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育的时代性范文1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生产；现代教育；“教劳结合”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类的劳动分工是十分粗浅的、笼统的，教育基本上是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到了近代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为典型的“第二大(社会)形态”阶段，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人类劳动的体力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分裂、对立达到了顶点，人被视为完全不需要具备任何专门技艺的工具，人手的灵巧被机器的精确所代替，他只需被动地伺候机器的运转，在资本眼里，人仅仅是大机器工业中的一个活部件。马克思说道：“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再次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
自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学校教育又开始被要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与改良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谋生、糊口联系在一起。产业革命的发展，要求学校教育突破古代学校教育对原始社会广义职业教育的异化，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教育——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成为近代学校教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职业教育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为基础。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以机器生产形式代替了手工业的生产形式，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它使单个人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而使人类世代所积累的生产经验，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经验，即间接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劳动者再也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直接在生产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主要依靠间接经验。因此，通过专门的学校教育和训练，授以劳动者各种间接经验，就成了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现代国家和有为政府就必须重视与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
其次，近代大机器生产和学校职业教育是同社会分工细化、专门技能技巧深化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革命以后，现代生产体系和技术分工基本形成，并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生产中的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不断出现，促进了技术革命，于是就对劳动者的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劳动者应该掌握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具有符合社会规范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熟悉机器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技术。这同时也就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学校教育必须同现代生产活动相结合，传授生产中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培养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性质的操作型、技能型的实用人才。这就说明，现代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分工和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
职业教育打破了古代社会以来学校教育仅服务于统治阶级治国治民需要的局限，使教育重新回归于本初状态，即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服务。同时它也冲破了正规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时间和空间，直接为社会生产服务。就当时的职业教育具体形式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18世纪末出现的技术工人讲习所(mechanicsinstitutes)，如1799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生产科学仪器的工厂中开设的科学和数学夜校讲习班，对象是技术工人；二是政府强力推进建立的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批准开办的公共工程中心学校(1794)、综合技术学校(1795，即后来著名的巴黎理工学校)、德国虔信派牧师开设的“实科学校”(1708、1747)等。但马克思并不推崇这两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而是从工厂教育的实践中发现了未来教育的方向，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历史上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人是托马斯·莫尔，他在《乌托邦》一书中阐述了教育与农业、手工业劳动结合的思想。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勒斯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中提出建立“劳动学校”的想法，首次明确提出教育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张。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劳动是儿童教育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适当的体力劳动能够促进人的智慧和道德发展。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主张并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试验。
二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工厂生产中使用童工是普遍现象，童工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16小时，其体力、智力及道德备受摧残。1800年1月，29岁的欧文从岳父大卫·戴尔手里接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经理一职，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学说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工厂中实施了“通过改变环境来塑造人的性格，从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的改革计划。他将每天劳动时问缩短为10小时半，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工人子女开办公共学前教育机构，为6～10岁的儿童开办初等学校，为11～17岁的童工开办夜校，教授适合儿童年龄并且对未来生活有用的知识。1816年1月，欧文将他的工厂教育机构命名为“性格陶冶馆”。
由于欧文的示范作用，加上其他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英国议会先后三次通过工厂法，规定若干保护童工的措施，并附有童工教育条款。例如，《1802年工厂法》规定，工厂主应对童工进行读、写、算的教育；《1833年工厂法》规定，纺织厂14岁以下童工每天必须接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1844年工厂法》规定，8～13岁童工每周须在学校学习6个半天或3天，否则不得受雇。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他发现工厂教育制度中实践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是改造旧教育、促使人全面协调发展的唯一途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人的个性、才能和世界观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
二是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劳动同教育的早期结合，必然发展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的结合。
三是马克思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上。他们通过对现代工业生产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了现代工业生产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了物质条件。提出了客观的需求。
