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1
我国作为天然纤维种植、养殖业和纺织业发达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我国茧丝生产和织绸的产生距今有四千多年历史，麻生产和纺织的产生距今有五千多年历史，羊毛生产和纺织的产生距今有六千多年历史，棉花生产和纺织的产生距今有两千多年历史。到了17世纪30年代，植棉业与棉纺业已遍及全国，人民衣着原料已由丝、麻而普遍改用棉花，19世纪末叶我国生产的棉花已有部分出口。棉花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近代纺织业的发展。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外国的棉花棉布大量倾销国内市场，国内原有的手纺手织业解体。自19世纪90年代起，清朝官僚资本集团和民族资产阶级创办了棉纺织厂，我国近代纺织工业开始发展。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勾结层层剥削，我国棉花产业和民族棉纺业一直没有大的发展。从1911年到1948年38年中，棉花年平均产量1000万担左右，国内棉纺工业原料，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里主要依赖进口外棉来维持。输入外棉常占进口贸易货值的第一位或第二位。特别是统治的最后三年（1946―1948），美国大量倾销美棉。这三年平均进口328万担，其中1946年进口美棉达689万担，相当于该年国内棉花总产量的94%以上（当年国产棉720万担）。随着我国以棉花为主的纺织业和有关贸易的发展，我国纤维质量监督工作逐步产生。
我国纤维质量监督工作首先在棉纺业及棉花贸易集中地产生。
19世纪末叶，随着外国资本的输入，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建立了外国所有权的棉纺织厂。这些纺织企业多数是日本企业，最集中的是在上海，上海当时有日本纺织企业20多家，19世纪90年代起，清朝官僚资本集团和民族资产阶级创办了纺织厂（如荣德生创办了申新纺织厂，他在上海有8个分厂，全国共十几个分厂，张骞创办了大生纺织厂）。由此可见，我国近代纺织工业是在列强侵略打破中国封闭社会后，以资本主义先进纺织设备进入中国口岸城市，由外国企业为主，民族企业不断产生而逐步形成的。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其原料交易量的扩大，社会化大生产与商品贸易就需要公平交易。1901年5月，为了解决棉花供应者与棉纺厂的交易问题，由外商向清政府上海道交涉，经照准于沪南设立了棉花检验局负责棉花的检验业，并在上海附近棉花产地设立棉花水汽检验所38个。这是中国同意由外商建立的第一个棉花检验机构。由于外商控制的棉花检验局不能客观公正地检验棉花，并通过检验克扣棉农，引起棉农愤怒。1902年2月，当地农民捣毁了由外商创办的沪南棉花检验局。由于棉花交易的需要，1902年9月，清政府上海道会同棉花同业公所设立上海棉花检验局。这是中国设置的第一个半官方性质的检验机构。它标志着我国纤维质量监督工作的诞生。（待续）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2
一、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原因
中国近代纺织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侵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出现的。具体来说，它的兴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1 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使中国传统手工纺织业受到严重打击，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同时，纺织品商品市场的发展，为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创造了条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凭藉天津、北京条约，不仅继续在通商口岸大量销售洋布、洋纱，而且不断向中国内地渗透，行销日广。据统计，1842年中国常年的进口总值中，棉制品仅占8.4%，1867年上升为21%，到了1885年就以35.7%的优势跃居进口贸易的第一位（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第8-9页）。这种状况极大地排斥和打击了中国土制棉纺织品的生产与销售。洋纱以其质优价廉很快挫败土纱，成为中国手工织布者的首选之物。这样一来，手工纺纱者大量减少，手工织布者在洋布的冲击下也日渐减少，中国的手工棉纺织工业不再依赖农业。其结果是，农民劳动力大量过剩，手工业者成群破产，成为兴办近代纺织工业及其近代工业所需的廉价劳动力。与此同时，大批原来纺纱织布以自给的人，成为纱、布的消费者，商品市场上的纱、布流通量扩大了。纺织品市场的日益发展，为兴办近代纺织业创造了条件。
1.2 洋布、洋纱的大量输入，也使洋务派官僚感到财源不保，白银外流，认为只有购置机器，设立布局，才能保我利源，堵塞漏卮。李鸿章指出：“英国洋布入中土，每年售银三千数百万，实为耗财之大端。……亟宜购机器纺织，期渐收回利源。”（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5册，第2684页。）又说：“自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注：李鸿章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第3册，第1339页。）为此，李鸿章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棉纺织企业。张之洞较李鸿章的认识更为深刻，更为焦虑不安。他在给光绪皇帝的《拟设织布局折》中说：“窃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考之通商贸易册，布毛纱三项，年盛一年，不惟衣土布者渐稀，即织土布者亦买洋纱充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引者注）销银及将五千万两。……棉布为中国自有之利，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因此他提出：“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权利。”（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第一辑下册，第907-908页。）1888年，张之洞决定在广东创办纺织厂。不久，他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遂将纺织厂移到湖北筹创，先后建立了湖北纺织四局。
1.3 西方近代纺织技术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对一些买办、地主、商人和手工工场主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量，他们或是仿造纺织机械，或是直接投资购买西方机器办厂，从而导致了民族资本纺织工业的兴起。如华侨商人陈启沅早年在南洋经商之时，曾遍历各埠，对机器缫出的厂丝之精美极为羡慕，从而“考求机器之学”。回国后，他于1872年在广东南海县仿造机器，创办继昌隆缫丝厂，开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的先河。上海买办黄佐卿则于1881年投资10万两，从法国购进缫进车100台及其它辅助设备，创办公和永缫丝厂，成为上海民族资本机器缫丝业的先导。
综上所述，西方近代纺织技术的日趋成熟和洋布、洋沙的大量输入中国，使棉纺织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但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
