚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和重要现实意义。
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牢牢把握这些经验给我们留下的诸多深刻启示。唯其如此，才能不断发现和纠正“左”倾和右倾错误，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制定出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减少曲折和失误。
三、用改革创新的精神继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创新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新的壮丽史诗。有了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就有了最科学的最精细的最深刻的思想武器，就犹如拨云见日。新时期、新阶段把握党的思想理论的新走向，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推动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产物和理论结晶。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解放思想作为一种思想的常态，既是一种批判性思维，也是一种建设性思维。作为批判性思维，它要求人们以批判的眼光敏锐地发现、改变或抛弃一切不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思想、观念和制度体制，等等；作为建设性思维，它要求我们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不断推动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就是始终要与时俱进，永不僵化。当然，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在我们认识发展的不同阶段，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不同的。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们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或基本上未被认识的领域和规律，仍然有许多未知的“必然王国”，我们仍然有待于继续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跃进。这就必须始终不渝地解放思想，始终要使主观思想跟上客观现实的发展，使认识合乎实际。因此，解放思想应该成为我们思想的一种常态，要不断地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我们已有的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不是某一时期的特有任务。
此外，应当在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中使解放思想进入一个更新的境界，作为一种思想的常态，解放思想最根本的是要解决思维方式问题，即从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在当前的现实社会中，主要应从传统的“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中解放出来。当前解放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高度警惕和防止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自觉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了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对真理不断加深认识、总结和提炼的过程。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思想解放、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坚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还要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这项重要政治责任必须坚持不懈地抓紧抓好。
(二)扩充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永葆党的思想理论的旺盛活力、无穷魅力和巨大威力
2004年8月22日，在邓小平百年诞辰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进行努力，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首次确定了有关执政的七个基本范畴，构成了执政理论的基本内容。在此中，执政资源与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和执政环境六方面具有同等主要的地位。而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是执政资源的精神载体，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它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是关于执政的思想、制度和心理的凝聚。它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民族精神、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大众心理等丰富内涵，核心是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资源是执政党执政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是对实现执政使命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要素。
换句话说，一个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它的执政理念是否先进，执政方式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它研究和利用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的程度。执政的思想文化资源包含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人才的、组织制度的资源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当今时代，思想文化愈来愈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思想文化的巨大力量已经深刻地熔铸于执政党的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之中。因此任何一个政党要想牢牢掌握政权，永葆党的思想建设的旺盛活力、无穷魅力和巨大威力，保持党的先进性，除了要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外，还必须掌握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几千年延续、积淀下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以及世界各国文明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生长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人、任何党派、任何政治集团以及他们的思想、决策不可能不打上深刻的烙印。
