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管理论文范文1
【关键词】 体育公共服务；理论梳理；框架构建
一、前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进一步发展，是对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的新认识， 是中国发展的重要目标。而社区公共体育服务是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和文化氛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社区成员享受现代文明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体育公共服务在整个公共服务领域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民生民权建设的重要表征，是文化治理现代化的应有机制。
2014年，本课题组通过对陕西省8个地市239个城镇社区体育现状的调查与访问。并通过对陕西省社区体育结构性影响因素的逻辑反向推理分析， 认为陕西省城镇社区体育结构性变量的路径，总体上呈积极的正面影响。 但与快速发展的社会体育事业相比，有不少方面仍然滞后。基于对存在问题的深度思考，引发了从社会学、经济学、公共行政学的视角对公共服务基础理论的梳理，并就如何优化服务进行框架构建，试图丰富研究理论，启迪思想，以创新、突破体育公共服务中存在的缺憾。
二、公共服务供给是公共服务的核心，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
公共服务是指公共部门为了满足公民的公共需求，生产、提供和管理公共产品的活动、行为和过程。这些公共产品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体育与休闲等等。“供给是公共服务的核心问题，但不代表公共服务的全部问题。公共服务供给是指公共服务主体输入资源将其转化为具体公共服务绩效（输出）的过程”。[1]
由于专门研究公共服务理论基础的文献不多，部分文献将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服务供给理论混淆。[2]有的研究文献基于供给模式的角度，按政府供给论、多元供给论、多中心供给论对公共服务供给理论进行了梳理，但由于侧重于供给模式，更多地是对实际操作的总结，理论深度不够。[3]
本文从当今世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潮流出发，按发展脉络追溯其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在社会学、经济学、公共行政学等学科中梳理出以下八种成熟的理论，视为公共服务供给的理论基础，力求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框架，使之既有益于体育公共服务理论的建构，也有助于引导体育公共服务的实践。
1、国家管制理论
政府历来是公共权力的代言人，是法律执行的主体和民众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因此，对公共服务的提供进行垄断或者支配成为了一种惯性的路径依赖。典型代表有霍布斯的国家学说，萨缪尔森的公共支出理论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根据国家干预理论的观点，认为市场会存在“失灵”现象。市场失灵主要是指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存在许多的局限性或缺陷性。因为市场不能解决好公共产品的外部性问题，因此国家管制就是最好的服务。[4]
2、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由公共服务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论引申出来的。由于行政机构的官员也是“经济人”，官员们会以行政机构的名义追求个人和团体的利益，并使之最大化，这必然导致立法机构或财政部门预算的最大化。[5]政府部门预算规模膨胀的直接后果，一方面会导致人员和行政管理费用急剧增长，人浮于事，过度开支；另一方面会导致在忽视或未能真正掌握公共需求的情况下，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全部或局部过剩，高于社会实际需要，造成公共资源的极大浪费，削弱公共服务的投入产出效率。另外，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服务预算监督的弱化等因素，公共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可能会呈现出权力寻租等腐败现象，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和公共服务供给的低效。由此引申出了公共选择理论。
3、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分离理论
制度分析学派的奥斯特罗姆、蒂伯特和沃伦于1961 年首次提出将公共服务供给划分为提供（provision）和生产（production）两个环节[6]。萨瓦斯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展。他解释说：提供，一般是指对公共服务供给的种类、数量、质量、优先次序等做出决策，筹集资金并安排和监督生产。而生产则是指把投入转换成产出的更加技术化的过程，包括设计、建设、制造、维护或经营等，其核心是投入产出的效率。[7]两个环节可由同一主体完成，也可由不同的主体来分别完成。该理论为多种供给模式同时存在奠定了基础。
4、交易费用理论
交易费用的概念是科斯在1960 年提出的，他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谈判和达成契约需要付出的费用。阿罗认为：“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8]威廉姆森提出了影响交易费用大小的三大因素： 资产专用性（asset specificity）、不确定（uncertainty）和交易频率（frequencyof transaction），这使交易费用理论发展成熟。[9]按照交易费用理论，一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或模式是否应该被采用，取决于该种机制或模式下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是否最小。[10]也就是说，在收益相等的前提下，应该选择成本较低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允许各种供给模式同时存在。
5、新公共管理理论
20世纪8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实践，胡德将这一改革运动命名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NPM）并进行了比较总结和理论概括。[11]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以追求“3E”（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即经济、效率、效能为基本目标，应体现以下理念：（1）政府在公共服务中是“掌舵”而不“划桨”。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应该把决策和执行分开，削减政府规模，减少开支。（2）更加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和效果，重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为此，应明确实施公共服务绩效的目标控制、测评与评估。（3）强调公共服务的顾客导向。公民作为“纳税人”，是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的“顾客”，政府应把自身看作负责任的“企业家”，奉行顾客至上，重视公众的满意度。（4）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供给中。（5）在公共服务供给中采用私营部门的管理手段。如强调成本效率分析，推行服务承诺制等[12]。
