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论文范文1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贸易赤字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5－0104－04 中图分类号：F832.6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随着美对华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两国间出现了关于贸易的诸多分歧，尤其是人民币汇率问题，已逐渐成为两国关注的热点。
2003年9月和10月，美国财长斯诺和商务部长埃文斯相继访华，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要求，谋求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国会议员们也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屡次提出议案：2005年一年内先后有7份议案要求人民币升值，使国会施压人民币汇率的行动达到了高潮。在这一过程中，2005年4月6日，美国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一项修正案最引人关注：该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在未来半年内未能使人民币进一步大幅升值，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
人民币汇率问题不仅在政界备受关注，在学术界也逐渐成为中美两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问题的针对性探索始于本世纪初，由汇率对一国贸易收支的相关研究发展而来，将有关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本文将对这一新阶段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以此为基础，从税收角度对美国贸易赤字进行实证分析，与人民币汇率对贸易赤字的影响进行对比，认为税收结构是美国贸易赤字更重要的原因。
一、有关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影响的理论研究
学术界对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的关系持有两种观点：一是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人民币价值被严重低估，这是导致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美国在贸易账户上的窘境；二是多数西方学者和我国学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很难改善美国的对华贸易收支，并不是改善美国贸易赤字的良策。
2004年6月，美中经济安全评论委员会USCC(2004，P.37)在给国会的报告中声称，过去几年内，人民币兑美元低估是造成美中贸易逆差的一个核心因素，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15％至40％，损害了美国制成品的竞争力，加剧世界制造业生产能力向中国的转移，侵蚀着美国的制造业基础，这给中国出口保持了一个重要的竞争优势。
美国总统经济报告(2006)在谈到中国汇率管理问题时提出，中国“鼓励储蓄，不鼓励消费”的汇率政策是引起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部分因素，人民币更加自由地浮动、进一步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将是中国的最佳选择。
相比而言，更多的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对美国贸易赤字的改善作用很小，并非美中贸易赤字的主因。
Lahreche-Revil&Benassy-Quere(2001)认为，虽然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于中国吸引FDI起着作用，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产生影响。Fung，Lawrence(1998)、Davis，Weinstein(2002)以及姚枝仲(2003)的研究结果也都认为美中贸易逆差并非归因于汇率因素。
Greenspan(2003)驳斥了美国制造商声称中国操纵货币，致使美国失业增加、美中出现巨额贸易逆差的观点，他认为人民币升值不会改善美国的就业市场，也无助于改善美国的贸易赤字。Mundell(2003)也批驳了“人民币升值论”，认为贸易账户顺差与人民币升值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Lardy(2003)表示，强迫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做法，不会解决美国贸易逆差不断上升的问题；美国贸易逆差是一种结构性赤字，与中国汇率制度和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关系。
Eckaus(2004)认为，中美贸易失衡并不确定地表明是人民币／美元汇率出了问题，仅强调中国贸易和汇率问题是相当不正确的，而且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快速增长源于人民币贬值的观点不为数据所证实，因为这样的贬值没有发生过。牛向东(2004)也指出，美国所指责的由于人民币和美元直接挂钩导致了人民币汇率过低造成贸易不平衡是缺乏客观依据的。
陈建超(2007)在分析美国贸易赤字时指出，即使人民币升值一倍，中美贸易顺差的现状依然难以改变，因为中美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这种优势不是简单地通过人民币升值或者美元贬值所能抵消，也不会在长期内消除。Keidel(2007)通过分析美国贸易赤字的结构和比重，认为2005-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迅速上升不是汇率变化带来的问题，而根本原因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世界的贸易关系的改变，即使美国想要对中国施压，中国还未真正放开进口限制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而汇率不是。
二、有关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由以上综述可以看到，理论研究结论还存在一定分歧，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逆差的影响并不是十分清晰，所以，有关学者又进一步对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早期的实证研究很少针对中美双边贸易进行具体分析，而是侧重于估算我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进而检验我国国际收支是否满足马歇尔一勒纳条件。
厉以宁(1991)以1970～1983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估计得到我国进出口的汇率弹性绝对值之和小于1。陈彪如(1992)用1980～1989年的年度数据计算得到我国的进出口弹性之和为-1.0248，认为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中性的。戴祖祥(1997)估计了1981～1995年我国的出口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认为人民币贬值有利于我国的贸易收支。
