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基本特征范文1
形象思维这个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用法。当别林斯基说“诗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寓于形象的思维”的时候，“形象的思维”是当作一个静态的概念（即思维结果）来使用的。当毛主席说“诗要用形象思维”的时候，“形象思维”是当作一个动态的概念（即思维过程）来使用的。前一种用法，着重在说明文艺本身的特征；后一种用法着重在说明作家、艺术家进行文艺创作的思维过程的特征。毛主席的说法科学地揭示了文艺创作过程的特殊规律，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家、艺术家从社会生活中获取种种生活材料之后，要经过一个从酝酿构思到艺术表现的过程，才能塑造出鲜明的艺术形象。这塑造艺术形象的整个过程，就是作家、艺术家进行艰苦的形象思维的过程。所以，形象思维是作家、艺术家的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形象思维既是一种运动，那么我们就应该从运动的角度去把握它的基本特征，了解构成这种思维运动的基本单位，运动的推动力量，运动的发展路线等。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把握：
第一， 形象思维运动以具体的生活图画为基本单位。
逻辑思维一般是舍去事物的具体感性的特点，以一个一个的抽象概念作为思维运动的基本单位。人们借助概念形成各种判断和推理，做出理论的总结，以反映客观的规律，这是逻辑思维的一个基本特点。形象思维的目的则是要塑造出具体感性的艺术形象，这就决定了形象思维始终不舍弃生活本身的具体感性的特点，而以一幅一幅的生活图画为思维运动的基本单位。在创作过程中，作家、艺术家虽然身居斗室，可他们的头脑却象电影银幕一样，一幅又一幅的具体生活图画在这里相继浮现出来，忽而是古代荒村，忽而是现代城镇，忽而是江南春*，忽而是北国雪景，忽而是清风朗月，忽而是暴风骤雨，忽而是情人相会，忽而是英雄献身……，万千图景，接踵而至，构成了文艺创作的思维运动。此种情形就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的《神思》篇所写的那样：“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刘把不可能提出“形象思维”这个概念，但他用“神与物游”一语实际上指出了作家创作过程是以生活图象为基本单位的思维运动，这就相当精确地接触到了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
形象思维的全过程，都是以生活图画为运动的基本单位的。
在酝酿构思阶段，作家凝神默想，可他的头脑就象一匹奔马，在一幅幅生活图画之间驰骋，一会儿涌现出从生活中捕捉到的形象，一会儿浮现在生活经验基础上虚构的画面。毛主席在酝酿构思《七律二首·送瘟神》的时候，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这难道是一些概念在毛主席的头脑中转动吗？不，是昔日千村薛荔、万户萧疏的惨象，和今朝银锄起落、铁臂摇动的美景，象展翅的鸟儿一样，在毛主席的头脑中飞翔。鲁迅的《阿Q正传》，在《晨报》编辑约稿的当天晚上，就提笔写了一段，鲁迅之所以能写得如此快捷顺当，不是没有原因的。鲁迅说：“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原来阿Q这个形象，已在鲁迅的头脑中生活了好多年，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所以一提笔就能“写他出来”。苏轼善画竹子，他的经验是：“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逐，以追其所见……”。画中之竹从胸中之竹而来，胸有成竹，才会有画中之竹。这确是经验之谈。清代画家傅山有一次为友人作画，作画时谢绝别人参观，可他那位朋友有些好奇，打算看看他是怎样画的，就躲在远处偷看。但见傅山动笔之前，手舞足蹈，或跳或跃，和疯子一样。友人大惊，就急忙跑过去，从背后伸手抱住了他的腰。傅山感叹地大叫道：“你这简直是败了我的画兴，这怎么办？”于是掷笔不画了。傅山作画前的情形有些怪诞，可是从形象思维的角度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一个画家在构思时，头脑中呈现出一幅一幅的生动画面，由于精神高度集中，仿佛身临画境，连自己也似乎变成了画中的蝴蝶或飞鸟，于是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了。郭沫若构思《地球，我的母亲》的情形和傅山作画的情形十分相似，他说：“《地球，我的母亲》是民八学校刚好放了年假的时候做的，那天上半天跑到福冈图书馆去看书，突然受到了诗兴的袭击，便出了馆，在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把‘下驮’（日本的木屐）脱了，赤着脚踱来踱去，时而又率性倒在路上睡着，想真切地和‘地球母亲’亲昵，去感触她的皮肤，受她的拥抱。—这在现在看起来，觉得有点发狂，然在当时却委实是感受着迫切。”郭沫若为什么在写诗之前会如此“发狂”呢？可以肯定，当他受到诗兴的袭击之时，地球的形象已在他的头脑里跳动着，但还不够鲜明生动；于是他迫切需要亲自和他描写的对象——地球——亲昵拥抱，以使地球的形象在头脑里更鲜明、生动地活动起来，完成诗的构思过程。毛主席、鲁迅、苏轼、傅山和郭沫若的创作经验或创作前的精神状态虽然不尽相同，但都说明了作家、艺术家在创作的酝酿构思阶段，的确是以一幅幅具体的生活图画为基本单位来思考的。随着作家对这些生活图画的选择、比较、加工、虚构，逐渐形成了一些最清晰、鲜明、生动的图画，完成构思的深化过程，从而开始进人了艺术表现的阶段。
在艺术表现阶段，那些清晰、鲜明、生动的生话图画（人物形象、景物形象），更加活跃地在作家头脑中跳动着，仿佛不是作家本人而是活跃在他头脑中的那些人物形象、景物形象，在催逼着作家拿起笔来，将他（它）们描绘出来。据说，德国诗人歌德自己说过：每逢诗兴来时，便跑到书桌旁边，将就斜横着纸，连摆正它的时间也没有，急忙从头至尾矗立着便写下去。歌德写诗时之所以会有这种急迫感，乃是因为此时头脑中的形象猛烈地敲击着他的心扉，催着他写，不许他再有片刻的延缓。《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的体会也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当写到高峰的地方，就搁不下笔，时常是为了第二天工作才强制着放下笔，我每天晚上写书的时候，不感觉是坐在温暖的宿舍里，而是在林海雪原里，和小分队的战友们在一起。”曲波所说的这种情形，正是形象思维深化的一种表现，是不难理解的：当一个作家全神贯注进行创作的时候，也正是他头脑中种种人物形象、景物形象最为活跃的时候，因此作家完全被自己构思的形象吸引住，以至失去了对周围事物的感觉，而与自己笔下人物融为一体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形象思维进入成熟阶段，人物形象就要按照他自身的逻辑去行动。法捷耶夫曾说过：“在作者用最初几笔勾画出主人公们的行为、他们的心理、外表、态度等等之后，随着小说的发展，这个或那个主人公就仿佛开始自己来修正原来的构思，—在形象的发展中仿佛出现了自身的逻辑。”又说：“如果作品的主人公是为艺术家所正确地了解，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就会带领着艺术家向前进。”《风雪之夜》的作者王汶石也有相似的体会，他说：“人物性格一旦形成，一旦活跃起来，他就要顽强地按照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思想性格、个人气质来思考，说话，作事，行动，抒发内心情绪，这时候，他常常却要跟他的作者发生争执，和作者的主观随意性对抗，作者描写他，就不得不揣摸他们的性子，顺着他的脾气，引导着他沿着作品的合乎逻辑的主题思想的虚线向结局前进。”作家自己虚构的人物，竟会站起来跟作家发生争执，提醒他的作者应该怎样描写他，这岂不太奇妙了吗？其实，此种情形在创作中是不少见的。如鲁迅开始写《阿Q正传》时，并没有料到阿Q的“大团圆”结局，但阿Q自己却一步一步向这个结局走去。又如法捷耶夫写《毁灭》时，最初的构思，美谛克应该自杀。但后来似乎是美谛克自己出来说服作者，他不应该自杀。文学创作中的这种奇妙的境界正是形象思维运动达到了高度成熟阶段的标志。因为经过艰苦的形象思维之后，人物形象在作家头脑里定型了，于是他就要顽强地按照他的性格去行动、说话，所以这时候仿佛不是作家在指挥人物，倒是人物在支配作家。上述几个例子虽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作家在艺术表现阶段的思维状态，但都说明了：当作家进入艺术表现阶段之后，生活的图画不但没有从作家头脑中消失，相反它更清晰、更鲜明、更生动，同时也更活跃。