总之，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都是党执政思想文化资源的源泉。只有重视维护和发展好自己的执政思想文化资源，善于用党的先进文化教育和激励人民，通过发挥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把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的精神文化因素，高度凝聚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才能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产生高度的政治认同感，自觉地接受和拥护党的领导，才能扩充党执政的文化资源，提高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执政思想文化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意识、观念、态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执政思想文化具有权威性、导向性和可变性，它对于构建和维系执政体系、引导和规范执政行为、塑造和发展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永葆党的思想建设的旺盛活力、无穷魅力和巨大威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适应政治生态化、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新要求，改革完善党的思想理论的体制机制
政治生态化的深层意蕴，在于以生态发展的理念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以促使政治体系内各要素间及政治体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和谐、协调、稳定地发展。政治生态化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当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巨型生态系统，社会的政治思想、政治过程及其结果，往往受到社会、经济、文化乃至自然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和牵制。一个政治群体，在它从事任何政治行为之前，都须首先考虑其行为对其他政治群体、社会群体、经济群体、文化群体的正负影响。这是该政治群体做出正确政治行为选择之关键，也是决定其政治行为成功与否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马克思不仅关注人类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相对关系的和谐，同时还强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相对关系的和谐。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直接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并且，马克思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方案。所以，政治生态化也是马克思主要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在解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较为严重的政治生态危机过程中开启其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社会不断实现良性政治生态的历史过程。
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它既是政治发展的核心内容，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制度更具有规范性，稳定性，持久性等特征。制度安排得当与否，制度化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政治文明的程度和政治现代化水平的高低。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为我国未来政治发展设计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政治制度化是政治发展的高级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是为了实现与经济现代化相适应的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的本质是建立一种同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发展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与体系，即它要求的是“建立符合民族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更大的制度权威”。我国的政治制度化水平是比较低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我们一直在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但政治改革的进程远远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纵使有繁荣的经济，离开了政治现代化，经济改革的成果也会付诸东流。制度化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得稳定的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过程，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以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及所有的适应性、复杂性、自治性和内部的协调性来衡量。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要保持政治现代化持续有序地进行，就必须有一种机制，把各种社会力量有机地组织起来。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政治程序的创造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领导者。它不仅是政治生活的中心，还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所以我们党就一定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坚持改革创新，研究探索开展政治工作的新形式、新方法，建立健全履行职能的各种制度和程序。邓小平曾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制度的设计中坚持以下原则：制度的明确性和规范性，制度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制度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制度的责任性和监督性。目前在我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法制建设必须配套进行，具体来说就是搞好党民制度建设和党法关系建设，按照这种要求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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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想信念导向、思想道德导向等功能，在各个阶段帮助教育客体在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准则，努力保证其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行为导向。
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主要是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进行的。道德和法纪是维护文化安全最为直接的途径，是表现在外在方面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两种导向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导向的重要保证。有些国人理想信念淡薄，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导向来对其进行预防，提高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三）舆论导向。
