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新趋势范例6篇

人口流动新趋势

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1

Abstrac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haoxing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ause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evolution trend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re forecasted, the research show that long-term population density of Shaoxing city will show a slow growth trend, and the growth rat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household population. Especially, Yuecheng district and Keqiao district become the major migrants gathering. Meanwhile, we analyz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consider the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coordinate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enhancing city services conducive to scientifically control population size and structure,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关键词: 人口流动;空间分布;人口密度;演变趋势

Key words: population migration;the spatial distribution;population density;the evolution trend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2-0019-03

0 引言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开始向中心城市迁移,城市人口的空间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流动人口分布反映了空间上的迁移动态与迁移规律,研究其空间格局的演变趋势,对于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现实意义。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许多学者对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原因、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李若建(2003)通过分析广州流动人口集聚与扩散的特征,发现职业结构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1]。由于城市能提供“综合机会”,边际报酬递增以及生活质量提高将成为人口流动的拉动因素,人口流动规模逐年扩大(孙峰华,2006;于涛方,2012;)[2,3]。对于人口流动空间变化的特征,包书月(2012)运用ESDA方法分析了北京的人口空间演变特征,认为北京流动人口具有很强的集聚性并呈逐年分散趋势[4]。同为大都市的上海,流动人口呈现“西高东低”格局,郊区人口空间集聚明显,且其人口分布的演变存在明显的空间排斥效应(高向东,2013;刘乃全,2015)[5,6]。本文在国内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搜集了绍兴六个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分析其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并试图揭示人口空间演变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1 绍兴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1.1 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现状特征

1.1.1 各区域人口数量分布差异较大

绍兴市包括六个区、市、县,分别为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其中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属于绍兴市区。从表1来看,在2013年中六个区域的出生率均在7%以上,最高的是新昌县,达到了8.15%;死亡率在6%~7.5%内波动。人口自然增长最大的是越城区,达到了1377人,而嵊州市出现了负增长(-207人)。就人口总量而言,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分别为744647人、642922人、779484人、1046467人、733667人、439415人,人口规模从大到小排列是诸暨市、上虞区、越城区、嵊州市、柯桥区、新昌县。绍兴市人口总体分布态势集中在以越城区为中心,柯桥区、上虞区为的市区。市区人口占了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诸暨市人口数在六个区域中排行首位,占据总人数的1/4左右。而新昌县人口最少,只有43万多,约占总人数的1/10。由此可见,各个区域的人口空间分布差异较大。

1.1.2 人口流动较为活跃,人口密度总体呈现北高南低

绍兴市人口流动总体上较为频繁,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新昌县)流动人口数分别为342932人、858888人、197520人、384664人、90740人、44963人(见表2)。特别是柯桥区流动人口超过了85万,占了该区总人数的57.19%。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的规模逐渐扩大,人口流动的活跃程度显著提高,人口密度随之发生了变化。从表2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绍兴市六个区域人口密度分别为2206、1409、695、619、461、399人/km2,人口密度极不均衡,密度最大的越城区达到了2206人/km2,而最小的新昌县仅为399人/km2,人口密度区域级差达到了1807人/km2。另外根据图1与表2对照可以得出,绍兴市人口密度以越城区为中心,向不断降低,明显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特点。

1.2 绍兴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原因分析

1.2.1 区域经济发展

就绍兴市而言,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主要源于外来流动人口,而各县域经济水平则是影响人口流动走向的重要因素。其中以柯桥区的经济发展最为迅猛,柯桥区拥有全球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中心,轻纺产品销售额占全国三成,2014年实现生产总值1137.6亿元,增长6.3%,财政总收入145.1亿元,增长9.4%;在册流动人口60.87万人,登记发证85.59万人,流动人口总量居全市第一。由此可见,柯桥区的人口密度仅次于越城区,与其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使该区域人口密度的大幅度增加,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支撑力量。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提供的就业机会就越多,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其它地区也越强。

1.2.2 城市服务功能

相对密集的人口是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丰富的劳动力有利于提升服务业竞争力;而服务业又对人口集聚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是吸纳大量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在六个区域中,越城区的工业型企业已基本外迁,服务业呈领先增长的态势。根据2014年越城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第三产业增加值244.97亿元,占GDP比重达75.8%,三产对越城区GDP增长贡献率高达83.5%。随着,第三产业的支柱作用日趋显现,越城区的服务功能也不断增强,特别是世茂广场、金帝银泰城等重点服务业项目的相继建成,不但丰富了周边居民的休闲娱乐生活,而且提升了全区商贸服务业的规模,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

1.2.3 公共资源配置

公共资源配置同样影响着人口空间分布,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交通等优质资源对人口移动的强大吸引力。从全市范围来看,绍兴市的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区域、城乡、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以越城区的基础教育为例,鲁迅小学、北海小学、建工中学、元培中学等名校多集中在老城区,这些学校在师资力量以及教学硬件设施各方面都具有优势,为了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不少家长纷纷购置名校学区房。尽管,这几年绍兴也在郊区组建一些名牌小学的分校,然而,分校升学率以及教育综合质量还有待考证,公众认可度偏低,进而影响人口空间的分布。