我们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用的是形象思维，是指作家思维的主导倾向来说的，这里并不排斥逻辑思维。事实上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往往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当作家一旦处于形象思维状态，就以生活图画作为思维运动的基本单位。有人可能质向：不论那种思维运动，都必须以语言为工具，而“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这岂不是说任何思维都要依赖抽象的概念，怎么能说形象思维以生活图画为运动的基本单位呢？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诚然，无论何种思维的确都以语言为工具，而任何一个词语都已是对客观事物的抽象，因此语言具有一般性的品格。科李家正是利用语言这一般性的品格，进行抽象的判断、推理，进行逻辑思维。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语言的一般性又可转化为个别性。当作家把普通的词语按照一定的语法结构化为具体的文学语言（具有形象化、个性化和感情色彩特点的语言）的时候，就可以运用这种语言描绘个别的具体的感性的人物形象和景物形象等。例如，“闹”这个单词，当它不和别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的确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因为它是对各式各样的“闹”的现象的抽象。但是，当“闹”这个单词被诗人按照一定的语法结构、当作文学语汇放进“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的时候，它就化为具体的生动的形象了。不是吗？我们读着“红杏枝头春意闹”这句诗，仿佛就置身于明媚的春光里，看见那一群美丽蝴蝶和蜜蜂，围着那朵朵鲜艳的杏花，跳舞唱歌，闹个不停。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作家处于形象思维状态时，生活图画和描绘这种图画的语言（默念的）必定是同时出现在脑海中的；在这里，生活图画是内容，语言则是外壳。囚此，我们说形象思维以语言为工具，又以生活图画为运动的基本单位，是并不矛盾的。
第二， 形象思维运动以强烈的感情活动为推动力量。
在形象思维过程中，在作家头脑里运动着的，除生活图画之外，还有作家的感情。
在形象思维过程中，为什么会充满作家的感情活动呢？我们说这是由艺术的本质所决定的。高尔基说：“艺术的本质是赞成或反对的斗争，漠不关心的艺术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因为人不是照相机，他不是‘摄照’现实，他或是确定现实，或是改变现实，毁灭现实。”这种“赞成或反对的斗争”当然要贯穿整个形象思维的过程。当作家进入形象思维之后，他的脑海中相继浮现出了栩栩如生的形象，这些形象有真的、善的、美的，也有假的、恶的、丑的，作家似乎就处在这些形象的包围之中，实地感受着他们的种种崇高的或卑下的、伟大的或渺小的思想言行，作家对他们不可能漠不关心，不可能无动于衷，必然要鲜明地表现出赞成或是反对，爱或是憎。这样一来，形象和感情紧紧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强烈的感情活动，不但伴随着生活图画，贯穿形象思维的始终，而且对思维运动起一种推动作用。
在体验生活阶段，生活为作家提供了具体感性的生活图画，同时也拨动了作家的感情的琴弦。这种深深根植于生活土壤里的感情，对于形象思维运动的产生来说，是一种推动力，这是许多作家的一致体会。白居易在《寄唐生》一诗中说：“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三千里江山》的作者杨朔的体会是：“有好几次，我见到我们志愿军的英雄行动，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太感动了，感情逼迫我要去描写他们，歌颂他们。”[11]白居易和杨朔，一古一今，他们共同的创作经验，都说明了作家从生活中捕捉形象，有了实感，同时产生爱憎，有了真情，正是这“真情”诱发了作家创作的要求。这就证明了在形象思维运动的最初一瞬，作家的感情活动就是不可缺少的推动力。
在酝酿构思和艺术表现阶段，即形象思维运动的发展和成熟阶段，作家的感情活动没有消失，而是更强烈、更深刻、更有规律。作家的感情随着艺术构思中的人物形象的命运而起伏变化，可能为理想人物的成功和胜利而笑逐颜开，也可能为他们的失败和牺牲而潸然泪下；可能为反面人物的罪恶行径而怒不可遏，也可能为他们的可耻下场而拍手称快……。这种情形，屡见不鲜。许多作家都有相似的体会。作家杨沫说《青春之歌》“着意刻画了卢嘉川、林红、江华……这些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英雄形象。我爱他们，尤其是卢嘉川。当写到他在牺牲前给林道静的那封最后的信时，我的泪水滚落在稿纸上，一滴一滴地把纸都打湿了。”[12]作家姚雪垠也说：“任何一个小说作者，他对自己所写的英雄人物和故事情节不感动，不充满激情，他的笔墨不可能深深地打动读者的心弦，唤起强烈的共鸣。我在写《李自成》第一卷和第二卷的过程中，常常被自己构思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纵横和哽咽，迫使我不得不停下笔来，等心情稍微平静之后再继续往下写。”[13]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它说明作家的感情随着形象一起运动，是形象思维的一条普遍规律。任何作家一经进人形象思维状态，那么不但会有接连不断的生活图画浮现上他的脑际，而且会有起伏不停的感情涌流在他的心头。然而，重要的还不在于证明在形象思维的发展和成熟阶段，总是伴随着强烈的感情活动，而在于怎样说明这种感情活动对形象思维的推动作用。创作实践证明，在形象思维的深化运动中，如果作家的感情汹涌酣畅，那么思维中的形象就飞腾活跃，就会出现“下笔如有神”的境界；反之，如果作家的感情贫乏凝滞，那么思维中的形象就干瘪苍白，就会陷入文思枯竭的境地。上面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同样也可以说明在形象思维运动中作家感情的充沛饱满，对于作品形象的鲜明生动，有着直接的影响。《青春之歌》、《李自成》等作品能创造出那样血肉丰满的形象，难道跟作家在创造过程中那种强烈的感情活动没有密切关系吗！作家的强烈感情活动对形象思维运动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作家的感情活动不仅对形象思维运动起着推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对形象思维运动的方向，还起着某种规范作用。当然，对形象思维起指导作用的是人们的世界观，但因为感情和世界观是分不开的，一定阶级的感情就是一定阶级世界观的具体体现，所以在形象思维过程中，感情对形象思维起着某种程度的引导作用，是毫不足怪的。例如，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家，带着一腔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那么即使他主观上想描绘工农兵的光辉形象，结果还是办不到。因为他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顽强地然而是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整个形象思维运动中去，写出来的工农兵，必然衣服是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却是小资产阶级的。这就说明，作家的感情正确与否，对形象思维运动的方向影响很大。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在逻辑思维过程中，不也时时流露感情吗？这跟作家在形象思维过程中的感情活动，有什么区别呢？
应该说科学家在逻辑思维过程中的确也有感情活动，它跟作家在形象思维过程中的感情活动的区别是相对的，但毕竟还是有区别。一般说来，它们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在逻辑思维过程中，科学家有时为研究工作遇到挫折而烦恼苦闷，有时为研究工作获得成果而欢欣鼓舞，他们较多地是对研究的任务产生了感情，对研究的对象或是不产生什么感情，或是较少产生感情，而在形象思维过程中，作家时而兴高采烈，时而痛哭流涕，他们更多地是对描写的对象（如人物形象等）产生了感情，对创作任务的感情则是比较次要的。其二，在逻辑思维过程中，除某些政论家外，一般科学家的感情，尤其是自然科学家的感情，不会直接影响他的研究对象，不能把自己的感情渗透进研究的结论中去；但在形象思维过程中，任何一个作家的感情毫无例外要直接影响到他描写的对象，而且必然要把自己的感情灌注到所描绘的艺术形象之中。由此可见，作家在形象思维中的感情活动和科学家在逻辑思维中的感情活动，确实是有不同的。
第三， 形象思维运动以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并进为发展路线。
在形象思维运动中，作家头脑中的生活图画沿着什么路线向前运动呢？我认为形象思维运动的路线，是由形象思维运动的目标所决定的。对于进步的革命的作家来说，形象思维运动的目标，就是要创造鲜明的艺术形象，以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而艺术形象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体，就是说它一方面是具体的感性的独特的，一方面又是普遍的一般的概括的。《祝福》中的祥林嫂，有不同于他人的出身、遭遇、语言、行动、心理状态、生活习惯，所以她是具体的独特的；但她又代表了旧社会千千万万受封建“四权”压迫的劳动妇女的共同命运，所以她又是普遍的一般的。创造这种一般与个别统一的艺术形象，就是形象思维运动的目标。为达此目标，形象思维运动就只有一条路线，那就是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并进。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高尔基曾说：“假如一个作家能从二十个到五十个，以至从几百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每个人身上，抽出他们最特征的阶级特点、性癖、趣味、动作、信仰和谈风等等，把这些东西抽取出来，再把它们综合在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的身上，—那么这个作家靠了这种手法就创造出‘典型’来，—而这才是艺术。”[14]鲁迅也有相似的说法：“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者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15]高尔墓所说的“综合”，和鲁迅所说的“拼凑”，实际上就是概括化，当然这种“综合”和“拼凑”又不象科学家在逻辑思维时那样，把具体、感性、独特的成分舍去，“综合”、“拼凑”出几条抽象的公式、定理、定律来，而是“综合”到“一个小商人、官吏、工人身上”，“拼凑”到“一个”“角色”身上，并保留和丰富那些具体的感性的独特的东西。这实际上又是个别化，概括化和个别化就这样同时进行，不可分割。