但是，“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公共服务市场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夸大了政府失灵的程度，并无视了公共服务供给中市场失灵的不可避免和不可控制”[13]等等。为此，登哈特夫妇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公共服务（New Public Service，NPS）理论，该理论的七大原则是：（1）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2）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3）战略地思考，民主地行动；（4）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5）公务员的责任并不是单一的；（6）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7）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14]
6、准公共产品理论
由于消费者对公共产品存在着不同的偏好，布坎南提出了“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这样一类准公共产品： 即一些人能消费，而另外一些人被排除在外[15]。戈尔丁认为，公共产品除了有任何人来消费的“平等进入”（equal access）之外，还有消费者只有在满足一定的约束条件，例如付费后才可以进行消费的“选择性进入”（selective access），后者被认为是准公共产品。[16]
7、第三部门理论
1973年，列维特首次使用第三部门（Third Sector）这个名词，用以统称处于行政部门和营利部门之间的社会组织。[17]第三部门介于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因此它又被称为“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
第三部门理论是“社团革命”的产物，与具有悠久历史的公民社会理论高度契合。萨拉蒙认为“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是第三部门的六个关键特征。[18]根据第三部门理论，第三部门不但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而且具有提供公共服务的优势。与私人企业相比，第三部门在提供公共服务中不但运营成本低，而且监督成本也低，能够减轻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不信任程度。与政府部门相比，具有种类优势、时间优势、人道优势等。因此，第三部门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缺陷和不足。
但是，第三部门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也非完美无缺，也存在“失灵”。萨拉蒙将失灵的情形分为四个方面：（1）供给不足，即缺少资金和利他性地激励机制；（2）特殊主义，即可能无法覆盖有公共需求的亚群体，而降低制度的整体效率；（3）家长式作风，即控制资源的人根据自身偏好提供公共服务，而忽视公共需求；（4）业余，即由于资金限制而无法吸引更多更好的专业人员加入。[19]第三部门的失灵理论，为多主体协同、联合、合作提供公共服务奠定了理论依据。
8、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是相对于政府“单中心”管理的概念提出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是由奥斯特罗姆夫妇创立并赋予了丰富的含义。“多中心”意味着在公共服务供给的过程中，存在着包括各级政府部门、各类政府单位、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机构及公民个人在内的许多供给中心，以多种形式共同成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能够在可替代的公共服务供给者之间进行选择。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核心是：自主组织和互动参与，强调竞争与合作并行，供给民主化。[20]
治理，既不同于统治，也不同于管理。治理意味着政府把“原来由自己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即各种私人机构和公民志愿性组织”，[21]“治理是各种公共机构或私人，管理他们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22]具体到公共服务方面，则是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都可以充当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而这种多中心的公共服务供给又给予了公共服务的消费者―――广大公众以选择的权利。
三、结束语
社会公共服务的定义是“维护社会再生产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各种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23]体育公共服务是整个公共服务领域中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基本原则是“普遍、足额、平等和法治”。
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解，胡鞍钢的解释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作为现代政治要素，不断地、连续地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革的过程。[24]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涵，唐皇凤总结出以下六个层面：（1）治理主体的多层化和多元化；（2）治理结构的分权化和网络化；（3）治理制度的理性化；（4）治理方式的民主化与法治化；（5）治理手段的文明化；（6）治理技术的现代化。[25]
良性的体育公共服务提供过程应具备以下特点：公开透明；社会参与；高效、方便、及时、可得；公平、公正；惠及贫弱群体；可问责。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低效率的原因，必须从问题的源头入手，改革政府高度垄断的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引入其他能有效提供体育公共服务的主体。
