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保护概念范文1
关键词:名誉权；权利能力；伦理人格；辩证推理
死者的名誉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在我国司法实务与学说中已然得到一致肯认。然而，就死者名誉保护的法理基础，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法益保护说及延伸保护说等5种理论认知。本文无意评价它们的优劣，只是其内含的概念法学的弊病，不可不察。不超越概念法学的视域，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基础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有效诠释。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享有私权的前提在于，主体资格即权利能力的取得。而死者断然不会具有这种以自然生命为前设的主体资格，也就不会有什么名誉权。在概念法学那里，死者名誉权是难以成立的。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
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二、生物人享有名誉权的精神基础
依近代民法，权利能力是生物人转化为自然人的“通道”，是否具有权利能力，仅维系于生物人之生命。但从法律史上观察，生物人并不是自动成为法律主体的。无条件赋予任何生物人以主体资格，只是近代民法的实际。它清楚的道出这样一个真理———生物人成为法律上的自然人同样出自法律技术上的拟制。其实，自然人与法人一样，都是法律上的拟制，是法律对生物人的主体地位承认的制度实在，而非现实实体。自然人的概念，诞生于个人主义的思想温床，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存在的事实。拿掉了个人主义思想，自然人的概念不复存在，权利主体将为以共同体思想作为拟制基础的主体概念所代替。自德国民法典以来，生物人被普遍无条件的赋予权利能力———“私法化”、“形式化”的人格———让我们往往不见自然人同样是制度实在是法律拟制结果的事实。
法律又何以单单赋予生物人权利能力?这个问题在当代动物福利的冲击下，尤其凸显。概念法学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近代民法上的人只是个形式化的人的概念，是纯粹技术意义上的概念。在我国民法继受过程中，民事主体背后的价值考量更是丢失殆尽，对于民法上的人是从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移植而来的事实，更是不得而知。
人、权利、法律义务以及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联系起来的法律关系概念的精神内容，源于将伦理学意义的人的概念移植到法律领域。每一个人(生物人)都生而为“人”(自然人)，对这一基本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全部后果，我们只有从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出发才能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与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这一思想渊源于基督教，也渊源于哲学，系统的反映在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中。在伦理人格主义哲学看来，人正因为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即具有理论理性更具有实践理性的人，因此这种理性生灵本身就具有一种价值，即人不能作为其他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人具有尊严。
只有存在“自由”的人，法律与道德才是可能的。由于人是经验现象世界的一部分，人的意志与行为也就服从于牛顿物理学理论中的因果铁律，从而人是不自由的，是被决定了的。而另一方面，人的内在经验和实践理性却告诉他，人是一种自由且道德的能动力量，他能够在善与恶之间作出选择。只有在与“感觉的世界”相对的“概念的世界”中，自由、自决和道德选择才都是可能且真实的。法律与道德必须被纳入概念的本体世界———自由与人之理性的世界。只有人才是且能居于概念的世界中，才是理性的，才是“自由”的，才是价值本身。在外的，是人实现其人格的手段，是人的意思所支配的“物”。
动物保护概念范文2
我国的物权法正在制定之中。合理地安排一部法律的体系构造是保证一部法律的科学性的重要保障。制定我国物权法，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我国现有的分散的、杂乱的法律规则加以整理，对国外的先进立法经验加以引进，对物权法所应包含的内容依我国的国情加以取舍，对物权法中的各种概念进行认真地梳理，使之成为一部具有科学体系的法律。对物权法的体系构造，学界讨论的很多，笔者在此浅薄地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物权体系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建立一个系统完整的物权法体系，需要考虑到影响我国物权法体系构建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涉及到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对这些因素的权衡考量对于形成正确的物权法原则和理念，从而建立一个既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状况，又符合我国社会发展需求的物权法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建我国的物权法体系，应考虑以下主要因素：
㈠从中国实际出发，体现我国现有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定，反映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
物权法与一国的经济体制唇齿相依，并关系到一国人民的生存基础，因此，制定物权法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及发展趋势。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其中主要是我国社会的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以及我国的资源和人口状况。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当然要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我国的土地归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物权法的制定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服务，要适应市场经济的主体平等的要求。为此要抛弃我国过去的在法律上惯常采用的以所有制的性质为标准划分权利并加以区分的做法。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自然界的开发利用更为深入，能够为人们控制和支配的物的种类日益增多，物权法所涵盖的内容日益复杂、广泛，物权法律关系日益膨胀。物权主体扩大化，物权形态新型化，在所有权方面，主要有空间所有权、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新型相邻权等新型物权出现。在他物权方面，出现新型的用益物权，如空间使用权、信息使用权等，新型的担保物权，如抵押证券、所有权保留、让与担保等。制定物权法时应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此外，构建物权法体系还要考虑到我国的资源稀缺、人口压力过大的现实。
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是指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把握西方各国物权制度的发展动向，充分发挥法律的预见性的指导作用，以使我国的物权法体系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在种类、内容上具有先进性。
