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体现范例6篇

三农问题的体现

三农问题的体现范文1

在长达三十年的解决三农问题艰难历程中,一直存在着一个角色错位的奇怪现象:既然解决三农问题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农民,那么农民这一群体就应该最具有解决三农问题的积极意愿,并且,也会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发挥出主体作用,做出积极的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行为选择。然而,从历年的中央支农一号文件,到免除涉农税收,再到建设新农村,及号召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更多成了至上而下运作,农民反而成了配角,解决三农问题更多地成为了社会的,或者说是政府的事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一种市场经济。在有市场的经济中,农民,政府抑或其它群体,都是独立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皆因自身利益诉求进行着利益博弈。因此,至上而下的,着重于从社会范围来解决三农问题,或者由其它利益集团来替代解决,本身就有违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因为,一个群体的利益诉求,是不可能由另外的对其有利益诉求的利益集团来代为实现的。

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着社会主义的性质,从而一个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就可以由社会或其它群体通过帮扶、反哺等行为来替代实现是极具理想色彩的。只要各群体有其自身的独立利益,各群体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就是利益博弈。同样,尽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具有社会资源的配置职能,但它仍然有其自身的利益,也是一个力图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集团,所以,由政府来替代农民解决三农问题,其行为也很难节制,它既可以采取一些扶农惠农措施,也可以为财政收入最大化圈占农地。因此,即使一个经济具有着社会主义的性质,政府也具有社会资源配置的职能,但农民群体的利益诉求,或者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最终也只能通过农民主体作用的发挥来得到实现。

所谓农民的主体作用,其具体落实为农民为自身利益而与其它社会集团进行利益博弈的行为。各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可以以各种方式进行,但只有交易这一种方式具有合作性,也即只有交易才能够实现参与博弈各方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共赢,并同时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所以,所谓发挥农民在解决三农问题的主体作用,其准确含义就是农民这一群体能够在市场上与其它利益集团进行机会均等的交易,并通过交易去解决三农问题。

如果农民的主体作用被抑制得不到实现,而由其它社会利益集团来替代农民去解决三农问题,预期目标就很难得到实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由于农民不能够针对其它利益集团所采取的行动做出自己的对策选择,所以,当这些措施即使具有扶农惠农愿望时,也可能并不符合农民的意愿,因此难以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而当这些措施只是符合其它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时,农民也只能消极接受,并不能对其进行矫正,反而可能加剧三农问题。总之,只要农民的主体作用得不到发挥,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不是经由农民和其它利益集团的市场交易,其结果都会是导致解决三农问题所做的努力归于低效率或无效率。正由于此,三农问题迄今仍是中国社会发展难解的课题。

二、条件约束下的农民能力缺乏

但是,从中国三十年的实践看,在现行条件约束下,农民又的确缺乏解决三农问题的能力。正如开启农村改革,率先实行农地包干的安徽小岗村人所说,我们是“一步跨过贫困线,三十年没进富裕门”。维护农民既得利益,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减少农民,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三个关键环节,但现实表明,在这三个环节上,农民都难以胜任利益主体的角色,通过交易有所作为。

第一,失地直接导致农民既得利益受损,但农民却不能通过交易方式或其它有效举措抵制其它群体的掠地行为。农地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地不仅成为农民经营收入的基本可配置资源,也是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但三十年来,社会其它群体以城市化,工业化等各种名目对农地进行着圈占。在圈占中,也会有对失地农民有所补偿,但由于圈占农地不是农民与圈占方平等交易的结果,因此,补偿既不是农民因舍弃农地而做出的选择,经过层层拔毛也很难足额地让农民获得。农民失地导致了大量农民的返贫,形成数千万三无流民。失地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但在现有社会制度框架内,农民并无抵制其它社会利益集团圈征土地的合法措施,因此,农民群体就难以维护自身最基本的利益。

第二,农地的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实现农民增收的基本途径,但现存条件下的农民却无法以交易实现农地经营的规模化。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是农民增收的基本途径,但自家庭承包制实行后所造成的农地小规模的极度分散的农地经营却从根本上制约了农业经营效率的提高。由于农地分散经营的无效率,在广大地区可以看到的普遍现象是,即使中国的农地资源非常稀缺,但农民却视土地如鸡肋,不仅不愿意在土地上多做投入,且宁愿放弃经营,甚而抛荒,这就不仅使农地经营无助于农民增收,还使中国的农地总体利用效率低下,且直接诱发所谓粮食安全问题。在有市场交易的条件下,农民可以通过交易实现土地的集中并实现规模经营,但在现行农地制度下,农民并无农地交易权,因此,农民就失去了自主实现农地集中的途径。

第三,减少农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但农村居民却无力通过交易行为迁居至城镇。农村人口的数量偏大,是直接制约农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居民世代以来也都向往着能到城镇定居,以享受现代文明所带来的更高质量的生活。但是,在长期的城乡有差异发展之后,农村居民要迁居到城镇就必须解决巨额的迁居费用问题。在现行状态下,多数农民仅仅凭农地和进城打工收入,几无能力支付迁居费用。因此,即使农民怀有迁居愿望,城镇也存在就业机会,广大农民也只能选择在城镇流动就业,而无力选择迁居城镇。这也是中国城市化进步始终落后于工业化进度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也正是因农民群体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更强化了只有社会帮扶才能解决三农问题的意识。

