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教育论文范例6篇

经典教育论文

经典教育论文范文1

关键词: 语文教育 经典阅读 深度体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勃兴和互联网文化的兴起,原本作为精英教育的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面向普通青年人的大众教育,这个转变使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智力水准越来越低,同时导致技术化教育越来越代替知识型教育,人文理性和审美理性在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语文教育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设置中越来越边缘化及高校教师知识体系的浅层化,同时由于生活的平面化和快餐化,当代大学生的阅读也明显地表现为几个基本特征:

一、阅读形式电子化,关注内容的碎片化

随着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发展,新技术革命引发的智能手机的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根据CNNIC《第37次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0.3%,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手机网民占总体网民的90%。更值得注意的是网民的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小学及以下13.7%,初中37.4%,高中/中专/技校29.2%,大专8.4%,本科及以上11.2%。也就是说,受过高等教育以上者为20%弱。由当当网的2015年全民阅读趋势报告则表明,网民中92%的人阅读过电子书,85%阅读过纸质书,电子书首次超过纸质书,成为网民阅读的最主要通路。在内容上,与传统纸媒不同的是,今天的网络信息更加泥沙俱下,难觅珍珠。无论是手机还是网络新闻,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信息的泛滥与过度集中,每天翻新的网络热点,不外乎性、谎言、奇闻和窥探,日复一日地再现信息过剩时代的贫乏阅读。更关键的是,人们阅读的目的,就像所谓“微博控”一样,只是想看点什么,阅读点什么,至于阅读的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益,能否有效地增进我们的知识和智慧,则不在关注和考虑之列。常常有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指的是人们阅读和学习有明确的目的指向,它至少能让我们了解知识,解答疑惑,增进智慧。但在今天,人们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休闲本身,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成为一种习惯。

二、阅读对象的生活化、鸡汤化、励志化、厚黑化

首先要指出的是,在各路信息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情况下,无论是纸质书籍还是网络文章,其内容的呈现是指向生活化与实用化。根据当当网2015年全民阅读趋势报告的统计结果,2010年至2014年五年中,虽然投资理财、保健养生、风水占卜等实用类书书籍大幅减少,中国国民阅读兴趣和热点转移明显,考试类、心理类、文学艺术等书籍持续升温,但人们的阅读习惯仍然被热点牵引,更容易听信书籍腰封上所谓专家推荐语,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思考和自我选择与判断能力。

而且,无论是网络,还是实体书店销售的书籍,在畅销书中含有大量心灵鸡汤文。有论者指出,所谓心灵鸡汤,就是“充满知识、智慧和感情的话语”,柔软、温暖,充满正能量。可以怡情,作阅读快餐;亦可移情,挫折、抑郁时,疗效直逼“打鸡血”。这也是“心灵鸡汤”风靡不衰的原因:大众化口味,励志化包装,快餐式文本,无需动脑就可大快朵颐。当前快节奏的生活和无处不在的压力,更是需要这种激励味十足的“语言艺术治疗”。但必须强调的是,心灵鸡汤是一种即食性文化快餐,往往内容陈词滥调,空乏与功利,从而麻木心灵,毒害心灵,常常沦为一种精神雾霾。

不仅如此,当前大学生的阅读重点,有相当的比重指向了励志化,从而把社会中的浮躁和肤浅带入大学生活。应当指出,励志本身并没有什么错,无论是“精忠报国”,还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抑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精神都值得赞扬。但是,流行的励志书籍更多的是泡沫,对此,心理学博士采铜在《碎片化时代如何阅读》中作过一个精辟的概括,把畅销书分为美式畅销书、日式畅销书和中式畅销书。美式畅销书以格拉德威尔的书为代表,就是本来一页纸能说清楚的道理,填充了很多案例后,硬生生撑起一本书。日式畅销书的特点,不是讲道理,而是从一个点出发,快速繁殖似的,生造出很多奇奇怪怪的概念,比如做某某事的n种方法,但每一种讲得都不透彻。还有一种中式畅销书,不是讲道理的,也不是讲方法、讲概念,而是讲情怀,把你的心灵扰动起来,给了你一些慰藉,就成功了。应该指出的是,对于深度阅读来说,畅销书和心灵鸡汤文是休闲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同时是低营养的。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当前阅读中,还有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即畅销书内容的厚黑化。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实体书店中,以传统文化中兵家思维为圭臬的所谓各路“商场三十六计”、“职场三十六计”或“官场三十六计”等书籍,与兵家其实没有关系,但与各种形形的“潜规则”和传统流氓主义文化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路,倒是如出一辙。虽然孙武有“兵者,诡道也”的说法,但战争毕竟是非常态,以特殊手段行特殊之事,但在日常生活,无论是工作、人际交往、经济,政治,却是生活的常态,每一种形态都有自身的规则和尺度,过于强调兵家的计谋,对于良好人格的养成、经济生活中商业伦理的形成和良序社会的形塑都没有好处,反而会形成阻碍,更不利于社会道德的改善。

三、内容层次的浅薄化

基于前述原因,当代大学生的阅读很轻易地走向了浅薄化。在这里,一方面时代自身的原因,过于浮躁和功利。另一方面,教师自身的修养是导致大学生浅层次阅读的诱因。如何走出过去肤浅和功利型的阅读,值得我们深思。无论大学生将来能否成为社会精英,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文化层次和阅读能力比普通人稍胜一筹的知识人,大学生更应当反思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大学生即便不是所谓“天之骄子”,他们在融入社会生活后也应当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典范,尝试经由自身努力,逐渐影响并改变大众社会粗陋不堪的风习,而不是淹没在芸芸众生中,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至于因高等教育的规训带来的理性的狡计而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就更加等而下之。要避免出现这种状况,培养良好的公共理性,进行深层次的阅读是一个必要捷径。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在一次给大一新生的演讲中说过,小学教育是告诉学生“是什么”(知其然),中学教育是告诉学生“为什么”(知其所以然),而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则是增强理性思维能力和批判能力,“对人类的文明和知识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才会有创造和创新”。显然,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对“人类文明和知识进行批判性反思”,在阅读上只有通过经典阅读、深度体验才能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经典阅读必须提上日程。无论是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还是作为人类文明中最美好的粮食,都是我们精神生活的必需品。诚如钱理群先生所言,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阅读经典而代代相传。在阅读的内容上,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论学问》中曾精辟地指出,“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从而,“学问变化气质”。无论是哪一类,都应当是古今中外的人文,社科经典,而不是文化快餐式作品。尤为根本的是,在阅读态度上,我们需要具备“慢读”和“细读”的精神,认真咀嚼经典作品的每一细节,尼采对语文学的态度,也是我们阅读经典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在这里,我不耽冗长,引述如下:

“语文学是一门让人尊敬的艺术,要求其崇拜者最重要的是: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语文学是词的金器制作术和金器鉴赏术,需要小心翼翼和一丝不苟地工作;如果不能缓慢地取得什么东西,语文学就不能取得任何东西。但也正因为如此,语文学在今天比在任何其他时候都更为不可或缺;在一个‘工作’的时代,在一个匆忙、琐碎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在一个想要一下子‘干掉一件事情’、干掉每一本新的和旧的著作的时代,这样一种艺术对我们来说不啻沙漠中的清泉,甘美异常:――这种艺术并不在任何事情上立竿见影,但它教我们以好的阅读,即,缓慢地、深入地、有保留和小心地,带着各种敞开大门的隐秘思想,指头放慢一点,眼睛放尖一点地阅读”。

参考文献:

[1]当当网.2015年全民阅读趋势报告[R].新浪读书,2015-4-22.

[2]采铜.碎片时代如何做到深度阅读?[N].新华日报,2016-4-29.

经典教育论文范文2

【关键词】文化经典 生命 教育

近年来,国学蓬勃兴起,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在大学校园里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信仰的缺乏,价值观的迷离,使他们的生命迷茫而困顿:沉溺于网络,漠视生命,斗殴自残等现象在大学校园里屡见不鲜,“大学”已经不是一个让人充满无限美好遐想的一方净土,一桩桩自杀事件叩击着我们的心灵,从中国传媒大学的情侣的殒命到武汉大学的博士的自杀,乃至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一个个生命的凋零似乎用鲜血在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教育怎么了?

由此,有识之士试图通过传播文化经典来挽救大学生失落的精神家园。大声疾呼大学生生命教育必然要进行文化传统教育。而且一些院校开始了身体力行的实践:从江西师范大学“生命教育课”(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开设,到南阳理工学院在学生中推行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可以说,他们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生命教育本质上是培养人格完善、心智健全的人。人的生命在教育中不断成长,人通过受教育而成为人,夸美纽斯说:“有人说:学校是人性的工场。这是明智的说法。因为毫无疑问,通过学校的作用,人真正地成为人。”[1]郑晓江先生把人的生命分为“血缘性生理生命、社会性的人际生命和超越性的精神生命”。[2]前者是生理生命,后两者是人文生命。人文生命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位列三才之一,可以顶天立地,在于人有情有义有灵,即人的精神性生命。

不可否认,传统文化经典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及中国人的思想品格,生命教育中社会性的人际生命与超越性的精神生命都是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传统文化经典是塑造人生命的基本力量,利用传统文化经典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其一,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思想类经典,具有丰富博大的生命意蕴,可以丰富人的精神生命。传统文化经典浩如烟海,学者徐春林把传统文化经典分为四类:即思想类经典、文学艺术类经典、生活类经典、科技类经典。思想类经典可分为儒释道三类经典。儒家经典主要有四书五经,讲求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成己而成人,着重建构人的社会性生命。道家经典以《道德经》、《庄子》为代表,以得道成仙、自然无为为旨归;侧重生命的超越性精神生命。佛教禅宗经典以《坛经》为代表,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核要,直指人的灵性存在,侧重生命的超越性。儒释道经典中所探讨的生命问题虽然各有侧重,但万论归一,讨论的是“有心灵生命的存在”。

其二,传统文化经典中蕴含丰富的生命智慧,有利于提升人格,涵养心灵。中国大学生生命教育无法离开传统文化而自成一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人生智慧,如道家的重生养生、少私寡欲;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佛家智悲双运,自利利他等思想,对于引导大学生确立生命的价值与信念,保持良好心境,处理人际关系,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智慧与修养,不无裨益。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很多高校,都开设了传统文化课,但是却没有很好地发挥生命教育的作用。纵观大学校园传统文化经典阅读,仍然不尽人意。虽说《论语》、《孟子》等一些传统文化经典一直是很多大学本科生的必读书目,但在经典教育中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通过传统文化经典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面临困境。

原因似乎显而易见:

其一,西方的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近些年来,西方的实用主义的思潮,伴随着市场经济,席卷中华大地。人对物表现出无限的贪恋,金钱曾一度成为生命价值的标尺。大学校园亦非净土,实用主义成为大学生的主要价值观,“学ⅹⅹ有什么用?”成为大学生思考问题的主要方式。所谓“有用”即是否有利于考证、就业、赚钱等等,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所学知识与教育的价值。“教育即成长”的内在生命价值消失,“大学生”的生命开始物化,实用功利成为生命的全部价值,精神价值与智慧价值一片荒芜。美国教育家艾略特不无讽刺地说:“要不是教育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权利或更多的社会地位,或至少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那么费心获得教育的人便会寥寥无几。”[3]所以阅读经典在一些学生看来,费时费力,又不能获利,没什么大用。自然不会去阅读,更谈不上以经典涵养生命。

其二,一些大学教师的理论素养与人文素养无法承担教育的责任。大学生虽然已经成年,高中“应试教育”以高考为终极目标,与提升人格的教育主旨无关,与功利性的目标有关。学生在挤过“高考”的独木桥后,他们的生理与心理也发生急剧的变化,人生开始失去方向,需要更多的关注与引导。

而大学教师的理论素养,人文素质,道德水准不尽人意。无法承担起生命教育的责任。院校中真正懂得传统文化的教师,数量并不多,难以满足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需求。而更让人忧虑的是,高校教师的人文素养让人堪忧,君不见高校教师抄袭事件屡屡见诸于报端,其中不乏名校;一些“专家学者”因为缺乏社会责任,正在使这一称号失去光环,“高校教师”这个神圣的称号不再神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现在的大学教师更多是在“授业”而非“传道”。大多在“谋食”,而非“谋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4],一语道破高校教育现状。很多教师成为教书的机器和工具,而非教育者。人文教育与素养,绝非几节人文课就可以解决问题,教师的言传身教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庸》有言:“修道之谓教”[5],讲授传统文化经典的教师,应是“经师”与“人师”的合一。