四是马克思直接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的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优秀思想成果，确立了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并且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工厂教育制度，从《工厂法》中看到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萌芽。
马克思十分推崇欧文在自己工厂中的教育实践活动。他在《资本论》中说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的基本原意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是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客观发展规律中预见到了未来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
第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亦即现代工业性质的生产劳动；所说的教育是家庭以外的教育，主要是指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学校形态教育。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结合。
第三，马克思所说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包括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科学知识同生产劳动结合，也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专门指出，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
在以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出现之前，职业与教育是分离的：从事谋生糊口的职业劳动者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而从事传道授业的教育活动者也是一生一世都远离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颠覆了之前以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它第一次使职业教育建立在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和新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既可以使学校教育获得社会实践的基础，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提高教育质量，又可以使生产劳动受到科学原理和智力活动的指导，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指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之间的互相作用问题。现代生产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现代生产使教育在体系结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教育第一次在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有了完整的体系，既“劳心”又“劳力”，并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合二为一。但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十分强调治“学”的正统观念，长期以培养治国的“接班人”为目的。不屑培养治“事”的“建设者”，所以，职业教育的地位十分尴尬，既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边缘位置。
21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对提高生产力，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以及对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作用，都得到各个国家的一致认可，都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马克思这句话的重点是强调教育的作用，强调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那么，职业教育对现代生产都有哪些作用呢?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职业教育起着传递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作用。科学是一种一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没有物化的生产力。把科学物化在生产中就可以变为直接生产力。这种物化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把科学变为生产技术，物化在生产工具中，改革工具，革新技术；其二是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劳动者，使劳动者具有生产技术和能力，提高智力水平。职业教育是实施这两种物化的重要措施，是这种物化的最有效的形式。在现代职业教育中，人类长期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是经过有目的的选择、提炼和概括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学生的学习又是在教师科学传授方法引导下进行的，因此具有较高的效率。这对于现代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现代教育所传授的某些部门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运用于生产中，转化为生产的一个条件，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短期训练在这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另一方面，现代学校教育还起着促进科学知识的联系、积累和发展，从而促进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如各类学校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学科，都不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的知识结晶。在这一积累和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职业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和造就具有知识技能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直接参加了劳动力的训练和培养过程，不仅要为社会生产培养有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劳动后备大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和造就从事脑力劳动的专门人才，即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技术人员等。这些人将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马克思有一句重要的话：“充分发展起来的个人自身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里说的“反作用”，主要是指人通过学校教育，从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到训练成专门劳动力的过程。人通过教育过程的培养和训练，就会使自身充分发展起来，具有较高水平的劳动能力。
劳动教育的时代性范文2
[关键词]外部性 不同质劳动力 就业迁移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应该是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一直存在着“民工潮”的现象，但是2004年，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却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并且有向内陆扩展的趋势。从“民工潮”到“民工荒”，这是中国这个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民工荒”的出现可能是因为民工工资太低；国家对农业的补贴使部分劳动力又流回农村；民工受到歧视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但事实上，这种“民工荒”现象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一方面企业招不到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另一方面又有大量民工处于失业状况。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早期，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此时其劳动力市场几乎是一元的，而且不管是供过于求还是供小于求，都是可以慢慢回到均衡位置的。但是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这些地区必将向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产业发展，其对劳动力的要求在渐渐提高，其需要的不再是一般的劳动力，而是掌握一定技术和知识的人力资本，而民工本身却并没有也没有条件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积累。事实上，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之间呈现出双因果关系，民工自身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其无法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比如教育和在职培训。其结果就是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从人力资本的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是呈现阶梯性的，不同等级的人力资本的供给曲线是不同的，同时，人力资本和一般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弹性也是不同的，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其需求曲线的形状，从而决定了其最终的不同的均衡状况。