二、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
纺织工业包含许多行业。即使在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时期，也有缫丝、轧花、纺织机器制造、毛纺织、棉纺织等行业。
近代纺织工业发端于缫丝业。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仿造法式双捻直辖式丝车，取名“机汽大偈”。其基本特点是使用蒸汽锅炉 ，把蒸汽通过蒸汽管输送到各缫丝工作台上煮茧，大大提高了缫丝质量和产量。该厂投产3年，盈利丰厚，影响日广，南海等县民营机器缫丝厂随之相继出现。到1881年，广东有10家缫丝厂，2400台丝车，每厂有工人四五百人。同年，上海公和永缫丝厂诞生。1887年，法国向中国订购生丝，出口增加，公和永缫丝厂的丝车由100台扩展到900台。到1894年，上海有机器缫丝厂12家，丝车4000余台，年产丝4400担。据不完全统计，1894年全国机器缫丝厂有120家，丝车3万多台，工人3万余人，工人总数占10余种新工业的一半。（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7页。）这种情况表明，机器缫丝业已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一支排头兵。
轧花业也是较早引进机器生产的行业之一。1876年前后，上海奉贤县程恒昌创建轧花厂，拥有轧花机100台，柴油发动机5台，工人224人，是中国最早的动力机器轧花厂。此后，较著名的有宁波通久源轧花厂，成立于1887年，引进日本机器，聘请日本技师，雇佣工人三四百人。在上海，1891年前后相继成立了棉利公司、源记公司、礼和永等轧花厂。仅上海、宁波两地在1895年就拥有240余台动力轧花机，工人1200人左右。动力机器轧花业初步形成。
随着缫丝业与轧花业的兴起，中国纺织机器制造业应运而生，但当时还处于仿制洋机器阶段。上海永昌机器厂是最早仿制缫丝机的工厂，成立于1882年。该厂仿造意大利式缫丝车及丝厂用的小马力蒸汽机，产品畅销于江苏、浙江、山东等地，为这些地区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张万祥锡记铁工厂则是最早仿制日本式轧花机的工厂，成立于1887年，其产品在最盛时供不应求。因轧花车畅销利厚，许多铁工厂也陆续购进车床仿制，并有所革新。
上述这些企业，就性质而言，属于纯粹商办的纺织企业。而毛纺织、棉纺织企业，在近代纺织工业兴起时期则属于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性质。
毛纺织企业的创办，当时仅有甘肃织呢局一家。1876年，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拨款20万两在兰州筹建，从德国购进蒸汽机2台、毛织机及其配套设备56台，并聘请德国技师13人。1880年9月建成开工，日产呢绒145米左右。1881年，全年共生产呢绒1.8万米左右，但销路不佳。1882年冬，德国技师合同期满回国，次年即发生锅炉爆炸。这家官办企业就停工歇业，近代毛纺织业在其草创阶段只昙花一现即行夭折。此后25年里，中国再没有出现新的毛纺织厂。
棉纺织业的创办起步最晚，但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为近代纺织工业的主体。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一家官督商办、规模较大的棉纺织企业，创设于1876年，实际筹创始于1878年。历经12年周折，终于1889年12月28日试车，1890年投产。该厂共有纱锭3.5万枚，织机530台，工人约4000人。织布局开工后，营业甚盛，纺纱利润尤厚。据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1893年5月10日所记：织布局每月获利1.2万两。李鸿章为大利所诱，决定大规模扩充纺纱，令出使英国大臣速购纱机百部。不料新机订购未妥，织布局于1893年10月19日发生严重火灾，延烧全厂，损失70余万两。访局被焚后，李鸿章急图恢复，并于1894年9月部分建成开工，改称“华盛纺织总厂”。在上海，由官商合办的棉纺织企业则有华新纺织新局，成立于1891年，有纺锭7000余枚，1892年增加2000余枚，1894年增设布机50台。据统计，至1895年，上海共有棉纺织厂7家（包括被毁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纱锭约21万枚，布机2300台。（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下卷，第8页。）在武昌，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局是当时一家规模较大的官办棉纺织企业。该厂于1892年底正式开车，设备有布机1000台，纱锭3万余枚。该厂纺织的棉纱、棉布“甚合华人之用，通行各省”，因而“利源日广”。只是该厂从筹办起就靠官方贷款维持，以致形成沉重负担，而织布局所得利润又被张之洞用于补助铁厂及枪炮厂，使织布局的发展举步维艰。此外，张之洞在甲午战争后还相继建成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与织布局合称“湖北纺织四局”。
近代纺织工业兴办的状况表明，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棉纺织工业为主体的近代纺织工业已初具规模，形成了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的格局。
三、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历史作用
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初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3.1 近代纺织工业的兴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作用。如前所述，洋务派官僚兴办纺织工业的动机除了追求利润之外，就是为了保护利权，堵塞漏卮。而一些具有“实业救国”思想的有识之士，更有与外国资本势力“商战”的意图。参加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的郑观应提出：“方今之时，……筹一暗收利权之策，则莫如加洋布税，设洋布厂”，“自织洋布，以与之抗衡”。他还上禀李鸿章，请“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限内另自纺织。”（注：转引自陈梅龙．论晚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86(3)．）鲜明地提出了限制洋人设厂的问题。结果，李鸿章给予了十年专利权。这一“十年专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制外国资本势力的作用，打击了洋人试图在中国公开设厂的阴谋。1882年，美商丰泰洋行经理和英商祥生般厂经理集资在上海办纱厂，就被当时的两江总督左宗棠所禁止。1888年，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筹建轧花局，李鸿章三令五申，指示上海道台据约与日商力争，禁止设立。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企图涉足棉纺织工业的尝试屡次受挫。当然，“十年专利”同时也不准华商另行设局，这样就束缚了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发展，削弱了抵制外国资本的力量。当时，洋布、洋纱的输入有增无减，进口额从1882年的2300万海关两增至1891年的5200万海关两，十年间增长1.3倍。而上海机器织布局年出布24万匹，湖北织布局年出布90多万匹，两者之和相当于1890年进口棉布1556万匹的7.4%。（注：中国近代纺织史．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上卷，第13页。）这虽然打破了国内机织布市场“外洋独擅之利”的垄断局面，但两相比较，洋务派官僚从洋商手里收回的利益，实在是九牛一毛，只起到了“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洋务派官僚“保护权利”的动机与实际效果的巨大反差，正说明他们在洋务运动中所标榜的“自强求富”是何等苍白！