下面，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进行和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形象思维运动的最初阶段，浮现在作家脑际的生活图画是比较庞杂的，美与丑并存，真与假并存，精细与粗糙并存，深厚与浅薄并存，精华与箱粕井存，主要的与次要的并存，现象与本质并存。因此此时作家头脑中的生活图画还不鲜明、不精细、不清晰、不完整、不定型。随着形象思维运动的发展，作家根据作品主题的豁要，对生活图画进行选择、比较、综合、舍弃、连级、生发、改造、虚构等艺术加工，也就是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于是形象思维进人了成熟阶段，此时作家头脑里的生活图画越来越鲜明、精细、清晰、完整和定型，构成了完美的艺术形象。形象思维从最初阶段进入成熟阶段的整个过程，一方面抛弃了那些偶然的、次要的东西，综合了那些必然的主要的东西，使形象能反映出一定社会生活的一般本质和规律洞时另一方面，又不舍弃生活本身的具体、感性的特点，反而通过创造性的想象等艺术加工，使形象更丰满，更生动、更独特。这样，就同时完成了形象思维的概括化和个别化的运动。
形象思维运动的这一特征，为无数文艺创作实践所证实。这里试以小说《李双双小传》的创作过程为例：据作者李准说，李双双的原型不止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其中包括一个热心学文化的妇女组长，一个争强好胜并敢和男人大声说笑的妇联主席，一个绰号叫“二炮风”的大公无私的年轻女炊事员，一个又爱丈夫又敢教育丈夫的党员队长。[16]这几个人物本来毫不相千，她们的事迹有些也没有多大意义，至于夫妻吵架、热心学文化、大公无私办食堂等事情，也分散在好几个人身上。但是作者在形象思维过程中，舍去了那些没有多大意义的材料，把不相干的事情连缀起来，把那些农村新型妇女共同的大公无私的优秀品质、大干社会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敢想、敢说、敢干的思想作风，都集中到李双双这样一个人物身上，这样李双双就比生活原型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成为了新中国农村先进妇女的代表，从而有力地反映出了社会主义新生活给中国妇女带来的思想性格大解放的本质规律多同时，这个经过作者取舍、连级、集中、想象等艺术加工而塑造成功的李双双，是血肉饱满的活生生的单个人，她的语言、行动、心理状态、作风气派，以至生活经历，却是独一无二的。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为创造这一典型人物所进行的形象思维的过程，井不是先抽取人物共性，再外加点人物个性特征；也不是先定好人物个性特征，再往里填人物的共性；概括化和个别化是不可分离地同时进行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典型人物达到充分的阶级共性和鲜明的个性的有机统一。小说创作是这样，写诗、画画也是这样。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方面是诗人对当时到处可见的生活现象的高度集中，有力地反映了唐代封建社会贫富悬殊、阶级对立的本质规律，同时另一方面，诗句所描绘的这幅鲜明画面，又是从杜甫自京赴奉先路上所见到的生活图画中提炼出来的一幅独特的生活图面。可以这样说，诗句所描绘的是一幅画（个别的），同时又是许多幅画（一般的）。正象李双双是一个人（只有这样一个李双双），同时又是许多人（她代表了千百个新中国农村先进妇女）一样。王维的画《袁安卧雪图》，里面翻了雪里芭蕉，既让白雪映衬绿燕，又让芭蕉徽倪冰雪，这粉突出了芭蕉欣欣向荣、一派生机的普遍性格，同时这“雪里芭蕉”的奇特生动的情景，毫无疑问又是举世无双的。这些诗和画之所以能达到一般与个别的和谐统一，正是因为诗人、艺术家在进行形象思维的时候，不是把概括化和个别化机械地割裂开来进行，而是沿着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进行的路线发展的。
我们说形象思维以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并进为发展路线，但并不是说凡形象思维都可以揭示生活的本质规律。世界观落后或反动的作家，也用形象思维，也是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进行，可他们笔下的艺术形象，决不能揭示生活的本质规律。
综上所述，形象思维运动的基本特征是：以生活图画为运动的基本单位，以强烈的感情活动为推动力量，以概括化和个别化同时井进为发展路线。生活图画来源于生活，强烈的感情也来源于生活，概括化和个别化也要以深厚的生活为基础。因此，强调文艺创作要用形象思维，实际上也就是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投入火热的斗争。这就清楚说明，我们所主张的形象思维论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一切否定、指斥形象思维的论调，都是毫无根据的。
注释：
《鲁迅全集》（十卷本）第三卷，第281页。
苏轼：《东坡全集》第32卷。
参见《历代画家故事》第114页。
《沫若文集》第十一卷，第143, 144页。
参见《沫若文集》第十卷，第205页。
曲波：（（关于<林海雪原》）），《北京日报》1957年11月9日。
法捷耶夫：《和初学写作者谈谈我的文学经验》，见《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第57页。
王汶石：《漫谈构思》，见《人民日报》1961年2月2日。
列宁：《哲学笔记》1962年版，第303页。
《高尔基文学论文选》第414页。
[11] 杨朔：《我的感受》，见《人民文学》1953年第1期。
[12] 杨沫：《关于<青春之歌）的通讯》，见《北京文艺》1977年第8期。
[13] 姚雪垠：《李白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
[14] 高尔基：《我怎样学习写作》第6页。
思维基本特征范文2
【关 键 词】邓小平/变通/思维方式/原则性/灵活性
【 正 文】
世间万物都具有变动不居的本性。这种本性要求认识主体在把握事物的时候，必须根据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而变更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不能死守常规，呆板处事。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能自觉根据事物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做到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从不固守某种过时的理念和模式。因而，他的思想和行为总是能与时代合拍，与历史合流。他的这种变通思维在实践中发挥到了极至，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功。
一、根据事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决定自己的行为和策略，果断地抛弃那些过时的原则和模式，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真正做到因时而变，顺势而为，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一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在战争年代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他在指挥作战时，从不拘泥于某种固定的原则，而是敌变我变，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与刘伯承一起，打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大胜仗。
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的变通思维发挥得更为出色。他不断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提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及时变更那些过时了的、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思想、观念和模式。他的这种通权达变、顺势而为的思维方式，多次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危难关头度过难关，化险为夷，使社会主义历史航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他关于国际局势和时代主题判断的转变；关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变；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关于思想战线斗争重点的转变；关于军队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等，都是变通思维方式的产物和结晶。
