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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1
【关键词】 循环经济两型社会青山区
武汉市青山区位于武汉市东南部，地处长江中游南岸，是武汉市7个中心城区之一。青山区西起罗家港，东至武汉外环，南临东湖，北依长江。全区面积84.15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辖内有10个街道办事处和2个管委会（含13个建制村）、114个社区。
青山作为全国著名的钢铁基地和老工业区，如何在推进钢铁、石化、环保等优势产业发展、保持经济发展优势的同时，有效地突破环境、资源限制“瓶颈”，创造性地将循环经济理念运用于青山的实际，用循环方式推动重化工集聚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逐步实现改造升级，成为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开路先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十六大提出了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在2000年的基础上，2020年实现GDP翻两番。中国目前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大量的资源、能源消费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我国在未来的战略机遇期中，经济发展所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资源、能源约束和生态环境压力。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相对贫乏，生态环境脆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人口的急剧增长，在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两个方面都已经不起传统发展模式下的高强度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如果继续走传统发展之路，沿用“三高（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粗放型模式，并以末端处理为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这将阻碍我国进入真正现代化的速度。从长期角度来看，良性循环的社会应从发展阶段开始塑造，少走弯路，不走弯路，才会得到更快的发展。我国的消费体系仍在形成阶段，建立一个资源环境低负荷的社会消费体系，走循环经济之路，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把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开发、产品的生态设计和生态消费等融为一体，以“资源―产品―资源再生”闭环反馈为特点的循环过程。其倡导的是“最佳化的生产、最适度的消费，最少量的废弃”的与环境、社会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体现科学发展观。
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及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实施循环经济的过程中，“3R”（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权重是不同的。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首先应该着重实现各行各业（特别是流程制造业）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的“减量化”。量大面广的节能、降耗、资源节约是有效地推动循环经济的必要基础，也是中国当前的国情和重要切入点，不同于日本、德国等工业化国家。
二、流程制造业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切入点
流程制造业往往是指原料经过一系列以改变其物理、化学性质为目的的加工――变性处理，获得具有特定物理、化学性质或特定用途产品的工业。钢铁冶金、有色冶金、化学工业和建材工业都属于典型的流程工业。如冶金、化工、建材、石化、造纸等流程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均表现为：输入源头是大宗的自然资源，如矿物、生物、水、空气等。这些资源、能源通过功能不同的工序串联作业、协同（集成）运行，生产出产品、副产品。这些产品在用作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同时，产生大量的排放物、废弃物。在国民经济中，流程制造业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在制造产品的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各种不同形式的排放物，由此带来大量的环境负荷。与此同时，流程制造业存在着减量、再利用、再循环或再资源化的巨大潜力和可能。不同流程制造业之间有时存在着互为依存的产业生态链，也存在着消纳和处理社会大宗废弃物的机会或潜力。因此，在流程制造业中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尤为必要。
随着理念的转变，技术的进步，流程制造业存在着实现“3R”原则的巨大潜力和可能。不同流程制造业之间也存在着互为依存的产业生态链，例如钢铁工业产生的废渣可作为水泥行业的廉价资源，水泥工业可以消纳电力、化工、有色冶金等行业产生的粉煤灰、煤矸石、磷渣、赤泥等，也存在着消纳和处理社会大宗废弃物的机会或潜力，如废钢、废旧有色金属循环利用等。可见，在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中，流程制造业既是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同时也应是推进循环经济的优先切入点。
当前，青山区已有的循环经济基础，如以冶金、石化、电力产业为主的循环经济链雏形，是建立在典型流程制造业基础之上的，通过企业内部循环与企业之间循环，逐步向外扩展、外延，最终实现大共生耦合产业体系和大生态产业链体系的生态工业园模式。其切入点明确，特征清晰。因此，青山区在高起点、高标准、高规格建设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区中，必须清楚地了解和遵循这一规律，必须正确地把握未来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中的重点与方向。
三、工业园区建设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我国工业园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经济技术开发区模式。主要以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型企业为主，技术含量低，环境污染严重，是当时不得已的选择。第二个阶段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模式。以高新技术的支撑为特色，较第一个阶段有了进步，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第三个阶段为生态工业园模式（或循环经济园区模式）。由于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循环经济园区的建设是必然选择。
发展循环经济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创新，不是为“循环”而“循环”，所谓“3R”是原则、是基础，不是构成实施循环经济的全部要素。以“3R”为原则，进而在一定条件下将物质、能量、时间、空间、资金等要素有效地整合在一起，以产业生态链为纽带，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优化。因此，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要注重提高局部环节直至循环过程中的物质、能量的利用效率，还必须高度重视资金的流动与增值。物质、能量的有效利用和资金的流动增值不能脱离时间和空间要素，脱离时空概念的循环过程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发展循环经济产业链应以合理的时空尺度的产业生态园为基本单元，其中流程制造业往往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
四、积极探索青山循环经济产业链发展的新模式
集大型钢铁、石化和热电企业于一个区域内，青山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实现有形循环经济园区的先决条件。推动三大企业间产品、副产品的有效对接，建立跨企业联合体，实现资源共享和有效利用，继续强化推进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循环，探索钢铁、石化、电力行业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当前青山区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的首要任务。
青山区以“三企（武钢、武石化、青山电厂）、三园（都市工业园、环保产业园、高新技术孵化园）、三区（生态产业区、生态宜居区、生态保护区）”为依托，以点带面，连点成片，梯次推进，辐射发展，努力实现企业、园区和城市三个层面的循环和产业结构、城市功能及发展方式的转变，开创了重化工集聚城区改造升级的青山模式。
五、总结
青山区循环经济试点实践，是在充分认识本地区资源禀赋局限，遵循青山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努力探索重化工集聚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经过两年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重化工集聚城区改造升级模式。这一循环经济特色是在不断学习、创新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主要特征概括的描述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和武汉城市圈大循环经济试验区为核心目标，以推动区域产业结构改造升级为主线，以理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构建循环经济“六大体系”为重点，努力探索一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大企业与大城市共生共荣、重化工集聚产业园区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青山循环经济试点经过两年实践探索，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在促进驻区大企业之间项目耦合、产业链接及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建设等方面尚有差距。下一步，青山区将通过先行先试，力争在更宽的领域、更高的层次推进循环经济，把青山打造成国内先进的循环经济示范区和生态宜居城市，当好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的排头兵，为我国重化工聚集区的发展提供模式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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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2