以上研究大多建立在多边贸易基础上，没有考虑双边价格弹性，用于分析具体的双边贸易时，不能对不同的贸易伙伴得出具体结论，也不能研究不同贸易伙伴间的竞争关系，所以，从本世纪初，更多的学者开始对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的关系进行针对性研究。
实证研究的方法是针对性研究的基础，多数实证研究都是在Goldstein和Kahn(1985)提出的“不完全替代模型”的框架下或是该模型的衍生模型框架下进行的。该模型的核心假设是进口品和出口品是国内商品的不完全替代品，并定义进出口需求函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被更多地应用，实证研究在处理进出口与收入和价格的协整关系时，采用了Engle-Granger两步法(Engle和Granger,1987)，但是在对两个以上变量作协整检验时，这种方法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以不同
的向量作被解释变量时，可能得到向量之间不同的协整关系。所以，检验多向量之间协整关系时，大多采用Johansen系统估计法Johansen，1988)，该方法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来估计模型的长期均衡关系，从而得到一个有效的无偏估计。这两种方法都要求所有变量都是1阶单整的，当这些变量的某个线性组合具有平稳性时，就认为这些变量之间是协整的。此后，在处理进出口与收入和价格的协整关系时，Pesaran(2001)又提出了一种自回归分布滞后(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ARDL)模型框架下检验协整关系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时，变量可以是1阶单整的也可以是平稳的，所以在实际处理时，事先无需进行单位根检验。
朱真丽(2002)以Goldstein和Khan的进出口模型为基础，并结合了Marquez(1990)的处理方法，以1981-2000年的年度数据研究了我国的贸易收支弹性，同时还计算了中美的双边贸易弹性，得到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价格弹性为－0.30，从美国进口的价格弹性为－0.95。
沈国兵(2005)考察了1994-2002年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问题，数据分析显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名义或实际汇率)之间没有稳定的关系。由于中美两国贸易统计口径存在着较大差异，沈国兵进一步采用EG两步检验法，分别对基于美国和中国1998～2003年月度统计数据得到的中国对美出口、中国对美净出口和人民币汇率月度等序列进行了协整检验，结果两国月度统计数据得到了一致的结论：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所以，依靠人民币汇率变动无法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
但是，沈国兵的实证检验的最大缺点就是当贸易收支发生变化时，无法识别这种变化究竟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引起的、还是源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王胜(2007)又进一步建立了VAR模型，该模型考虑了以下四种冲击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贸易、汇率、中国GDP和美国GDP。文章通过采用多向量Johansen协整检验及方程分解方法分析了1995～2004年的年度数据，得到在5％的显著水平下，中美贸易顺差、人民币汇率、中国GDP和美国GDP之间存在一阶协整关系；文章又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短期内人民币名义汇率和中美贸易收支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明显，但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人民币升值会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美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同时，刘伟(2007)也通过建立VAR模型，重点考察了1990～2004年中美贸易差额和人民币实际汇率数据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通过假设检验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通过单纯的变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不大。
此外，金洪飞(2007)使用ARDL框架下的协整方法，对中美贸易的收入弹性和实际汇率弹性进行了经验分析。文章通过分析1994年1月到2005年3月的月度数据，得到在ARDL框架下我国对美国出口和进口的汇率弹性为-0.310和1.01l，实际汇率弹性都是不显著的，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汇率不会显著影响中美贸易，而且其符号经济含义也不合理。文章又对中美贸易与两国货币双边实际汇率以及两国收入进行了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无法确定我国对美出口与美国的国民收入以及人民币／美元实际汇率之间是否长期均衡关系。
综上所述，有关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并非美国贸易账户赤字的主要原因，即使人民币加速升值，美国贸易赤字依然很难得到改善。
三、税收制度与美国贸易赤字关系探析
由上文的文献综述可以看到，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和研究结果都说明人民币汇率并非美国贸易赤字的主因。下面笔者根据宏观经济学恒等式X-M-Kr=S-I+(T-G)(其中X为出口，M为进口，Kr为对外转移支付，S为私人储蓄，I为国内投资，T为政府收入，G为政府支出)，从政府税收的角度探析美国贸易赤字的原因。
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报告，现行税收制度会使政府收入受到一定损失，可以用税收支出来衡量，税收支出是指由于联邦税法的条款规定一些项目可以排除、扣除和抵免等方式排除在税基之外而造成的政府收入损失。
依照上述分析，本文选取1983-2006年美国年度数据①，以美国贸易赤字(TD)为因变量，在自变量中，初步选取储蓄一投资缺口(SI)、政府税收一支出缺口(TG)、对外直接投资(FDI)、公司资本支出(CE)、政府税收支出(TE)。在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1)后，发现只有序列SI、CE、TE与TD均为一阶单整，FDI在取对数后也成为一阶单整。因此为避免伪回归的发生，在回归方程中最终选取LCE、LF-DI、LTE和SI等作为自变量。