古人“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6],庄子认为教诲之人,“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7]反躬自身,仁义忠信,恭俭推让这种素养,我们多数为人师者并不具备,而大学生命教育的主要承载者是教师,教育的本质是人对人的启迪!笔者以为,要让学生的生命通过传统文化经典得以涵养,必须塑造教师自己良好的人格与心灵,否则无法涵养学生的生命。夸美纽斯说:“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它就是学习能提升我们、使我们思想高尚的智慧——我们把这种学习称之为道德和虔诚。”[8]一个拥有美好心灵的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启迪与教育将是最为直接而有效的,胜过任何教学技巧。老子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9]

针对传统文化经典阅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笔者在教学与教育中进行了一些尝试,进行了相关的探索与尝试:

其一,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多角度渗透传统文化经典,提升学生的生命意识。首先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经典。在阐释“和谐社会”的理念时,从“和而不同、中和为美、以和为贵”等角度阐释其文化内涵,指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儒家理念。并介绍道家和谐观念,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与自我生命的和谐,强调道家“道法自然,敬畏与尊重生命”的发展理念。由于课时有限,不可能在课堂上过多讲述,为使学生达到自身生命的和谐,把笔者所撰写的论文《老子的心理和谐观》发到学生公共邮箱,供学生阅读与参照!在阐述先进文化时,介绍传统文化之精粹,激发学生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兴趣,鼓励学生修身养德,经邦济世,承担社会责任。其次,课外开设讲座,讲解经典的读书方法。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为了让学生掌握读书的方法,激发学生对经典的兴趣,应学生社团之邀,专门做了“以经典浸润人生”的讲座,结合自己的求学读书经历,从各个角度阐述以经典浸润人生的重要性、必要性与意义。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我所执教的班级有一部分学生开始对传统文化经典产生了兴趣。

再次,鼓励学生写读书笔记,计入学分。在笔者所列学生的书目中,除了与毛邓课程相关的一些红色经典外,还有《论语》、《孟子》、《道德经》等传统文化经典。朱光潜说:“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经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都受用不尽。”[10]所以在开学初,我告知学生“与其到处挖井,不如深凿一井”,在对书目做了具体介绍后,让学生选择其中一本,作为本学期的经典精读书目。让我感到惊异的是,百分之六十的学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论语》。要求学生的读书笔记字数不限,但必须结合人生与社会现实谈出自己的体会。写读书笔记的过程既是认知的过程,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一位同学在读书笔记中这样写她关于曾子三省的体会:我们每天也应该反省自己,回忆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和朋友交往,有没有不守信的地方,反省一天中所学的知识,是不是已经熟练掌握了,不能虚度每一天!”。从所交上来的读书笔记来看,学生确实从阅读文化经典中受益。

其二,课外组织《论语》读书会,以经典滋养生命。在教学中发现,少部分学生对经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缺乏教师的指导!因势利导,组织了《论语》读书会。之所以选择《论语》这本经典,原因有三:首先学生之兴趣与需要。近几年,随着于丹百家讲坛《论语心得》的热播,《论语》几乎家喻户晓。大学生渴望接近《论语》又缺乏指导,尤其是人文知识比较薄弱的理工院校学生。其次从《论语》这本经典的文体来看,是格言语录式的对话,又比较贴近生活,很少有抽象思辩与论理,大学生读起来不会有太多的陌生感,读来会有亲近感。再次,《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心魂”之所在,其所体现的实用理性有助于学生在行动中践覆。正如李泽厚所说:“这里很少有‘什么是’的问题,所问特别是所答(孔子的回答)总是‘如何做’的问题。但这些非常实用的回答和讲述,却仍然是一种深沉的理性思索。[11]所以这些处事格言关乎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从而成为准宗教性能的教诫与体会。因此容易得到学生的情感认同。

因此利用业余时间,每周与学生一同学习与讨论《论语》,学习分为几个过程:注音解字、释意连篇、涵泳讨论。由教师先主讲几次,每次不可贪多,不宜超过五章。学生掌握了方法后,可以由几个学生分别主讲。目的只是让学生通过《论语》的学习,了解儒家文化,体会人生,躬身自省。在讨论阶段必须结合自身与社会现实,如孔子在《论语》第二篇《为政》中集中论述了“孝道”观,我结合《弟子规》与《孝经》介绍了中国传统孝的文化观念,也指出要辨证看待“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孝道观。学生结合自身的实际,谈到了对父母的孝道,发现按照儒家的孝道观,我们每个人自身有很大的差距,深刻体会了孔子所说“色难”之理。结合社会现实,大家也讨论了现代社会对传统孝道观的冲击。最后形成了“行孝当及时,论心不论迹”的共识,对待父母尽力做到愉色婉容。在这样的经典阅读中,《论语》变成了启迪生命的文本,生命与生命可以真诚地交流,卢梭说:“利用日益成长的感性给这个青年人的心中投下博爱的种子。正是由于在他一生中,只有这个时候对他的关心教养才能取得真正的成效。[12]。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是个引导者,同时也是参与者,每一次与学生讨论《论语》,自己仿佛做了一次心灵体操,自身的生命同时得到教益与提升!在共同的阅读中阐述道理,点化智慧、丰盈精神,从而滋养生命。

其三,在读书会的基础上,鼓励学生成立“《论语》修身会”的学生社团。社团以“阅读文化经典,提升人文修养”为宗旨,以生命来影响生命,形成良好的氛围。学生在读书之余,组织了考察孔庙的活动。学生组织者对杭州孔庙先进行了考察,有一位学生讲解,提出相关问题,并召开了协会的会议,大家互相介绍,彼此熟悉。在考察的过程中,对孔子生平主要事迹,儒家思想及礼仪有了感性和具体的认识,又发现了传统文化知识的不足!我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深入阅读《论语》。结合孔子弟子颜回与曾子的事迹进行教育,当学生面对塑像时候,他们了解知识与人物的愿望比较强烈,教师的言语更容易渗入他们的心田!“《论语》修身会”刚刚起步,作为教师,如何更好地引导?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在探索以传统文化经典浸润大学生生命的过程中,深感“知易行难”!以传统文化经典进行生命教育,由于各方面的因素,还不能吸引起大多数学生加入其中。同时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经历,真正做到“诲人不倦”。指导学生进行传文化经典阅读,关键在于教育者的真诚。孟子言:“诚者,天之道;思诚,人之道也”[13],坦诚地对待学生,与学生一起分享生命的悲欢与感受!此外,一人的力量极为有限,需要学校多方力量的配合,教育应该形成合力!由于初步探索与实践,从笔者自身素养与教学教育实践来说,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诗人泰戈尔曾说过:“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个命运。”生命教育本身是“以心传心”的。没有经过实践与思索的理论是苍白与肤浅的,生活与教学中的生命教育是鲜活与丰富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躬身而行!相信经过同仁的共同努力,生命教育的星星之火终有一天会成为成燎原之势!