我国现行立法对物权的规定是零散的，有些甚至是不科学的，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的法的理论和法律制度中没有明确的物权概念，未以物权法特有的调整方法和规则规范对物的支配关系。我国目前立法对物权的规定不是建立在对物权制度的自觉认识上，而是根据实际生活确认和保护权利人的需要不自觉地形成的。但是，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有机的渐进的过程，我们不能完全否认现行的物权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不能人为地割断现行的物权制度与建立新的物权体系之间的必然联系，从而完全抛弃现有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应抛弃、修正其不符合市场经济需求的方面，保留其中既符合现实需求，又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内容，以这样的思想来构建我国的物权体系，才可以降低法变革的成本，尽量减少因之引发的社会动荡，使新的物权制度贴近生活，不至于脱离我国现实的社会状况。
构建物权体系，应当反映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护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他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⑴反映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这是建构中国特色的物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华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着自己固有的制度规范和价值取向，体现着独特的法律心理和经验。”⑵因此，对于我国具有民族性的传统物权制度，只要其不与现行的制度相抵触，就应当予以保留。
㈡借鉴外国先进立法经验，顺应物权立法国际发展潮流
由于物权法具有根治于本国、本民族的特征，我们称之为固有法⑶。客观地讲，由于物权法的固有法特征，在国际化问题上，物权法不似债权法那样表现的全面、强烈。但是，随着国际贸易、国际交往的发展，各国的物权法的确存在着相互交融、相互借鉴的现象。不过，物权法的这种国际化的现象在物权法的不同领域的表现并不是同一的。例如各国地物权法在用益物权的种类和内容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别，而在担保物权的种类和内容上，各国的物权法，甚至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之间，也呈现出较大的一致性。如英美法中的附条件买卖（所有权保留）制度、浮动担保、让与担保等，都或多或少地为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立法、判例、学说所吸收⑷。为此，构建我国的物权法体系，应当吸收和借鉴外国民法中为中国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东西，并使之有机地成为我国物权法的组成部分。当然，我们在借鉴外国法时要对所要借鉴的外国法律机制的形成、运行的社会环境有充分深入的了解，并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必要的把握。“如何既有本土意义的冷静思考，又热情地面对世界先进的法律文明，吸纳他国法律中可以而且应当为我国所用的因素，是我们着重考虑的问题。”⑸对此，我们可以吸取台湾移植物权法的教训。
构建物权法体系应当顺应国际物权立法发展潮流。“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问题的逐渐严重和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其它法律也开始回应这一生态化的浪潮，首先是公法上表现出较强的生态化特征，继而私法也就卷入其中。作为财产法的物权法，尤其注重对稀缺的自然资源的保护。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发展的战略模式，环境保护成为各部门法关注焦点的时代背景下，物权法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对环境保护的义务，否则必然显现出基本理念上的偏差，从而导致制度上的缺失，留下遗憾。”⑹
㈢要注意物权法的概念用语选择
法律体系乃由概念、规则和原则所组成，其中，概念通常被认为是组成法律规定或整套法律的基本单位，它既是对各种行为和事件的定性，又是对规则和原则适用范围的限制，因此必须精确、规范、统一。⑺物权法由于和一国的经济体制唇齿相依，并关系到以国人民的生存基础，因此，各国物权的类型，尤其是其中关于不动产的规定，往往因民族性格、历史传统和经济体制的不同而有巨大的差异。我国过去长期以公法手段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先天缺乏培育私权性质之物权概念体系的土壤，而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形成的过程中，由于立法者在各个时期受当时经济体制之内涵的制约，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立法心态，以“成熟一个制定一个” 之立法指导思想为幌子，所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内涵并不那么确定的有中国特色的物权概念。这一概念体系，在物权立法呼声日高的今天，又因理论界对其进行重整的热情更趋复杂。面对这一混乱的概念体系，我们不能不在进行物权法编纂时，对其体系构造进行检修。首先，在概念用语选择上要慎重，尽量避免生造概念术语，这特别体现在如何对待大陆法系传统的概念术语体系的问题上。大陆法系的私法发展到今天，已逾两千多年，形成一个高度精致合理的科学体系。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概念具有精确的内涵和制度价值。如果轻易将其抛弃，也同时意味着抛弃了它们所蕴含的丰富信息。如果新造的术语不能完整和全面地概括传统术语所具有的内涵，就极易导致概念上的混乱。其次，在物权立法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移植的概念往往与历史的和社会的语境有密切关联，在借鉴时，必须明确辨析其内涵和适用语境，否则若将不同国家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的每一个概念术语简单的拼接，必将造成混乱。⑻
㈣物权法体系构造要与民法典的其它部分相协调
物权法是民法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制定物权法时必须考虑到其在民法典制定中体系的协调问题。
首先，在物权法的层次结构设计上，应当与民法典草案的编排体例相协调。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在层次结构设计上采用的编、章、节的设计结构就不太合理。众所周知，民法典草案在总则之外规定了八编，即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收养、继承、侵权责任、涉外民事关系的适用。物权在民法典草案中是作为一编出现的。如果在物权法中再设五编，显然是与民法典相冲突的。
其次，物权法的体系构造要与民法典草案的总则相协调，物权法应收民法总则的统领，其体系构造应避免与总则部分重复。在物权法的概念的界定和术语体系的构造上必须与整个民法典的概念体系相协调，否则将造成整个民法典逻辑上的混乱。
再次，物权法的体系构造要与民法典的债权部分相协调。社会经济秩序包括财产流通秩序和财产归属秩序。常见的说法是，债权法调整财产流转关系，物权法调整财产归属关系。但深入一点看，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关系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现实的交易世界，流转和归属本来就不停止地变化。因此，规范之间的任何漏洞、矛盾，都会造成严重的交易障碍。物权法和债权法是互动的。苏永钦先生将物权法与债权法的互动关系归结成至少四种状态：⒈选择——转换；⒉原因——结果；⒊基础——从属；⒋融合——混合。⑼因此立法者决不能把物权法和债权法当成各自独立的两大块去处理。
二、具体物权体系的构建