这种结构性失衡的现象，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我国面临经济结构转型需要大量懂得一定技术和知识的产业工人时，我们的教育却极力从事高等教育的扩招而不是职业教育；我们怎样针对人力资本的不同层次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使我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实现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我们怎样寻找一种模式或是一种激励机制促使政府多把资金投资到与劳动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方面。
同时，“民工荒”这一现象也提醒了我们：劳动力是不同质的，而劳动力的不同质也最终导致了劳动力在供给方面的差异，而这一差异也最终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的断层。本文主要想探讨劳动力不同质所引发的劳动力就业和迁移决策问题，所以本文中的模型在表现劳动力不同质问题时，往往采取了将劳动力区分为熟练技术劳动力与非熟练技术劳动力，或是拥有较高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和拥有较低教育程度的劳动力的做法，希望借此来描述不同性质劳动力的均衡状况。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在劳动力转移问题上的看法往往是生产要素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而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时就会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从而使得劳动力回流到不发达地区，对中国的劳动力转移而言，就应该是先“孔雀东南飞”，再“西北飞”，但是中国的现实并非如此，很多拥有高学历和技术的劳动力在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或是无法找到工作的情况下，仍然选择留在沿海的发达地区，而并不愿意去西北地区就业。这一现象体现了发达地区对劳动力的凝聚作用。以前我们在分析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时，更多地考虑了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事实上，资本和劳动之间除了替代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互补关系，即一个经济部门或地区的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和丰裕资本的积累足以产生一种互补性。其实，这一互补关系不仅仅体现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往往因为拥有丰裕的物质和人力资本、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企业家精神等资源和因素而会对本地区的劳动力产生一个正的外部效应，使得劳动力尤其是拥有较高教育水平或是技术的劳动力，即使在现期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对未来的工资效用保持了一个较高的预期。而本文就是想在此思想基础上研究经济中的外部性或者说互补性对劳动者的诸如工作努力程度、对自身教育的投资以及迁移决策等选择行为的影响和作用。
对于一个想在城市中就业的劳动力供给者而言，其面对着众多的决策，其要选择是否在该城市中就业，同时也要选择改变影响自身就业状况的因素。在中国的现实的经济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所聚集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
我们假定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的效用的大小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工资水平、其本身所受的教育水平、其所处地区其他劳动供给者所受的教育水平以及其所处的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用函数的形式表示就是：U=U(w, hi, h-i, a)。其中，w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 hi,表示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hi越大，其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h-i表示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h-i越大，其他劳动供给者受教育的程度就越高；a表示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是一个综合指标，是该地区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投资环境、基础设施等因素的综合指数。我们假定这个效用函数是连续的，而且二阶可微。同时假定U/w>0；U/hi>0；U/a>0，也就是说，当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高时，可以增加其自身的效用，同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越好，对其自身的效用也有一定的正的外部性。
假设经济体有不同的经济区域，每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不相同，也就是说，不同经济区域的资本存量、投资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的存量都不相同，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用ai来描述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因为较发达区域拥有丰裕的资本和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从而该地区的经济环境能够与该地区的劳动力产生很好的互补性，而且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其产生的外部性也就越大，也就是说，对一个代表性劳动者而言，其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递增函数。
我们可以用2U(w,h,a)/hjai>0（i≠j）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所产生的外部性。假设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在做有关自身教育投资的决策时，将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看成是既定的，那么代表性劳动者的就要求解以下形式的问题：
Max U(w, hi, h-i, a)
hi
hi=f(h-i, a)
即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是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反应函数，如果我们做出传统的假设，即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那么，对于任何(h-i, a)，存在一个特定的hi，如h*，可以解代表性劳动者的问题。隐函数定理意味着?h*(h-i, a)/h-i>0,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选择的受教育的程度是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的增函数。
当代表性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受到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时，有关受教育程度的决策就会产生外部效应。这种由受教育程度的决策所产生外部效应是一种战略互补性，可能会引起多重纳什均衡。
让我们假设所有的劳动供给者都有相同的偏好，考虑对称的纳什均衡，设Z为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h*(h-i)=Z。一个对称的纳什均衡h*(Z)=Z是不动点，即如果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Z，一个代表性劳动供给者也会选择Z的受教育程度。在下图中，三条坐标轴分别代表代表性劳动供给者的教育程度hi,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h-i,、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a。在hi和h-i,所决定的平面中，横轴为h-i，即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纵轴为h*，即给定其他所有劳动供给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情况下，代表性劳动供给者所选择的最优受教育的程度。每个劳动供给者的受教育程度必在0和hmax之间。我们知道，反应曲线h*(h-i)的斜率为正，图中画出了一个例子，反应曲线与45曲线的每一个交点是一个对称的纳什均衡点。在我们所画的图中，有三个纳什均衡点A,B,C，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受教育水平。由于均衡是对称的，我们可以用帕累托标准排序，从而看到哪一个均衡比其他的均衡要好一些。当然，这里也存在着非对称的均衡，但我们要说的一般结论是：当存在战略互补性是，可能存在多重均衡，而且其中的一些均衡比其他的均衡要好一些。
同时我们亦要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劳动供给者的决策行为的影响。我们前面已经假定提高自身的受教育水平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递增函数。所以我们亦要考虑到反应函数所带来的使得劳动供给者效用最大化时的情况，结果如下图图1所示：出现了多重均衡的现象。如图中所示,B均衡点对应B`均衡点.