在体育公共服务多主体供给机制下，政府和社区居民如何选择特定的供给方式，各主体间如何协调合作以实现高效供给，将是今后有待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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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生勇（1950-）男，陕西渭南人，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体育.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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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管理论文范文3
［关键词］银行监管；需求成本；经济周期理论
［中图分类号］F25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01-0032-02
现实经济中的银行监管具有明显的强制性,银行监管的需求者必须服从监管当局即监管供给者的安排。因此,供求分析法中给出的右下方倾斜的银行监管需求强度边界线并不能反映需求方实际支付的影子价格。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银行监管需求成本问题。
1 银行监管的需求成本和银行监管强度的实际均衡边界
1.1 银行监管的需求成本:基于需求动机的分析
1.1.1 现实中银行监管具有强制性
无论是收益成本分析法还是供求分析法都是从监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角度综合分析。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动态成本和静态成本两种分类方法都忽略了银行监管这种特殊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因此其分析结论与现实情况差距较大。但是对于银行监管的需求方而言,该方法中给出的银行监管需求强度边界线却不能如实地反映需求者的真实意愿,因此,考虑到银行监管的强制性特征,下面将从需求动机角度出发寻找一种新的银行监管成本划分法。
1.1.2 银行监管的需求动机和需求成本的分类
（1）现实中银行监管的两种需求动机:主观意愿和“被迫”接受。供求分析法中将银行监管需求者的需求动机划分为三,分别是安全动机、公平动机和效率动机。第一,安全动机。对于银行本身而言,由于其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加上银行危机具有传染性等特征,因此需要有具有强制力的银行监管来保证其资产安全以及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运行。第二,公平动机。这里说的公平主要指竞争方面的公平与分配方面的公平。第三,效率动机。由于银行具有一定的自然垄断倾向,若形成垄断或者寡头垄断,就有可能引致产出减少,效率损失,因此,非银行企业和居民以及处于非垄断地位的银行,都存在着消除垄断、增进效率的需求动机。
（2）银行监管的需求成本:自愿成本和强制成本。从需求动机出发,银行监管的实际需求包含了自愿需求和被迫需求,因此可以将银行监管的需求成本划分为自愿成本和强制成本。自愿成本是指银行监管的需求者出于自身安全动机、公平动机和效率动机所自愿支付一定的影子价格来换取银行监管当局的监管服务;强制成本是指银行监管当局制定监管政策,并要求被监管者必须执行,其所提供的银行监管强度超过被监管者的“主观意愿”,从而使得被监管者“被迫”支付的影子价格。当银行监管供给强度大于需求强度时将会出现监管过度缺口,若所提供的银行监管供给强度小于需求强度,则会出现监管不足缺口。强制成本的存在一方面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监管,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可能弥补委托链条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
1.2 银行监管的实际需求强度边界
若一国政府或监管当局是风险规避者或对某一时期该国存在的金融风险高估或预期到潜在的金融风险将会加剧,那么银行监管当局会提供较大强度的监管供给，如图1所示。
这时影子价格P1(sh)高于均衡价格Pb(sh),银行监管的需求强度为Qd1,供给强度为Qs1,Qs1大于Qd1,其中0Qd1表示银行监管需求者自身愿意接受的监管强度,0Qs1是银行监管供给者提供的供给强度。由于银行监管的强制性,需求方必须接受供给方提供的监管强度,Qd1Qs1部分即为银行监管需求者“被迫”接受的监管强度。此时,银行监管的实际强度就是银行监管供给者提供的供给强度0Qs1,而在这个监管强度水平上需求者所愿意支付的影子价格P3(sh)小于其实际支付的价格P1 (sh),0P3 (sh)代表监管需求者支付的自愿成本,P3 (sh)P1 (sh)就是银行监管需求者被迫支付的强制成本。
2 银行监管强度均衡边界的变动轨迹:基于经济周期理论的分析
2.1 经济周期理论的概述
传统理论对经济周期的定义是建立在实际GDP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现代关于经济周期的定义是建立在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基础上的,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增长率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
2.1.1 传统经济周期理论
在凯恩斯主义形成之前的一些主要经济周期理论有:纯货币周期理论、投资过度周期理论、创新周期理论、消费不足周期理论、心理周期理论和太阳黑子周期理论等几十种。这些经济周期理论,从对回答经济周期根源来说,可以分为外生经济周期理论与内生经济周期理论。
2.1.2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都是由凯恩斯关于国民收入决定的分析出发的,但分析的方法与角度不同,结论也不同。除了凯恩斯主义之外,货币主义与理性预期学派也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周期理论。货币主义者强调了货币因素的作用，从货币量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解释了经济周期。理性预期学派则强调了预期失误是经济周期的原因。此外,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新自由主义者等都提出过经济周期理论。
2.2 银行监管呈现周期性特征
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经济发展周期也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和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一般来说,国家整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银行业整体经营状况一般也都比较好,蕴藏的风险程度较低,相应的对银行监管的需求强度较低。由于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一般都伴随着较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企业因筹资成本低和货币市场相对较为充裕的机会增加银行借款,扩大生产和投资规模,一旦经济走向衰退,原本在经济繁荣时期表现良好的企业却可能很快陷入困境,商业银行对其投入的大量贷款就很有可能成为不良债权,从而导致银行资产质量下降和信用风险增加,因此商业银行对银行监管需求的主管意愿增强。如果国家经济处于严重衰退之中,从整体上看,整个银行业是不可能处于正常经营状态和健康发展的。
