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范文1
关键词：古生物W；分组比赛；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6-0044-03
近年来的高校教学改革工作在古生物地史学教学方面已经取得很多进展，例如教学内容的设置[1-2]、在线开放课程（MOOC）的运用[3]、野外实习课的尝试和增加[4-5]、课程设计的开发原则[6]、精品课程的建设[7]、比较方法的推广[8]等，引入较新的科研成果[9]，多媒体教学等教学方法的完善[10-11]，形成了一些成功的教学理念[12-13]。这些教学改革措施的实践，正不断推动古生物学教学改革的发展。
笔者在从事“古生物学”的教学中，积极参与成都理工大学的教学改革，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思考和实践。自2010年第一届全国大学生地质竞赛举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三届，笔者有幸参与了成都理工大学参赛选手的古生物化石辅导工作。在辅导工作中发现，报名参加竞赛的学生在古生物实验室复习古生物化石标本时表现出了浓烈的学习欲望。通过多次观察和反复思考，笔者在教学工作中受到了启发，针对目前“古生物学”实验课中存在的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够浓厚、学习主动性不高的问题，2014年就开始尝试将比赛的形式引入到“古生物学”的实验课堂中来。本文以成都理工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专业的“古生物学”实验课为例，将分组比赛的教学环节进行阐述，以供广大地质教育工作者参考。
一、实验内容的安排
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专业的“古生物学”实验课学时设置为20学时，分10次完成。实验内容包括化石的保存类型和各类标准化石的认识实验。本教研室针对地质类专业本科生的古生物学课程开设的标准化石类别包括类、珊瑚类、腕足类、双壳类、头足类、三叶虫类、笔石类、蕨类植物和裸子植物化石。具体实验材料和实验目标如表1所示。每次古生物实验课，实验室可以提供4套教学标本，即4套标本的组合是重复的，以保证每组学生看到同样的实验标本。具体每个类别的每套标本的化石类型如表1所示。
“古生物学”每次实验课的目的总体是相同的，即要求掌握每个类别的基本构造，并要求能掌握一定数量的化石代表。例如，三叶虫化石实验的目的，要求掌握三叶虫的主要构造特征，并了解三叶虫的一般特征，还要掌握三叶虫一定数量的化石代表。
对每个大类的实习，需要掌握的构造也较多，例如三叶虫的背甲构造，所有构造名称合起来有四十多个，如图1所示。这些构造之间又有着相互的联系，例如头甲外形的观察，要注意头甲的颊角特征，夹角处是否发育颊刺，如果发育颊刺，颊刺特征有几种情况；固定颊的发育情况，固定颊上还存在六个低一级别的构造，如眼脊、眼叶、固定颊眼区、眼前翼、后侧翼和后边缘等。
图1 三叶虫的背甲构造名称及关系图
十次古生物实验的内容，其中九次都是识别化石标本上的壳体基本构造特征，掌握化石的主要鉴定特征。虽然，课堂上强调要有重点地掌握，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古生物实验课的内容还是显示出了一定的枯燥性、复杂性和乏味性。因此，通过丰富和改善古生物实验课的教学环节来带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得极为重要。
二、比赛环节的设置与效果
近十年来，成都理工大学沉积地质研究院地层古生物实验室开设的“古生物学”实验课，实验室针对每个大类提供4套实验标本，每套标本数量为7―10个，如表1所示。因此，不论是针对高学时还是低学时专业的学生，成都理工大学地层古生物实验室开设的古生物实验课皆是以班级为单位，分4个组同时进行。
（一）比赛环节的设置
每次实验课，设置四个环节：第一个环节，课程开始后，首先要求每位学生各选一块标本，试着画图并鉴定，时间5―10分钟，这一环节主要是让学生发现自己的问题；第二个环节，教师带领学生一起复习化石大类的主要构造特征（例如三叶虫的背甲构造），并指出重要鉴定特征（头甲和尾甲上的构造），这一环节主要是帮助学生解答第一环节中发现的问题，目标性极强；第三个环节，要求学生继续实验，以实验报告的形式规范其鉴定步骤，完成一块标准化石的鉴定，最后将每组当中的其余标本按照教材上的描述特征认真观察其鉴定特征；第四个环节，即比赛环节，在实验课的最后10―20分钟的时间里，开始进行比赛，这一环节是刺激学生在第三环节中对其他标本的用心观察和认识。
比赛环节的具体安排可以按以下几个步骤和规则来实施。
1.任课教师在4个组的实验标本中分别随机抽取1块标本，总共抽出4块标本作为比赛标本。
2.各小组推荐一名学生，站到讲桌前，背对大家描述手中的化石鉴定特征，该小组的其他学生准备判断该石标本的鉴定结果。例如，随机选一块速壁珊瑚化石，请第二组派出的代表走到讲桌前，背对着学生准确描述出速壁化石的鉴定特征。第二组的其他学生认真听，并思考该珊瑚化石的署名；如果描述化石特征的学生对速壁珊瑚化石的特征描述准确，则本组其他学生才能够准确判断出其化石属名为速壁珊瑚。
3.若化石鉴定比赛成功，则小组每位学生同时加
1―2分；若是在教师或学生的提示（或者提问）下，才能够准确描述化石特征，则小组每位学生只能加0.5―1分；若是在教师或学生的提示下，仍不能够准确描述化石特征，则该组学生皆失去加分的机会。
4.每次实验，每个小组只有1次鉴定化石标本的机会，共计有10次实验，即可以有10次累积分数的机会；将实验课化石鉴定比赛的累积分数加进实验课的最终成绩中。例如，如果第二组学生，10次实验课结束后，该组累积分数为8分，则第二组的每位学生的实验课成绩（实验报告或实验考试最终成绩）基础上加8分。
（二）效果
2014年、2015年的教学中，笔者都在课堂上尝试这种实验教学环节的设置，实践证明@种实验课环节的设置是行之有效的。由于各小组之间存在竞争，识别化石不仅让他们有成就感，而且也强烈地刺激了他们的集体荣誉感，在课堂上可以深刻感受到学生渴望掌握更多知识的激情。
第一次实验课和第二次实验课初试比赛环节后，第三次实验时，学生基本掌握实验课程序和比赛程序了。后续的每次实验课，学生来到实验室后，抓紧时间看标本，第一个实验环节甚至无须教师的提醒就能普遍完成得很好。第二个环节，任课教师以模型或实验标本讲解该大类的基本构造特征时，学生真正可以做到专注听教师讲，并及时提出自己的问题，可以达到课堂上的有效互动，课堂学习气氛较好。第三个环节，学生积极动手实验中，教师只需在教室里来回走动或在讲桌前等待答疑，无须重复提醒他们如何端正态度认真看化石。第四个环节，四个小组的学生开始针对每个类别的化石典型特征激烈讨论，个别进行较快的小组跃跃欲试准备描述和鉴定，并以此检验本组成绩和荣誉。答得好，其他学生会给予掌声鼓励。事实上，在最后的环节，学生自发的掌声不断。学生深刻体会到了学以致用的成就感。
每次实验课结束后，学生不仅提交了一份质量较高的、规范的古生物实验报告，还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其他化石标本进行有效的识别和认识，这使得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并增强了集体荣誉感。古生物实验课在学生的比赛中轻松地进行着，针对9个古生物类别的典型鉴定构造也逐渐被所学生所思考和掌握。通过古生物实验课化石鉴定比赛环节的锻炼，学生正确掌握了化石的鉴定方法和学习方法，印象深刻。
这种教学环节，也可以在低学时的古生物实验课中推广和应用。例如成都理工大学能源学院的资源勘查与工程专业的古生物地史学的实验课（只有10课时的实验课，分5次完成）。笔者针对专业课时较少、化石类别未减的特点，将化石鉴定难度和深度度降低，在实验课的最后10分钟进行比赛，可实行抢答的方式进行比赛。尝试结果表明，该比赛实验环节在低学时课堂中也可开展，同样可以有效地降低学生对古生物化石实验课的枯燥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古生物实验课堂中引入比赛加分环节，是笔者参与古生物学教学改革的一个尝试。该教学环节使学生在实验课所有环节都有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即能够识别每套标本中不同类型的化石鉴定特征。尝试使得古生物实验教学工作，真正出现教育工作者所期待的现象：教师引导，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吸收和积累知识。因此，笔者认为，古生物实验课引入比赛环节是可行的，还需要我们将它进一步完善和推广，这种教学模式也可以推广到三大岩石的实验课教学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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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范文2
关键词：古典舞 神韵美 课堂教学
古典舞是一门非常具有中国古典主义舞蹈美学特色和艺术内涵的舞蹈形式，与当今时代流行的各种舞蹈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但同时也有很多关联之处。古典舞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就是无法让学生深入的理解和领会古典舞的美学思想、主张和特性，使得很多学生不能把握古典舞的艺术精髓，不利于古典舞的传播和发展。为此，基于古典舞神韵美学特征进行课堂教学的改革越发显得重要。
一、古典舞的身韵美的内涵
所谓古典舞，并非直接发源于我国古代的一种舞蹈，而是对我国古代戏曲、杂技、武术等众多的曲艺表演艺术进行提炼，单独作为一种舞蹈艺术来研究和发展的一门舞蹈艺术。古典舞和我过的戏曲文化、杂技、武术等有很强的关联性，是讲究舞蹈者“手、眼、身、法、步”和谐统一并立共存的一门艺术形式。