邓小平的变通不是无目的的变通，也不是无根据的变通，而是建立在对事物发展现状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变通，有着深厚的哲学底蕴。
首先，事物发展的纵向历时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发展呈现着过去、现在、未来的历时特征。现在是过去发展的结果，未来是现在发展的趋势。事物在不同的发展时段中，都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和性状。认识世界，归根到底就是认识事物的性质和特点。改造世界，就是根据事物的特点和规律赋予人的主观影响，使“自然世界”变成“人化世界”。达到这一结果的根本要求就是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态势，确立科学的目的、意图和计划，使主观愿望符合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在某一发展时段内，事物的根本性质可能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必然会有性状改变的量的积累。这也要求我们的思维和认识在保持相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量的或局部的调整，以预备和迎接事物可能发生的质的跃迁或突变，而不至于在历史转换时期束手无策。事物发展的历时性特点客观上要求人们的思维不能一成不变，应有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思想准备。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第283页）。
其次，事物发展的横向差异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同一事物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不仅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且由于不同的地理特点、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自然环境等，决定了事物在横向比较中具有极大的性质上的不平衡性。无视这种差异性，对大时空范围内具有明显差异的事物采用同一视野、运用同一方法、套用同一模式，就是一种人为的“统一”，就势必抹杀事物的个性，抑制和扼杀事物的生机和生命。对于这种不区分具体情况而采取“一刀切”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邓小平一向是深恶痛绝的。他曾反复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与自身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精神。也就是反对不分差别的削足适履的做法，主张因地制宜，变通行事。他在要求别人的同时，自己首先做出了表率。他在将中国纳入到整个世界体系中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从来没有抹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主张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说：“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第265页）
正是在这种变通思维的指导下，中国不断将国际上的先进东西内化于本民族的文明之中，形成了浓烈的民族气势和特色，展现了取长补短、扬长避短、为我所用但不为所制的发展风格。
其三，事物发展的时空交错性决定着思维的变通性。事物的发展不仅有着时间上的先后和空间上的距离，而且呈现出“同时而不同速”、“同位而不同时”的时空差异及错综复杂的情势。如不同的地区同时进入某一历史时期，但发展速度却大不相同；处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由于发展起点不同和其他条件的差异，表现出了明显的“落后”与“先进”，甚至“原始”与“现代”等在时间标示上的“落差”。有的地方不仅发展起点低，而且在空间位置上也不占“天时地利”，在发展上就更显得吃力费劲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复杂性更要求人们具有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变通思维，对特殊的地区采取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否则，就会使已有的差距无限拉大，造成对系统整体发展的伤害，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邓小平在考虑党和国家的政策时，总是体现出区别对待的特征。他要求不同的地区都要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能发展快的就不要人为地限制，没有条件发展快的也不能拔苗助长，都应该量力而行。这是变通思维的生动体现。
二、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于认识和行动之中，真正体现出“刚”“柔”相济，“针”“绵”互补，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二个基本特征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场送给邓小平八个字：“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刚”和“针”指的是原则性，“柔”和“绵”指的是灵活性。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邓小平变通思维的又一个重要特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邓小平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非常重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他看来，没有原则性，就失去了大局观念，失去了纪律性，就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但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会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就只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就难以跟上形势的发展。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邓小平认为，坚持原则性，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人格和觉悟。坚持原则性，最重要的是体现在党性观念上。他严肃地指出：“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第2页）
他对那些党性不强的干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第177-178页）
可见，没有党性，就没有原则性。
讲原则性就要服从大局，有大局观念。不服从大局，就无原则性可言。中国的大局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大局下行动，不管以何种理由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都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
原则性还表现为纪律性，即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没有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对党的政策阳奉阴违，评头论足，就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一个党如果没有纪律性，就是一盘散沙，就没有战斗力，就无法带领人民完成历史的重任。因此，邓小平十分严肃地指出：“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第366页）
对原则性有着深刻理解的邓小平，一向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即使在遭受政治打击、身处逆境的情况下，在原则问题上也毫不妥协让步，表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胸怀和豪情。邓小平坚定的原则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和态度上。正是他这种坚定的原则性，才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在世界的高空。
邓小平对灵活性也有精深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灵活性首先表现为将抽象的、原则的问题具体化。原则是一种刚性的东西，必须要落实在具体行动中。原则可以变通执行，但决不是可有可无、可硬可软、可高可低的。要在实践中坚持原则，就必须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邓小平认为，贯彻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即原则性，必须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以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他说：“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第280页）