2.3 银行监管强度均衡边界的变动轨迹
2.3.1 银行监管强度均衡边界的变动
假设某一时期一国银行监管强度处于状态均衡,图2中B点代表对应的监管强度均衡值为Qb。若该国经济进入繁荣阶段,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企业因筹资成本低和货币市场相对较为充裕的机会增加银行借款,银行信贷规模扩大。在良好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利润增加,银行的信贷收益也会随之增加。此时,银行经营效益好,潜在风险低,对银行监管的需求强度也会降低,银行监管供给者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相对来说较松。银行监管的需求强度边界和供给强度边界将会左移,银行监管强度均衡值Qb左移至Q1。相反若该国进入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利润下降甚至亏损,银行的贷款投放当然也就更为谨慎,银行业务拓展困难,潜在风险增加,这时银行监管供给者对银行经营的风险约束较紧,对银行新增的不良贷款也更为关注。银行监管的需求强度边界和供给强度边界将会右移,银行监管强度均衡值Qb右移至Q2。影子价格Pb(sh)不变。
上述分析隐含着一个假设前提:理想市场状态。即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影响因素,银行监管需求者和供给者对风险程度的判断完全一致,银行监管供给强度和需求强度的变动幅度相同,此时的银行监管完全有效。但是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理想的市场环境,而是存在信息不对称、决策成本以及非理等因素,银行监管供给强度和需求强度的变动幅度很难实现理论上的一致。银行监管供给强度和需求强度变动幅度的差异会带来影子价格P(sh)的增加或减少,而偏离初始均衡水平Pb(sh),但是这种差异并不会影响银行监管强度均衡值Q的变动方向。换句话说,存在这种偏差不会导致银行监管无效,但是会影响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偏差越大,银行监管有效性程度越低;偏差越小,银行监管有效性程度越高。
2.3.2 银行监管强度均衡边界的变动轨迹
若某一时期一国银行监管均衡强度边界变动的轨迹呈现出顺应经济周期变动的趋势,就认为这段时期内该国的银行监管基本有效,再参照实际均衡状态下的影子价格与理想均衡状态下的影子价格的偏差程度,可以衡量出银行监管的有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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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管理论文范文4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公共文化服务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 3198.2016.22.059
目前学术界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定义存在着极大的争议，争议最大的便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一个关键点“公共性”。由于公共服务的特性，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因而企业和私人组织无法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占据更多地位。但是企业和私人组织是市场活力因素的代表，有着较大的生产能力与市场竞争能力，在某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某些具体文化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中具备政府没有的专业性和高效性。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中，政府与市场供给的关系常常是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而政府与市场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合作伙伴关系。公共文化服务是以提高公民的文化需求为目的，通过政府和准公共组织制定相关规定和法律并提供相应的基本活动设施。因此，公共文化服务具有的文化性、公益性、社会性、非营利性等特点。本篇文章就以公共文化服务的特点入手，考虑目前政府在公共文化提供中的角色定位效率分析，结合多中心治理理论探求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新建设。
1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现状
1.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内容
公共文化是在一定精神价值、政治意识形态下向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设施和服务，例如，图书馆、博物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是现代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判断一种服务是否属于公共服务，其核心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和使用者的权益。由于公共服务的特性，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因而企业和私人组织无法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占据更多地位。但是企业和私人组织是市场活力因素的代表，有着较大的生产能力与市场竞争能力，在某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及某些具体文化物品和服务的供给中具备政府没有的专业性和高效性。公共文化服务不能单单归结为纯粹公益性物品和服务，其属性上的多样性也成为其供给和生产方面的多种可能性选择的前提。
1.2 我国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用
在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政府承担着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的主要角色。政府在政策方面支持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同时也投入相当一部分财力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在公共文化的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基本适应当下人民对文化服务的需求，但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软件服务方面产生了更高的需求，造成了政府提供与公众所需的公共文化之间存在差异。
