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范文1
【摘要】供给侧改革是党和国家在经济发展新时期为适应新常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的新改革举措。供给侧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升级的必由之路，本文简要说明了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分析了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进行供给侧改革，以及改革带来哪些影响。
【关键词】新常态 供给侧改革 结构性
一、“供给侧改革”由来和概念
2015年11月10日，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他原话这样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或者说供给管理，与传统的需求管理――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的提法，显然不同。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供给侧改革”出现的时代背景
（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随着经济总量的大增，GDP年平均9%左右的高速增长已经不现实，中国经济进入了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发展速度放缓的新常态。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以往过度强调需求侧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理论体系和改革路径已难以实现适应当前国情。
（二）逐渐失去劳动力优势
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至少会带来三大后果：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减弱；二是由于老龄人口增加，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将会下降，推高资金成本；三是劳动力人口总量减少，带来“民工荒”等用工短缺现象。这三大后果直接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
（三）资源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三十多年，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据统计，目前我国淡水、一次能源、钢材、水泥、常用有色金属等五类主要资源的平均消耗强度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约90%，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最高的国家之一。资源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路子，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一个新的平稳增长区间。资源紧缺的同时，存在着严重的环境污染，给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四）全球经济格局调整带来的挑战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至今，世界经济增长已经经历过了两次探底。各个经济体增速分化加剧，政治、经济、地缘等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加深，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当前，世界经济仍将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复苏道路依然曲折，大幅回暖的概率较小，使得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更加复杂。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实践路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减少制度交易成本，改善供应系统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的效率。其中，“供给侧”是改革切入点，“结构性”是改革方式，“改革”才是核心命}，体现出“转型是目标、创新是手段、改革是保障”的逻辑关系，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的发展，开放、分享的想法，创新在国家发展和全球的核心位置，优化资源分配，释放新的需求，创造新的供应，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实现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
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务必从下面方式方法为出发点，要改造传统的产业结构，就要以产品创新作为首要任务，结合工艺创新和农业生产，以公共产品为保障，从而来达到提高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目的。首先，产品创新是我们要着力推进的部分。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我们要大力支持。这样才能创造出质量好、品牌佳、受消费者欢迎的，同事还具有竞争力新产品。其次，构建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就技术而言，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科技化、产业化、信息化生产，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效益上，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不断提供高质量的农产品供给。再次，要加强公共产品的供给。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政府应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增加公共产品的总供给。
（二）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在去产能、去库存的过程中，必然会造成很多的资金和就业等问题，必须合理的疏通，更重要的是为资金和劳动力找到更好的方向。
一是通过改革加快培育各种创新主体，如创业者、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地区或园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型政府等；二是通过改革（如保障产权、减税、简政放权、放开价格等）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通过改革痛下决心以可控方式和节奏主动释放风险，打破刚性兑付，退出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业和新产品；四是通过改革促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
（三）实现从政府管制向市场机制的转变
过去，我们过多地通过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政府投资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从需求侧“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形之手”伸得过长。今后，我们要更加强调供求平衡，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要更多地发挥好企业和个人的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将政府的主要职责定位于制定好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为企业和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参考文献：
[1]迟福林.走向服务业大国DD2020：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势[J].中国井冈山学院学报，2014，（6）.
供给侧改革范文2
5月16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项工作。他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
