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趋势范文1
关键词：金融监管；全球化；功能性监管
一、当前金融运行格局下传统金融监管方式面临的问题
由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资金的结构和流向、投资品种及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和通讯的进步，为金融投资创造了更加广泛的活动空间和崭新的运行形式。同时，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频繁，杠杆投资和衍生产品的风险也大为增加，竞争压力和追求高回报使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冒险意识上升。这一切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日益增大。
（一）金融并购和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并购事件层出不穷，金融业的并购浪潮对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银行业的兼并加强了银行业集中程度，一方面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因为风险管理不当而积重难返。这些超级巨型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对整个金融机构乃至国民经济将造成灾难性的打击。这就是所谓的“太大不倒”（toobigtofail）。其次，金融业的兼并浪潮使金融业的竞争进入垄断竞争时代，如何防止金融风险在恶性竞争中积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成为监管当局的新课题。再者，金融业的兼并逐渐冲淡了银行业和证券、保险的界限，无疑加大了监管难度。
（二）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和分散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和业务把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但是从全球或全国的角度看，金融创新仅仅是转移或分散了某种风险，并不意味着减少风险；相反，金融机构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可能会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大的数量上承担风险，一旦潜在的风险转变为现实损失，其破坏性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具体而言，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要代表的金融创新作为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1995年巴林银行的倒闭非常明显地显示传统监管结构和方法已不再合适。
（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快了金融改革步伐，推进本币自由兑换、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资银行进入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并在国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在各国金融市场自由流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各种金融风险同样可以通过国际传递，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程度相比，原有监管原则对于新兴市场的监管效果是很有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东南亚、东欧和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四）网络信息革命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
随着电脑、网络、电子商务等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银行在各国得到迅速发展。网上银行经营成本低，并且依赖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地理边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多领域、跨国界进行低成本扩张。如何对这些金融活动进行适当有效的监管，将是摆在国际金融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另外，目前在因特网上提供支付服务的大多数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协调和处理好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一）金融监管目标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表明，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体系的本身特点，市场的运作有时也会失灵，在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理论主要以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弥补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为主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困扰发达国家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破产，在金融监管理论方面，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学术理论界和实际金融部门不断扩大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浪潮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逐步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除了继续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之外，也开始越来越注重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金融监管理论这种演变的结果，是安全和效率之间的新的融合与均衡。
（二）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过渡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弃分业经营体制转向混业经营，与此相对应的是调整了监管体制，实行统一监管。首开统一监管先河的国家是英国。1997年英国政府率先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金融监管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金融服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实行统一的金融监管。美国通过1999年11月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现了由完全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模式的转变。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统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浪潮就席卷全球。现在，从西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来看，至少有39个国家采取不同形式的统一监管，统一监管的国家比例为53.4%.
（三）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四）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
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自律水平，成为国际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国际监管领域正呈现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转移的趋势，即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对官方监管的依赖，另一方面越来越注重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创造充分发挥自身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作用的环境。《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明确指出，应更加重视银行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作用，以促进更高层次的金融稳定与安全。监管当局通过审查银行内部的风险和资本管理程序，确保其建立完善的内部评估和管理系统，以此来保证资本的充足性；即使在计算最低资本充足率时，也应更加依靠银行自己对风险的评估，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以便更准确地度量风险并安排相应的资本金防御风险。
（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
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金融监管法规为依据，并严格依法监管。第一，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经验加快一些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如《金融机构破产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第二，调整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如《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以适应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第三，制定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严格金融执法，建立有效的市场惩戒机制。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
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应该包括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业组织自律、金融机构内控和社会监督，我国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1 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金融监管的趋势范文2
一、监管角度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
美国在1999年11月通过的《金融现代化法案》中专门列出一章规定和解释了功能监管，其中对经纪人和交易商、对银行投资公司业务活动及银行控股公司业务活动监管、对不同金融监管机构之间职能协调都作了较全面的规定。这被认为是功能监管原则在金融监管实践中的正式确认。
功能监管的提出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形式和内容存在易变性，过去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现在可能出现问题。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机构的名称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其性质和职能已发生很大变化。二是在不同地域、法律和政策安排、人文传统下，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定、职能定位上可能出现较大差别。三是对金融基本功能而言，执行某项功能的载体（机构）有许多，既可以由银行、保险、信托、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机构执行，也可由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品来执行，而且同一机构也可能具有不同的金融功能。四是从长期趋势来看，金融产品正不断地从金融中介向金融市场转移，即“非中介化”。所以，重要的是对金融功能进行监管，而不是传统上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强调功能监管还因为，相对于金融机构和金融组织形式而言，金融体系基本功能很少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因而具有相对稳定性。一般而言，金融体系具有六大基本功能：（1）清算和支付功能，即金融机构提供了便利商品、劳务和资产交易的清算支付手段。（2）融通资金和股权细分功能，即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各种机制，汇聚资金并投向大规模的无法分割的投资项目，或者通过细分企业的股权来帮助企业实现分散化。（3）为在时空上实现经济资源转移提供渠道，即金融体系提供了促使经济资源跨时间、地域和产业转移的方法和机制。（4）风险管理功能，即金融体系提供了应付不测和控制风险的手段和途径。（5）信息提供功能，即金融体系通过提供价格信号，帮助协调不同经济部门的非集中化决策。（6）解决激励问题。在金融交易中，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而且存在委托关系，金融体系则提供了解决其中激励问题的渠道。
实施功能监管而不是分机构监管，可以增强监管机构的灵活性和应变性，减少寻租活动的机会，从而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
二、监管重心从合规性监管转向风险性监管