2 绍兴人口流动的演变趋势预测分析

2.1 绍兴市人口总量与人口密度预测分析

绍兴市户籍人口总量增长较为缓慢。2005年户籍人口总数为435.09万,至2014年底增加至443.04万,平均每年增长不到0.2%。不过流动人口数量较多,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几个区,人口密度比较高。下面将绍兴市2005-2014年的人口总数以及人口密度数据运用时间序列法进行预测,得到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绍兴户籍人口数未来增长较为缓慢,但是流动人口增长速度较快。这主要是柯桥、越城区、诸暨等地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人口密度随之逐年增加,由2015年的807人/ km2增到到2020年的912人/ km2。

2.2 绍兴市各区域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变化趋势预测分析

绍兴户籍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平缓,从2005-2014年绍兴各区、市、县的人口统计资料中也不难发现,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低,这与我国当前的人口政策有关。下面我们对绍兴各区域的人口运用多重线性回归方法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不难得出,在未来六年中,绍兴各区域人口增长速度极其缓慢,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嵊州人口数量相差不大,在65万-80万之间。诸暨人口总数超过108万,而新昌不到46万,只是诸暨总人口数的42.5%。

从人口密度来看,绍兴越城区、柯桥区人口密度较高。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加,未来这些区域的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我们针对这种增长趋势,通过拟合曲线进行密度趋势预测,其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绍兴各个区域的人口密度未来增长速度逐渐放缓。绍兴柯桥区流动人口的数量逐年增加,但增幅有所下降,人口密度增长速度也有所下降。上虞区和诸暨市是工业发达地区,外来人口流入较多,人口密度增速较快。而嵊州、新昌离中心区较远,外来人口流入不多,所以人口密度较低,基本上处于一种稳定状态。总而言之,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持续增长与增长停滞并存,中心地带几乎都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越城区、柯桥区在未来的几年里,人口密度还将持续增加。上虞、诸暨、新昌则呈现出“增长-放缓-增长”的态势。而嵊州的人口密度表现出“负增长-增长-负增长”的人口密度变化规律。

3 结论与建议

从绍兴市人口流动的空间演变来看,各地区人口密度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增速逐渐放缓,其中流动人口的增长速率高于户籍人口的增长速率。由此可见,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是绍兴市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剧,经济发展、城市服务功能、公共资源配置等因素对人口空间分布影响越来越大,为了促进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群体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加大对薄弱区县在教育、医疗、基本公共设施等领域的投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以信息化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绍兴市的产业大多集中在纺织服装、装备制造、医药化工等传统行业。在新常态下,区域经济发展要以信息技术突破口,把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元素植入到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与信息化的融合。三是,发展金融、物流、信息、商贸等服务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中心城区要加快工业型企业向郊区的转移,通过现代服务业,发挥中心城区的凝聚力和辐射力,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李若建.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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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于涛方.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增长的空间类型及影响因素[J]. 中国人口科学,2012(4):47-58.

[4]包书月,张宝秀.北京市流动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及变化趋势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74-78.

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2

随着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越来越多的小城镇通过积极引进工业进行现代化改革,其中珠三角小城镇的发展程度居于前列。随着产业的升级转型和发展方向的改变,现阶段流动人口向外转移是珠三角发达小城镇面临的新常态,目前规划对于该趋势应对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现阶段研究对其他工业化小城镇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针对当前形势,通过分析珠三角发达小城镇的典型案例――中山市小榄镇当前劳动力转移趋势以及流动人口的结构,利用规划手法解决当前发达小城镇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珠三角;小城镇;新常态;小榄镇

1. 背景

珠三角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流域下游,毗邻港澳,海陆交通便利。珠三角是整个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一直以来,珠三角地区的每一次跨越式发展,都是在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探路。珠三角地区在曾经相当长的时间里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产业发展主要靠廉价劳动力优势来支撑。由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以及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叠加,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少,已经不能支持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作为珠三角的主要支撑产业继续发展。

按照国家的整体部署,珠三角已经开始经行产业布局优化,随着产业的梯度转移,一些相对传统、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世界工厂”逐步转变为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聚集区[1]。相应的,作为当前珠三角地区承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地区,发达小城镇产业转型的形势更加突出明显。

2. 当前珠三角人口流动趋势

2.1 转型中劳动力的转移形势

在产业转型的浪潮中,人口结构的变迁不可避免。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迁移到广东的人口主要集中在镇乡地区[2],但是到2010年,小城镇开始从人口主要的流入地逐渐开始转变成为人口流出地。珠三角城市演化形势由“小聚集、大分散”转变为“小分散、大聚集”。

人口总量上的变化,更深层次在于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流动建设者由08年增长达到顶峰后逐年下降,开始外流。流动人口外迁的原因有二,少部分通过积分入户等手段转变为户籍人口,大部分仍是外迁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的人口外流。但这种人口的流动并不是单向进行的,小榄镇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引入高科技含量的产业,或是转变为以研发、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这意味着在淘汰低素质劳动力的同时,也引入了高等复合型人才。

2.2 人口流动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结构转型的日益完善,相对于过去人口增长的高速,以小榄为代表的发达小城镇在产业转型后人口的增速将会放缓,开始出现人口外流现象。究其原因是通过产业转型,人口转变趋势是降低数量,提高素质。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内陆搬迁以及产业自动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的原因[3]。以后一段时间内、珠三角地区发达小城镇流出人口数量将会大于流入的数量。且由于珠三角地区的生育率长期走低。影响人口数量主要原因是人口的机械迁移,按照现有趋势继续发展,一段时间后劳动力饱和之后,人口结构将趋于稳定水平。为了适应当前这种人口构成的新变化,在规划层面上以何种手段适应这种新形势,是当前研究较空白的部分。