此前的5月10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其中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而前一天则刊发了“权威人士”专访，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加强并作为主攻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于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后，一直是经济领域的鲜活热词，如果说此前半年时间里还处于形成认知、普及常识的阶段，那么，接下来就是要集中发力运筹了。
近期密集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用意是强调全社会不要分散在这项改革上的注意力，同时为推进这项改革加码。
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目前，有些政策措施需要再研究制定，有的地方还没有有力行动起来，有的工作抓得还不精准。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以及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随着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社会发展一方面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也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作为一项与时间赛跑的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开出一剂良药，各地各部门也相继出台了许多具体措施，但迸发新生的活力，还需要精准发力，协同推进，让改革的种子快快生长发芽。
有些地方、部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存在着认识上的缺位和误区。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撰文认为，当前社会上对供给侧的理解各取所需，有的符合中央精神，有的存在“短期化”、“绝对化”、“庸俗化”特点。比如不分对象内容，什么都往“供给侧”的篮子里装，比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短期重点代替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就短言长”甚至“以短代长”等。
推进供给侧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在理论上作出的概括创新，在政策上作出的前瞻性安排，是现阶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结晶。学习领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精神，实践好、落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措施，坚定不移地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前推进，是时代赋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
供给侧改革范文3
关键词：生产力；供给侧革命；创新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8.064
1.背景
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太快，因此改革中面临的一系列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新常态下，这种矛盾开始积聚爆发，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的增大。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供给侧改革成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能力，是中国“新常态”的新发展方向，是中国从粗放型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富国强民的新亮点。在新常态下，考虑到我国体制和道路发展的特殊性和高效性，使得我国需要一套创新和实际相结合适合中国现阶段发展的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来，解释和指引我国经济的发展，从而有效的实现供给侧改革。
本文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分析我国目前供给侧改革的现状。其次，通过分析美国供给侧改革的应用，进而借助美国分析就中国现行经济问题得到一些启示，为我国供给侧改革调整提供帮助。
2.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状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供给侧改革势必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它使得供给侧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创业创新的人先富裕起来。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年代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政策优势让我国改革开放后这么多年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是毋容置疑的，但也加速了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我国现在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从理论上看，首先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原因。
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生产力的变革，是塑造我国经济生产力的动能。因此我国现阶段人不是主要原因，更不要从生产关系上寻找原因，而是从生产力方面寻找根本原因。例如：大庆油田和东北衰退，关键是生产力缺少创新。谢教授曾提及：我国目前经济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不应该是生产关系，而更多的是生产力的问题。而解决该问题的方法是调整经济结构，进而使得经济总量扩张，相对的经济总量扩张也会起反作用，从而循环不断。
再则多年以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产品遍布全球，但中国制造一直以价廉的低端商品占据市场，同时中国的大多数企业并没有真正具备自主创新力和国际竞争力。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出口附加值低的产品等模式发展，使得我国很难培养出一批有自主创新、创造能力的企业。再加上全球的金融危机，国外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开始急剧萎缩，这使得企业迫切需要创新能力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因此产业全面升级也成为首要的任务。
3.美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回顾美国的“供给侧革命”，20世纪70年，美国爆发的滞胀危机，对凯恩斯经济学造成了根本上的挑战，同时社会各界也对自由主义提倡的政策感到不满。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他明确提出了“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恰恰就是问题的存在”。为此，美国通过大幅度的减税来支持企业的发展，并且政府取消了对部分行业的垄断管制，从而激发市场机制的能动性、消减社会福利从而达到缩减美国当时政府的规模，从而减少政府对自由贸易的干预。这个时期的美国的经济政策从需求转向了供给，而这个时期的主张社会也公认为这是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
而奥巴马上台之初，美国正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困难时刻，他引用了《圣经》“岩上之屋”的提出了美国经济再平衡的理念――中产阶级经济学，他提倡用“中产阶级经济学”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增长点。那什么是“中产阶级经济学”――就是美国将花未来10年或者更长来推行有利于中产阶级的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支撑经济增长。而奥巴马执政增加了富人的税收，小布什两次降税的成果基本已经在奥巴马执政期间被填平。小布什在执政期间把税率从28%下降到了15%，目前奥巴马已经从税率15%提升到23.8%。在这种经济思路的调整下，美国经济正逐步摆脱严寒的侵袭，迈向“春天之旅”。但是过去几年美国经济复苏的成果并未被社会各阶层广泛共享，特别是中产阶层萎缩，让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稳。可见从美国的发展来看，经济发展中由于创新所有带来了贫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