三、让农民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

农民的主体作用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无力发挥,而其它社会群体替代农民解决三农问题又是低效率甚至是负效率的,这便是历三十年而三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死结。不论是如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则所示,还是从三十年实践经验教训来看,要破解三农问题所面临的困境,出路并不是在于继续强化社会资源以各种方式对三农的注入,而是在于让农民的主体作用得到发挥。要让农民发挥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主体作用,关键之举是对现有农地产权安排进行重新界定。溯根求源,正是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既造成了三农问题的积重难返,也导致了农民的作用无力发挥。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农村一直实行着家庭土地承包制。在家庭承包制这样一种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下,农民所拥有的只是农地的经营使用权和部份收益权,却不拥有农地的所有权和处置权,农地的所有权及处置权归于主体界定含混不清的集体。在现行的农地产权安排下,由于农民没有得到农地的处置权,一方面,农地由农民经市场交易而可能形成的集中经营的过程被阻断。即使小规模农地经营不经济,农民也不能选择转让土地,而且,由于农民不能够选择用农地这一稀缺度较高的资源来与社会其它群体进行交易,就只能以相对稀缺度较低的劳动力进行社会交易,因此也限制了向城镇迁移费用的支付能力的提高,从而难以实现向城镇的迁居;另一方面,农地所有权和处置权的集体所有,在现实中往往演变成少数人或地方政府所有,这就使得政府和其它利益集团可以堂而皇之地通过各种非交易手段得到农地,从中获取利益,并危及农民的利益。所以,从深层次上说,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实就是现行农地制度运行的均衡实现方式,其社会收益表现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其它社会集团的收益,如开发商的利润和地方政府的政绩和财政收入的提高,其社会成本则是三农问题。

既然三农问题只是现有农地产权制度的社会成本,因此,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对现有农地制度进行重新界定,把农地处置权安排给已经拥有农地使用权的农民。

把农地处置权安排给农民,在中国一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疑虑,其中,较为典型的两种反对意见一是对粮食安全的担忧,二是对产生城镇贫民窟的恐惧。其实,就粮食安全问题而言,正是在农地集体所有的产权安排下,滋生了其它利益集团对农地的无节制圈占,导致农地规模的急剧下降,同样,也正是由于农民没有农地处置权,导致了农地经营的规模不经济,效率低下,农业产业化无法进行,更有甚者,是出现了农民的对农地经营的轻视,直至大面积抛荒。所以,对中国的粮食安全的威胁,并不来自于农地处置权安排给农民,而恰恰来自于维持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

三农问题的体现范文2

关键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3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0733189

近几年,新农村建设发展中的集体资金形式更加的趋向于多元化、多样化、产业化模式,这也使农村集体资金管理更加井然有序。因此,就当代农村建设来讲,三资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农村政府及群众所最关注关心的问题。

1 农村集体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1.1 管理机制不规范问题

在农村三资管理中,没有1个完善的档案管理规范制度,使资金在日常进出流量中存在着诸多的随意性,严重地影响着资金管理的真实性。虽然目前许多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应国家的号召加设了诸多的软件设施,但也只是流于形式,甚至许多农村出现了资金管理的配备设施无人会用的现象。由于集体三资管理工作人员态度问题所产生的错账、坏账现象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无法正常实施的最关键的因素,同时由于政府相关人员问题,使许多应发放的惠农、强民补贴无法及时落实。

1.2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的违规问题

某些农村政府为了加快建设速度,在没有确定资金准确来源的时候就急于动工建设,从而使自身很容易陷入负债的状态中;农村工程建设中,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干涉较多,从而影响了集体三资的正常出入账情况;在工程建设中,人情工程较多,使农村集体三资账务混乱不清,无法得以正常管理;农村政府在监管工程建设时存在严重违规和疏忽,使工程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从而制约了三资的管理。

1.3 集体三资只限于资金管理问题

目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最大的缺陷就在于管理中只限于对资金的管理,使集体三资管理中缺少准确的资产依据,严重者直接影响着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某些农村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之便获取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许多农村政府工作员在将土地租或承包给经营者时,没有签订正规的书面合同,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出现严重的问题,甚至给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带来诸多的风险。

2 引起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总体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人员在思想上存在着诸多的错误观念。如:农村税费改革是国家对农村群众开设的一项惠民政策,但由于农村政府工作人员的错误认知,使这种政策出现了农村收入少、负债多的问题,从而使集体三资管理偏离了原始的初衷。另外,诸多农村政府工作人员认为新农村建设后农民的集体收入政府不必再多加干涉,从而造成了集体三资账务混淆不清的现象。

农村政府部门监管力度薄弱所引起的问题也是十分普遍的。目前农村集体三资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将集体三资管理划分到经济发展建设中去或是单纯的财务管理中,而政府对集体三资缺乏一定的监督力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集体三资‘无事没人管,人事互推责任’的现象。

相关部门执法力度不足也是影响农村三资管理有效性的因素之一。由于政府的制约及控制,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过程中群众的监管力度得不到有效的发挥。

3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措施及对策

3.1 成立专门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机构

成立专门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机构是确保农村集体三资合理有效利用的基础,也是保障农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因此,农村政府要在集体三资管理人员中与农村群众中推选出专业水平及自身作风都较高的人员组成集体三资监管小组,对农村日常的集体三资管理进行监督。

3.2 建立健全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人员要将农村现有的资金、资源及资产等进行详细的记录,并在记录中分析总结出目前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和资金出现的问题,以便及时进行调整和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纳入到新农村建设的日常工作中去,严格按照国家所下发的管理制度约束日常的管理行为规范,以最大限度确保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准确性。

3.3 加强培训,提高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人员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政府要定期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并要加强管理人员自身素质及工作态度的提高。

4 结 语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有助于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因此,在进行集体三资管理中要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并结合自身发展需求进行管理,以确保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效力,从而为新农村快速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经济保障。

参考文献

[1] 徐捷.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探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1,22(7):141-142.