古典舞的身韵美，其实就是对舞蹈者外在舞蹈表现和内在内涵、感情、韵律、节奏的整合把握。它体现的是舞蹈者在进行特定的古典舞表演的时候，通过举手投足间一动一静的动作和表演来深入的刻画舞蹈节目中的思想与情感。身韵在古典舞之中是辩证统一的，有“身”的演绎才有美的传递，有“韵”的把握才有思想的绽放和流露。号召在古典舞的教学中将身韵审美特征作为重点内容来学习，也恰恰是因为身韵美是古典舞的灵魂。不能很好的理解身韵美的特征，不能领会身韵美的表现，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教学成果。
二、古典舞身韵审美的特征与具体表现
（一）形为外，古典舞审美的第一特征
古典舞的美学特征中，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形在这里可以作多种解释，是形体、形态、动作、衣着、服饰等多方面的总称。我们对古典舞的审美研究和欣赏，全部是建立在这个形的基础之上的。在古典舞中，形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第一是单独的、片面的研究，比如舞蹈者的步法、动作、举手投足是否到位，是否标准，是否过度，是否与舞蹈本身的旋律、节奏有冲突等。这是从一个断面、一个层面来解读的。第二种解读，是对整体舞蹈动作、舞蹈编排、舞蹈演绎的形的品鉴与欣赏。一个古典舞表演完毕之后，我们要通过对舞蹈者的个体的“形”的演绎来了解和评判整个舞蹈活动、舞蹈动作是否成功，是否能够起到预期的效果，是否有出彩的地方，是否有不足之处需要弥补。
在很多古典舞的艺术研究中喜欢把形的审美按照静态、动态、动态与静态的结合等形式来进行区别理解，这其实就是局部、片面与整体的鉴赏关系。形不仅是观赏古典舞的艺术特色，领会古典舞的艺术内涵，评判古典舞的特点与水准的重要依据，也是学生接触古典舞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层面。从直观的视觉效果入手，对古典舞的了解才会逐渐深入进去。
（二）神为内，古典舞审美的第二特征
神，是古典舞艺术中的精髓，是舞蹈艺术的灵魂。没有神，则形的演绎就成了盲目的、漫无目的的荒诞演出，丝毫谈不上艺术性、欣赏性、思想性。神在这里也有多种概念，是神态、神情、神采、情绪、气质、气韵、情感的统称。神的审美特征，在表面上主要归结为神情、神态、情绪和情感的流露等方面，比如悲怆的、苍凉的、激愤的、热烈的、沉闷的、忧郁的、紧张的各种情感的流露，这是神的表面化特征，是观众可以借助舞蹈者的表演直观的感受到和观察到的。
神还有一重内涵就是对古典舞的主题思想、思想感情、情感主张和文化内涵、文化本质、价值观念、美学理念等内容的解读。这些内容，需要观众结合古典美的形的审美特征和外在的神态、情感的流露等内容来思考、探究和分析。就像《黄河》、《梁祝》或《丝路花雨》等古典舞蹈名作，其本身的精神文化内涵、价值观念、情感诉求都因为舞蹈的创作背景而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就需要通过对神的审美特征的精细把握和解读来了解。
（三）劲为辅，古典舞审美的第三特征
劲是在形的表演中把握动作节奏和层次，确保形的表演、演绎遵从神的指导和意愿的特殊因素。劲是一个动作的规范，当然并不局限于动作，它还可以延伸到神情、情绪表现的幅度方面。劲的意思，在古典舞蹈中是指在动作表演中要把握一定的幅度，要确保动作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要保证每一个动作到位，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它也规范了动作的缓急快慢的节奏，在舞蹈表演中舞蹈者借此来把握动作的柔和与刚猛、舒缓与急切。可以说，是劲的把握和规范作用，让古典美的表现有了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内容。
跟据劲在人的神情动作中的不同表现，也可以区分为动作上的“寸劲”、“反衬劲”和“神劲”三种情况，寸劲的幅度小但力度很足，反衬劲的幅度很大，力度也很强烈，神劲则是用在眼神上较多一点，用眼神中的感彩和力度的大小来达到理想的表演效果。
（四）律为法，古典舞审美的第四特征
律是一种归于古典舞艺术特有的节奏和律动，也是一种章法和规范。律的演绎，赋予形的表演另外一重辅助，它与劲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和价值。
在古典舞蹈中，对律的运用有两个：正律和反律。正律是指一系列的舞蹈动作顺畅连贯，不带有强烈的矛盾和突出，一气呵成。反律则是指在动作中加入一些明显的对比强烈的动作，比如左右冲突、上下起伏、骤然回转等，它的作用就在于将表演的内容、情感等以更强有力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形式，类似于一种普遍的规律和遵循的原则，它是对古典舞的艺术魅力进行深化和强调的有力方式。通过对古典舞的四种审美特征进行解读和领悟，要掌握古典舞的美学特征就更加容易一些。
三、基于古典舞身韵审美特征开展的课堂教学尝试
（一）多媒体教学系统的运用
古典舞的身韵审美特征，不是单纯依靠一些理论介绍就能够让学生明白的。对古典舞的感悟和体会，其实还是要靠反复的观摩才能逐步了解。这其实和体育运动或者武术训练有类似的特点，必须要反复的训练和观摩，才能找到其中的窍门。在古典舞教学中，不可能频繁的反复的进行古典舞蹈的演练和编排来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而通过多媒体系统再现一些经典的古典舞场景，通过视频系统定格一些画面，或者通过播放软件来快进和后退，可以让学员对古典舞中的特定的动作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和了解。比如要让学生了解古典舞中的形的美学特征，那通过对古典舞的画面进行定格，让大家静静的观摩和体会这一个姿势、一个动作的要领，体验这种动作、体态中蕴含的神、劲、律的特征，是一种非常直观有效的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系统还可以通过投影仪将特定的画面放大，这对于细致的观摩和了解古典舞的技术要领、美学特征也有积极的作用。
（二）课堂演练为主的体验式教学
多媒体教学系统让学生通过视频、图片来了解基本的美学特征。而课堂演练则是对多媒体教学系统教学效果的深化。通过课堂演练教学，其实是运用了体验式教学的理论和原理，通过老师和学生的亲自演练来体验其中的审美特征。比如让老师在课堂上摆出古典舞的动作来，一边做动作一边讲解，可以让学生在围观观摩中深入的了解其中的一些细节差别。比如对“劲”的审美特征的讲解，老师在同样的姿势下，通过手部的动作来演示寸劲的效果，或者通过眼神的表现来展示“神劲”的差异性，这些在多媒体教学中很难清晰理解的和感受的细节，通过现场的体验和观摩会有更加真实的效果。
通过体验式教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学生充分的参与到古典舞的教学活动中来，让学生充分的认识到古典舞蹈的身韵特征。学生的兴趣会在这个体验式教学活动中得到培养，这也有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
（三）经验分享和话题探讨式教学互动
这一步是对多媒体教学和体验式教学的深化。和前面两种教学方式比较起来，经验分享和话题讨论是促进学生、师生之间的互动，通过这种交流和沟通来启迪学生对古典舞美学特征有更好的理解。在课堂上，学生的理解能力不同、天赋不同、水平不同，观察的角度和考虑问题的方式不同，所掌握的内容就会有所不同。通过经验分享，让学生们在课堂上对掌握的内容发表自己的观点，对体验式教学或多媒体教学中的内容讲述自己的理解，这可以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的思考，强化学生对课堂内容的理解和认知。当一个学生讲述自己的经验和观点的时候，其他学生可以参考和比较，从而了解这种观点是否和自己理解的一样，让学生发现自己和对方有差异的地方。
探讨式教学有类似的特征，让学生分组探讨或者集体讨论某些话题，加深学生对这些话题的理解，强化学生对美学思想有更深层的交流。每个人发表自己的观点，就可以推动教学成果的扩大化。这比老师自己进行讲解更省力，也更能够体现教学思想的多元化。
（四）结合学习成果强化基本功训练
在前面三条教学项目中，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为重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基本功的训练，这是完成教学成果的最后一步。在学生对古典舞有充分了解和领悟能力的条件下，学生在进行基本功训练的时候，能够深切的了解每一项基本功训练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这就增加了基本功训练的有效性和主动性。基本功训练的强化反过来也会加深学生对古典舞理论、艺术的理解和领悟。比如对基本功中的耐力、速度、爆发力、标准动作和呼吸方法的训练，可以让学生更好的感受到身韵特点中的各种美学效果。这其实是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过程，通过不断的强化基本功训练来加深对古典舞美学特征的认知，再通过深化的认知来指导基本功的训练。以此来推动古典舞教学效果的提升效率更高。
四、结语
古典舞身韵审美特征是古典美的灵魂。对这几个美学特征有充足的了解，就可以确保对古典舞的美学艺术有更加精准的把握。在古典舞的教学中，通过现代教学设备、结合形式新颖的教学方式就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对古典舞的课程内容有更深刻的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强化古典舞的基本功训练，让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要活的理想的教学成果就会更加容易。
参考文献：
[1]张蕊.同祖同根相得益彰——谈中国古典舞身韵在基训中的运用[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1，（01）.