3. 结合当前形势解决发达小城镇中规划的具体问题

(1)缓解现有用地规模偏大,土地供给紧张的矛盾。

受到以前珠三角经济粗放发展的影响,城市总体规划在确定小城镇用地规模时,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就高不就低;调整幅度也都是取上不取下,造成小城镇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增幅过大以及现有用地规模偏大。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珠三角部分小城镇开始出现无地可用的现象[5]。以中山市小榄镇为例,小榄镇城市建设用地2012年为54.6平方公里,但新一轮《中山市小榄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2020年的建设用地控制在55平方公里,相当于未来8年的建设用地只有0.4平方公里,按照小榄现在的发展速度,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针对现阶段储备用地不足的问题,规划应考虑流动人口减少这一趋势,考虑减少城市新建用地规模,甚至可以考虑缩小现有用地规模,利用存量规划甚至是减量规划的手段进行规划设计,在此基础上追求建设质量的提高,实现集约用地的目标,避免发展后期无地可用的局面。

(2)充分考虑流动人口转移趋势的影响进行工业配套住区规划

通过对小榄镇数据的分析,可知人口结构二元化明显,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基本各占一半比重,流动人口在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方面与常住人口有很大差别。研究可知,在工业发达的小城镇中,流动人口在城镇建成区内分布广、密度大,其中城镇中心工业区的流动人口密度最高,商业区和城镇工业区次之[8]。居住区的流动人口密度较低,但随着流动人口开始外溢,加上部分流动人口通过买房落户等手段转变为城市户籍人口,搬入居民区,工厂周围的所居住的人口将逐渐减少。所以现阶段的为中心工业配套的居住指标较大,这是不符合珠三角发达小城镇当前发展趋势的[6]。

规划应考虑适量减少工业区配套住区比例,避免形成城镇居住中心和工业区居住中的的二元结构,人为割裂城镇常住人口及流动人口之间的交流,让外来务工人员把工厂配套住区作为一个暂时落脚地而不是永久居住地,吸引外来人口向城市中心住区流动,更好的融入当地环境,而且随着流动人口的减少,城镇是有条件接纳部分外来人口的。

(3)解决现有居住用地比例偏大、质量偏低、分布不合理的问题。

小榄镇现有居住用地呈现出布局缺乏体系而且绵延成片、且镇建设用地构成中居住用地比例过高的特点。 当前珠三角小城镇包含部分三类居住用地。占居住总用地的15%左右,该类用地未经合理规划,内部交通混杂,整体呈现出总体建设缺乏的态势,自发性的建设占多数,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

国家“十二五”规划已经提出,“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这使得二类居住用地需求量越来越大。在规划居住用地时,要合理确定二类用地比例,满足日益增加的居住需求[7],且现阶段珠三角发达城镇建设用地预留的空间十分有限,所以应从调整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用地分配结构入手。

4. 总结

本文从现实问题出发,有特色有针对地利用规划手段解决城市问题。且珠三角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先行者、试验田。现阶段流动人口向小城镇外转移是进行产业转型的发达小城镇面临的新形势,目前规划应对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但现阶段此方面研究较为滞后。研究珠三角小城镇现阶段的流动人口发展趋势以及规划应对,正是将来所有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柱的小城镇转型中会面对到的问题。现阶段的对珠三角流动人口转移趋势外流的规划应对的研究,对以后其他工业化小城镇发展转型也具有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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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3

【关键词】人口移动;灰色预测;马尔科夫链;空间格局

所谓人口移动是指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一种运动过程,它包括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人口迁移指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人口流动是人口在短期离开后又返回原居住地而未改变定居地的人口移动现象。人口迁移、流动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国内外理论界在概念使用上分歧较大,“人口流动”( population mobility)、“人口迁移”( population migration)和“人口移动” (population moving)往往混用。由于我国长期使用户籍管理制度,故而“流动”与“迁移”不是同一概念。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淡化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本文采用“人口移动”一词。

随着工业化推进和人口移动,中国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跃升至2011年的51.27%,增长1.7倍,发展迅速,但与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却滞后于工业化。陕西省2011年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城镇化率仅为47.3%[1]。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的发展阶段时,各国的平均城镇化率在55%左右,但即使以现行标准衡量,全国及陕西的城镇化率也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陕西省有流动人口589.44万人,流量加大,人口向经济活跃地区和大城镇流动的趋势突出[2]。

一、研究现状概述

人口分布结构的变动除人口自然增长外,主要通过人口的迁移流动来实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影响人口移动的因素以及移动的方式尽管存在着差异,但经济因素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研究人口移动的重要理论基础[3]。英国学者雷文斯坦(E.G.Ravenstein)在《人口转移规律》一书中指出,受岐视、受压迫、沉重的负担、气候不佳、生活条件不合适都是促使人们转移的原因,但其中经济因素是主要的。雷文斯坦的观点被后人视为开人口转移推――拉理论之先河[4]。美国学者唐纳德・博格(D.J.Bogue)于20世纪50年代末明确提出拉力理论――系统的人口转移推力。其主要观点是:从运动学的观点看,人口转移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转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转移的负面消极因素。在人口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推力,把原居民推出其常居住地[5]。美国学者李(E.S. Lee)在雷文斯坦的理论基础上,对移动规律提出了更为详细的模式。他把移动定义为人们的居住地发生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变更。库滋涅茨指出,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区域再分布,相互紧密关联,互为变量[6]。M.P.托达罗提出了预期收入理论,他指出欠发达国家的人口流动(主要是乡村――城镇人口流动)决定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二是城市中的就业概率[7]。