参考文献

[1][8][捷]夸美纽斯著:任钟泉译,《大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第191页.

[2] 郑晓江:《生命教育演讲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96—105页.

[3] [英]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04页.

[4]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18页.

[5][6]陈绍敏主编:《大学·中庸》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第10页.

[7] 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37页.

[9]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 页.

[10]朱光潜:《谈修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南宁,2008年版第92页.

[11]李泽厚:《论语今读》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3页.

经典教育论文范文3

[关键词]文学经典;消费社会;文学教育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就有学者关注文学经典问题。时至2005年,关于文学经典的论争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大有拓进,文学经典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理论热点。2006年该问题愈发为学术界所重视,不仅有更多学者在学理层面深入研究,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陕西师范大学还共同主办了“文学经典的传承与重构”学术研讨会。综观近几年的论争与研究,我们发现大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经典面临挑战

在任何一个大变革时代,经典都会面临挑战,如“五四”时期,“四书五经”不再成为经典,流传千百年的文言诗文从文学场阈中心骤然边缘化;“”时期,诸多文学经典成为“毒草”。但是,在以往这些时期,变革者所做的是摧毁旧经典,确立新经典,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其实是推陈出新,是文学机体自身的新陈代谢;不管思想观念变革多么剧烈,新旧经典反差多么刺目,没有人质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当前所谓的文学经典面临挑战恰恰并非如此,它不是说以“戏说”、“大话”、“恶搞”等方式改写经典,损害了某些文学经典的形象,动摇了其作为经典的地位,使得当下文学经典面临着被新的文学作品取而代之的危险,而是说在当代这样一个消费社会中,在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挺进审美文化轴心的背景下,文学经典还有存在的充足理由吗?所谓经典,不仅意味着价值的恒久性,更重要的是,它首先得有价值,能满足特定历史时期对于文化权威以及文化规训的需求。如果文学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变得无足轻重,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化就可能不需要任何文学作品成为经典。有学者认为,由于社会生活资源过度丰裕,文化资源充沛,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不再举足轻重,经典文学时代已经终结,文学进入了“后文学时代”。孟繁华在《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一文中则以极其丰富的材料例证了文学经典的终结。

针对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高楠在《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一文中认为,以历史名义进行经典解构或否定,不过是造势的危言耸听,是精英群体面对大众趣味权力化的现实进行媚俗式的价值退让。高楠将文学经典面临挑战与大众趣味权力化联系起来考察,眼光有其独到之处;但是将文学经典面临的现实挑战解释为造势者的危言耸听,不免有失偏颇。盖生在题为《“文学终结论”疑析――兼论经典的文学写作价值的永恒性》一文中则提出,文学需求是人的本体性需求,文学自身的本体规定使其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性。当前文学在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的冲击下被边缘化是文学非线性进步的表现,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他进一步指出,随着物质享乐的相对餍足,将会出现意义焦虑,因此,生产意义的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然而,人并不具有先于社会历史的本体性,人的文学需求与其文学经验,尤其是与其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所谓人的文学本体性需求其实是由文学经典建构出来的,一旦文学经典退出当代文化场阈,不久之后文学也许就不再成为人的本体性需求,到那时,文学自身也将无所谓独特价值。本文以为,文学经典是否会终结,这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理论问题,它受到社会文化变迁的客观影响,但是,人们毕竟还可以通过操纵文学教育这台机器等实践性努力改变其进程与方向。

二、文学经典与消费社会

文学经典之所以面临挑战,首要在于社会文化正在发生急剧变革。当代社会正在走向消费社会,消费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和文化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赵学勇在《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文学经典面临危机源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冲突。在该文中他还分析了消费时代文学经典所处的外部矛盾和自身悖论,认为只要能够正确处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就会逐步消弭,甚至可能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文学经典的接受与传播。吴兴明在《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一文中,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观点。他首先详细地分析了文学经典商业扩张的种种情况。所谓文学经典的商业化扩张是指出于经济驱动而改变文学经典的形态,使文学经典成为各种各样的文化消费品;或者直接利用文学经典的知名度,获取经济利益。比如《三国演义》被改写为小人书,被拍摄为影视作品,被制作成网络游戏,其中的人名、地名、故事情节被用于制作酒店招牌,开发旅游业等。吴兴明认为,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是因为经济上升为社会的主导力量,消费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座架),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将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走向终结。仔细思量,吴兴明的推论学理依据并不充足。一方面消费关系未必是当代社会关系的座架;另一方面当代社会毕竟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某一种社会关系虽然可能上升为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力量,但也未必就能决定文学经典的命运。相比较而言,赵学勇的观点有些乐观主义色彩,但其思想方法不同于决定论者,他重视文化参与者的实践努力,提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问题――依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文学经典的接受与传播。

对于消费社会中文学经典的遭遇,有些学者还就具体问题作了深入考察。陶东风在《“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一文中,分析了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中的独特遭遇――“大话文化”对文学经典的消解,并认为“大话文化”容易导致犬儒主义人生态度。李治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经典化》一文中,介绍了消费文化语境中通俗文学、大众文化进入中小学教材的概况,他认为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经典化可以促进雅俗互动的文学文化生态平衡时代的到来。消费社会中文学经典的遭遇是个大课题,其中值得关注的具体问题还有很多,如消费社会中网络文化对文学经典影响、消费社会中文学经典的商业化扩张等。