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我们上述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所聚集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其所拥有的劳动力的平均教育水平越低。因为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受到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决策的预期的影响，同时该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行为亦有影响。
我们怎样促使经济体从一个低的均衡点向一个高的均衡点移动呢，既然单个的劳动供给者的选择受到对其他劳动供给者的决策的预期的影响，那么如果我们政府能够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宣传力度，就可以影响到单个劳动供给者的决策。同时如果一个地区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比较充足亦会促进其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又会对该地区的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产生外部效应。
以上我们在分析劳动者的选择行为时并没有考虑到工资的变化对其决策的影响作用，事实上，随着劳动力的大量的涌入某一个经济区域，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很可能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况，从而使得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工资水平下降，此时，又会对劳动供给者的决策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其实市场上也会存在着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诸如资本之间的替代关系，当该地区的经济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或是技术密集型时，其势必会对劳动力的价格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事实上，资本和劳动之间既有替代性，又有互补性，在某种情况下，替代性大于互补性，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较大，则厂商的生产函数可能更接近CES生产函数的形式，当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城市部门的工资就会对城市的迁移劳动力的数量产生一个正的作用，此时就正如托达罗模型所示的结果；在另一种情况下，互补性大于替代性，此时即使资本对劳动有一定的替代性，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往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发达地区的资本和投资环境仍会对劳动者尤其是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或是掌握熟练技术的劳动力产生很大的外部效应，结果会使得这部分劳动力在工资水平下降的情况下依然选择留在发达地区，因为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工资收入有较高的信心。
以上仅仅是狭义的看法，如果我们将发达地区的资本替换为该地区所拥有的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人力资本积累，那么上述结论仍有可能成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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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的时代性范文3
(一)对“五育”的概念术语表述不全。在对“五育”概念术语的表述上,对德、体、美、劳四育进行了近乎规制性的表述,分别是思想品德教育、体育卫生教育、美感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但对智育却没有进行表述,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和有关教育著述中都是如此。
(二)对“五育”中部分内容的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当。德育的概念模糊,内涵不恰当扩大。在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德育的概念比较模糊,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一致。对概念术语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而对概念内涵的表述却是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在一些教育著述和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是如此,如朱作仁主编的《教育词典》[7](P824-825)、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31)和邵宗杰等主编的《教育学》[9](P151-152)等。既然概念术语明确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那么概念内涵中的政治教育到底是属于思想教育呢,还是属于品德教育,或者是包含在两种教育内?这样的概念不仅显得比较模糊,而且内涵不恰当地扩大了。事实上,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并不存在从属和包含关系。相应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也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内容看,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道德不能代替政治和思想,政治也不是道德和思想的附加成分。其次,从方法、途径看,“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以一样的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定的原则来实施。”[10]政治教育一般是单一性的①、灌输性的、强制性的,学生的学习主要是接受性的,并有不可选择性;道德和思想教育则是多样性的②、引导性的、柔性的,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各种活动中的感知、熏陶、体验等。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理解性的,并有主观选择性。因此,用泛德育的理念来界定德育,就造成德育内容繁杂,内涵不恰当扩大。
(二)劳动技术教育的概念不清,内涵不合理缩小。几乎所有的《教育学》教材都把劳动教育表述为“劳动技术教育”,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的《教育学》[11](P352)、扈中平等主编的《现代教育学》[5](P146)和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5)等,包括劳动教育和劳动(或职业)技术教育,前者指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教育,后者指劳动(或职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从概念术语看,表述是不清楚的,字面上看似乎就是“劳动的技术”教育,“劳动”是“技术”的限定词,而使用起来却混淆难分,不知到底是讲劳动观念教育还是讲劳动知识、技术教育。从内容上看,表述不全面。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当今社会,脑力劳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在体力劳动领域,随着人们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相互融合。而在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把劳动技术教育(由于概念混淆不清,姑且把此处的“劳动技术教育”当作狭义的,即劳动的知识和技术教育)限定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内,讲的是了解劳动过程、会使用劳动工具、掌握劳动技术等,忽视了其他脑力劳动领域。由此可见,劳动技术教育的内涵被不合理缩小了。