关键词:社会保障;经济危机;稳定
一、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从2008年后半期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肆虐蔓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日趋明显,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我国企业的影响。这次经济危机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主要就是依靠这些加工企业出口或引进外资来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危机爆发后,一些跨国公司投资商面临着资本融资和筹资的困难,因而减少了对我国企业的投资,同时在通货膨胀、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需求缩减等多重影响下,这些出口企业纷纷缩减生产甚至破产。如广东从2008年9月开始到2010年初共有7000多家企业倒闭,造成大量人员失业。
第二,对外来务工人员和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带来冲击。在我国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比例非常高。2008年农业普查表明:农村出乡务工劳动力有1.4亿人。其中有58%在第二产业如制造业就业。这些外出务工人员中,有1/3集中在东部地区就业。在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中,30岁以下并且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到60%左右。相对来讲,外来务工人员的劳动技能较低,因而在企业减员或裁员过程中最容易遭到冲击。
第三,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经济危机导致工资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这必将会降低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使他们承受比较大的生活压力,同时导致社会分化加剧,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发展。因此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保障体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必然前所未有的显现出来。
二、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危机中所凸显出来的问题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化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是比较短暂的,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
第一,社会保障覆盖面积小,尤其是针对于流动人口。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几部分。从目前来看,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已经比较广泛,除了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私营企业员工外,基本将自由劳动力中的低收入者、失业者、无劳动能力者都包括了进来。但他们获得保障的前提是以有固定的户籍和居住地。以最低保障制度为例,这项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覆盖人群从1997年的200万人提高到2009年的2243万人,基本上已经涵盖了各级城镇。基本上能使低收入家庭可申请到最低生活保障金,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对稳定失业人员心态有很大作用。然而这一制度对于数量巨大的外来务工人员而言,是无法得到这种保障的。在无法取得工作而又得不到救助的情况下,他们除了回家务农外,就只有依赖非法手段来维系其基本的生存,甚至导致的发生,这些事件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如何能将广大的流动打工者们纳入救助范围内,是当下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二,社会保障整体待遇水平不高。对于已经纳入并享受社会保障体系的一般性职工群体而言,他们需要的是在已有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待遇,通过国家的帮助来抵御经济危机对正常生活的冲击。但在经济危机时期,高收入群体对于风险的抵御显然比一般人群更强,特别是在最关乎民生的三大领域:教育、住房和医疗方面十分明显。2009年9月国家发改委所公布的我国当前基尼系数为0.47,已经远超过国际的最高警戒线0.4,这表明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显著。在经济整体运行良好的高速发展时期,社会矛盾尚不明显。而在经济危机中,这种社会分化会进一步加剧,潜在的矛盾就会逐渐被激化。另外,相对于工作层次较低的流动性打工者而言,职工阶层普遍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以及对生活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如果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能得到较好的维持,对社会的不满就会日益增加。
第三,社会保障机构执行力度不强,缺少有效监督。现存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执行层面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参与执行社会保障的地方机构都有官僚化的弊病:一方面,一些执行机构对现实情况缺乏了解,如一些私企是否执行了国家规定的社保制度,哪些低收入人员应该被纳入保障体系等;另一方面,由于缺少有效的监督,不少地方存在着执行机构挪用甚至侵吞社保基金的情况,严重影响了这一体系的实际效果。在当前经济危机的环境下,这些情况必然对广大群体的利益构成严重侵害。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需要面对的困境
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政府对这样大规模的转型并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前进,因此在实际中也必然会遇到一系列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之路也不例外,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要想国家维护社会稳定,在一个平稳的环境中走出危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变得十分紧迫,但如何完善,所面临困境也是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立法问题。这与其他很多需要变革的制度如出一辙。21世纪全球已经成为了一个高度法制化的世界,任何制度的实行都需要有法可依,并在法律的保障下得以运行。可这恰恰是我国社会体制转型时期的一个薄弱环节。其他暂且不论,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立法方面严重滞后。除了1999年所颁布的两个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外,关于社会保障比较全面的法律还迟迟未能出台,而且已颁布的两个条例其法律效力较低,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稳定性,这样很容易影响到这些法律在执法和司法过程的效力。
第二,体制上的缺陷更加制约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效率。现阶段政府部门存在着官本位思想,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让社会保障体系在实际的执行中效率低下,且由于涉及到资金和利益,地方上早已形成了很多既得利益者。所以任何来自中央的变革行为都会遇到阻力,从而大打折扣。经济危机会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利刃,这点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多次经济危机中得到了验证,相信中央也必然会对维系社会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大力完善,但在短期内能得到多少落实,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所需要的基金也面临着困难。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2008养老金国际研讨会”上表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规模不断增加,已由2001年底不足100亿美元到2008年底超过700亿美元。但700亿要平分到一个庞大的人数上,这样实际每个参与社会保障的人实际拿到手的就没多少了,所以国家在资金方面的扶持必不可少。但在当前条件下,国家需要把大量的资金用在投资基础项目的建设上,通过扩大内需的方式刺激经济发展,因此能拨给社会保障体系所需的资金显然很少。这也是制约着该体系扩大涵盖层面的一个“硬伤”。
四、结束语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我们不难看出,发展社会保障不仅增加人们对摆脱经济危机的信心更可化解社会风险。尽管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面临着各种困难,实行起来也会遇到各种阻力,但无论是为当下的社会稳步发展还是长远的未来考虑,现在都必须勇敢地迈出发展的一步,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倡导的公平正义,让广大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体制所带来的好处,才能将全国绝大多数群体团结在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走出经济危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南方周末(国庆特刊版)[N].2008-10-02.