下面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各变量进行拟合，其结果显示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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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倾销；宏观经济变量；中日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2-0-01
一、序言
在我国，从1997年第一例对外反倾销案例以来，反倾销和被反倾销一直是个热议的话题。尤其从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他国为了维持贸易平衡、抑制我国对外出口、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频繁地对华实施反倾销，使得我国成了世界上被实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我国对外实施的反倾销调查和反倾销措施也呈现出大幅度增加趋势。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5年到2010年期间，我国对日本进行了31次反倾销调查和25次反倾销措施，使得日本成了我国对外反倾销第二大对象国，仅次于其间我国对韩国实施的26次反倾销。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日本政府为了保护本国市场和本国企业的发展，对从我国的进口品实施非关税壁垒措施，使得我国对日贸易长期出现贸易逆差，并且对日本的贸易收支赤字幅度逐年增加。因此，我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实施反倾销措施，以调节和控制与日本的对外贸易活动。基于此研究背景，本文将通过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并利用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而确定影响我国对日本实施反倾销的宏观因素。
二、变量选择及模型建立
前面提到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试图寻找哪些宏观因素会影响我国政府对日实施反倾销，下面将通过一系列假设和说明，确定本文的宏观经济变量，从而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加以分析。
假设1：随着我国国内失业率的增加，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旦国内失业率增加，政府为了通过保护国内产业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采取强硬贸易政策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其中包括对外反倾销措施。
假设2：随着我国GDP增长率的钝化，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国GDP增长出现钝化现象时，该国政府在刺激出口的同时，采取强力的贸易措施来限制进口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为了有利于恢复国内经济，政府会更多地实施像反倾销之类的贸易保护措施。
假设3：我国对外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情况越明显，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国的整体贸易收支出现赤字的话，政府会通过对进口商品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从而促使本国的贸易收支回到均衡水平。因此，在出现贸易顺差的时候，政府往往会对进口商品实施贸易救助；相反，在出现贸易逆差即贸易赤字时，一国政府对外国制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可能性增大。
假设4：随着我国对日本贸易逆差的出现，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一国在与特定国家进行国际贸易时出现贸易赤字，为了促使两国间贸易从不均衡回到均衡，贸易赤字发生国很可能对该特定国的商品实施限制进口的相关措施。因此，与特定国间出现贸易赤字的情况下，政府对该国产制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的可能性增大。
假设5：随着我国进口渗透度的增大，我国政府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
进口渗透度是衡量一国某产业的国内消费数量中进口所占比例的经济指标，其计算公式是：特定产品的进口额÷（国内生产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渗透度的增大会减少国内产业的成长机会，迫使该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实施贸易限制措施。
根据假设1～5，建立如下数量经济模型：
其中，因变量Y表示中国对日本的反倾销件数，自变量RGDP﹑UI﹑TB﹑BTB﹑IPM则分别表示我国实质GDP增加率﹑失业率﹑整体贸易收支﹑中日贸易收支和我国进口渗透度（名义进口额/名义GDP），?表示误差项。
三、数据选取及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1999年到2010年12年间的季度数据对模型加以实证分析。鉴于我国国内公布的失业率数据只针对于已登记的城镇居民，缺乏说服力，笔者将国内数据作为参考，主要使用世界贸易组织（http：//）和日本财务贸易统计局（http：//customs.go.jp）官方公布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经作者筛选整理而得，运用EVIEWS5.0软件，对已建立的模型做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变量失业率和中日贸易收支对应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其他三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这表明，在我国国内失业率增加之时，由于如果继续大量进口日本制品，会让国内的同种企业面对更强的市场竞争，从而产生更多的失业者，因此，政府为了缓和国内失业率增加的现象，将强化对日本制品的反倾销措施。同样地，随着中日贸易逆差的出现，我国政府为了防止贸易逆差的累积，会通过加强对日本制品实施反倾销，限制日本制品的进口数量。另一方面，我国实质GDP增加率的变化﹑整体贸易收支以及进口渗透度不会明显地影响我国对日反倾销的实施。
四、结论
本文以经济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数量经济模型并运用历年统计数据，旨在寻找影响我国对日反倾销的宏观经济变量。结果表明：主要影响我国对日反倾销的宏观因素是我国国内失业率和中日贸易收支，而非我国实质GDP增加率的变化﹑整体贸易收支和进口渗透度等因素。因此，为了减少中日贸易摩擦的发生，我国政府有必要在积极应对国内失业率上升问题的同时，适当调整对日进出口贸易规模，避免对日贸易长期出现赤字现象，为两国贸易实现均衡稳定发展﹑建立互利共赢局面而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1]Krugman， Obstfeld and Melitz，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 Policy”， Ninth Edition， Person， 2011.