4.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借鉴
回顾美国经济发展历史，它依靠创新引领着产业革命，从早期的工业化时期，美国制造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席卷国际市场。到中期的后工业化，信息经济发展的今天，美国通过科学技术信息创新和现代化的服务业战略着国际市场的巨大份额。如今，美国已经开始打造再工业化时代，新一轮的创新――人工智能的制造并融合了西方最先进的信息和服务技术，将会重新夺回制造业市场，这一次的席卷可能会使中等收入国家和美国的差距更加进一步的扩大。因此中国在这次危机中，中国面临着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的到来，同时我国三期叠加的结构矛盾尖锐，这使得我国迫切需要激发自己的潜能，发展自己的新产业革命，工业化的升级势在必行。
在如此严峻形势下，我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提升我国经济实力再回顾是否公平。就像曾提到的十个手指调琴，要注意主次。当然，创新的前提也不能忽略，我们要保证制度的供给，打通制度的“最后一公里”。熊彼特认为，没有创新，经济只能处于一种所称的“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经济增长只是数量的变化，这种数量关系无论如何积累，本身并不能创造出具有质的飞跃的“经济发展”。因此，制度创新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中国在选择创新路径，利用科学技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把原材料或半制成品变成一种新的资源。在产品化，企业化，市场化的帮助下实现产业化发展，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依靠龙头带动和科技进步，对创新产业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形成一体化、一条龙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而这些都与制度息息相关。当然，除了制度大环境，金融也是密不可分的。金融的全方位支持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倾斜，中国才能摆脱面前经济下行的压力。
供给侧改革范文4
“供给侧”可说是2015年年末以来的中国经济热词。2015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客观要求。然而，许多人可能对“供给侧”了解并不多。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经济要强调“供给侧”改革呢？
“供给侧”在经济学领域虽然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但一直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我在2013年和同道者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对经济学界关于“供给侧”的认知变化感触颇深。
过去的需求管理理论认为，掌握好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这“三驾马车”就可处理好经济运行的动力问题。金融危机冲击下，在一线承担决策责任的一些领袖人物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稍微清晰一点地对我们作出预警？相关的反思中，首先要看到已有经济学理论的不足，应比较直率地指出：主流经济学的认知框架其实是不对称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存在着一种共同失误，他们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更为强调的只是需求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他们都存在着忽视供给端和供给侧的共同问题。
仅将“三驾马车”放在需求侧看待，这一认识并不完整。比如，仅从需求侧看消费，就带有过强的静态特征和认识局限，许多新消费动力的产生并非因为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对消费的供给发生了变化。比如以手机产品为例，在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前，是完全没有这一块消费需求存在的。在这种新兴产品投放市场后，直接的表现就是供给侧变化使需求侧产生了相应增量，这仅从需求侧无法观察到。
在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是同时存在的一对关系。总体而言，政府的需求管理是总量管理，侧重于在反周期概念下，各个年度短期视野内调节经济生活中银根的松和紧、施行总量的刺激或收缩。供给管理则更多地着眼于中长期和全局的发展后劲，考虑不同角度的结构优化，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协调匹配等，而且需要引入制度供给问题，把物质生产力要素与人际生产关系变革打通来寻求优化方案，显然，供给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需求管理。
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的实践来看，我国在“反周期”总量调控为主的需求管理轨道上，继续可用的调控手段和作用空间已明显受限，仅以短中期调控为眼界的需求管理已不能适应客观需要，亟须注重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供给侧，如何组织实施政府“理性的供给管理”。
当前，按照“新常态”概念看，经济运行中“新”显然已明朗化，但是“常”还没有实现，需要在运行中完成探底，在整个经济企稳后对接“增长质量提升”境界，而且尽可能长久地形成中高速增长平台。为了处理好新阶段“动力机制转换和优化”问题，需要考虑“怎么促使微观经济主体潜力和活力充分释放”，需要建构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
在传统的需求管理还有一定作用和优化提升空间的同时，我们迫切需要以创造新供给来引领释放新需求，通过着力改善供给环境、优化供给侧机制，特别是通过改进制度供给，大力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构建、塑造和强化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新动力。
我所在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努力进行了多年的供给侧研究。我们认为中国最根本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下的转轨，首先是作为一种制度供给，支持了前3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任务又异常艰巨。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改革深化中所必须解决的、实质性供给侧创新的“攻坚克难”。
支持经济增长特别是长期增长的要素，所谓“动力源”，在理论上分析主要是五个方面：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主要的国际经验都表明，各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前，前面三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容易比较多地生成和体现出来。一般经济体在发展过程的初期与“起飞”阶段中，强调所谓“要素投入驱动”、体现为粗放发展，是和这有关的。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后面两项即科技创新、制度方面，可能形成的贡献会更大，而且极为关键。时下热议的所谓“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就是指后面这两项能够给予的新支撑。
所以，中国新时期的增长动力构建，实际上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加上政治文明概念下的民主法治化发展过程中经济生活供给侧的五大要素，需合乎规律地优化形成升级版的混合动力体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这几大要素都存在明显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需要通过全面的制度改革化解制约，特别是使后两项要素更多贡献出对前三项要素的动力替代效应，进一步释放经济社会微观主体的潜力，提高经济增长活力，也即所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落在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上。