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3
1.人力资本理论不能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是西方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这一理论引进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更不能把它作为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对这一理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吸取其中合理的因素，摒弃其中非科学的成分，对于建立体育经济学是十分必要的。
按照西奥多舒尔茨等西方经济学家解释，人力资本是“以较大的工艺、知识等形态体现于一个人身上而不是体现于一台机器之上的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主要是用于教育、卫生保健、体育等支出的费用形成的；也就是说，人力资本是为提高人的能力进行投资而形成的资本，是对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过去投资的现行价值。人力资本不仅表现于劳动力的数量，而且表现于劳动力的质量，包括劳动者的工作能力、技术水平、知识积累量、劳动熟练程度、身体素质等。舒尔茨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只有20%是由于物质资本投资的结果，其余80%是由于教育与科学技术的作用，即来自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他以此为根据强调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很大作用：当代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是由什么构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他认为形成人力资本的教育、卫生保健等投资能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经济上的利益，所以这些投资应视为生产性投资。他高度评价人力资本的作用，主张重视人力投资，并提出了一套人力资本收益的计算方法。西方的体育经济学正是以这种人力资本理论为基础的。
人力资本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及其矛盾发展的产物。人力资本理论竭力鼓吹人力资本的作用，主张由政府和劳动者增加人力投资，负担大大增长了的劳动力培养费用。西方经济学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是出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的需要，但也作一些切合实际的研究；因此，其内容中也有一些科学成分可供我们借鉴和参考。例如，关于重视人力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的观点；关于教育、卫生保健等投资是生产性投资的观点；关于强调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关于教育政策是一国经济发展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关于重视人力投资经济效益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发展我国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目标是有参考价值的。
人力资本理论尽管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它是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部分，许多内容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着严重冲突，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例如，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都可以产生一定的收入，都是利润的源泉，抹煞劳动创造价值，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的事实，把工资说成是为劳动者付出的“教育成本’带来的合理后果，是其‘教育成本”的收益。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并不是工人创造的全部价值，其中并不包括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工资被说成是“教育成本”的收益，而不再视为工人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既然工人创造的价值都作为‘教育成本的收益”而被工人获得，那么资本家哪里还有剥削呢？可见，人力资本理论是一种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
由此可见，在建立社会主义体育经济学时，应当借鉴和吸取人力资本理论中科学的、有用的成分，这是因为我国的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也是由人力资本理论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
2.准确界定体育产业内涵是制定体育产业政策的重要前提
关于体育产业的定义及内涵目前在学术界和体育部门中对此理解很不一致。学者们对体育产业概念的讨论不但不妨碍发展体育产业的新举措的出台，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体育产业的认识，有利于体育产业的发展。