可见，灵活性与具体性密不可分，没有具体性就没有灵活性。
贯彻灵活性，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原则性带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对全局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各地方、各单位的实际情况不同，贯彻上级指示的时候，就不能笼统行事，而应因地制宜。应当“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第316页）可见，没有区别性也没有灵活性。
灵活性还要体现在掌握分寸、注意火候上。原则的东西往往只能从全局的需要出发，指导性的方针和政策，不可能照顾到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在执行原则的时候，就要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来贯彻执行。要做到既不违背原则，又符合本地区的实情，就必须注意分寸，掌握火候。邓小平多次讲过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都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过头。对拿不准的问题，不要匆忙做结论。对人对事的处理不要绝对化，要留有余地等。他在讲到如何总结“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时说：“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第149页）
在邓小平看来，不掌握分寸和火候也没有灵活性。
在处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问题上，邓小平总的想法是，原则性是基础，灵活性是保证，脱离原则性讲灵活性会变成相对主义；脱离灵活性讲原则性会变成机械主义。只有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出色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思维方式和领导艺术，是邓小平理论修养、政治智慧、领导魄力以及人格、胸怀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没有厚实的理论根底，就不可能辨明方向，看清大局，也就谈不上坚持原则的问题；没有胆量和魄力，没有无私无畏的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就不可能坚持原则；没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就不敢变通，或者不会变通。所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要做到像邓小平那样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就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三、变是有根据的变，通是有条件的通。无论是坚持原则还是灵活变通，都必须注意适度性，“过”或者“不及”都会损害和破坏事物发展的秩序和规律。这是邓小平变通思维的第三个基本特征
邓小平在强调变通时，特别注重适度性问题。在他看来，离开了适度原则，就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变通，而是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表现。
第一，适度变通必须是在原则允许范围内的变通。原则的东西是管大方向和全局的，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的特点。各个地区和单位在贯彻普遍原则的时候，允许和提倡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实行变通。但这种变通必须在总的原则指导下进行，体现原则的总体精神，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原则。如果以本地区情况特殊而脱离大的原则另搞一套，甚至与上级规定的原则背道而驰，就不能叫变通，只能叫“执行走样”或者“故意犯规”。适度变通不仅不违背原则，而且是创造性执行上级指示的表现，因而应该大力提倡和鼓励。
第二，适度变通必须是有条件的变通。所谓有条件的变通，主要有三层含意：一是在不变通就无法贯彻执行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二是在不变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妥协和让步）就会危及事物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三是在有利于原则更好地落到实处的情况下应实行变通。这三种条件下的变通，概括地讲，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离开了具体条件讲变通，本身就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任何普遍原则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普遍原则。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第118页）这段话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求根据具体条件变通执行上级的指示。
人的思想和行为不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必然陷入僵化和保守，就不可能有创造和发展。既然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通，就决不能离开具体条件讲变通，否则就是乱变一通，就必然导致相对论和诡辩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有的人以历史条件变化为借口，提出“马列主义过时了”，主张用别的思想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针对这种论调，邓小平反复指出，这不是讲变通，这是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因为尽管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的前提条件没有变。只要我们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具体理解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可以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在具体内容上进行变通，但马列主义的旗帜决不能丢。
第三，实行适度变通必须反对三种错误倾向。
一是反对思想僵化的保守主义。邓小平认为，要进行适度变通，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除保守僵化的思维模式，敢于正视新问题，接受新事物，确立新思路，开创新局面。思想保守僵化，就会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就会只要原则性，不要灵活性；就会只当“收发室”，不当创造者。在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来，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历史条件下，死抱住不合时宜的原则不放，只要书上没有讲的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僵化思维方式是绝对行不通的。
有的人认为，原则性比灵活性好，太灵活了，容易把事情搞乱。邓小平并不这样看问题。原则性与灵活性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那种脱离灵活性的原则性，是教条主义的代名词；而脱离原则性的灵活性，则是相对主义的附属物。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辩证统一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第114页）
二是反对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突出特点就是主观与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际相脱离，从主观愿望和主观想象出发，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做决定，办事情，不讲科学性，不按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邓小平认为，坚持适度变通，必须反对这种错误倾向。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关键是要吃透上级的精神，摸清下面的实情，找准理论与实际、上情与下情的结合点。所以，实行变通不是主观上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而是要根据客观事物的要求来变；不是随便怎么变都行，而是要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如果事物的发展没有提出变通的要求，而是凭着人的主观愿望随意地、盲目地进行变通，不仅不会促进事物的发展，而且会事与愿违，破坏事物发展的正常进程。