[2]Prusa， Thomas J， “Why Are So Many Antidumping Petitions Withdraw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4（3）：591-61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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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字化资源；网络课程；高职；国际贸易实务
一、课程数字化资源建设的意义
在最近几年，由于高职教育的高速发展，高职教学在改革路上不断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因为在课程的教学安排中依然将老师居于主导地位，在课程的讲授过程中把基础理论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以及专业性作为讲解的重点，反而忽视了理论知识的实用性。对于高职商贸类专业《国际贸易实务》的课程来说，如果在教学设计中缺乏富有多样性的教学形式，学生没有机会体验进出口业务操作的整个过程，那么这将会增大学生对于国际贸易有关知识和技能的掌握难度，导致很多学生在毕业之后无法独立面对实际的外贸业务，也没有办法达到外贸公司对于应聘者提出的“上岗及上手”的业务要求。所以，将网络课程建设作为支撑，对于高职商贸类专业《国际贸易实务》课程进行更大程度上的转变，正是大势所趋。充分施展网络课程的优点，丰富教学形式，采用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中的动画、图文、视频等各种制作方法对于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也可以指导专业老师应用资源备课。
二、课程数字化资源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职业教育的范畴中，数字化资源应用相对于其他领域较为落后，硬件建设所占的比重远大于软件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没有形成系统，质量也低，有关的教学应用探究也很少。
（一）优质数字化资源比例不足
依据现在所能找到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数字化教学资源，文本所占的比重最大。观察表明，虚拟实验实训资源和动画所占的比重最小。但是这两种教学资源是最能够改善课堂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的，同时也是最能够满足本课程教学要求的。这也体现出本课程缺乏高质量数字化资源。
（二）数字化资源未能充分共享
共享性是数字化资源是否被完全应用的重要因素。网络教学平台是高职教育数字化资源共享的重要支撑部分。但是根据调查，真正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教学的院校并不在多数，更有学校表明暂时没有建设网络教学平台的想法。对于已经建成的网络教学平台，能够用于共享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教学资源也是少之又少。
三、课程数字化资源建设的设计思路
（一）数字化资源的呈现方式
在当今的职业教育范畴当中，随着开发运用能力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现代教育技术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在进一步强化，各种技术手段在一步一步的慢慢建构和运用起来。数字化教学资源的重要表现形式包括网络课程、数字化资源库和多媒体课件。而高职商贸类专业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主要表现方式为网络课程和多媒体配套光盘，主要是因为这两种方式更有利于当前的高职学生、师资和教学设备的状况，能够更充分地满足教学需要。网络课程是依据某一课程大纲的教学要求所形成的一种多媒体表现形式。如果将网络课程与多媒体课件配套光盘相比，网络课程在课程的结构上系统性更强。除了能够体现相应的教学内容之外，还增加了许多与教学相关的其他信息。不光存储量大而且还可以做到实时更新，方便各种学习形式，例如远程学习和小组协作学习等。尽管数字化资源库的学习支持功能更强，但同时它对于学习者的理解能力还有老师的讲解能力也有着更高的要求。除此之外，数字化资源库的建设时间长，结构也比较繁琐，各方面的耗费也比较大。所以，数字化资源库应该要经过长时期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的累积。
（二）数字化资源的开发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发不仅仅需要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资金的合理分配，开发团队的建设才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事实上，课程数字化资源的开发不应该只依靠于拥有专业知识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公司。专业公司虽然拥有高水平的计算机技术，但是其所开发的教学产品也仅仅止步于最基础的状态，不但缺乏最基本的教学设计而且也无法达到实际教学的需要。事实证明，只有将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策领导、专业教育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具有专业软件开发知识的公司的技术能力、学校中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与出版部门的教学资源建设经验合为一体，形成一个高能力的团队，各方面进行优势互补，才能够真正促进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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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介绍了引力模型的思想来源以及其理论发展概况。而后采用改进后的引力模型对我国2005年与33个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流量进行了实证性的测算，发现两国之间的经济总规模、地理距离、制度安排是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贸易潜力的测算。最后，则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建议。
关键词：引力模型;贸易潜力;政策建议
1 文献综述
引力模型的思想来源是英国大物理学家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最早将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们指出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与它们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 而与它们之间的距离成反比。其中，出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供给能力，进口国的经济总量反映了潜在的需求能力，双方的距离(运输成本) 则构成了两国之间贸易的阻力因素。
目前，引力模型研究已经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成为世界学术热点研究的问题之一。而我国学者在应用引力模型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大多注重实证研究而少有理论研究。金哲松(2000)用最简化的引力模型分析一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发展水平和增长率差异、世界市场竞争程度、地理邻近程度、政治关系及距离对一国贸易流向和贸易流量的影响。盛斌和廖明中(2004)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贸易量决定因素，从总量和部门两个层次就中国对4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进行了估算。林玲、王炎(2004)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国双边贸易进行实证检验，指出GDP、空间距离和国土面积是影响中国双边贸易流量的主要变量。骆许蓓(2003) 重点讨论了引力模型中的距离因素。他认为传统的“直线距离”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引力模型中的“排斥力”问题，进而引入了“调整距离” 。