国内学者从人口移动与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定性、定量地分析了我国劳动力移动的障碍因素。郭华民(2006)认为,城镇流动移民遭遇最为严重的障碍或阻力就是社会认同的隔离和社会交流与交往的隔离,由于这些障碍,使得他们对在城镇的发展和社会流动形成不确定的预期,同时这些因素也确确实实是他们在城镇继续发展的巨大阻力[8]。柏贵喜、罗义云(2005)认为,由户籍制度衍生的城乡二元劳动就业体制也是一道阻碍城乡人口流动的樊篱[9]。王国辉、穆怀中(2006)认为,近年来,语言对农户劳动配置的限制愈来愈小。但农户家中有病人需要照顾,有孩子需要照看,或农户自己的身体条件不允许到城镇工作等,这些可能都会对农户家庭劳动配置构成约束和限制,进而影响农户的乡城移动

[10]。傅勇(2004)认为,乡城人口流动的成本是相当大的。它包括房租费、家庭分离的不便、子女教育问题、路费、较高的生活费用、办理各种手续的费用、寻找工作成本,甚至各种心理负担成本[11]。易红涛(2006)认为,城镇对于农民工进入的行业、工种和素质门槛的限制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城人口的流动[12]。龙花楼(2012)认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过程中智力资源的严重流失导致新农村建设面临主体缺位问题[13]。王桂新等(2012)通过对2000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模式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局部性变化[14]。

陕西作为西部省份,改革开放以来以人口净流出为主,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双加速,人口的空间移动和分布发生了积极变化的趋势。

二、陕西人口移动的实证分析

1、迁入率与迁出率分析

2、地区方差分析

单因素方差分析是用来研究一个控制变量的不同水平对观测变量产生显著影响。在观测变量总离差平方和中,如果组间离差平方和所占比例较大,则说明观测变量的变动主要是由控制变量引起的,可以主要由控制变量来解释,控制变量给观测变量带来了显著影响;反之,如果组间离差平方和所占比例小,则说明观测变量的变动不是主要由控制变量引起的,不可以主要由控制变量来解释,控制变量的不同水平没有给观测变量带来显著影响,观测变量值的变动是由随机变量因素引起的。本文按照行政区域的划分,对华北地区、东北地区、华中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等,分析不同地方陕西迁出率与 迁入率的差异。

通过方差分析可以看出,2005年的地区差异性对迁出率和迁入率没有太大的影响。说明各个行政区对陕西人口移动的影响不大,陕西人口移动在各个区域的移动率大致相当。如在迁入华中或者华北等地区过程中,地区性差异不是很明显。

三、陕西省际人口移动的流量与流向

人口移动在省际间的流动会改变全国人力资源的空间分配格局,进而影响各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跨省移动是全国人口总移动量的动态分配过程,因此可应用马尔可夫过程进行预测和分析[4]。马尔可夫过程理论属于随机过程理论的一种,由俄国数学家A.A.马尔1907年提出的。它在一个过程中某一时刻(或空间位置)将达到的状态,仅依赖于目前所处的状态,而与以往的状态无关(即无后效性),它说明了问题依据内在的规律而发生变化,反映了事物动态的演变过程。马尔可夫过程够描述了时间序列的变动过程,同时也能够说明结构变动的复杂过程。马尔可夫是一个趋于动态稳定的过程,当系统满足一定的条件,状态就会处于稳定状态。因此,马尔可夫过程为省际间人口流动的动态分析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

2、陕西人口流向分析

以链式移动为主的人口移动方式,使得人口移动在空间上出现较强的地域性,人口移动的空间格局不会有太大改变。

尽管我国人口移动方式表现出多样性,包括随机性直接移动(从农村直接迁入大城镇)、链式移动(通过亲戚、朋友等介绍迁入各级城镇)、递进式移动(从农村迁入小城镇再迁入中小城市和大城市)、有组织性移动(政府主导下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人口移动)和强迫性移动(因拆迁等原因而不得不进行的非意愿性移动)等,但根据成都、杭州和北京等城镇的典型案例分析,主要还是表现为链式移动[15]。因此,陕西人口移动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即特定迁入目的地的移动人口主要来自附近特定的若干省份,或特定迁出地的移动人口主要流入到特定的地区。通过链式转移矩阵,我们可以得到在未来10年之内,华东地区(安微、福建等)、西北地区(宁夏等)迁入陕西的概率大于其他各省份。

由于陕西经济发展具有后发优势,未来10年内,其他各省的人口迁入概率大于陕西迁出各省的概率。如陕西迁入北京的概率为5.4292%,而从北京迁入到陕西的概率为10.11%,净迁入率为5.08%。陕西的三线城市如榆林、宝鸡等有一定的人口吸纳能力,成了三线城市中的佼佼者。

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陕西流出到省外人口的流向显示,广东省聚集了陕西流出人口的25.49%,长三角占17.99%,北京、山西、新疆、内蒙四省(市、自治区)占22.82%,陕西外出人口的66.30%集中在这8个省(市、自治区)。从陕西省迁出率图可以看出在未来5年内,陕西迁入到广东的人口最多,与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接近,流动到北京、山西、新疆、内蒙四省(市、自治区)预测值占到总迁出人口的17.0963%,接近于真实值22.82%。因此,马尔科夫方法在人口移动数据的预测上是相对准确的,但需要进一步进行修正,预测结果才会更贴近于真实值。