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20世纪末，以英、美、日等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业分业经营体制纷纷为混业经营体制所替代，各金融机构间传统的业务界限日益模糊，金融机构出现了同质化，产生金融风险的单位数量迅速膨胀。同时，金融市场复杂多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一是金融市场内部结构层次越来越丰富，金融衍生产品规模急增。二是金融机构网络化，特别是网络银行（业务）迅速发展，金融机构普遍采用了网上交易。三是表外业务日益增大。一些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已成为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比例达到40％甚至70％。这些创新业务在收益更大的同时，风险也更大，而且更易扩散。另外，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为大规模资金跨国迅速调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增强了国际金融风险。
现代金融风险在风险规模、风险结构及传导机制、发生频率、扩散速度等方面表现出许多新的变化特征。金融风险事件的爆发频率加快，数量增多，风险规模与风险损失出现了扩大化的趋势，而且金融风险传导速度加快、范围扩大、系统影响加重。同时就引发金融风险的原因来讲，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技术性原因上升，风险因素高度复杂化。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案等都是典型的案例。这就促使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重心从传统的合规性监管向全面有效的风险监管转变。
风险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资产质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重点监管。它是在识别、度量金融机构金融风险的基础上，按照审慎监管原则，提出的一整套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监管措施。目前的风险监管主要的特点是：（1）强调各类金融机构的自我监管。各类金融机构都应当建立综合性的风险监管内控机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2）强调系统全方位的风险监管。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发挥内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应建立机构内部的风险管理政策及监控规程，建立风险测算与监控系统以及独立控制机制，同时监管机构应及时、全面地掌握风险信息。（3）在风险预防方面，强调对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事先预防措施和事后性保护措施。（4）在外汇管理方面，强化对各种（表内外）外汇风险进行全面而充分地监管。（5）在交付清算方面，强化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和建立存款保险体系。（6）在改善内部风险管理方面，强调高级管理人员应参与银行的总体政策设计；明确管理风险和经营衍生业务的权力和责任；银行内部审计人员按照风险程度对业务和资产进行评估；重视报告资料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在整个交易规模基础上进行风险衡量与汇总；进行风险测试，包括对不利事件的识别和潜在风险的检验，以及对银行抵御最不利事件能力的评估；定期审查监管方法及其模型的有效性水平。
三、监管区域从国内监管转向国内和国际监管并重
近年来，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金融机构发展迅速，成为金融监管当局不能忽视的监管对象。在监管的区域上，从一个国家的国内监管向国内和国际监管并重转变。金融业的国际化监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为了有效监管金融机构的境外业务和离岸业务，各国监管当局纷纷实行了金融机构的跨境监管，即对同是经营境内业务和境外业务的金融机构进行境内外机构和境内外业务的并表监管。如，根据巴塞尔委员会有关文件规定，对一家跨国经营的银行的监管必须在母国监管当局和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进行合理的监管分工和合作。一般来说，母国监管当局要负责对资本充足率、最终清偿能力等实施监管，东道国监管当局负责对所在地的金融分支机构的资产质量、内部管理、和流动性进行监管；同时，母国和东道国应对监管的目标、原则、标准、内容、方法以及实际监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协商和定期交流。目前已有的经验表明，这种跨国监管可以有效地防止金融监管真空的出现，因而是有效的。
第二，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日益增加。一是在市场准入方面，都把金融机构的母国金融监管水平和质量作为重要标准。二是各种国际性金融组织在进行重组和调整后，其影响力逐步走向了全球化，如著名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三是国际监管合作逐步进入了制度化阶段，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国际性制度约束日益成为各国金融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四是金融监管的国际标准日趋统一，其统一性、权威性、严肃性和协调性正在逐步得到加强。五是旨在协调国际汇率、短期资本流动和防止国际金融犯罪的国际监管合作趋势不断加强。
四、监管模式从分业监管转向统一监管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银行开始突破货币市场展业的限制，纷纷向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渗透，一些实行分业经营的国家转向了混业经营体制。英国、日本分别于1986年和1996年通过相应法律，打破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界限，实行混业经营体制。美国也在1999年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开始进行混业经营的时代。混业经营的局面带来了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使得原先按监管对象设置监管机构的原则受到挑战。同时，金融机构的同质化，则突出了进行统一监管的必要性。
统一监管是指由统一的监管主体对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统一监管的一种方式，其重要表现之一是统一监管机构。20世纪初，各国一般由中央银行统一货币的发行。由于证券融资市场份额不大，金融监管的职责统一在中央银行。二战以后，中央银行更多地承担了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等职能。20世纪60、70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导致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中，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由中央银行承担，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的监管则由证券监管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机构承担，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保险监管机构来承担。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逐步达成共识，认为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长期致力于维持物价的稳定。于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开始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在强化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时，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交由另外的政府专门机构承担。
在没有设立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的国家，各金融监管机构间的沟通与合作也得到加强。例如在美国，虽然是分散监管，但通过指定牵头监管者的办法，由某个监管机构负责对监管对象的整体监管（如美国由美联储牵头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综合性监管），其他监管机构负责提供专业和具体的监管报告。再如，英国通过在英格兰银行、财政部、金融服务局之间签订谅解备忘录（MOU）的办法，对监管信息共享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样，监管机构间具有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统一监管能顺利实现。
五、监管手段从传统监管技术向现代监管技术转变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金融创新和网络银行（电子银行）的迅速发展，金融业务本身所具有的技术含量逐渐上升。同时，新的金融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这些新的金融产品的收益风险计量的技术性程度加深。而且金融科技的发展和金融工程的应用，使得金融监管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之由于道德风险和抽象会计原则本身所导致的金融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受到严重影响，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和司法手段，或单凭直觉经验已经难以有效监管规模日益巨大和加速变化的各种金融活动，对于金融监管的技术创新要求与日俱增。监管技术的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针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在金融业的广泛运用，监管当局开始对银行业技术进行适当监管。例如美国虽然对网络银行采取了审慎宽松的政策，但在监管实践中强调网络和交易的安全、维护银行经营的稳健和对客户的保护。美联储曾以银行监管与规则部信函方式规定了信息外购与交易程序、信息技术检查频率、信息技术的评估、网络信息安全的合理操作指引等；储蓄机构监管局的规则和备忘录提出了交易网站指引，规定了电子操作最终规程、信息技术检查程序等。
第二，针对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监管的计算和计量技术日益复杂和精确。以金融工程为标志，大量的现代金融产品和衍生工具被开发、设计、推广、应用，其监管中所运用的计算技术日益复杂化。比如，1986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曾发表了《银行表外风险管理的监管透视》，对表外业务的风险种类、风险评估以及管理控制等提出了意见。随后，巴塞尔委员会又频布了《衍生产品管理准则》、《关于银行和证券公司衍生产品业务的监管信息框架》、《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补充规定》、《关于市场风险资本要求的内部模型法》等关于监管技术的文件。又如，美国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还专门制定了银行综合评级体系等技术性文件。
金融监管的趋势范文3
关键词：金融监管；新趋势；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6）09－0032－04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频繁。根据危机爆发的先后顺序主要有1994年底美国奥兰治县破产案和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初英国巴林银行倒闭和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巨额亏损，1996年底阿尔巴尼亚金融危机，1997年初英国国民西敏士银行巨额亏损和年中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濒临倒闭，1999年初巴西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经济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往往都有涉及金额大，波及范围广，造成的损失严重的特点，它们的影响不仅是国内的也是国际的。大量金融危机使金融监管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按照金融监管所涵盖范围的大小，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简单地说就是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随着金融创新、金融信息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发展，金融监管的主体和对象日益扩大，狭义的金融监管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因此，本文对金融监管拟采用一种广义上的定义：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1]这一定义包括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实践的抽象总结。