3.2 近代纺织企业，采用大机器生产，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引起了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一方面，采用大机器生产的纺织企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很大提高。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工人人均日产棉纱是手工纺纱的近50倍，人均机织布是手工织布的6倍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不论是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商办企业，都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追求利润，因此都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中国出现。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然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主义管理方式的种种限制。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制度束缚了企业的生命力。政府委派的总办、督办等负责人掌握着企业用人、理财和业务经营的大权，这些人不懂得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方法，更不懂纺织技术，在生产管理上依赖洋人，而在生产技术和管理等方面过分依赖洋人，又导致企业往往受控于洋人。在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不可能得到发展。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所造成的。
3.3 近代纺织工业兴起的过程，既是一次引进西方纺织技术、开拓近代纺织生产过程，也是一次训练和培养纺织工人和技术力量的过程。通过大规模生产实践，中国第一批近代纺织产业工人和技术力量开始出现。尽管那时纺织工人受封建管理制度的压迫和洋匠的欺凌，但他们在实践中掌握了生产技术，成了后来发展纺织工业的先驱。
3.4 纺织产业工人是中国早期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之一。自从国人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甘肃织呢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出现到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已有纺织厂79家，纺织产业工人总数达5万人，占当时全国产业工人总数15万人的1/3。正如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注：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1卷，第8页。）纺织产业工人一诞生即展开了革命斗争。1891年，上海机器织布机匠就为争取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率先罢工。1891-1911年，有记载的纺织产业工人罢工斗争达35起。这预示着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种新的重要的政治力量正在形成，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兴起，不仅对纺织工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社会政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3
关键词：原始工业化；劳动分工；专业分工；社会分工
欧洲经济史上的原始工业化，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前欧洲许多地区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重大发展。在门德尔斯的著作里，欧洲原始工业化的典型特征是“传统组织的，而且是市场导向的，主要是乡村工业的迅速增长。它还伴随着乡村经济的空间组织的变化”。同时，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比较明晰的劳动分工、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在原始工业化之前，家庭手工业基本上是由妇女包办，但是原始工业化过程中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个是男劳动力加入进来；另一个是手工业内部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劳动分工。近些年来，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与欧洲的原始工业化相类似，明清时期的
在江南的清代史料中，可以发现农户家庭内部的分工有另外一种形式，即女织男贩的形式。在明清时期，农民纺纱织布除部分自用外，主要是为了出售，以资换取自家食用或纳税偿息所需。许多农家妇女自织自卖。如正德《松江府志》云：“里媪晨抱纱人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后抱纱以出，无顷刻间”。可见，农村妇女自纺自卖，早晨来到集市，卖掉棉纱，买人棉花回家，第二天早晨又来到集市出卖棉纱，再买棉花，周而复始。后来的史料中出现了女织男贩的记载，如崇祯年《松江府志》中记载了明代文人徐献忠《布赋》一文，其中写到：“织妇抱冻，龟手不顾；匹夫怀饥，奔走长路。持莽莽者以入市。恐精粗之不中数。饰纷傅脂，护持风露。摩肩臂以援人。腾口说而售我。思得金之如攫。媚买师以如父。幸而入选如脱重负。坐守风檐，平明返顾”。这段描述比较生动，它记录了农妇辛苦织成的棉布，由其丈夫拿到市场上去卖。到了市场之后，希望能卖上好价钱，极力宣扬自己的布如何质地优良。为了能让布商买下自己的棉布，竟然像对待父亲那样恭敬。好容易将货脱手后，才松了一口气，放心地回家去了。万历年嘉兴《秀水县志》云：“县西二十七里，新城镇，其民男务居贾，与时逐利；女攻纺织”。嘉庆年湖南慈利县也有“女织男贩”的记录。清咸丰年问，山东滨州也有“妇女皆勤于纺织，男则抱布而贸于市”的记载。当然这些史料说明的女织男贩现象，并不一定意味着农家男人专事卖布，他们很可能是兼营者。或者说，这种女织男贩的家庭分工可能在当时并不普遍，但也应该属于家庭内部男耕女织劳动分工变化的一种迹象。