新闻媒体、网络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安全中起着很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言论自由，依靠这种自由来侵蚀我们国人的思想，在隐蔽性中渗透进行，网络、新媒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利用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要保证文化安全，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效主导舆论，使文化传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政策导向。
文化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保障我国文化安全，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担负起政策导向的重任，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组织的积极力量，进行主流文化方面宣传的政策引导，为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努力。
（五）利益导向。
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导向，使人们正确区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最终使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利益观，进而树立文化安全观，使文化利益得以实现，巩固主流文化价值，维护文化。
二、发展对策
（一）完善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体系。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内容。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切需要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改造落后文化，整合外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导向内容，应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使人们深刻领会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足点。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其导向也直接指向于人，国家的文化安全依靠的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支持，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第二，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国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隐蔽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发挥主要有预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第三，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是支撑整个民族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精神导向。在当今维护文化安全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使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3.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机制。
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建立一定的导向机制，主要有思想导向机制、心理导向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等，利用这些机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判断和引导，充分发挥导向功能。
（二）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后期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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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了解与欣赏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精读略读讲读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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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散文领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们发现他还是现代中国一位出色的语文教育家。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总是无法摆脱朱自清是一位现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响，或者说朱自清大量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盖了他实际上相当丰厚细致的语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吴淞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温州第四中学、宁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随学校南迁，任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论著有与叶圣陶合著的《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标准与尺度》和《语文拾零》等。我们把目光从他的散文作品转移到他众多的教育论著，明显可以看到他的语文教育思想自成体系。我想：站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审视作为语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来加深对他的教育思想的认识，将十分有助于提高我们目前以及将来语文教育发展解决重大问题的自觉性。我们把朱自清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独特主张和论述，总称为朱自清的语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对此作一初步探讨。
一、“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
的教育目的论
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相当独特地提出了语文教育的两项目的，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一是选读古书，了解、认识和接受本国固有文化。二是以欣赏作为情感的操练，设身处地地欣赏古文学，弄清古文学的立场或扬弃或清算，培养欣赏力和批判力。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的远大目标确定在了解本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加强民族意识并以此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水平，这种观念显然区别于语文教育就是讲授语文知识使学生语文成绩考试合格或者语文教育就是一种解析作家作品和语言现象的学术研究的一般观念。朱自清这种对语文教育目的的崭新揭示让我们感觉到了他的一种具有特定意义对于前人的举步跨越。他还认为：中国人虽然需要现代化，但是中国人的现代化，得先知道自己才成。这表明朱自清正是一位独尊本国固有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本国固有文化遗产不仅是中国奔向未来的一个重要依据，而且也是语文教育必须把握的一个重要目的。在这方面，朱自清把语文教育独特地理解为一种继承文化遗产宏扬民族精神的特殊行为，这显然体现了他个人的特色。