三、文学经典的形成机制

文学经典面临挑战一方面来自社会文化变革;另一方面来自文学理论本身。文学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乃是因其永久的艺术魅力,这曾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公理。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的文学经典论者提出,现存的所谓经典绝大多数出自已经过世的、欧洲的、男性的、白人(Dead White European Man,缩写为DWEM)作家之手,而众多非欧洲的、非白人的、女性的作家却常常被排除在经典作家名单之外,由此可见,超然的审美仅仅是幻象,文学经典不是功利世界中的“飞地”,而是文化权力的竞技场。这种理论催生了文学经典虚无主义观念,使得人们从理论上怀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朱国华在《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一文中,对这两种文学经典理论作了比较深入地分析,并认为古往今来的经典化结构原则根本无法通约。这也就是说,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以及其内在机制,是一个不可解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论争也许只能走向西方学者所走的文化政治学路径,而无多少纯粹的学术价值。

朱国华的观点并没有引发国内学者共鸣,大多数国内学者仍然把文学经典的形成机制看作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并且主张将审美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考察。童庆炳在《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等文章中就提出,文学经典是时常变动的,是一个不断的建构过程,在此建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只是诸多建构因素的一维,此外还有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与可阐释空间以及接受者和特定的文学观念等重要因素参与其中。陈太胜在《文学经典与理论:变与不变的辨证》、《文学经典与文化研究的身份政治》等文章中则批评了以萨义德的后殖民批评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对文学性的忽视,认为一切理论对文学经典的创造性阐释只是文学经典暂时的“变”,文学经典本身其实是“不变”的,它是文化的源泉与宝库。将文学经典形成机制作为一个纯粹学术问题来对待,显然不是三五篇论争性的文章所能真正解决,而且宏观论证也难免失之于空疏。有些学者另辟研究路径,开始深入研究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方面代表性文章有黄大宏的《重写:文学文本的经典化途径》、杨春忠的《本事迁移理论视界中的经典再生产》等。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个案研究,如胡景敏的《巴金的自我叙述与〈随想录〉的经典化》、陈刚的《戏曲的经典化形式:折子戏》等。

四、文学经典与文学教育

文学教育既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学经典价值实现的重要场阈。在阅读文化还未兴起之前,文学教育几乎是文学经典化的唯一途径。由于活字印刷术发明与市民阶层兴起,阅读文化占据了审美文化的中心,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成为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广泛传播的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仍然与文学教育机构的认可密切相关。随着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汹涌而来,阅读文化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教育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还能有何作为呢?是顺应历史潮流,欢迎武侠传奇、流行音乐等通俗文学、大众文化进入教材,还是坚守“利维斯主义”,严格鉴定文学经典,并利用文学教育体制广泛传播文学经典,以此抵制大众文化的威胁呢?这是一个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严肃问题。有学者针对文学教学现状,认为文化研究的经典观是当前文学教育的误区,主张借鉴“利维斯主义”,重新认识文学经典的意义与价值。

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在人类教育史与当代教育体系这个坐标中确定文学教育的位置。我们知道,在现代教育体制建立之前,并不存在独立自主的文学教育,所谓文学教育其实主要是意识形态与伦理观念的载体,用于教育的文学经典也主要发挥其教化功能,而不是审美功能。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与审美自律观念的确立,形成了专业化的文学教育。专业化文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训练人们的阅读能力来培育其文学审美能力与文学创造能力,通过传授文学史知识来提高其文化修养等。但是,在阅读文化衰微时期,文学审美能力还能够为人们认可吗?人们还需要文学史知识来提高文化修养吗?“利维斯主义”只是把能够培养读者道德意识的名著作为文学教育的经典,其主张的文学教育恰恰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在文化多元化时期,即使传统的文学写作终结了,文学经典还是否具有人文教育价值呢?又具有怎样的人文教育价值呢?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 黄浩.《从“文学经典时代”到“后文学时代”――简论“后文学社会”的五大历史特征》.《文艺争鸣》[J].2002,(6).

[2] 高楠.《文学经典的危言与大众趣味权力化》.《文学评论》[J].2005,(6).

[3] 盖生.《“文学终结论”疑析―兼论经典的文学写作价值的永恒性》.《文艺理论研究》[J].2006,(2).

[4] 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文学评论》[J].2006,(5).

[5] 吴兴明.《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中国比较文学》[J].2006,(1).

[6] 陶东风.《“大话文化”与文学经典的命运》.《中州学刊》[J].2005,(4).

[7]李治建.《消费文化语境中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经典化》.《中州学刊》[J].2005,(4).

经典教育论文范文4

关键词: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典著作;教育平台;宣传体系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026-02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普遍化与通俗化实践,它能从实际出发深入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利益与愿望,切实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从而更好地与群众打成一片。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与延安时期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从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的一种实践活动。延安时期,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高度重视下,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实现。

一、系统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物质载体。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面、系统、准确地翻译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之一。

(一)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条件

延安时期,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难,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是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翻译工作提供了保障。延安时期,以为核心的中央领导加强了对经典著作翻译工作的重视。一方面,他们创办了马列学院编译部、中央军委编译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译局、八路军抗日战争研究会编译处等大量专门的翻译机构及出版机构,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有利的组织保障;另一方面,中央领导的直接参与及领导为推动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二是中国革命运动迫切的理论需求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翻译工作提供了动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为迎接新时期的新的挑战与困难,迫切需要新的科学理论来指导。此时,以为核心的党中央认识到只有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才能彻底从思想根源上清除“左”倾错误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三是大量海内外知识分子聚集延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翻译工作提供了人才。延安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与教育家王学文、吴亮平、艾思奇、王实味、何■麟、张仲实、何柏年等大批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及较高外语水平的青年知识分子汇聚延安,组建了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水平较高的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队伍,为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

(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取得的成就

延安时期,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与正确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较全面地翻译并出版了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重点编译了以《马克思恩格斯丛书》为代表的马恩经典著作及以《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为代表的马恩经典著作单行本;编译了以《列宁选集》为代表的列宁经典著作及以《什么是列宁主义》为代表的经典著作单行本;编译了以《斯大林选集》为代表的斯大林经典著作及以《斯大林言论集》为代表的经典著作单行本。

二是较集中地翻译并出版了《资本论》等经典经济学著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资本论》的编译颇为关注,《资本论》的成功编译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翻译史上的一大建树。此外,大批的知识分子还相继翻译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读书偶译》等著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众化的实现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文本。