[2]高双凤.如何把中国古典舞身韵引进高职课堂探究[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08）.
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范文3
关键词：传统教育； 基本特征； 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教育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已经定型的教育遗产，是中华文明进化的教育渊源。中国传统教育指的是"发生在过去、延续至现在并影响到将来的那些基本的教育特质，包括教育制度、教育思想（含教育观念、教育理想、教育心理、教育态度等）两方面"①。如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难以克服的问题，因而经典被再次挖掘，其中挖掘到的就包括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征和其现代价值。
一．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特征
1.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指的是政治和教育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过教育可以脱离政治、教育可以独立的思想，教育始终是为政治服务的。《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强调的就是思想政治的教育，教育与政治融为一体，其中也有具体的教育方法、有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目标，不过目的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国；......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②。强调的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内容和主要措施：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总目标，就必须认真实行这八条目。三纲领、八条目，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修己治人"的封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者五，所以行之者三，......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③。强调的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三达德、五达道的方法，用三达德施行五达道，用至为诚实之道去施行三达德，这样人人都可以达到尧舜那样的德行，文王、武王那样的功绩了。在《大学》、《中庸》中，强调的是"修身为本"，因为儒家主张的是以德治国，因而修身的最终目的就是为政治服务--治国、平天下。显然《大学》、《中庸》的基本思想是教育要服务于封建政治，服从于封建道德。这里体现的就是"政教合一"的思想，"政教合一"虽是适应于封建伦理的，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其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以及必要条件是"修身为本"、"修己治人"，这是值得中西方的教育者乃至管理者吸取和学习的。
2.重视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儒家教育，其重心在德育，德育内容始终是教育的主要内容，德育始终处于首要地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中，德育思想占有突出的地位，传统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以德育为主建构的。在道德教育与修养方面，孟子注重启发人们恢复天赋的道德观念、促使人们内在自觉性的发挥。《孟子·公孙丑上》："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④。强调了益智养气是经过长期道德修养而达到的一种高度自觉、志向坚定的崇高精神境界。《孟子·公孙丑下》："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⑤。主张的是改过迁善，他进一步要求人们与人为善，这必须是具有很高修养的人才能做到的。《孟子·离娄上》："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⑥。强调的是反求诸己，在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中，厚于责己，不要自暴自弃。以上是孟子道德教育和修养的原则方法，这些原则方法强调的是人们道德修养上的内在功夫，充分发挥人的内在自觉性，重视理解和把握道德修养的内在规律性，并把道德修养看成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要改过迁善、能反求诸己，不能掉以轻心、急于求成，孟子的这种道德教育和修养的观点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和发扬的。
二．中国传统教育的现代价值
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克服、调整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贡献和基本精神，是其教育的价值观。
1.内在观
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人的内在道德自觉性，心性的内在道德功能观。孟子认为人性是内在的、主观的。这个人性在他看来就是善，就是道德。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⑦。他认为像仁、义、理、智这些道德观念和规范都是先天固有的，只要能将这四段加以扩充和发挥，就能达到最完善的境地。孟子的四端、四心，不仅启发了人内心的自觉性，也教育人如何做"圣人"，如何实现自己治世、入世的社会理想，而这一切的起点和根源都是首先要修身即自我修养。孟子还进一步指出了要时时刻刻自反、自省："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以求在人伦秩序和社会秩序中的和谐。重视内在的力量和修养，这是处在今天这个贪污腐败案频发，极端利己的物欲追求社会中所亟需发扬的！
2.大教育观
中国传统教育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群体和谐与社会稳定，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是一种相互促进、对立统一的关系。如《礼记·学记》指出:"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谀闻,不足以动众。......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⑧。这段话被公认为儒家对教育与社会关系认识的集中体现,没有个体的发展与教育养成就难以保证国家的安危社稷。同时这段话也认定了教育和社会功能的两个方面：一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一是形成社会的道德风尚，形成良风美俗。《礼记·大学》所提到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套完整的循序渐进型道德教育模式,"治国"、"平天下"成为学习知识和修身养性的最终目的。《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其此之谓乎!"这指出了教育对于巩固国家社稷、树立良好社会风尚的重要意义。这些可谓指出了中国传统教育关于教育与社会功能的经典性的概括和总结，至今仍有其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教育的追求正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呼唤与要求。但我们要能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因为传统教育并不完全适应于当今社会 ,有其消极的一面，但这并不能掩盖其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今日所应绽放出的智慧光芒。
参考文献：
王炳照.《中国传统教育》［M］.湖南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3.
②、③、⑧，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8.7.
④、⑤、⑥、⑦、，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2.
