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自然资源的特征范文1
关键词：农民收入差异；聚类分析；德宏乡镇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1-0031-03
新时期，较大的地区间收入差距所带来的负效应，逐渐影响着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农民生活的稳定。从农民收入角度出发，对德宏州农村居民收入区域类型进行划分，既利于政府充分认识德宏州农民收入区域差异，因地制宜进行聚类施策，又助于全面把握区域农民收入增长特征，是探索缩小农民收入区域差距的必要前提，因此，开展德宏州农村居民收入差异聚类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德宏州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概况
德宏作为云南省西部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州，辖2市3县50个乡镇336个村委会3 855个村民小组，世居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傈僳族五大民族，具有“边疆、山区、民族、贫困”四位一体的现实。长期以来，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由于历史原因、个体差异、自然条件等因素，各民族社会发育程度不一，导致德宏州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近年来，伴随国家经济战略西移，西部大开发、沿边开发开放、兴边富民等一系列战略举措的实施，德宏州整体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逐步缩小，但不同区域间、群体间仍存在差距。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 763元，比2006年的1 687元增加了1.82倍，年均增长率达18.89%。①然而，德宏州、县（市）以及乡镇的农民收入水平差距较大。从县市来看，201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是盈江县（6 201元），是最低的梁河县（3 543元）1.75倍，二者差距为2658元；从乡镇来看，最高的是盈江县太平镇（8 030元），是最低的盈江县苏典乡（2 372元）3.38倍，二者差距高达5 658元。②由于受劳动力文化素质低、民族习俗与差异、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发展差异等现实的影响，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步扩大，已然成为阻碍德宏州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突出问题。
二、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聚类分析
（一）因子分析
结合德宏州农民收入相关数据及农业发展地域特征，选取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1）、农民人均纯收入（X2）、人均耕地面积（X3）、农田有效灌溉率（X4）、非农从业人员（X5）、农民人均粮食产量（X6）等六大指标，构建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分类特征指标体系。首先，对样本进行因子分析适宜性检验，KMO检验结果为0.701>0.600，Bartlett’s球形检验结果为0.000
F=44.906F1+24.716F2+18.049F3+11.815F4+8.478F5
（二）聚类分析
选择欧氏距离作为该面板数据的相似性指标，采用Ward最小方差法实施聚类分析，得到德宏州50个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面板数据的聚类树形图。
依据因子得分与聚类树形图，可将德宏州50个乡镇农民收入状况分为五类（见下页表）。
从聚类分析结果可知，依据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对德宏州50个乡镇的收入水平进行五等分归类。第一类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特征值6 059元，属于高收入的乡镇：6个，勐卯镇、平原镇、太平镇、弄璋镇、旧城镇、新城乡；第二类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特征值4 542元，属于中高收入的乡镇：13个，轩岗乡、芒市镇、勐秀乡、户育乡、弄岛镇、畹町镇、盏西镇、景罕镇、风平镇、遮放镇、姐相乡、那邦镇、章凤镇；第三类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特征值3 585元，属于中等收入的乡镇：10个，芒海镇、西山乡、五岔路乡、油松岭乡、陇把镇、勐戛镇、江东乡、遮岛镇、铜壁关乡、城子镇；第四类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特征值2 971元，属于中低收入的乡镇：17个，三台山乡、芒东镇、芒章镇、支那乡、卡场镇、护国乡、中山乡、勐养镇、九保乡、曩宋乡、河西乡、勐弄乡、昔马镇、户撒乡、清平乡、王子树乡、勐约乡；第五类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特征值2 315元，属于低收入的乡镇：4个，苏典乡、平山乡、小厂乡和大厂乡。可以发现，德宏州50个乡镇农村居民收入的整体水平不高，但区域差距较大。从绝对差异来看，对高收入乡镇和低收入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比较，2010—2012年它们之间的差距维持在2.6倍左右，且二者的差异还有不断上升的趋势。随着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加大，必然会加快农村居民总体收入差异的扩大速度。
选取2012年作为典型年份，通过方差分析法对各类均值进行比较发现：五类乡镇的人均收入统计检验差异显著（显著水平0.05）。第一类乡镇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 619元，是第五类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2 794元）的2.72倍；是第四类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3 666元）的2.07倍；是第三类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4 469元）的1.7倍；是第二类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5 451元）的1.3倍。① 这也说明了高收入、低收入的乡镇农民收入水平差异很大，接近3倍；而中等、中高等收入乡镇的农民收入差异相对较小，接近1倍。靠近州府芒市、瑞盈陇口岸的乡镇，具有水土、林木资源优势的乡镇，能够获得国家省长期扶持的乡镇，其农民收入水平较高；反之，地处高寒山区或峡谷陡坡地带的乡镇，农田、林地等人均资源占有量小的乡镇，其农民收入水平偏低，这也表明了受资源、区位、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不同乡镇间农民收入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且其差距有扩大趋势。
（三）结论
地理空间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以不同强度分布在地理空间中，导致了地理空间的差异性”。通过对德宏州50乡镇农民收入区域类型聚类的结果，证明自然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拥有量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德宏州区域间不可能保持完全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同区域间农民收入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性。验证结论与德宏州地域特征和自然资源分布基本吻合，这充分说明了，收入水平的高低不仅与地势和资源分布相关，也表现出与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的密切关联。
三、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距的思考
（一）发展特色产业，培育专业乡镇
结合德宏州现实，分析乡镇生态、资本、人力资源优势，进行分类施策。努力挖掘乡镇资源潜力，重点发展特色产业，依托特优农产品，合理布局农产品生产加工制造基地。坚持以资源优势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因地制宜，打造和培育种养加工的专业乡镇。一类是对耕地多、有效灌溉率高，适宜耕种粮食作物的区域，打造种植粮食专业乡镇。二类是对旱地多、降水量偏低，利于甘蔗和茶叶生产的区域，打造种植蔗茶专业乡镇。三类是对土质较好、气候适宜，利于瓜果蔬菜种植的区域，打造种植瓜菜专业乡镇。四类是具有独特经作果品，适宜规模生产的区域，培育种植特色果品乡镇。五类是牧草地资源丰富，具有特色畜牧品种的区域，培育养殖专业乡镇。六类是加工制造专业乡镇。即处于交通要道、基础设施较完善，宜于吸引工贸企业入驻的区域。七类是劳务输出专业乡镇。即人口密度大，人力资源开发潜力大的乡镇，要加大劳动技能培训，有计划有组织向外输出劳动力。八类民族人文优势乡镇。即具有独有少数民族、风景人文资源的优势，打造民族人文生态风景名胜区。突出乡镇优势，挖掘后发潜力，促进乡镇发展、农民增收。
（二）整合资源，实施易地搬迁工程
针对处于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范围内，具有水土资源、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高、林木经济有开发潜力的；水资源覆盖率高，作为饮用水源、发挥水源涵养保护的乡镇，坚持禁止开发、优先保护、永续发展的原则，实施移民搬迁、整村推进工程，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和就业渠道畅通。通过空间整合、区域重塑、群体融合等手段，实现迁移农民的生存环境、生活空间、村落再造，为其重建创新生活圈。综合乡镇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未来发展潜力等因素，按照联动发展、辐射周边的原则，将乡镇低收入群体脱贫、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确保农业可持续生产、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均纳入新农村建设的范畴内[1]。加大易地搬迁扶贫力度，对资源负载过重、发展空间狭小或基本丧失生存条件的贫困自然村，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和保障搬迁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前提下，采取小规模集中、插花安置方式等方式就近搬迁安置。鼓励和引导低收入农民向具备经济实力与就业容量、能够吸纳剩余劳动力的城镇转移，建立政策引导、项目带动、社会参与、企业介入、移民开发运行机制等发展对策，以保障生态移民生产生活的稳定[2]。