当然，引力模型也曾遭到一些批评和质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一度认为缺乏理论基础，但在Anderson (1979)、Helpman 和Krugman(1985)、Bergstrand (1989)以及Deardorff (1995)等人的不断发展下，引力模型的理论根基已日渐稳固， 并由此催生了大量的新的引力模型文献;另一个是批评模型的构造方法，集中表现为对横截面数据分析法(包括单一时点和跨时点平均数据)的质疑，然而随着面板数据(或时空数据，合了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法的兴起，被忽视的国家和时间特定效应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2 模型的构建
贸易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Xij=A(YiYj)/Dij，式中，Xij表示国家i向国家j出口的贸易量;A是常数项;Yi和Yj分别表示i国与j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YiYj表示两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乘积;Dij表示国家i与国家j之间的距离，通常用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近似的替代。
为了估算的方便，取自然对数得到线性形式：
lnXij=β0+β1ln(YiYj)+β2lnDij+uij
其中β0、β1与β2为回归系数，uij为随机扰动项。
在本篇文章中，由于该模型的出口国固定为中国，且所选用的仅为截面数据，因此中国的GDP是常量，对回归结果没有影响，因此只需考虑贸易伙伴的GDP。此外，为了考察一些制度性安排对贸易的影响， 例如是否为东盟成员，引入虚拟变量ASEAN。如果j国是东盟国家，则赋值为1，否则为0。因此，上式的模型被进一步改写为：
lnXj=β0+β1lnYj+β2lnDj+β3ASEAN+uj
上式即是本文所用的模型。
3 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2005年中国和33个最大贸易伙伴的截面数据作为实证检验对象。这些贸易伙伴遍布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其中，剔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数据。
数据来源：GDP数据来自经济论坛经济杂谈2005年世界各国GDP排名，从中国的进口额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首都北京与这些国家首都之间的距离由www.indo.com网站的距离计算器得到。
根据所获得的数据，通过计量软件Eviews5.0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如下：
lnXj=3.22+0.69lnYj-0.38lnDj+0.58ASEAN
(4.49)(27.26)(-4.51)(4.31)
R2=0.96，F=256，括号内为T统计值。
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拟合度较高，且各变量也都是显著的。
该方程可以改写为：Xj=e3.22+0.58ASEANY0.69jD-0.38j
该函数表明了弹性的含义：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如果j国的GDP增加一个百分点，则中国对该国的出口将增加0.69个百分点;如果中国与j国的距离缩小一个百分点，则中国对该国的出口将增加0.38个百分点。
4 贸易潜力测算
对出口贸易潜力的估算是运用引力模型模拟“理论”或“自然”状态下的潜在出口额，然后将一国的实际出口水平与模拟值进行比较。若实际值低于模拟值，就称之为“贸易不足”，相反则属于“过度贸易”。即考察中国对贸易伙伴国的实际出口量与Q根据模型预测的出口量Q′之间的比值QQ′，如果该比值在1.0 左右，说明该模型拟合较好，该比值越小说明贸易潜力越大，反之则说明贸易潜力较小。
首先看中国对其出口有潜力的国家，它们分别是孟加拉国、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丹麦、英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芬兰、瑞典、匈牙利、波兰、巴西、墨西哥、新西兰等。其中根据贸易引力模型的测算， 潜力特别巨大的国家为印度、土耳其、丹麦、法国、瑞典、波兰、巴西、墨西哥等国。
其次，来看中国对其出口超出根据引力模型预测值的国家，它们分别是日本、马来西亚、韩国、越南、南非、比利时、德国、荷兰、俄罗斯联邦、智利、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巴拿马等。其中需要要说明的是中国对巴拿马的出口远远超过预测值，因为巴拿马地理位置特殊，是沟通太平洋、大西洋之间最方便的通道， 很多远洋贸易都经过巴拿马。所以中国对巴拿马的出口远高于根据引力模型算出的值。同时中国对荷兰的出口也大大超过预测值。这是因为荷兰是欧洲的水路门户，很多到欧洲的远洋贸易都经过荷兰。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额也大大超过模型的预测值。这是因为在模型估算时，采用中国首都北京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距离作为两国距离的近似替代，而实际上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多半运往西海岸，很少经巴拿马运抵美国东海岸， 所以用位处东部的华盛顿作为距离测算的基准，人为的增大了中美之间的距离， 导致预测值偏小，从而使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实际值与预测值的比值增大。
5 政策含义
从本文对中国出口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来看，GDP、空间距离和制度安排(是否为东盟ASEAN 成员) 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的作用比较显著。另外，通过对模型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引力模型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政策含义。
(1)从实证检验总体来看， 决定中国出口贸易额的主要因素是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规模与空间距离。
这一结论，显然很难从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去寻找答案。古典、新古典的贸易理论从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的角度去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以及相关的福利效应，而引力模型引入空间距离、制度安排等反映交易成本的变量，也较好的解释了中国出口贸易情况，从而开辟了另外一条解释贸易流量的道路。引力模型可以解释这一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问题，为国际贸易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沿着这一思路，可以将交易成本等因素具体化，并可进行实证检验，找出影响贸易的因素及测算影响力的大小，通过控制相关交易成本等变量来调控贸易流量。