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仅8个主要发达国家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所占的比例就高达55．5％。，他们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往往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方向。[2]由于时代背景和经济金融条件不同，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很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一）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理论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理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要不要监管，如果要监管的话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监管展开的。它的发展变化以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发展变化为依托。对金融监管理论影响最大的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是18世纪70年代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和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它们分别成为金融监管是放任自由还是加强政府干预的理论来源。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并占据统治地位，金融监管主要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则是凯恩斯主义独领的时代，政府普遍对金融活动进行干预。70年代到90年代，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复兴”，金融自由化理论也因此大行其道。进入90年代后，随着大量金融危机的爆发，人们开始审慎地看待金融自由化，并努力从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中寻找平衡。
以上分析是对金融监管理论发展的总体评述，不过，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金融监管也不例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兴起，金融监管理论呈现出以信息经济学为分析范式的趋势。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一般市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全的现象。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中交易的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的信息，信息不完全是指信息供给不充分、故意隐瞒真实信息甚至提供虚假信息。由于信息对于金融交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信息不对称还是信息不完全都会导致金融市场交易的不公正的效率损失。以“贷款人――银行――存款人”这一关系链为例，贷款人与银行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贷款人具有信息优势，银行很难确切地知道贷款人的真实状况和贷款的具体用途及使用情况；而从银行与存款人之间看，存款人所掌握的信息更不充分，存款人在银行如何使用存款方面知之甚少，也比银行更不清楚其存款的去向和被贷款人使用的状况。这就有可能出现贷款人把风险或损失转嫁给银行，银行也有可能把有的风险或损失不适当地转嫁给存款人，同样，在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与债权人之间，也会出现类似情况。信息经济学向人们说明，不仅仅是贷款人，银行也有可能产生道德风险，这就改变了以往金融监管理论只对贷款人进行监管而忽略了对银行监管的做法，使监管更为全面。作为对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理论的回应，2004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的新资本协议（《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把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作为该协议的第三大支柱载入其中。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实践的新趋势
金融监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涉及的内容十分庞杂，并且各国在具体的金融监管实践上更是差异明显。因此，考察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必然遇到统一性不足而多样化的困难。为此，下文将以监管的目标、主体、依据、对象和方式等内容作为分析框架，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做一些分析。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
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因此，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3]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这一观点的另一佐证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风险监管进行连篇累牍的论述，但对商业银行如何从监管中获取收益的论述却显得很不充分。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
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近年来，一些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例如，在欧元区国家中，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复存在，有一半国家将银行监管部门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另外，根据1999年各国中央银行公开出版物显示，只有35％的工业化国家将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内，而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则把银行监管职能放在中央银行之外。[4]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推进，金融业务逐渐走向综合化，分散的监管很难满足金融业发展的需要，金融监管主体具有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但已经不再是集中于中央银行。挪威于1986年、加拿大于1987年、丹麦于1988年、瑞典于1991年、英国于1997年、澳大利亚于1998年成立了统一监管机构，并将其移出中央银行。日本、韩国、新加坡相继效仿，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墨西哥、南非、奥地利、德国、爱尔兰和比利时都有类似改革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所有西方国家都从分散化监管向集中监管转化。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但是，分散化的金融监管并没有被放弃。
3．监管依据的新趋势
为了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每个国家都在不同时期根据不同的经济金融环境制定出一系列金融监管的法规作为金融监管的依据。毫无疑问，这些金融监管法带有显著的国别特征。但就西方国家整体而言，其监管依据却有很大的共性。巴塞尔委员会于1988年7月颁布的“巴塞尔协议”和1997年9月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们对稳定金融体系具有很大的作用，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银行监管文献。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银行经营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和风险管理水平的日益提高，1988年的资本协议已经越来越滞后于风险监管的需要。2004年6月，在经过长达6年的制定期后，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简称新巴塞尔协议或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或巴塞尔协议Ⅱ）。新资本协议反映了现代金融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国际金融活动的游戏规则。例如，审慎合理的风险承担、科学准确的风险衡量、充分有效的内部控制、科学合理的资本配置和风险敏感的资本监管框架。虽然目前很多国家还不具备实施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条件，但是随着2006年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十国集团①的实施,将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效仿。
4．监管对象的新趋势
20世纪早期金融监管的对象主要是商业银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了大量非金融机构，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使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膨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使跨国银行和其他跨国金融机构与日俱增，这些现象的出现都使金融监管对象日益变得多样化和复杂化。
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例，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中已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现在机构类型日趋多样化，发展迅猛，并且其资产和负债规模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领域日益拓宽，在金融创新、资产重组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而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在日本，由于银行、证券、信托以及保险业务、长短期批发零售业务、政策性业务等都是相互分离的，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更加多样。因此，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经济影响和货币供给两方面考虑，金融监管当局都不得不重视和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5．监管方式的新趋势
20世纪上半叶，金融学基本上处于定性分析阶段。20世纪后半叶，金融界发生了两次华尔街革命②，工程思维被引入金融学，标志着金融学进入了定量分析阶段。一些人开始利用数学工具研究金融，进行数学建模、理论分析、数值计算等定量分析，以求找到金融活动的内在规律并用以指导实践。但是模型化监管虽然代表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然而这一方式无法避免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道德风险问题。具体地说，这种监管方法可能会使银行建立两套模型：一套用于内部风险评价的模型，该模型不遵照监管当局的参数标准，而是采用该领域内的最新技术，用于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另一套模型仅仅用于决定监管资本，这套模型完全遵照监管者的要求而设定。也就是说，采用这种监管方法没有办法使监管者完全能够证实被监管者上报监管当局的风险价值是否与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所确定的风险相一致。
为了克服这种缺陷，许多经济学家在VAR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出了对银行资本监管的预先承诺方法（Pre－commitment Approach，即PCA）。该方案的内容是：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间（例如一个季度），银行在测试期初向当监管当局承诺其资本量水平（即下一个期间内将保持的最大损失值），为该期间内可能发生的损失做准备。在这一损失最大限额内，监管者不会介入，各机构自行管理和控制风险，如果在此期间任何一个时点违反了这一承诺，即损失超过了预定限额，监管者就会介入其具体活动，对其进行处罚。
预先承诺法能够将银行出于内部风险管理目的而计算出的风险价值同监管当局出于监管目的而要求银行确定的资本要求有效地联系起来。在预先承诺法中，每个银行预先承诺的资本数量是根据其特有的市场状况、经营环境以及各自在不同市场上业务水平作出的，因此解决了“一刀切”的问题。基于这两点考虑，1995年10月31日美国清算机构的成员银行在给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信中建议联储及其他监管机构考虑实施PCA方案。虽然这一方法尚未被纳入巴塞尔委员会的正式文件，但从中可以看出未来金融监管的基本精神――内外监管相结合，但更注重金融机构自身积极作用的调动和发挥。
三、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国家往往具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他们对金融监管理论的探索和实践代表着金融监管的最高水平，其反映出的趋势对国际金融界具有深远的影响，也给我国金融监管予重要的启示。
从监管理论上讲，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时刻关注经济学和金融学发展的新理论，并在实践中善于吸收和应用这些理论。信息经济学作为现阶段金融监管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我国金融界应高度重视，在实践中加强对相关信息的披露，避免信息不对称或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市场的不公正。