四、结论与讨论

1、影响人口移动的因素很多,但一个国家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2、灰色预测和马尔科夫链预测的方法能较准确地刻画陕西人口移动趋势及空间分布格局的变动趋势。

3、陕西经济欠发达,改革开放以来以人口净流出为主,主要流向广东、浙江和北京等东部地区;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双提速,加之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和外需下降等因素影响,从而使人口的空间移动和分布发生了向陕西等中西部省份净流入的趋势。

4、陕西的后发优势将会改变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随着陕西等中西部地区经济比较优势的持续发挥,国内外投资增多及其产业移入,特别是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以及陕北能源经济的崛起等,陕西的后发优势将会引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重新调整。

5、建立陕西人力资源供求信息库,减少流动人口培训、就业等交易成本。

6、在居住证办理、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技能培训、人才引进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有助于促进人口城市化的政策,充分发挥流入人口人力资本的效能,促进陕西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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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4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战略 发展趋势 探索

从目前情况分析,世界各国之间贸易往来不断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步加快。我国作为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员也需不断完善自身建设,以此迎合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本文中主要阐述了当前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现状以及相关的具体的发展战略,最后论述了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未来发展趋势,谨以此提供参考依据。

一、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阐述

(一)发展现状分析

就现状而言,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很多国家经济遭受巨大打击,其经济地位亦受到影响,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们必须把握这一良机推动我国国际贸易体系不断创新,从而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际金融秩序得以不断调整。基于上述因素,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始终维持现有体系,并坚持以下战略原则:稳增长、调结构、促平衡。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对于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强化与其之间的经济交流,构建相对稳定与和谐的经济交流平台,促进世界金融贸易的发展;在国内,对于大型私有企业,提供经济支持,促进民族企业的快速发展,加强其国际竞争力。

(二)发展战略简析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且人口数量相对集中,在劳动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在国际贸易中,我国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实施生产与出口,这是由导向型贸易战略决定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因而实施产业调整就变成了势在必行的一项措施,可以从三方面着手解决:第一,消除出口导向性战略弊端,如增加居民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以此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国内需求;第二,转变出口贸易战略,形成自身独特的经济优势。就当前经济形势而言,我国国内经济市场必须实施转变,调整产业结构,尤其对于民族企业,提升其创新能力,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形成新的产业链,并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突出竞争优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国国际经济贸易铺平道路。第三,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交流不断增强,因而必须与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既要竞争,同时也要重视合作,与此同时,我国国际贸易形式也需不断转变,逐渐向集约型靠拢,促进我国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二、新时期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前景探索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而要想在国际经济贸易中持久发力,就必须从完善自身建设做起,从发展角度分析,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还需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健全制度。健全相关制度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具有重要作用,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鱼龙混杂,这对于我国企业而言是极为不利的因素,因而必须健全法律法规,确保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不会受到侵害,促使我国企业能够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发挥自身最大价值,寻求发展机遇,保障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交流中不会受到不公正对待,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第二,发挥政府职能作用。政府是我国企业在国际舞台进行经济交流的强大支持,因而,就当前国际贸易形势而言,政府应该积极发挥自身职能作用,做好宏观调控工作,将其与市场经济调节相融合,继而推动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功能,借助我国法律法规保护,逐步与世界经济强国缩短差距。

第三,增强国际交流。世界经济一体化促使我国经济贸易发展逐步与世界经济接轨,这就要求我国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加强与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以及贸易往来,在区域范围内,达成共同发展目标,彼此增进交流合作,与世界各国保持相对较好的沟通,以此推动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快速长久发展。

第四,强化科技发展,增加科技创新力。近年来,科学技术得到了极为迅猛的发展,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国际贸易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呈现出高级化的形态,针对世界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他们的高新科技发展较快,并且基本实现了出口,高新产品出口促进了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高新产业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出口产品相对而言比较有限,针对这一发展现状,我国应该加大对高新科技的研发力度,国家与政府应该给予充足的资金以及人才支持,只有提高我国高新产品的开发力,才能使我国经济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我国高新技术的研发需要依托企业来实现,因而必须提升他们的创新意识,并为其科学创新提供支持,给予相应的鼓励政策,树立企业品牌意识,促使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一席之地。从以往的经验累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必须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同时兼具核心竞争力,这样才能国际贸易中屹立不倒。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随着世界各国之间交流的不断加强而愈发明显,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现阶段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中遇到了阻碍,我国政府应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使其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潮流,由此才能促进我国经济贸易发展,在世界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文章简要概述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阐述了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战略,并且分析了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汪晓红.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战略与趋势研究[J].中国市场,2013(46).

[2]曹桥.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战略与趋势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4(06).

[3]金明美.我国国际经济贸易战略趋势研究[J].知识经济,2014(06).