（三）培育龙头企业，提高农产品品牌效应
龙头企业是推进乡镇产业化发展的重要牵动力，政府要重点扶持和培育通过制订各种优惠政策给予龙头企业持续支持[3]。依据地区现实，乡镇产业特色，政府引导和鼓励龙头企业进行农产品初、深加工制造，逐步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加工制造布局。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农产品品种、品质，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动作用，提高乡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形成区域特色农业的产业化，逐步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通过农产品品牌效应，提升农产品价值，实现农超对接，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逐步提高农民增收致富和组织化的能力。推广节水节约土地的农业新科技，提高乡镇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含量。积极采用旱作农业栽培技术，尝试农林间作、作物套种、农牧结合等模式，提高水土、林牧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民的科技意识和生产技能，引导农民发展绿色、生态、高效农业，最终实现农村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同步。
（四）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引导服务作用
政府要实现角色转换，以农户及龙头企业获取潜在利益的内在愿望为动力基础，在尊重农户及龙头企业意愿基础上，为其提供必要引导、扶持和服务。对扶贫开发、退耕还林等项目资金统筹安排，向农业特色产业倾斜[4]。尤其要正视民族差异性，把握民族心理，遵循民族习惯，给予少数民族特别关注和重视，制订发展规划、实施步伐、推进措施，持续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确保少数民族人口生存和发展。此外，政府要按照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要求，在保证质量的条件下加快推进乡镇农村产权的登记、确权、颁证，规范农地承包和林地流转，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提高资源开发有效利用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保障农民应有权益。
参考文献：
[1] 胡红斌.深度贫困自然村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芒市的调查[J].管理学家，2012，（10）：318-320.
[2] 廖元昌.德宏州深度贫困自然村特征及反贫困对策探析[J].科学时代，201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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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杰娅.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措施[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3）：11-13.
①2013年德宏统计年鉴提供数据汇总计算。
②2013年德宏各县市农经站提供资料数据汇总计算。
收稿日期：2013-06-19
农业自然资源的特征范文2
一、当前中部地区经济环境特点以及税收优惠制度的不足
中部具有承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交通便利，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地带，人文资源得天独厚；矿产资源丰富；都是农业大省，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和水产等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大多以钢铁、机械等为主，产业布局趋同，市场竞争激烈，国有及控股企业仍是主力军，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农村人口转移困难；税收占GDP比重较低，工商业增值税贡献率不高。
从中部地区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执行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涉及面过窄，更多的纳税人享受不到税收优惠。二是优惠层次低，贫困地区难以享受税收优惠。按现行对中西部及贫困地区普遍执行的优惠税收政策，仅仅限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定的贫困地区，而且减免的税种也局限于所得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事实上，贫困地区企业一般生产一些低级产品，产品附加值很低，减免所得税大多是“墙上饼、水中月”；贫困地区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数额更少。三是没有体现中部地区产业、资源以及经济特色。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农副产品及林特资源十分丰富，种、养、加工经济发展潜力很大。特别是农林水特、养殖产品深加工、精加工等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中部地区具有独特的土地资源、水资源、旅游资源，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从政策上支持和促进资源的开发利用，支持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没有必要的优惠政策。
二、促进中部崛起的税收政策建议
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税收政策，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首先，要有利于鼓励中部地区的经济资源开发和科学合理配置；其次，要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的发展与振兴；第三，要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优化升级。具体讲，应实行以下税收优惠政策：
（一）鼓励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工业、加工业发展。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等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地区。中国实现小康，重在发展中西部。中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这里的种植业、养殖业十分发达，农林水产品、畜牧业产品的加工和深加工将是中部地区实现增产增收、做强农副产品产业的必由之路。要制定鼓励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工业、加工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新办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畜牧业产品加工和深加工的企业，从投产之日起，实行1～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3～4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照顾。
（二）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众所周知，中部地区是建国初期国家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理应执行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优惠政策。建议比照东北的增值税转型有关政策，尽快在中部地区进行试点。目前，东北地区正在试行的转型模式是实行当年新购置机器设备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但抵扣限额不得超过机器设备购置当年新增的增值税税额。以此作为第一步，视财力逐步过渡到“一次抵扣”，直至“全部抵扣”。改革初期在抵扣范围的选择上宜窄不宜宽，只宜对固定资产增量实行抵扣，而对存量不作安排，只允许企业将新增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纳入抵扣，而对非机器设备的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不予抵扣。同时，对新增固定资产中的非生产用、未使用、不需用机器设备及陈旧的已使用过的机器设备也不予抵扣，以鼓励企业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
（三）调整所得税优惠政策。目前，我国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税收优惠各异，税负严重失衡，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同时，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带有明显的地区色彩，东部沿海、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税负明显不公。建议中央在“两法合并”时，调整现行优惠政策，使中部地区可享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即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可在现行规定折旧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折旧年限；对受让无形资产可在现行规定摊销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摊销年限。