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范文4
关键词：孔子 苏格拉底 教学模式 传统教学模式 现代教学模式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b）-0065-02
孔子与苏格拉底，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很少有人象他们那样，对东西方文明产生深远影响。两千五百年前是世界文明发展“轴心时代”，春秋战国与古典希腊，分别代表上古时期中西方文明辉煌成就；孔子所创立儒家伦理与苏格拉底所奠定的理性认识论基础，标志着中国与西方的价值体系开始分道扬镳。一定社会制度不同特征总是伴随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产生于那个时代的不同的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苏格拉底与孔子分别是中西方古代教育奠基人，当我们面对中西方科学发展历史差异，不能不反思两种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的历史差异。
1 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教学模式的比较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学思想或理论指导下建立起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的结构模式，包括教学理论、教学目标、教学程序、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因素。教育思想是指人们对人类特有的教育活动现象的认识。教育思想应用于教学实践就会表现为教学模式。
人类初级教育活动产生于远古时代，依赖于感知与经验，长辈与族长具有权威性。中国古代教学模式是注入式或传授式教学，这种模式直接继承远古模式某些特征，教师实行灌输，学生被动接受。
17世纪，夸美纽斯做为西方近代教育理论奠基人，提出了“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泛智教育理念，提出要适应人的自然本性的教育原则，提出了直观性、系统性、量力性、循序渐进等一系列教学原则，最早阐述了班级制、学年制、学日制、考查、考试制度等。到了19世纪，赫尔巴特则把心理学的统觉理论做为教学基础引入教学中，创立四段教学法。20世纪初，我国实行班级授课制，基本采用这种模式。50年代，我们又接受了前苏联凯洛夫与赞科夫教育思想，采用凯洛夫的“五环节”，以及赞科夫的高难度高速度教学原则。任何教育模式能够移入中国自有中国特色历史基础，中国具有悠久的古代注入式传统，更容易接纳这样模式。由于这种模式产生于现代教学模式之前，我们通常把这样教学模式称为传统教育模式。这一模式在传授知识方面具有的优势无可置疑。特别是实验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尖端人才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至今仍被我国广为利用。但是，“一切皆变，一切皆流”，走出封闭状态的中国人在现代教育发展比较中，更感到了传统教育的危机与挑战。
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是传授者，学生是被动接受者。虽然学生能在短时间内掌握较多知识。但缺乏思维能力培养，难以建构个性知识结构，不利于发挥学生的潜能。学生为了应试进行复习与巩固，浪费了学生精力，加重了学生负担。
现代教学模式产生于20世纪初，随着强调个性发展的思想的普遍深入，传统教学模式受到了挑战，杜威的实用主义在教育领域广为应用，开始了以学为主的教学模式。20世纪50年代，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建构主义与认知心理学广泛应用于教学，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教育思想，学生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是主动地建构知识。现代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重视学生对教学的主动参与。现代教学模式五彩缤纷，可以列出的达几十种。
现代教学模式兴起后，传统教学模式并没有完全退出，纵观世界现存教学模式，仍然具有两大阵营，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模式，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模式，前者多流行于西方国家，后者多流行于东方国家，两种性质的教学模式也曾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代表传统教学模式的前苏联与中国，能够迅速崛起并在某些领域领先于世界，的确与传统教学模式之所长有关。没有哪一种教学模式是最完美的，两种模式在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方面各有短长，但从社会进步与科学发展的趋势看，现代教学模式比传统教学模式，更具有优越性与合理性。
2 孔子与苏格拉底教学模式比较
孔子与苏格拉底分别是中西方教育奠基人，寻找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教学模式的历史根源，对孔子与苏格拉底教学模式进行比较，总会看到相似性与差异性。
2.1 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模式的相似性
（1）教育对象，坚持“有教无类”思想。做为中国教师始祖的孔子，首开私学，广收弟子，打破了春秋之前的学在官府”的教育垄断。苏格拉底学生也是来源于各个阶层与领域。但孔子具有君重民轻的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苏格拉底则不然，他认为人人都需要获得知识，那是神所赋予的。
（2）教育内容，重视人的道德品质修养。他们都把道德修养做为教育重要内容。在个体道德修养方面，都是注重身体力行、节制自律。但孔子的德以礼为基础，而苏格拉底的德是以法律与理性的至上精神为基础。
（3）教学手段，开创启发式教学法？“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说明孔子善于掌握学生的心理状态，而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更是现代西方启发式教学的起源。但孔子用启发方法教人理解已知，而苏格拉底则教人探索未知。
（4）教育目标，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讲究身体的健康与灵魂的统一，孔子的“六艺”教学内容是围绕学生的德智体而展开，而苏格拉底更是在西方教育史中首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论与目标。
（5）教学典籍，述而不作。他们都是没有留下著作的伟大思想家，成果都是由弟子整理。述而不作的原因或许由他们的理念所决定，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一切真理都在古代圣贤那里，教师只能传授，没有必要创作了；苏格拉底的理念是，“认识你自己”，人天赋具有知识性，后天感官困惑才发生遗忘，学生只能发现或提取先天具有的知识，教师只能是助产士，也就不需要创作。另外，他们尚处于古代教育的初始阶段，一切都有待于完善。
2.2 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模式差异性
（1）维护与批判现存制度：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与苏格拉底所处古希腊，都处于社会的转变动荡时期，二人的政治态度则截然不同，孔子处于专制社会，尊崇西周的宗法等级制度，强调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苏格拉底处身于民主发源地，则反对极端民主制度，倡导理性的民主制度，苏格拉底是具有批评精神的学者，要求自己坚持正义而不能参政。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古希腊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中国古代文人具有依附性。政治制度决定了教育思想，专制制度下的国家权威重于一切，民主制度中则人权最神圣。这样的不同社会制度与教育，也决定了中国与西方知识分子人格特征的不同。
（2）德性为首与知性为先：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美德即知识”的命题。美德是指理性知识，苏格拉底那里知性与德系是统一的，但更重视知性；孔子更重视政治道德，知识是次要的，“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内圣之道，“学而优则仕”反映了孔子教育服务于政治的思想，两种文化价值取向不同，决定了教学内容的不同。追求知识的传统与独立的批判精神的结合，应该是知识分子的特质，西方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特质有利于科学的进步。中国读书人缺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追求知识的传统，更多地流入或依附于政治领域。
（3）偏感悟与重逻辑：苏格拉底注重逻辑与思辨，要求概念反映本质特征并具有普遍意义，结论依赖于推理与论证过程；而孔子注重于感悟与经验，结论不需要详细的论证过程。苏格拉底侧重于思，孔子侧重于行。这样差异的更深的根源，是由于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价值取向与认知特征不同，东方人不善于主客体分化机制，虽然能质朴地接近与再现自然，但也阻碍了抽象化的理性与逻辑的发展。这样的差异性直接影响到东西方各自科学发展，古希腊一系列科学体系能够得以建立，中国正是缺乏逻辑与抽象性思维，科学就具有先天不足，中国读书人更多地涌入感悟作赋的大军，或踏入学而优则仕之路。
（4）尚贤与爱智：孔子做为中国的教育祖师，他是完美道德化身的圣人，上天将宗法制道德赋予了他（“天生德于予”），他的使命是“诲人不倦”，学生只能接受他的权威思想。如伏尔泰说：“孔子既没有给予他们新的世界观……他只是传授古代法则的智者”；而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没有智慧，“智慧意味着自知无知”，他只是“爱智慧者”，苏格拉底的聪明就在于认识到自己所不知。这种思想一直激励与推动着西方理性主义进步。
孔子教人以信，苏格拉底教人以疑。树立权威与不树立权威，历史的影响会截然不同。“畏圣人之言、信而好古”，就束缚人的创造精神。“大成先师”似乎立于真理巅峰，三千弟子，两千年历史，谁能超越孔子？苏格拉底的学生则不同，“吾爱吾师，更爱真理”，“希腊三杰”，体现超越，柏拉图绘制了理想国蓝图，建立欧洲第一所综合性学校，亚里士多德成为百科全书式学者。西方不承认个人可以掌握终极真理，新思想总是层出不穷；中国的古代学者几乎是注释式。
（5）尊权威与崇平等：教学模式是一定社会制度的产物，专制与民主的区别，决定师生的关系不同。孔子称学生为“小子”，师生之间有尊卑之别，不容商量与批驳。雅典是民主制度发源地，没有权威，学生可以反驳，社会制度的专制特征决定教育模式的独断性，社会制度的民主特征决定师生关系的平等性。
（6）注入式与助产术：孔子的启发式侧重于学生的认知心理状态，教学的基本方法是依靠注入式进行传授，教学过程是以教师为中心，这种教学模式对于今天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学生依赖于背诵、记忆、模仿、复习。苏格拉底则注重个体思维过程的逻辑与思辨，“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我不是给人知识，我是个精神上的助产士，帮助别人产生他们自己的思想，”看苏格拉底的谈话记录中典型案例，就不难看到这样的特征。助产术应该是人类最早的发现学习法。
3 教学模式的反思与展望
我国现行教育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教学模式束缚，比较中西教学模式差异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孔子与苏格拉底时代。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春秋战国与古希腊的社会差异性决定着中西古代教学模式的差异性。孔子与苏格拉底，分别代表着中国与西方的古代教育模式的开端，影响着两千多年的中国与西方的各自教育发展。教育总是同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联系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差异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模式的不同性质，理性与感性的认知倾向会直接影响到教学模式的不同内容。做为中国与西方古代教学模式的起源，具有某些同一性是很正常的，认识差异与反思自我更具有现实意义。纵观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依赖于得天独厚的农业经济，中国古代的技术水平并不落后，但科学并不是领先的，因为科学的诞生依赖于一定的理论体系，没有完整的定义与公理，建立科学是不可能的。科学的落后与教育是有一定关系，传统教学模式是不利于发展逻辑抽象能力的。