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5

关键词:港口装卸工艺作用 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U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港口不仅是陆运和海运的交接点,也是影响和带动经济发展的国际运输链,是世界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这将会给港口物资流通带来大的发展,同时也将对港口装卸工艺提出新的要求。本文结合多年工作经验,就装卸工艺对港口的作用及其发展趋势谈一些看法。

一、装卸工艺对港口的作用

在港口企业中,港口装卸工艺是指在港口实现货物从一种运载工具(或库场)转移到另一种运载工具(或库场)的空间位移的方法和程序。港口的主要任务是货物装卸和储存。对港口来说,装卸工艺即是港口的生产方法。港口装卸工艺在港口生产管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装卸工艺是实现港口物流功能的手段

港口物流系统根据实际需要,包括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过程。港口物流过程复杂,要经过多次周转,每经过一个流通终端,每转换一次运输方式都必须进行一次装卸搬运作业。港口要实现上述过程,满足客户需求,就必须研究装卸工艺,制定并实施科学合理的装卸工艺方案。具体来说,就是根据运量、货种、流向、运输工具、使用要求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就完成特定货种的物流过程所应配备的装卸机械及工属具的类型、数量,各作业环节需配备的作业人数,采用的操作方法,作业的程序,库场的合理使用等方面做出全面的设计,并进行技术经济论证,以保证物流过程更经济、更合理。因此,要实现安全、高效、经济的物流,离开装卸工艺是不行的。2、装卸工艺是港口运营生产的基础

港口装卸机械设备及属具是港口企业从事装卸生产必不可少的硬件组成部分。港口提供的服务大多数是通过装卸设备来实现的。要建设一个先进科学的装卸工艺所需的机械设备的投资相当大,其维护运作还需投入大量资金。而要保证装卸工艺流程各环节的衔接和设备的合理配置、有机组合,就要对有关机械设备的技术性能、主要参数、使用要求和发展趋势等硬件技术进行分析和研究。在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科学、合理、实用的装卸工艺方案。这样才能选、用、管好装卸工艺流程。因此,装卸工艺在港口装卸生产中既占有重要资产,是港口装卸的物质基础,同时其水平又直接影响港口装卸服务水平,是港口装卸生产的技术基础。3、装卸工艺是港口规划、设施建设的关键

装卸工艺是连接港口装卸各环节成为一体的纽带。在港口规划建设、码头的扩建过程中,装卸工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港口在规划建设、扩建码头时只考虑选址的交通现状和发展规划,而不认真分析货源、货种、泊位通过能力、集疏运能力和方式、装卸成本等装卸工艺问题,往往形成先进的运输网络与落后的装卸工艺之间巨大反差,严重影响码头投产后的效益。其实,港口装卸工艺好坏直接关系整个港口装卸质量和效益,而且又是缩短物流移动时间、流程、节约流通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装卸工艺出了问题物流环节就会中断。二、港口装卸工艺的发展趋势

1、港口装卸机械发展趋势

(1)自动化和智能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是集机电—体的高新技术。目前,PC(可编程控制器)或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技术以其机械自动化程度和可靠性高、较强的通汛功能、控制器体积小、价格低而被大型港口装卸机械较普遍的采用。今后正向开放式功能更强的PLC技术发展,为实现更多的自动控制功能和实现控制智能化提供支持。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计算机支持下的协同工作将在港口中普遍应用。如国外一些集装箱专用码头的装卸过程已实现全自动动控制;一些大的港口正向着现场作业无人化发展,专用装卸机械和库场作业等工作。虽说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有一定难度,但日前我同完全有能力并正在进行着此项研究。自动化和智能化以其安全,准确,高效、高技术含量在未来港口物流中将会发挥巨大的作用。(2)大型化和高效化。集装箱运输及大型机械设备运输市场的不断扩大,要求港门配置大型的装卸机械。规模庞大的新型、高效岸边集装箱起重机在对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作业中的成功应用,及人型桥式抓斗卸船机,大型连续式散货卸船机在大型海港码头的应用,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港口的大型化、高效化的发展趋势。目前,世界发达港口矿石和煤炭装船单机台时效率已分别达16000吨和10000吨,卸船6000吨和5400吨,集装箱装卸桥台时效率达60箱。(3)专业化和多用化。为提高装卸效率,各国港口为适应各货种流向和船型的需要,建造厂越来越多的专业化码头。如煤炭、汕品、集装箱、矿石等货类专用码头,并配备厂与之适应的专业化设备;为适应生产布局的不断变化和货种、货流不稳定等状况,出现了要求建造多用途码头的趋势,于是要求有与之相匹配的装卸机械。

(4)标准化和系列化。为提高港口机械制造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方便维修和保养,港口装卸机械生产正向标准化、系列化方向发展。如我国岸边集装箱起重机是发展速度最快、技术水平最高、出口最多的港机产品,目前已成系列。外伸距有32~35m,40m,42m,44m,45m,46m,48m,50m,53m,55m,最大已达63.5m,起重量40~70T,可满足对各代集装箱船的装卸作业。

(5)环保化。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环保型装卸机械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绿色”已成为港口机械发展的潮流。

2、港口装卸工属具发展趋势

工属具是装卸机械和搬运货物的附属装置。件杂货装卸工属具的创新也是件杂货装卸工艺的内容之一,它可以促进和推动件杂货装卸工艺的改革。

现在码头的装卸工属具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两大类:通用工属具和专用工属具。装卸工属具随着货物外形、种类的发展也不断的创新发展,工属具的不断改进创新促进并推动件杂货装卸工艺的改革。

3.港口装卸节能环保发展趋势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越来越重视环保问题,环保型的各类事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港口也是如此。“绿色港口”已成为世界各国港口发展的潮流。这为港口建设和码头装卸作业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综合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环境方面。环境污染有待改善。由于散货本身的特点,在装卸过程中容易形成粉尘,特别是煤炭和矿建材料。煤炭引起的粉尘主要来自煤炭运输装卸过程中的扬尘、堆场在自然风力和机械扰动下的二次扬尘及生活、生产辅助设施使用燃料时所产生的烟尘;矿建材料主要是卸车和装船过程容易起粉尘,码头空气质量较差,尤其是在旺季更为严重。因此,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对散货装卸工艺必须实行有效的防尘措施。