（四）对新办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比照执行西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如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上述项目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内资企业，自生产经营之日起，1～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3～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放开高新技术企业地域界限，对建设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的企业，只要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高新企业，即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
（五）对中部地区技术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转让收入给予税收优惠。包括对单位和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经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免征营业税；对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不征营业税，对其股权投资收入不征营业税等。
（六）完善具有区域调节功能的税收政策。建议调整现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对中部优势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在增值税上实行一定比例的先征后返政策；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初期阶段，实行延期纳税或贴息返还的扶持政策。同时，对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进口设备，实行增值税、关税的先征后返。如对企业新上项目进口设备，执行有关工业园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一律先照章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自项目投产之日起5年内核查，每年返还20%，5年内全部返还进口设备所征税款。
（七）鼓励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中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口众多，富余人口转移压力大。对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第三产业的，给予自投产之日起3年免征营业税，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照顾，以促进中部地区更好地开发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促进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
农业自然资源的特征范文3
[论文关键词]完善现行农业税制改革 重收入功能转向重调控功能 “资源+收益”
我国农业税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总的来说，从简单的、机动的、临时的公粮负担办法转变为系统的、固定的、完整的农业税收制度，从零星分散转变为统一管理，从打游击和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转变为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工具，这就是人民政权农业税税收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新中国诞生之时，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税对国家财政收入举足轻重。2005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废止实行了48年之久的《农业税条例》，并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由此，中国进入了无农业税的“后农业税时代”。全国取消农业税以后，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在取消农业税的过程中，国内学者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取消农业税是农业税制改革的根本出路，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不宜急于取消农业税，现阶段取消农业税对地方经济发展将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从2006年取消农业税以来的五年实践证明，取消农业税大力促进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当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即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现行农业税制改革。
一、农业税制改革的原则
（一）从重收入功能转向重调控功能
自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农业特产税成为地方财政收入中最具潜力的主体税种，为保支出，一些地方在征收任务上层层加码，使税收任务严重超越税源。有的地方为保任务，甚至采取摊税负的办法，这种情况导致税收的调控职能严重扭曲，农民不合理负担减而不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税制结构的产物。因此，改革现行农业税制，必须首先调整改革的出发点，实行税收调控职能的“归位”。具体而言：一是要体现对土地（耕地）资源的保护功能。土地是农民的衣食之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资本”，保护土地，对农民的生存、对农业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我国把保护土地，促进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农业税制改革，要有利于这一政策宗旨的贯彻、落实。二是公平税负。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途径，从各地试点的情况看，试点地方农民的负担确实有明显减轻，但是税负不公平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突出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税费改革政策以“土地”为核心，多田多税，少田少税，没田无税，不利于调动种田的积极性，诱发了新的“抛荒”，这种情况在试点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其二，“低产高税”、“低收（入）高税”的现象比较普遍。浙江省文成县巨屿镇人均耕地0.297亩，人均收入2052元；里阳乡人均耕地0.42亩，人均收入1820元。费改税前两乡人均负担分别是22.91元和23.81元，相差仅0.9元；费改税后，巨屿镇人均负担15.03元，下降34.3%，而里阳乡人均负担为26.81元，反而递增了12.5%，两者相差11.78元。税费改革试点之所以会造成新的税负不公，根本原因就在于新的政策对现行农业税制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如常年产量、计税土地面积的计量等没有作出根本性的改革，制度的“局部调整”无法承担起“公平税负”的重任。
（二）注重税制体系的统一与公平
我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特征，导致城乡税制呈现出工商税制与农业税制并存的二元结构特点。这种带有“人为”因素的税制结构，是计划经济、二元经济的产物，与入世后税制统一的要求不相适应。建立统一、公平的税制体系，促进贸易自由化、消除市场分割，是WTO对我国税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因此，农业税制改革要按照税制统一的要求，按照对纳税人实行平等国民待遇的WTO规则，逐步实行与工商税制的并轨，从而为外资进入农业领域扫清障碍。
（三）有利于实现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
现行农业税制以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为主体税种，其对农业收入分配的对象是农业生产经营的总收入（毛收入），纳税人的农业生产经营成本、费用、损失等支出均不能在税前扣除，导致农业税收不能真正体现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农税调控功能的相对僵化，使农业产业内行业收入差别与农产之间贫富差别的调节陷入“盲区”，不符合税收的量能负担原则。据湖北省有关部门对典型农业县市30户农户税费负担的调查资料显示，1999年，30户农户出售粮棉油猪及外出打工货币收入102648元，农药、化肥、种子开支34025元，各种税费45614元，以货币收入扣出成本开支，上缴各种税费后，盈余23009元，再减去外出打工收入24700元，30产农户的农业收入为亏本1691元，亩平亏本12.1元。农业比较效益差，种田亏本，不仅影响到农业及农村的稳定，而且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二、构建“资源+收益”双重调节的农业税制的主要内容
对现行农业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各种附加，设立土地资源税，开征农业收入增值税，对高收入农产或农业生产企业（或农场主）开征所得税，积极推进农业税制和工商税制的“并轨”，从而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制体系。
（一）土地资源税
具体做法是：将现行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合二为一”（以下简称二税），统一开征土地资源税，实行分档固定税额，按年征收。