作为一个转轨中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追求“追赶―赶超”、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过去我们更多依靠“后发优势”，现在必须努力转为更多地争取供给侧发力的“先发优势”，这样一个大思路定位必然是守正出奇，即在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在政府履行职能方面有意识地把总量型需求管理与结构型供给管理相互结合，特别是把理性供给管理作为“十三五”规划及中长期中国经济升级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并紧密结合“有效制度供给”这一改革的关键。
供给侧改革范文5
关键词：供给侧；消费理论；效用函数；商品结构
中图分类号：F25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005-04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中央政府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过去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偏重于总需求管理，通过刺激需求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消费增长的乏力使得总需求管理难以见效。在此背景下，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管理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Y=F（A，K，L），理论核心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A促进经济增长，其主要政策是通过减税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创造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并不一致，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因此，传统“供给侧”学派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
为此，本文从微观消费理论出发，试图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支撑。由于本文的出发点是用消费理论对供给侧改革提出理论解释，因此文献综述从供给管理理论与消费理论两方面进行。
供给侧管理理论源自“萨伊定律”，即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但随后“大萧条”的到来使得“萨伊定律”被全面否定。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出现凸显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开始兴起，以罗伯特・蒙代尔、亚瑟・拉弗、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萨伊定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而里根总统对供给学派思想的成功实践也使得供给学派盛行起来。然而随后供给学派全面减税的政策主张导致财政赤字的大量出现以及利率的攀升，这些负面效应使供给学派迅速丧失信任。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用的“供给管理”手段标志着“供给侧”学派的回归。
消费函数方面，主要分为微观消费理论与宏观消费理论。微观方面，边际效用学派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对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行为做出了解释。宏观消费理论主要分为两条主线展开：其一，为宏观消费理论建立微观基础，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佛利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都是通过将消费函数引入新古典经济的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在长期条件下的消费选择；其二，消费理论从确定性到不确定分析框架的拓展，如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里兰德的预防性储蓄假说。而迪盾的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坎贝尔和曼丘的λ假说，则是侧重于建立更贴近现实的假设来研究消费函数。国内对消费方面的研究多是基于消费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未来不确定性与消费。如宋铮（1999）、孙凤（2001）、易行健等（2008）运用国外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消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第二，收入分配与消费。李军（2003）、杨天宇（2009）研究了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举措。第三，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刘东皇和沈坤荣（2010）对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为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程度不等的挤入效应。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收入以及预期对消费的影响，而忽视了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同时，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本文从上述两方面入手，通过建立商品消费的效用函数，分析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并尝试对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解释。
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微观消费理论是从效用最大化入手，考察消费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来衡量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选择。因此，首先必须建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由于文章重点关注的是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为简化分析，在效用函数的建立上，仅考虑收入、商品种类与数量以及闲暇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不考虑消费者预期等其他因素对效用的影响。因此，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1，X2，…，Xn，H）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该效用函数有如下性质：
？鄣U/？鄣Xi>0；？鄣2U/？鄣X2i
？鄣U/？鄣H>0；？鄣2U/？鄣H2
其中X1，X2，…，Xn 为n中商品的消费数量，H为消费者的消费时间。
为了对消费者行为做更详细的分析，我们对效用函数做出如下假定：
假定一：闲暇本身不带来效用，但消费者消费商品需要耗费闲暇时间。该假定分为两个部分：闲暇无效用和消费商品需要耗费时间。
第一部分的假定，是基于经验事实做出的。我们观察到，在现实中，美国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实证研究表明，伴随着工资的下降或停滞，人们的劳动供给时间是增加的，Dessing对第二世界国家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也没能支持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根据上述事实，如果把闲暇也看作是商品，根据显示偏好公理，闲暇的边际效用远远小于其他商品，也即闲暇带给消费者的效用相对于其他商品，其效用可以忽略不计。
对第二部分的假定，可以用反证法给出证明。假设商品消费不需要时间，则在闲暇无效用的前提下，消费者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会尽可能地增加劳动供给，以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无论工资为何值，消费者的劳动供给是不变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综上，假定一成立。
假定二：不同种类的商品的消费可以在同一时间进行，且带来的效用互相不冲突。
假设消费者在一定时间H内，获得的效用U（H），则该假定用公式可表示为：