(2)节能方面。港口主要的耗能环节为装卸、堆存、出运,主要耗能为电能和油能。工艺机械节能措施需要选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环保节能的装卸机械设备。确定合理的工艺流程,尽量减少操作环节,缩短水平运输距离,加快车船周转,提高经济效益。港口机械的装卸作业过程,同时也是能源消耗的过程。设备在装卸生产过程中,其装卸生产能耗量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完成货物位移所必需的能耗量;另一部分是由于管理欠科学或操作技术水平较低而伴随生产过程损耗的能量,减少这后一部分能耗正是节能管理的目的。因此,未来港口装卸作业在节能方面将:①合理减少装卸作业环节,减少人力、物力消耗;②淘汰落后机械,改革落后装卸工艺,降低能耗;③加强码头装卸机械的维护保养,保持机械的良好性能。

三、结束语

总之,港口装卸工艺发展趋势,带来了港口装卸工艺模式的新发展。对港口来说,装卸工艺即是港口的生产方法。港口装卸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港口装卸工艺的现代化。

参考文献:

人口流动新趋势范文6

关键词:用工荒;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145-03

在进入新世纪的头10年里,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用工荒”,即2004年首次在东莞出现的暂时性“用工荒”;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出现的“用工荒”;2010年经济回暖之后出现的大规模“用工荒”,这种“用工荒”现象正伴随着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在不断升级。自2010年以来。随着农民工大规模回流到迁出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持续的“用工荒”不仅已是无争的现实,而且具有了普通工人和中高级技工“双短缺”的特点。

我国“用工荒”尤其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用工荒”不断升级的原因究竟何在?如何缓解我国社会转型期“用工荒”的不断升级?对这些关系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显然有助于弄清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更好地推动经济的良性发展。

一、我国劳动力人口结构和流动的总趋势

2010年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从人口总数上看,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其1339724852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口数据相比。10年间共增加73899804人,即增长了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这些数据表明,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中国人口已处于低生育、低增长阶段。然而,从人口年龄结构上看,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加快。现今15--59岁的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在1962至1974年间出生的。到2020年,这部分人总数接近3亿,也将迈进60岁门槛。

这种人口结构的发展趋势势必对我国劳动力的供给造成深刻影响。根据学者蔡的预测性分析,“中国20-39岁的人口在快速减少,15-64岁的总劳动力也将在近年开始负增长,从工作强度承受能力的角度分析,16-25岁的普通劳动力才能够承受在生产流水线上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而这个年龄段的人口结构在2012年之后开始逐年递减。因而势必导致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出现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会迫使劳动力成本增加”。

自2005年以来,我国理论界就开始围绕着“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否到来以及何时到来的问题展开讨论,因为它的到来,意味着我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结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也证明,到2015年,农村人口的负增量将与城市人口的正增量相等。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量将为零。因此,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数年之内消失,“用工荒”将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

但我国学者也普遍认为,仅以“刘易斯拐点”理论,不足以全面解释中国当前已出现的“用工荒”现象,因为这一理论从一种相对宏观、抽象的意义上来解释一般趋势,对于中国特殊的城乡、区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具体劳动力流动问题,这种解释仍显得变量不足。从我国人口流动的特殊性来看。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人口流动的区域性就近原则和长期化趋势、流动过程中带来的城市户口限制以及社会保障缺失所引起的身份认同缺失等,这些人口的流动特性是世界上其它国家所不具有的。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未来的20、30年内,我国的人口流动将呈现四大基本态势:一是流动人口规模将不断增加,但增速逐步放缓。二是经济危机为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了契机,促进了人口的重新分布。三是未来我国流动人口的分布将逐步形成以东部沿海连绵城市带为重心,以内陆城市群为中轴,以西部中心城市为集聚点的流动人口分布格局。四是人口流动将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据此可以分析出:2008年末的经济危机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大批劳动力随着产业转移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回流,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金融危机时期的“用工荒”更多是由产业转型导致的。但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在迁入地的民生社保管理水平也通常成为流动人口新迁移的动因。迁入发达地区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户籍隔离政策仍然存在,很难获得城市户口。这种户籍歧视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城市公民身份歧视,如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教育公平歧视、购房限制歧视、医疗社会保障歧视等,使他们很难通过在城市打工获得对迁入地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指出,我国“当前的‘民工荒’实际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用工荒’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沿海地区以往劳动用工环境恶劣,农民工工资过低以及政府对外来工保护不力。输入地政府没有发挥对企业的监管责任,相反还参与了对外来工的搜刮,暂住证收费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显然,这种“民工权利荒”对劳动力的流动产生了阻碍作用。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却出现了“人口过剩”。自2000年以来,中国大学不断扩大招生规模,每年招收的大学新生高达600万,甚至最高达800万以上。这些大学生往往以毕业后至少能成为“白领”、“脱离生产第一线”为就业目标,却由于没有那么多“白领行业”的岗位能接受他们,导致就业率的持续低迷、就业薪酬的持续走低成为相当自然的趋势。这样,大学毕业生与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呈现出刚好相反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拥有较多知识型人力资本的大学生日益过剩,另一方面,拥有较好体能和多年打工经验的农民工却日益减少。这种结构性错位更加凸现了我国劳动力结构上的矛盾,也影响了劳动力的合理配置与供应。