三农问题的体现范文3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地位

(一)“三农”问题的概念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养育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但近二三百年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农业和农村长期停滞和衰落。建国后,为了发展工业,不得不采用剥夺农业的方式来进行积累,使农村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工业,农民生活与城市有极大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得到了一次飞跃性发展,但很快它的弊端也显露了出来。

目前,农村的落后羁觯已经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现实社会较为突出的问题,我们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

(二)“三农”问题的地位

在21世纪里,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同样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与否取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解决与否,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深化下去,才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解决农村问题是中国改革事业成败的关键。我国农村虽然有局部的繁荣,但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农村处在破产的边缘,孕育着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

二、“三农”问题遗留的历史特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三农”问题在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特征,但一直是中国从建国以来最为重要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农业公社制度和农村生产大锅饭,为中国经济资本的建设提供了原始动力,农村发展以平均主义为主要特征。1990年之后,开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以家庭为主体,农业发展速度提升较快,部分家庭开始进入市场经济为家庭创收,农业也得到了可持续发展,但这一阶段农村文化经济的建设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提高。在1995年之后,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开始步入现代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增长趋势,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农村生产力要素的流动出现了空前繁荣状况,一方面,农民通过外出务工取得较高收入,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流失,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步伐减慢和农业产量收入的下降。所以,面对当前“三农”发展过程中的实情况,综合各方面因素对“三农”问题进行考虑,解决好“三农”问题,为国家持续发展和稳定提供保障。

三、现有的一些错误看法

现在很多人的意识当中存在忽视“三农”问题的错误想法,有的认为目前我国农业能基本保证全国粮食需要就可以了,主要发展工业;有的认为解决“三农”问题只要一段时间抓抓就能立竿见影,不需要长抓;有的认为“三农”问题仅仅是涉及面很窄的问题,只要就农论农就可以解决。这些都是错误的看法,实际上“三农”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是否能持续进行下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它涉及到各个领域,是一个综合性问题,需要长期不懈地调整改善,真正下力气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

(一)对城乡的经济体制结构进行改进

造成“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前“二元”化的户籍制度所弓!发的“二元”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和经济结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它将农民与城镇居民割裂汗来,难以体现公平的理念。针刊于这方面的问题,相关部门要予以重视,并应不断进行政策调整,有效地解决这.问题。

(二)深化农村改革,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打好基础

农村经济的发展,土地问题一直是其核心,作为第一生产要素的土地,需要进入流通领域自由流动,农民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体,其利益的根本保证和实现,是“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点。当土地可以自由流通之后,给农民进入市场提供了便利,便于农民的增收发展。其次,改善农村的产业结构,提升农产品的品质。通过科学手段和市场需求信息,种植附加值高的农产品,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生产能力。

(三)需要减轻农民的负担

2002 年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坚持采取扩大内需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经济较快增长。党中央、国务院很重视对减负的治理,对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的情况,曾多次文件严加制止,但收效不大,全国各地到目前为止仍普遍存在“三乱”现象。减轻农民负担,开展清费治乱减负的综合治理,首先,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计委《关于实行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的通知》要求,认真做好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工作。其次,要定期开展复查,注意和防止涉农负担反弹,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的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

(四)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有创新的思维

要跳出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局限。首先要确立强烈的富民意识,在农民增收上有新突破。从实际情况看,凡是农民增收幅度比较大的地方,增收的动力源主要靠的是劳力转移、结构调整、土地扭转、多种经营等。要确立强烈的创新意识,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

三农问题的体现范文4

关键词:三农问题;表现;对策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5-0091-03

近些年来,三农问题已成为全党及全社会越来越关注的热点问题,三农问题关系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小康的实现,三农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

一、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

三农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贫困、农业不发达和农村落后。其具体表现为:

1.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三农问题能否得到解决关键在于农民满意不满意、农民高兴不高兴、农民生活水平是否有所增长等等一系列的指标。现阶段我国农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收入水平总体低下,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继续拉大。随着种粮成本增加,物价化肥等农业物资的上涨,使得许多农民辛苦一年下来种的地挣不到钱,纷纷外出打工。二是农民合法权益难以受到保障。在中国,农民人口尽管占大多数但却成为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农民工追债讨薪事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拆迁事件,失去土地的农民合法权益得不到解决,农民使用法律维护自身利益意识不强以及自身合法权益受到威胁时无法得到合理的保障。三是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问题突出。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种地不挣钱。大量农民青壮年为了生存不得不外出打工,而由此造成农村中住的大多都是老人、妇女以及小孩。使得本应是颐养天年时候的老人由于子女不在身边连生病都得不到子女的照顾,不但得不到照顾还要帮着子女带小孩,从小不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小孩亦难以得到正确的教育,难以得到父母的关爱,亦容易造成性格的扭曲及敏感自卑等不良心理的形成。最近,媒体曝光的湖南双峰县一岁留守女童躺在祖母尸体怀里七天没吃东西身上爬满了蛆虫这一悲惨案件,充分表明了留守儿童以及空巢老人现象在农村中非常普遍,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也十分突出。