U（H）=U1（X1，H）+U2（X2，H）+…+Un（Xn，H）
做出上述假定基于以下三个理由：一是消费者通常可以同时进行若干样商品的消费，如在健身的同时听歌，健身的过程中可以喝饮料等；二是尽管有时同一种类的两种商品消费者不能同时进行消费，但从长期消费来看，仍然可以认为这两种商品可以同时消费。如在对食物的消费上，消费者午饭时选择麦当劳，晚饭选择肯德基。从每顿饭的选择来看，两种食物的消费是冲突的。但从一天的消费来看，两者都对消费者提供了效用，且互不冲突。三是不同商品消费带来的效用可能互相抵消，也可能相互促进。但消费者在消费时出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总会合理地安排消费顺序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抵消作用。
三、模型推导
通过上述讨论，在假定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生理需求的情况下（即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设消费者的禀赋时间为T，可将消费者的时间分为闲暇时间H和劳动时间L，有T=H+L。设工资为W，则消费者收入为LW，同时设消费者消费的商品共有n种，其数量分别为X1，X2，…，Xn，价格分别为P1，P2，…，Pn。则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1，X2，…，Xn，H）
约束条件为：T=H+L
则均衡条件为：LW=P1X1+P2X2+…PnXn （1）
显然，当/W
命题一：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的数量与消费正相关。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可消费商品的种类越多，消费越高。种类越少，则消费越低。当固定商品种类的数量，此时增加工资会导致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下面对命题一做出证明。为简化分析，假设P1=P2=…Pn=
W=1，则（2）式转换为：
MU1=MU2=…=MUn=？鄣U/？鄣H （3）
设消费商品的种类由原来的n种增加到n+1种，新的效用最大化均衡为：
MU‘1=MU‘2=…=MU‘n=MU‘ n+1=？鄣U/？鄣H ‘
则效用函数为U-U（X‘1，X‘2…，X‘ n+1，H‘ ）
由效用最大化原则以及假定一，显然有U（・，n+1）>U（・，n）。
分别对对上式两端关于X1，X2.…，Xn，H求偏导，可得：
U‘ （X‘1）+…+U‘ （X‘ n+1）+U‘ （H‘ ）>U‘ （X1）++…+U‘ （Xn）+U‘ （H）
这里U‘ （X‘1）为对函数U（X‘i）关于X‘i偏导。
由于U‘ （X‘ n+1）>0，消费者要拿出一部分收入用于对商品Xn+1的消费，相比原来的均衡，各商品消费数量均有所下降。即：
U‘ （Xi）
由（2）式，有U‘ （H）H’，即当商品种类增加时，消费者会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劳动供给。
对于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商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当工资W上升时，消费者收入增加，此时根据消费者均衡条件，消费者会增加商品的消费数量。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新的均衡点，商品的边际效用低于旧的均衡点，根据式（3），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会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劳动供给随工资的上升而减少。
命题一说明，要提高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发展，在供给端必须提供种类丰富的商品，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命题二：低价商品与高价商品存在明显价格差时，短期内会导致消费下降。长期内消费可能不变也可能下降。
假设存在两阶段T1和T2，存在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在每一阶段的收入固定为LW，市场上存在两种商品X1 和X2，其中X1的价格为P1，X2的价格为P2，且满足下列条件：0< P1
在上述前提下，由于流动性约束，在T1阶段，消费者只能选择消费商品X1。由于消费者追求的是整体阶段的效用最大化。为了在T2阶段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消费X2，消费者会在T1阶段进行储蓄，减少对商品X1的消费。
特别的，当P2>2LW时，消费者的可消费商品数量减少为一种，此时根据命题一，消费者的消费会下降，甚至出现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显然，命题二表明，当市场上商品价格差别过大时，消费者会呈现出锯齿状的消费路径，这与陈冲（2012）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的分析结果相一致，也与λ假说的消费者会同时根据当期收入和永久收入决定当期消费的说法相吻合。
四、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对模型的理论推导，可以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的消费越高，同时商品在不同价格上的分布情况也会影响到消费。而在消费者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边际效用递减速度较慢的商品更能促进消费。这对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总结上述命题，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对中低端产品的消费逐渐趋于饱和，消费需求多样化，在消费中越来越看重品牌与质量。然而当前我国供给端的产品主要以中低端商品为主，其特征是“价廉物不美”，导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调。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化解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根据命题一，消费者出于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考虑，随着收入的增长，会要求种类越来越丰富的商品供给。这很好地解释了当前国内消费疲软与出国购物热现象并存的矛盾。此外，如果把公共服务也看作商品，我国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也可用命题一解释。
结论2：必需品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大于奢侈品，但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其边际效用会迅速递减。而奢侈品虽然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小于必需品，但其边际效用递减速度小于必需品。因此，消费者在低收入阶段，主要以必需品的消费为主，而随着收入的上升，会逐渐增加对奢侈品的消费。
房子是一种兼具奢侈品与必需品特征的特殊商品。在初始消费阶段，其作为必需品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由于房子可以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其边际效用没有如同必需品一样迅速递减，而是类似奢侈品的边际效用曲线，边际效用缓慢递减。由于房子的上述特点，一方面，即便房价居高不下，消费者也必须进行储蓄以购买房屋，而不是如同其他高价奢侈品那样放弃消费。另一方面，在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后，由于其边际效用递减缓慢，保值性高，消费者倾向于继续购买房屋这种商品。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供给端的房价高涨，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增长与消费下跌的矛盾现象。
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屋仍将是消费者的消费重点，房地产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基于此，中央供给侧改革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结论3：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由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的种类和劳动者收入共同决定。