欧美学者认为，“体育产业是以满足消费者和其他行业对体育需求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服务等部门的总和，其领域涵盖一切与体育运动有关的生产经营活动”。目前体育部门的相关领导和部分学者将我国的体育产业分成三大类别：第一为体育主体产业，指发挥体育自身的经济功能和价值的体育经营活动内容，如体育竞赛表演、训练、健身娱乐、咨询、培训等方面的经营；第二是为体育活动提供服务的体育相关产业，如体育器械、体育服装等体育用品的生产经营等；第三类是体育部门开展的旨在补助体育事业发展的其他各类产业经营活动。按照对体育产业的这一界定去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容易产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体育相关产业”和体育部门办的“第三产业”究竟包括哪些？边界十分模糊，有人说除了运动服装、运动器材夕卜，还包括运动营养食品、体育书籍报刊、体育场馆建设、体育广告等。至于体育系统为创收而兴办的第三产业更是种类繁多。可见，如此定义的“体育产业’是一个跨多种经济部门、多种产业的大杂烩，内容十分庞杂。面对这样一个“大杂烩”，怎么能制定出一个有效的“体育产业政策”呢？第二，运动服装属于服装业，体育器材属于文化用品工业，运动食品饮料属食品工业，体育报刊、书籍属新闻出版业，体育场馆建设属建筑业。作为国务院主管体育工作的部门，有职责和权利为这些部门研究和制定产业政策吗？第三，制定产业政策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产业政策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根据产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整产业组织结构、产业结构、产业分布结构，以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作为主管体育工作的行政部门，显然无力承担也不应该承担制定跨部门，跨行业的“体育产业”政策。
出现这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上述对体育产业包涵内容的界定，违背了经济学关于产业的原理和产业分类的原则，把体育产业界定为一个不切实际的横跨多种产业的超级产业。这种“大而全”的产业结构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主体产业发展不够大，没有形成支柱性优势。体育产业的支柱产业应该定位于竞赛表演业、健身娱乐业和无形资产开发经营业，这三大支柱性本体产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但目前规模有限，其市场运作也不够规范。另外体育产业的缺陷还表现在有缺位的本体产业市场，如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虽然目前也存在一些交换交易，但真正意义上的体育劳务市场和体育技术市场并未形成，少有的一些市场行为，如运动员转会也不够十分规范。由于对体育产业的概念和构成范围在国内学术界存在明显的分歧，徐本力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将上述三类产业简单地组合在一起，统称为“体育产业’的观点，支持率仅为47.4%，而反对率却为526%；将发挥体育自身功能，为全社会提供服务性、非实物性形态的体育本体产业才是真正的体育产业的观点获得543%的支持率；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体育产业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它必须是体育部门经营管理或由体育事业牵动的产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体育产业的定义如下：体育产业是以体育运动自身生产和提供财富的产业；是以生产、提供和运动直接相关的财富和服务为工作内容的产业”。体育产业是一个以健身娱乐市场、竞赛表演市场、体育无形资产市场和体育人才市场、体育咨询市场为本体的市场。重点应该是加快引导健身娱乐市场的扩张，把健身娱乐、竞赛表演两类市场作为龙头，体育部门根据体育市场发展的现状，当务之急是要加快高层次的立法，建立健全体育市场管理的相关法规。首先建立体育市场服务标准是体育市场依法管理的前提；同时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经营秩序；在此基础上健全相关的配套法规，形成体育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使体育产业和体育市场的发展真正有法可依。
3.体育无形资产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是薄弱环节
体育无形资产是指不具备实物形态但能为体育部门和体育组织使用，具有使用价值并带来经济效益的资产和资源。体育无形资产是体育产业经营和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及合理地开发体育无形资产，用好和管理好无形资产，关键是制定科学的政策，这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体育无形资产的开发和经营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比赛、活动和体育组织冠名权的开发；2）体育比赛、组织的标志、专利以及使用权的开发；3）体育赛事转播权的转让；4）体育组织和运动员名誉肖像权的投资经营和广告活动。
3.1 体育无形资产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无形资产具备提供体育服务和体育劳务的必需条件，体育无形资产的供求关系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体育无形资产的作用在于可以促进体育服务的实现，产生经济效益。体育无形资产价值可以用货币计量，这是因为进入市场的体育无形资产属于可交易的商品，而商品的价值就是通过货币数量来表现的。体育无形资产的形成具有不确定性，供给的有限性，占有和使用上的时效性，因此体育无形资产是一种稀缺的体育经济资源。
3.2 体育无形资产的种类
体育无形资产是相对于有形资产而言的，是指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或者经济资源。体育无形资产可以分为4类。第一类为知识产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冠名权、体育品牌、体育倶乐部名称和体育团队标志等；第二类为技术秘密，指体育经营活动中使用的、未公开的且未申请专利的知识和技巧。它包括各种体育技术资料、图纸、数据、体育训练规范、方法和作业流程、体育营养配方、体育食品制作方法等；第三类为经营秘密，指体育部门或企业所掌握，不为公众所知晓的信息和资料，能为拥有者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带来的收益能超过本行业一般收益水平；第四类为特许经营权，一种是由政府或国际体育组织授于特许经营权，另一种是由企业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包括体育项目经营权、体育场地使用权、体育运动空间和区域管辖权及使用权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运动技战术和管理、训练方法和手段是重要且易被忽视的体育无形资产。体育运动技术是一种特别重要的体育无形资产，这种特殊的体育资源的获得要有大量的经济性或非经济性投入。因此运动员的转会的实质就是运动技术这种稀缺的体育经济资源的交易，是运动技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转移，而不应该被认为是体育人力资本的经营。在我国，优秀运动员都是由国家出资培养而成的，因此在无形资产的产权问题上与国外运动员不同，既有运动员个人的成分，又有国家的成分。因此在运动员无形资产的经营过程中，既要合理合法地保护国有和集体的权益，又要合理合法地保护个人权益。