土地是一种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寸土地的使用都是有偿的，单位或个人使用国有土地，缴纳税收也容易为社会接受。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与耕地占用税，实行城乡分征，带有很大的“人为因素”，既不规范，也不利于保护土地资源。事实上，“二税”皆源于同一资源——土地，都是使用国有土地资源（城乡土地资源最终产权均归属国家）所付出的“代价”。统一开展土地资源税，以税率或单位土地税额高低来调节土地使用者的成本或收益，有利于贯彻土地管理政策，有利于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实行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
（二）农民收入增值税
具体做法是：取消以总收入（毛收入）开征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做法，以农业收入增值额和法定农业收入增值税税率计征农业收入增值税。农业收入增值额是农民（产）以土地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取得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扣除法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后的收入余额。农业生产经营收入是农民（户）从事农产品生产、流通所取得的收入，其核定可采取社会综合评定的方法，即在征收部门的监督下，由各村民小组召集农业生产经营户民主评定各个生产经营户的收入，经群众评议通过后，张榜公布。在特殊情况下，可根据统计部门抽样调查的结果作适当调整，经村民会议通过后作为核定收入的依据。法定的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是由税法明确规定，农民（户）进行农业生产、获取农业收入必需的资本支出，包括：种子、肥料、水电费、人工费、农用生产设备折旧等必要的生产性支出。对上述收入扣减法定支出项目后的收入余额，再依率计税。
（三）企业（个人）所得税
具体做法是：对农业生产经营企业（或农场，以下简称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开征企业所得税；农民（户）个人所得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增强税收对农业产业内行业差别及农户贫富差别的调控力度。
开征农业企业、农民个人所得税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农业企业的出现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开征所得税是顺潮流而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农业和我国当前的农业现状极其相似，人多地少，低效维持，基本上属于小农经济。随着土地流转和政府的大力引导、支持，仅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法国农业已实现现代化。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出现了土地向少数大户集中的倾向，一部分农场（或农庄）已初具雏形。2001年，荆州市连片承包耕地20亩以上的各类农庄发展到11157个，经营土地面积61.7万亩，约占全市耕地总面积的9%。农庄平均经营面积达到55亩，是当地家庭经营平均水平的10倍左右。经营面积超过100亩的农庄达到1245户，面积达19.7万亩；500亩以上的农庄45户，户均经营土地达到1086.6亩。农庄已呈现出生产专业化、经营集约化、管理企业化的发展特征。对部分效益好的农庄、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户（或农场主）开征所得税，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其二，适应税收广覆盖的需要。在农村，部分离田不离乡、靠技艺或劳务收入生活的人中不乏高收入者，将其纳入所得税征收范围，有利于税收的全面征收，有利于对农业生产者和非农业生产者实行统一的国民待遇。
三、改革步骤建议
推进农业税制与工商税制的并轨、建立统一的税制体系，是我国税制改革的远期目标，从当前看，相关条件尚不具备。鉴于目前农业的发展现状和税种开征格局，建议分两步改革。
第一步，近期目标。以规范税费分配关系、确保地方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目标，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合并，开征土地资源税；开征农业收入增值税，对经济欠发达地方实行零税率，对较发达的地方，实行低税率。同时，取消现行农业“四税”及各种地方附加，确立土地资源税在农业经济发展中的主导调控地位。
农业自然资源的特征范文4
关键词：融资偏好 融资结构 农业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
分析我国农业类上市公司的融资特征，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市场经济变化的规律，对于农业上市公司全面而多样地进行融资，提高企业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进行描述性统计，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融资行为、融资偏好、融资结构等特征，对现阶段关于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特征提出新的发现，以促进本领域理论的研讨。最终，本文根据描述统计结果提出进一步完善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的对策和建议，为企业发展及地方经济提供决策建议参考。
一、企业资本结构及融资方式
融资结构又称为资本结构，影响着企业的融资成本、市场价值、经济增长、财务治理结构等。融资结构在公司治理活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一）企业资本结构
资本结构是公司融资的结果，包括债务和权益的内部构成。企业的资本结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企业资本是指企业全部资本价值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狭义的企业资本结构单指企业各种长期资本价值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即长期资本中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构成比例关系。本文基于资本结构的狭义概念，侧重于研究留存收益、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所构成的不同结构特征。
（二）企业融资方式
企业的全部资金来源分为长期资金来源与短期资金来源。其中，长期资金来源按照资金的来源途径不同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是从企业内部筹集资金，包括折旧融资与留存收益。外源融资是指从企业外部筹集资金，包括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分为股权融资和长期债务融资。企业的间接融资来源为长期借款。短期资金主要由短期借款和商业信用构成。从大的方向来看，企业的融资结构又可分为权益资本和债权资本，即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
二、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样本选取
基于本文对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研究目的，为提高分析的准确性，本文选取51家农业上市公司2006年1月至2012年3月连续7年的财务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资料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官方网站。选取样本时，本文遵循以下原则：（1）选取上市期限较长，财务数据全面的上市公司，确保样本数据具有代表性；（2）数据不包括在深交所和上交所的B股和H股；（3）由于ST、*ST和PT类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出现严重问题，资产负债率和企业效益已经严重偏离，应该剔除在外；（4）其中有些公司，如广东金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由于资不抵债退出证券市场，但仍将其退市前的数据计入统计范围。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基于2006年至2012年3月的统计数据，我们将51家上市公司的留存收益、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在整个融资总额中所占的平均百分比进行统计，结果如下：
1.留存收益融资比例。留存收益是内源融资的主要表现形式。农业上市公司平均留存收益的融资比例从2006年至2012年一直处于上涨态势，其中从2006年至2008年是平稳上涨，刚刚超过2%。进入2009年，留存收益融资比例迅速上升至8.87%，并在之后的几年中稳步增长超过10%。其中2009年比2008年有显著提升，这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不无关系。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融资困难，于是不得不增大内源融资比例以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行。与许多国外企业相比，2009年8.87%的留存收益融资比例依然算较低值，但其在中国市场中从2.37%到8.87%的飞跃表明了企业开始逐步重视并利用留存收益。
2.债权融资比例。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债权融资比例在近几年中处于50%上下的比例，总体呈现小幅波动的态势，但负债水平未超过70%的高负债比率，在行业中尚属合理；农业上市公司普遍表现出了对债权融资的偏爱。在2007年至2009年间，债权融资出现先下降后上涨局面，并在2008年达到近年的最低点。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在2008年后，由于企业试图恢复金融危机前的经营态势，在2008年后债权融资出现上涨态势。虽然在2010年至2013年间债权融资比例有所下降，但尚属正常的浮动范围，即债权融资的平均比例仍保持在50%左右。