从监管实践上讲，西方国家金融监管各要素的变迁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这对我国金融监管具有借鉴作用。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是对我国监管目标的启示。安全优先、兼顾效率作为西方国家监管目标的基本原则，对我国尤其适用。目前，我国经济金融体系还不完善，各种经济金融制度还不健全，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来说，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仍然应该以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为首要目标。
二是对我国监管主体的启示。目前，我国金融监管采用分业监管的模式，即银行、证券、保险分别设置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加以监督管理。从全球看，虽然发达国家具有统一监管的趋势，但多数国家（82％）仍然实行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分业监管体制，有72％的国家的中央银行仍然负责银行、证券、保险的监管。[5]因此，我国不应该随波逐流，而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是对我国监管依据的启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旧巴塞尔协议对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水平起到重要作用。《2005―2006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第三季度，14家全国性银行中，资本充足率达到银监会规定的8％的银行共计10家，占71．4％。[6]但是，由于实施新巴塞尔协议需要比较苛刻的条件，如可用于模型分析的大型数据库的建设，熟悉新巴塞尔协议的人才的培养以及高额的实施成本等，我国目前及十国集团实施新巴塞尔协议的头几年里，仍将重点实施好旧巴塞尔协议，并逐渐将“监管当局的监管”和“市场约束”纳入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以期向新巴塞尔协议靠拢。
四是对我国监管对象的启示。由于非金融机构、金融衍生品市场和跨国银行及非银行跨国机构在现代金融领域中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忽视对这些监管对象的监管或者监管不当，也会像商业银行一样诱发金融风险，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例如，中国第二大外币债券发行公司――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GITIC）因为负债累累和支付危机于1998年宣布破产倒闭，引起海内外震惊。这提醒我国今后要针对金融监管对象的变化及时出台相应的法律措施对其实施有效的监管，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五是对监管方式的启示。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先进的监管方式而言，我的金融监管方式还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使用行政命令式的监管、合规性监管和标准化监管。行政命令式的监管不利于发挥市场的活力，也容易滋生腐败；合规性监管是一种事后监管，经常会遇到想要“亡羊补牢”却发现为时已晚；标准化方法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通过评估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及时和有针对性的提出监管措施，但该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风险监管，对当今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风险预警能力。基于以上原因，我国金融监方式要积极吸收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理念，逐渐向数字化模型化监管转变，为以后更高级的承诺式监管做好准备。当然，实现这种转变不能匆忙上阵，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走循序渐进的道路，防止不切实际的跟进并因此造成重大损失。
注释：
①十国集团包括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瑞典、英国和美国。
②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马科威茨提出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第一次明确地用数学工具给出了在一定风险水平下按不同比例投资多种证券收益可能最大的投资方法，引发了第一次“华尔街革命”，马科威茨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73年，布莱克和斯克尔斯用数学方法给出了期权定价公式，推动了期权交易的发展，期权交易很快成为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成为第二次“华尔街革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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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趋势范文4
关键词:金融监管混业经营模式分业经营模式金融控股公司
自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金融体系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迫使金融监管的重点转向注重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与效率的关系上。无论什么时代，金融监管都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因此探讨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不能够脱离现阶段我国经济和金融的时代特征。相比于发达国家成熟的金融市场，我国的金融改革起步较晚，因此金融监管模式也必须与我国的金融市场相适应。从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来看，已经出现了混业经营的趋势，典型代表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加入WTO后，国际上其他国家采用的混业经营模式也对我国金融业带来冲击。因此，现阶段严格的分业监管模式有必要做些改革以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未来我国金融监管的大趋势是向“统一监管”的方向靠拢。
一、世界上其他各国金融监管的历程分析
在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大危机使许多银行纷纷倒闭，经济陷入大萧条状态。危机之后金融监管的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定型，监管方式是政府直接干预。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经济发展进入稳定期，金融自由化的思想逐步取代金融管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这一时期的监管注重效率优先。从90年代开始全球和局部地区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此后安全性和效率同样受到重视。由此可以看出，对金融监管的讨论离不开所监管对象的金融发展现状。究竟采取何种监管模式要结合具体环境来分析。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找到明确证据显示到底是分业监管还是混业监管更有效率。并且基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和经济水平不同，采取何种监管方式并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是采取了混业监管的美国，也爆发了次贷危机，表明美国的金融监管还存在很大的漏洞和不足之处。不论是何种监管方式，都需要联系本国实际情况，不断改进，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节奏。下面主要选取美国、英国和日本的金融监管模式进行分析。
(一)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又可以成为“双元多头金融监管体制”，即美国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有监管权力。美联储（FDI）为主要监管机构，负责监管州注册的联储会员银行。每个州都设有自己的监管部门，称之为DFI，主要负责监管本州注册的非联储会员银行，而这些银行也要接受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督。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颁布，赋予了美联储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全面监管的权力，必要时也对证券、保险等子公司拥有仲裁权，因此美联储成了能同时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的唯一一家联邦机构，其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凌驾于其他监管机构之上。
美国模式在最初实施的这段时间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发展，但是这种监管方式的漏洞也随之而来。最为突出的是双轨制监管体系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各个州的监管机构之间各自为政，忽视了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以华尔街的各大投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为了规避管制和追逐利润，设计出许多金融创新产品，新兴的金融创新工具钻了法律监管的空子，大大增加了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二)英国模式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英国采用的是分业监管模式，到90年代，英国开始对金融监管模式进行改革，整合所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建立金融服务管理局，实现了从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的转变。英国政府对金融监管进行改革，主要原因是保守党上台执政后奉行货币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通过改革国有企业、放松政府管制等一系列措施扭转了长期以来的“滞涨”局面，重振英国经济。经济发展起来后，为了刺激金融业的发展，政府放松对银行业的竞争限制和金融业的管制。在这些举措之下，英国各金融机构竞争激烈，金融创新不断出现，银行、证券、信托和保险公司之间业务交叉范围加大，呈现出混业经营的局面。1986年，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大爆炸”式的改革使银行可以从事证券和其他投资等，加剧了这种趋势。在混业经营的市场状况下，分业监管模式造成监管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监管效率低下，以至于发生了一系列银行倒闭事件。
1998年，英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体制实行了全面的改革，建立了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次年英国通过了《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上确认了上述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英国模式的优点是有利于金融系统的统一和监管效率的提高，但是需要管理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和协调。但是这种模式也会面临美国模式中所存在的一些监管问题如机构重叠等。
(三)日本模式
日本一直效仿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从二战后到1997年的这段时间内实施严格的分业监管模式。日本监管体制的最高机构是大藏省，下设有银行局、证券局和国际金融局。大藏省的监管类似于一种行政指导的管制，行政色彩浓厚。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传统银行体制濒临破产。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政府不得不对传统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1997年，日本政府取消对银行证券和信托公司的业务限制，允许设立金融控股公司进行混业经营。同年6月《金融监督厅设置法》颁布，成立了金融监督厅，专司金融监管职能，2000年金融监督厅更名为金融厅，拥有原大藏省检查、监督和审批备案的全部职能。
大藏省后改名为财务省，只具备金融行政管理职能。金融厅代替其成为唯一的监管机构，日本金融单一监管模式形成。该模式的优点是监管主体独立性增强，监管手段市场化，由以往只注重事前的保护性规制，转向注重事后安全网的整备，同时更加注重功能性监管和职能监管。但是这种体制却容易滋生腐败。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及现状分析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历史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9年
这一阶段实行的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单一，当时的金融机构只有少数银行与信用社。由于这些少数金融机构也只是负责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因而金融监管体系处于空白。
2、经济转轨时期的金融监管（1979年――1990年）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逐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一方面是成立了国有四大商业银行，专门从事银行业务；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成为独立的中央银行。这一时期的金融监管机构是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负责监督其他各金融机构。