三是较完整地翻译并出版了《军队》等经典军事性著作。《共产主义同盟史》《步兵》《炮兵》《骑兵》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军事性著作大部分都是在延安时期被首次编译与出版,为延安时期党制定军事策略与方针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四是较系统地翻译并出版了《费尔巴哈论》等经典著作。《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实践在认识上的作用》等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编译与出版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三)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工作与其大众化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与其大众化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辩证关系[1]。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其经典著作翻译工作指明了方向。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典著作翻译工作是以不同的实践需求为导向,延安时期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如何正确看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与苏联的经验为内容,是为党在延安的中心任务而服务。另一方面,全面系统的经典著作翻译工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基础。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为延安时期的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保障。

二、搭建多层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平台

延安时期,党中央的领导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搭建了多层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平台。

(一)干部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阵地

干部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关键环节,因为干部是执行党的路线与方针的主体力量,干部教育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贯彻执行的力度。在延安时期,抗战爆发后延安的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青年知识分子大量聚集延安的同时,党的抗战也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对此,党中央全面开展了对农村、城市、老区、半老区、迎敌区、新区等不同地区的不同层次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内容的干部教育活动,为全面抗战提供丰富的高素质的人才资源。

(二)社会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的主阵地

延安时期的社会教育是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它以识字课本、戏剧、黑板报等具体的实际的丰富多彩的、灵活多样的、为普通大众所乐意接受的形式对以农民为主体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留守儿童、失学少年及青年进行了党的政策方针路线教育、文化教育等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素养、文化素养、道德素质及抗战意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现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国民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基础教育的主阵地

国民教育是指以培养未来的民族战士为目的,以提高青少年的政治素养与政治觉悟为目标的对适龄儿童进行正规化、制度化的中小学教育活动。延安时期党根据陕甘宁地区的实际情况,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的实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教材方面,取消《百家姓》等不适合抗战的旧式教材,将《新中华报》及边区革命历史等有利抗战的资料作为补充教材,凸显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地位;在课程设置上,以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为指导,调整了课程设置,将统一战线与抗战政治教育及防空防毒等以军事政治为中心的内容作为中小学课程教学的重点,并增加了相关课程的教学课时;在教学方法上,灵活采用参观、实验、讨论等易被大众所接受的方法,如用群众所熟悉的方言来代替普通话的教学方式,在算术课上让学生们计算新四军打死多少敌人等将教育内容和实践运用相结合的方法。这些灵活的国民教育方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础教育的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一步实现。

三、构建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体系

构建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体系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要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另一方面,要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及时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与愿望。

(一)报刊宣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重要渠道

延安时期,党中央领导以革命战争实践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以党报党刊为主要内容的宣传体系,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以党报思想指导健全多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体系。延安时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党的报刊工作具有党在思想上对其高度重视、中央直接参与主办由分散转为集中、办好党报党刊的同时重点抓文艺类综合报刊的几个突出特点。这些显著的特点显示报刊的宣传工作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二是将党报党刊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2]。《新中华报》全面地宣传了持久战的战术及战略、党的政治主张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批判了妥协与投降主义,反击了的高潮,刊发了《纪念孙中山与马克思(社论)》等马克思主义文章。《解放日报》全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方针与思想,深刻揭露了反动派破坏和平企图发动内战的阴谋。新华通讯社通过播放《论持久战》等著作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与思想,通过对《抗日战争十大纲领》等著作的播放全面宣传了各个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与政策路线。

(二)文艺宣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要载体

在同志革命思想及延安时期党的文艺政策方针的指导下,掀起了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代表的主动适应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以诗歌、美术、音乐、戏剧等多种形式的大众化的文艺宣传实践活动,典型文艺宣传活动有以下两个。

一是新秧歌运动。秧歌运动是一种源于民间的社会生产生活受广大陕甘宁地区人们所喜爱的文艺活动。在延安时期,党中央根据陕甘宁地区的民俗习惯等具体实际情况对秧歌运动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将新秧歌运动转化成了传播党的政策、方针与理论、人们参与政治生活及表达思想愿望的文艺武器。新秧歌运动真实反映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现实生活,严厉抨击了旧思想与旧道德观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是街头诗运动。街头诗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思想的指导下,在《论持久战》等著作的基本观点的影响下由延安知识分子自发形成的对广大陕甘宁边区民众进行精神动员的抗战启蒙运动。街头诗运动呼吁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持久抗战,保卫祖国,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它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载体之一。

参考文献:

经典教育论文范文5

中华文化经典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诵读中华经典的教育活动,是对学生开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活动,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习中华文化,宣传中华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形式,作为培养幼儿教师的幼专院校承载着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目前大学国学教育中过多注重理论层面、思想层面、精神层面的研究,偏重于浩如烟海的文献研究与思想学术剖析。虽国学的大众化推广正逐渐成为国学研究的热点,也有很多的学者专家进行国学知识大众化推广,但很显然国学与当代生活的息息相关,国学除了知识层面的价值外,还有着生活化、日常化、艺术化、实践化的特点。我校结合学前教育的特点开设了《国学经典诵读》这门课程。这门课程以中华人文经典书籍为素材,以培养、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和人文素养为基础,以经典文本为呈现形式,以高职高专学生为对象,阐释最具民族性、人文性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对于学前教育的师范生而言,国学课程无论是从自身素质的提高还是从教师素质的培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是经过高考的洗礼升入我校的,从上学期的《文学欣赏》课程来看,学生显示出了较为丰富的文学知识基础,但普遍存在着理论性强、实践性差的特点。为此,笔者在课前布置任务,要求学生提前预习,了解每节课的相关典故,课上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进行分组讲授。

一、安排课前练讲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学前教育的关键是提高幼儿教师的综合素质。首先应该提高的是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即语言运用能力和设计教学的能力。为此,对学前专业的学生进行课前练讲这一环节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小组合作能力,笔者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每组选一名负责人。每组的任务是中华传统文化介绍。要求学生制作ppt课件,利用课前10分钟,选取两名代表把研究成果进行全班性的汇报。练讲全程要求脱稿完成。课前练讲可以锻炼学生的口语表达及组织语言的能力,在设计教学内容的同时也能培养学生创新意识。通过小组合作学习,学生学会了主动搜集材料和整理材料,同时也提高了学生运用多媒体和制作课件的能力。