2 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困境和存在问题
2.1 供给困境
一直以来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在供给的过程中同事扮演了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安排者。但是，由于政府的规模和权力过大对人民的生活干预过大，造成人民缺失了主体自由意志的选择权，政府的权力过大损害的补给是个人的自由，以哲学的角度来说，如果社会失去对政府的信任，就会带来极大的危害。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人民对于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人民应拥有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的选择权，他们应该被赋予确认和满足共同需求的权力，减少对搞搞在上的政府的依赖，更多依靠家庭、邻里、教会、种族、和资源团体，从而树立社区感。
2.2 单中心体制
单中心体制是形成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单中心体制也就是集权制或分权制。集权制是指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分权制则是中央政府下放权力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便成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提供者。有学者认为，分权制在形式上是下放了权力，放松了集权制，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分配，权力依然留在政府的手里，无法避免垄断现象的发生。中央政府作为权力的中心，无论是集权制还是分权制都无法使制度的运行更加高效。中央政府作为单一和占据主导地位的供给主体，当政府财力收到其他因素影响时，便无法再公共文化上有足够的投入，影响到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质量。
在自上而下的单中心供给模式中，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文化产品，往往由政府掌控，公民的诉求难以得到实现，供需之间无法契合，供给的错位使得政府给的并不一定是百姓需要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不仅出现结构性的过剩，同时也会出现结构性的短缺。
3 走出困境的合理选择：构建多中心治理体制
3.1 多中心治理理论基础
奥氏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为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降治理思潮提供了重要思想渊源，并构成其核心内涵。其治理思想为群众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治理方式，鼓励社群积极参与公共服务的生产和管理，而不是被动的等待权威部门的赏赐。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本文理解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便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新结构的纽带提倡政府将权力下放到社会、人民，注入市场的新鲜活力，与此同时政府的权力也相对弱化，相反此举可以大大增加在公共文化建设中公民的参与感，培育和提升公共的自助管理能力。
更深入理解多中心治理，先要了解到“多中心”一词的含义。公共文化服务这项活动中有三个重要的角色，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者，其次是产品和服务的安排者，最后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明确区分好三者关系之后，“多中心”指公共文化产品或服务中生产者的多元化关系，亦指多个供给主体。在保服务和产品公共性的前提下，通过多方的参与者高效率的提供性质相似、特性相近的物品，打破以往政府垄断的现象，建立一种积极的竞争机制。在各个生产主体竞争的过程中，不仅可以筛选留下最具优的供应商，各个竞争者之间通过竞争进行自我约束，提高了产业质量也增强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回应性，并且公民可以根据自我的意愿进行自主选择。
3.2 多中心供给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公共文化服务也是一种公共物品，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多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范式。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涵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两者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契合性。
3.2.1 强调政府是唯一的最主要的责任主体
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政府的责任意识。政府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表达的主要媒介，公共文化服务关系着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维护国家稳定和文化的安全。因为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在为社会提供教育、娱乐和文化传承的同时，也常常传递着特定的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引导人们对正确价值观的树立和对国家政策的认同，毫无疑问政府作为唯一的责任主体，是任何组织或者是市场上的任何企业都无法代替的。
3.2.2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目标追求多元化
多中心治理的根本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也是追求多中心模式下一加一大于二的产出效果。是多个主体共同合作，各尽其能，提供多中心的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决策机制，多渠道的资金投入机制等。
3.2.3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内容多元化
多中心理论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意识，从主体、内容和供给方式上共同建立多元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结合了多方了力量产出更高的效能，例如企业、非营利组织、社会组织及个人等。这不同于计划体制时代单一的供给主体，信息封闭，生产消耗大，政府员工精神懈怠散等。
3.3 多中心治理解决问题的途径