从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看，各国的物权法体系大致都包括以下内容：⒈总则；⒉所有权；⒊用益物权；⒋担保物权；⒌占有。我国现有的三个物权法草案（社科院草案、人民大学草案、法工委民法室草案）的体系结构也都是如此进行编排的。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也是由这五部分组成。对于这样的体系安排，我国学者的争议不大，争议较多的是这五部分的具体内容应当如何构建。
㈠总则
社科院草案和人民大学草案在总则部分大致规定了：⒈一般规定；⒉物；⒊物权变动；⒋物权请求权。法工委民法室的草案在总则部分规定了：⒈一般规定；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⒊物权请求权。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译稿规定：⒈一般规定；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⒊物权的保护。比较一下，内容大体一致，主要区别在于“物权的变动”和“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这一名称区别和“物权请求权”与 “物权的保护”的区别。二次审议稿采用的“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这一名称不是很好，因为“设立”、“转让”的词语含义狭窄，难以包括基于单方行为、事实行为导致的物权发生和因无偿行为发生的物权转移等情形。⑽因此，采物权变动这一名称更好。对于是采用“物权的保护”还是“物权请求权”作为标题，这一点在理论界争论不小。有的学者指出，应该将“物权的保护”改成“物权请求权”，只有这样才能突出对物权的特殊保护方法。如果使用“物权的保护” 这一名称，虽然含义更广，但不便于界定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及其适用条件的差异。⑾也有人认为， 采用“物权的保护” 这一标题会更好，因为物权请求权问题实质上也是物权保护问题，但物权的保护问题不限于物权请求权问题。⑿本人认为，应当注意区分物权的保护与物权请求权，二者是不同的。物权请求权仅为物权的保护方法之一种，对物权的保护除了物权请求权之外，还有债权请求权。学者对物权请求权的种类有不同认识，有三类型说、四类型说、物类型说等等，其争论主要是围绕恢复原状请求权、确认物权请求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展开的。就确认物权请求权而言，严格地说，它并不是一项民法上的权利，而是一项诉讼法上的权利，属于诉权范畴；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而言，因为此种请求权是基于损害赔偿之债而产生的一种债权请求权，属于债权保护方法。因此，损害赔偿请求权不是物权请求权的一种；至于恢复原状请求权，由于恢复原状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难以分开，因为当所有人的所有权因他人侵害造成毁损时，只能采取损害赔偿的方法，而不能通过修补等方式恢复原状。所以恢复原状的方法可以为损害赔偿方法所替代。因此只宜采用损害赔偿的请求权。⒀所以确认物权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都不属于物权请求权，不应规定在物权请求权之中。物权请求权仅为返还原物请求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和妨害预防请求权。社科院草案将物权请求权的种类扩充，混淆了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责任的关系和适用差异。我国物权法如欲强调物权请求权的特殊性，并设置一般规定，可在物权法总则中设“物权的保护”专节，重点规定物权请求权的一般准则，同时对确认物权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等作概要规定，并指明恢复原状既损害赔偿请求权适用侵权法之规定。这样既可以突出物权请求权的地位，亦可避免物权保护方法的支离破碎。⒁
㈡所有权
从三个物权法草案来看，所有权部分大致包括：⒈一般规定；⒉土地所有权；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⒋相邻关系；⒌动产所有权；⒍共有（社科院草案）。对所有权部分争议最大的是合法财产的一体保护还是按照所有权的主体将所有权区分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所有权分别加以保护的问题。本人赞同对合法财产一体保护。我国宪法和立法政策表现出对私营企业越来越重视的趋势。从立法趋向上看，我国对私有经济的保护力度会越来越大。物权法应该按照宪法修正案的精神，建立各种所有权一体承认和平等保护的原则。所谓一体承认，即在承认公有制财产所有权的同时，承认私有制财产所有权在我国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不加区别地规定各种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地位，否定某种所有权神圣、某种所有权卑贱的提法；所谓平等保护，就是废除给某种所有权优先保护的特权，给各种财产所有权平等的获得保护的机会。建立所有权一体承认、平等保护的原则，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作为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物权法当然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发挥其它所不能发挥的直接的、全面的作用。在物权法中规定该原则，应该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发挥巨大的作用。⒂
㈢用益物权
各国关于用益物权的规定不同。德国民法典规定的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先买权、土地负担；日本民法典规定的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的用益物权包括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和典权。⒃
中国民法学界对用益物权的种类争议最大，分歧在于是沿用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的概念，或是采用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和邻地使用权概念。再就是关于典权存废之争。
对于用益物权的名称选择上，本人认为使用基地使用权、农地使用权和邻地使用权这些概念不如使用传统的用益物权的概念 .对于用益物权的种类，应包括地上权、农用权、地役权和典权。保留典权制度。其主要理由是：其一，典权是一种具有担保功能的用益物权，一方面为资金的融通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手段，另一方面也使用益物能被有效地利用，它具有和法国法上的不动产质权以及德国法上的担保用益权类似的功能。⒄其二，典权是中国的传统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济危扶弱的道德观念，具有中国特色，且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不可能被其他制度所完全取代，不动产质和买回都不可能具有典权的所有功能，也不可能代替典权制度。其三，随着住房商品化政策的推行，公民私有房屋的增加，典权的适用会逐渐扩大。
㈣担保物权
担保物权应包含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三类担保物权，学者已无异议。担保物权体系构建的重点体现在对特殊担保物权的取舍上。
⒈应舍弃不动产质
不动产质对于设定人而言，因转移占有而不利于使用、生产。于质权人而言，须负担管理费用，且对不动产的收益仅用于充抵债权，不能进行有效利用，其功能日渐式微。典权可涵盖不动产质融资功能，既已确立典权，得舍弃不动产质。⒅
⒉增设企业财产集合抵押和企业担保
企业财产集合抵押是以企业不同种类的特定财产的集合体为标的而设定的抵押，抵押物为企业现有的不动产、动产及其他财产权利的集合体，须经登记加以公示。由于企业财产集合抵押不转移占有，它对增强企业担保能力，保证物的继续使用有重要意义。⒆
企业担保是将企业现在所有和将来所有的全体财产设定抵押，系参考英美法上的浮动担保制度。⒇浮动担保以企业总括财产为限，权利设定后，退出企业的财产不再成为抵押权标的，这样节省登记环节，方便企业生产。
⒊借鉴“按揭担保”，增设让与担保
让与担保可以弥补动产质的不足，节省质权、抵押权拍卖环节，避免标的物拍卖过程中价格过低的不利。且让与担保标的物较质权、抵押权范围广泛，正在形成中的财产权也可设定。
⒋不规定优先权