二、行业内部的专业分工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许多学者对传统农业社会棉纺织业的分工与专业化存在一些误解。他们认为，分工应该是大生产的产物，起码应该在手工业工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而明清时期的棉纺织业是在小农家庭内部与农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小农家庭的分散性和落后性，不仅决定了其生产中分工和专业化的水平很低，而且不可能有继续细化的可能性。李伯重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工业革命以前西欧的经济增长属于斯密型经济增长，这是学术界共同认可的一个理论范式。而斯密型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就是分工与专业化，也就是在技术没有重大突破的条件下，主要依靠分工和专业化来推动经济增长。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手工工场也为数极少，在经济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在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毛纺织业中，纺和织两项工作主要也是由城乡个体小生产者承担的。如果忽视个体小生产中分工与专业化的加强，就等于忽视了当时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马克思也曾说过：“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显然，否定小农家庭生产条件下分工和专业化细化的可能性，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不仅如此，明清时期棉纺织行业内部分工逐步细化的许多史料，也足以证明这种观点是缺乏经验支持的。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曾从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根据列宁对俄国资本主义的论述，将社会分工分成两种情况：一是生产过程中主要工序的专业化分工；二是某一手工业生产过程与农业分离。遵循这一逻辑思路，我们可以展开对明清时期乡村棉纺织业专业化分工的分析。
明清时期，棉纺织业行业内部的分工逐步细化，一些主要工序的专业化分工开始出现。轧花、弹花、纺纱、织布、印染、踹布、工具制造等，都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手工业部门。轧花是农家纺织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早独立出来的一个行业。据明代崇祯年《太仓州志》记载，“九月中，南方贩客至，城市男子多轧花生业”。在清代，许多史料中有雇工轧花的记载。据彭泽益对清代史料的整理，广东“罗维万受雇在苏国成铺内弹棉花”，四川“刘宗文开棉花店生理，短雇何熊生在铺弹棉花”，锦州“高义雇姜起禄弹花”。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认为这种雇工是季节性的，对生产关系变革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因此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但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判断是从探索资本主义萌芽的角度做出的，如果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看，这种现象还是值得研究的。既然在全国各地，从南到北，均有专门的店铺经营弹花，又有专门从事弹花的劳动力，应该说轧花的专业化分工已经出现了。李伯重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轧花业的独立与明代后期轧车的改进有密切联系。轧花车的改进使轧花的功效大大高于纺与织的工效，农户没有必要家家自己置车轧花。在乡村，比较可能的情况是一个村子里有几个农户备有轧车，在棉花收获的季节为自己和邻居轧花，当然不是义务的，可能会通过农户间日常劳动互换的方式。或者备有轧车的季节性流动轧花人，走村串户为农家轧花。尽管这些人可能是季节性的兼业者，但从分工的角度看，他们把棉纺织的第一道工序独立出来了，使轧花与棉纺织等其他生产环节相分离。李伯重的这种猜测虽然缺少史料证明，但试想一下，直到近现代时期乡村仍然不乏走街串巷的轧花、弹花人，可见这种猜测是符合史实的。
行业分工中最重要的是纺与织的分离。许多史料中可以看到单纯从事纺纱、卖纱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明初。如《松江府志》记载明人诗云：“平川多种木棉花，织布人家罢缉麻，昨日官租科正急，街头多卖木棉纱”。明代正德年间《金山卫志》记载：“妇善绩麻为网，织棉布粗不及松人，故纺木棉为纱者市钱不自织”。明万历《嘉善县志》记载，浙江嘉善的魏塘等地，“穷民无本，不能成布，日卖纱数两以给食”。据光绪年重修的《嘉定县志》记载，嘉庆十年，嘉定水灾，“赈钱每户得钱数百文，买棉纺纱，以纱易钱，一钱可得钱半之用”。《崇德老人自订年谱》记载，上海寡妇王张氏，“每日纺纱十二两，除一姑两孩四人食用外，尚能积蓄以还清所负之债”，“常人每日不过纺纱六七两而已”。《木棉谱》中记载，乾隆年，上海，“有止卖纱者，夜以继日，得斤许即可糊口”。又“棉纱成红，卷之成饼，列肆卖之，名日经团”。《巨野县志》记载，道光年，“贫民以卖线换布为生”。再如，乾隆中叶河南《孟县志》中的记载，“据常而论，每钱百文，买到子花，必须二人昼夜疲瘃，乃可成线，除花价外，仅可得钱三四十文。
及机户成布货市，除花线价外每匹获利不足百文”。可见，这里的纺纱和织布是有分工的。纺户买花纺成线，售与机户，赚取花价以外的工钱，机户再买纱织布，赚取花线价以外的工钱。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明清时期，在江南等地已经形成了一些专业性的纺户和织户。只是没有史料能够证明当时这种专业纺户和织户各有多少。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认为，由于纺纱的收益大大低于织布的收益，单事纺纱，顶多只能补偿工食，一般农户不会愿意单事纺纱，农家只能利用老弱劳动力，附庸于织布。因此，在明清时期纺与织基本上没有分离。然而，这种判断似乎缺少说服力。因为，一方面上述历史资料已经能够证明“穷民无本”、孤苦寡妇或者“不善织”的情况，必然引起专业纺户的出现；另一方面在自由商品经济的条件下，纺 与织之间的收益差距会通过供给与需求的波动自发地得到调节。在农户或小生产者之间纺与织的分工已经出现，但从总体上看，棉纺织基本上还是和农业结合在一起，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三、城乡之间的社会分工
马克思曾说过：“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是根据英国的经验做出这一判断的。在15世纪前后的欧洲，英格兰毛纺织业的分工在城乡之间出现。农村中的呢绒商或呢绒业资本家在靠近水车的地方生产布坯，城市的呢绒商或呢绒业资本家基本退出纺线织布的生产过程，而主要从事呢绒的后期加工业。他们从农村呢绒制造商处取得大量白坯进行加工，经过起毛、割绒、轧光、染色等工序使其变得整洁，成品由外国或英格兰商人出口欧陆或其他地区。在明清时期，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必然导致劳动效率的提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经济史学家一般将这种在劳动分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区专业化和市场拓展，作为推动前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并称之为斯密型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在明清时期的分工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状况如何呢?关于明清时期棉纺织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对此可以仍然从轧、纺、织三道工序分别来具体分析。对轧棉环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学者们基本上没有太大异议。他们一般都认为，在棉纺织业生产工具的创新方面，轧花工具的改进最大。尤其是明代后期，如果使用太仓式轧车，一人一天可轧籽棉100多斤，得净花30多斤，足够织30多匹布。而当时一般平均一个工作日仅能织布一匹，纺纱的效率更低，供应一个工作日织布，需要4个工作日来纺纱。可见，与纺和织相比，轧花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得多。李伯重援引徐新吾的观点，认为明末崇祯年间《太仓州志》描述的轧车与清乾隆年间《木棉谱》中描述的上海轧车并无大异。这种轧花工具的重大改进，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但是，对于这种高效率的轧花车的普及程度，学者们的意见存在着分歧。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认为，太仓式轧车的应用并不普遍。一般棉农只种十几亩棉田，显然不会花钱置备“日可轧百十斤”的工具。只是在太仓州这样的棉产区，其棉要打包南运浙江，故其轧车较精。就连从六世主起就在上海经营棉布的专家褚华，在其《木棉谱》中也说未见过太仓式轧车。而李伯重则认为，这种轧花车在江南已经被普遍应用，正是因为轧花车的改进使轧花的功效大大高于纺与织的工效，农户没有必要家家自己置车轧花，由此导致了轧花专业户和流动轧 花人的出现，进而导致了吴承明也认同的轧花业与纺织业的分离。