2.农业问题:农业既是基础产业,又是特殊产业,是弱质化产业,在任何国家都受自然条件限制影响较大,而一遇自然灾害更是容易导致毁灭性打击。在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总体低下,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从生产环节来看,农业生产在许多地方仍使用原始的耕作方法和落后的农用工具,农业生产还是非社会化的大生产,农业生产投入严重不足与滞后,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弱。从流通环节来看,农产品的附加值小、市场化程度低、流通环节阻碍过大,特别是高昂的过路过桥费以及不断高涨的油价,这些都严重阻碍着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的发展与形成。

3.农村问题:农村问题不同于农业、农民问题,它是农村社会众多问题的综合体。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形象地比喻为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农村社会现代文明发展滞后,积累的社会矛盾较为突出。一是农村行政区域和基层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办事效率不高,地方基层政府机构臃肿、人员繁多。比如,最近网络曝光的四川省巴中市四个贫困县总共有44位正副县长,引起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二是农村医疗社会保障资源不足。城市居民都有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障,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几乎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保障,农村医疗资源相对城市来说也是相当的匮乏,甚至在一些偏远农村山区都很难找到个像样的诊所,农村在交通、供水、供电等公共设施和居住条件也相对较差,个别地区还经受着工业化大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二、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

1.农业产业的弱质性

农业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比较大,靠天吃饭,一遇灾害容易导致全年绝收。农业生产资料弱质性,土地有限,土地利用率不高,我国可耕作的土地面积绝大部分集中于东中部,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土地沙漠化荒漠化严重可耕作性不高,人均可耕地有限,机械化设施难以应用,劳动效率不高。农业组织弱质性,农业生产都是单个农民进行,组织性不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低,没有形成组织化、集团化形式,抗风险性不强。

2.不公平的体制

由于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分割,以城市为中心,使得农民在经济、法律、政治上没有获得同等的国民待遇。从表面来看法律应该是平等的,但是在实际中歧视不平等现象不少,如同样的考分,在北京能够进重点大学,而同样的考分在其他不发达地区却连专科学校也进不了,北京现在宣布考生70%可以进入大专院校,而一些农村为主的地方,考生能进入大学的机会较低。考分平等是一个起码的平等权,而实际情况却是农村和城市连录取分数都不一样。广大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读书还得交一笔不菲的择校费,更是加剧了农民生活的负担。农民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也小,声音微弱,广大农民在城市里更是沦为弱势群体,受人歧视。

3.思想认识上长期被忽视

由于历史国情所致,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利用农业积累发展工业来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政策和战略,要求农业要为工业的现代化作贡献,农村要为城市作贡献,从农村中索取过多,而给予的较少。虽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但对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认识不足。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三农问题才被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提出来,并逐渐为全党全国人民所重视。2003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才开始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现在,城市高度繁荣、工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但是对三农的反馈补偿却没有得到体现,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现象并未得到完全根治,而且农产品生产和流转条件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忽视了对三农的大力支持与保护。

三、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1.三农问题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是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条件。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是以投资拉动为主,消费显得乏力,长期来看,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立足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不增收腰包鼓不起来,中国经济必然受到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以出口拉动为主,国内内需不足,主要原因就是完善的社会医疗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广大农民手中的钱不敢去消费,而是存起来以应付将来小孩上学、生病之需。2008年影响全球的经济危机对中国出口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中国政府不断出台一系列措施调动内需,如商务部组织的家电下乡政策,对农民购买家电产品进行补贴以拉动内需,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从长期来看必须千方百计地让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富裕起来,增加农民收入。同志1998年在安徽考察时就指出:“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实现小康,还直接关系到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带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1]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也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农民收入上不去,就没有更多的购买力,扩大内需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努力提高农民收入问题,扩大农村市场,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会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才能实现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2.三农问题关系国家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

中国十四亿人口中80%都在农村,且每个家庭往上数三代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不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也是社会变革和改朝换代的重要力量,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成为扫除社会发展障碍、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到夺取政权也是紧紧依靠农民、发动农民为争取自身权益而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等策略,农民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重要力量,在中国这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人均耕地占有量少的大国,如果农业发展严重滞后,十四亿人口吃饭就会成问题。三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面临的一个重要和基本的问题。邓小平一再告诫我们:“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2]65“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2]237事实以及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三农问题所表现出来的矛盾不解决,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就容易导致国家和社会陷入不稳定之中。

3.三农问题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民的历史愿望。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邓小平在总结以往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分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到20世纪末,实现从温饱跨入小康社会,但是我们也清楚现在的小康还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十六大报告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的、发展比较均衡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难点都在农村,因为农村与城市差距越拉越大,农民与城市居民差距也越来越大。

三农问题解决不好也有违社会主义的本质,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对此作出了富有现实性和启示性的回答。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73在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过程中没有农民、农村的富裕,不消除城市与农村的两极分化现状,这一目标最终也将沦为虚幻漂亮的口号。邓小平也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2]110这一共同富裕当然也包括农民的富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进程中必须要面临的就是解决好农村与城市贫富差距问题。