朱自清所主张的“了解本国固有文化”是指津津有味地接受古文学的篇章字句、语体、词汇、成语、风格和技巧，设身处地地接受古代作家的写作态度、喜怒哀乐爱恶欲。他认为语文教育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借助对古文学的了解来帮助青年人信古、学古。他说：“有些青年人以为古书古文学里的生活跟现代隔得太远，远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们不能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我想从头说起，尽管社会组织不一样、尽管意识形态不一样，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喜怒哀乐爱恶欲总还是喜怒哀乐爱恶欲，虽然对象不尽同，表现也不尽同”。[1]朱自清的这种见解清晰地指明语文教育的使命即要求我们把青年对我国固有的文化精萃的疏远变为对它的亲近。朱自清以为无论古今人物、人情总还有不相远的地方，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恶欲可以跨越历史的长河彼此仍可相互伸展，以此达到青年读者与中国固有文化的思想精神的相互融合。朱自清着眼于古今情感上的联系来亲近、认识和了解中国固有文化，实际上是从方法途径方面强调了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怎样达到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朱自清又提出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接受文学，培养欣赏力，培养批判力。他说：“接受文学，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那些是该扬弃的，那些是该保留的……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这‘设身处地’是欣赏的重要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感情移入’。”[2]这段话今天看来似乎相当普通，但其体会切身，因而其意义也就不同寻常。它指出了欣赏的首要问题是解决立场，并且作品的立场和读者阅读时自我的立场更不能混为一谈。这里清楚地说明以坚定的立场和批判力对待文学是培养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第一要义。这种说法反映出欣赏能力培植的关键又在于对作品的感情移入即设身处地地体味原来作家作品的喜怒哀乐。这样特殊的意义，理应真正深刻地通过语文教育的课堂介绍给自己的学生，让这些体现中国最主要的文化历史内涵的作品从培养学生的欣赏力批判力的角度出发给学生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倘若真正着眼于发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那么朱自清的这些见解是颇为崭新的。
朱自清实际上以此肇开了语文教育之目的在于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之先声，并深刻认识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与语文教育的紧密联系。从他的论述来看：语文教育必须以了解本国固有文化为基础最终使学生达到能够欣赏文学的目的。概言之，“了解与欣赏”即构成了朱自清语文教育目的论的中心内容。朱自清本身就是一位精通中国固有文化的学者，因而极为尊崇以语文教育来传播中国固有的灿烂文化；同时朱自清又是一位注重写作艺术力量的文学家，因而他也要求语文教育承担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分析文学的能力的任务。由此可见朱自清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
二、“作文训练、技术训练”的教育内容论
朱自清把作文训练确定为语文教育极为重要的内容之一。他说：“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3]他认为，学生通过写作能力的培养，会增长文学运用和认识社会人生的知识经验，因而提高他们的思想水平，可见写作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朱自清显然排斥长久以来以思想训导作为语文教育的主体内容，他高度肯定了写作能力培养的社会功能。他尖锐指出：“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词汇、字句、篇章、声调里。”[4]这里朱自清集中地否定了一些教育者对于思想训导的偏重，它攻击这种偏导而极力张扬包括词汇、字句、篇章、声调在内的技术训练。他欲匡正语文教育中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的作风的贫乏和单一，使语文教育的建设真正具有内在精神。在他看来：仅仅接受文化思想远远不能证明学生已经掌握了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阅读古书的能力、理解古书的语言形式、篇章结构、句式体裁的能力。因此朱自清进而提出“技术训练”。这两方面即构成了他的语文教育内容的框架：特别强调学生在接受写作能力培养的同时尤其迫切需要切实加强学生运用文字能力、阅读能力、理解能力这些语文基本技能的训练。
（一）作文训练
朱自清认为学生作文的最大毛病是文脉不清层次不清思路不清，其次是乱用标点符号。朱自清是一位很有见解的语文教育理论家，他对学生的作文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
“学生的写作往往抓不住题目，他们往往写下些不是支离便是宽泛的废话，在开篇时尤其如此。此外，层次的杂乱、意思的贯联，字句重复，也触皆然。……他们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在意……标点符号表明词句的性质，帮助达意的明确和表情的恰切，作用跟文字一样，决不是附加在文字上，可有可无的玩意儿……多半学生对标点符号的作用轻视或认识不足，随处乱点。其实不充分利用，写作的效果便会因此减少。”[5]
长久以来语文教育过程中的作文训练大多有忽略文脉和标点的倾向，朱自清这些言论可谓切中时弊。人们注重的是文章写作的思想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文脉条理、标点符号。朱先生这番话自然是一种倡导，即为纠正语文教育的作文训练中散漫无纪的忽视文脉和标点的毛病而建立起一种新观念：学生作文必须以文章条理清晰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为最首要的条件。
朱自清尤其强调当时语文教育中所存在的几种奇特现象：一是学生错误地不自觉地把作文当作了说话的记录，使语脉蒙蔽了学生自己，因此造成层次技术拙劣。二是教师在授译讲书过程中多说不相干的闲话，也给学生作文思路带来坏影响。三是学生阅读太少或不仔细，并且过分依赖说话。朱自清在这里尖锐地批评了教师讲课闲话过多影响学生作文文脉和学生阅读太少导致作文过分依赖说话的不良倾向。他还以一种犀利的目光发现学生写作中所隐藏的通病：即学生把作文与说话等同。在朱自清看来：(1)作文不是说话，必须剔除一些无用的废话。(2)作文是用文字记录下来，并不同于说话，它必须让人读了觉得文字的好处。
朱自清提出的作文训练显然注重这两大主要内容：一是解决学生作文的文脉条理，二是帮助学生弄清作文不同于说话。朱自清实质上是以文章写作的结构形式（即所谓文脉条理）对作文训练提出了极高要求，这是一个相当明晰和重要的见解。
如何进行作文训练？朱自清的主张独具一格：(1)通过朗读、诵读的帮助提高写作。他提出：“该让他们多多用心诵读各家各派的文字，获得那统一的文字或语脉（文脉）。……因为朗诵对于说话和作文也有帮助。”[6]朱自清希望学生通过朗诵的训练获得清晰的文脉。他设想：“要训练文脉，得用宣读文件的声调……若从小学时代起就训练这种正确的朗读，语脉混入文脉的情形将可减少，学生作文也将容易进步。”[7]对于作文，朱自清出人意料地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却是“读”（朗读诵读）。他认为，“读”是帮助学生作文的良好形式，依靠着读的因素、功能可以使学生至少在语脉、文脉方面得以明晰，亦就让学生最终区别了作文和说话。其次是朗读诵读的作用还在于学生通过“读”的长期积累帮助他们在作文方面突然闪光的自觉的艺术创造。(2)从报章文体开始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最好从写新闻短论开始。他主张：“必须从报章文体学习……从小的范围着手，拣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练习写，象关于学校中的伙食问题，你要抓住要点，清清楚楚的写出来。”[8](3)多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朱自清认为：“实际生活中说明文和议论文比叙述文和抒情文用得多……而且一面也可以训练他们的思想。因此应该多练习这两种文字。”[9]这种练习的方法是：“给学生一些熟悉的小题目……或者给一些时事题目，让他们拟演说辞或壁报文字，假想的读者是一般民众……这才可以引他们入胜。”[10]