对于纺纱环节的劳动生产率，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低。近些年来，比较有影响的是黄宗智的观点。黄宗智认为，“可以肯定，到18世纪初，棉手工业的报酬已经跌到极低的水平。一个纺纱者平均每天可纺纱5两，耗用皮棉5两，或籽棉15两。在18世纪及19世纪初，纺纱的报酬一般相当于原棉价值的30％～50％”。这样，按当时的米、棉价格换算，“一个纺纱者的日收入为10～15两大米。”“这点大米仅敷供养一个不到10岁的儿童。所以毫不奇怪，纺纱几乎全是儿童和老人在干，甚至成年女子也很少干。一个成年男劳动力不可能也不会为这点报酬工作。”他还认为，农户不会考虑劳动成本，“因为不管怎样，这些家庭成员都是必须供养的。小农考虑的只是扣除原料、工具的生产成本后的毛收入。只要毛收入超过生产成本，即使附加的活十分艰辛、收益又低，迫于生存压力的小农也会将其成员的劳动力投进去。”正因为如此，“简单的单锭纺车随处可见，甚至最贫困的家庭也能置办。通过使用成本极微甚至不花成本的家庭劳动力，在棉业经济发展的几百年中，手工棉纺以极大的韧性延续下去”。“并在机器纺纱引进之前有效地扼杀了一切技术创新”。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对纺纱的效率评价也不高。他们认为，如果用单锭手摇车，每个工作日按10～12小时计算，大约平均每人每天纺纱5两，这基本上是史志中描写的常例。这样的效率只及近代纺纱机的八十分之一。因为纺赶不上织，以至有“数月理棉纱，才得上机织”之叹。如果用三锭脚车，虽然劳动生产率比单锭手车提高一倍，但由于锭多速度减，效率并不能按比例增加。因此，其效率高不了多少。况且，这种多锭脚车需年轻力壮者操作，农家的劳动力结构不可能使之广泛普及。但李伯重不赞同上述观点，他认为，足踏多锭纺车不仅使纺纱效率提高了1倍，而且在清代江南棉纺织业中的使用也相当普遍。其实，即使棉纺织生产者普遍使用单锭手摇纺纱机，相对落后的手摇纺车的效率与当时的欧洲相比也不算逊色。因为被视为西方工业革命起点的“珍妮纺纱机”是1764年发明的，它实际上就是一人手摇纺纱机。而在此之前，马克思说：“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像双头人一样罕见。”而且，根据布罗代尔所描述的欧洲在“十七世纪一台织机需要七八名纺纱工向它提供产品”的史实，也能证实当时欧洲的纺纱效率与清代中期“四人纺纱供一人织布”的效率相比要低的多。
织布的劳动生产率，据史料记载，从明代至清代大多不高。即使在最为繁庶的江南苏松两郡，织布者“一日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在崇德县，纺织农户“无顷刻闲，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可得布一匹余”而且这样的劳动效率前提往往是“燃脂夜作”，“通宵不寐”。在上海县，织布女工“日可得布一匹，亦有极一日半夜之力，得布两匹者”。“女子最勤者，寅起亥息，有日成二三匹者”。然而，这种情况并非常例。在嘉定县，“男女冬夏罔闲，宵昼兼营，食粝衣疏，仅堪资给”。“匹夫匹妇五口之家，日织一匹，只赢钱百文”。江南以外的其他棉纺织区域情况大致也差不多。在华北的几个主要棉布产区，“土布宽仅尺余，八口之家，竭终日之力，得十尺八尺而止，其质地极粗涩，行销不远，仅供乡农之用。”另据《皇朝经世文编续编》记载，“日织棉布一疋，可得钱六七十文，一人任织，三四人任纺亦可得二三十文。合之得百文有奇。两日织芝布一疋，可得百数十文。以百文易米，可得三升许，左以杂粮，八口之家，可不甚饥矣”。这样的织布劳动生产率与近代机器生产相比，显然不高。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的估计，当时的投梭织布机效率，只及近代动力布机的十六分之一。黄宗智认为，就织布的报酬讲，成年男子尚可接受，而成年女子当然乐于承担了。但它提供的不过是仅够糊口的微薄收入，实际上并无致富的可能。他甚至认为家庭棉手工业的单位工作日报酬超不过当时的农业种植业的收益。然而，李伯重的观点颇有不同，他认为，“无论如何，一直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工业革命发生时，江南农家棉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在当时的世界上仍然是首屈一指的。”“即使是站在近代的立场上来看，尽管江南传统棉纺织业的生产设备确实已显简陋，但劳动技能和工作效率却并不低下。因此直到19世纪之前，江南农家的手织棉布在品质方面还优于英国新式工厂机器所织的棉布，而且在价格上也有优势，以至在英国本土市场上也畅销无碍”。学者们的观点各执一词，见仁见智，究竟哪一种更符合史实呢?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判断明清时期棉纺织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较的参照系很重要，如果与近现代劳动生产率相比，或者与同时代的轧车效率相比，织布的劳动生产率较低。但如果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相比，与当时的纺纱劳动生产率相比，或者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相比，织布的劳动生产率可能还是相对较高的。从总体上看，在明清时期，在技术进步缓慢的情况下，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明清时期，随着棉纺织业在一些地区由副业变为主业，生产组织内部的劳动分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传统的男耕女织分工模式发生了演变，许多男性劳动力也加入了纺织业的劳动力队伍，由此出现了女纺男织、男纺女织和女织男贩等男女共同从事棉纺织业的分工模式。与此同时，在行业内部的不同农户和小生产者之间，生产过程的主要工序尤其是纺和织的专业化分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总体上看，棉纺织还是和农业结合在一起，基本上没有从农业中分离。与工业革命前的英格兰相似，棉布加工业已经逐渐从乡村棉纺织业中分离出来，并集中于城镇，形成了独立的行业，使城乡之间和工农之间的社会分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棉布加工业的分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棉纺织业本身农民家庭生产的性质，构成棉纺织业生产主体的纺与织，仍然遍布于广大的乡村农民家庭。这与西欧英格兰西南地区的情况明显不同，那里的织工与农业生产彻底分离，他们已经被呢绒生产商控制在“家内制”生产组织形式中，显然他们距离近代化更近。当然，当时的英格兰也并非在所有地区都发展到了这个程度。在它的北部，织工与农业还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原始工业化时期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来说还是低下的，生产剩余十分有限，仅能维持糊口的水平。而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加强了棉纺织业的个体家庭经营规模的坚固性。正如各种投入特别是劳动力的投入使单位耕地面积农产品有很大增加一样，棉纺织业产量的增长也主要是靠投入特别是劳动力的投入来增加的。这就导致尽管总的产量有一定发展，但人均的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却不高。这正是黄宗智所阐述的“过密化”的现象，也是西方学者所说的 “逆工业化”现象。这种低效率的简单循环于农户家庭内部的小生产，既不可能产生工具改进和技术创新的动力，也很难有足够的剩余为近代工业化机器投资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4