(三)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内容混淆。有的《教育学》把体育表述为“学校体育和卫生”,如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79),有的把体育与卫生保健合在一起,如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等编的《教育学》[4](P235)和邵宗杰等编著的《教育学》[9](P222)。这不仅使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而且把体育的内涵不合理扩大了。体育和卫生保健教育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同一范畴。从内容上看,体育包括知识和技能,卫生保健只有知识而无技能。并且就“知识”这一范畴而言,体育和卫生保健也不相同,体育有田径、体操、球类、武术、游泳、游戏、军事体育等知识,卫生保健则包括教学卫生、生活卫生、生理卫生、环境卫生等知识。从教育方式方法上看,体育既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技能上的训练,而卫生保健却没有技能训练的成分。
(三)全面发展教育的内容不完善,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一是未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现代社会需要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而综合素质中就包括心理素质。反映在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上,就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也正是我们正在实践着的。虽然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诸多的教育学著述中,在论述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心理健康教育,只是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教育学教材中才有所提及,且非常简略不成体系,如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6)。虽然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已经自觉实施,但在作为指导教育工作实践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不能明确提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二是未提出良好个性品质的教育。教育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步曲:从古代和近代只关注知识技能的传授,到现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再到当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开发培养和完美个性品质的养成。同一性、模式化的人才培养已经成为过去,多样性、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是时代的要求和潮流,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养成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使命。虽然我国《中学德育大纲》中曾提出“身心卫生和个性发展教育”[9](P162),但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没有提出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培养,在各种教育著述中鲜见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仅有个别论著在论述德育时提到一点,但也不是作为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提出的。
二、对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当代诠释
(一)德育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概念表述为:“培养学生形成认识事物、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正确思维方式、正确观念、正确态度、正确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教育。”内容包括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四个方面的教育。世界观教育包括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政治观教育包括政治理论知识、政治鉴别和政治取舍、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教育,道德观教育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包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取向、职业价值判断和取向、自我价值认知和体现等方面的教育。由于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都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因此将其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更合理,并且避免了原来“德育”概念内涵上的不合理扩大。这个改变并没有改变德育的实质,仍包括思想、政治、道德三方面的教育,同时增加了价值观的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
(二)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应有所扩展。科学文化知识是智慧之基,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目的就在于开启智慧之门。智力和能力既是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又是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智能与智慧本质上是一致的,智能的开发培养其实就是智慧的开发培养,因此把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是合理的。
(三)美育仍称审美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除了原有的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生活美外,增加科学美。在教育方法和途径上,应增加“组织学生进行一定的科学鉴赏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味科学美、发现科学美,以激起对科学的热爱,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并为创造科学美奠定基础。
(四)体育改为健康教育。概念表述为:“向学生传授健康、卫生、保健的基础知识和相关基本技能,增强学生身心健康的教育。”内容包括生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生理健康教育包括“体育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教育”、“生理知识教育”和“卫生保健知识教育”三部分。心理健康教育包括“心理学基础知识”、“良好个性心理品质的培育与养成”和“心理障碍的预防、调适和矫治”三部分。这一改变更能适应当代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体现了教育的时代特点。
劳动教育的时代性范文4