4.结束语
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4
关键词：计算机绘图 生物工程 AutoCAD 精简教学
《生物工厂设计计算机绘图》虽非生物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但作为必修课程，是生物工程专业的《生物工厂设计》和《生物工程专业课程设计》等主要的设计类课程的基础课程，这门课程的学习效果将直接影响对工厂设计和课程设计的学习效果和技能掌握。本课程主要对这些设计类课程所需要使用到的计算机软件进行讲解，AutoCAD作为化工机械制图领域最为通用的软件，被选作这门课程的主要讲解对象。新教学大纲（2009）的要求中，将《生物工厂设计计算机绘图》课程的教学时间缩短为18学时，课堂教学仅8学时，时间上的限制对这门课的授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对于如何在有限教学时间内保证学生学习到必要的知识与技能，笔者根据教学实践总结出如下经验：
一、梳理教学内容，做到重点突出、覆盖面全
为了充分利用教学时间，需要教师提前在熟知知识框架的基础上，浓缩知识点，在实践中，使用表格梳理单元命令，以命令图标命令名称命令位置分别分类梳理，既直观清晰又方便学生记忆。尤其对于初学者，对于界面操作很不熟悉，对于课本大段的讲解又很不耐心，很需要用这样信息量大，能够直接运用的知识点总结。
二、边讲边练，有效利用上机辅导
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众多autoCAD教学都采用了现场演示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够使同学们更清楚的学习到如何在具体绘图实践中操作，但是，初学者多命令操作并不熟悉，在有限的课堂演示时间里很难达到加强记忆融会贯通的效果，课堂内容较多时，许多学生因理解吃力而表现出消极的听课情绪，尤其从图层操作开始，一部分同学表示太难，难以跟上讲课速度。这里笔者注意到，只要实践中发挥ppt幻灯和课堂演示教学各自的优点，即可突破教学瓶颈。利用幻灯的窗口演示功能，将幻灯窗口调整为屏幕一半大小，用以显示表格式的单元命令，而另外一半的屏幕用以显示AutoCAD2011的操作界面窗口，这样，即便初学者也可以完全凭借课堂上的屏幕显示，了解各命令所处的位置以及操作方法等，更好的提升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三、综合图形的演示操作，以问题为导向启发学生一题多解
AutoCAD教学中离不开实例演示教学，这里根据单元命令选取综合性较好的与专业相关的图形能够节省讲授时间，在实践中，还注意到以问题为导向启发学生主动参与设计绘图程序，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方法，比如在钟表的绘制中，先启发同学们利用已经学过的复制命令，旋转命令，镜像命令进行绘制，再引入新方法使用阵列命令绘图。既复习了旧知识，又引出一题多解方案和新知识的学习。利用AutoCAD绘制微生物实验中的操作过程示意图，既锻炼了学生的软件操作能力，又复习了专业课的内容，同时提高了学生对常见仪器与设备的观察能力，对两门科目的学习都有提升。另外，这门课程本身是生物工厂设计课程的前导课程，学习的内容直接为后面生物工厂设计服务，因此有计划的将常见生物工厂设备的绘制融入到课程教学过程中，也必将有助于课程之间的衔接。
四、嵌入流行元素，提升学习兴趣
选取教学演示图形的原则，除了综合性佳、与专业相关等原则外，积极嵌入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流行元素也是提高教学效果和提升学生学习兴趣的好方法。实践中，笔者尝试将愤怒的小鸟、祖玛、植物大战僵尸等学生中流行的小游戏的绘制融入到作业体系中，让学生们发挥想象力设计游戏场景，同时在实践中熟练掌握块命令、图层命令、填充命令、夹点操作、缩放命令等的运用。另外一些设计类题目的例子有：自行设计手机、绘制车标、绘制电影片头字幕，这种题目适用于添加文字、艺术字、比例等相关命令的操作能力提升。
五、其他
灵活的考核方式也是引导学生学习态度，激发学习热情的常用手段，尤其对于设计类题目，有必要对融入设计元素多的学生作品给与充分的鼓励，这里每节课对上次课的优秀作品进行有选择的课堂展示，同时对一些常见的学生问题进行总结式答疑，将极大刺激学生的表现欲和探索欲，提升学习效果。另外上机练习与课堂例题和作业相结合，便于在上机过程中及时发现学生当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错与辅导。考核方面，提升平时作业所占的学分比例，也能改善学生对平时作业的态度，注意在实际中需要任课教师监督学生不要抄袭拷贝，对不良习惯进行正确引导。
综上，限制了时间的教学并不意味着教学效果的降低，与时俱进，以学生为本，积极在教学过程中寻找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才是本科教育以不变应万变的进步之举。
参考文献：
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5
[关键词]客源地；出游力；因子分析；三角图解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6－0018－06
引 言
雷珀(Leiper，1979)将旅游系统分割为3个地理要素：旅游客源地(generating-rekion)、旅游通道(transit route)、旅游目的地(destination-region)。因此，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旅游研究则应相应存在7个范畴①，出游力属旅游客源地出游研究范畴。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63)、威廉姆斯(Williams，1970)、米塞克(Miossec，1976)、格里和沃尔(Greer and Wall，1979)、修诺特(thurot，1980)、布里顿(Britton，1980)、霍维克(Haivik，1980)、戈曼森(Gormsen，1981；1997)、朗德格仁(Lundgren，1982)、皮尔斯(1987)、希敦(Seaton，1997)、吴必虎(1994；1997；2006)、张捷(1999)等国内外旅游地理学家，针对客源地出游的研究集中于出游的距离衰减性、相互流动性、集中性、等级性、核心边缘关系等空间特征，除吴必虎(1997)、史春云(2006)分别就旅游个体出游特征及其影响要素、城市客源地出游力影响要素进行研究以外，基于区域宏观的视角研究客源地出游力则不多见。
客源地出游力侧重从宏观尺度研究游憩活动客源产生地，关系到星级饭店、旅行社等旅游生产力的区域合理化组织，旅游基础服务设施是否得到合理利用，客源地出游力是预测旅游流的基础，关系到旅游目的地如何定位其旅游腹地及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因此，本文以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为研究对象，侧重省际地理尺度，主要阐述两个问题：①客源地出游力的影响机制是什么?②中国省际国内旅游出游力呈现怎样的地域空间形态?