二、每课诵读经典

清代古文家曾国藩谈到自己的诵读体会时说:“非高声朗读则不能展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国学经典要从诵读中体会内容的深意。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语言成为世界文化瑰宝,诵读中华文化经典可以积累语言,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通过大量、反复的诵读可以提高学生对经典的认识和感悟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文化底蕴,语文素养。教学中安排“经典每课”这一环节。学生诵读古人经典,如《论语》、《老子》、《孟子》、《庄子》、《大学》、《中庸》等。国学经典的蒙学篇目中《三字经》浓缩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精髓,从南宋开始成为历代儿童的启蒙读本,对后世影响深远持久。《三字经》采用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在教学中,笔者以诵读贯穿课堂始终。通过播放《三字经》图文朗诵,创设情境,带领学生进入本节课的学习中,在诵读环节中,笔者让个别学生带领全班同学齐读,让学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笔者采用听读、范读、个读、齐读等不同诵读方式,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又充分活跃了课堂气氛。

三、热点问题讨论

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吕淑湘曾说过:“语文教学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教师的教学风格也应该具有艺术性和灵活性。在教学中应结合学前教育专业的特点,形成具有本校专业特色的教学模式,优化教学方法。这样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传统的语文课程教学大多采用教师一言堂的方式,师生互动很少,学生被动学习,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学效果不好。在教学中,笔者在传统讲授法的基础上,结合启发式、讨论式、小组合作探究式等教学方法,结合热点问题进行德育渗透,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也培养了学生关心他人、关注社会的良好品质。如在《弟子规》中有“凡出言,信为先”。结合现代社会诚信的缺失,笔者让学生围绕“诚信”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并分析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学生们都能积极地参与,讨论热烈,教学效果很好。

四、设计实训环节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应该具备设计教学内容的能力。为此,在每一节课的教学中,笔者都会设计实训环节,让学生结合本节课所学内容进行教学设计。这一安排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让学生能主动参与进来,主动思考,并展示自己的设计思路。如在解读《三字经》的“孝悌”部分时,学生设计的教学中渗透了感恩教育,他们注意引导幼儿感恩父母。教学中引入经典小故事,并配上图画讲解,这样的设计能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

此外,在《国学经典诵读》这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结合所选篇目为学生设计诵读比赛、感悟演讲、情景表演、歌曲编唱、辩论模拟等多种活动形式,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国学的兴趣和热情。

五、完善考核方式

期末考核是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如果仅重视期末成绩而忽视学生平时成绩就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学生一学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效果。为此,教师应该重视每一位学生的平时表现。

为了能公平公正地检查学生一学期的学习效果,笔者等将《国学经典诵读》这门课程的考核分为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两部分。设定平时成绩满分100分,占期末总成绩的50%,期末考试满分100分,占期末总成绩的50%。具体实施过程:

(一)过程性考核成绩:课堂表现占10%,包括回答问题是否积极、出勤等,考查学生上课状态;课前练讲占30%,在汇报时根据内容准备的是否充分、课件是否清晰美观、语言是否自然流畅,教师最后以小组合作综合完成情况及每人分工情况给定成绩、评定成绩;课堂笔记、作业、小测验占10%,根据完成质量评定成绩。

(二)终结性考试成绩:采取期末经典诵读汇报的形式进行。结合本学期所学内容,要求学生根据汇报内容进行创新设计,占30%。这一环节的设计可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检查学生积累国学经典篇目的背诵情况占20%。通过检查学生的背诵培养学生学习国学经典篇目的自主意识。

以上环节的实践教学能提高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国学素养,激发学生学习国学、传承传统文化的热情,真正将国学融入到学生的生活中,融入今后的职业生涯中。

([基金项目]本文为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文化传承视阈下的《国学经典诵读》课程实践体系研究成果。编号:HYZC2014-7)

参考文献:

[1]吴铎.德育课程与教学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2]程建忠.传承传统文化 创新国学教育——关于“国学经典导论”课教学的探索与实践[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1.

[3]张介凡.博采智慧,情志育人——高职教育中的国学教学实践探析[J].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

经典教育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医经典;中医药院校;信息素养;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R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7)02-0049-03

Abstract: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significance of reading TCM classics in promot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of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practice by combining reading TCM classics and educ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the efficiency of studying and reading TCM classics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ability of acquiring TCM information of stud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be cultivated, which can enhance TCM education, educati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development of lifelong education.

Key words: TCM classics;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formation literacy; teaching practice

近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强调培养中医临床人才需重视“学经典,做临床”,中华中医药学会联合中国中医科学院等机构开展全国悦读中医活动,注重弘扬中医药文化,培养学习型人才[1]。同时,国家教育管理部门认为信息素养教育是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阅读中医经典,培养大学生的信息素养,将提升终身学习的能力,对中医教育和信息素养教育都具有实际意义。

1 阅读中医经典的必要性

中医药经典著作记载了历代医家研究总结中医药学理、法、方、药的成果,是中医药学传承发展的文献保障,是当代医家学习与研究的文献宝库。中医药学是具有悠久历史渊源的学科,经典著作是它的本底资料,本底资料发掘研究不够,学科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逐渐失去它的优势与特色。阅读中医经典著作,可吸取前人的经验与教训,借鉴名医的用药和方法,提高中医药大学生专业水平、中医药大学教学水平和中医医疗水平,ε嘌中医高层次人才、临床型人才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广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的调查中,98%的读者都认为中医经典书籍阅读在中医学习、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临床医疗、科研思路、中医发展也都证明了中医人对中医经典书籍阅读的重要性[2]。

研修古代医学文献,不难发现,习医而有所成者,大多重视《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换言之,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习医多有所成。中医经典著作对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作用,在中医教育实践的漫长历史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推崇。新中国老一辈中医药学家的成长历程和术业,都说明阅读经典对指导临床的重大作用。李如辉将《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第二辑、第三辑)所录97位著名中医药学家对中医经典著作的态度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强调经典著作的学习及背诵者共计87位约占89.7%,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是中医药名家成才的共性规律之一[3]。熟读中医经典,反复临床实践,建立中医思维,提高领悟能力,是中医人成才的必由之路[4]。

2 培育信息素养的重要性

当代科技迅猛发展,信息资源极其丰富,身处大数据时代又面对着信息爆炸呈碎片化的趋势,大学生信息素养的培育越来越重要。在中医药高校里进行信息素养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信息意识,教授学生获取有效文献的方法,使学生主动阅读文献并能融会贯通中医知识指导临床,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信息素养不仅是一种基本能力,还是一种综合能力。大学生具备了信息素养,才能更主动积极地从古籍中、从网络中获取中医知识,不断关注中医事业的发展或从古典中医文化中提炼、挖掘、创新。只有具备了信息能力才能自由获取信息,为己所用。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中医经典阅读中遇到的问题,比如疑难字句、章节理解等,还可以将信息能力发挥在临床、科研上,深度挖掘中医经典古籍,挖掘古代名医名家的经方验方。