怎样克服变通过程中的主观随意性？邓小平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他说：“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第217页）
凡是在实践中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的结果。凡是不能实行有效变通的，都是脱离实践、脱离群众、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造成的。
三是反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实用主义。在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有的人喜欢从本单位和个人的利益出发，以个人利益作为变通的标准。凡是对我有利的就变，对我不利的就不变，而不管党的事业是否受损失。在这种实用主义哲学的支配下，它们不是认真领会中央政策的精神，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下功夫，而是挖空心思地钻党的政策的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玩“政治魔术”，以个人或小团体利益损害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这实际上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对立起来，以所谓的“灵活性”破坏党的原则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对于只讲灵活性，不要原则性，只讲“对策”，不要政策的实用主义做法，邓小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可多了。”对于这些“歪门邪道”，他主张用党纪国法来进行约束，不能视而不见，放任不管。他说：“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第112页）
各级领导干部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中间环节，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重任，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忠于党的事业，坚定地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决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在执行政策中允许因地制宜，灵活变通，但变通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那种以变通为幌子离开党的政策，践踏党的原则，搞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所谓“对策”，与适度变通是格格不入、相去甚远的。
参考文献
[1l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思维基本特征范文3
关键词:地理思维 思维能力 学习实践
在当前推行素质教育中,要求培养学生能够发现问题,自己能解决问题,这也是能力的培养。地理教学中,地理老师是如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呢?也就是地理思维能力,这要求老师要知道什么是地理思维能力,地理思维能力是地理能力的核心,它是在地理表象和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认识活动的过程。
一、创设问题情境――促使学生思维
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思维是从疑问和惊奇开始的。学生有了疑问才会去进一步思考问题。在教学中,我一方面引导学生“于疑难处质疑”“于无疑处质疑”“于核心处质疑”,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激活思维,如在探讨“我国地理位置具有什么优越性”时,有学生提出“我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位于大陆和临海各有什么优越?”另一方面,努力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创设问题情境,步步设问,使教学过程成为生疑―解疑的过程。例如:在探讨我国的地势有什么优越性时,“先设问我国地势怎样,然后设疑我国地理位置怎样,再提出临海会出现什么问题”,从地理的角度进行分析。
二、个性化笔记本――培养学生思维的习惯
练习是地理教学中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学会运用地理知识去观察地理现象和思考地理问题,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我以课堂笔记作为突破口,进行个性化的练习。教学步骤是:要求每个学生都准备地理笔记本,用来记课堂上教师的板书,记学生自己的所思所想,记课外收集的地理信息和资料,用来做练习。笔记本成了记录学生学习过程的个人档案,成为评价学生学习目的和学生读图、画图、分析、调查、研究性学习、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具等等的依据;练习的内容具有可选择性,如进行“中东”地区的教学时,我根据课文,围绕“世界长期的热点地区”提出了“三洲五海之地”“世界石油宝库”“水资源匮乏”“民族、宗教矛盾”四个课题,供学生自由选择某一课题进行研究性学习。
三、探究地理基本概念――构建地理思维的基础
地理概念是进行地理思维的必要基础,没有地理概念,就无法形成地理知识体系,也就无法表述地理知识。地理教学中,我们要面对大量的地理概念,而最迫切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最基本的地理概念,构建系统的地理知识结构,这样学生才能灵活地运用地理基本概念来分析和解决地理问题。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掌握,必须与学生对各种事实、现象和失误的深入思考紧密联系起来。教学的首要任务是让学生本人进行思考,创造自己的思想并把它们表达出来,而不是记住别人的思想。为此,对一些基本地理概念的教学,我尝试采用“观察设问―学生独立练习―讨论―小结”的探究式教学模式。
四、运用地理知识结构,探究学习区域地理特征――形成地理思维的能力
区域地理是初中地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学习区域地理特征是培养学生分析、综合、判断、推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如何有效进行区域地理特征教学,同时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呢?我尝试“两步”教学。
1.建构系统的地理知识结构
建构系统的地理知识结构,有效的方法是改变教学结构,把系统地理作为教学的核心,把区域地理作为教学的实例,注重将系统地理与区域地理有机的结合起来。例如:“经纬网”与“认识七大洲的地理位置”“地形特征”与“分析各大洲的地形特征”相结合;开展“地形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气候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等话题的讨论,注重突出人地关系的教育;注重各地理要素的相互联系,如“河流与地形、气候的关系”“影响城市分布的因素”等等。
2.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探究学习区域地理特征的方法
初中地理区域划分很多,各区域的结构、知识层次、能力结构都基本相同,因此,对区域地理特征的教学,我注重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究问题和掌握学习方法。我把这部分的教学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1)选择世界的一个区域,以案例分析法进行教学,使学生初步掌握区域地理知识结构及分析区域地理特征的方法。
(2)选取另一个或两个区域,训练学生学会利用区域地理知识结构独立分析区域地理特征。
(3)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运用综合法、比较法,探究世界地理、中国地理的区域特征。例如:提出问题:①为什么中东地区为世界长期的热点地区?②列表比较欧洲西部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特征、人文地理特征方面的差异。
思维基本特征范文4
高三历史复习,大体包括两个大方面:一是夯实基础知识，二是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和学科素养。首先，知识是能力的载体,没有牢固的基础知识,能力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夯实基础知识包括：两大线索中国史和世界史，三大模块政治制度、经济文明、思想文化。其次，历史思维能力和学科素养犹如一条龙的眼睛,在当今的考试中显得尤其重要。所谓历史思维能力，我认为主要有:历史知识的归纳、总结能力,历史知识的分析理解能力,历史知识结构的重新建构能力,历史知识的运用能力,历史材料的解读和分析能力,历史复杂问题的解决能力等。所谓历史学科素养，在今年的高考中依旧考察五项基本的核心素养：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以下我将高三历史复习的各阶段工作进行总结。