3、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1990年――）
从90年代开始，中国金融体系开始慢慢走向现代化。以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建立为标志，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逐渐发展起来。除了原先建立的四大国有银行外，又新建立了交通银行，此外其他的股份制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也纷纷建立，信托、租赁等金融中介机构层出不穷，银子银行体系日益庞大，互联网金融来势汹汹。面对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我国先后成立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银监会）。银监会的监管对象主要有全国各地区的银行、信托公司和其他的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的监管范围主要是全国的证券和期货市场；保监会主要监管保险市场。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职能削弱，主要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维持汇率稳定。自此我国金融监管系统“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格局形成。
(二)我国现行的监管体系面临的问题
1、中央银行独立性的问题
首先，中央银行隶属于国务院，独立性不强，不能完全从金融监管技术性角度履行中央银行职能。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往往受到政府政策的干预，而不是完全依照当前的经济形势，制定逆经济风向的稳定型货币政策。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与政府的政策目标会发生冲突，货币政策极易染上政治色彩。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亦或弥补财政赤字，会制定适度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
2、“三会”的组织协调问题
2003年9月18日，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召开了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简称《备忘录》）。《备忘录》制定和实施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加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协调组织的重要性。但是《备忘录》中没有加入人民银行，人行作为中央银行有必要对金融监管的动态有最新的了解，以备随时把握货币政策的制定方向。此外，由于《备忘录》只是协议，而不是法律文件，没有强制执行力，“三会”之间本就处于平级关系，组织协调能力较弱。
3、对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监管空白
为了增加盈利，规避系统性风险，避免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错误，许多金融机构已经出现了混业经营的趋势，例如许多银行积极开展中间业务，但这些业务层次还比较低级。混业经营最典型的例子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金融机构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这类公司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由国有商业银行通过独资或者合资而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第二种是以信托投资公司为主体，从事信托、证券、银行和实业的金融控股公司；第三种是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的从事保险、证券和信托的金融控股公司。由银行控股的代表公司有：一是1979中国银行在香港成立经营投资银行业务的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二是1995年中国建设银行与摩根斯坦利公司合资组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三是1998年中国工商银行与香港东亚银行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工商东亚金融控股公司。以信托公司为主体的金融控股公司有中信集团；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的主要代表是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特点是机构庞大、子公司结构复杂，集团下属的法人关联复杂、金融产品多、交叉销售及关联交易多。这些都不利于现行的分业监管模式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再加上金融控股公司掌握的金融资源过大，银监会、证监会、保险会之间信息互通不畅，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系统性风险、财务风险很难有准确的把握，容易造成监管上的“空白”。
4、分业监管不利于金融创新
我国现在的金融市场需要金融创新，需要金融衍生品之类的创新工具。金融创新也是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然而金融创新需要的是宽松的监管环境，我国目前严格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不利于金融创新的出现。反之，即使出现了金融创新，我国现行的监管模式也不利于对金融创新的监管。首先，金融创新超出了原先监管的范围，新产品的出现该如何监管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金融创新的风险难以预料，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金融创新过多且并未引起足够的监管导致。金融创新可以提高财务杠杆比例，但是也放大了风险，使得金融创新成为监管中的一大难题。
5、金融全球化对我国分业监管的挑战
入世后我国的金融业逐渐与世界接轨，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对我国的金融业也存在一定的影响。现如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步入混业经营和监管的时代，跨国金融服务机构如摩根大通、花旗、汇丰、摩根士丹利等陆续进驻中国，全球金融市场日益证券化，国际游资四处追逐利润，这些都是当前金融监管所面临的问题。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一)从长远分析来看，我国应当从“分业监管”模式向“混业监管”模式转变
最终建立一个可以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和其他所有金融机构及金融业务进行综合监管，并且能够通盘考虑整个金融业的发展状况评估风险制定方针的机构，可以称之为――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简称金监会）。由于英国在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时，国内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条件和金融发展状况与我国当前面临的状况较为相似，因此英国建立金融服务监管局（FSA）的过程，可以当做我国改革金融监管模式的参考。
(二)建立统一监管的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分阶段有步骤的执行
首先，对于目前“一行三会”中所面临的组织协调性差、效率低下、监管空白等问题需要一一解决。其次，要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主体，制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办法。现阶段对于金融控股集团母公司和子公司的监管仍需分开进行，母公司由其所属监管部门直接监管，例如母公司由银行控股则由银监会监管，如果母公司从事证券经营则由证监会监管，子公司可以依照其从事业务活动进行监管。最后，在“金监会”建立之前，为了统一监管做准备，应当从银监会、证监会、保险会中选出一个机构主要负责信息沟通和传递。
(三)颁布《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法》从法律上明确“金监会”的法律地位和管理职能
“金监会”成为中国金融监管的最高机构，隶属于国务院。人民银行仍然独立于“金监会”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三会”纳入“金监会”成为其下属机构，仍然负责对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机构的具体事务监管，而由“金监会”直接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分为三方面：一是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进行审核；二是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管，包括规定财务杠杆比率、资本结构、资产负债率等；三是对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进行监管。
(四)提高我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化水平，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外资金融机构进驻大中华地区的数量不断增多，以银行业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也逐渐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因此提高我国金融跨境监管能力至关重要。通过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加强同国际、区域乃至双边等多层面的金融监管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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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趋势范文5
回首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世界金融发展历史，其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金融创新风起云涌，新的机构、新的工具、新的市场、新的交易方式和管理方法不断推陈出新，极大地提高了金融效率，成为全球金融业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但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全球性、地区性的金融危机和银行危机此伏彼起，金融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在此情况下，如何兼顾安全与效率，处理好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研究课题。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关系，始终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一方面两者具有统一性：金融监管能支持和引导创新，能消除创新的负面效应，金融创新则包含和促进了金融监管的创新；另一方面两者又是对立的：金融创新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金融监管则可能抑制金融创新的效率。这种矛盾的发展过程，在现实中表现为两者之间的一种博弈。
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博弈能否达到均衡，与监管当局对待金融创新的态度和监管方式密切相关。哪一个阶段金融监管支持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就会取得快速的发展；哪一阶段金融监管抑制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和银行业的发展就明显偏缓。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也是这样。
一、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来自监管的滞后约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机构发生了重大变革，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陆续建立，并在90年代后期开始引入了外资银行；在业务交易方面，除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外，创办了个人消费信贷、中间业务、同业拆借、银行债券和外汇交易活动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金融创新。通过这些创新，我国银行业的金融资产品种逐步走向了多样化，不断满足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追求利益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但这只是自我从纵向上比较的结果，若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横向比较，就不难发现我国的金融创新水平还是十分低下的。
(1)目前国际金融衍生品工具已发展到1200种，外国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向现代银行业务，但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和创新产品都非常之少，传统的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仍然是中国金融服务业的业务主体。