3.3.1 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提供者”，而且“公共部门所提供的许多服务基本上具有市场的特质”，这说明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不再是政府主导，也可以由第三部门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或物品，供给的主体包括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等等。合理选择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来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可以升级更新以往的基础设施水平，以适应人口的增长，满足更为严格的规制要求以及吸引投资有利于发展。
3.3.2 服务方式的多元化
多样化的公私合作方式包括有服务的外包，与公共文化服务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合同的形式承包给企业去完成。这样一来，企业部门的管理可以作为一个标杆，来衡量类似项目的效率，政府可以通过竞争招标的方式推动行业的发展。特许经营也是一项服务方式，特许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涉及到公共文化场域的使用，在开展商业活动时都使用这些公共设施；特许的第二种形式是租赁，即私营企业用政府的有形资产从事商业活动。民营补缺昂公众感到政府产品或服务无法满足其需要时，这个过程可以被认为是民间不缺式政府淡出，民间补缺更多依赖民营部门，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人民的需求。
3.3.3 筹集建设经费方式多元化
民间投资者和有经验的商业借贷者的参与，有助于更好的保证一个项目在技术上和财政上的可行性，可以利用民间资本市场幕布政府资源的不足。在筹集资金方面，首先必须保证政府的财政预算，根据历年的经费比较，政府对公共文化服务投入要有一定的增长机制，保障当年公共文化事业经费增长高于当地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利用财政杠杆，在税收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开通公开透明的融资渠道。政府还可以设立基金，将社会力量纳入到共文化服务的资金筹集中。最后政府可以跟企业合作，某些企业为了加大自身的知名度，在政府的优惠政策下可以投资非纯公益性物品，例如文物展览、文化旅游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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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焦德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绩效评价[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供给管理论文范文5
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供给侧”的研究历史悠久。斯密（Smith，A.，1776）强调劳动和资本等“供给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键作用；萨伊（J.B.Say，1803）提出了最鲜明的供给管理思想――“萨伊定律”，论证了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供给会创造它自己的需求，或者说产品生产本身能创造自己的需求，而供给因素主要是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后全面批判了“萨伊定律”，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市场机制自发调整在短期甚至在长期都无法发挥作用，因此政府就不能仅限于“守夜人”角色，而应采取相机处置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失灵。于是，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开始兴起，他们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供给管理的理论。供给学派也因使用了供给这个词而成为最鲜明的供给侧理论。而国外关于产业融合的思想最早起源于马克思和马歇尔的研究，只不过他们的相关论述一直没有被人们重视。罗森伯格（Rosenberg，1963）提出了“技术融合”的概念，即这种产品功能和性质完全无关的产业因采用通用技术而导致独立的、专业化的机械工具出现的过程。虽然如此产业融合现象也直到世纪年代才开始受到广泛关注。欧洲委员会的绿皮书（Green Paper，1997）认为产业融合是指“产业联盟和合并、技术网络平台、市场等三个角度的重合”。绿皮书针对三网融合提出，电信、广播电视和出版三大产业融合不仅是个技术性问题，更是涉及到服务、商业模式乃至整个社会运作的一种新方式，并把产业融合视为新条件下促进就业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发动机，这无疑将扩展至整个信息市场，促进今后世界经济的融合发展。斯蒂格利兹（Nils Stieglitz， 2004）提出了四种类型的产业融合，运用演化经济学和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构建了一个产业融合类型与产业动态演化的理论框架。他认为，不同的融合类型对于产业发展演化和商业战略的影响是不同的。林德（Lind， 2005）建立了一个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模型来分析产业融合现象，提出产业融合是指由技术变革引发的产业边界重新界定。
2 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改革开放来的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等，多属于供给侧改革。2015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改革，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进产业结构性改革，成为当前适应新常态经济发展的主题词。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保持了迅猛发展的态势，正逐渐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同时，文化产业也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资源使用效率不高、创新力不足、文化精品缺乏等问题。面对转型升级的要求，如何从供给侧发力，通过创新生产思路，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以更多高品质的文化产品供给释放市场活力，将是文化产业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对文化产业领域来说，“创造新供给”“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也是未来的方向。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祁述裕指出，文化产品是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而生产的特殊产品，过去我们相对比较注重通过行政手段和财政补贴刺激消费。