(2)虚拟变量ASEAN的显著性表明，中国参加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对外贸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0+1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是一个以优惠关税待遇为主、实现商品货物自由流通的统一贸易区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提出建立并开始谈判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2002 年11月4 日，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一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开始启动，成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在当今世界经济挑战面前争取实现共赢的关键一步。按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安排，2005年7月20日后，对原产于中国和东盟的产品相互给予优惠关税待遇。我国对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泰国等6个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降为8.1%，比最惠国平均税率水平9.9%还要低1.8个百分点。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关税的互惠，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由此可见，中国应该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有选择的参加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 通过降低商品流通成本和劳动力的优化组合，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3)有关贸易潜力测算的启示。
通过本文模型所进行的贸易潜力测算，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哪些国家是属于“贸易不足”，而哪些国家是属于“过度贸易”，这就对我国进行有针对性的贸易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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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因 查阅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价值的金融资源请登陆中国金融资源总库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前十位贸易顺差来源地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586.1亿美元，而美国方面的统计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240亿美元。从两份不同的统计数据说明：2003年中美两国贸易顺差是误差600多亿美元，显然两国统计数字有很大出入。
1、 中美贸易差额统剖析
中美两国统计数字差别如此之大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原因：(1)、美国统计时将中国通过香港部分转口贸易重复计算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方面.(2)、美国贸易数据的收集过程存在很多问题。而中国由于＿直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中国的进出口数字是比较准确的，而美国由于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因此，这一部分也造成无法统计进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说：“据美国商务部自己的估计，美国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没有向该部报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计算在内，1998年美国的外贸逆差只有1010亿美元，而不是政府统计显示的169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
2、 中美贸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总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中美贸易问题，197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直实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国不能以牺牲美国对安全的考虑而换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却转过身来对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感到不满，这其实对中国很不公平。
(2)、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是贸易差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尽管对美国存在偏高贸易顺差，但这些贸易顺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额中的56%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中国正成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削减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并没有将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收益计算在内。根据中美商会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会9月26日联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美国公司去年的盈利状况最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这次调查，其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另外，调查还出人意料地发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市场，美国公司2002年所获得的利润率居然高于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而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收益并未被统计在内。因此，如果包括这一部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 撩开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面纱
美国的进口大量来自本国公司在国外设立的生产线，换言之，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输入货物，现实的贸易许多都是公司与公司，而非国家与国家之单证贸易。据美国《巴隆氏》金融周刊数据显示：这类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销售额达2万亿美元，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占65%，其余35%则输往美国，而这35%在美国外贸统计时均被视为对美贸易逆差。