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的变革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特别是通过科学技术渗透于生产力主体要素中；教育思想与教学模式受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制约，特别是受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的直接制约，同时教学模式又反作用于上层建筑。纵观“轴心时代”东西方文明那么辉煌，虽见分道扬镳的端倪，但差距没有近现代这样大。再看今天中国与西方现代化的差异，以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的变革与崛起，不得不反思传统主义教育的危机，尽管这种模式曾经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面临现代化进程与人性发展的客观要求，就具有了更多的不适应性。邓小平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固步自封是没用希望的，只有变革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当然民主化的发展是教学模式发展的前提。
综上所述，中西方教学模式的差异总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追溯孔子与苏格拉底时期就可以看到分道扬镳的端倪，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是与多方面的社会背景相联系的，孔子的传统教学模式只能是传统社会的特定产物，对现代化发展具有许多不利方面，面对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通过对比有利于反思与修正自身缺陷，有利于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教学模式，以适应现代化与人的发展的客观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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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范文5
一、 政治 制度 法律与军事
1、政治。王颋《龙庭崇汗――元代政治史研究》（南方出版社出版，2002年6月）一书，汇集了16篇作者已发表、大多是未发表的有关元史研究的论文。内容涉及分封立王、机构沿革、军队组织、家族兴衰、延祐立储、天历争位等政治制度和政治事件。许多篇章都极有价值。朱帮全、赵文坦《蒙古国时汉人世侯与蒙廷、燕京行台、达鲁花赤的关系》（《齐鲁学刊》第5期）指出，绝大多数汉人世侯都忠实履行了蒙廷规定的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编户籍等义务；燕京行台统辖、监临中原诸郡，汉人世侯听命于燕京行台，出征纳赋；汉人世侯与达鲁花赤的关系普遍不协调，经常发生矛盾。赵琦《大蒙古国时期的诸王与儒士》（《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大蒙古国时期（1206～1271），一些蒙古诸王出于统治需要，任用儒士为他们服务。如以儒士充任怯薛宿卫、投下官员、家庭教师等。儒士与蒙古诸王的接触，对蒙古统治阶层了解中原文物制度、改变他们的观念，进而促使他们逐步改变对中原的统治方式都产生了一定影响。何志虎《“中国观”在元代的转换》（《内蒙古师大学报》第5期）指出“中国观”在元代，无论其地域意义、人民意义、文化意义还是主权的行使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他政治方面的文章有吴柏春《试论忽必烈的“汉法”政策》（《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吕九卿《简论元朝的治国方略》（《洛阳大学学报》第1期）等。
2、制度。张帆《元朝诏敕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一文从内容分类、制度演变、起草机构三个方面，对元朝的诏敕制度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元朝的诏敕，主要包括诏书、圣旨（或玺书）、册文、宣敕（或制敕）四大类，其中前两类最为重要。在颁发诏敕时，要使用至少两种文字，通常是八思巴蒙古文和汉文。因此在起草后，还要经历一个翻译过程。有时是用汉字起草，再译为八思巴蒙古文；有时则是用蒙古文起草，再译为汉字。这使得元朝的诏敕颁发过程比前代王朝更为复杂，因而分别设立了翰林国史院和蒙古翰林院两所诏敕起草机构。在具体写作上，元朝的诏敕并未完全继承前代王朝的精致特色，内容趋于简单、质实。这方面的特征对以后明、清两朝有所影响，在本质上反映了君主专制强化的趋势。“常朝”就是臣下定期朝见君主，议论政务之意。是秦汉以来国家最高政务决策的重要方式之一。李治安《元代“常朝”与御前奏闻考辨》（《历史研究》第5期）一文指出，元代虽无固定的“常朝”，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大臣参与的御前奏闻，是常见的中央最高决策形式，故可将元代的御前奏闻视为一种特殊的“常朝”。与汉族政权的常朝相比，元代的御前奏闻具有时间、场所不固定的特点，这是因蒙古统治者在部分吸收汉法的同时仍较多保留了传统习俗而形成的。王敬松《元朝的廷辩》（《民族研究》第3期）论述了元朝廷辩的大体情况、特点及意义。指出廷辩是元朝特殊的政治运作方式和决策形式；廷辩的举行、结果的认定和最后的处理都由皇帝决定；廷辩是蒙古民族性在统治理念和方式上的体现，是蒙古旧制在元朝的延续。默书民《大蒙古国驿传研究二题》（《集刊十五》），从建立和使用两方面对大蒙古国时期的驿传制度进行了论述。
监察制度方面的文章有关汉华《元代监察官员选任制度述论》（《江汉论坛》第3期），对监察官员的选任方式、选任条件及宪官的考核与升转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论证。李文以《元代监察机关架阁库述略》（《档案学研究》第1期）探讨了御史台及行台所设立的架阁库及其管理制度，并对其架阁库的规模、方位、管理制度、官员设置与选任等作了阐述。此外制度方面的文章有张帆《金朝路制再探讨——兼论其在元朝的演变》（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学报》新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赵军英《论元朝行省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第4期）等。
3、法律。沈仁国《元代反赃贿法述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一文，揭示了元代反赃贿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将这一过程分为雏形期、初步确立期、确立与调整期、补充与完善期四个阶段加以讨论。尚衍斌、华玉芹《关于元朝财产继承若干问题的探讨》（《集刊十五》），分别探讨了妇女、赘婿及儿、侄的财产继承权问题。指出元朝的财产继承法律仍然是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工具，仍然没有摆脱宗法血亲观念的影响；案例的判决往往依照旧例，缺乏系统性。张群《元朝烧埋银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第6期）和《论元朝烧埋银的起源》（《历史教学》第12期）认为烧埋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具有适用范围广、立法水平高等特点，并对其源于“烧饭”说提出质疑，认为蒙古早期命价银习惯法才是其真正源头。田莉姝《论元朝法制的民族特色》（《贵州民族研究》第1期）从立法、法律内容、司法制度等方面分析了元朝法律制度的民族特色。
4、军事。瞿大风、崔树华《元末统治集团对山西地区的争夺及其作用》（《蒙古学信息》第2期）论述了元末察氏与孛氏两大军阀集团、帝党与太子党、元廷与地方军阀在山西地区的争夺，以及山西地区在这些政治、军事争夺中所发挥的作用。毕奥南《元朝的军事戍防体系与版图维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论述了元朝的军事戍防制度。认为稳定统治要通过有效的行政管理来实现。元朝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虽曾尝试以实行汉法来解决问题，但统治者过于迷信武力，一味镇压，最终导致元朝统治崩溃。方骏《元初亚洲征伐战争的对内影响》（《集刊十五》），从征兵、造船、聚粮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民变等方面论述了战争在国内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世祖时期的海外征伐战争，对元朝国内的政治经济有害无益。
5、农民起义。雷喜梅《“普”字号教徒与蕲黄红巾军宗教势力的兴衰》（《武汉文史资料》第7期）通过对蕲黄红巾军中“普”字号人物的考察，指出蕲黄红巾军的兴起得益于元末的宗教运动，“普”字号人物是教主彭莹玉直接发展起来的教徒，起义爆发后，他们直接参与了最初几年的军事领导和作战指挥。吴海涛《刘福通为何首义于颍州》（《安徽史学》第2期）认为刘福通首义于颖州的原因有三：刘福通是颖州人；当时颖州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白莲教徒较多；当地人民特别具有勇于反抗压迫的传统。
二、经济
赋税。吴志坚《大蒙古国时期诸路课税所的职能及其“地方化”问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一文，认为诸路课税所的基本职能是征收课税，它不具备监察职能，不参与征收科差，在税粮征收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大。课税所与诸王、世侯关系极为复杂，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情况都有所不同。课税所的地方化不是普遍现象。张云《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考》（《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依据汉藏文资料，对元朝在西藏地方的征税问题进行了探索，辨析了史书记载上的歧义，认定元朝在西藏地方征税既取决于西藏地方归附大蒙古国初期双方的约定，也取决于大蒙古国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元朝统一制度在西藏的具体体现，征税是可以确定的客观历史事实。元朝在西藏地方征收的税种，包括人丁税、地税和商税等。
屯田与自然灾害。蔡志纯《略论元代屯田与民族迁徙》（《民族研究》第4期）从民族的角度来研究元代的屯田。指出元朝统治者实行屯田的目的虽是解决军粮、开垦荒地、发展农业，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民族的迁徙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民族的融合。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根据元代蝗灾的历史记录分析了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变化特点。
手工业、商业。马明达《元工考》（《集刊十五》）对元工近50人进行了考证，指出元代在四海一统、南北文化进一步交流融汇的大环境里，百年间涌现出一大批制笔名手，特别是孕育出了以“湖笔”为代表的重要流派，这不仅成为元代制笔工艺的一大亮点，而且对明清两代均有深远的影响。胡小鹏《元代的民匠》（《西北师大学报》第6期）对学界关注较少的民匠即民间手工业者进行了讨论。李倩《元代冶铁技术的发展――兼论官营冶铁向民营冶铁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指出元代由于冶铁技术和冶铁机械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
城市与对外贸易。王秀丽《元代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的初步研究》（《集刊十五》）从市镇的分布、市镇经济地位的上升、市镇的经济功能等三个方面对元代江南市镇进行了考察。谢永平《元代两淮盐业与扬州城市的繁荣》（《扬州大学学报》第1期）探讨了两淮盐业经济发展的状况及其对杨州城市的影响。章深《元代外贸政策与广州的海外贸易》（《集刊十五》）将元代外贸政策分为三个时期，即（1）承继宋代制度为主的时期；（2）疏离宋制，排斥普通私商，支持权势集团垄断贸易但同时又抑制其过分侵害政府财政收入时期；（3）利用民间商贸体系为主发展海外贸易时期。并论述了每一时期广州的海外贸易状况。