1 假说的提出：客源地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其出游力大小
史密斯(Smith，1995)认为可将旅游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地理现象、一项产业，并针对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收入，以及受教育年限等社会经济变量对个体旅行的影响，作了系统的综述分析。国内学者定性指出旅游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吴必虎，1999；保继刚，2002)，分析了年龄、收入、职业、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等特征对个体出游力的影响。
社会经济属性对出游力的影响已为国内外所关注，但侧重从微观尺度研究社会经济属性对旅游个体出游力的影响。宏观尺度上，是否客源地出游力的大小取决于其相应的社会经济属性?遵循从“假设”到“验证”的假说研究方法，以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地理尺度，假设客源地的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其出游力大小。
2 数据来源
皮尔斯(Pearce，1995)系统总结了国内游客出行的基本规律，指出人口分布对游客出行模式影响极大。简森・维必克(Jansen-Verbeke，1995)利用旅游客源指数TOI(tourist origin index)，同样研究发现客源地产生旅游流的能力受人口潜力分布影响。吴必虎(1999)认为居民潜在国内出游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收入水平、交通状况和消费水平。阿萨纳瑟保罗斯(Athanasopoulos，2007)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经济统计变量与国内旅游需求的关系。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指标体系中，选取城镇人口比重、就业人员数、年底人口数、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21个社会经济变量，描述2005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属性。
应用SPSS10，0统计分析软件对其进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作为因子提取方法，经过方差最大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为因子提取标准；将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对各省份因子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因子综合得分；将因子综合得分定义为各省份的出游力，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省际出游力的影响机制及地域空间形态。
3 因子分析与假说的理论、数理验证
3.1 因子分析与假说的理论验证
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结果显示选取的21个社会经济变量相关性显著，KMO值和变量共同度平均值分别为0.812和0.913，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的3个代表性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8.76％、26.28％和6.26％，累计方差贡献率91.30％，解释了21个原始社会经济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效果显著(表1)。
因子1在年底人口数、就业人员数、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旅游周转量、运输线路长度等10个变量上因子载荷大，主要反映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可概括为社会经济规模因子。
因子2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6个变量上因子载荷大，可概括为居民生活水平因子。
因子3在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等5个变量上因子载荷大，可概括为对外联系水平因子。
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及居民生活水平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85.04％，是影响中国省际出游力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一致。如希尔和朗德格仁(Hill and Lundgren，1977)在研究加勒比海旅游影响时发现，在国际旅游流流动层次上，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构成了旅游流发生的核心，发展中国家则形成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形成国际旅游“核心一边缘”综合体；威廉姆斯(Williams，2003)研究发现发达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包括交通、住宿和旅行社等，相当规模的就业人群，使得西欧一直是传统的国际旅游客源地；而据世界旅游组织、世界银行2005年统计资料，国际旅游花费总额前20名国家(或地区)有17个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
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是影响中国省际出游力的次要社会经济属性。对外联系水平高的地区居民，因 旅游者示范效应，往往形成良好的出游传统和消费价值取向。食品、饮料、地方文化、当地服务业、纪念品、以及其他所有旅游区内向游客出售的商业享受，会在当地居民中间，树立起比传统生活水准更高的物质享受风气。同时这些地区因旅游开发较早，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完善，游客出行极为便利。
3.2 假说的数理验证
将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对各省份因子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因子综合得分(表2)，并将因子综合得分定义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因省际绝对出游数据缺乏，本文将2005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旅行社组团国内旅游人数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916，显著性水平为0.01，呈现高度相关性。因子分析结果可信，“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客源地出游力大小”的研究假说得到验证。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是影响客源地出游力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
4 中国省际出游力影响机制与地域空间形态
4.1 三角图解法――中国省际出游力因子分解
引入三角图解法，将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内旅游出游力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等3个维度上进行分解，阐述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在省际地理尺度上的区域差异。3个因子的刻度线均起于左侧，向右侧增大；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在3个因子上的得分之和为100；图中圆圈大小代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大小(图1)。
绝大多数省份集聚在三角图中江苏点的周围，出游力在3个因子上的分解普遍呈现“6：3：1”的比例分割形态(图1虚线部分)，即约60％的出游力由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决定，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影响比例占30％，对外联系水平因子则仅占10％。
史春云(2006)通过因子分析研究中国城市出游力发现，因子1主要反映城市经济与居民生活水平，因子2主要反映城市规模辐射能力，因子1和因子2影响作用大致一样，城市客源地出游力呈现出区别于省际客源地出游力的影响机制(表3)。