当前现代远程教育具有终身化、协同化、职业化、国际化、城镇化等特征。终身教育是与生命有共同外延并施展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连续性教育，远程教育打破了教育原有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使教育的可能性扩展到所有的社会单位，使远程教育可以成为终生教育。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动力在于经济部门和就业部门，而不是教育部门，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是现代远程教育的有效途径。现代远程教育注重产学结合，强调实践教学环节，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现代远程教育能依托国内外市场，有效配置优质资源，替学员们创造了更优质的成才环境，培养出与国际接轨的优秀人才，同时现代远程教育已深入到农村各个乡村，是农村成人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现代远程教育的网路优势为农民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人提供了终生的学习的机会。现代远程教育以灵活开放的办学模式，丰富多样的办学内容，满足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当前农村的基本教育有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是农民科技教育的主阵地。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服务当地的经济发展。
二、现代远程教育服务”三农”的现状
1、现代远程教育以当地经济需求为导向，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农村成人教育的对象在农村、在基层，现代远程教育具有覆盖面广、层次多、内容丰富，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在农村展开学历教育和岗位培训，使农民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建立学习-工作-学习-再工作的终身教育。
2、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以城镇化建设为切入点，将剩余劳动力转为新的人力资源。目前农村都在搞城镇化建设，把农业生产推向了规模化、集约化，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土地耕种上释放出来，在这新时期新形势下农村成人教育要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变为新的人力资源，使这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转移。但是，农村劳动力普遍存在文化底子差、科技素质低的问题，成为制约剩余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瓶颈”。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年，通城市相差3年。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40%，初中文化程度占48%，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2%，受过职业技能训练的仅占9。1%，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进城务工就业问题十分关注，因此在农村成人教育中，应加大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就业前的指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劳动力就业能力，这是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也是大中城市、城镇化和谐发展的必然趋势。
3、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以农民奔小康为目标，实施终身教育。乡镇成人教育中心校是农民科技教育的主阵地，目前农村成人教育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为农民实施终生教育创造了条件，培养了大批懂知识、懂管理、懂经营的现代化知识型农民，为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优势，把科学技术送到农村，方便农民学习，在教学上根据农时季节结合农民需要，尽量减少理论性的东西，建立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完善实习实验场所的建设，加大实践性教学力度，注重实际技能的培养，使他们看了就会用，用了就能增收，给农民带来实惠，带来经济效益。
4、现代远程教育在农村普及，需要政府的支持。现代远程教育具有投资少、容量大、快捷方便、灵活实用的特点和优势，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基础条件差、底子薄。各级政府应该把农业教育作为一项公益性的基础事业来做，充分认识农业远程教育的投资是国家重要的基本建设投资，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投入到农业远程教育，切实解决制约农业远程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
劳动教育的时代性范文5
关键词：搞好企业；职工教育
一、职工教育是开发智力、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一）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人才。现代化生产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高度社会化大生产，这就决定了现代企业生产方面拥有比较复杂的技术装备，其生产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劳动分工非常精细，协作关系非常复杂，生产连续性很高，企业之间、企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因此，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要有大量的专门人才来支撑。
（二）人才的培养，单靠正规学历教育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是数量问题。目前，以现有企业的普遍状况看，都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单靠正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抓正规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职工教育，实行全员培训，是多快好省地培养人才的一条重要途径。
其次是知识、技术的老化问题。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许多新的发明创造，使原有知识迅速陈旧。每个职工单靠原来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不断接受新的再教育，掌握新的科学知识。这就必然要加强职工教育。
再其次，职工教育的本质特征是针对性、实用性和实践性。这些本质特征就决定了它能够直接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可以直接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这是正规教育所办不到的。从普通学校或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总之，职工教育具有其他教育不可取代的特殊功效，它对于培养和提高各级在职人员的素质及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对于开发生产力资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职工队伍现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企业职工队伍状况要求职工教育一方面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的方法进行培训，普遍提高职工队伍的政治、文化、技术业务素质；另一方面在职工队伍中培养、造就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专门人才，从而改变职工队伍现状，为企业进一步发展打好基础创造条件。
二、加强职工教育是适应新时期科技发展的迫切需要
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如果不加强职工教育，就不可能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就不能利用当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就会同先进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促进职工教育的发展。
（一）劳动力水平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断的提高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过去那种把人归结为简单的生产工具，单靠一定经验和劳动技巧就能进行物质生产的说法，已经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新要求了。现代生产的劳动者必须要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是包括智力在内的、由体力和智力结合起来的劳动者。职工教育就是对现有劳动者进行再加工、在教育，来提高劳动者的“质量”的。