(2)西方国家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已普遍超过25％，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分别仅为1．15％、0．9％、3．94％和1．08％。
(3)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商业银行已基本形成表外业务同表内资产负债业务各占一半的发展格局，不少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我国银行业的表外业务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结算和业务上，其总量不足银行业务总量的5％。
(4)我国的消费信贷品种和规模非常有限，1999年末在银行各项贷款余额中的占比仅为2％，而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的占比达到20％以上。
(5)我国外汇市场仅开设美元、港币和日元兑人民币的即期交易，而且只开上午场。西方国家的外汇市场则是全天候、全球性的市场，绝大多数货币都可进行交易，开有即期、远期、期货、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
关于中国金融创新落后的原因，一些学者已进行分析，如受到体制制约、环境制约、管理制约、技术制约和观念制约；由于市场机制问题、管理体制问题，金融主体创新的意识不强等等，这些方面对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确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从深的层次分析，则是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滞后，导致了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乏力，制约了银行体系向更高级阶段发展。
其一，现行的合规性监管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合规性监管，就是把监管的重点放在金融机构的审批和业务经营的合规性上，明确规定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范围，要求金融机构只能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违规则要受到严厉处罚，处罚对象包括违规机构和相关责任人。这种合规性监管对于维护金融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安全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特别是由于处罚时掌握政策及把握尺度的差异，同时各金融机构在理解法规和执行时的差异，导致这种监管方式极大地压制了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观能动性。
其二，仍然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金融管制扼制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金融管制的放松是金融创新至少需要的两个金融环境之一。从我国来看，在诸多方面仍存在严格的金融管制，这种管制压缩了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首先，在业务范围上，实施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抑制性金融监管政策。其次，利率水平还没有市场化，银行存贷款利率基本上是由中央银行确定的。第三，外汇管制十分明显。此外，由于政策把握力度不准，将强化监管等同于加强管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
其三，缺乏创新的消极监管约束了金融创新的发展。所谓消极型监管，就是注重对金融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批评、训斥、处分、处罚，而不是对金融机构的合法有益的经营行为进行表扬、奖励；对金融机构各种超出现行规定的创新行为不是结合实际地进行具体分析，加以疏通和引导，而是不加研究地予以堵截和取缔。
其四，金融监管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机制尚未形成。监管激励是金融监管当局通过保护产权和推动相关制度措施来推动创新。如制订金融创新专利保护法律，维护金融创新成果的独立性；制订创新的相关条例，明确金融创新的有关程序和有关优惠政策；制订金融安全条例，引导金融机构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过程中安全与效率的关系。我国目前这些都是不完善的。
其五，被动的事后监管突出了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监管部门总是在出了金融风险以后再去充当“消防队”，而不是在风险发生前，积极主动加强监管去控制风险。这种情况之下，金融创新的风险效应无疑被放大了，引致监管部门“急刹车”，采取严厉措施进行大规模的整治和规范，从而限制了金融机构的自主创新活动。
其六，忽视效率的单一目标监管创造不出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是金融创新需要的第二个方面的金融环境，金融市场的竞争有助于培育创新的主体——熊·彼特意义上的金融企业家。但是在我国，四家国有银行仍然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更加突出了金融安全，安全已几乎成了金融监管的惟一目标，在防止金融机构之间恶性竞争的同时，一些合理的、有助于增进金融体系效率的竞争也遭到人为的遏制。
其七，监管当局自身能力不足，难以充当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按照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观点，创新的首要步骤是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由监管当局担当“第一行动集团”是可行的。但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创新能力却相对不足，由其主导的金融创新供给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创新需求，而且带有明显的政府“偏好”，降低了金融创新的市场针对性。
二、加速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几个现实问题的思考
(一)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途径 从国外银行业的发展看，80年代以来，传统的银行业务已逐步进入衰退期，通过创新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和提供新的金融服务，已成为国际银行业增强竞争实力、稳定和开拓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我国银行业虽然尚未进入衰退期，但目前传统存贷款业务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利润比重已在逐年下降，必须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随着我国加入WTO，银行业市场将逐步对外开放。因此，中资银行只有加速金融创新，才能增强中资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而立于不败之地。
(二)金融创新：新世纪中国金融发展的动力之源
从世界各国金融业的发展来考察，金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改革推动；其二就是创新推动。我国银行业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主要归功于体制转换和改革政策的推动。但是，在新的世纪里，金融发展中改革政策因素、体制转换因素的推动力将逐渐减弱，中国金融发展必须依靠新的动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内生推动力量，通过金融体系内部各种要素重组或创造性变革所出现的金融创新，可以不断地创立更为合理的金融制度、更为先进的组织管理形式、更为全面和优良的金融业务、更为丰富的金融工具和更多类型的金融机构，由此推动整体金融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与发展方向
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提高金融业效率的同时对安全却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要充分发挥金融创新对银行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而将其负面作用降至最低，主观方面要求我们从增强金融创新的规范性入手，在创新高潮来临之前，确立正确的创新原则和方向。
1．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基本原则。
(1)收益与风险对称原则。金融创新必须在有效控制风险和实现风险与收益均衡的条件下，既规范稳健，又灵活大胆地进行。
(2)满足金融需求原则。金融创新是为满足现实的金融需求，没有需求的创新是毫无价值的。
(3)国际通用性原则。随着中国加入WTO，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必须考虑到与国际接轨的问题。
2．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发展方向。
其一：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创新方向。金融与经济存在不可分离的依存关系，金融产业的基本功能就是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投融资需求和金融服务性需求，脱离了实质经济运行，金融创新也就失去了实质性意义。因此，必须以开发和强化金融产业基本功能为立足点，以满足实质经济运行中的金融需求为出发点，坚持为实质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才能使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具有坚实的基础和真实的动力，才能使创新具有实质性意义。
其二：追赶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方向。戈德·史密斯和爱德华·肖等人认为，各种类型国家的金融发展大致沿着一条道路前进，只不过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处于不同的阶段。按照这种观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会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但是很缓慢。而金融创新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有了一条相对的捷径。只要发展加强追赶发达国家水平的原创性创新，加快对发达先进金融领域的吸纳性创新，就能使发展中国家金融产生跳跃性的发展，从而缩短赶超发达国家水平的时间。
开放趋势下银行业的金融创新与监管制度创新（下）
2002-01-14
根据上述两个基本方向，从现阶段我国的具体实际来看，我国银行业应在以下领域尽快取得突破和发展。
网络银行。网络银行是运用信息技术及现代通信技术打破传统的银行组织界限，以网络为基础进行银行业务活动。它通过构建电子的“虚拟银行”，让人们从网络渠道取得、利用金融信息资源，从而提高银行的工作效率以及对客户服务的效用。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网上银行业务，不仅可以突破传统银行服务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且可利用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降低业务成本，巩固和扩大客户群体与市场份额。
金融控股公司。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是指拥有若干家从事不同金融业务的独立金融子公司控制权的金融集团。其优点是：控股母公司能运用组合理论、协同理论和能力理论对子公司进行战略协调和管理，子公司作为经营实体独立从事经营活动。因而金融控股集团在整体上可视作全能型银行，在分业经营体制下，提高自身整体竞争力，应对外资银行混业经营的挑战。
中间业务。随着商业银行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资产重组和衍生金融工具等中间业务将成为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主流，也是商业银行竞争的“聚焦点”和经营利润的增长点，特别是外资银行进入后，将在这一领域形成严峻的挑战，中资银行如不加速金融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在与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中将会迅速败下阵来，丧失这一新的利润增长点。
消费信贷。消费信贷是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发达国家信贷消费在消费中的占比一般达40％以上，消费信贷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在20％左右，形式多样；而我国目前仅有2％左右，形式非常单一，必须通过创新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国际金融业务。随着金融经济时代的来临，金融已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与外资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在办理信用证、款项划拨及各类国际融资业务时都处于劣势，无论是清算服务还是结算业务，其速度和质量均不如外资银行。如不加速创新，迎头赶上，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将丧失这一规模不断壮大的业务领域。
投资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是近年来世界各大商业银行积极创新和发展的业务领域，它的兴起是银行业开始向规模化、全面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银行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对加快经济改革步伐，促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有重要意义。