3 中医经典阅读结合信息素养教育的实践

“注重经典,突出临床”将成为中医经典课程教学的发展方向和创新思路[5]。《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课程都是以经典古籍为基础,选读其中的经典章节,教授其中的理论思想和思维方法。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不明其义的词语,教师可指导学生灵活运用相关经典专用辞典,如《黄帝内经词典》《内经辞典》《伤寒论研究大辞典》《伤寒杂病论字词句大辞典》等,以加强对中医经典的理解和认识,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水平。除了针对单一古籍开设的课程外,还有《中医各家学说》等研究中医历史上的医学流派、各家学术思想及经验特点的课程。这些课程可以提高学生的思维延展性、广泛渗透性、学术理论性和临床实践性[6]。由于各家学说的内容繁杂,纵横交错,必须具备专业的信息意识,运用中医药古籍检索工具。在课后,对各学派、医家的经典著作进行研读,使学生活跃学术思想,开阔学术视野,提高思维水平,增强实践能力。下面以宋金时期形成的河间学派代表医家刘完素为例,论述中医经典阅读与信息素养相结合的实践。

3.1 传记检索

检索中医学派创始医家的传记资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学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医家的学术专长、行医风范和重要著作等,并对其人其术产生学习兴趣,对学派总论形成框架认识。传记资料可通过人名辞典、史书、地方志等多种途径进行检索,如从《中医人名辞典》《中国历代名医百家传》《中医源流与著名人物考》《金史・刘完素传》《河间府志》等书,了解刘完素的字号、生平简介、从医缘由和撰书之由等趣事,还可知其阐发了《内经》病机与运气学说,认为“六气皆从火化”,临证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擅用寒凉之品,且传人众多,撰书多达十余本,学术影响广泛,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3.2 著作检索

对中医学派创始医家的经典著作进行阅读尤为重要,特别是著作原文的检索与阅读,能补充大量课本上节选章节和著作提要以外的知识,帮助学生掌握课堂内容,深刻理解其学术思想全貌。医家著作可通过古典书目和现代书目进行检索,如从中医药专科书目《中国分省医籍考》中了解河北省地方志里记载的刘完素著作,包括医经类4本(《图解素问要旨论》8卷,《素问元机原病式》1卷,《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3卷,《宣明论方》15卷),伤寒类2本(《伤寒直格方》1卷和《伤寒标本心法类萃》3卷),方论类2本(《十八剂》、《治病心印》各1卷)。《中国医籍考》则注明了著作的存佚,列述了序跋,对有关考证提要敷陈大意,可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选择著作进行阅读,如注明刘氏的《素问药注》已佚,对《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则列述了刘氏的自序、程道济序、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的述评和《四库全书》提要等内容。由于当代出版的中医经典多有错校误注,若需要中医古籍的原作阅读,可通过《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查找馆藏或查阅丛书,如《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除在国家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等处藏有明刻本,还可参考1956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据金刻本的影印本,《刘河间医学六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四库全书》等丛书中也编有此书。

3.3 临证、医案检索

通过临证、医案类古籍资料的阅读,可充分了解医家丰富的临床经验,从而结合医理医论悟出临床心得。刘完素有病机学说、火热理论方面的著作,还著有医方专著《黄帝素问宣明论方》,该书对《黄帝内经》61种病证结合临床经验一一立方以治。除了阅读医家本人的临证著作以外,还可以通过综合性医案类书获知医家对某些验案的心得与见解,如《续名医类案》卷28载有“夏暑发自阳明,古人以白虎汤为主方。后贤刘河间创议迥出诸家,谓温热时邪,当分三焦投药,以苦辛寒为主”。

3.4 门人、私淑著作检索

阅读中医学派创始医家的门人、私淑者的著作,可以从侧面了解该医家的学术影响力及学术思想的传承和发扬。《中国医籍考》根据中医学科体系和文献内容将书目分为9类,考证严谨,对中医学源流颇具价值,如卷三十二方论十中,刘完素的《伤寒直格》就编有其门人马宗素在《伤寒医鉴》中对本书的注解,马宗素的《伤寒医鉴》、镏洪《伤寒心要》则列在刘完素著作《伤寒标本心法类萃》后。丛书是根据专题或相关书籍汇编而成,《中国丛书综录》里可查到《刘河间伤寒六书》有马宗素撰书一本,并附镏洪和常德所编之书。此外,还可以参考相关医家对医书的注释本,如薛时平的《注释素问玄机原病式》,了解后人对该医家的学术认知及评价。

4 中医经典阅读对大学生信息素养提升的意义

阅读中医经典与培育信息素养相结合,实质上就是中医药专业教育与信息素养教育相结合。在高等中医院校教育过程中,中医药学的学科综合性要求中医药大学生具备对整个医学相关学科的信息获取能力,高等中医药教育是以院校教育为主、与中医师承教育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的。本科阶段的专业分配,到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方向定位,在此阶段学生必然会随着学习的深入提出更专业化、更具体化的信息需求,这就需要更专业化的信息素养教育来支撑[7]。然而,调查显示本科阶段的信息检索教育对研究生而言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缺乏针对具体科研任务应用电子资源信息进行检索、判断、归纳、总结、创造的能力[8]。所以,在本科阶段通过阅读中医经典培养兴趣爱好,将经典理论、名医医案了然于心才能融会贯通,同时具备较好的信息意识,较熟练的信息能力,才能将古籍检索与计算机检索相配合,才能触发新思路,才会对中医药研究有所帮助。

阅读中医经典与培育信息素养相结合,还能提升终身学习的能力,培养高素质的综合型中医人才。通过高等中医药教育使学生学会认知和创新,成为有创新意识和宽阔视野的高质量人才,信息素养的高低可以影响医学生终身学习的质量,甚至今后事业的发展与成就[9]。中医经典是中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巨著,对中医临床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与研究价值。

5 结语

中医药院校应大力提倡引导和帮助大学生研读中医经典,勤求古训,提升信息素养,锻炼信息能力,继承、发扬中医特色,指导专业学习和临床实践,做好科学研究,为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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