对比推断如下：客源地出游力主要表现为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费。出游人次取决于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出游花费取决于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城市旅游产业链完善，居民出游意识强，旅游消费水平高，较少受空间距离束缚，表现为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费均偏高；城市客源地出游力由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共同决定。2005年各省份人均GDP最低是贵州为5306元，最高是上海为51486元，均超过400美元。依据国际经验，国民普遍产生旅游动机，全国各省份旅游需求旺盛，但主要表现为大规模出游人次，出游消费偏低，如2005年中国国内旅游出游总人次为12.12亿人次，出游率为92.7％，但人均总花费仅436.1元；省际客源地出游力由3个因子共同支配，其中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占主导。因此，社会经济规模因子是影响中国省际客源地出游力的主导性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重要性次之，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最低。
依据表1、表2和图1，山东、河南、四川、河北、湖南、湖北等成为出游力大省，源于其数量巨大的人口、相当规模的就业人群和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上得分偏高，表现为出游人次规模大。在居民生活水平因子上得分偏低，出游花费不高，游客出行多为短程游憩，近域特征明显，旅游活动行为主要为基本层次游览观光。如陆林(1996)和钟士恩(2007)研究发现，黄山、庐山等山岳型风景名胜区游客出行空间距离限制性门槛为400公里，超过400公里游客分布呈现距离衰减，主要客源市场集中于本省及周边毗邻省份，游客出游就近分布特征明显。而据2006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游览观光占出游目的比例高达44.9％，远高于其他出游目的。
上海、北京、天津等传统重要旅游输出地，虽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上得分偏低，但因居民生活水平高，旅游需求质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出游率高使其仍表现为大规模出游人次，出游花费大使其较少受空间距离束缚，游客出行不但钟情于短程游憩，更将旅游足迹遍布全国各大特色旅游地，在全国各大旅游地客源市场比例排名中较为靠前。
浙江、江苏两省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上得分均偏高，源于除城镇居民生活水平高、旅游需求旺盛外，农村居民的出游率和出游花费在全国也均位居前列。广东在对外联系水平因子上得分极高，历史原因和示范效应使得广东居民形成良好的出游传统，良好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又使得游客出行极为便利。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省份居民国内旅游需求不旺盛，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费均偏低。根据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国内旅游出游力主要表现为出游人次规模大，出游花费偏低，游客出行多为短程游憩；全国各大旅游目的地、组织或团体，客源市场定位和市场营销应重点针对本省、周边毗邻各省及远距离出游力较强的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等5省、直辖市；客源地旅行社应侧重推出中、小尺度游览观光型旅游线路。
4.2 出游力等值线――中国省际出游力地域空间形态
将各省份出游力数值赋予对应省会地理坐标点，采用hreGIS9.2样条曲线插值法(spline)，标出值分别为－0.8、－0.4、0、0.4和0.8的5条中国省际出游力等值线，探讨中国省际出游力地域空间形态(图2)，结果显示：
(1)全国尺度上，中国省际出游力地域空间形态整体呈现“三级阶梯状”，与中国三大阶梯分界线大致吻合，值分别为－0.8和0的等值线是两条重要的出游力分界线；各省份出游力值经过极差标准化处理，计算三级阶梯出游力从东到西为近似“7：3：0”的比例分割形态，累计70％的旅游出游力集中在第三阶梯；居民出游力区域差异明显，从东部到西部，总的趋势是出游力表现为明显的距离衰减。
(2)区域尺度上，累计约60％的出游力集中在“四大旅游输出地”：冀鲁豫、苏浙沪、鄂湘粤和四川。冀鲁豫、苏浙沪客源地是我国最主要的旅游输出地。源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都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是我国的经济重心，如上所述，社会经济规模因子是影响客源地出游力的主导性因子。
(3)省际尺度上，依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值，通过组间平均链锁距离进行Q型层次聚类分析，将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为4种类型：①出游力强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和河南；②出游力较强的四川、河北、上海、湖南、湖北、北京、辽宁和安徽；③出游力一般的福建、江西、黑龙江、天津、陕西、广西、重庆、山西、吉林、内蒙古、云南、贵州等；④出游力差的新疆、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前两类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后两类则主要分布于我国西部地区。
5 结论与讨论
(1)研究假说成立，客源地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其出游力大小；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是影响客源地出游力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
旅游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客源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发展阶段及其对出游力的支配性，为科学预测客源地出游力提供了数据和理论依据。
(2)将客源地出游力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等3个维度上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不同地理尺度客源地国内旅游出游力的影响机制不同。
针对不同尺度的客源地出游力分析应区别对待。省际客源地出游力影响机制区别于城市客源地出游力，源于同时包括农村居民出游力和城市居民出游力。农村居民出游具有极大潜力，对外联系水平成为旅游发展重要瓶颈。乡村旅游的开发除加强城市、农村交通联系水平外，更会因旅游者示范效应，有利于农村居民出游价值取向、出游习惯的形成。
(3)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主要表现为出游人次规模大，出游花费偏低，游客出行多为短程游憩。旅游地客源市场定位和市场营销应重点针对本省、周边毗邻各省及远距离出游力较强的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等5省市。
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6
【关键词】欧洲债务危机 社会养老保障 养老金制度 老龄化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催生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债务问题浮出水面,如冰岛等。2009年,希腊政府被爆出隐瞒了大量财政赤字,其实际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到12.7%,远超早前宣布的3.4%,希腊债务问题遂成为全球经济的焦点。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公司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先后下调希腊债务评级,标准普尔甚至将其下调为垃圾级债券,希腊债务危机爆发。
自希腊之后,多个欧洲大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债务信用评级也被调低,欧洲国家的债务问题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也导致全球经济陷入二次探底的危险。
欧洲债务危机国家社会养老保障特征和困境