四、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

1.调动农民积极性,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国家应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巩固和完善支农惠农政策,增加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以及对农机具购置进行补贴,使农民用得起,用得上,营造农民种田光荣的氛围,对粮食生产贡献大的进行奖励,调动他们对种粮的积极性。同时大力宣传农村,引导社会对农业的关注以及对农民的尊重。积极支持农民发展农产品加工、物流等二、三产业,支持和鼓励有能力的农民进行自主创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民、农业的信贷支持,解决农民融资难问题,加宽农民增收渠道。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大力繁荣农村经济。

2.深化农村制度改革

打破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政府机构臃肿、县乡税源不足,人浮于事等现象进行改革,严禁向农民进行乱收费、乱集资等名目繁多的不合理费用,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高效、廉洁、负责任的农村地方政府。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城乡分割的格局,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以及农民在福利保障制度上的不公平现状。遵循统筹城乡发展的规律,使城乡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协调,不断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不断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土地管理、农业支持等制度,改革各种不合理的制度。

3.加大农村公共事业建设

国家对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方面的投入远远低于城市,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农村公共事业的投入建设关系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村的和谐稳定,必须高度重视和下大力气解决农村公共事业的缺失和不足,大力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偏远地区的通水、通电、通信、交通、教育等农民生活基本需求。全社会上下高度重视形成强大合力,尽快改变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发展滞后的局面,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4.积极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

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障村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提高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提高他们参政议政能力,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推进依法行政,抓好法制教育,增强农民法律意识,提高农民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对有需要的群众进行法律援助,定期聘请法律专家、律师进行普法教育,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个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保障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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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5,(5).

三农问题的体现范文5

关键词:三农 社会主义新农村 思考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332-02

2016年是十三五开篇之年,为实现十三五全员脱贫的终极目标,针对伽师县实际情况,农业工作是重中之重。

一、什么是新农村建设

我们要建设的新农村,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协调推进的新农村,是农村“三个文明”共同发展的新农村,是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事关全局,完成建设新农村的总规划,就要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二者是相承关系。“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新农村的基础。

二、什么是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所谓“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末被 明确概括,作为一个重要的整体问题展现于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同样需要展示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受益的前景。从我国现代化进程来说,“三农”问题作为基本国情的主要反映,是中国现代人的重要参数,或许贯穿于现代化的全过程。我国的现代化也可以说是“三农”问题的胸闷,即农业产业化、大量农民的非农化或人口城市化,以及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十报告中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1.三农问题的核心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依法维护农民的权益,保护农民的利益,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我国城乡差距继续拉大,“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1三农问题的现状。“三农”问题是关系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大问题,也是关系社会稳定的大问题。“三农”问题中尤为重要的是农民问题,它是“三农”问题的核心。三农问题是以农民为主体、以农村为地域、以农业为纽带相互交织为一体的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总称。主要表现为:农村经济十分萧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村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农产品商品率极其低下,产供销体系没有建立,资源配置无法优化;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严重过剩;城乡居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上两极分化严重,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基本权利和根本利益上的巨大差别;农村教育水平十分低下,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建立,干群关系紧张,影响农村社会稳定。

1.2“三农”问题的原因。?“三农”问题涉及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需要我们以开阔的视野去审视其产生的根源。?一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相互分割、相互对立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了城乡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使单位面积上的劳动力过多,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导致农业生产率、农业机械化水平十分低下,经营规模化难以实现,农民的小农思想意识浓厚,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二是?我国城乡财税政策的二元性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一,国家支农财政的年增长率徘徊不前,并具有下降趋势,违背了我国1993年《农业法》的规定,即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必须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第二,农村人均财产性、转移性收入无论在绝对量的增加上,还是在速度的增长上都远远落后于城镇,仅占城镇的13%左右。第三,农村地区的水利、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社保等得不到国家财力的支持,而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大部分用于城市建设与发展。三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成绩卓著,但在农村却没有得到切实执行,超生现象比比皆是,无法控制农村人口增长。我国实行按人均分配的土地制度,其结果之一就是农民对计划生育产生抵触情绪。四是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具有明显的外生化特征,过多地依赖政策的支撑,而这种支撑往往以农村地区的牺牲为代价,政府对农民的反哺工作又严重滞后,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举步维艰。五是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的脆弱性,乡镇企业的幼稚性和盲目性,以及国际现代化农业对我国小农经济的挤压,造成农民增收困难,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艰难。六是中国粮棉肉蛋等农副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但是其中大部分仍是采用分散的小规模家庭作业生产的,成本高、效率低,农业体系极其脆弱。一方面,我国许多大宗农产品的价格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我国农副产品价格提高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另一方面,政府无法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进行交易,也难以有效管理这种袖珍式的家庭作业。

2.明确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和要求

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砚,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努力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家民生活质量,促使农村整体面貌出现校大改观,逐步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重点是加强村镇建设规划和环境整治,建设新村镇;发展农村各项事业,培育新农民;加强农村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倡导新风尚。