英国经济学家朱利叶斯就曾经对美国贸易收支统计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当地重复计算，那么，1986年美国的贸易收支就从1440亿美元的逆差变为570亿美元的盈余了。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5年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销售额超过2.1亿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务出口额7940亿美元，几乎达3万亿美元，而外国对美国出口及外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的内部销售额合计为2.4万亿美元，今天的美国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贸易顺差国之一了。
美国向国外的出口额和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2002年达3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进口额和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为2.4万亿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总盈余6000亿美元，这就是分析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时所应全面把握问题的实质所在。
4、 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 20世纪70年代，因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两次大幅上涨，加上来自日本及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经济竞争力和美元汇率之强势，这些都使得美国商品、劳务的贸易赤字在1987年达到1520亿美元的高峰。
(2) 美国恶化的低储蓄率，美国必须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建设资金，即融通资金以进行大量投资建设。但世界各国要能贷款给美国，它们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盈余（贸易顺差）来创汇，以积累资金供“美国需求”之用，即美国的贸易赤字反应了美国国内低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之间的“缺口”及其解决办法，或者说，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其为长期低储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3) 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贸易赤字实际上是“商品回流”。 二、 人民币汇率并非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加的原因
1、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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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06FYY00)
摘要：文章从博弈论角度研究了网络贸易信息的跨文化因素，重点分析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条件下的语言及文化选择，指出企业应根据不同的贸易发展阶段和产品特征采取不同跨文化对策，以期为从事国际电子商务的企业提供参考和服务，有效地开拓国际市场。
关键词：网络贸易；跨文化；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746.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0-0014-04 收稿日期：2008-06-24
随着我国企业的迅速发展，国际市场的开拓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所面对的是与本国存在差异、甚至截然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带来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差异形成跨文化冲突，给企业开拓市场带来严峻的挑战。在网络经济的条件下，一方面随着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幅提高，市场的开放性扩大，跨文化影响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由于贸易在网络中进行，缺乏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增加了跨文化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企业实施国际电子商务时必须充分研究网络贸易信息的跨文化因素。本文基于博弈论的基础，对网络贸易信息中跨文化因素进行初步探讨，希望能为国际电子商务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网络贸易信息的跨文化因素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诸如语言文字、、价值观念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存在着形形的文化差异。这些文化差异对于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往往造成重大的影响。网络贸易以客户的需求为中心，追求交互式的沟通和个性化的服务，信息传递迅速而成本低。一个不起眼的跨文化冲突，可能会因为网络的快速传播而造成呈几何级数式增强的负面影响，从而对企业开拓跨同网络市场形成难以估量的障碍。所以，在跨国网络贸易中，企业必须重视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合情合理合时地处理网络信息的跨文化冲突。从而利用网络快速高效地开拓对方市场。
语言文字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它作为网络贸易信息的跨文化因素，既包括信息时语言种类的选择，也包括组成语言文字的符号相同而含义不同所造成的问题。不同的国家往往会因使用语言的不同，或者相同语言但因地域、文化渊源不同而在语意、语义等方面产生差异，从而带来相应的跨文化冲突。如日本的松下-电器公司在德国推销National商标的产品，销路不畅。，原来，纳粹的民族社会主义开头即是National，松下公司得知这种情况后换成Panasonic商标，销售额马上急速上升。
在网络贸易中，信息的跨文化因素除了语言文字之外，包括审美情趣、、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基于不同的文化，这些因素均呈现不同的特征。这要求企业在跨国网络贸易中应事先了解当地消费者的价值观、宗教及风俗等因素，选择适当的电子商务网站整体风格、合理搭配网页色彩和使用图片，设计符合当地文化的产品描述和说明，合理调整信息和搜索方式。从而在网络贸易信息时做到有的放矢，顺利打开销售局面。
二、网络贸易信息语言选择之博弈论分析
语言文字作为一种重要的跨文化因素。在企业网络贸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根据本企业的现状和目标市场的发展，选择适当的网络贸易信息语言，是企业要通过网络进入目标市场前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下面以中越网络贸易为例，利用博弈论来分析网络贸易信息的语言选择。
(一)中越网络贸易信息语言选择的基本博弈假设
博弈即一些个人或组织，在一定的条件和规则下，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的行为或策略中选择并加以实施，各自取得相应结果的过程。定义一个博弈需要设定四个方面：博弈的参加者、各博弈方可供选择的全部策略或行为、进行博弈的次序、博弈方的得益。随着现代经济活动的规模扩大，对抗性、竞争性越来越强。企业进行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竞争者或合作者的相应策略和市场均衡。因此，博弈论逐渐成为研究企业经营决策的重要工具。