优先权多基于国家政策而规定，属于法定权利，在客体的特定性、设立的公示性、有无从属性和融资性等方面与抵押权、质权有很大区别，不适合作为典型的担保物权对待，不应规定在物权法中，而应在特别法中加以规定。
㈤占有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都将占有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来加以规定。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民法至今没有明确的占有概念，更无占有制度。虽然一些法规涉及占有、善意取得等，但规定尚不成体系，且对占有制度的理解有很大的任意性。从我国的社会现实生活看，存在着一系列与占有有关的问题，需要占有制度去调整。
对于如何建立中国的占有制度这一问题上，学者间有不同见解，分歧主要在于对占有概念的理解和性质的理解及对占有制度与现行物权制度相互关系的认识等方面。占有是一种事实而非权利。占有主体既可以是物权人也可以是非物权人。占有以主体实际掌握财产的客观事实为要件。确立占有概念的立法目的在于对占有进行科学的分类和定性，并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
借鉴世界各国的民事立法，我国物权占有制度的立法应包含以下内容：⒈权利推定；⒉占有人对占有物享有使用、收益权；⒊占有人的物上请求权；⒋善意取得制度。
注释：
⑴金耀基：中国现代文明的文明秩序的建构[A] ，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C]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版
⑵公丕祥：二十世纪中国的三次法律革命[J] ，中外法学 ，1999年第三期 ，第14-22页
⑶钱明星：我国用益物权体系的研究 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一期
⑷谢在权：民法物权论（上册）[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⑸同前注⑶
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法典研究课题组：物权法制定的若干问题研究载：《私法研究》第二卷第138页
⑺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⑻同前注⑹，第143页
⑼苏永钦：社会主义下的私法自治——从什么角度体现中国特色 载：《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第99-101页
⑽刘保玉：物权法体系涉及问题之我见载：《中国民法典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 2004年1月版
⑾王利明：物权立法的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四期
⑿张洁予：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体系的评价载：
⒀王伯琦：《民法债编总论》第105页
⒁尹田：论物权请求权的制度价值——兼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的有关规定 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四期
⒂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10页
⒃1998年得物权编修正草案删除永佃权，增设农用权
⒄同前注⑹ ，第152-153页
动物保护概念范文3
陶行知先生在《创造的儿童教育》、《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和《民主教育》等文章中都指出培养儿童(孩子)的创造力要进行“六大解放”,即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说;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社会中去取得丰富的学问;解放他的时间,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二、用陶行知“六大解放”教育思想指导实验教学的开展
“六大解放”教育思想倡导实施教学民主化,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促进学生的创造活动,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实施“六大解放”对教师开展实验教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途径。
1.解放眼睛,让学生学会实验观察
观察是人们有效地探索世界,认识事物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心理素质。观察是获得一切知识的首要步骤,也是一切创造发明的必要条件。首先,要让学生明确观察
目的,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观察的效果取决于观察目的,教师要针对高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及知识水平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品质,端正学生观察态度,教育学生无论观察什么都要认真、仔细,明确观察的目的。其次,要教给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提高观察效率。如高中生物必修1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多样性和统一性”时,教师可以在讲台上进行实验演示,给学生提供一个大致的观察程序,同时教会学生观察的方法。然后让学生分组实验去观察细胞,并结合课本去分析真原核细胞的区别。在培养学生观察能力的过程中所开展的实践活动,很好地解放了学生的眼睛。我们要指导学生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观察。在观察中要让学生善辩多思,并做好实验记录,不要放过观察到的任何一个细小的现象。对于不同学生对同一实验得出的不同现象、结论,不要急于评判谁对谁错,要充分肯定其积极性,然后再究其根源,帮其改正。
2.解放双手,让学生学会实验操作
解放学生的双手——做分组实验,不仅仅是希望学
生做出一个成功的实验,更注重通过实验操作来提高学就越多。
学生通过上述的体验和实验,实现了自主体验和探究学习,并且知道了食物中含有能量,贮藏在营养物质中。学生虽然还不能给“能量”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却对“能量”有了清晰的认识,从而有效延展了概念形成的“长度”。
三、思维历练——挖掘概念强化的“深度”
所谓概念强化阶段,即将形成的概念彻底转化为属于自己的知识。概念的强化不仅仅是反复记忆并同化的过程,而是在发展思维的基础上,挖掘概念强化的“深度”。
1.建立网络强化概念的“深度”
在中学生物学教材中,我们不难发现生物学概念不仅多,而且比较分散,并且很多概念在字词上都具有相似性,很容易使学生产生混淆。因此,在概念的强化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从整体出发,从大处着手,在发展思维的基础上挖掘概念强化的“深度”。
例如,学生在学习“保护色”“警戒色”和“拟态”这三个概念后,因概念本身的相似性,导致容易混淆。因此,在概念教学的深化阶段,教师可以将这几个概念的定义、功能、作用及产生条件建立网络,通过对这几个概念的比较分析,帮助学生认识它们的区别:保护色与环境颜色相同,使之不易被识别,起到保护作用;警戒色容易被发现,异于环境颜色,起到警戒威慑作用;拟态与保护色接近,但却高于保护色,有更好的防护作用,且往往与生物所处的运动状态有关。
建立这样的概念对比网络,能帮助学生清晰地认识各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从整体上把握概念,同时对学生概念强化的“深度”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2.挖掘内涵强化概念的“深度”
在生物学概念中,很多概念的内涵都是十分丰富的,通过简单的学习往往只能理解其浅层次意思。因此,在概念强化阶段,教师有必要全面地、系统地将这些概念加以剖析,使学生能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动物保护概念范文4
蒋志培(注2)
知识产权的概念与范围