实际上，文化消费需求可以被引导和创造，关键在于经营生产者如何以优质的文化产品激发人们的消费欲望。祁述裕指出，文化产业最根源的发展动能在于创新能力，而供给侧改革正是强调以创新驱动为主导。因此，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应是激发文化企业的创造活力，着力于鼓励创意和创新，落脚点在于解放和发展社会文化生产力。2016年，5月16日，黑龙江省政府举行常务会议，讨论该省《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方案（讨论稿）》（以下称《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将绿色生态农业，以及旅游、养老、健康产业等产业领域培育新增长点，表明黑龙江省将开始启动多个产业结合发展的新发展模式。随着新一轮《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以下称《若干意见》）颁布，东北地区也开始着手布局新时期的发展战略。其中，旅游业被认为是东北最具潜力的产业。《若干意见》也提出，积极发挥东北地区冰雪、森林、草原、湖泊、湿地、边境、民俗等自然人文资源和独特气候条件优势，加快发 展旅游、养老、健康、文体、休闲等产业，把东北地区建成世界知名生态休闲旅游目的地。
3 研究意义
当前，以“文化+”带动的跨界融合效应正在显现，各路资本纷纷进军文化领域，诞生了“文化+科技”“文化+贸易”“文化+金融”“文化+旅游”等多元融合的新模式，不仅为传统资源注入了活力，重构了产业经济的生态环境，也为黑龙江省打造更多个性化、分众化、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拓展了新思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根本目的是提高供给质量满足需要，使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当前重点是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结合黑龙江省实际，突破重点难点，坚持重点论，集中攻关，以点带面，把工作做细做实，有针对性解决问题，在既有国内总需求增长空间又有我省供给优势的高端装备制造，高品质绿色食品、乳制品、畜牧产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部分地区文化产业等领域集中发力，强化市场营销，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大力向市场化改革、创新驱动、人才战略、增强供给侧市场主体竞争力要新的发展动能，奋力走出全面振兴新路子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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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管理论文范文6
关键词：公共品；消费行为；结构化理论
农村居民消费具有自给性消费水平高而边际消费倾向低这一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主要采取政府出资、政府主导的方式，容易产生行政行为的低效率。而且，在以往的理论分析中往往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公共品使用者——农民的行为意向经常是被忽略的，其结果是导致公共品供给难以符合农民的意愿。因此，研究农村公共品供给，需要将使用者的行为意向这一因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本文应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分析农村居民的行为反应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并以一个失败的饮用水工程为例证，分析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使用者的心理结果和行为意向，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对农村公共品供给提出管理建议。
一、结构化分析框架
社会学理论认为，行动者个体不是被动服从于制度的安排，其对制度主观能动的反应能够导致制度的变迁。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将宏观制度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提出本文的分析框架。
(一)行为惯例
消费者行为是处于既定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中的，规则的制约可通过日常行为惯例表现出来。这里将行为惯例分离出文化导引和制度变迁两个维度。
1，文化导引。农耕文化已经根植于农村居民的心灵深处，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给自足”、‘重俭黜奢”等消费理念以生活惯例的形式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对于饮用水、烧柴等自然赋予的物品，农民一直持有无偿使用的观念。
2．制度变迁。免费用水等消费陨例体现出的是村庄中的传统消费制度。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农村居民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公共品供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要或多或少的付费，这与原有的消费惯例相冲突。在制度变迁中，农民的行为会做出适应性反应，他们的行为后果也会对制度变迁产生影响。
(二)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
心理与行为运作机制是在文化导引和社会比较的双重作用下形成和发展的，最终归结为特定的农民理性。
1．社会比较。现代传媒和农民工的流动所带来的外部信息正在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消费观念，农村居民开始向往健康、舒适的生活模式。对于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农村居民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通过公共品供给提高生活品质。当然，较高期望也往往会导致较高的失望和不满，在经历公共品供给失败之后，他们将会对政府的公共品供给采取不合作的态度。
2．农民理性。农民理性是农民采取行为的心理基础。scott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奉行“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而不是理性经济人的收益最大化原则。林毅夫认为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我们认同林毅夫的观点，农民在外部条件限制下，会按照传统惯例做出消费行为，但在外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呈现理性经济人的特征。
(三)消费行为
按照吉登斯提出的行动者的分层模型，消费行为是由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合理化及动因所构成的一系列过程。