俸禄与货币。潘少平《论元朝俸禄制度》（《南都学坛》第1期）论述了元代俸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过程，并分文官、武官、地方官员对俸禄的内容作了具体探讨，指出元代支俸项目较宋、金大为简化，俸禄的货币化，是元朝俸禄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元行宝钞，实行纸币本位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开创之举，但也难免出现通货膨胀。邹乐娟《论元代纸币的恶性通货膨胀与元政权的灭亡》（《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考察了元代纸币的通货膨胀及其后果。
三、人物及家族研究
余大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3月）一书，全书55万字，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成吉思汗传记，描述了成吉思汗一生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包括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国、西征及攻打金、西夏等；下编是成吉思汗研究，包括成吉思汗的性格和思想、成吉思汗在政治、军事、立法方面的建树以及成吉思汗的历史功过、历史影响与历史地位等，认为成吉思汗可称得上是一位卓越的大政治家和辉煌的大军事家。该书融汇了作者几十年的科研成果，是成吉思汗研究方面最新、最有份量的著作。蔡美彪《杜仁杰生平考略》（《文学遗产》第1期）依据元代石刻等文献，对《元史》中无传纪的杜仁杰的生卒年、平生身世、行止作了详细考订。赵孟頫以宋宗室后裔的身份仕元，自元代以来就遭到非议。钟家鼎《赵孟頫仕元问题研究》（《贵州文史丛刊》第3期）一文认为，赵孟頫仕元是一个历史事实，但其仕元行为和丧失民族气节无关。喻学忠《虞集——弘才博识的元代大儒》（《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从其政治才能、识人和荐人、通古知今、精通释道、收集文献和撰修史籍等方面，论述了虞集的弘才博识及其成因。马娟《元代回回人倒剌沙史事钩沉》（《回族研究》第4期）从倒剌沙所处的历史环境、仕途沉浮等方面对其生平事迹进行了考察。此外，有刘海霞《八思巴对祖国统一的贡献》（《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1期）、章宏伟《关汉卿的生活时代考辨》（《历史教学》第7期）、贺希格陶克陶《元代蒙古文化泰斗搠思吉斡节儿》（《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等。
吴海涛继续贺氏家族的研究。他的《元代贺氏家族的兴起及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追述了京兆贺氏家族的兴起过程，并认为其起家的真正原因是加入了怯薛，另一主要原因是在蒙、汉两种文化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在整个蒙元历史舞台上，哈撒儿家族始终是一支异常活跃的政治力量且势力强大。梁丽霞《蒙元时期哈撒儿家族兴盛原因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认为哈撒儿家族的兴盛首先得益于政治上的成功，政治地位的提高带动了家族经济的繁荣，此外，家族首领的个人因素也不容忽视。马娟《对元代色目人家族的考察——以乌伯都剌家族为例》（《集刊十五》）对乌伯都剌家族一门四代在华仕宦、婚姻及其与汉文化之关系等进行了考察。转贴于 四、社会 文化
社会。元代地方基层实行社制，每社有社长一名，负责督促本社农业生产、统计户口、征调赋役、维持治安等事。周绍泉《退契与元明的乡村裁判》（《中国史研究》第2期）通过对徽州文书中保存下来的元明时代的一些退契及相关文书的研究，发现这些退还土地文书的背后常常隐藏着诉讼纷争，而在处理这些土地纷争时，元代的社长和明代的里长、老人发挥着惊人的相似作用。陈高华《元代的禳灾活动》（《揖芬集》）对元代农业地区的各种禳灾行为作了阐述，指出元代的禳灾行为大多是前代的延续，又为明、清两代所沿袭，禳灾行为是历史上积久而成的社会习俗。这种行为也为儒士普遍认可。刘晓《试论累世同居共财在元代的发展及其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第1期）对元代累世同居的义门大家庭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大蒙古国时期的战乱与元初的户籍政策，限制了义门大家庭的发展。至元三十年（1293）元朝规定对五世同居进行旌表，义门大家庭始发展迅猛。同前代一样，元代的义门大家庭实际兼具家庭与家族的双重特点，共财程度依具体情况而不同，在实践中也往往会遇到一些困难。统治者表彰义门，主要是基于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伦理观念，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其统治。高荣盛《换盏醉饮与“蒙古式”宴饮礼》（《集刊十五》）论述了“蒙古式”饮酒习俗形成的历史原由及其演变形态。指出，与契丹、女真族相比，蒙古族的酒饮习俗显示出的意蕴要丰富一些。随着蒙古势力的扩大和历史地位的提升，此种意蕴又在一定程度上被保留下来，愈益显现出独特的礼制性功能。元代民族混居现象极为普遍。潘清《元代江南地区蒙古、色目侨寓人户婚姻状态的分析》（《学海》第3期）分析了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人和江南住民之间，以及他们本身之间形成的千姿百态的民族通婚关系，归纳了民族通婚的主要形式，并指出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元代江南也不例外。马曼丽、安俭《论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社会的性质与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第1期）认为成吉思汗蒙古国时期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与封建领主制两种制度并存的过渡时期。
文学方面本年有两本书问世。查洪德、李军合著《元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12月）一书，介绍了元代各体文学（包括诗文、戏曲、词曲、小说、文论等）的文献资料，并对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作者认为，尽管戏曲在元代取得了一代之辉煌，但诗文仍然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且在元代，传统的诗歌依然是人们表达感情最主要的语言形式。长期以来，宋词研究成为显学，金元词学则鲜有人问津，研究成果也寥若晨星。丁放《金元词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02年5月）一书，对金元词学作了全方位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缺。
杨镰《元诗文献研究》（《文学遗产》第1期）一文就今存元诗文本作了资料来源分析，并通过汇考生平为诗人定位。从宏观、微观两方面给元诗界定了范围，进而归纳出元诗史特点：地域广大、立国时间短这一对矛盾左右了元诗的发展走向；废除科举直接导致元诗繁荣；历来所说的元代是传统的诗文正在消退、让位给新兴的代言文体的时代，这个看法容待商榷，事实上元代诗坛兴盛不让两宋。文中还利用量化分析筛选出主要诗人名单，获得了元诗的一系列基础数字。查洪德《元学“流而为文”与理学文学的两相浸润》（《文学评论》第5期）从理学与文学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 ，指出元学各派在其发展演进中“流而为文”这一趋势 ，分析了形成这种趋势的原因以及这种学术走向对诗风、文风、文学思潮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从而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元代诗文的独特风貌及其成因。门岿《论元代文学与医学相交融的文化景观》（《殷都学刊》第2期）论述了金末元初社会动荡不安之时，文学家业医或论医，医学家吟诗论文，文学和医学密切交融的文化景观。王福利《元朝的崇佛及其相关的乐舞内容》（《徐州师大学报》第3期）指出，由于元朝诸帝崇佛，其宫廷乐舞的内容也一别汉族王朝，其中装扮圣僧形象、宣传佛经义理的内容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教育与科举。近年，除儒学外，少数民族教育及当时的边远地区教育研究也受到重视。马建春《元代回回教育特征述论》（《民族研究》第1期）指出，在元代多民族教育中，东迁回回人同时接受两种教育，即回回文化教育和汉文化教育。前者是培养元朝所需回回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王建军《忽必烈的文治思路与元代蒙古国子监》（《集刊十五》），论述了元代蒙古国子监的创立、发展过程，认为元朝蒙古国子学与蒙古国子监的创办早于国子学和国子监，这与忽必烈的文治思路有关。王风雷《元代漠南地区教育考》（《内蒙古师大学报》第4期）对元代漠南地区汪古部的多语教学、净州路和集宁路的儒学、云内丰州的教育及亦集乃路、应昌路、金宁路的教育进行了探讨。认为当时漠南地区的教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申万里《元代庙学考辨》（《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元代庙学即儒学，元代在儒学教育上继承了两宋以来的庙学合一制度。朔望祭祀、讲书是元代各级儒学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注重祭祀是元代庙学制度的一个特点。沈仁国《元泰定丁卯科进士考》（《集刊十五》），分左右两榜，对泰定四年丁卯科进士进行了详细考证，并对钱大昕《元进士考》中所列泰定四年丁卯科进士名单进行了分析。蒋建国《元代湖南科第盛况探析》（《湘潭工学院学报》第3期）通过对湖南科举状况的考辨，指出虽然元代科举十分萧条，但三湘士子异军突起，湖南一改唐宋以来的落后状况，一跃成为全国的科举先进地区，并探讨了产生这种盛况的原因。
宗教。唐贞观年间开始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当时称景教）因唐武宗采取“灭佛”政策而在中国内地灭绝。景教徒纷纷迁居中亚地区，并在漠北蒙古地区继续传教。漠北各部中，克烈、乃蛮、汪古各部广泛流行景教。元代，蒙古兴起并统一漠北各部后，景教开始在蒙古部中流传。邱树森《元代基督教在蒙古克烈、乃蛮、汪古地区的传播》（《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和《元代基督教在大都地区的传播》（《北京社会科学》第2期）两文，对这一情况作了详细考察。黄子刚《元也里可温之华化》（《集刊十五》）从姓氏的转变、姻亲的脉络、汉文学艺术的成就、教会的传教方式、教徒的生活习俗等方面对元代基督教的华化过程进行了考察。王启龙《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的影响》（《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认为藏传佛教不仅对元代政治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对元代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作者通过大量史料，从佛事之多，耗资巨大；建寺写经，劳民伤财；赏赐无度，舍本逐末；偷税漏税，僧之为最四个方面阐述了藏传佛教对元代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高良荃《略论金元之际全真道的社会影响》（《甘肃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金元之际的全真道在发展过程中，在发挥其宗教职能的同时，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的工具，对当时社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促进蒙古统一进程；救亡抚存、消除盗杀；充当蒙古汉化的导师；社会文化领域的渗透等。刘成有《地位上升而又明确附儒的元代伊斯兰教》（《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元代穆斯林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其经济和政治地位较唐宋时期均有明显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元代伊斯兰文化的独立性通过清真寺的大量建造而体现出来。与此同时，儒家文化的强大及其与封建社会相协调的特点又使得元代伊斯兰文化不得不与儒家文化相妥协，其结果就是伊斯兰文化的进一步中国化。其他有闵丽《正统宗教向民间秘密宗教衍变的原因和路径——以元代白莲教信仰嬗变为例的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4期）、赵金平《再论成吉思汗与“长生天”崇拜》（《青海民族研究》第3期）等。
建筑。胡明《元中都汉文化的展示》（《社会科学论坛》第8期）从中都城的方位与形制、建筑色彩及龙饰等方面论述了汉文化在中都城建设上的体现。