响应号召 进驻新疆
“前些年，新疆自治区和兵团政府为了发展新疆经济，出台了很多鼓励棉纺织企业进疆投资的政策，内地已有不少企业选择进疆办厂，比如华孚集团、华芳集团、新野纺织、天盛纺织等。但是由于国家棉花收储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内地去新疆的企业其实很多并没有赚到钱，甚至有的企业还破产，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所以导致很多内地的棉纺企业一听说去新疆，就谈虎色变。大家感觉到去新疆风险挺大。” 史建平说道。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史建平说：“2013年，棉花收储政策结束，国家为了解决新疆的维稳问题，大力鼓励发展纺织业，提出解决百万人就业目标，自治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在加上‘一带一路’政策的提出新疆又成为了一个投资热点。”
去年十月，新疆出台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带动就业的意见》文件，并形成了一套“规划纲要”和“行动文件”，制定了十大优惠政策。今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新疆纺织服装产业发展促进就业的指导意见》（【2015】2号文件），设立纺织服装发展基金，共200亿元，其中国家出资100亿元，新疆政府出资100亿元。新疆发展纺织服装产业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新疆的纺织企业运营的情况都还不错，许多企业目前正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史建平表示。
“疯狂”背后的“现实”
受国家政策强有力的支持和拉动，以及自治区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内地许多有实力的纺织企业掀起了新一轮的新疆投资热潮，并呈现出一些特点。
史建平说目前目前进疆投资企业呈现两大特点：“首先是规模比较大，企业都是10万锭起步，甚至有些投资高达上百万锭。第二就是速度快，今年年初才确定的一些有意向的企业，六月份就开始动工，甚至有些企业四月份就开始动工了。估计到今年年底有大约100～150万锭能够形成产能，到2016年、2017年将会是一个建设的高潮期。”
但是，投资新疆也存在许多自身的难点和问题。史建平就具体现实问题做了以下分析：首先是融资问题。在新疆投资纺纱厂，一方面比较缺人，所以企业会投资一些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设备，这笔花费大概就要1500万到2000万左右，再加上厂房各种配套设施，整体投资的金额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投资2、3万锭到新疆去意义也不大，所以一般投资至少要5～10万锭以上。一次性投如如此之多，对于目前中国金融政策毫无比较优势的背景下，这笔钱中小企业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尽管新疆现在鼓励发展纺织服装产业，但是由于近几年，纺织行业运营比较困难，又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比较低，风险比较大，所以新疆当地的银行对棉纺企业放贷还是非常谨慎的态度。
其次是“周期长”。内地企业在新疆投资建厂，投入的精力与在内地相比会大很多。毕竟不是在本地，外地人来去新疆，需要和政府打交道，和银行以及各方面打交道，牵涉精力很大，建设周期非常长。从意向投资到建设工厂一般需要2到3年，稍微慢一点可能就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机。
第三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力资源匮乏”，尤其是专业的技术人员。“新厂运营需要一大批技术工人、技术管理人员，而现在纺织企业，尤其是中小纺织企业，本身企业技术人员就少，再要派到新疆去，难度很大。”史建平表示。
最后棉企进疆还会面临产业链配套不完整，机械制造水平较差、技术服务、售后服务跟不上设备本身的先进水平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企业对于新疆自治区政府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比较担忧。
面对新疆的优惠政策和发展契机，尽管企业进疆的心蠢蠢欲动，但是诸多的现实问题摆在眼前不得不解决，而再低下头看看自身在内地所面临的情况：生产要素成本逐年增加、产能过剩问题难以实现有效化解？？企业面临着两难的纠结。
向制造服务型转变
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进驻新疆所面临的困难，经纬纺机凭借着自身企业的综合实力及对新疆情况的了解和经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拎包入住”的新模式。
“我们为了纺织企业在新疆投资解除后顾之忧，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服务。经纬纺机和新疆当地政府一道，除了解决企业购买成套设备后的安装调试服务外，还解决企业购买设备的融资问题，以及厂房、职工生活设施及所有的公用配套工程建设，同时解决纺织企业日后生产过程中的保全、保养、技术服务、设备维修、专备件供应等一系列服务。”简单地说经纬纺机的理念是通过一系列的服务，使纺织企业能够全身心地只进行生产管理，实现“拎包入住”。
经纬纺机此番动作是实现企业从一个传统型的机器制造企业转变为制造服务型企业的大力改革。“我们以后不是单单卖我们的设备，也卖我们的服务。”史建平表示。“这个服务包括设备供应、安装调试，即一个纺纱厂的交钥匙工程以及之后的车间保全保养、技术支持、专配件、及工业园里面很多的配套服务都会享受。”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5
家纺与通州的名字紧密相连，她犹如彩虹架起了通州与世界各地合作和交流的桥梁，她用锦绣织出了通州历史与现今的繁荣和兴盛，书写和演绎着勤劳聪慧的通州人民万众一心奔小康的壮美画卷。
历经百年风雨洗礼
通州为江海交汇之地，地处江苏省东南部，东临黄海，南依长江，紧邻上海，与苏州隔江相望，历史上素以通达四方而著称，有着千年的建城史，悠久的家纺产业史。通州原为海域沙洲，隋代前成陆，五代时筑城。政区最早始于后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名为静海县。南北朝后有人定居，煮盐为业。唐末涨接大陆，始种麦黍。元代开始种植棉花。明代起，就以盛产丝棉、长于浆纺织棉而闻名，乡村户户织布，家家纺纱，蓝印花布远销朝鲜、日本等国。清末民初，近代工业开始兴起。19世纪末，清末状元张謇先生“实业救国”，垦牧植棉，兴办大生纱厂，开创了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之先河，蜚声海内外。据史料记载：“通产之棉，力韧丝长”、“纺纱鸣机杼，百里声相闻”，孕育了灿烂的纺织文化。
意蕴深厚源远流长