3.股权融资比例。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比例在2006年至2008年一直保持在50%左右的范围，于2009年后下滑至40%左右的比例，并一直保持至2012年。虽然金融危机爆发后，农业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比例较2008年之前有所下降，但股权融资仍然是农业上市公司热衷的融资方式。
上述分析表明：农业上市公司首先以债权融资为主，其次是股权融资，最后才是内源融资。
为便于分析，本文将上市公司内源融资分为“未分配利润为正”和“未分配利润为负”两类。通过对51家农业上市公司内源融资分析发现，对于未分配利润为正的农业上市公司，内源融资的平均比例为14%，即外源融资比例为86%；对于未分配利润为负的上市公司，内源融资比例各年均小于零，这意味着这些公司的外援融资比例远超过了100%，即其企业完全依靠外源融资。可见，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中，内源融资所占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外源融资的比例远高于内源融资，而那些未分配利润为负的上市公司需要完全依赖外源融资。
（三）描述统计结果
1.债权融资为首选融资方式。从前述的分析可知，债权融资总体超过股权融资比例，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农业上市公司的债权融资比例超过了前三年。股票市场低迷更促进了债权融资比例的增加。加之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对农业企业的扶持，债权融资自然成为一种重要的融资手段。特别是许多企业的长期负债比例较低而短期负债水平高，这样一来，增加了上市公司隐性财务风险。
2.偏好股权融资。农业上市公司本身在证券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加之经济危机的影响，农业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势必会受到冲击。当前大部分农业上市公司大幅增加流通股比例，股权融资依然是农业上市公司的主要融资手段之一，面对高风险和高回报的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愿意承受风险，尤其是在农业上市公司“背农”现象严重的现状中，股权融资更成为其发展其他产业的重要资金来源。
3.内源融资较少但有扩大趋势。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普遍呈现出内源融资比例较低的现象，但与2008年以前相比，2009年内源融资不仅超过了融资结构的8%，并在2012年超过10%。即便如此，一些未分配利润为负的企业普遍呈现出内源融资为负的特点。内源融资比重过低的现象说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自我盈利能力不强，甚至存在大额亏损的现象，表明农业公司具有过分依赖外部融资的特点。
三、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特征的成因分析
（一）外部原因
1.自然条件制约大，需要外部资金提供保障。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的产品以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和生物资源为依托，因此受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影响颇多。加之近年来极端气候变化的出现，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无法保证下游供应链的需求，从而影响整个农业行业的经营效益。近年来，农业自然灾害呈频发趋势。2007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为10亿元，2010年超过100亿元。全球气候甚至也会影响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因此，自然因素的不确定性带来企业绩效的不确定性成为农业上市公司较为突出的特征。作为我国的支柱性产业，国家只有向农业企业提供更多的外部资金支持才能避免因自然因素造成的农业市场的巨大波动，从而给社会带来诸多不安定因素。农业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外部资金作为保障。
2.社会性和产业关联度高，为内源融资提供了广泛来源。农业上市公司的产品通常会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较强的公共性和社会性。随着科技、经济、商业的发展，农业产品的供应链已从单一的只由农业部门供给的方式，扩展到经由农业部门和商业部门等多渠道供给。农业上市公司利用农产品深加工、延长产业链等企业业务发展契机，增强企业实力，扩大内源融资，从根本上改善农业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的不利地位。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不利形势下，这样的改变显得尤为重要。
（二）内部原因
1.股权结构不合理，影响融资偏好。目前，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虽在政企分开的转型中基本完成公司制，但它们和国内许多上市公司一样，股权结构不合理，一股独大的现象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又缺乏较完善的监管和激励机制，公司经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价值取向选择融资方式、安排融资结构。从自身利益出发，经理人会偏好股权融资。
2.企业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低，非农扩张严重。农业上市公司对募集到的资金使用效率普遍低下。资金限制、盲目投资、“背农”现象比较严重。农业行业本身属于弱质性产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为将资源有效地配置到经济效益较高的部门，必然会选择转型甚至转行的方式，即将投资转向非农领域。一些企业即使没有立即转型，也已经将大量的资金投入非农产业，以备不时之需。
四、优化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策略
（一）提升企业实力，增强内源融资
农业上市公司内源融资比例低说明企业盈利能力差，扩张能力较低，加之盲目追求项目规模的心态，导致他们对外源融资依赖过高。而农业上市公司又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先锋，也是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力量。一方面农业上市公司应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迅速壮大自身实力；另一方面，国家也应对其独立性加以引导，让企业在市场经济中不断地自我调整，从企业的激励机制、资本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着手，提高盈利扩张能力，改善融资系统，从根本上改善内源融资比例。
（二）加快信贷改革，建立农业企业贷款配套政策体系
加快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机制改革，建立与农业企业贷款配套的政策体系。国有银行要针对农业上市公司现有的结构、产业和技术特点，根据实际情况发放贷款，同时加强信贷投放激励机制的建设。此外，辅助以信用评级等手段，保证贷款归还和灵活发放。
（三）规范证券融资市场，保障农业上市公司正常股权融资行为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的多寡很大程度上成为衡量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业绩”。各级地方政府想方设法帮助企业“包装”从而满足上市的目的，而不管企业自身条件及其偏好。农业企业融资行为一定程度上受到各级行政力量的干预，使融资行为与融资啄序理论产生偏差，造成部分企业完全依赖外源融资发展。所以，政府减少对农业上市公司的过分干预，加强企业在证券市场的独立性，适应市场发展，才是农业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合理化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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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自然资源的特征范文5
基于农户行为理论，利用包括江苏苏州、浙江杭州和福建南安在内的379个用户实地调查的数据，通过Logistics模型分析了户主基本特征、家庭资源特征和信息特征对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行为的影响。研究认为，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与其他农户经常交流、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与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年限越长、农户家庭兼业程度越高，则农户更倾向于采用传统施肥技术。
关键词：农户行为;配方施肥;Logistics模型
中图分类号：S147.2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1-4942（2015）06-0148-05
Adoption Behavior Study of Soil Testing for 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Peasant Household’s Behavior
Hong Yanting1， Qiu Lei1 ，Li Kangkang2