通常的认识是，劳动供给曲线背弯只有在劳动者工资很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由命题一与命题二可以发现，即便劳动者工资不算高，如果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过少，如只有生活必需品。劳动供给曲线仍然有可能出现背弯。这一点可以在市场力量薄弱的农业社会得到例证。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数量极少，劳动者（农民）在农闲时节，通常会选择休闲而不是寻找机会工作。而当可消费商品的种类极多时，即便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供给曲线也不会发生背弯，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少出现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
本文以消费理论为基础，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并与宏观经济理论做了很好的衔接。对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做了微观理论解释，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计量数据的定量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学识所限以及数据的可获得型。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益于中央政府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过去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偏重于总需求管理，通过刺激需求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消费增长的乏力使得总需求管理难以见效。在此背景下，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供给侧管理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生产函数：Y=F（A，K，L），理论核心为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A促进经济增长，其主要政策是通过减税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来创造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并不一致，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因此，传统“供给侧”学派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
为此，本文从微观消费理论出发，试图为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支撑。由于本文的出发点是用消费理论对供给侧改革提出理论解释，因此文献综述从供给管理理论与消费理论两方面进行。
供给侧管理理论源自“萨伊定律”，即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但随后“大萧条”的到来使得“萨伊定律”被全面否定。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出现凸显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在此背景下，供给学派开始兴起，以罗伯特・蒙代尔、亚瑟・拉弗、马丁・斯图尔特・费尔德斯坦等为代表的供给学派重新肯定了“萨伊定律”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并主张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而里根总统对供给学派思想的成功实践也使得供给学派盛行起来。然而随后供给学派全面减税的政策主张导致财政赤字的大量出现以及利率的攀升，这些负面效应使供给学派迅速丧失信任。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在应对危机时采用的“供给管理”手段标志着“供给侧”学派的回归。
消费函数方面，主要分为微观消费理论与宏观消费理论。微观方面，边际效用学派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效用最大化问题，对消费者的消费选择行为做出了解释。宏观消费理论主要分为两条主线展开：其一，为宏观消费理论建立微观基础，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和佛利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说，都是通过将消费函数引入新古典经济的分析框架，分析消费者在长期条件下的消费选择；其二，消费理论从确定性到不确定分析框架的拓展，如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里兰德的预防性储蓄假说。而迪盾的流动性约束假说以及坎贝尔和曼丘的λ假说，则是侧重于建立更贴近现实的假设来研究消费函数。国内对消费方面的研究多是基于消费理论进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未来不确定性与消费。如宋铮（1999）、孙凤（2001）、易行健等（2008）运用国外预防性储蓄理论对消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证明居民存在预防性储蓄。第二，收入分配与消费。李军（2003）、杨天宇（2009）研究了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有效举措。第三，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刘东皇和沈坤荣（2010）对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为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程度不等的挤入效应。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对消费理论的研究多集中于收入以及预期对消费的影响，而忽视了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同时，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本文从上述两方面入手，通过建立商品消费的效用函数，分析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并尝试对供给侧改革提供理论解释。
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微观消费理论是从效用最大化入手，考察消费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来衡量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选择。因此，首先必须建立消费者的效用函数。由于文章重点关注的是商品供给对消费的影响，为简化分析，在效用函数的建立上，仅考虑收入、商品种类与数量以及闲暇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不考虑消费者预期等其他因素对效用的影响。因此，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1，X2，…，Xn，H）
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该效用函数有如下性质：
？鄣U/？鄣Xi>0；？鄣2U/？鄣X2i
？鄣U/？鄣H>0；？鄣2U/？鄣H2
其中X1，X2，…，Xn 为n中商品的消费数量，H为消费者的消费时间。
为了对消费者行为做更详细的分析，我们对效用函数做出如下假定：
假定一：闲暇本身不带来效用，但消费者消费商品需要耗费闲暇时间。该假定分为两个部分：闲暇无效用和消费商品需要耗费时间。
第一部分的假定，是基于经验事实做出的。我们观察到，在现实中，美国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实证研究表明，伴随着工资的下降或停滞，人们的劳动供给时间是增加的，Dessing对第二世界国家劳动力市场进行的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也没能支持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根据上述事实，如果把闲暇也看作是商品，根据显示偏好公理，闲暇的边际效用远远小于其他商品，也即闲暇带给消费者的效用相对于其他商品，其效用可以忽略不计。
对第二部分的假定，可以用反证法给出证明。假设商品消费不需要时间，则在闲暇无效用的前提下，消费者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会尽可能地增加劳动供给，以增加收入。也就是说，无论工资为何值，消费者的劳动供给是不变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综上，假定一成立。
假定二：不同种类的商品的消费可以在同一时间进行，且带来的效用互相不冲突。
假设消费者在一定时间H内，获得的效用U（H），则该假定用公式可表示为：
U（H）=U1（X1，H）+U2（X2，H）+…+Un（Xn，H）