知识产权的称谓来源于18世纪的德国(注3)，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的主要是著名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这一学说被广泛传播，得到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承认(注4)。对我国来说，知识产权是个外来语，是对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的一种翻译。对知识产权的概念或定义和其特点，我国学术界各种观点和争论颇多(注5)。有的学者主张从知识产权的范围了解该概念(注6)，有的学者认为应当用概括式给知识产权下定义(注7)，还有的学者建议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注8)。
从国际上看，对规范知识产权领域立法、执法和一般民事行为影响重大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本身并未给知识产权下概括性的定义，它们只是规定列举了知识产权应当包括的范围和权利种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著的《知识产权法教程》则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角度提出：知识产权是同情报有关的财产，这种情报能够同时包含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无限数量复制件的有形物体中。这种财产并不是指这些复制件，而是指这些复制件中所包含的情报(注9)。但该教程无须经过条约成员的签字和投票，也因而不具有法律的拘束力。
对于条约和法律来说，在一般情况下只要规定了权利的具体范围和如何调整此种权利关系、保护此种权利的实现，也就完成了任务。而此种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排除了应当在理论上在深入对其认识的基础上给予其合适的理论概括，包括赋予其准确的概念。
由于国际上有专门制定和操作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谈判和各种理论观点对我国影响颇深。以至于学者评价我国的知识产权事业的几次"热" 与"冷"根源均来自国际双边谈判和国际公法领域(注10)。又由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进入我国是近20年的事，我国虽然在知识产权理论教学研究的巨大成绩(注11)，但应当承认我国现代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是正在建立和发展中，不能说成熟和完善，这不但因为我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起步晚，还由于全球科技、经济的飞速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客体范围和内容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不断给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研究提出崭新的课题。而知识产权的概念是有关知识产权立法活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一个必须明确的问题(注12)。因此，知识产权不但仍旧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和迫切需要深化研究的领域，我们对知识产权概念的研究十分必要，而且随着对它及其他问题的研究将不断澄清知识产权领域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并指导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和行政执法实践，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理论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起来。
概括地说，我国知识产权学术界对知识产权的定义主要有三种观点：
其一，范围说或列举说。知识产权概念的范围说或列举式说，源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8）款，又被对世界经贸影响力更大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 TRIPS）的第一部分第一条所重复。上述两个国际公约对知识产权划定的范围，是当今世界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通例，"迄今为止，多数国家的法理专著、法律，乃至国际条约，都是从划定范围出发，来明确知识产权这个概念，或给知识产权下定议的"(注13)。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8）款规定的知识产权定义，知识产权包括下列权利：1、与文学、艺术及科学作品有关的权利，即版权或著作权。2、与表演艺术家的表演活动、与录音制品及广播有关的权利，即邻接权。3、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一切领域的发明有关的权利，即专利权（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非专利发明的权利）。4、与科学发现有关的权利。5、与工业品外观设计有关的权利。 6、与商品商标、服务商标、商号及其他商业标记有关的权利。7、与防止不正当竞争有关的权利。8、一切其他来自工业、科学及文学艺术领域的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注14)。TRIPS协议第一部分第1条2规定本协议知识产权是指本协议第二部分第1至7节中所包括所有权利，即1、版权与邻接权；2、商标权；3、地理标志权；4、工业品外观设计权；5、专利权、6、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7、未披露过的信息权。(注15)根据上述国际公约给知识产权下的定义，知识产权是指发明、发现、作品、商标、商号、反不正当竞争等一切智力创作活动所产生的权利，"这是各国真正专家们多年讨论的结果" 。(注16)
其二，概括说。我国不少学者采用以概括式的方法对知识产权进行定义。如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知识产权法教程》所下定义为："知识产权指的是人们可以就其智力创造的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又如《知识产权法详论》(注17)对知识产权的定义是指知识产权所有人对其从事智力活动而创造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权利；再如《知识产权侵害赔偿》中使用的知识产权概念，是指智力成果的创造人依法享有的对其智力成果的权利和工商业活动中商业标记所有人对其商业标记的权利的总称，包括工业产权和著作权(注18)。
其三，无形财产体系说。近几年来，有的学者认为以知识产权名义统领下的各项权利，并非都是来自知识领域，亦非都是基于智力成果而产生，知识产权的"知识"一词似乎是名不符实(注19)。因此该学者建议，参照无形资产的类别，在民法学研究中建立一个大于知识产权范围的无形财产权体系，以包容一切基于非物质形态（包括知识经验形态、商业信誉形态、经营资格形态）所产生的权利。该无形财产权包括创造性成果权、经营性标记权和经营性资信权等3类权利(注20)。
所谓概念（CONCEPT）的含义，是指在头脑里所形成的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注21)；对某事物内在、潜在和优先的看法、总体的观念（IDEA UNDERLYING SOMETHING，JENERAL NOTION）(注22)。所谓定义，是指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简要说明(注23)；对词语等确切含义的表述（STATING THE EXACT MEANING (OF WORDS, ETC.)）(注24)。可见确切的概念、准确的定义，无论中外，始终是人们追求深入认识某一事物、准确把握该事物本质属性的明确表述。这种表述不但存在，而且在人类认识世界的长河中必须作出，并且能够作得越来越完美。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们对某一事物内在本质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螺旋式上升，不断反复无穷尽的过程；每一步认识的深化即使存在偏差或错误，都是向真理跨进了一步。对知识产权概念和对该领域中其他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围也要遵循这种世界观。