（二）劳动力“质量”的高低，是现代化、信息化建设能否实现的重要因素。国外有关专家认为，现代化生产发展速度同以下几种因素有关：有无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有无充足的资金；有无丰富的资源；有无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方法；有无能够满足需要的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生产者和管理者。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同劳动力“质量”相关，因此提高劳动力“质量”，加强职工教育，是加速实现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有些部门和行业会被逐渐淘汰，同时又有大批新的部门和行业随之而产生。这就要通过职工教育，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断提升，进而使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得到有效提高，才能逐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三）科学上或技术上的突破，并不等于生产力的直接实现。任何新的技术、设备，都是人的智能结晶。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也要靠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这种劳动者只有通过教育，特别是职工教育才能培养出来。现代的设备，必须由受过专业培训，掌握必要的科学知识和操作技术的工人使用，才能发挥它的先进性。否则，设备再先进，也会因使用不当，掌握不好，而不能提高产品质量。同样，知识如不及时更新，也将意味着科学技术永远处于落后状态。面对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知识的陈旧越来越使我们感到加强职工教育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三、加强职工教育是加速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首先，职工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国民经济的中心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最迅速、最可靠的方法，在于对劳动者普及职业技术知识的本领。从此我们可以看到职工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劳动生产率逐渐提高了，但同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不仅要重视物质资料的生产，更要重视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就是说，只有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职工教育可以带来国民收入的增长。职工教育的经济效益是职工教育作用的最终体现，反映了职工教育提高劳动力所创造的国民收入与整个社会国民收入的关系。职工教育在生产、技术领域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最终以价值的形式表现在国民收入的增长方面。
四、加强职工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手段
劳动教育的时代性范文6
关键词：农民教育主体探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能否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素质。只有不断分析研究新时期农民教育的特点，完善农民教育体系，改进农民教育方式，使真正的农民内在素质“质变”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具有更可靠的保障。
一、农民教育中存在的缺陷
长期来国家不断加大农民教育的投入力度，通过开展“绿色证书工程”、“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等多渠道、多形式农民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农村依然表现出农民素质偏低、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得不到充分应用、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产品竞争能力不强、农民收入不能稳定提高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归根结底在农民教育中，真正从业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和培训，农民作为受教育的主体地位不够突出。
(一)“农民”定义上的不清晰，使得农民教育的主体地位不突出
农民是指农村中从事种植、养殖等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居民，而人们习惯上不是以农村居民的职业特性界定农民身分，往往是以农村户籍为依据，将农村户籍的居民统称为农民，模糊了农民与农村居民的概念。农民教育则应以农业科学技术为内容，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居民为对象，以提高农民素质和科技水平为目标的教育活动。由于“农民”定义不清晰，使得农村开展的各种技能培训和教育活动，自然也就纳入农民教育的范围。同时由于农业生产经营的特殊性和鳃决农村居民养老保险问题的复杂性，使得从业农民从未设定也难以设定年龄界限，在年龄段上也不易明确农民教育应突出的主体对象。习惯上或广义上的农民概念，极容易忽视真正从业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的受教育问题，使得农民是农民教育的主体地位不突出。
(二)对解决“三农”问题理解上的偏差，使得农民教育的方向发生偏移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发展现代农业是农村增收、农民致富的两个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我国有8亿多农村居民，农村劳动力4．8亿左右，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只需2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通过培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对增加收入，富裕农村，改变农村面貌等有着积极作用。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增强农村劳动力输出后从业的适应性，有必要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以高素质的农民为基础，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同时，并不能放松或忽视农民教育工作。事实上在农村教育和培训过程中，往往出现重劳动力转移培训，轻农民教育现象。农村劳动力转移又是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体对象，这部分农村劳动力通过培训得到转移后，农民教育又不能同步开展，更突显农民素质低下和农民老龄化问题，农民接受教育的程度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制约因素。
(三)接受教育的需求意识不强，使得农民自我放弃接受教育的主体地位
农民接受农业科技知识具有眼见为实的特点，农民获取的农业科技知识较多的是通过农民之间的信息传递和示范影响，加之“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的传统意识和传统耕作方式的沿袭，影响了农民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农民接受教育在时间和经济上必须有一定程度的付出，农民的收入状况和接受教育后获得收益的滞后性，同样影响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更突出的是农村劳动力中38％左右是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49％左右是初中文化程度，增加了农民接受现代农业科技知识的难度，降低了接受教育的欲望和信心。农民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某种程度上是自我放弃接受教育的主体地位。
(四)农民教育的体系虽然健全，但培养新一代农民的重视程度不够