做出上述假定基于以下三个理由：一是消费者通常可以同时进行若干样商品的消费，如在健身的同时听歌，健身的过程中可以喝饮料等；二是尽管有时同一种类的两种商品消费者不能同时进行消费，但从长期消费来看，仍然可以认为这两种商品可以同时消费。如在对食物的消费上，消费者午饭时选择麦当劳，晚饭选择肯德基。从每顿饭的选择来看，两种食物的消费是冲突的。但从一天的消费来看，两者都对消费者提供了效用，且互不冲突。三是不同商品消费带来的效用可能互相抵消，也可能相互促进。但消费者在消费时出于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总会合理地安排消费顺序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抵消作用。
三、模型推导
通过上述讨论，在假定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生理需求的情况下（即保证足够的休息时间），设消费者的禀赋时间为T，可将消费者的时间分为闲暇时间H和劳动时间L，有T=H+L。设工资为W，则消费者收入为LW，同时设消费者消费的商品共有n种，其数量分别为X1，X2，…，Xn，价格分别为P1，P2，…，Pn。则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U（X1，X2，…，Xn，H）
约束条件为：T=H+L
则均衡条件为：LW=P1X1+P2X2+…PnXn （1）
/W （2）
显然，当W
命题一：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的数量与消费正相关。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可消费商品的种类越多，消费越高。种类越少，则消费越低。当固定商品种类的数量，此时增加工资会导致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下面对命题一做出证明。为简化分析，假设P1=P2=…Pn=
W=1，则（2）式转换为：
MU1=MU2=…=MUn=？鄣U/？鄣H （3）
设消费商品的种类由原来的n种增加到n+1种，新的效用最大化均衡为：
MU‘1=MU‘2=…=MU‘n=MU‘ n+1=？鄣U/？鄣H ‘
则效用函数为U-U（X‘1，X‘2…，X‘ n+1，H‘ ）
由效用最大化原则以及假定一，显然有U（・，n+1）>U（・，n）。
分别对对上式两端关于X1，X2.…，Xn，H求偏导，可得：
U‘ （X‘1）+…+U‘ （X‘ n+1）+U‘ （H‘ ）>U‘ （X1）++…+U‘ （Xn）+U‘ （H）
这里U‘ （X‘1）为对函数U（X‘i）关于X‘i偏导。
由于U‘ （X‘ n+1）>0，消费者要拿出一部分收入用于对商品Xn+1的消费，相比原来的均衡，各商品消费数量均有所下降。即：
U‘ （Xi）
由（2）式，有U‘ （H）H’，即当商品种类增加时，消费者会提高消费水平，增加劳动供给。
对于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商品种类不变的情况下，当工资W上升时，消费者收入增加，此时根据消费者均衡条件，消费者会增加商品的消费数量。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新的均衡点，商品的边际效用低于旧的均衡点，根据式（3），消费者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会减少劳动时间，增加闲暇。劳动供给随工资的上升而减少。
命题一说明，要提高消费增长，带动经济发展，在供给端必须提供种类丰富的商品，激发消费者的消费欲望。
命题二：低价商品与高价商品存在明显价格差时，短期内会导致消费下降。长期内消费可能不变也可能下降。
假设存在两阶段T1和T2，存在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在每一阶段的收入固定为LW，市场上存在两种商品X1 和X2，其中X1的价格为P1，X2的价格为P2，且满足下列条件：0< P1
在上述前提下，由于流动性约束，在T1阶段，消费者只能选择消费商品X1。由于消费者追求的是整体阶段的效用最大化。为了在T2阶段能够有足够的收入消费X2，消费者会在T1阶段进行储蓄，减少对商品X1的消费。
特别的，当P2>2LW时，消费者的可消费商品数量减少为一种，此时根据命题一，消费者的消费会下降，甚至出现劳动供给曲线的背弯。
显然，命题二表明，当市场上商品价格差别过大时，消费者会呈现出锯齿状的消费路径，这与陈冲（2012）对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路径的分析结果相一致，也与λ假说的消费者会同时根据当期收入和永久收入决定当期消费的说法相吻合。
四、结论及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对模型的理论推导，可以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的消费越高，同时商品在不同价格上的分布情况也会影响到消费。而在消费者满足基本需求的前提下，边际效用递减速度较慢的商品更能促进消费。这对当前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总结上述命题，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结论1：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者对中低端产品的消费逐渐趋于饱和，消费需求多样化，在消费中越来越看重品牌与质量。然而当前我国供给端的产品主要以中低端商品为主，其特征是“价廉物不美”，导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失调。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化解过剩产能，发展新兴产业。根据命题一，消费者出于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考虑，随着收入的增长，会要求种类越来越丰富的商品供给。这很好地解释了当前国内消费疲软与出国购物热现象并存的矛盾。此外，如果把公共服务也看作商品，我国公共需求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也可用命题一解释。
结论2：必需品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大于奢侈品，但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其边际效用会迅速递减。而奢侈品虽然在初始阶段的边际效用小于必需品，但其边际效用递减速度小于必需品。因此，消费者在低收入阶段，主要以必需品的消费为主，而随着收入的上升，会逐渐增加对奢侈品的消费。
房子是一种兼具奢侈品与必需品特征的特殊商品。在初始消费阶段，其作为必需品具有较高的边际效用，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由于房子可以作为固定资产投资，其边际效用没有如同必需品一样迅速递减，而是类似奢侈品的边际效用曲线，边际效用缓慢递减。由于房子的上述特点，一方面，即便房价居高不下，消费者也必须进行储蓄以购买房屋，而不是如同其他高价奢侈品那样放弃消费。另一方面，在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后，由于其边际效用递减缓慢，保值性高，消费者倾向于继续购买房屋这种商品。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供给端的房价高涨，同时也导致了收入增长与消费下跌的矛盾现象。
因此，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房屋仍将是消费者的消费重点，房地产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基于此，中央供给侧改革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结论3：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由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的种类和劳动者收入共同决定。
通常的认识是，劳动供给曲线背弯只有在劳动者工资很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但由命题一与命题二可以发现，即便劳动者工资不算高，如果市场上可消费商品种类过少，如只有生活必需品。劳动供给曲线仍然有可能出现背弯。这一点可以在市场力量薄弱的农业社会得到例证。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市场上可消费的商品种类数量极少，劳动者（农民）在农闲时节，通常会选择休闲而不是寻找机会工作。而当可消费商品的种类极多时，即便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供给曲线也不会发生背弯，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少出现劳动供给曲线背弯的现象。
本文以消费理论为基础，为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并与宏观经济理论做了很好的衔接。对我国的供给侧改革做了微观理论解释，不足之处在于缺乏计量数据的定量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学识所限以及数据的可获得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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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范文6