一、研究考试大纲、考试说明，制定高考复习计划。
结合考纲要求和学习目标，回归教材文本，并依据两大线索和三大模块对知识点进行顺序调整、知识整合，制定小单元章节知识点的复习目标和具体计划。
二、阶段复习安排
一轮复习：2017年7月-2018年2月；二轮复习:2018年3月-5月；三轮复习5月-6月。
三、复习工作中的亮点
一轮复习是高三复习的基石、是高考成败的关键。
第一，对教材章节顺序进行调整，对单元知识点进行纵向整合。具体做法：1.在宏观上，每个单元的复习先明确时间线索，宏观总结单元知识的阶段特征，并且梳理出单元知识点结构。2.在微观上，尽量挖掘教材信息，挖掘知识点的内在联系，使一个个历史知识（历史现象）形成完整又逻辑严密的系统。从纵向的角度认识和把握历史知识，使学生吃透教材，掌握基本史实、形成历史概念、总结基本线索、求证历史（现象）发展规律、建立完整的有深度的单元知识体系。
第二，建构历史知识体系，创建历史思维能力和学科素养。复习时注重历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将学生零星的、孤立的知识点与历史发展主线相结合，逐渐形成由小到大的知识体系网络。这种知识网络是多方面的，纵向的既有单元知识网络也有专题知识网络；横向的有中西方同一时期专题知识对比网络。比如：纵向的有：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线索，中国经济文明专题发展线索，横向的有中西方近代文明对比线索。为了使学生对知识网络构建全面，具体做法：1.每个单元复习结束后要求学生总结单元知识点思维导图。2.每个专题复习结束后，根据时间线索整合专题知识点思维导图。3.每个模块复习结束后，再专题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时间线索构建中西方对比思维导图。其中单元的思维导图和专题思维导图在一轮复习笔记中呈现，横向知识点对比思维导图以A4纸张总结归纳。
第三，习题处理，每课时练习、每单元练习扣准基础知识，对错题进行纠错整理，专题练习进行选择整合，选择题精选部分真题训练，培养历史思维和学科素养。
二轮复习，重在整合历史阶段特征，培养历史思维能力和学科素养。
此轮复习是对前一轮复习的深化和提高，是培养学科能力素养的关键阶段。此轮复习的基本策略是：二轮复习是横向的阶段特征知识点的复习，是不同国家、地区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阶段特征。复习时要做好同一时期内部知识点纵向的对比梳理，同一时期中外阶段特征横向的对比。既要注意专题与专题之间的本质联系，又要做好中外历史的联系和结合。从而形成中外历史相结合的立体网络体系，从而达到真正掌握学科体系和认识历史客观发展规律的目的。
具体做法：首先，在每个阶段特征复习时继续坚持明确时间线索，以时间轴为中心，梳理出每个阶段特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知识并构建阶段特征的模板框架。在此我给学生总结了近十年高考重大历史事件大事件表，学生人手一张，进行时代线索的背诵记忆。第二，整合阶段特征知识点框架，进行阶段特征的默写。有了统一的模板之后，重点就在于每个阶段特征的内容是否掌握，所以在每个阶段复习结束后，都进行阶段特征的背诵默写。每个阶段做到全部批改、订正纠错、个别复查等。目的是既要让学生熟练掌握和应用每个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征，又要训练学生主观性试题的答题思维和答题模板。培养学生分析、比较、概括、系统化的能力，进一步掌握唯物史观、时空观念解决史实论证和历史理解的能力。第三，二轮分层复习。进入3月艺术生回归班级进行文化课备考。所以针对艺术生的特殊需求，对二班的二轮复习进行调整，具体做法是：1.坚持每个阶段特征的默写、批改、纠错。2.对一轮复习中的某些重点专题知识进行抄写背诵记忆。对艺术生进行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知识点复习。第四，在作业习题方面，针对高考题型进行专项训练，选择题甄选注意两个方面的选题内容，一是阶段特征内容知识选择，二是高考12题模板选择训练。将这两类选择题结合训练，尤其是第二类高考12题模板训练，每周布置两个15分钟的限时训练，让学生熟悉历史12道选择题考察顺序和知识点分布，总结选择题总体技巧和知识点漏洞的梳理。
三轮复习：注重知识点巩固、答题模板技巧总结。
三轮复习又叫“回扣复习”，是对一轮、二轮复习的巩固反馈，是对做题技巧和答题模板的总结。具体做法：第一，确立模板意识，进行模拟套卷的做讲结合。训练时间、训练答题技巧和思路、训练答题格式、弥补知识点漏洞。确立模板意识，提高应用能力，选择题训练做题时间、做题思路技巧、正误选择的命制规律。传统材料分析题整理三大类型模板，原因背景类、影响评价类、特点比较类。以及史料分析、分层信息、概括总结、答案整合的方法技巧。小论文题的三段式答题格式和论题的概述表达。第二，关注时政热点，主题考点的总结归纳。注重热点主题和历史知识点的有机结合以及灵活应用。第三，回归基础、回归课本，进行知识点的查漏补缺。避免重复性知识漏洞和错题，在后期模考、大练考、限时训练中，要求学生对错题归纳整合，梳理知识漏洞和做题思维的常见错误。根据学生自身情况整理错题或错题本搜集错题等。
四、复习工作中的不足
第一，在一轮复习中，知识点思维导图中，根据时间线索构建中西方对比思维导图做的比较粗略不够彻底完整，所以纵向横向立体知识体系整合复习中学生存在一定的短板。
第二，纠错本整理工作做得不够彻底，前期基本在作业练习中以作业纠错的形式呈现出来，后期才用独立的纠错本进行整理。
第三，复习课和习题课的应用。一轮和二轮复习中能贯彻应用复习课课型。习题课应用比较粗略。只在题型类上实现了习题课的讲练，应该在知识点习题课、试卷讲评方面进行完善。
第四，史料解读能力的训练不够扎实，涉及相关能力的训练时间过短。同时选择题专项训练开展的有些晚，如果在一轮复习中每周加一个选择题专项训练，那么效果会更好。
思维基本特征范文5
摘要基于社会实践的长期积累，人类在几千年的社会及文化发展进程中创造了语言，发展了思维，同时也创造出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语言记录方式，即文字。在我国汉字文化当中，甲骨文作为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形式，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古代文字研究中可追溯到的时代最早、体系相对完整的重要资源。与此同时，在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中，甲骨文也成为人类社会对早起创作思维研究的最原始材料。因而，本文将从文字创造的思维方式入手，对文字创造的基本思维进行整体概述，进而结合对现存殷墟甲骨文的研究，对甲骨文字中做蕴含的思维特征进行简要分析与讨论。
关键词文字创造；甲骨文；思维特征
1文字创造的基本思维方式
目前，从我国大陆通用的简体字来看，国家标准的一级字库当中含有汉字3755个，可以说，这3755个常用的汉字，都是在历史的创造与发展中而形成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一直以来，对于文字创造的思维方式，可谓众说不一，不同的专家及学者都是各持己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许慎所谓的“六书”说和唐兰先生的“三书”说。
1.1“六书”说。
许慎在其《说文解字序》中有“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记载。其中“仰观俯察”是说人类通过自己的亲身感觉和直觉去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的过程，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指对人类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环境中各种现象进行摄取并概括成文字的完整过程。这种由“观”到“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最初人类创造文字的基本思维。而在这种思维过程的基础上，许慎总结出了文字创造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和转注的六种思维方式，即“六书”。
1.2“三书”说。
而唐兰先生却在其《古文文学导论》疑问中反驳了许慎的“六书”说，建立起了包含象形、象意与形声在内的“三书”说。唐兰先生三书说凸显了人类在思维方式发展的三个阶段：
首先，贯穿于第一个阶段的思维方式即为“观物取象”，当然，这并不是指客观地模仿，而是通过对事物形体的净化，使用抽线线条进行点化的一种概括性与抽象性的思维方式；
其次，贯穿于第二阶段的思维方式是通过综合取象而完成的象意表达。不管是从广度上看，还是基于思维方式所能够达到的深度上来考虑，都已经突破事物的整体形态，实现了对事物的抽象表达；
另外，形声这一思维方式实际上是文字创造在前两种思维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突破，虽然仍旧以事物的形象为基本依托，但部分文字已经转化成为表义的偏旁，而另一部分则成为表音的声符，思维方式突破了取象思维的单一性，创造出了形象与声音相结合的综合思维。
基于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这两种文字创造的思维方式，结合目前我国已经发现的甲骨文来看，甲骨文字中又能够体现出哪些具体的思维特征呢？
2甲骨文字中所体现的思维特征