二是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积极作为。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增加投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力争经过几年努力明显改变农村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要把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重点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切实落实好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实行“两免一补”的政策。要结合发展农村远程教育、广播电视“村村通”等工作,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努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要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乡村道路建设,继续完善农村电网,在巩固人畜饮水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解决饮水安全问题,积极发展农村沼气及其他适合农村特点的清洁燃料和能源。要搞好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推行侍郎文明的生活方式,引导农民改水、改厕、改圈等,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三是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一方面,乡村建设规划既要着眼于改善村容村貌,又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尊重家民的意愿和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搞乡村建设,必须坚持从各地的实际出发,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另一方面,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提高耕地地质量。严格保护耕地,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确保基本农田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并落实到地块和农户。搞好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庄、集镇规划,引导农户和农村集约用地。

四是培训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需要培养造就千千万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较短,整体素质不高。依托产业发展对农民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同时积极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提高修养、崇尚科学、移风易俗,使之成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这是新农村建设最本质、最核心内容,也是最为的要求。

三农问题的体现范文6

[关键词]农业,农村,农民;城乡一体化。

引 言

所谓“三农”系指农业、农村和农民,而“三农”问题则是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总称,三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也有质的区别,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矛盾。中国的“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变革不同步造成的结构偏差问题,现已构成当今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最大难题。中国“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严重性和化解的艰巨性,堪称世界之最。

经过长达几十年的积累,总的来看,“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农业、农村、农民欠发达,现代化程度低,发展比城市严重滞后,广大农村基本上仍是农业社会,城乡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很大。农民收入低,增收难,是当前国人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三农”问题,在不同时期,主要矛盾方面和主要对策不同,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有着很深的社会、历史和体制根源。因此,必须以多视角、从多方面深入剖析,才能很好地破解“三农”问题的成因和对策。

作为一个直率的研究者,我愿意声明,在“三农”问题成因上我是“二元结构政策”导致论者,在解决“三农”问题对策上我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论者,我的全篇议论不外乎要说明这两点。

一、“三农”问题的内容表现

中国的“三农”问题由一系列结构偏差所构成,其内容具有多重表现,即表现为多重问题。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新拉大

(二)农业人口过多,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

由于农民太多,购买力又低,长期追求总产量最大化过密型增长,就使得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对于农民增收极为不利的变化。我国人均不到1000美元的情况下较早地形成了买方市场,主要原因是三个农民供应一个市民的格局没有改变,这对农民很不利。

(三)城市化程度低

(四)贫富分化趋势加剧

二、“三农”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形成因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的“三农”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全面地看,某些历史因素、人地比例关系和农民自身的因素都对“三农”问题的形成特征有影响。

(一) 历史背景和人地比例关系

(二)

不能否认,中国高度紧张的人地比例关系,是长期积累的苦果,有着深刻的伦理原因和认识原因。首先,在农业社会中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多子多福”,没有人担心会人口膨胀,其实只有大土地所有者有可能“多子多福”,而广大贫苦农民多子女者则大多是辛苦一生,“多灾多难”。新中国头些年里,一味地宣传并相信“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不理解人地比例关系对就业容量的约束,不理解人不成长为劳动力、没有土地、资本、技术和恰当制度相匹配任何奢望的经济增长也不会发生,不理解财富的增长会有限度。由于无知,为了政治目的,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马寅初先生经济观点进行了粗暴的“批判”,这种无知的“批判”更加助长了无知和行为的非理性,引出了很坏的后果,就是对人口增长放任自流,直到人口超过8亿感到“人多为患”的威胁,才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但是已经积重难返了。

(二)二元结构政策

历史背景和人地比例关系并非必然发生“三农”问题的直接因素或充分条件。中国“三农”问题最直接、最重要的成因是长期实行城乡分隔的二元结构政策: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对农村、农业、农民和城市、工业、市民实行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使资金、资源、技术、知识的配置持续地向城市、工业、市民倾斜。二元结构政策表现在许多方面:

1、国家从农村汲取资金,取之过度,持续时间过长

资金是发展的启动器。国家拿走农村的资金,等于剥夺了农村、农民的发展机会。信贷服务呢?信用社借不来,银行更难贷。国有四大商业银行改革后都向城市收缩,县及县以下机构大幅并撤,在县域内的贷款业务越来越少,仍保留在乡村的分支机构,基本上变成了农村资金的“抽取器”(朱泽,2003)。正式金融市场供给严重不足,便求助于地下金融。近年来,广大农村地区和一些城乡接合部地下金融相当猖獗,什么个人借贷、邀会、钱庄、私募基金等等,应有尽有。据估计,浙江、福建和广东三省地下金融市场的“盘子”高达5000亿元左右。地下金融出借资金多为高利贷,比银行贷款利息高出数倍。据估计,民间高利贷借款占全国民间借贷资金的60%以上。同时,地下金融机构还从事洗钱活动,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的黑钱就多达2000亿元(朱泽,2003)。

2、城乡分割,一国两策

为了适应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需要,国家采取了“城乡分割,一国两策”体制,通过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和户籍制度“三位一体”的严密统制系统以及其他一系列配套政策,人为地割裂了农业与非农业的经济联系和农村与城市的联系,确立了城市偏向政策,形成城市对乡村的优势地位,且城市与乡村极不对称的状况日趋加剧。

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城乡功能和发展顺序曾有严格的划分:乡村从事农业,城市发展工业及其他非农产业,城市、工业、市民的发展优先于农村、农业、农民,农业“基础”的政策含义是服务于或服从于城市、工业和市民的发展,不能错位或颠倒。