本文以中越网络贸易为例，应用博弈论分析网络贸易信息和接收的语言选择问题。假定中方企业为了开拓国际市场。利用网络进入越南市场，进行以下假设：(1)网络贸易中只存在两个参与方：信息的发送方(中方)和接收方(越方)，且二者都是理性的。(2)无政府或其他外界干预；(3)双方的决策抽象为对中、英、越三种语言的选择。
博弈按参与方决策是否有先后顺序分为静态和动态博弈：按参与方是否对各方得益了解分为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博弈。不完全信息博弈比完全信息要复杂，而且企业在网络贸易前通过调研，可以较为准确地估算出双方在博弈中的利益函数。所以，本文将主要研究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和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这两种情况下的网络贸易信息语言选择。
(二)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下的网络贸易信息语言选择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指各参与方同时决策，且所有参与方对各方得益都了解的博弈。我们进行以下假设：(1)信息的发送和接收仅一次；(2)信息和接收行动是同时进行的；(3)参与人在选择战略时，把其他参与人的战略当作给定；(4)虚拟市场信息是完全的，即博弈方对各方得益完全了解。
基于以上假设可构造出以下收益矩阵。
其中，Q1、Q2Q3分别表示方(中方)使用中、英、越三种语言时获得的收益，c1、c2、c3分别表示方(中方)使用中、英、越三种语言时所要支付的成本；u1、u2、u3分别表示接收方(越方)使用中、英、越三种语言接收(搜寻)时获得的收益，v1、V2、V3分别表示接收方(越方)使用中、英、越三种语言接收(搜寻)时付出的成本。只有信息的和接收使用同一种语言，参与方才有可能获益，否则收益均为0。对方(中方)而言，使用的语言越靠近接收方，被对方接收到的可能性越大，获益越大，即Q1＜Q2＜Q3但随着使用语言不熟悉程度的增加，所付出成本不断增大，即c1＜c2＜c3。而对于接收方(越方)而言，接收信息的语言在本国的普及率越高，付出的成本越小，v1＞v2＞v3，而接收信息的语言在发送方国的普及率越高，所搜索到的信息内容越多，信息的利用效率越高，获益越大，即U1＞U2＞U3。
发送方和接收方均为理性的经济人，故只要发送和接收所使用的语种相同，发送方和接收方均获得大干零的收益、即
Q1－C1＞0、Q2-C2＞0、Q3-C3＞0
U1-V1＞0，U2-V2＞0，U3-V3＞0
在此收益矩阵中，对发送方(接收方)而言，其最优策略会随着对方使用接收(发送)语言的变化而变化。故不存在占优战略均衡，只存在三个纳什均衡：(中，中)、(英，英)、(越，越)。系统最后处于何种状态将取决于参与方对对方策略的猜测。在中越网络贸易开始阶段，由于对对方市场不熟悉，无论方还是接收者都认为对方存网络贸易采用国际贸易的通用语种英文进行发送(接收)信息。基于这个前提下，双方为了利益的最大化，必然都会选择英文。因此，最后系统的状态应为(英，英)。
(三)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下的网络贸易信息语言选择
在动态博弈中，参与人的行动有先后顺序而非同时行动，且后行动者在行动前能获知对方的行动，参与人的行动顺序将会影响博弈的结果。因此，在博弈过程中，参与者往往采取一些战略性行动，影响对方对己方行为的判断或预测，从而获取对己方有利的结果。
随着中越网络贸易规模的不断上升，对于某些中方供大于求而越方需求旺盛的产品，如农业机械、摩托车、小家电等，中方有进入越方市场的强烈愿望，认为一旦采用越语作为双方的网络贸易语言，将提高信息的接收和利用效率，从而增加交易的机会，获得更多的利益。Q3-Q2＞c3-C2，即Q2-c2＜Q3-c3。同时，v2＞v3，越方获知中方采用越语信息后必然会改用越语接收。故中方必然抢先使用越语信息，并通过各种方式将相关信息传达给越方。具体的博弈树如图2所示。
越方获知中方采取越语信息后必然采取越语接收(搜索)，最后双方必将达到(越，越)的均衡状态。
对于中越双方均供不应求但越方的需求强度远大于中方的产品，如有机农药等，越方对贸易的需求强度大于中方，竭力去获取中方产品的贸易信息。越方认为一旦使用中文作为网络贸易语言将减少中方信息的成本，提高中方信息的积极性，从而增加交易发生的可能性，提高获利水平。u1-u2＞V1v2，即u2-v2＜c1-v1。同时，c2＞c1，中方获知越方采用中文接收信息后必然使用中文信息。故越方抢先将使用中文接收信息，并将相关信息传递给中方，具体的博弈树如图3所示。
中方获知越方采取越语接收(搜索)信息后必然采取越语，最后双方必将达到(中，中)的均衡状态。
在现实生活中，网络交易并非是一次性的，网络贸易信息的发送和接收是多次进行的，这是重复博弈。在博弈过程中，参与方不仅要考虑本次博弈的得益，还要考虑以后博弈的得益。另外，由于学习曲线的存在，使用对方本土语言(接收)信息的成木会随着交易次数的增加而减少。随着博弈次数的增加，市场信号传递的效率不断提高。因此，中越双方在网络贸易过程中预计博弈的重复次数越大，参与方向对方发出将使用对方本土语言的可能性越大，双方更容易达到上述的(越，越)和(中，中)的各自均衡状态。
如果越方为信息的方，中方为信息的接收方，亦可得到类似的效果。
三、考虑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跨文化因素后的博弈论分析
在国际电子商务中，企业不仅要考虑网络贸易信息的语言文字，还要考虑网络贸易信息中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跨文化因素。加入这些因素后的博弈分析并不会改变以上各图的收益矩阵，只是进一步提高了采取非本土文化发送和接收信息的成本，即c2、c3、V1、V2增大。
在中越贸易前期，中方对英美文化的研究已较为完善，而对越方市场的文化因素了解程度不深，c2＜c3。另外，中越双方的贸易额不大，无论中方还是越方都倾向于采取英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信息的接收()，并且认为对方也会采取同样的策略，故双方达到(英，英)均衡状态。
随着中越贸易的不断发展，中方对越南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小语种教育蓬勃发展，精通越语人才数量急剧增加；再加上越南多年来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与中方的文化差异本来并不大，c3和c2的差距不断缩小，甚至出现c3-C2＜0，则Q3-Q2＞c3-c2，并且差额不断增大，中方倾向于按越南的文化传统与越语的形式网络贸易信息，再加上随着中越贸易额的不断攀升，对于某些中方供大于求而越方需求旺盛的产品，中方进入越方市场的动力不断增加，Q3-Q2与c3-c2差额进一步增大，最后，中方选择越方文化进行信息并将此信息及时有效传递给越方，双方达成(越，越)均衡状态。
同样，随着越方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精通汉语文化人才数量的增加，对于越方市场需求较大的产品，越方将越来越多地采用中方文化来接收信息，并将此信息传递给中方，双方达成(中，中)均衡状态。
四、结论
企业进行跨国网络贸易时，选择适当的文化因素发送和接收网络贸易信息，将有效地提高国际营销的效率和效益。通过以上的博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在网络贸易发展初期，由于对目标市场的不熟悉和双方贸易量较小的原因，参与方使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英文)及文化习惯(英美文化)进行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和接收。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对目标市场文化研究的深入，针对不同产品在双方市场的需求偏好和需求强度，采用本土文化或目标市场文化的可能性不断增大。
(二)在网络贸易中，随着交易双方信息交流速度和效率的提高，使用对方市场文化来(接收)信息的可能性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大大增加双方的贸易机会。参与者要想扩大对方的市场份额，发出将采用对方语言文化的贸易信息的信号，这种信号必须能迅速被对方接收才能获得预想中的效果。因此，政府和行业协会应在贸易信息的交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加强对双方市场的产品需求分析，准确把握使用不同文化信息获得的收益，趋向于博弈中的完全信息，从而提高企业网络贸易信息跨文化策略选择的准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