朱自清在强调朗读诵读对作文训练具有重要作用的同时，提出了两个关于题材和文体写作实践的观点。一个是，他认为学生应当从写作新闻短论开始，选择与实际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小范围的题材内容来作文。这种做法的意义是：让学生作文切用、感到亲切、并且有效。另一个是，他主张应让学生多加强议论文说明文的练习。他的结论是：这两种文体不仅实用，而且它可使学生通过这些文体的实践深入到现实内容，加大学生认识社会人生的广度。这些论点足可证明作为作家的朱自清往往以语文教育如同创作自持，以作家注重题材和文体的见解来谈论作文训练，恰恰显示了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色。
作文训练要实现自身的目标，在朱自清看来，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决不可忽视。第一，重视学生在完成作文时讲究清晰的文脉条理和正确使用标点符号。第二，特别要认同朗读诵读与学生作文的不同寻常的密切联系。第三，从新闻短论入手，激发学生从小处着笔，切近生活和自我。第四，注重练习说明文和议论文两种文体，让学生在这种体验中获取更加深刻的现实内容和思想认识。
（二）技术训练
朱自清认为，技术训练是语文教育核心内容之一。与此有关的是他在《了解与欣赏》一文中有一段别开生面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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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新问题，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新时期高举思想解放旗帜，就是要把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心职能是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企业、服务人民利益，市质监部门如何实现市委提出的“创建城乡协调、生态文明科学发展的试点市”目标，不唯书，不唯上，找准着力点，将解放思想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我们的体会是：
一、继续思想解放，瞄准世界，深入实施名牌战略。质量是产品抢占市场制高点的主要因素，目前，质量安全问题国际化、政治化，而我市部分标准尚未与国际接轨，企业生产、管理水平尙待提高，我们要深刻认识质量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立足以质取胜，开展“质量兴市”活动。要争取更多国家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及省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TC/SC）落户湛江，加快我市质量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指导企业更多使用国际质量技术标准，并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提升产品质量。去年我市实施名牌带动战略，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了全市质量总体水平，工业类产品获得中国名牌产品10个、国家免检产品10个，实现名牌大跨越，带动全市经济发展。我们不能“小进则满”，要瞄准世界，继续深入实施名牌战略。政府加强对实施名牌战略的宏观指导，研究制定有关政策，编制创名牌规划和名牌产品培育计划，根据企业实际，确定不同目标，梯次推进。首要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整合小企业集约发展，做大做强，为名牌企业提供生产原材料，同时承接名牌效益辐射。其次要加强打“假”保“名”和名牌产品宣传力度，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企业是实施名牌带动战略的主体，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强化研发，培育和发展能在未来世界市场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政府、职能部门、企业要整体联动，积极组织企业参与国际国内标准化活动，让湛江名牌产品享誉全国、走向世界。
二、继续解放思想，民生为重，创新两个安全监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解决民生问题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去年，我市质监部门按照上级统一部署，打了一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专项整治“特殊战役”，全面完成专项整治各项目标任务，确保食品质量和安全，维护了人民群众利益。要巩固延伸专项整治成果，就要大力推广“集中加工、统一监管、定点配送、检验检疫、标识管理、市场准入”监管模式，加强对小、散、脏、乱、差的食品加工小作坊的全面、科学监管，并不断创新思路，建立健全生产、加工到消费的食品全过程监管链条，建立健全产品可追溯源头和追溯责任的可追溯体系，建立健全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四位一体”监管网络，从源头上确保食品质量安全。把“质量兴市”活动拓展到各县（市、区）,发展特色产业、产业集群和专业镇，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强特种设备信息和监管两个网络建设，强化重点监控设备的管理，维护社会稳定。
三、继续解放思想，发挥优势，促进科学发展。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谁掌握了科技创新的优势，谁就能够在发展上掌握主动。国家质检总局提出“科技兴检”战略并始终致力于科技创新，提高把关与服务能力，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湛江靠海吃海，海产品资源丰富，海产品加工出口创汇有望成为我市的经济支柱之一。市质监部门应联系湛江实际，发挥技术人才和职能优势，以国家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设为重点，加快技术机构发展，使其成为全市自主创新科技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企业提供质量检验、计量测验服务平台，帮助企业积极应对国外技术壁垒和绿色壁垒，增强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湛江海洋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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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职业技术院校的学生是应试教育体制下的中高考的后进者，心理上普遍的特点是自卑心重，自信心不强。同时面临着来自社会的不良诱惑、人际关系的冲突，家庭学校等各方面的压力，导致学生心理不平稳，容易叛逆形成心理应激、心理危机、心理障碍等各类心理问题。离开初高中紧张的学习环境，远离父母的管教，加之自身的自控能力较弱，没有了纪律约束，对于出现在周遭的不良诱惑难以抵抗，学生容易出现不良行为，例如抽烟、酗酒、沉迷网络、打架、盗窃、婚前等。不难看出，职业院校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易受环境影响，在其是非观念与道德意识形成的关键阶段若没有接受到正确的指引和有力的监督，极易产生不良的行为习惯。
二、孔子思想在职业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中的运用
要以正确而新颖的方式将孔子思想融合到当今社会所倡导的主流道德观，纳入职业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之中，帮助学生保持良好的心态、高尚的职业道德素养和正确的价值观。