所谓范围说与概括说分别从被研究对象的一翼入手、深入，范围说着重在知识产权含概的范围上，让人们对知识产权都包括什麽权利一目了然；概括说不满足于对知识产权范围中权利"帐单" 的列举，试图把握和概括知识产权的本质，但有时又太牵强附会。无形财产体系说看到了人们对知识产权概念认识的不满足，力图作出新的概括，解决人们的认识中、认识与实践中存在的矛盾，意义重大。但以无形财产体系的新的概括代替已经约定俗成的知识产权，不但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存在理解问题，而且在与国际交往中也会使国际同行产生某种程度的沟通困惑，还不如就说大家都懂的"INTELLECTUAL PROPER RIGHT" （知识产权）来得痛快。
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上述关于知识产权概念的三种主张，发现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它们虽有侧重点的不同，但很难就说它们那一种主张就是片面的。那麽，能否在无形财产体系说的认识理论基础上，汲取范围说与概括说的有益侧重点，再提出对知识产权的一种新的定义，或者对以上叙述的定义进行更深入、新的理解呢？这是可能的。
在英美法系中，知识产权被解释为受到专利、版权和商标法等法律保护，与设想、设计、音乐创作、艺术成果和文学作品有关的权利。每个法都赋予作者、艺术家、设计人等权利人以商业利用其成果的权利，都创设了一类无形财产(注25)。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美术、技术和组织等的智慧产品是人类最有价值的财产(注26)。知识产权的"知识"可能成为自命不凡、炫耀的概念，但它获得了最通行的传播；知识产权的"产权"确立了一个涉及鼓励、促进人类创造性的法律角色的主要政策(注27)。知识产权法是关于保护、促进人类创造性而排除违法限制其成果传播的法律，它涉及人类智慧创造的全部：文学、可视艺术、音乐、戏剧、有用信息的编辑、计算机程序、生物工程、电子工程、技术、化学、产品设计、新植物种类、半导体布图设计、人类识别特征和贸易识别符号等(注28)。
在大陆法系中，除德国最早出现知识产权的概念外，承袭了德国民法大部分内容的日本，在范围上及用语上均有与德国相近的地方(注29)。法国民法典虽然没有规定知识产权的概念，但它却是法国各种知识产权法的产生的依据，它还使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权在转让等处置方面，以及在诉讼程序上进一步得到统一(注30)。1992年法国颁布了《知识产权法典》，成为了大陆法系的一个突出典型。先受德国后受日本民事立法影响较大的我国台湾知识产权学者认为，知识产权（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简称IP，或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简称IPR，我国台湾称为智慧财产权）指法律赋予财产权保护的心智创作品，有别于动产或不动产，一般认为是无体财产权。但是只有少数情形能享有法律上财产权的保护。法律上所保护者，由各国依照自己的国情及文明发展，予以界定(注31)。知识产权用语内涵随着时代与使用者而有不同。依照早期的欧陆用法，它针对著作物，很少用来指商标。时出今日，此用语已获得国际承认，出现在多项国际协定，包括范围较观广，而且日益扩大的趋势(注32)。可以看出，两大法系以至整个世界的知识产权界都是从本质属性和明确的范围两个方面界定知识产权和其概念。我们还能看到，虽然技术发明、商品、文学艺术作品等知识产权所依存的实体自古就有，但知识产权则只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在法律中作为一种财产权出现(注33)，并且其涵盖的范围不断扩大。
因此，我们在分析当今各类被通称为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的基础上，应当首先着力把握被知识产权所保护众多对象的本质，既注意保护对象的整体本质，又要注意每一类保护对象与它对象的本质差别；然后（或同时）掌握其整体和每类所保护的确切范围，并将其本质和范围两者结合起来，以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知识产权及其概念。
笔者曾遇到这样的案例：作者的一部普通书稿被印刷厂不慎丢失，作者以印刷厂侵犯其知识产权（著作权）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一审、终审判决被告侵犯了原告的知识产权（著作权），判决该作品视为发表，被告赔偿原告稿酬和精神损失共几十万元。此案原告要求保护的和受诉法院判决予以保护的，是不是知识产权（著作权）？还有一个案件，某书画社委托某金属制品厂制作合金纪念币800套，双方经公证订立合同并履行，该书画社在经抽样验收接受全部纪念币后，公证现场销毁了制作纪念币的全部模具。事后两年余，书画社以接到消费者退货发现部分纪念币英文字"WORLD"少了字母R为由，向法院起诉该金属制品厂歪曲篡改其设计作品、侵犯知识产权（著作权），要求赔偿损失。受诉法院判决该金属制品厂构成侵权赔偿书画社经济损失几百万元。第三个案例是某勘探大队与某乡镇企业之间发生的纠纷。该勘探队于70 年代对某县石膏矿床进行了地质勘探，完成《某石膏矿地质勘探报告》和《补充地质勘探报告》。1991年6 月钟某、陈某承包开采石膏矿，使用了地质勘探队的地质资料。双方因钟某等拒付地质资料使用费引起纠纷，某地质勘探队向法院起诉要求保护其知识产权。一审法院判决经审理认为原告不享有权利，驳回某地质勘探队的诉讼请求。后经最高人民法院上诉审予以改判。最高法院认为，地质勘探队经勘探取得的地质资料，受我国矿产资源法和有关法规的保护，依法属于有偿使用范围。地质勘探队依法对该资料享有使用权和转让权。某石膏矿及陈某等未经许可使用该资料，并拒付合理使用费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法院根据该石膏矿床的地堪投入及其重置成本、勘探风险、行业利润，被告使用资料开采矿床的规模、范围、获利情况等综合考虑，终审判决石膏矿及钟某、陈某等向地质勘探队支付人民币209万元使用费，各被告间承担连带责任。
上述3个案例当事人争讼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原告向法院提起保护的权利是不是知识产权，他们享有什麽性质的权利？在此，权利人和审判案件的法官所遇到的不仅仅是在知识产权法列举的权利范围内"对号入坐"的问题，而的确有一个如何从本质上把握知识产权的属性、深刻认识知识产权本质的问题，不该将不是知识产权的认定为知识产权，也不该将本属知识产权范围应当保护的却不作为知识产权保护。从范围上来说，前两个案件都是以知识产权范围中的著作权予以保护，表面上是在知识产权范围内；后一个案件地堪资料还有属于"智慧财产"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吗？这些都属于对知识产权概念本质把握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深刻认识知识产权的本质，把握知识产权的内在属性，以及各类知识产权属性的区别，与掌握知识产权法律规定的保护范围，是同等重要的两个方面，在知识产权的立法或最高审判机关行使司法解释权的过程中，把握国际条约对知识产权内在属性的规定性，比展示和列举其保护范围要重要得多。尤其在像我国知识产权现代保护机制起步不长、国民知识产权观念不强，知识产权法制又屡受干扰的情形下，从本质上把握、从范围上界定较全面、深入地开展对知识产权等概念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因此，笔者认为，在对知识产权本身和有关概念的研究中，应当注意：知识产权本身与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不同的，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其客体依存的载体也相互区别。在把握知识产权的概念和其特点时不应将它们相混淆。
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是一种"信息"(注34)，此种信息依附于一定的载体之上。不断被复制的这些载体，在市场上价值的体现主要在于其所蕴含的信息。此种信息主要来源于人类的智力创造性劳动，信息的属性是人类智力创造的一种知识财产和相关的精神权益。而知识产权则正是此种知识财产和精神财富在法律上的体现，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正像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 ·鲍格胥博士在WIPO日内瓦总部大楼大厅圆顶的题词所说的，"人类的聪明才智是一切艺术成果和发明成果的源泉。这些成果是人们美好生活的保证。国家的职责就是要保证坚持不懈的保护艺术和发明。"