五、民族 边疆史地及中外关系
蒙元时期是一个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这种民族迁徙、融合使得在元代中国出现了少数民族的新格局。由邱树森主编，邱树森、陈伟明、王献军合著的《元代中国少数民族新格局研究》（南方出版社出版，2002年6月）一书，前九章分别叙述了蒙元时期回回民族的初步形成、蒙古族的外徙和内迁、入居内地的畏兀儿人、党项人、藏人以及东北、云南、湖广、岭南各少数民族的分布，最后一章论述了中国少数民族新格局的形成原因、特点及社会影响。
畏兀儿。贾丛江《元代畏兀儿迁居永昌事辑》（《西域研究》第4期）探讨了永昌之名的由来、东迁时间、亦都护家族得以封镇于阔端后王封地的原因，以及亦都护和高昌王双王爵位并立的原因等问题。田卫疆《试论元朝对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及变化》（《民族研究》第6期）指出，元政府对归附后的畏兀儿地区的军政管理形式经历了畏兀儿亦都护自主国事和元政府直接管辖两个阶段。此外，蒙古统治者对西域诸地的二重管理体制同样对畏兀儿地区政局的变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蒙古大汗与西北藩王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从自身利益出发所采取的两面都应付的态度致使元统治者改变了以往的政策，至元年间亦都护王室受命东迁应是其直接后果。
其他民族。王献军《元代入居内地的藏族人》（《集刊十五》）指出，元代入居内地的藏族人主要是藏传佛教僧侣，他们主要在京师活动，除帝师等长期供职于京城的人员外，绝大多数藏族人在内地都是短期居住，不似回回、畏兀儿人那样长期留居。马建春《钦察、阿速、斡罗思人在元朝的活动》（《西北民族研究》第4期）探讨了元代色目人中钦察、阿速、斡罗思人的东迁过程、职业身份、在华分布和宗教信仰等问题。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将大批中亚人掳掠到中国，这些人到中国后，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民族过程。徐黎丽《蒙元时期中亚诸民族在中国的民族过程》（《兰州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聚居在中国西北的中亚人形成了回族的主体，其它散居于中国各地的中亚人逐渐同化于中国各民族之中。经过蒙元一百多年的统治，彻底完成了在中国的民族过程，成为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王东平《元代回回人的宗教制度与伊斯兰教法》（《回族研究》第4期）认为元代回回社会中存在着官方认可的管理者和更小的民间宗教事务管理者两套系统。伊斯兰教法约束了回回人的行为规范，并且对元代多元法律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多元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回回法”同“汉法”及“蒙古法”有一个冲突和融合的过程。
边疆史地。方铁《蒙元经营西南边疆的统治思想及治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从蒙元的统治思想及其治策着眼，认为蒙元统治者“华夷有别”的偏见比较淡薄，对边疆少数民族较少歧视。为获取边疆的赋税与矿产品，蒙元在西南边疆积极开拓与系统经营，并取得明显成效。但蒙元对全面开发西南边疆以充分利用其资源还缺乏认识。李干《元代西藏（吐蕃）土司制度探析――元朝中央政府管理西藏地方方略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论述了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施行土司制度，设置适合于西藏地方自治的管理机构，任用藏族及其他民族成分人员，并分析其成功推行土司制度的原因。会同馆是元代专门接待入京朝贡的周边四夷使节的客馆。王静《元代会同馆论考》（《西北大学学报》第3期）从建制、馆内居住人员、历史作用等几方面对元代会同馆作了论述。徐黎丽《蒙古帝国和元朝与金帐汗国的政治关系》（《西域研究》第4期）分别论述了蒙古帝国各时代及元朝与金帐汗国的服从、对抗、亲密、及疏远关系，认为这种关系的发展深受双方领导人关系的影响。另有唐景福《谈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军事行政管理问题》（《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5期）等。
中外关系讨论最多的是元丽关系。刘晓、陈高华《耶律楚材与早期蒙丽关系—读李奎报的两封信》（《文史》2002年第1期，中华书局）对学者较少注意的高丽人李奎报《东国李相国文集》中保存的两封致耶律楚材的信函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两封信是李奎报代高丽国王高宗所作，时间分别为壬辰年（1232）与戊戌年（1238）。这两封信函与当时蒙丽关系的背景密切相关，是高丽灵活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同时也反映出耶律楚材在蒙丽外交活动中地位的重要。喜蕾对高丽贡宦和贡女现象比较关注，认为高丽贡宦制度和贡女制度都是蒙元帝国为了对高丽王国进行控制而实施的国家行为。她的《元代高丽贡女与蒙古族以外的其它民族通婚状况考述》（《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一文，论述了入元高丽贡女与汉、回回、畏兀儿、钦察、吐蕃等民族的通婚状况。认为这种联姻关系受元朝的政治制度所制约，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等级的民族集团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等级色彩；联姻的范围比较广泛，涉及的民族比较多。同氏《元代高丽贡宦制度与高丽宦官势力》（《内蒙古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高丽王国定期向蒙元帝国献纳宦官，使得元朝出现了一个高丽宦官势力集团，对元朝和高丽王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均产生了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薛磊《论忽必烈时期元日关系中高丽王朝的态度》（《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在忽必烈经略日本的过程中高丽王朝的态度前后有很大不同，高丽元宗反对忽必烈经略日本，而忠烈王极力迎合元朝发动对日战争。征东行省是元代设在高丽王国的一个特殊行政机构。宋炯《元代的征东行省》（《广西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论述了征东行省的设置、变化过程，指出征东行省的每一次兴废沿革都与元丽关系的好坏密切相关，同时它还成为高丽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其它相关文章有有林正秋《元代浙江与日本的佛教文化交流史》（《杭州师范学报》第1期）、丁明俊、马芳《元代回回人与中西文化交流》（《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马娟《元代色目高丽通婚举例》（《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等。
六、考证 史料及其他
陈高华《黑城元代站赤登记簿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一文，对迄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的《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元代两件文书作了探讨。指出这两件文书可称之为站赤登记簿，为我们提供了元代站赤祗应情况及有关河西蒙古宗王的有价值的、珍贵的资料。这两件文书应产生于元代后期，时间应有先后。同氏《旧本书后》（《中国史研究》第1期）指出，旧本《老乞大》的记载可以明确断定其成书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元代末年，同时对书中几个罕见名词（帖里布、择钞等）加以考证，指出这也是元代特有的事物。刘晓《中“蒲察元帅”小考》（《中国史研究》第1期）通过多方考证，认为这个在蒙古西征后镇守蒲华（布哈拉）的“蒲察元帅”，就是投降蒙古的金通州守将蒲察七斤，有些学者把他当作耶律阿海，是不正确的。同氏《整理质疑》（《文献》第1期）对《全元文》前二十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诸如漏收文章、作者考证、版本选择等，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王颋《成书年代与作者新考》（《集刊十五》）通过对书中地名与官名的考证，申明《三国志演义》应成书于元代。李玠奭《订误及几点释疑》（《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一、郝和尚拔都不是蒙古人朵儿边氏，属于汉族；二、1244年蒙古汪吉宿免都接受贵由的命令，远征西蜀，进而证明贵由当时是帮助脱列哥那治国的；三、察合台汗和他的后王的帐殿所在地感匣，就是现今伊犁河南侧的固尔札；四、1249年河东北路行省的升格，是察合台后王也速蒙哥擅自决定的。陈永志《羊群庙石雕人像与燕铁木儿家族祭祀地》（《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指出，正蓝旗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一系列建筑基址，应是元末权臣燕铁木儿的家族宗庙建筑遗存，基址出土的几座大型的汉白玉石雕人像，即是许有壬《至正集》中《陪右大夫太平王祭先太师石像》记载的“先太师石像”，其中应当包含燕铁木儿本人及其临近几代祖先的祭祀偶像。努尔兰·肯加合买提《不剌、双河两城考辨》（《西域研究》第4期）对元代的不剌城和唐代的双河城名称、位置进行了考证，并对传统说法提出了疑义。据《蒙古秘史》载，成吉思汗西征前夕，确定窝阔台为继承人，窝阔台向成吉思汗问了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成吉思汗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张劲《所载西征前夕成吉思汗等人对汗位继承讨论的史料可信性小考》（《内蒙古社会科学》第4期）一文对前人结论提出质疑，认为《秘史》所载成吉思汗的模棱两可的回答是可信的。王梅堂《廉惠山海牙生卒年小考》（《西域研究》第4期）考证了元代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的生卒年代。许永璋《伊本·白图泰与泉州》（《阿拉伯世界》第1期）就白图泰的中国之行与泉州有关的若干史实作了探讨，从而证实白图泰确实到过中国。
古代教育的基本特征范文6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发挥着重要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大众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审视，扬长避短，加以合理利用，有效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一旦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便可以使其获得更加自主和灵活的发展空间，因此教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要充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1994年，中共中央颁发《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把“要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1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要求在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发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要对当代大学生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2006年初，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其中也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可见，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继承传统美德、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1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