第一，以孔子的“仁”“孝”思想帮助学生学会宽宏感恩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高的道德标准，掌握住了"仁”，就是掌握了孔子思想中关于怎样做人的关键。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做到仁，首先要爱人，爱人就包括既爱别人，也爱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的人何以爱别人？其实这也是自立自强自爱的思想。孝悌是中国文化精神。以孔子之孝悌思想教育职校学生，使其懂得感恩，知恩图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生你养你，是慈爱，你回过来爱他们是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尽孝道，要无违，当然尽孝不适说完全不违背父母的意思，这里的“无违”以不违背礼仪法制为前提，其次不违背父母之命。同时，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体会他们，当自己生病时，父母是多么的揪心担忧，要像父母爱自己一样去爱他们，这就是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对长辈的态度要好，不能摆脸色，辞色要温婉和顺。这就是“不敬，何以别乎？”以及“色难”。同时，以“仁孝”之思想践行于实践，不做违法乱纪之事，并将自己的行为影响扩散到周围。
第二，以孔子之“师道”教育学生尊师重友，求知治学
当今部分青年学生尊敬师长的意识淡薄，有不少不尊重甚至侮辱师长的态度和行为。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能为人师者必有其长处，作为学生应该认真向老师学习，培养职校学生的尊师重道之意识。从《论语》也可看到孔子的弟子对孔子都是非常恭敬的，孔子的教导他们都铭记在心，终身诵之、行之，唯恐不能践行老师的教导。并且，学生们即使做了大官，仍会向老师汇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行为动态，求得老师的指点，一辈子都尊敬自己的老师。在孔子思想中，“学”具有根本性的地位，除了前面提过的注重个人道德修养，还有学习知识、礼乐、从政、生活等。《论语》开篇第一句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是说要持之以恒的学习，并不断温习，没什么比这更快乐了。尤其要培养职校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与热爱，只有爱上了学习，才能在自己的专业上取得成绩，通过学习变得越来越优秀，努力充实自己，齐头并进，实现自己独特的价值。
第三，以“忠信”之道培养学生求实务本、诚实守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传统伦理准则之一。孔子十分中意的弟子曾子就每日反省自己“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也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不守信用的人，是无法成事的。子曰：“言忠信，行笃敬”、“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在学文知礼之后，就要恪守忠信，对上尽忠，对人守信。培养职校学生的忠信，不只使其在生活学习中保持诚信行为，也是培养学生在进入工作岗位之后能肩负责任，忠于企业公司，信守承诺。
第四，以“君子”之范本教育学生知行合一、正直勇敢
在孔子看来“君子”是一个道德符合礼法的形象，要教育职校学生做君子，做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君子自重好学知错就改。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是说人要自重，不断学习才不会固步自封，冥顽不灵。职校学生虽然是前一阶段学习的后进者，但并不代表他们一直就在一个位置上，要让他们明白总有一些朋友比我们厉害，要善于学习，犯了错也不要害怕，知错就改。君子的高境界有三：子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不忧”是说像仁德的人一样没有忧烦，很快乐。对国家天下事，相信自有办法解决，遂无忧，纵使没有办法解决也能坦然处之。仁者的修养可以超越物质环境的拘绊。第二是“智者不惑”真正有高度智慧，没有什么难题解不开，没有迷惑怀疑之处，上自宇宙问题，下至个人问题，都了然于心。第三是“勇者不惧”只要公义之所在，心胸昭然坦荡，人生没有什么恐惧。
第五、学习敬业乐群思想，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以及以和为贵的大局意识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是说做人要庄重矜持，但不相互争执排挤；与人和睦相处，但不勾结私党。要与周围的同事同行相处愉快，做好自己的本分。敬业乐群强调的是职业道德规范。知和而和倡导的是大局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特别是职业学校的学生，在职业学校学到高技能之后，站上岗位后要做到“敬业乐群”，既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不断提升技术，同时与周边同事相处融洽。
三、孔子思想融入职业教育的思想道德教育
第一，改革德育课堂模式
改变高职院校课程设置中重专业教育轻人文素质的局面，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结合，做到“专”“通”结合，充分发掘文化素质教育课的德育资源，把德育融入到文化学习的各个环节，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德育课可组织学生到校内或校外孔子学院、儒学院学习，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室的学习，将德育课堂变成灵活应变的可移动的课堂，激发学生学习孔子思想的积极性。
第二，孔子思想融入校园文化与校园系列活动之中
在校园文化中积极融入道德教育的内容，是全面发挥校园文化功能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形势下改进和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工作实效性的重要措施。将孔子思想融入学校精神。如校训可以化用孔子的经典名言。精心组织主题教育活动。将当下发生的时政新闻和重大事件结合孔子思想开展讨论会，或定期开展以孔子思想为主题的征文、演讲比赛、朗诵比赛、话剧表演，组织设立孔子协会等，使广大学生在缅怀孔子高尚仁礼之时，深刻认识到学习孔子思想，提高思想，践行道德重要意义。
第三，孔子思想道德教育渗透到网络化课程中
思想论文范文6
“教书育人”被视为教育的一般原理，对阅读教学来说可以表述为“教文育人”（于漪），即通过对语文材料（主要指文章）的读解，培养学生的“思想感情”，包括培养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信念以及伦理道德观等内容。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内容属于文化的规范特征部分。①思想教育正是社会通过对“思想”和“教育”自觉或不自觉地双重控制，将特定的“思想感情”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感情”，将个体言行和思想纳入社会规范之中并借以整合社会、控制个体社会化的行为。
目前，作为文化规范特征的思想教育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语文教学。在阅读教学中，思想教育已成为语文课堂最常见的景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阅读的过程就是明确和归纳文章思想内容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和接受既定思想内容及其表达方式的过程。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阅读教学并非单纯的以培养学生言语表达能力为目的，阅读教学在思想教育的要求下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形变或者异化。下面我从三方面来分析这一点。