目前，我国已发现约15万片甲骨，包含涉及政治、文化、军事、社会习俗等不同内容在内的4500多个单字。排除尚未识别的甲骨文字，就目前已经识别的近1500多个单字来看，已经基本具备了许慎“六书”说中所包含的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和转注这六种思维方式。而具体来看，甲骨文字中所蕴含的思维特征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形象性、描写性、概括性和象征性。
2.1形象性思维。
在甲骨文字中，不管是哪一种概念的表示，都离不开与具体形象的联系，这一点从目前我们仍然沿用的繁体字中也可以得到有效体现。在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对于同一个文字的表示往往有几种甚至是十几种书写方式。而这些代表同一个文字的不同甲骨文字则往往反映着创造者在思维方式上的转变与发展。
尽管随着思维方式的不断变化与深入，对于同一个文字的写作方式会出现差异，原有的象形表示方式逐渐被抽象地线条符号所替代，但文字创造却始终没有脱离具体事物这一根本的造字基础。比如说与时间相关的甲骨文字，基本上都是与日、月的形象以及两者所处的空间位置等紧密相联的；而那些描述颜色的甲骨文字也几乎都与颜色相关的某个或者是某些特定事物结合在一起。
可以说，形象性思维作为一种广泛性的造字方式成为甲骨文字创造者思维的主导，始终贯穿于甲骨文创造的整个思维过程当中，即便是甲骨文字中相对较少的某些形声文字，文字的整体结构中也无法脱离对“形象”思维的影响。因而，形象思维是甲骨文字中最基本的思维特征。
2.2描写性思维。
以上对形象性思维的分析中以及提及，甲骨文字的创造依赖于事物的原貌，而从已发现的甲骨文字中可以发现，最早的甲骨文字实质上就是对对应事物形象的一种细腻描写。当然，这种细腻的描写不仅仅是针对那些静态的事物，即便是那些动态的事物，其对应文字也可以采用细腻且精确的描写形式进行展现。
以“鸟”这个字为例来讲，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动物类型，鸟是一种动态的事物，而在甲骨文字专著《甲骨文编》中，收录了近二十种关于“鸟”字的甲骨文字的写法，将这近二十个甲骨文字放在一起，每一个文字都可以看作是一副栩栩如生的鸟的速写图，这些“速写图”将飞扬流动的各种线条诉诸于画面当中，从不同的角度捕捉并勾勒出了鸟的动态形象，从静态的文字当中给人一种“动”的感觉，进而将甲骨文字创造者们捕捉时鸟的瞬间动态展现地淋漓尽致。除此之外，，在甲骨文字中，“走”字的上部是上下摆动的手，“射”字中则包含一张张紧的弓弦，也同样在静态的文字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动态感。
不难看出，甲骨文字的创造者们总是可以按照事物本身或者是事物的动态进行精确地描写，将不同事物在空间当中的形态、动态、位置以及动作等如塑如画般地展现出现，这直接体现出他们思维中所具备的“描写性”这个显著特征。
2.3经验性思维。
“由于人心的不明确性，每逢它落到无知里，人就把他自己变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这是维柯再起《新科学》当中提及的一句话，放到甲骨文字的创造上来说就是，甲骨文字的创造者们面对某些复杂的自然问题以及事物的时候，不能够作出准确的思维判断和逻辑分析与解释，这时候就只能依据自身的经验，以相关的认知去看待、去解释、去创造。
以甲骨文字当中的 “粦”字来讲，是在火的下面加了两只脚，赋予其行动的基本属性，这是因为根据那个时代文字的创造者们，只是看到磷火飘忽不定地游移，所以认定磷火应该是有脚能走的。这种文字创造方式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具备较强的经验性特征，因而，甲骨文字中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又具备经验性特征。
2.4象征性思维。象征性思维实际上与唐兰先生文字创造中“象意”的思维方式相近。也就是说加固文字创造者在进行文字创造的时候，不再只是局限于对事物进行原貌的还原或者是细腻的描写，而是通过比较暧昧的方式进行象征性地体现。
以“雷”字来讲，在甲骨文字中，是四个鼓勾连在一起的形状。因为不能用肉眼看到“雷”的原貌，所以无法以形象性和描写性的思维来进行文字的创造，所以根据耳朵所听到的声音，想象其声如鼓，所以采用四鼓勾连的形式来表其意。从这个字的创造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其中所包含的联想与比况的过程，归纳来看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象征”。因而，甲骨文字中的创造思维同时包含象征性的特点。
3结论
任何文字的创造都是一个完整的思维过程，即便是最简单的形象勾勒与细腻描写，也是经过一定的思维过程之后才形成的动作。而作为我国汉字文化发展历史中重要的原始资源，甲骨文字中饱含着创造者们的思维方式与思维特征，对于帮助我们了解盘庚迁殷之后两百多年间人们的生活、推动我国汉字文化的发展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究。参考文献
［1］李振峰.深于取象:甲骨文字的意义生成及其文学意蕴［J］.北方论丛,2011,(01).
思维基本特征范文6
一、什么是历史思维，什么是历史思维能力
历史思维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由归纳思维和演绎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理论思维结合，以时间为主线，以空间为主轴，通过史料逐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思维。
历史思维能力是主体运用已掌握的历史知识和从长期的历史学习中形成的特有的透视眼光与方法去观察、分析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事物，解决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问题的能力。
二、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
中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养成，取决于历史知识的掌握和历史思维品格的内化。历史知识的掌握另加详述。历史思维的内质特征是历史思维品格，主要有：唯实、信据、求全、尊史。
第一，唯实――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唯实是历史思维根本的内质特征，也是历史学科最根本的规范要求。在人文学科中，史学最重真实。如果抽掉真实性，那就不是历史。诸如哲学重在逻辑，文学重在想象，艺术重在美感。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而万死不辞。如中国古代司马迁承受酷刑痛苦，仍然秉笔直书。历史学家吴晗刚直不阿与见风使舵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二，信据――言之有物，不假设、不篡改。历史思维的特征之二是信据，而且是唯据是信。历史学科的上述真实性建立在言之有据的原则之上。历史是最讲依据的学科之一，每一个观点，每一个结论都有充足的依据佐证支持，决不是空中楼阁，更不是猜测臆造。所依的根据必须真实可靠。历史教学必须言之有物，教学中必须做到论从史出，而不是以论定史。教育学生为人处世不可信口雌黄，说话办事要有根有据。
第三，求全――全面详实，不偏颇、不遗漏。全面是历史思维的又一特征。我们对历史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解释是史学履行基本功能的重要手段。史学解释经常出现这种情形：解释所运用的理论非常先进，解释的逻辑过程也非常严密，解释的依据也绝对真实，但结论却是错误的。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占有的材料不够全面。历史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历史课本中的历史资料，同时还向学生提供必要的历史资料。
第四，尊史――还历史本来面貌，不厚古薄今、不以今度古。尊重历史，还历史本来面貌是历史思维的又一内质特征和基本品格。尊重历史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思维方法。历史主义思维方法产生于近代西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近代历史主义方法，提出了科学的历史主义方法，即历史唯物主义。
三、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的意义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是完成历史教学三维目标的最重要的环节。历史思维要求将历史事件放入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解释。历史是按顺序发生的事件之间的联系进行解释的。因而历史必须将要研究解释的历史客体放入时间坐标轴的特定位置上进行分析。
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自主地学习历史。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有赖于历史思维的养成；而历史思维的养成，又有赖于主体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和历史思维品格或历史思维内质特征的内化。在历史思维能力的形成中，学生的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空前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