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财政支出和国债资金是用在城市和其他非农领域。结果人们看到的基本上是工业的现代化,而非农村工业化,是城市的现代化而非农村的城市化。城乡之间这种不对称状况简直成了一道“鸿沟”。广大农民没有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的机会,自然地就不能平等分享这一事业的成果。

3、农民和市民:同为国民,不同待遇

国家工业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旧的城乡对立,确立了城市力量对“三农”的优势地位,形成了城乡极不对称的“新”格局。

农民虽然曾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新中国的重要建设者和改革的先行者,但是“革命胜利以后,农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日益退居次要的位置”(恩格斯语),相应地城市居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却日益上升,两者的行为能力、对权力和资源的控制上发生了此消彼涨的变化。农民正在被边缘化。那些涌入城市的失地和无业农民,正在沿着农民“市民”贫民游民的方向转化(吴镕,2003)。农民和市民同为国民,机会有别,遭遇不同,待遇各异。

——政治权力不平等。国家政治生活基本上是对城里人开放,对农民基本上不开放,城市居民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度要比农民广泛得多。按我国选举法规定,农民选举一个人大代表的人数是城里人的4倍,也就是4个农民的权力相当于1个城里人的权力。农民这样一个社会中最大群体的权力如此地被压缩,在法理上道义上是说不通、成问题的。至于农民集会结社等等权力更是谈不上,学界强烈呼吁建立农民协会之类的团体,一直没有得到政府允准。政治权力不平等,经济权益分配也就不公平。

——劳动待遇不公平。改革以来,几千万农民进城务工,盖楼筑路建桥,绿化环境,美化城市,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农民工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水平低下,而且常被拖欠。十几年来,城市职工工资有了大幅度增长,公务员工资更是长了再长,而农民工的工资几乎原地不动,廉价的劳动力苦干一年的工资也许抵不上他们亲手所建的一平方米楼房值钱。在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显被人为地压低了。近十几年来,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所占份额在下降,而资本收入份额却在上升,值得注意。

以上种种都说明,中国城乡存在巨大反差,政策安排长期整体地对农民不利。中国的改革并没有因为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到来而做出政策安排上的适应性变化和战略性调整,相反,仍然保持和放大了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特定条件下的政策扭曲,持续地向工业和城市倾斜(李成贵,2003)。不能不承认,国家在调节平衡各利益集团、阶层的利益关系,检查、监督和防止部门和地方扭曲或违反中央政策的不端行为,尤其是在约束强势集团中那些败德行为方面抓得不力,成效不尽人意。近来一些打着改革与发展旗号的做法,实际上使得国民利益结构的演变越来越对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对穷人不利。

(三)农民: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

我们承认和赞扬中国农民所特有的勤劳质朴,是现代社会中的稀缺品行。同时,不能否认农民自身的缺陷、局限性:保守倾向,政治意识淡漠,容易异化,难以组织化。农民人数庞大,反而影响了他们的集体行动。由于家景贫苦,受教育机会有限,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仅有5.79年,具备科学素养者仅占农村居民的0.4%,这就更加重了农民的局限性。在中国政治体制和权力架构下,国家完全主导社会,农民的政治空间和组织行为能力被压抑在极为狭小的村组范围内,这样就使得先天不足的中国农民变得更加缺乏社会活动能力,不能形成对政权和政策安排的影响力(李成贵,2003)。这就是说,当今中国农民仍然是缺乏内聚力和社会制衡力的弱势群体。他们对改变二元结构状况形不成政治压力,起不到制衡、催进作用。农民这种弱势性,使得农民根本不可能与城市里有组织的强势利益集团讲平等和公平竞争,反而为委托中的机会主义、强势集团中的败德行为以及其他设租、寻租行为提供了可乘空间,而利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却无可奈何。这也就是说,分散的中国农民不能自力保护自己,更不能自力使农民摆脱困境。为了防止弱肉强食,帮助农民离农转业,留下变为少数的农民能成为强者并有好的前景,与农民血脉相连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实施有力的亲农政策干预和农民组织化,是绝对必要的。没有组织化的农民只能是弱势群体,算不上真正的利益集团。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和政策方向

(一)正确理解和把握“三农”问题的相互联系和主导方面

大家知道,“三农”问题相互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不能把“三农”问题看作是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似乎解决了其中某一个方面,其他两个方面就会迎刃而解。其实,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三农”问题的“统一性”和矛盾性表现不同,主要矛盾方面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主要对策也就不同。

从长期来看,从根本上说,农民问题应当是“三农”问题的中心。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这个问题通过土地改革得到了解决,但后来实行高级合作化时遂将农民的土地集体公有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农产品长期短缺,国家将农业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中心、推进工业化的“基础”,但在那时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业解决农业问题的。1978年始于农村的改革,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自主经营权问题,这个问题以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但却伴随了土地的细分化和农民的非组织化。此后,改革与发展政策安排和农产品供求关系出现了复杂多变的情况。在农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高度一致,农民收入的提高与农业生产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随着1979-1984年农业生产连年大幅度增长,农民收入也连年大幅度提高。然而,当农产品供求达到平衡状态的时候,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便开始发生矛盾,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不增或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85年起又重新拉大;又过10年,农产品市场明显供过于求以后,农民问题和农业问题之间的矛盾就日趋尖锐,两者的目标越发不一致。