（一）“育人”阅读教学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语文教学理论界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其中以言语教学为标志的语文教学理论思潮对于思想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性质的研究，使得人们不再仅仅出于功利的要求、善良的愿望而在语文教学中进行思想教育，人们对语文教学中思想教育问题进行了更为理性的研究。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思想教育不是语文教学的目的而仅仅是语文教学的附带功能”这一观点已经成为语文教学界的共识。在阅读教学中“育人”并且把思想教育作为阅读教学目的或者最重要的任务，这种看法也许正受到语文教学理论界对它最后的清算。②但是，多少年来，在实际语文教学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就是这样一直搞下来的，而且也将随着文化发展的惯性继续地进行下去，当然或许会减淡若干单调、僵化的色彩，或许又将有新的调整和形变。
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阅读教学历来具有极其突出的“育人”特征。在中国中古形态的圣化社会，阅读教学就是经义教学，培养“传圣人之道”“代圣人立言”的官吏及维护教化人士。中国古代非常强调“文教”“诗教”，强调通过阅读教学进行人格培育和道德修炼。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阶段后，虽然语文教学在分科教育影响下从经学的附庸中独立设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教学从来就没有把运用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当作阅读教学的目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非常强调在阅读中“育人”。在阅读中“育人”，一直是中国文化对于民族、国家、社会生存和发展总体设计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是对人才“质量”尤其是人才的思想品德的社会性设计。
进一步地说，中国文化对于“育人”要求非常单一，即要求人们的“思想”是同质的、全体一律的。具体到阅读教学中，在中国中古形态的圣化社会，这种经义教学培养出来的“传道立言”、维护教化的士人相貌、脾性虽各各分殊，思想却惊人的雷同。应当说，这是圣化社会对人才质量要求所决定的。在阅读教学中，“我”不过是已有之“道”的传导之“器”，“我”既要按圣人之想来想，也要完全按圣人立论过程来立论，“我”的思想不过是“圣人”的复制品。进人现代社会，从现代语文教学中所体现的思想教育情况来看，社会对人才的设计规格也很单一。从目前情况看来，这种设计更多考虑的是国家、民族、集体，而较少考虑到个体。④有概括性、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又红又专”，其中“红”即所谓思想教育内容。历史虽不断变化，“红”的内涵也或损或益，但总体上变化不大。在阅读教学中，社会控制仍以将文化分子培养为同一规格的人而努力。在实际教学中，个性从来就没有成为考虑的中心要素。
或者说，在阅读教学培养单一规格、单一“思想”的人才仍是目前中国文化“思想教育”的主流。这种单一规格的“思想”设计，乃是围绕“如何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这一压倒性主题而展开的。中国文化自19世纪受西方工业文明的进逼后，就特别强调“救国救民”“富国强兵”的道理，中国文化中政治动员也得以空前强调，一切都要与此目的有关。在此文化背景下，语文教学自然不例外，因为民族的思想价值观念凝集在民族语言之中。大家热心这些道理，政治宣传，“开启民智”，把语文教学中心目的挤至边缘，语文教学与政治动员紧密相关，以至于变成某种程度或全面的“政治课”。这是阅读教学在思想教育影响下新的形变和异化。
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一致，阅读教学中思想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以民族、国家利益为至上，以至于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人的存在价值和需要，其极端的情况就是个人无条件地服从国家需要，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以成就国家民族利益，就像一直选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所宣扬的“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纯粹”“有道德”的人。这种“思想”内涵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往往也因其理想色彩的高远而不易落到实处，在文化世俗化变迁的环境中那就更不易落到实处，而要强行将这种“思想”灌输到文化分子的头脑和心灵中去，往往适得其反。
如果阅读教学中思想教育果真能完美地进行并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经过这种思想教育塑造的人可能是什么样子呢──他有些法定或者公认的“思想”，当然并不复杂，例如他认为生活中真善美始终占主流，假恶丑终会被战胜；他的“思想”主要是用作道德判断或者政治立场的识别而存在的，譬如他经常会说，“你的思想是不是有点灰暗不健康”，或者“你站在跟人民对立的立场上看问题了”。他也可能作一些思考，但其思维模式无疑是固定的，推理程式化，有教条化倾向，任何人事，他也许会用阅读教学中千万次用过的句式：“通过……表达了……反映了……赞扬了……批判了……”来进行概括总结。他如果能写文章，开口提笔往往就是“我们”如何如何，看不见个人独立思考的影子，他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大我”在代社会立言。他惯于接受既定的“真理”，崇拜权威。他是最听话的，不幸也是最盲目的。他对自己缺乏自觉自主意识。他好做是与非的评判，但他却从不怀疑自己判断的依据，也从不怀疑自己。这样的人似乎并不能承担民族生存和发展重任，就连社会文化变迁所引进的生活激变他也不能适应──这种激变所需要的智慧、勇气和负责精神，在这样的“思想教育”中似乎很难培养出来。
以国家名义对中国文化分子生存和发展所做出的总体设计，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同一的生活模式和思想模式中，这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的表现，也是一种极端简单化的处理。通过阅读教学来“育人”，其实质就是将社会文化规范特征涵化为个体身心和言行中的过程；在这种同一规格“思想”的总体设计中，语文教学与之相适应，也在为把每一个人都纳入同一的思想观念模式中去而努力。这就常常使阅读中出现漠视阅读主体的现象，所谓“读中无我”，使阅读教学更多地成为社会规范特征传授的过程，而非语文能力培养的过程。这从阅读教学内容、读解方式上可以得到更为深切的认知。
（二）“好”的阅读内容
一般说来，对阅读材料（主要指课文）有两个前提要求：首先是思想内容好，其次是语言文字好，即所谓“文质兼美”。翻开任何一本语文教材研究的著作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其中“思想内容好”就是为阅读教学中思想教育的要求而规定的，有时候将这“好”又具体表述为“积极健康的”“正确的”“进步的”“符合历史发展或时展潮流的”等等，它的对立面就是“消极不健康的”“落后的腐朽的”“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或者时代潮流的”。前者以肯定的形态进入语文教学领域，后者以否定的形态进人语文教学领域，构成“思想内容好”的一体两面。在具体的阅读教学中，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将这“好的思想”内容给找出来，所谓归纳、总结出文章中心思想。进一步地说，明确和归纳中心思想也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将这所谓的中心思想转化为学生自己的思想，成为自己看问题的方法和观点，成为自己为人处事的信念和道德准则。所谓学文即学道，披文入道，因文悟道，这“道”成为学习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种被称为“好”的思想内容是根据社会官方意识形态的标准而做出的判断。因此，好的“思想”是经过选择的思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每一文化、每一社会要将其崇尚的“思想”（世界观、价值观、伦理道德观等）传递给年轻的文化分子，都要对教材的“思想”进行严格的选择。所谓让年轻文化分子面对人类精神资源中优秀的部分（包括文章），就是选择后的“优秀”。目前，语文教学所用的教材亦如此，它通过选文、编排、注释、删改等对“思想”加以筛选、甄别、改造、控制，相对来说，“思想”呈现高度的同质性。例如：假如“大公无私”是一重要的思想的话，课文就要通过各色各样的文体和其他方式反反复复地申述着这一思想。