三、监管制度创新构想：提供促进金融创新的监管制度安排
(一)监管制度创新的原则
1．效率与安全相结合的原则。金融监管制度的创新要将安全与效率同时兼顾，不能重此轻彼。
2．规范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设计规范的监管标准是维护金融业公平竞争的前提，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对不同的机构按单一的标准进行规范，则很可能会给一些经营情况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发展形成桎梏。
3．短期性与长期性相结合的原则。既应注重在短期内维护金融安全，又要注意在长期内盯住发达国家的金融水平，鼓励追赶发达国家的金融创新。
4．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既要放松管制，鼓励创新，又要针对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强监管，保持金融稳定。
5．适度监管的原则。监管过严即金融管制会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业的发展。但是如果对金融创新活动不加监管，则会增加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危害金融安全，反过来也阻碍金融创新和金融业发展。因此，从促进创新的角度来看，把握适度的监管是极其重要的。所谓适度监管，如下图所示，就是使监管的收益——成本之差尽可能最大化的监管区域。
(二)适应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需要的监管制度创新构想
1．加快监管理念创新步伐，建立适合和支持金融创新的监管模式。
(1)在监管目标模式上，由合规性监管向目标导向型监管转变。金融监管应该是目标导向的，即监管者规定明确的目标，但不规定具体的做法，只要能够达到相应监管标准，商业银行便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行为。目标导向型监管是实现由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为主向商业银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为主转变的必然选择。这种背景下商业银行易于获得相对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
(2)在监管内容上，由全面监管向重点监管转变，突出加强对资产风险和创新业务的监管。即由支付风险监管向资产风险监管转变，由传统业务监管向中间业务等创新业务监管转变。
(3)在监管方式上，由直接的监管检查向间接的考评监督转变，由普处向监测考评转变。变简单的检查和处罚为间接的监测监督和评价，变单纯的行政制裁为自发的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变一味的经济和行政处罚为将机构升降格、业务种类增减、高管人员准入退出等方面结合起来实施综合治理。通过这种诱导式、监测式监管，变较为直接和严厉的金融管制为间接和相对宽松的市场化监管，给商业银行一定的自主创新空间。
(4)在监管程序上，由风险事后控制监管向风险过程控制监管转变，建立实时监管制度。实时监管与事后监管的区别在于实时监管是对金融业务处理全过程的监管，不仅重视结果，更重视过程。实施实时监管有利于对各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及时进行规范和引导，支持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发展。
(5)在监管组织架构上，由单向被动式监管向双向互动式和联动式监管转变。加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进行沟通和交流，促使监管人员对商业银行作出更切合实际的评价，有利于被监管者充分了解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标准，从而抵消和抑制金融创新的负面效应。
2．逐步改革现有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框架，为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业务创新创造空间。打破“渐进式改革”的常规，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走势上，实施统一的监管，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这不仅符合未来混业体制改革的需要，而且即使是在分业经营的情况下，实施统一监管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和加强对各种类型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
3．建立并启动经营绩效考评和差别监管体系，逐步构造支持商业银行优化发展、加速创新的激励机制。一是建立金融机构市场优化制度，形成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二是建立商业银行业绩综合考评体系，形成良性竞争、汰劣扶优的市场化监管机制。三是扶优限劣，建立差别监管制度，鼓励发展快、管理规范的机构加快创新。
4．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一是规范金融创新业务市场准入制度。对有意逃避金融监管、转移风险和投机性强、潜在风险大的创新业务要严格限制，实行审批制度；对有利于增加有效利润、有利于增强竞争实力、有利于改进服务的创新活动要积极鼓励，实行报备制度。二是加强引导，建立金融创新目标导向制度。由中央银行《金融创新指导意见》和《金融创新风险管理指南》等，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给予窗口指导，督促商业银行加强对创新业务的风险管理。三是建立创新业务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分析各类创新业务的成本利润率、相关业务支持率、资产风险度、内控管理等指标，形成考评机制，真正扶持那些有效益或有潜力的创新业务。
金融监管的趋势范文6
[关键词] 金融监管模式；伞型监管；协调
[中图分类号] F832.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0-0086-04
一、美国的伞型监管
1999年11月，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正式废除了长达60年之久的分业经营模式，抛弃了旧监管体系的个别立法，转向能灵活适应金融创新和未来形势发展需要的综合立法该法案允许银行控股公司升格为金融控股公司，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以控股公司的方式相互渗透，但不允许以子公司的方式进行业务渗透。该法还规定，金融控股公司达到一定的自有资本比率及取得相应的有关资格后便可进入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领域，当无法满足这些条件时必须退出相应业务领域。对于己达到条件的金融控股公司来说，则允许其在事先没有向美联储申请的情况下，进入新的业务领域。这就使得金融控股公司拥有无限的业务发展空间，很快成为美国混业经营的主要载体。
同时，《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对混业经营下金融监管技术、金融监管体系结构安排做了较全面的规定。尽管1960年以来的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Cole.et.al.，1995)。人们开始认识到，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应该实现金融体系的效率与潜在风险性之间的均衡。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以往对金融体系的直接管制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间接监管(Norton，1991)。反思金融监管理念之后，《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确立了伞型监管模式。对于拥有银行、证券和保险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由银行监管机构――联邦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州保险监管机构(美国没有联邦层面的保险监管机构)分别对其相应的业务或功能进行监管，包括制定各自的监管规章、进行现场和非现场检查、行使各自的裁决权等。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FRB)作为伞式监管人，是综合管理的上级机构，通常负责控股公司层面的监管，只在必要时才能对其银行、证券或保险子公司进行有限制的监管，但若各功能监管机构认为联邦储备理事会的限制监管不适当，可在功能范围内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
该伞型监管模式还有着良好的协调机制，表现在信息共享、事前协商、相互遵守监管规章和建立冲突解决机制四个方面：
(一)监管机构有义务相互提供信息和尽可能利用对方的既有信息。例如，银行监管机构有义务应SEC的要求，提供从事证券业务的银行的有关信息；SEC在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或其联营机构进行监管时，应最大可能地接受另一监管机构要求该机构提供的报告或另一监管机构的检查结果。FRB必须与各分业监管机构信息共享，例如FRB在某些特定情形下(如有理由相信子公司从事的活动将给控股公司或其存款类子公司带来重大风险)有权检查金融控股公司的任何子公司，以获取有关控股公司的经营和财务风险及其相应监控系统的有关信息①。
(二)监管机构在对自己管辖范围内事务实施监管时，如涉及另一监管机构职责范围，应事先进行协商。例如，SEC在制定针对新混合型产品的监管规则之前，必须与FRB就买卖该种产品的证券经纪商或自营商的注册要求进行协商并取得一致。
(三)各监管机构应遵守其他监管机构所属金融领域的法律，以减少潜在的冲突。例如，在对投资银行控股公司进行监管时，SEC必须服从其他相关的银行业法律及州保险法律。
(四)为解决可能出现的监管冲突，各监管机构之间还建立起冲突解决机制。例如，若FRB对SEC有关新混合型产品注册要求的条例存有异议，可以在该条例公布后60日内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出审查请求，要求法院该条例；在法院最终审结之前该条例中止实施。
这四个方面的制度设计，为各功能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由此，美国形成了混业经营基础上的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相结合的“伞型”金融监管模式(如图1)。
采取这样的监管模式是与美国当时的经营模式密切相关的。美国不急于彻底废除旧有的机构监管框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新的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机构内部仍然保留了分业经营的原则。与之相适应，美国的金融监管也保留了原有的专业化监管机构，只是改变了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一一对应的关系，由总监管人(FRB)和按业务划分的功能监管人对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实行共同监管。这种中间监管模式既可对单一金融机构依据其风险特性进行针对性监管，又可以在整体上对金融体系的风险传递加以把握。在美国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里，国民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崇尚权力的分散和制约，反对权力的过度集中，也是美国形成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深层次原因。
二、新形势下美国伞型监管的不足
美国的伞型监管机制确实在历史上支持了美国金融业的繁荣，但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和风险的快速传递，该监管体制也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一些问题。
首先，现有分散监管架构与各类金融市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的趋势不适应。由于对于市场新的变化和发展的监管没有明确授权，没有一个联邦机构能够有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看管金融市场和体系的整体风险监管状况，监管者的手脚被进一步束缚，监管重叠和监管缺位的问题同时存在，原本具有优势的分散监管反而变成一种劣势[1]。
其次，美国规则导向监管下的过细规则“造成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推广变得越来越困难，降低了监管者和金融机构的灵活性”②，同时也增加了美国的监管成本。2006年，美国金融服务的监管成本高达52.5亿美元，大约是英国的9倍。据估算，美国监管成本占被监管的银行非利息成本的10%-12%。《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报告认为，改革美国的监管架构“不是要减少监管机构，而是要创造一种按照风险分配资源，以风险为本的原则导向监管”。从1975年成立之日起就采用了灵活的原则导向监管模式的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其执行主席沃尔特・卢肯(Walt Lukken)表示，“采用这样的监管方法使得委员会可以总是领先于监管问题出现之前来解决问题 ”③。
三、美国伞型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
2007年6月11日，国会下属的独立的政府问责办公室④总审计长戴维・沃尔克(David M. Walker)专门召集总审计长会议，研究如何改进美国金融监管。该办公室早在2004年10月就发表了题为《行业发展促使再思美国监管结构》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尽管单靠完善监管架构本身并不能确保监管者能够实现监管目标，但架构本身的合理性确实有助于帮助或者阻碍实现持续、一致和全面的监管”。该报告主要的建议是“考虑在维持现有监管架构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监管整合，成立一个新的机构专门负责监管复杂的、国际活跃的金融机构”。