经过20多年改革与发展,“三农”问题的主导方面和相互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民过多,转移就业需求量极大,就业机会供给严重不足。现阶段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低、增长慢的问题,而农业问题的目标则是为全社会提供日益丰富优质安全价廉的农产品。至于农村问题,它的内涵和级别又高一层,其中心是包括政治、基础设施、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农村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样,在农民的数量、劳动力的比例不变的条件下,“三农”问题的目标显然是相矛盾的,按照老的思维定式,在政策安排上仍将农业问题当作主导方面,就是没有看准问题,没有抓住要害(主要矛盾方面),自然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和尝试

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了国人关注人热点,提出了这样或那样解决问题的路径,一个基本共识是:解决“三农”问题、建立新的城乡平衡,必须突破制度性“瓶颈”的制约,在国民经济全局上进行战略大调整,重点是加快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走城乡一体化发展之路。因此,我赞同以城乡一体化作为新一轮改革与发展的主题。

1、确立农民利益主体,发展三种合作。一是发展土地合作社,农民以土地入股,每年参与分红。例如,深圳农民每年土地分红多者达万元。二是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即农民自己办社,自主经营,减少中间环节,把流通利润归于农民。这比“公司+农户”进了一步。三是发展工厂企业合作,农民入股分红。农民不仅有生产收入,而且有投资收入。除办工厂(乡镇企业)外,昆山等地农民在集镇盖公寓等,为前来打工者提供住房等项服务,获得收入。有的还经营仓储业等,拓展收入来源。

3、豁免农业税。江苏全年农业税总额为30亿元。2003年已免除农业特产税。苏州等地已宣布免除农业税,国税部分由地方财政代交,地税部分自我消化。

4、地方政府代交农业税同时实行三次保证:一是义务教育和教师工资、教育费;二是乡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行;三是支持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障。广东、浙江前年起开始实行,江苏苏州等地也已实行。

据悉,苏州2000年财政收入为290.8亿元,上述开支增长部分约占2%左右,可以负担得起。

上述做法,带有初步性,可能存在某些不足,还称不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完整的战略纲领,但是这些尝试对于缩小城乡差别,逐步化解“三农”问题具有实质性现实意义,值得称道。

(三)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建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应对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采取积极支持政策,支持农民发展合作经济组织,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组建或加入相关的行业协会,政府在报批注册方面提供方便。积极探索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改革路子,积极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村民自治委员会和村党支部(党委)的相互关系模式。

2、国家和地方都要制定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规划,其中应当包括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化进程、劳动力转移、产(行)业发展、计划生育、成人教育和精神文明等内容,并将具体要求纳入每个五年计划,逐步实施。

3、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改变城乡资金互动流向,通过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将资金配置到乡村。第一步,做到城乡资金互动持平;第二步,向农村倾斜,逐步增加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资金。尽快免除农业税,废止农业特产税,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行政性摊派和收费。改革农村金融体制,为农民创办企业、乡村中小企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方便有效的借贷服务。要调节收入分配,对高收入者课以超级累进税。对低收入(低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3)的纯农业户,由政府给予直接收入补贴。

4、严格控制非农占用耕地,重构土地市场,废除国家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变征用为购买,要研究制定经济合理的地价原则和标准,转出农地的资产收益归" 失地农民及原土地所有者集体所有。农民及其所属集体组建土地合作社,以土地入股参与农地非农开发利用项目,按股分红,长期受益,亦是一种可行选择。

5、要破除对农民进城谋业务工的限制,各类城市和民生产(行)业都要向转业农民开放,政府劳动保障部门应对转移就业的农民提供免费上岗技术培训,制定合理的工资标准和劳动保护制度。用工经营单位对长期受雇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继续教育,使其中的优秀者得到应有的发展机会。

6、基础教育、农村义务教育,应由政府投资,主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负责,建立乡村教育发展基金,普及农村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发展公益性专业技术教育,资助有困难的农民子弟进城接受高等教育,直到完成学业。这应当成为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7、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事业,政府财政每年都应按比例增加对公益性农业科技事业的投入,对农户提供无偿或低偿的公益性技术服务。高成本的技术供给有碍于农民收入的增长。要限制科技成果市场化和技术服务商品化的范围,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应贯彻低成本原则,即不以营利(赚农民的钱)为目的。规范农用生产资料市场管理,调控农资供应价格,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8、发展乡村社会保障和合作医疗事业,政府财政每年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充实乡村社会保障和合作医疗基金。

9、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户籍制度,对已在城市长期居住的从业务工经商的农民及其家属,提供迁移落户的方便,废除各种歧视性限制,让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北京等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已提供了初步经验。

10、改革农业行政管理体制,让农业部门成为贸工农一体化(含粮食储备)的管理机构。改革乡镇管理体制,转变乡镇行政职能,精减乡镇行政机构,减少乡镇行政人员,减轻乡镇财政负担,方便群众办事;逐步公开乡务,实行乡镇政府的直接民选制度,让乡民真正当家作主。

结 束 语

我们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注意到中国“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并正在采取措施来缓解存在的矛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五个“坚持”,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十多年来,政府为缓解“三农”问题花费了许多心思,但是恰当的制度供给没有到位。以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为契机,系统地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恰当的制度供给上,各种配套政策措施方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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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on China’s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 Review and Introspectio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lutur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