从来源上讲,欧洲债务危机主要是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并逐年积累,迫使政府不断靠借债度日而出现的结果。
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较高。大量社会财富和政府财政被用于支付各种社会保障和福利项目。从社会福利传统来看,北欧福利国家属于典型的高福利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支出在理论上也应该较多,或者至少不低于其他欧洲国家。
但令人吃惊的是,从1995年以来社会支出占GDP比重的情况来看,北欧福利国家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并不高,反而是那些政府债务水平长期偏高国家的比重非常之高,如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等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普遍接近或者超过30%,而北欧国家,如丹麦、挪威和瑞典则普遍低于30%。①
单一的退休金支柱导致财政支出中公共养老金占比过高。政府债务危机国家仍然以单一的现收现付制退休金制度为主,从退休金来源结构看,债务水平长期较高的国家往往只有一个退休金来源,即公共退休金支柱,而其他国家要么是两个支柱,要么是三个支柱(公共退休金支柱和强制性或者自愿性的个人养老金支柱)。②由于缺乏多元的退休金体系,要保证养老金待遇,就只能选择较高的公共养老金替代率,这使得国家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养老金财政,从而致使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退休金的部分比重偏高。
公共养老金再分配功能偏弱。那些债务比重长期偏高的几个国家公共养老金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养老金替代率大致相当,使得高收入者退休后拿到的退休金仍然高于低收入者,这增加了贫富悬殊,增强了养老金待遇的不公平性。
社会养老保障的刚性与社会养老保障的困境
所谓社会养老保障刚性是指社会保障项目及其支出水平在经济增长期间快速扩张,但在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期间,却不会随经济收缩而收缩,明显表现出只增长而难以收缩的刚性特征。
政治制度构架、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制度设计,以及社会养老保障与劳动力市场僵化、经济增长放缓之间的互动是债务比重长期偏高的欧洲国家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带有明显刚性的主要原因。
民主政治中社会养老保障改革往往成为高压线。出于政治考虑,西方国家中央政府往往不愿意触及到社会养老保障这条政治高压线,不愿也不敢提出彻底的社会养老保障改革方案,通常仅提出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措施。而且,即便政府提出了比较彻底的养老金改革方案,国会也不一定会通过这些改革方案,因为国会议员是各个选区的选民选举而来,他们代表着选区选民的切身利益,很多时候也会屈从于民众的改革态度,选择反对政府的改革议案。
老龄化不断加深,社会养老需求高居不下。社会养老保障是政府与民众就其社会养老等方面基本权利和责任而达成的社会契约,是政府作出的庄严承诺,从政党选举、信守承诺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政府必须为社会养老保障提供必要和充足的财政资金保证。
而且,人口老龄化也增强了退休者和临近退休劳动者的政治博弈力量,从而构成了养老金待遇水平下降的巨大阻碍力量。退休者和即将退休的劳动者更加反对降低养老金待遇的政策,因为这些措施直接降低了他们的老年收入和福利。
养老金制度设计本身的刚性。不同的养老金制度设计具有不同的弹性特征,单一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刚性较强,而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制的混合养老金制度弹性较强。现收现付制模式的优势在于它可以迅速建立起全额的养老金领取权,并使处于支付阶段的养老金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比较适合在人口结构相对稳定,经济增长相对匀速的情况下运行。因而,一旦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或经济增长放缓,现收现付制模式自身往往难以有效解决其养老金的财政失衡问题,即现收现付制养老金制度本身的弹性相对较弱。
而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积累制的混合养老金模式受赡养率变化的影响较小,且可以灵活使用公共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积累的组合结构,拥有更多的财力来支付退休者的养老金,因而,基金积累制养老金模式具有更高的制度弹性。
社会养老保障刚性与劳动力市场僵化、经济增长放缓互为因果。高保障、高福利与经济增长缓慢互为因果,互相促动,进而导致部分欧洲国家陷入社会养老保障财政危机的陷阱。
高保障、高福利社会中,政府财政资源和经济社会资源被大量用于非生产性的养老保障和福利支出,导致经济增长所需的物质资源更为稀缺,也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而劳动力市场僵化又极大提高了劳动力成本,削弱了该国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缓慢。反过来,缓慢的经济增长制约了政府税收和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进而导致社会养老保障的财政更加困难。
汲取欧洲债务危机国家的经验与教训
规模庞大且难以消减的社会养老保障和福利支出不仅是欧洲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也是部分欧洲国家政府债务长期偏高的主要原因,而欧洲社会养老金保障支出长期高居不下又源于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刚性。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养老保障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当前改革往往涉及不同劳动者群体既有利益的分割,存量改革特征愈加明显,改革难度前所未有,如城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与企业职工退休金的巨大差异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改善,2009年开始的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改革也步履蹒跚。③另外,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深化,养老金待遇和领取资格条件等改革涉及的退休人员和利益群体越来越多,改革成本和代价将越来越大,社会养老保障改革刚性逐渐增强。
因而,当前我国需要未雨绸缪,建立一个缓解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刚性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机制。首先,需要从一个更长的经济周期(100年左右)来看待社会保障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树立当前社会养老保障建设与改革应该适当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理念。
其次,需要调整退休金的支出结构,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群体的基础养老金替代率,适当降低中高收入劳动者群体的替代率,进而降低基础退休金的平均替代率,并强化退休金待遇的再分配功能。再次,建立养老金关键参数的弹性调整机制,削弱社会养老保障待遇的刚性。
(作者分别为贵州财经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贵州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沿海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研究”,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浙江农民工身份转换与社会政策创新研究”,项目编号分别为11BRK010,11YD11Z)
注释
①[英]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郑秉文、穆怀中等译,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第75~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