好的“思想”也是经过加工的思想。自19世纪中叶以来，汉语言中己渗透着从西方文化所吸收的“思想”（如“民主”“自由”“平等”“个性”等价值观念），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如“权威”“不自由”“等级”“全体性”）相冲突，往往构成“思想”的两极或者多极。这些“思想”在进入教材的过程中，往往要经过加工处理，使其呈现高度一致的一元的面貌。这种加工是通过对阅读材料的删削，或者在阅读中对“思想”添加价值预设来实现的。例如，曹禺的戏剧《雷雨》进入教材就突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⑤鲁迅的《孔乙己》被解读为反映科举制度的罪恶。
好的“思想”也是不容置疑的思想。一般来说，被选入教材的文章因其特殊的地位，其思想内容本身是不容置疑的。在实际阅读教学过程中，就是将这文章的思想完整地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受到“教育”。它所传达的政治信念、道德信念是被先定为“积极健康的”“正确的”等等，它所要求于学生的，也是受到所谓的“正面教育”。
如果说，这些“好的思想”在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中尚能被大家所接受，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文化环境中，这些一元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不容置疑的“思想”及其信条似乎与学生生活相距甚远而显得格格不入。语文教学有思想教育的功能，但并非这种功能一定会起作用，换句话说，语文教学这种思想教育功能的实现有赖社会文化环境。在价值一元的文化中，当思想教育内容与整个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相协调时，当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社会文化分子只能反复接受同质的思想刺激时，这种思想教育的功能会实现；当思想内容与整个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相违离时，这种思想的功能就不会实现，于是思想教育就徒有其表现形式，大家慑于道德、政治威权而不表示自己的反感，或出现口是心非的局面（伪圣化和虚假表达）。⑥这个时候，道德成了“舌上辞令”，写作文表白自己要“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义正辞严，很有激情，是道德家的派头，但在生活中却是另一副嘴脸：“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虽然好但是“爱莫能助”，只能悄悄走开。⑦
以“好的思想”来要求阅读内容，为学生的思想教育提供了内涵。也就是说解决了思想教育“学什么”的问题。事实上，“阅读教学”与“思想教育”是两个领域的活动，以思想教育内容来决定或者取代阅读材料的内容，从理论上来说是思想教育与阅读教学的错位。也许在这样的阅读教学中，既不能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更不能完成阅读教学的任务。
（三）分解的阅读方式
如果说古人以笼统的整体为主的学习方式进行阅读活动，那么自现代语文教学诞生以来，分解方式即成为了阅读的主要方式。目前社会对这种分析讲解的阅读方式展开了批评，认为这违背了语言学习规律。但是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清楚为什么分解方式会成为几十年来阅读教学的主要方式，那么也就不能对这种阅读方式有明晰的认识。现在，我试着从文化角度来分析。
前面说过，社会既然赋予阅读教学以思想教育任务，又为阅读教学选择了“好的思想”，那么要想把这“好的思想”涵化到年轻的文化分子身上，似乎就只有采用分析讲解的方式。何以如此？
根据现代接受美学理论，人对于文本可以有多种读解。尤其文学作品具有读解的多义性，甚至一定程度上的随意性和模糊性。那么，这样的阅读就不能必然得到被规定要达到的“好的思想”，例如读《项链》，要想得出“批判小资产阶级虚荣心”的结论就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如果读解出“慨叹人生命运无常”的结论，虽有作品本身做证明，也因其“消极”色彩而不被允许。而且如此读解下去，对既定的“好的思想”吸纳岂不是一种漠视、一种威胁？更容易引起历来被视为“单纯的”年轻文化分子思想的“混乱”，因此是要禁止的。要想把一元的既定的“好的思想”传输给学生并成为其个人思想一部分，只有通过分析讲解建立一整套的阐述系统，使读者思维的每一步都跟着这一套阐述走，不能容许个体的丁点儿的批判性思考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只能这么想”。分析讲解过程就是具体解决“怎么想”问题的过程，也是符合思想教育需要的过程。
为了略微明白这一套阐述技术和分解式阅读教学的情形，我引一段一位语文特级教师教学《刑场上的婚礼》课堂教学实录，教者为了说明周文雍、陈铁军二烈士的崇高革命精神，把激发学生思考的原则贯穿在教学全过程之中，提出下列一系列的问题：
刑场上怎样举行婚礼？婚礼又怎能在刑场上进行？这件事发生在什么年月？什么地点？具有怎样的意义？为什么说是亘古未有的壮举？又为什么说这壮举像一柄锋利的匕首，直刺不共戴天的死敌？⑧
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惟一的，而且是全国统一的，就在每位教师都拥有的“语文教学参考书”上。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引导学生走向答案的线索，所谓提问的方式已经蕴涵了结论。现在语文教学采用这种“分解式”教学方式，在我看来，是在思想教育要求下阅读教学所能采取的方式了。它所要解决的思想教育问题是“怎么想”，在这一套分析讲解技术体系中，年轻的文化分子被引导着按固定的程式、既定的轨道思考并且一步一步地走向早就确定无疑的结论。若干人热衷的“图形板书”就是这一套分解技术的极致，是分析技术的趋向美学化的表现形态，所以也是适应思想教育的要求而采用的阅读教学辅助手段。传统以整体背诵方式接受儒家义理的做法，应当说不是达到这一目的的较好的办法，一方面因为现代白话文不适宜长篇背诵，另外一方面也与现代教育科学的旨趣不合，所以被判别为“死记硬背”而被忽视。
以分解分析为特征的中小学阅读教学基本上是训练模式化思维的过程，所以大家对表达这一套模式化思维的话语非常熟悉、熟练，几达自动化反应的程度。例如让受过这一种教育的人谈谈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必定是“通过对庐山瀑布壮丽景物的描写，表达作者热爱祖国大好河山的感情”之类，没有一丁点文学的感受、体验在其中。我本人也是如此学过来的，而且也是如此教过来的，所以想获得一点对于文学审美的真感觉，每每首先要摆脱这一套话语的钳制。
这种阅读教学培养出来的年轻的文化分子，也不很懂得文学审美，而往往思维简单、机械，思路狭隘，没有从不同角度去观察、理解事物的习惯，对于世界、人生的态度缺乏情趣、主动精神。这是民族文化衰微的征兆和标志。
在思想教育影响下的阅读教学形态，违背了语文教学规律，不能完成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任务，也与中国文化变迁不相适应。一方面，要把思想教育作为语文教学的附带功能；另外一方面，在文化变迁背景下，要实现这种附带的功能，语文教学中应容纳与现实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将异质的、多元的思想材料引入课堂。
【注释】
①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63页
②参见李海林先生的《言语教学论》，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③参见周宪《文学教育：“道”抑或“技”》，见周宪著《崎岖的思路──文化批判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70页。
③参见1956年《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纵横谈》，见中国高教学会教师继续教育研究会组编
④《九年义务教育新修订语文教学大纲辅导讲座》，语文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91页，第97页，第104页。
⑤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谈选编中学语文课文中的几个问题》，见王丽编《中学语文教育忧思录》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57页。
⑥参见韩军《反对伪圣化》，《中国青年报》“冰点”专栏，1999年6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