一百年前，熊・彼特提出“创新”这个词，当时他谈的创新是工业化初期的创新，对于当下，好多定义都不符合。比如，创新的定义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但是，今天的情况不一样，创新的前提是信息的重组，有了信息的重组你就知道创新的方向在什么地方，这才有创新。
所以，我们的观念需要转变，供给侧改革一样需要观念上的转变。供给侧改革与结构调整有关系，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持续推进的过程中，要认识到供给与需求是并重、互动的关系，企业想要实现更大利益化的发展，就应培育独立自主的市场经营主体。
供给和需求的互动关系
在经济学中，供给和需求从来都是并重的，两者之间是互动的关系。而当下主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需求方面一般容易做好，而供给方面比较难。因为从供给方面来说，你要使得各方面都能够协调得好，必须把方向先搞清楚。
供给方面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与需求不一样，需求是个短期的调节，它主要是为防止需求过热、需求不足这样一些问题。供给则不是这样，供给最要紧的任务，是要形成一个自主经营、独立经营的产业主体，就是企业。
如果企业不能够做到这样，整个经济就不能完成它的结构调整。但要让企业能够实现自主经营、独立经营，不仅需要一个环境，还需要企业自身产权清晰，能够自主经营。无论对什么样的企业，它都是一个中期的任务。所以，一般就把供给方面的改革当作中期的任务。
但不把二者连在一起考虑，简单地去刺激需求，可以实现目标。同样，简单的刺激供给，也可以实现目标。但是这样对经济没有太大的益处，问题还是会不断发生，所以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中期的任务应该得到重视。
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供给侧方面结构调整的主要含义是什么？首先，培育独立的自主经营企业，就要有市场的主体，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主体，供给侧的改革就很难推进。即使推进，也可能中途变化。但这点很重要，我们当前应该看到的问题，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含义首先在培育适应市场的主体。
其次，才是政府调节的作用。政府调节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一方面，政府有规划和引领作用，还可能有微调，这些都是在供给侧改革中需要的；另一方面，在市场还没有发育，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经营者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政府在一段时期内有代替市场主体的作用。但这个只是短期的，这种替代也需要政府及时退出，否则对经济有害。
所以，这时需要明确的就是，供给侧方面的结构性改革究竟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
我认为，首要目标就是让企业有独立经营的地位，然后慢慢培育。这里是要培育和发展自主经营、独立经营的企业，这个也是不简单的。“老字号”为什么逐渐在走下坡路，是因为它以“老字号”固步自封。这当中有的“老字号”被淘汰，但有的却在持续改变。比如同仁堂，已经改成股份制企业；全聚德烤鸭也在不断适应，还开通了外卖。这种改变也一样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另一方面，就是一定会涉及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新增了一批新的就业机会。就以中国现在来说，“双十一”如此大的销售量，就新增了许多快递员。所以，从就业问题的发展来看，经济中需要这种新的机遇，从而产生新的就业机会。
过时的“企业家”
新的机会需要不断创新，但现在谈到创新又涉及熊・彼特的一个定义“企业家是创新者”。当时因为企业家把许多发明成果直接用到经济中，所以这个观点在工业化初期是对的。工业化初期谈到创新的时候都清楚，发明家的发明是在实验室，要在经济中运用得靠企业家。
现在是这个情况吗？现在的创新不一定是发明家做实验得来的，而是从一个个创意中产生。无数年轻人活跃在咖啡馆、会所、俱乐部，通过头脑风暴寻找创意。有了创意才有创新，有了创新才有创业，创意当然是最重要的。
无数创意是如何出来的？不一定全都埋头在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是大量的年轻人，他们在各种想法中发明这里怎么样、那里怎么样，这就行了，市场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
所以，结构性调整一定要认识到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不限于现在仅有的这些产品功能，谁能发现新功能就是一种创意，有创意就行。
当初，熊・彼特的创新概念是：一个企业家必须要投资，要善于融资，找银行跑关系，找政府求低率信贷等，这的确是熊・彼特一百年前工业化初期的现实。但今天不是这样了，今天首先是要有创意，有创意以后通过“互联网+”，资金自然就找过来了。现在是有资金就怕没有好项目，只要有好项目资金自然就到了，不像过去那样非要有银行的贷款筹资才行。
今天的年轻人，与一百年前的年轻人完全不一样。一百年前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知道怎样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唯一的途径就是趁着年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现代的年轻人不一样，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知道社会在关心什么问题，也在想办法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其中还有一部分人是靠自己的创意和想法维生的。
但我们就能凭借当下来认定未来吗？谁能想到5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人们还会用货币、钞票吗？可能那时人人都用手机支付，而不再用纸币，纸币也就没用了。同样，人们的就业会像现在一样吗？只要有一台电脑，在家里上班，完全可以生活。到那个时候人们的消费方式会跟现在一样吗？也说不清楚。
当人们的就业方式发生改变时，还有企业家吗？当下，企业家这个名词已经过时。真正的企业家，出现在熊・彼特那个时代。因为那时工业化才刚开始，企业家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而现在的企业家不一定是创新者，大部分是既得利益者，要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
大量正在涌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现在不是企业家，但将来可能是比企业家更有影响的人，可能会是一个新领域的发现者、领路人。结构性改革能够起作用，一定要依赖大量年轻人，他们在试图寻找新路子、寻找产品的新功能。
观念的转变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今天谈结构性改革，很多重要的观念是不是转过来了？不一定。我们可以讲创新，但创新的观念转变没有？你天天谈创新，你也从事了创新，但是你创新的观念可能还是旧的。
次优选择下的消费
我们还要考虑的是需求方面可以做什么？需求与供给的效果一样，只是作用在不同方面。但现在的消费也在变，如果看不到消费的变化也就无法判断需求的方向。
以前消费是遵守古典经济学的最优原则，消费时能够以最小的价格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成功。但现在变了，因为从西蒙提出“有限的理性”开始，理性是有限的。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基础上，人人都是理性的，所以他有最低的成本、最大的满足、最大的收益。但现在信息那么多，人们能够做到最优吗？
一位北京的女同志去买一件披肩，你要想买最优的，那你得把全北京大商场披肩的信息都搜集起来并进行对比，需要一家一家看，记录下来哪个是最好的。等你做出选择时，你的成本已经变多了，等你再去买有可能已经被卖出了，所以这不是最优的。
人们习惯的是次优选择，次优就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你到商店里去买针，跟售货员说我买针。售货员拿出来一盒针，“你挑吧”“我要一个最尖的”“你自己挑啊”……你要挑，得拿放大镜去选，你有那么多时间吗？你愿意耗费这么多精力吗？就算你把这盒针挑完了，哪个是最优的呢，结果一般都是次优选择。
这也是身边为什么往往会出现“凑合”这种现象。人们见到女同志买时装回来以后，说怎么样？没有一个说我是最满意的，大都是凑合，也就是次优选择。所以消费几十年都在发生变化，并不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优选择，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对需求做出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