（1.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2. Huadong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Hangzhou 31001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easant households’ behavior theorie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of 379 peasant households in Suzhou of Jiangsu Province， Hangzhou of Zhejiang Province and Nan’an of Fujian Province， the influences of householders’ basic， family resource and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n behavior of households adopting soil testing for 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were analyzed through Logistics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householder’s educational years， whether to often communicate with other farmers and whether to participate in technical training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households’ behavior to adopt 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technique. The longer the households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e higher the households’ part-time farming was， the more the households were inclined to adopt the traditional fertiliz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Peasant households’ behavior;Formulated fertilization; Logistics model
近年来，随着工业点源污染和城乡污水治理逐步到位，农业面源污染占污染负荷的比重逐步提高。农业面源污染起因于农田中的氮磷、农药及其他有机或无机污染物质，在降水或者灌溉过程中，借助农田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等途径而大量进入水体[1]。其中，因化肥施用过量和不合理导致对土壤、水体的污染，已经成为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来源之一。从施肥总量上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化肥折纯使用量以年均5%的速度递增，全国化肥使用总量从1992年的2 590.30万吨提高到2013年的5 911.90万吨，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约为476 kg。从化肥的施用效率上来看，我国化肥利用率很低，氮肥的利用率仅为30%～40%，磷肥为10%～20%，钾肥为35%～50%[2]。从化肥的施用结构上来看，单质化肥施用比重较大，复合肥比重较小，其中以氮肥施用比重最大。除造成水体富营养化之外，施肥过量和偏失氮肥还会改变原有土壤结构和特性，造成土壤板结、酸化和有机质减少，而长期使用磷肥则会使得土壤内重金属物质不断积存，同样引起土壤污染，导致严重的农产品安全，不利于农业可持续生产。
为了有效缓解施肥过量和施肥不合理引起的农业面源污染，全球范围内的专家学者都在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其中联合国推行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和实施。科技人员对土壤取样测试其营养成分（测土），然后根据农作物需肥规律和化肥肥效，有针对性地生产出富含氮、磷、钾及微量元素的配方肥料（配方），最后是农户根据建议购买并施用指定配方肥（施肥）[3]。农户采用该项技术，既可以满足土壤缺失营养的补给，同时也减少化肥（特别是单质化肥）的投入使用，能够有效地减少农业面源污染[4]。然而，一项技术的推广也伴随着许多不确定因素[5]，因此，本文基于农户行为，对农民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实地调研数据和模型回归，分析影响农户行为的因素。
1 理论框架
1.1 农户行为理论基础
农户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最基本的经济组织。在农村社会学中，一般将农户称为农业家庭，其强调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经济学常常用“传统的”、“维生的”、“最小的”来描述农户的概念，认为农户是居住在农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自给性很高的基本组织单位[6]。本文以农户作为基本研究单位，认为农户是以婚姻、血缘为基础的，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家庭。结合目前关于农户行为的理论研究[7，8]，认为农户是独立的决策个体，是有限理性的，农户行为在决策过程中受到自身主观认知能力和外部条件（如经济、政策制度及其他条件）限制，农户决策寻求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最优决策。因此，在实施配方施肥技术过程中，农户根据施肥效用来决定是否选择配方施肥行为。
1.2 影响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因素
1.2.1 户主基本特征 农户作为农村生产活动的基本单位，其户主的基本特征往往决定了整个家庭生产特点，会影响到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采用行为。根据元成斌[9]、李然[10]等的研究成果，拟选取农户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为村干部和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作为户主基本特征变量，用以反映户主自身特征对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程度，并作如下预测：户主年龄越大，其接受新技术的意愿则越低;户主受教育年限的长短与农户是否采用新技术呈正相关关系;若户主为村干部，作为表率，其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可能性越高;相反，从事农业生产年限越长，户主积累的农作经验越高，采用新施肥技术的意愿也会越低。
1.2.2 家庭资源特征 我国农业生产以小规模生产为主，农户拥有的耕地和劳动力资源数量均会影响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意愿。由于农户是有限理性的，在农业收入利益较低的情况下，农户会将劳动力资源及精力投入到其他非农生产中，并从中获得收益，收益越大，兼业程度则越高。本文拟选取的家庭资源特征包括家庭耕地面积、劳动力规模及家庭兼业程度，并作如下预测：农户拥有的耕地资源数量越多，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意愿也越大;劳动力资源数量与农户是否采用新技术呈负相关关系;农户家庭兼业程度越大，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会降低，则其采用新技术的意愿也会降低。
1.2.3 信息资源特征 农户通过了解到的关于配方施肥技术的信息，并结合自身家庭状况，决定是否采用配方施肥技术。如果农户住家离乡镇集市较近，经常与其他农户进行沟通交流，参加过技术培训，都便于农户更好地了解到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信息，及时与外界信息沟通，理解新技术的益处;如果农户没能及时掌握和了解相关信息资源，对新技术认知的局限会限制农户的需求意愿，不利于新技术的推广[11]。本文拟选取农户信息资源特征包括家离乡镇集市的距离、是否与其他农户经常交流以及农户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并作出如下预测：农户住家离乡镇集市的距离与农户采用新技术呈负相关关系;经常与其他农户进行沟通交流和参加过技术培训与农户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1.3 实证分析模型
根据上述理论框架，结合研究目的及数据基础，采用二元模型进行分析[12]。根据农户是否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假设因变量为y。y=1表示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技术，y=0表示农户没有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影响y的n个自变量分别为x1，x2，x3……，xn。假设农户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概率为pi，则农户没有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概率为1-pi，其函数表达式为：
pi=f（y）=f（β0+∑nj=1βjxi）
=11+exp[-β0+∑nj=1βjxi]
对pi/（1-pi）进行对数变换，得到Logistics模型的线性表达式为：
lnpi1-pi=β0+∑nj=1βjxi
式中β0为常数项，n表示自变量个数，β1为自变量系数。
2 数据来源及样本统计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涉及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杭州市和福建省南安市，于2014年7月、8月在三地通过农户调查问卷访问得到。调查地区包括苏州市区、常熟市、太仓市，杭州余杭、临安、淳安，南安市水头镇、东田镇及英都镇。为保证调查数据的质量和有效性。所有问卷均采用入户调查，调查员辅导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407份，收回396份，剔除无效问卷和矛盾错误数据，得到有效问卷379份（表1）。
表1 被调查农户地区分布
项目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
农户数136134109
所占比重（百分比）35.88%35.36%28.76%
2.2 样本统计
从表2可知，目前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者以中老年劳动力为主，调查样本中农户户主平均年龄为48.3岁，年龄在40岁以上人数占到总数的75.46%。户主文化程度偏低，小学及以下占到总数的34.04%，初中文化水平人数最多，为43.80%，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仅有9户人家，比例为2.37%。从调查样本来看，农业以小规模生产为主，耕地规模集中在0.667 hm2以下，其中拥有0～0.333 hm2耕地资源的农户数占48.87%;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集中在10年及以上，占到总数的75.99%。此外，我国农户家庭人口规模平均4～5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规模集中在2～3人，部分家庭甚至有且只有一个劳动力，调查样本中劳动力规模平均水平为2.19人/户。