建国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农民教育工作，高等农业教育、中等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无论是教育职能，还是地域分布的覆盖面上，都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民教育体系，这是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农民教育或农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然而，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加之社会对学农、务农的偏见，农民教育体系中培养新一代农民的职能有所削弱。农业院校不断向多科性、综合性学校发展，农科专业学生数在学校中只占30％左右，同时学生“服务农村、献身农业”的观念比较淡薄；农村职业教育并没有突出培养新一代农民的办学理念，往往偏重于以劳动力输出为培训导向；农村基础教育不仅缺乏对学生“学农、务农”的必要引导，往往以跳出“农门”作为激发学生勤奋学习的动力。现代农业是以相对完善的生产条件和物质装备为基础，有效运用现代化的生产手段、农业科学技术和管理方式等要素来组织和经营，要求农民需要具备农学、机械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要取得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不能仅仅依靠对现有农民的教育和提高，更重要的是确立培养新一代农民的教育理念，着力于对新一代农民的教育和培养工作。
二、突出农民是受教育的主体地位的措施
我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坚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理念不可动摇。发展现代农业就是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展理念引领农业，惟有进一步重视农民教育工作，加强对现有农民的教育，重视对新一代农民的培养。只有突出农民是受教育的主体地位，才能提高农民教育的实际效果，才能为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基础。
(一)推行农民登记制度，合理界定农民教育的主体对象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历来没有从业条件和职业要求，使得农民教育的实际效果不能显现。推行农民登记制度，就是从职业特性和年龄要求上明确农民从业条件和职业要求，从机制和制度上确定农民的职业身分，真正意义上赋予农民与工人、教师一样具有职业内涵。农村居民通过系统的农民教育获得“农民从业资格证书”，使农民有表明职业身分和职业技能的“工作证”，或是农村劳动者从业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准人证”。只有推行农民登记制度，合理界定农民的职业资格，规范农民的从业条件和职业要求，才有利于突出农民是受教育的主体地位，提高农民教育的针对性，让从事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真正得到教育和提高。
(二)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职能，调动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农民无论是受教育的程度，还是收入水平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农民的素质状况和收入水平直接关系到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农民教育不仅是要加强引导，使农民从关心自身利益的角度提高接受教育的自觉性。农民教育更重要的是社会问题，国家必须从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度，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和法规，建立相关保障机制，推动和促进农民教育工作的开展，调动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1．运用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农业，从制度上调动农民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实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小规模、家庭式的经营方式已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在保持农村现有行政组织体系的框架下，注册成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建立新型的农村政企关系，运用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农业。农民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下，必须主动接受教育，获得“农民从业资格证书”，使农民更新传统农业和经验农业理念，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掌握现代农业科技，真正在素质上“质变”为社会主义新型农民，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同时运用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农业，能够有效地开拓农村就业市场，吸收更多的接受高等农业教育的学生回到农村创业，从而改变农民的整体素质状况。
2．进一步调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式，让受教育者有施展才能的空间。由于土地是农村居民赖以生存的基础，为了显示公平，农村居民均享有土地承包权。随着农民家庭人口的变化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分散、小规模的土地承包经营方式必须调整，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状况必须改变。鉴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和农村居民享有土地承包权的特殊性，农村居民可将土地承包权以入股的方式流转到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并参与分红，使土地相对集中达到适度经营规模，实现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的分离。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将通过农民教育取得“农民从业资格证书”的农民吸收为职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获得劳动报酬，同时在失业、养老、医疗服务等方面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实行农村居民土地收益与农民劳动收益的分离。
3．建立健全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机制，让农村居民获得基本保障。确立农民职业化，提高农民教育的成果，离不开社会保障机制的支撑，实行农村居民土地收益与农民劳动收益的分离更离不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首先，建立健全农村居民转移后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其离开土地后的后顾之忧。农村居民转移到城镇后不论从事何种工作，往往都被称谓“农民工”，在社会地位和劳动报酬上均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公平。农村居民通过技能培训后转移到城镇就业，国家必须实施强制性政策措施，使之在失业、养老、医疗服务等方面纳入城镇社会保障机制，保障农村居民转移后的基本权益。
其次，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机制，让老龄农民老有所养。目前农村还没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老龄农民不得不依靠承包土地的粗放经营来维持生计。如果让老龄农民在维持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退出农事操作，必须发挥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农村养老保障机制，使老龄农民的生活通过承包土地的股份分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等途径得到基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