在民法中，对独立于民事主体的客体保护制度渊远流长，从罗马法的客体制度到充分发展的大陆法系客体制度(注35)，以及英美法系的财产制度(注36)，其保护逐步扩大到知识财产的范围。法国法学家将财产分为动产、不动产和知识财产(注37)。在英国法理论中，知识产权属于"诉讼上"的财产。还有一些西方学者也将其称为无形财产权(注38)。我国学者对知识产
权保护客体则用过智力成果、无体财产、无形财产、知识产权、知识产品(注39)和智慧财产等。这些观点都各有提出的理由和客观依据，但又常常使人并不满足。在我国，到底如何概括知识产权的客体最为得当，也最能反映国际知识产权的发展潮流呢？
笔者赞成这样的观点，智力成果的概念偏重于客体的精神属性，而知识产权则主要为一种财产权，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我们译为"知识产权"，但其含义仅为财产，并不能得出全部知识产权都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有学者曾透彻地分析过此问题(注40)。
无体财产、无形财产的表述，强调了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主张无形性是知识产权第一和最重要的特点，且该特点把它们同一切有形财产及人们就有形财产享有的权利区分开来(注41)。但是权利作为主体凭借法律实现某种利益所可实施行为的界限与范围，概为无外在实体之主观拟制。在此意义上，从罗马法学家的近代民法学家将具有一定财产内容的权利视为无体物。将知识产权的客体与知识产权的本体都概括为无体物，显然易造成法律概念上的混乱(注42)。民法上的无体物已有约定俗成的说法，是为法律所拟制的权利(注43)。这也就是说，无体财产除知识产权外还有先于知识产权而归结到"无体"之中的其他民事权利，如物权设定或债权转让的标的。
知识产权虽然是国际公认的知识财产的概念，但将权利自身又作为自身权利的保护对象，就象毫无意义的同意反复不可采取，不利于准确地把握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
知识产品概念的提出确实是令人兴奋的另辟蹊境，它表现了客体的非物质性，也突出了其为人类创造的兼具商品和财产特点产物的属性。但是知识产品与知识财产两个概念相较，知识产权的范围和拥有其的主体范围更广泛，就象用英文INTELLECTUAL PROPERTY 来描述，比用 INTELLECTUAL PRODUCTS 更为普遍、更易为人们所接受一样。此外知识产品的表述还易使人们对其与知识产权物质载体相混淆。
考虑到知识产权中保护的精神权益内容，其与知识财产相关的精神权益也应当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然而，涉及民事主体的精神权益不都与知识产权有关，因此，只有与知识财产相关的精神权益才能作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所以，笔者认为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概括为知识财产和其相关的精神权益最为适当。
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无一不是在人类智力创造和知识财产聚集历史地、社会地发展阶段不断充盈、扩展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从而使人类创造的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财富或权益得以保护。知识产权此种属性经一、二百年的发展通过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的签订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国际公约并不能取代各国的国内立法，更不能代替各国知识产权的执法和理论研究。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各国根据不同具体情况立法与执法，以及不断发展的理论研究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各国政府和知识产权法律界的肩上。因此，根据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和国内知识产权法界定的保护范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智力创造的知识财产及相关精神权益是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客体，知识产权是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的法律体现，是国家法律赋予智力创造主体并保障其创造的知识财产和相关权益不受侵犯的一种专有民事权利。它是一种绝对权或对世权，任何人都有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义务。一旦侵害了他人知识产权，就违反了某一民事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我们从问题的整体和实质方面区分和界定了知识产权的客体和知识产权的概念后，还应当以国际条约和国际公约、内国知识产权法规定的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的范围和表现形式为标准，既把握权利的实质又掌握各类知识产权领域具体情况和表现形式，把握权利的法定范围，及不断发展处于发展、变动状态的国际条约、内国法和知识产权界约定俗成的知识产权的范围。在通常情况下，国际条约、公约是通过国内立法在内国发生法律拘束力的。因此，前述范围的确定应当以本国知识产权法为标准和依据。
国内知识产权界对知识产权所具备的特征有不同的表述。通说将知识产权的特性概括为无形、专有、地域、时间和可复制性(注44)。也有的学者将知识产权的特征概括为权利双重、法定、专有、地域和时间性(注45)。还有学者概括为保护对象的创造性、客体的支配权利性、地域性和公共利益限制性(注46)。论述知识产权的特性，应当定义为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即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与其他民事权利相比较而具有的特征。不能将权利客体的特征与权利本身的特征相比较，这会产生概念的混淆和逻辑的混乱(注47)。另外也应当注意知识产权中的各类组成部分如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技术秘密等都各有属性的区别，有的特征某一类知识产权具有或最为突出，而在其他类知识产权则不具有或不很突出。这也决定对知识产权整体特征的概括。从上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主张分析，专有、地域和时间性基本上无争议。法定性，有的学者称为依法确认性(注48)。法定性是揭示知识产权的产生或取得一般为法律的直接确认，依法确认的形式为先由权利人向主管机关申请，然后由主管机关负责审查(注49)。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即由主管机关通过核准、授予或者登记等方式，赋予某一项知识财产、智力成果以受国家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注50)。所以将法定性作为知识产权的特征，专家们争议也不是很大。权利的双重性在著作权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且在掌握著作权概念时必须把握著作权权利双重性的特点，否则就不能掌握著作权的实质和根本。但在其他众多的知识产权家族中，并没有人身权利的性质，通常表现为单一的权利属性(注51)。所以就权利的双重性作为知识产权的整体特征，似有牵强(注52)。作为知识产权客体的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具有无形性的特点，但认为无形性是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就引起了逻辑上的混乱，不是所谓该项权利的无形性，而在于其权利客体即知识财产的非物质性特征(注53)。然而，鉴于知识产权客体无形确系知识财产有别于其他财产的独特特点，也可以将其客体的非物质性作为知识产权的特征之一。但是那种特征不能涵概各类知识产权情形不仅有"权利双重性"问题，还有商业秘密就不具有时间性、发现权不具有独占性等等。