表2 样本信息统计
影响因素选项样本数所占比重（%）
户主年龄40岁及以下9324.54
40～50岁13234.83
50岁及以上15440.63
受教育年限文盲及半文盲4211.08
小学8722.96
初中16643.80
高中及中专7519.79
大专及以上92.37
从事农业生产年限10年及以下9124.01
10～20年11229.55
20年及以上17646.44
耕地规模0～0.333hm218948.87
0.333～0.667hm210427.44
0.667～1.000hm26517.15
1.000hm2及以上215.54
3 模型结果与分析
3.1 变量含义
为了更好地研究农户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采用行为，将影响农户行为决策的变量分为三大类：农户户主基本特征、家庭资源特征以及信息资源特征。每一类变量又选取相应的变量作为描述性变量，共确定了包括户主年龄、耕地规模等在内的10个解释变量。每个解释变量的名称、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和对被解释变量的预期方向如表3所示。
3.2 结果及分析
运用SPSS 19.0计量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s模型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总体上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主要的影响因素均通过了显著性检测，农户户主受教育年限及农户家庭兼业程度对农户是否采用配方施肥技术有重要影响，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和信息资源特征对农户行为决策则有着较大程度的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表3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变量含义及赋值平均值预期方向
农户是否采用测
土配方施肥技术（y）采用=1;未采用=00.63
户主基本特征
户主年龄（x1）40岁及以下=1;40～50岁=2;50岁及以上=32.16-
受教育年限（x2）文盲及半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中专=4;大专及以上=52.79+
是否为村干部（x3）是=1;否=00.132+
从事农业生产年限（x4）10年及以下=1;10～20年=2;20年及以上=32.22-
家庭资源特征
耕地规模（x5）0～0.333hm2=1;0.333～0.667 hm2=2;0.667～1.000 hm2=3;1.000 hm2及以上=41.78+
劳动力规模（x6）农户家庭实际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个）2.19-
兼业程度（x7）没有兼业=0;兼业收入小于农业收入=1;兼业收入大于农业收入=21.43-
信息资源特征
家离乡镇集市的距离（x8）农户住家离乡镇集市的实际距离（km）3.38-
是否与其他农户经常交流（x9）从不交流=0;偶尔交流=1;经常交流=21.29+
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x10）是=1;否=00.51+
3.2.1 户主基本特征影响分析 农户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意愿呈高度正相关关系，对农户行为决策有着很大的正向影响。从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为2.577，Wald值为24.723，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与预期一致。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教育年限越长的农户更愿意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长，户主的知识水平逐渐提高，对新技术的认可和掌握较全面[13]。农户从事农业生产年限则与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意愿呈负相关关系，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与预期一致。这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农业生产年限越长，农户更倾向于使用已经掌握且较为熟悉的传统施肥技术，对未知的配方施肥技术有一定排斥情绪。此外，户主年龄和户主是否为村干部在回归结果中不显著。
3.2.2 家庭资源特征影响分析 耕地规模对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意愿有一定的影响，但只在10%的水平上显著。家庭兼业程度对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系数为负，表明农户家庭兼业程度越高，其花费在耕地种植的时间和精力相对减少，农业收入比重降低，对化肥施用的投入与产出结果并不十分在意，因此对于采用能够有效减少污染物和减少化肥施用量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意愿不强。
3.2.3 信息资源特征影响分析 农户是否与其他农户经常交流和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这两个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均为正，与预期相符合。这说明，农户之间经常的沟通交流和参加相关技术知识培训有助于农户掌握更全面的信息，让持观望态度的农户能够汲取他人经验，提高农户采用新技术的意愿[14]。农户住家离乡镇集市的距离在回归结果中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交通、通信等的发展打破了空间距离对于农户信息资源获取的局限性。
表4 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行为的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βWald值Exp（β）
常数项（β0）-6.45813.783―
户主基本特征
户主年龄（x1）-1.2012.6700.301
受教育年限（x2）2.577***24.72313.157
是否为村干部（x3）3.5713.16035.516
从事农业生产年限（x4）-2.962**9.0960.052
家庭资源特征
耕地规模（x5）1.098*4.0172.998
劳动力规模（x6）2.0471.9027.745
兼业程度（x7）-1.870***16.0250.154
信息资源特征
家离乡镇集市的距离（x8）-0.3625.9090.696
是否与其他农户经常交流（x9）1.589**10.3364.898
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x10）2.412**4.90211.156
-2 log likelihood286.758
Pseudo R20.417
注：***、**、*分别表示1%、5%以及10%水平的显著性。
4 结语
本文对包括江苏苏州、浙江杭州和福建南安在内的379个用户进行实地调查，在有关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Logistics模型分析了户主基本特征、家庭资源特征和信息特征对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行为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①户主基本特征中，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年限与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有着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②家庭资源特征中，农户家庭兼业程度与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关系;③信息资源特征中，农户是否与其他农户经常交流、是否参加过技术培训与农户采用配方施肥技术行为呈较为显著正相关关系。
在以上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农村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①重视人本建设，加强农村基础教育，通过提高广大农民受教育年限，扩展农民知识层面;②努力提高农村收入，特别是农民的农业收入;③完善农村信息交流机制，定期举办技术培训，及时解决农民在技术应用中碰到的盲点、难点，确保配方施肥技术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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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自然资源的特征范文6
2009年河北省人均GDP最低的10个县（市）是：威县、唐县、任县、南和、曲阳、平乡、广宗、康保、沽源、围场。
2011年河北省人均GDP最低的10个县（市）是：威县、任县、曲阳、南和、唐县、广宗、平乡、涞水、巨鹿、海兴。从这十个县的地域分布来说，2009年，有5个县（市）属于邢台，两个县属于保定，两个县属于张家口，一个县属于承德。因此，如果从贫困县的地域分布上来说，连片分布表现的比较明显，邢台市下辖17个县（市），5个县（市）居于河北最贫困的县（市）行列，而且这5个县（市）在地域上是毗邻的，这也说明了在这5县（市）中有一些共同因素制约了其发展。另外，5个县（市）在地域上也呈现鲜明的特征，保定市所辖唐县与曲阳均位于京广铁路以西的太行山脉地区，张家口所属康保与沽源以及承德所属围场均处于燕山山脉北部。山区交通不便，缺乏资源制约了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2011年，最贫困的10个县（市）没有发生多大变化，邢台仍然占据其中6个，保定占据其中3个，沧州占据其中1个，邢台与保定贫困县的连片特征仍然十分明显。如果从产业特征上来说，这些贫困县大都以农业为主，第二产业不发达，一些县虽然第三产业占比较高，但并非是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这说明在缺乏资源以及交通不便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很难接受大城市的产业扩散，无法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产业集群，而在粮食价格普遍偏低以及农民拥有土地数量极少的情况下，以农业为主无法支撑起县域经济的发展。