1．行动的反思性调节。在公共品消费过程中，农村居民不仅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而且对公共品的供应者存在同样的行动期望。他们会根据公共品消费的后果和其他人的反应来不断地反思、改变和调节着自己的消费行为。
2．行动的合理化。农村居民对公共品消费行为始终保持着理论性的理解，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的消费行为做出合理化的解释。
3．行动的动因。传统消费惯例以及具有农民理性特征的心理和行为运作机制会形成特定的行动动因。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这些特定的行动动因会驱动农村居民采取符合理性的行为。
(四)意外的行动后果
受自身能力和信息的限制，消费者有意图的消费行为会产生意外的后果。公共品的消费可能经历意想不到的失败，而且农村居民会将这种消费失败归因为公共品供给决策和管理的不当，并根据这种后果决定未来的行为。
(五)未被认识的行动条件
未被农村居民预料到的意外后果会以反馈的形式成为以后行动的未被意识到的条件。换言之，这些意外后果会促发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当然，下一步的消费行为可能是继续合作，也可能是退出公共品的消费过程。
二、一项饮用水工程的例证
(一)工程介绍
该饮用水工程位于长春地区东南部，该地区居民一直饮用浅层地下水，水质不符合饮用水要求。工程始建于2001年，覆盖7个相互毗邻的自然村落，为407个农户2187人供水。水源为深层地下水，采取深水机井汲取的方式，通过铺设地下管线将水引到407个农户家中。资金来源分为财政拨款和农户自筹两部分，市县两级财政共出资20万元，每个农户支付350元的管网费，在运营之后，每户每年需支付3．5元的管理费。管网的铺设采取农民出义务工的形式，农民和工程部门都不需要付费。
(二)消费规则的变化
在传统封闭的村庄生活中，自给自足是最合理的生存选择。饮用水一类资源在村民的心里认同为自然的赐予，吃水不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饮用水工程出现之前，村民曾经用两种方式汲取饮用水，早期的公共水井和后来的各户自用的手压井。在饮用水工程之后，以前存在的不花钱饮水的惯例则发生变化，以后的岁月中，吃水要支付少量的现金。
(三)农民的心理和行为
在‘重俭黜奢”的文化传统下，虽然低收人约束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除，但村民依然坚持朴素的生活方式。虽然村庄中的水质不好，但是一代代人就是在这方水土里成长，因此长期以来没有谁会投人大笔资金改善饮用水质量。不过，由于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现代传媒的影响，新一代农民开始向往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深水机井的费用较高，需要2000元，很多农户都搁置了打深水机井的计划。他们认为，虽然水质不好，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动用2000元来改善的程度。在新的规则之下，每户要支付350元的管网费，每户每年要交纳3．5元的管理费。与打深水机井相比，要便宜的多，支付成本相当于打一口浅水井的费用。因此，村民接受了这个未来的吃水规则。
(四)意外的后果
该工程将水源地选择在一处适应打深水机井的低洼地带，以保证未来有充足的水源供应。工程于2001年秋季完工并开始正式供水，整个秋季和冬季该工程都正常运行。但在2000年前后，正是农村种植水稻收益高于玉米的时候，在水源地周围，十几户农民将原来的旱田改成水田，并且灌溉用水也是采取深水机井的方式。2002年夏天的降水较正常年景大幅减少，水田灌溉用水增多，地下水过度开采，饮用水工程由于水源不足出现供水中断隋况。在整个夏季，饮用水工程处于半停业状态。在停水的时候，农民们重新启用了自家的手压井。在夏季用水高峰期之后，饮用水恢复正常供应。但在年底，在工程部门收取管理费的时候，双方出现了分歧。分歧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户认为整个夏季的间歇性供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变，责任在于工程部门，所以．不应该交纳管理费，而工程管理人员认为间歇性供水属于不可预测事件，不应该涉及到管理费的正常收取；二是农户认为他们交纳的钱是350多元，应该得到很好的服务，目前的服务质量不能令他们满意，而工程部门认为先前交纳350元是管网费，与管理费无关，每户每年3．5元的管理费已经很低了，即便偶尔中断供水，农户也没有不交的理由。双方争执不下，农户不能得到在未来正常供水的承诺，很多农户拒绝交纳每人每户3．5元的管理费。因此，在该工程供水一年多之后，饮用水工程停止了运行。
(五)目前的状况
在饮用水工程停止运行之后，农户重新采用手压井的供水方式。饮用水工程部门撤离，机井和管线闲置。同期，粮食的市场价格出现变化，玉米价格持续走高，而水稻价格维持不变，种植玉米的收益高于种植水稻的收益，因此农户纷纷将水田改种玉米，地下水供应恢复到原来的水平，饮用水水源不足问题已经不存在。但是，工程部门已经撤走，当地政府也没有重新运行饮水工程的计划。在农业税免除之后，粮食价格持续走高，农民的收益提升。富裕的农户开始考虑提高生活质量，为提高饮用水品质，一些农户自家投资2000元开凿深水机井。尤其是盖新房的农户，在盖新房的同时，必定选择开凿深水机井。当然，大多数农户还是引用浅层地下水。
(六)未来的趋势
在过去，农村居民饮用水经历了公共水井和自家手压井两个阶段，而未来的趋势如何还很难预料，但必定是以下两种模式之一：一种是农户采取个体行为方式，每家每户都拥有一口深水机井，就如同现在每家每户拥有一口手压井一样。这种模式符合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但是成本较高。另一种模式是依靠国家投资或者是引导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做法，兴建饮用水工程，集中供水。这种模式与自给自足的生活传统相违背，但具有规模效应，成本较低。
三、研究结论和局限
(一)研究结论
1．面对消费规则的变化，农村居民会选择适应性行为。传统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对农村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对传统消费行为予以理解和引导。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到使用者的消费意愿。
2．政府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往往具有行政行为的低效率的特征，从项目的投资到后续的管理往往缺少科学性和持续性。而公共品的质量与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公共品供给质量会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满意程度。一个失败的尝试可能促使农村居…民回归到原来的自给自足的消费模式下，而这种消费模式从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是不经济的。
3．农户具有分散行动的传统，一些农户会在某些公共品供给的领域自行采取行为，比如说农户打深水机井的行为。而公共品的提供属于集体行为，在未来的公共品供给过程中，这些富裕的农户可能会拒绝参与公共品工程，因为他们已经自行解决了类似于饮用水问题。因此，公共品供给的时机应该是恰当的，时机过迟可能失去对部分农户的吸引力，在参与意愿不足的情况下，公共品的规模效益无法充分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