《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和《行业发展促使再思美国监管结构》都是来自市场和监督部门对于美国金融监管架构的最新看法。实际上，在2007年8月次贷危机发生前后，美国一些财政和金融领域的主要领导者们也在逐步地重视这个问题。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于2007年5月发表演讲指出：“监管最好的选择就是用持续的、原则导向和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来应对金融创新。”他特别强调，“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市场纪律的培育是防御的第一战线；为确保投资者和管理人员对其金融决策负责，监管者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对于市场纪律的加强；依靠市场纪律不应该同自由放任政策相混淆，市场纪律通常需要政府监督的支持”。这些表述确实与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观点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政府监管和市场纪律的发挥有了更加客观和平衡的态度，这对于美国未来监管模式的改革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2008年3月29日，美国财政部终于公布了改革蓝图，其主要的改革建议包括短期和中期的改革建议，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而短期的改革措施是向中期和长期最优监管框架的一种过渡。
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强化市场的监管等；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消除美国监管制度中的重叠，提高监管的有效性。长期的建议是向以目标为导向的监管方式(objectives-based regulatory approach)转变，具体措施是设立三个不同的监管当局：一是负责市场稳定的监管当局(Market Stability Regulator)，由美联储担任该职，并有责任和权利获得适当信息，披露信息；二是负责与政府担保有关的安全稳健的审慎金融监管当局(Prudential Financial Regulator)，承担目前联邦审慎监管当局，如OCC和储蓄机构监管局OTS的责任，并负责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职责；三是负责商业行为的监管当局(Business Conduct Regulator)，将SEC和CFTC合二为一，负责监管金融机构的商业运营以及保障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这样的监管方法可以在增强监管的同时，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发展步伐，鼓励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三大监管机构可以通过紧密联系，对相同的金融产品和风险采取统一的监管标准，大大提高监管的有效性⑤。
四、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趋势揭示了两个事实：一是无论采取哪种金融监管模式，都应建立信息共享和监管协调的制度安排，确保监管各方一旦出现冲突或者漏洞，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问题。提高金融监管协调效率，可以对金融机构进行总体监督和控制，惟其如此，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在统一监管模式下成为金融监管当局内部)的协调才具有坚实的平台[2]。二是金融监管应当随着市场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和优化。现代金融体系的监管应该更多地强化功能监管和事前监管。监管者要能够审慎 地评估金融产品，洞悉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针对这些变化，监管体系有必要从过去强调针对机构进行监管的模式向功能监管模式过渡，即对各类金融机构的同 类型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和统一标准的监管，以减少监管的盲区，提高监管的效率。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现实环境中，制度变迁的具体进程是复杂多样的，可能是一种自然演变过程，可能是突发式转型，也可能是制度移植。当前的金融全球一体化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兴起的，其中出现了金融制度结构、金融规则、金融组织形式的趋同化，这种趋同化可能迫使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自身长期以来的金融制度规则，加速金融制度的移植或突发性转型。而在金融发展的早期和中期，不同国家和地区金融制度差异很大，制度的转轨和过渡往往充满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很高的风险或付出很大的代价。无疑，这个过程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因此，在选择本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时，不仅要对本国的金融经营模式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而且要充分考虑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特殊性。
目前，考虑到我国混业经营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如银行、证券、保险各自保留原有的组织形式，法律还没有为混业经营提供畅通的途径，尤其还没有正式的法律来促进和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我国金融机构持续的业务创新还有所欠缺，我国金融开放的程度还比较有限等等因素，以及我国仍然缺乏完全实行混业经营的微观基础，如完善的企业治理结构、严格的财务纪律、健全的金融市场机制，这些都决定了金融监管改革必须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监管体系的监管能力，进一步发挥监管专业化的优势，实现对金融经营的动态连续监管，达到提高监管效率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以在尊重现有的分业监管模式的同时，通过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来解决金融机构之间业务交叉和金融控股公司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混业经营的演进服务[3]。国际上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制度安排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通过立法手段直接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对它们的职能做出明确的规定，使监管的协调合作有法可依；第二层面是通过签署监管各方的谅解备忘录，规定监管协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第三层面是依法成立协调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进行多边合作及负责具体的协调运作。具体地，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改善金融监管协调，如：
(一)通过法律或谅解备忘录将联席会议制度化
第一，通过法律规定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框架，明确监管协调的实施细则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修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明确分工，权责明晰化，以保证监管协调合作能依法有序进行。
第二，对于明显边界模糊和职能交叉的重大事宜，可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部门联合发文等形式进行明确和细化，并将联席会议中达成的共识或协议予以公布、下达到各监管机构的分支机构，便于基层监管部门更好地进行合作与协调。
(二)对于金融创新业务进行联合审批，并在制度上加以保证
根据国外经验，金融业及金融机构的新的增长点一般都是由金融深化或金融创新带动的。我国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必须建立高效的、细化的联合审批制度，以此创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此外，还应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如在三大监管部门建立统一的金融创新业务资料档案数据库，并对金融创新产品实行追踪式监督，建立跟踪观察制度，及时发现创新产品可能产生问题的异常现象，分析其发生问题的原因，及时指导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各监管机构的监管重点、增加审批的透明度，进而有效鼓励和推进金融创新。
(三)完善信息共享机制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根本在于信息共享。无论是法律制度的安排还是临时的联席会议，不同层次的监管协调机制都离不开监管信息的收集、交流、共享。而加强信息交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是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根本途径[4]。具体操作上，应该将金融机构的数据信息要及时向监管各方同时通报，保证监管机构能够及时、全面地了解各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同时还可避免几家监管机构重复向金融机构收集相同的信息资料的现象，减少金融机构的负担。同时，还应建立紧急磋商机制和紧急问题的快速处理通道，将危机处理程序化。这样可以在遇到紧急突发性事件时，能够尽快确认责任范围进而确认牵头机构，保证各部门的全面配合，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因个别突发事件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在实际操作上，人民银行和各监管机构内部还应考虑共同开发一套信息交流平台，以确保信息资料准确、及时和安全的交流，提高合作的效率。总之，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应该坚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统一监管标准的改革取向，进行阶段性的过渡，而不宜“推倒重来”。
[注 释]
①参见《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黄毅、杜要忠译，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0年版)第111条――“改进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
②《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The Blueprint for the US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由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Financial Services Roundtable)于2007年11月7日发表。美国金融服务圆桌组织的前身是储备城市银行家联合会，成立于1912年，代表了100家最大的金融服务公司的利益。1956年的《银行控股公司法案》规定成立银行控股公司需要获得美联储的批准，这推动了“注册银行控股公司联合会”在1958年成立。1993年7月，这两家机构合并，并于同年9月组成了“银行家圆桌组织”。该组织的董事会面对行业的变化趋势以及预期国会将会通过金融现代化法案，在1999年4月决定扩大范围，将混业金融服务的供应商包括进来。董事会同时强化了该组织作为“主要市场参与者”对政府和监管当局的影响。2000年上半年，第一个来自于证券业、投资银行和保险业的成员加入了这个银行家组织，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金融服务圆桌组织。
③廖 岷：《银监会官员反思美国金融监管》，http：//省略/home/mrsp/2008-04-02/54940.shtml
④政府问责办公室的前身是总会计办公室(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它是向国会和美国国民负责的机构。国会要求该办公室研究联邦政府的工作计划费用情况。该办公室是独立和无党派的，通常被称为国会的检查部门(investigative arm)或者国会的看门狗(the Congressional Watchdog)。该办公室研究联邦政府如何花费纳税人的税款，负责评估联邦计划，审计联邦费用和法律意见。该办公室向国会汇报发现问题时，也建议改进措施。它的核心原则和宗旨是维护尽责、操守和可靠性(accountability， integrity and reliability)。
⑤廖 岷：《银监会官员反思美国金融监管》，http：//省略/home/mrsp/2008-04-02/54940.shtml
[参考文献]
[1]叶辅靖.全能银行比较研究――兼论混业与分业经营 [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138-139.
[2]廖 凡.我国金融混业监管的模式选择与协调机制 [J]. 证券市场导报 ，2006，(11)：22-27.
[3]张 强，王忠生.我国分业监管协调合作的制度安排思考 [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4，(11)：22-26.
[4]巴曙松.金融监管机构是分是合，这并不关键――谈当前监管框架下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J]. 西部论丛 ，2006，(11)：38-40.
The Trend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in America And Its Lessons to China
Lin Pu
(Jiangsu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Nanjing 210002，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