如果继续对河北省不发达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排名进行分析，同样可以发现一些不同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情况。邢台市的威县、任县、南和、广宗、平乡、巨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位于河北省的106位、84位、77位、124位、104位、123位。其排名虽然并不算高，但是没有一个位于最后十位。农民人均纯收入处在后十位的县（市）为顺平、阜平、曲阳、唐县、阜城、饶阳、赞皇、灵寿、丰宁、围场。如果从行政隶属关系来说，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10个县（市）中，保定占据4个，衡水、石家庄与承德各2个。但是如果从地域特征来说，除衡水所属饶阳、阜城位于平原地区外，其余地区全部是山区，其中保定、石家庄所属6县全部位于京广铁路以西的太行山脉，承德所属两县全部位于坝上，其贫困的连片特征也非常明显。对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几个县可以看出，邢台所属各县虽然交通不便，也缺乏工业，但是在具有良好农业耕作条件的情况下，其粮食、棉花、油料、猪肉人均产量位于全省前列；而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10个县（市），由于地处山区，耕作条件恶劣，人均粮食、棉花、油料、猪肉产量也位于全省后列，这就使农民缺乏收入来源，结果造成农民收入极低。如果继续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名较低的县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这些县的特征基本上是两个，即一是位于山区，交通不便，资源缺乏，耕地面积少；二是位于平原地区的农业县，除了农业之外工业极不发达。
2河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征与问题
通过对河北省最发达与最不发达的县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做出分析，可以看出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面临的问题。
（1）河北省县域经济对自然资源依赖较为严重。河北省人均生产总值排名前十位的县（市），大部分依赖丰富的煤铁等自然资源开采与加工获得经济增长。如果将数据继续扩展到县域经济30强，这个特征会更加明显，在30强中，有16个县（市）属于单一的矿产资源型县域经济体，其矿产资源采选和加工业（包括矿产采掘业、选矿业、加工业以及相关低端制造业）占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在80%以上，呈现出对矿产资源的高度依赖[1]。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数据对比来看，单纯依赖自然资源的县（市）其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对来说并不高，这也说明了矿产资源的开发并没有使当地获得相应收益，反倒是通过本地工业获得发展的县，其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了本地居民。严重依赖自然资源取得发展的县域经济体也面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单一、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河北迁安市黑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压延加工业增加值占到全部工业增加值的85%，武安市矿产资源就业人员占全县就业人员的35%以上，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85%以上[2]。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极端单一造成的潜在问题是一旦遇到经济波动，则县域经济就将面临极大风险，甚至会对社会安全构成威胁。
（2）接受大城市的经济辐射是河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另外一条重要途径。河北省县域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除了依托自然资源获得发展的县（市）之外，另外一些较发达的县（市）在地域上大部分分布在大城市周边，接受大城市的经济辐射获得发展。如三河、香河、大厂处于京津走廊之间，接受北京的经济辐射获得了快速发展；鹿泉、藁城、正定、晋州等县则是接受了石家庄的经济辐射获得快速发展。与依托资源发展的县域不同，这些县域经济一般具有更加均衡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居民的知识、技能与收入等随着产业的发展也获得了提升。但是这些县域经济中除三河、藁城在全省排名比较靠前外，其余县域经济在全省发展并不处于突出地位，这也说明了河北省中心城市的带动能力较弱，制约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3）河北省一些具有知名特色县域产业集群的县（市），其县域经济在全省仅处于中上水平。河北省县域经济中具有很多驰名全省甚至全国的产业集群，如清河羊绒、高阳纺织、白沟箱包、容城服装、肃宁皮毛等。具有这些产业集群的县（市），其在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全省经济排名中大多处于30～60名的位置。与前两类县（市）相比，这些县（市）既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没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甚至直到今天其中很多县（市）依然不通铁路，其发展更多依赖于本地居民的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取得发展的同时，本地市场机制、居民收入与生活水平也获得了较大提升。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制约因素，以全国著名的“三巾”之乡高阳为例，其三巾产量虽然占到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一，但是其产业仍然处在众多中小企业无序竞争的状态，造成在技术水平提升与品牌建设上的滞后，与此同时，环境污染却越来越构成对企业成本的压力，对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不利影响[3]。
（4）缺乏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是不发达县（市）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本研究与一些相关研究都表明河北省较贫困的县（市）从地域分布特征来说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脉、坝上地区以及中南部平原地带。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缺乏具有本县特色的工业产业集群，这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尤其明显。河北省中南部地处内陆，距离交通线有一定距离，缺乏大城市的带动辐射。这些县大多拥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些县粮、棉、油无论是从总产量还是人均产量上均名列全省前茅，但是其经济发展依然落后，这就说明第一产业无法支撑起一个县经济迅速的增长。当然，农业生产条件不佳的太行山脉及坝上地区由于交通不便更加无法发展起有特色的本地工业，导致这些地区成为全省最贫困的地区。
3河北省县域经济的发展路径
县域经济的发展分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这并不必然造成县域经济差距过大的问题，应从总体上谋划，通过要素流动，优化要素配置提高县域经济水平。不能够通过抑制强县发展人为拉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应继续提高其县域产业竞争力，而经济弱县则应加快发展，一方面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吸引外部投资；另一方面则采取措施鼓励劳动力与人口转移，提升经济弱县的富裕程度。
（1）破除县域产业发展中的体制。县乡政府在我国行政体制中处于最低级别，导致县域经济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处于不利局面，县域产业在发展中比城市产业遭遇更多不利因素。因此，有必要适当调整政策，使县域产业与城市产业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获取同样的权利，从而有利于县域产业的发展。具体包括完善财政体制，明晰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减轻县级政府的财政压力，省级政府应加大对县域道路、交通、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帮助完善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对有条件的地区加快实施与完善省管县改革，通过扩大县级政府的经济与社会管理权限推动县域发展。同时，还应改革金融体制，重点鼓励为县域经济发展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发展，鼓励县乡政府扩大教育、科研投入，提升本区域人力资本水平。
（2）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完善，对政府职能的要求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政府职能更多地应从微观经济的参与者转变为宏观经济的引导者与调控者。具体到县级政府来说，县级政府应当做好已有发展基础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规划，制定有利于产业集群创新的人才、税收、教育、科技与融资等政策，促进县域产业向产业园区集中，加强政府作为环保、质量监督者的角色，加强政府作为仲裁者的角色，保证企业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以科技、创新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不断提升县域产业集群的整体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