通州家纺业孕育于悠久的纺织业，伴随着纺织业的发展而成长壮大。从其催生、形成和发展的轨迹看， 有着深厚的社会传统氛围和特有的文化背景。在纺织业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通州纺织文化不断被赋予、叠加不同的内涵，扎根民间，深植民心。长期以来，成千上万的能工巧匠，秉承祖辈手艺，走南闯北，不断书写、演绎着纺织发展史，培育和造就了一批会经商、善创业、有技能的从业人员，构造了为家纺业社会化协作配套的产业体系和社会氛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当纺织文化与时代的特征、全民创业奔小康目标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综合文化时，其能量在经济建设中大放异彩，并上升为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产生强大的影响力。通州家纺业的形成和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是纺织文化底蕴强力作用的结果。
从通州家纺业发展的轨迹看，早在80年代初，一家一户以一技之长创办起一个个私营企业的雏形――家庭作坊起步，一开始就建筑在千家万户自发的、完全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上，被经济学家誉为“草根经济”，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发展力。
通过近十年的拾遗补缺，从90年代开始家纺业蓬勃兴起，一批创业的农民完成了原始积累，逐步向有组织的企业方式转变。从单个家庭式的分散作业，到组织起来规模生产，配套成龙；从手工操作到现代化作业；从个体买卖到超级大市场，发展到现代大市场。在一次次一轮轮市场竞争洗礼中，历经转换和升级。
近几年来，通州家纺业的结构和布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间资本投入活跃，大批私营家纺企业层出不穷，显示出勃勃生机。配套企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通州家纺业制造高地凸现。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通州家纺业发展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改善。无论从总体规划、产业导向，还是在产业集聚、社会化服务等方面，通州市委、市政府始终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为家纺业更好、更快发展搭建了大舞台。
通州家纺业正加快向现代大家纺格局转变
引领潮流 独显
进入新世纪来，通州家纺业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之天时、传统特色之地利、悠悠文化之底蕴，快速崛起，已成为通州第一大支柱产业，其以鲜明的产业特色、集群化生产方式、强大的产品创新研发能力，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独占先机。
发展速度持续领先。通州家纺业无论从其发展速度、市场占有，还是今后国内外市场前景看始终领先一步，目前正加快向现代大生产方向转变。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夕阳产业”，正嬗变为生机勃发的“朝阳产业”。据2000年―2007年八年间的统计，通州家纺业的销售收入、工业增加值和利税年均增长35%以上，明显高于国内同行业的增长水平，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力。
生产规模位居前列。通州现有家纺生产企业1500余家，个私企业6000多家，从业人员14.5万人。其中，规模以上企业300多家，超亿元企业29家。2007年，通州家纺生产企业销售收入突破500亿元。产品门类众多，品种齐全，主要由“巾、床、厨、帘、艺、毯、线、袋、绒”十大类组成，并逐渐由传统的床上用品向装饰、绿色、生态、环保等功能发展延伸，销往国内各大中城市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规模和品种系列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结构层次不断提升。近年来，通州家纺业的工艺装备水平不断提高。拥有喷水、喷气织机等设备1万多台，电脑绣花机、电脑多针绗缝机3万多台；拥有喷胶棉生产线100多条，印花和染整生产线近百条，其它相关大型设备超过1000台，整体装备处于21世纪初期水平，部分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配套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初步形成了集纺、织、印染、绗缝、包装、设计于一体的家纺产业体系和配套服务体系，信息咨询、科研、产品展示以及金融、保险、贸易、物流、商务等中介服务机构蓬勃发展，拥有国内首家家纺版权市场，知识产权保护有力。
创新能力明显增强。通州家纺业从细纱纺织面料发展到色织印染大提花，无论在传统技术还是在现代技术创新上都占有比较优势。特别是近几年来，家纺企业十分注重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加强与国内知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横向协作关系，成立了家纺产业研发中心、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搭建了产业技术创新平台。通州家纺企业每年推出新产品数百只，拥有江苏省名牌产品6只，南通市名牌产品5只，中国驰名商标1只，江苏省著名商标6只，南通市知名商标3只，国家免检产品6只。金太阳公司设计的《魅影》、圣夫岛公司设计的《梦里水乡》一举在首届中国民族家纺设计大赛上荣获金奖，另有四家企业的作品分获银奖和铜奖。
骨干企业快速扩张。目前，通州家纺业正处在“两个加快转变”的重要时期，即产业结构加快向现代“大家纺”格局转变；企业结构加快向大公司为主体格局转变。在“两个转变”的导引下，资源、人才、市场份额不断向优势企业集中，推动了企业规模和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杉
杉、梦洁、恒源祥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纷纷在通州设立生产销售基地或办事机构，促进了家纺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
市场支撑力不断放大。通州家纺业从一开始就完全依托市场的特殊作用，构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化发展的体制基础。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张、档次的提升，又促进了专业市场的兴起，使市场和产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为家纺业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和市场拉力，而且为抢占国内外市场制高点提供了效率支撑。早在1992年，川港志浩绣品市场就以其年销售额20多亿、出口超3亿之业绩，被誉为“中华家纺之最”。2002年又被评为“全国百强市场”。2004年，中国南通家纺城在紧邻川港志浩市场处兴建，与志浩市场融为一体。家纺城占地面积120万平方米，总投资24亿元，内设面料、坯布、小商品、辅料、成品、仓储、物流、行政商务七大功能区，欧式风格设计，规划建设继美国纽约第五大道、德国法兰克福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家纺中心。2005年底，家纺城一期工程22万平方米的面料市场全面竣工，一经投入运营，就云集了众多国内外商贾，日客流量超过5万人，日平均交易额达3000多万元。