总之,从基本局势上看,目前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适龄劳动力的快速减少,劳动力供需失衡带来的老龄化的提前化,已开始成为“用工荒”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基本因素。但由于中国人口流动的特殊性、流动人口在迁入地民生社保管理上的改革空间、体能型与智能型劳动力在调配上的可能性,劳动力的供应并非完全枯竭,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还会长期保持。

二、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用工荒”现象不断升级的具体原因

自2004年以来,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三次“用工荒”,它们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普通工人短缺”;另一种则是“中高级技工短缺”。我们先来分析

“普通工人短缺”的原因。

2004年。当东莞第一次出现“用工荒”时,我国学者包小忠分析过这次“用工荒”的原因。他指出,“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是否进入了劳动力有限供给的阶段,取决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工资是否足够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规模是否足够大这两个关键因素。”在他看来,“中国在2004年首次出现的‘民工荒’,其真正原因是农民工的预期净收人下降。”由于这次“用工荒”呈现出暂时性和季节性的特点,在很快得到劳动力补给之后,只是“昙花一现”。

第二次“用工荒”发生在2008年。一场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中国2000多万到东南沿淘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回流到劳动力迁出地。由于这次农民工回流的具体原因是劳动力流动的相对收益减少,因此,企业为完成订单,只能用高工资来补偿用工缺口,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这表明,我国已经开始失去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随之而来的便是企业订单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越南、柬埔寨、盂加拉等其他国家。

第三次“用工荒”发生在2010年至2011年。全球经济开始回暖,以劳动密集型为优势的企业订单不断增多。但伴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部分产业的转移,出现了民工潮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回流到中西部地区的趋势。因此,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劳动力再度变成了“香饽饽”,不仅普工难招,而且连技工也越来越难求。

但是,这次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普通工人短缺”的具体原因,已与前两次有所不同,从实质上讲,它首先反映出我国城乡之间、欠发达地区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民生已有显著改善,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第一次增长速度超过了城市,并且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种民生改善本身导致了迁出地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收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因而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工人短缺”造成了影响。

其次,这种“普通工人短缺”也是由于人口流动成本在近几年内大幅度提高造成的。国内一线城市的高房价、持续走高的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都使得迁入地城市的生活成本、流动人口迁移往返的交通成本、以及由于经济压力带来的心理成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有了较大提高。这当然不能不影响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普通工人短缺”。

我们再来分析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中高级技工短缺”的原因。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里,沿海地区并不存在“中高级技工”的严重短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过去的中高级技工还有一定的储备,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沿海地区的企业大多属于引进外资型的、或是加工性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外向型企业本身主要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而不是中高级技工。然而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引起的外资抽逃以及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和升级转型,对中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立即显现出来,恰逢此时,我国的中高级技工储备已基本耗尽,并正处于后继无人的状态中。自2000年以来,大学的扩招吸走了大量生源,却引起了职业高校严重的“生源危机”,自然导致中高级技工的严重缺乏。根据我国这些年的规划,中高级技工至少应占工人总数的15%,然而目前只占5%。缺口高达至少700万以上。这直接影响到我国、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中高级技工短缺”。

据统计,到2010年,中等技能人才的缺口已达35万,高等技能人才的缺口也高达18万。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从全国局势来看,各技术等级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工程师、技师和高级技师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29、2.19、1.89。这反映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民工短缺正在向技工短缺转变。这种局势不仅出现于珠三角,而且已经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上的一种普遍发展趋势。呈现出用工短缺从过去单纯的“普通工人短缺”转变为“普工严重短缺。中高层次技工大量短缺”的“复合短缺”特点。

在短期内无法通过我国职业技术高校提供的毕业生来迅速弥补这种“中高级技工短缺”的情况下,高技能的工人往往需要企业长期对其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才能获得。然而,拥有一定人力资本特质的农民工,虽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普工生产,但由于不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很难在短期内通过在职技能培训就转变成中高级技工。另一方面,由于企业雇佣的这些工人都是合同工,劳动合同大多是三至五年,合同到期后,雇佣双方是否续约也不确定,因此,雇佣双方在技能培训方面都有自身的忧虑。企业方面担忧的是,一旦雇佣关系中断,会使企业对农民工进行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受损;而农民工方面担忧的是,因接受培训导致的技术上过于专门化反而会使自己不具有通用性人力资本的特征。从而加大其再次就业的难度。由此可见,当今我国企业职能培训制度上的缺失,以及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机制的缺失。本身制约了中高级技能工人的充足供给,构成了企业技术员工短缺的重要原因。

三、解决“用工荒”双短缺问题的对策建议

第一,改善发达地区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发达地区的就业市场应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当地政府应制定合理的标准,放开死板的户籍限制,消除由此引起的包括购房限制歧视在内的一系列公民身份歧视,为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提供与城市公民相同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使其子女能在城市接受与城市子弟相同的义务教育,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方能让农民工在迁入地找到的归属感和尊严感。

第二,建立企业对适龄劳动力在职培训的机制。当今中国正在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性创新经济,其基本特征,就是要把竞争战略的焦点从过去主要集聚于对物质资本的竞争,转化为主要对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竞争。由此来凸显高层次人才战略的主体地位。”因此,当东南沿海城市产业和产品结构升级时。需要工人在人力资本特质上具备一定专用性的技能水平,才能适应新一轮用工短缺现状。但由于原有的农民工已难以适应新岗位的要求,这就首先需要企业从提高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人手。加大对适龄劳动力、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通过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投资来积累他们所欠缺的人力资本,提升他们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劳动竞争力,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用工荒”不断升级在劳动力供给上造成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