1．1传统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既有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又有时代特征。中国文化既包括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又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内涵，笔者比较推崇杜超老师的观点。杜超老师在《中国传统文化导论》一书中说：所谓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于清晚期以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社会历史的，宏大的古典文化体系”。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成果，包含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
1．2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精华
1．2．1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纵观中国历史，爱国主义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从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范仲淹的“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无不体现了中华儿女爱国忧国，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精神。因此，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应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教育。
1．2．2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现代社会所倡导的道德价值观念《公民道德实施纲要》提出“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要求公民奉行“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道德规范。这些在当代社会大力弘扬的“诚实守信、自强不息、与人为善”等价值观念其实一直都蕴含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孔子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墨子说“俭节则吕，淫佚则亡”；孟子提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周易》中也指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无不要求以和谐为主导思想。
1．2．3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大量激励个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内容自强不息的思想，从中华民族产生之时就已产生，其最早的理论代表作当推《周易》。《周易》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精神的集中概括和生动写照，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为曾经在黑暗中的中国人点亮一盏明灯。中国古人崇拜的“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体现了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精神。孑L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李白有云：“天生我才必有用”。这些自强不息、坚忍不拔、顽强奋斗乐观向上的诗句素材都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1．3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
1．3．1崇古守旧崇古守旧表现在人的思想上温顺保守，容易满足，不思进取和革新。这是中国人比较显著人格特征，同时也是传统文化思想的缺陷所在。这种对上古社会的推崇，造成了中华民族心理上的循古、好古、崇古的习惯，厚古薄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阻碍着人们的创造活动，影响人们的创新进取精神。
1．3．2纲常礼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三纲五常是最重要的道德原则，这条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个人在国家社稷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价值、尊严、个性等等都是某种偶然性的东西，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是封建社会的伦理思想。这种封建的纲常礼教在两千多年来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沉重枷锁。
1．3．3重情轻理重情轻理是“天人合一”影响下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中国自古以来人们追求的是融于自然，与自然合二为一，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征服自然，因此，中国人不需要发展精确的思维去了解、认知自然，并令自然为己所用。所以，中国的“天人合一”则造就了中国重情轻理、缺乏科学理性的局面。中国人由于缺乏抽象的理论探索和严格的逻辑推理，因此，相应的也就缺乏科学的知识和理性的精神，更多的中国人看重的是对人生大智慧的领悟，却缺乏对细微事物的彻底了解，对许多事情不是通过客观的分析，这反映在人格特征上就是笼统无知和情绪化。
2传统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2．1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能否真正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关键环节在于能否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使其在自身内容的建构上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品位和文化精神，以保持与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相一致”。中国传统文化有价值的部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
第一，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树立远大理想。我国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外来文化进入到中国，致使部分国人出现信仰危机，民族意识有所淡薄，因此，在现阶段更要加强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当代大学生以民族英雄为榜样，继承爱国主义传统，明确自己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努力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为祖国的富强繁荣奉献自己的力量。
第二，继承传统诚信观，诚信立人。诚实守信，历来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信条和优良传统。挖掘、践行、弘扬传统诚信道德，对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启迪价值。要教育学生言行相符，无信不立，诚实守信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现代社会，言行一致和责任义务教育是诚信教育的重要内容。
第三，建立艰苦奋斗、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大学生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着眼于人才的培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大量自强不息的人物形象和人物事迹，是教育当代大学生顽强奋斗、百折不挠、乐观向上最好的教育资源，这不仅可以教育当代大学生坚定信念、自强不息，还可以教育当代大学生学生在面对困难时坚强不屈，在面对成功时能胜而不骄，能妥善解决在现实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如感情挫折、就业困难等问题。
2．2正确认识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2．2．1阻碍大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崇古守旧”的传统文化思想压抑了人们创新精神的发展；“中庸之道”则要求人们看待问题不要走极端，执其中而求其平。大学生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容易变得没有个性特征，无创造精神。与现代创新教育所追求的培养创新精神、个性张扬、塑造独立人格的教育目标相左。
2．2．2不利于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培植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而儒家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伦理政治型文化，道德价值具有至上性，而且传统伦理反映的都是一种义务观念，而忽视了人的权利，从而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权利观念严重缺失。中国传统文化重视重视做人、人际关系，是将人放在传统伦理规范中来考虑的。不是肯定个人价值，而是肯定个人对社会对他人的意义。这固然有利于培养人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意识，但却忽视了人本身的权利，从而对培育大学生的权利意识产生了消极影响。
2．2．3不利于大学生竞争意识的培育“中国传统文化，在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指导下，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和息争，固然有利于人际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但由于片面强调和谐而排斥竞争，“压抑了个性的发展，助长了不求进取、反对冒尖、无所作为的保守心理，导致了民族性格中竞争与开拓意识的匮乏”。无疑。“无欲无求”不利于当代大学生的竞争意识培育。
3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3．1走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子把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走以传统文化为底蕴的思想政治教育路子，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能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渗透力和说服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广泛实现。此外，传统文化的覆盖面广大，能影响到每一位大学生，这就扩大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度，使其作用能在最大范围内得到全面实现。
3．2用优秀的古典文学滋养大学生的心灵世界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坚强、大度和乐观可以说是它的根本，也是历代文人对待人生的积极态度。古典诗词文可以陶冶学生的情趣，欣赏古代优秀文人的诗词文，其高风亮节的人格精神能够感染学生。同时，古典诗词文又可以使人以诗意的眼光去观察生活并感受生活的多姿多彩，引导人们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其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因此，配合思想政治教育而开设古典诗词文的教育内容，并使之深入学生心灵，成为其人格精神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