集群优势日益显现。通州家纺业以市场为中心，以周边地区产业支撑为特征，有力地带动起千家万户从事产品的加工、配套、销售，牵起社会化协作的生产链。随着工业集中区的开发建设，又有力地助推了川港、姜灶、金沙、张芝山、二甲等地家纺业高地的形成和隆起。川港镇工业集中区规划占地面积4000多亩，有上百家家纺企业入区，销售收入超过100亿元。姜灶镇规划建设5.5平方公里家纺产业园，建成面积4500亩，有188家企业入园，形成百亿元的生产规模。2003年，川港、姜灶两镇被国家纺织工业协会授予全国绣品生产名镇的称号。家纺业的集聚性发展，促进了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和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促进了知识和信息的扩散、传播和创新，不仅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优越的成长环境和发展机会，而且使集群效应最终体现为区域性生产经营的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
站在一个新的起点
通州家纺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基础条件，正逢“天时地利人和”，进入加快发展的新阶段。通州市委、市政府确立了创建中国家纺名城的发展定位和目标，绘就了通州家纺业更新更美的画卷。
新近规划的通州家纺产业园已通过江苏省级专家组的论证，被认为具有先导性和创新性。家纺产业园规划综合考虑了家纺业发展的背景、现状和面临的机遇，以现代家纺制造为核心，集科研、商贸、物流、居住为一体。主要区域布局为川港、姜灶、先锋三镇，用地发展规模近期为618.02公顷。
通州家纺产业园“十一五”发展目标为：全面建成中国南通家纺城，使之成为集产品研发、生产、展示、购物、商住等为一体的新型市场集群；建设两个以上高档次的家纺产品制造密集区，加快家纺业高端化建设；大力扩张产能，实现销售收入翻番，突破1000亿元。
纺织业的发展史范文6
这30年，纺织业汹涌澎湃、风雷激荡；这30年，纺织业沐浴在改革的春风中，由弱到强、日新月异；这30年，纺织业冲出国门，走向世界，为国争光。这30年，我们听到了花开的声音，看到了时代的舞蹈，感到了历史的进步。
引吭高歌
为回顾和总结中国纺织工业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更好地在新时期发扬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开放的精神，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纺织强国的历史进程，2008年12月23日，题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纺织强国”的纪念中国纺织工业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推动中国经济建设持续高速发展，为中国纺织工业的蓬勃发展创造重要的需求和根本的动力；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阶段为中国纺织工业迎来了由大变强的新机遇，新世纪前8年产业升级推进中国纺织工业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世界金融危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杜钰洲激动地说。面对建设纺织强国的发展目标，杜会长强调：“坚持科学发展是纺织工业继续承担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必然选择。在不断巩固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要求下，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以提高科技和品牌贡献率为重任，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在2020年实现世界纺织强国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座谈会上，杜钰洲会长作了题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中国纺织工业发展前景》的重要讲话，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座谈会由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许坤元主持。副会长王天凯、老部长王曾敬、林乃基等有关部门和领导出席了会议。
岁月如歌
改革开放使纺织工业实现了生产力素质和产业规模结构、产业竞争力的高速发展，我国纺织工业大规模采用先进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取得重大发展。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抓住了重要战略机遇期，使纺织工业更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产业结构优势，更大规模吸引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最好的局面。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均纤维消费量从1978年的2.88公斤上升到现在的15公斤左右。中国从只占世界人均消费量的40％到现在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约28％；1978年―2000年，全国城乡居民衣着消费支出年均增长7.45％，高于同期消费年均增长6.95％；2000年到2007年，由于城市人口增长1.35亿，乡村人口减少0.81亿，全国城乡居民衣着消费加权支出年均增长达到14.72％(可比价)，比同期生活消费支出年均增长9.13％高出5.59个百分点。中国纤维制品出口从1978年的24.31亿美元，占世界的3.5％，上升到2007年的1756.16亿美元，约占世界的30％，增长了71.24倍。早在1995年，中国就达到并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大纺织品出口国的地位。纺织工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337万人增加到现在的2000多万人，其中规模以上企业从业职工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职工人数的比重从1/20上升到1/7，从业人数中80％左右来自农村转移劳动力，成为解决就业和农村城镇化的越来越重要的民生产业。
30年前，老百姓买布要凭布票；纺织出口换汇是国家的主力行业，也不过区区二十几亿美元，仅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点多，还多是初级产品……短短的30年，我们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国，纤维加工量占全球的40％以上；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贸易的四分之一以上；更令人骄傲的是13亿人口的人均纤维消费量远远超出世界水平。
高歌猛进
2008年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纺织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面对出口受阻、内需不足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纺织业进入了转型的阵痛期。是危机，就有转机。所以，我们更应该有信心，更有决心，加快产业升级、优化结构调整，增强产业创新能力，积极应对危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一纺织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