因此，笔者认为，知识产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其权利客体的非物质性与可复制性，法定性、独占性、地域性和时间性。 其中前两项为知识产权利客体与其他民事权利客体的差异而成为知识产权的特征；后四种为知识产权本身的特征。
我们在前文已经论述过，知识产权的客体为知识财产和其相关精神权益。这一客体与其他民事权利客体如有形财产相比较，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非物质性和可复制性。在人类的生产活动中，既生产出具有外在形体的物质产品，又生产出不占有空间没有外在形体的非物质产品。知识财产和其相关精神权益就是人类以智力劳动创造出的非物质产品，虽然知识财产和精神权益有依存的物质载体，但该载体不同于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只有掌握知识财产和精神权益的非物质性，才能更好地深刻理解和准确掌握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才能更好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可复制性，是指知识财产和相关精神权益虽"无形"但一般可以复制，如果不可复制就不能成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作者的思想、作品如果不复制在有形载体上如纸张、磁带等，就不成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如果专利权保护的技术方案不能被复制在专利产品上，并能被不断地复制，就不能受到知识
产权的保护。Trips规定受保护的商业秘密应当具有可复制性，否则其就不能在商业领域中被利用，就不具有任何市场商业价值。知识财产的可复制性，区别了其与一般科学原理等理论的界限。
知识产权法定、独占、地域和时间性的四个本身的特征，其中法定性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的产生上，知识产权不但一般的是被国家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而且其主要权利的产生是具体的经过法律程序而被国家法律所认可的。独占性或称专有性，是知识产权存在形式的特征，它总是作为权利人的一项排他权利而存在的，如果不具有了权利人的独占地位，权利人也就失去了权利。知识产权的独占性，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的排他性，如在有形财产中，法律不限制人们对相同房产享有所有权，但对一所房产不能同时转让给多个受让人。而在知识产权中，对一项技术享有的专利权可以排斥任何使用该项技术的人，甚至它是另行独立开发的此项技术。各类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并不是都呈现出相同的表现形式。如商业秘密的独占性，并不能排斥他人通过合法手段取得的相同的商业秘密。但以此否认商业秘密的独占性，也缺乏说服力。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时间性，是为知识产权划定了时空范围：地域性总是在一定主权国家的领域内或不同地区的法域内，众多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等的订立，使地域性有时会变得模糊，但地域性的特征不但是知识产权最"古老"的特征(注54)，也是其最基础的特征之一(注55)；时间性主要指知识产权的权利的有效期，其产生的更深刻的根源是对权利的一种限制，技术和知识都要得到广泛地传播，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过了法定的时间此种财富就回归于社会或君主，符合科技和知识发展传播的规律和频率，促进人类智慧劳动的成果不断产生。
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动物保护概念范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律保护 现状
为更好地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份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我国国务院也在2005年3月份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有关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见》①。2011年2月25日，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通过并公布，这是继“文物保护法”之后又一项重要法律。然而客观地讲我国保护“非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这给保护“非遗”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相对滞后、薄弱的理论研究是其主要原因，因为在理解最基本的原则时有偏差，所以很难在完善、成熟的中国化系统理论上来开展保护“非遗”的相关工作。本文根据这一情况，着重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解释，对保护“非遗”的基本原则进行论述，且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反思国内保护“非遗”的实践和理念，为相关工作提供了宏观上的分析对策，以促进保护“非遗”工作的开展。
基本原则和理念
在“非遗”的理论体系里，有两个核心的概念，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本文将重点解析“非遗”概念的外延、内涵与其基本原则。
《公约》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作了如下的规定：被各个团体、群体以及个人看成是其文化遗产的所有的技能、表现形式、知识、表演、实践以及和其相关的文化场所、工艺品、实物、工具等等，其主要涉及下述几方面的内容：手工工艺方面的传统技能；和宇宙及自然界相关的实践、知识；表演艺术；节庆、社会风俗及礼仪；口头的表述与传说。从总体上看，其具有四个基本特点，分别是“生态性”、“民间性”、“活态性”，以及“生活性”等等②。
根据论者的观点，“活态性”指的是，较之于那些处于静止状态的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具有鲜活、生动的特征，有着不断变动的形态。“生活性”和“民间性”关系密切，因为“非遗”是民众的集体智慧的成果，其在日常的民间生活里自发的传承、出现与发展，源于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环境，是民族生活得以维系的主要方式，因此一旦其和民间的生活相脱离，其生命力将无法鲜活。“生态性”指的是根据自然科学里的“生态”概念，来描述民间“非遗”的生存情况，其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存在是以各地区、各民族所具有的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为基础的，涉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习俗、语言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造就了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特质和文化内涵；二是各区域的“非遗”形态与其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一起营造出了和谐的文化生态圈。在《公约》里还规定了“非遗”理念的目标和主旨，即实现对人类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切实保护。在笔者看来，这里所说的保护并不仅仅是保护“非遗”现象，其需要从整体上保护“非遗”的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非遗”的目的。
我们要想顺利地开展保护“非遗”的实践活动，就必须科学地理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公约》里明确表述了这一概念，也就是“施行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得到充分的保障，其涉及到该遗产每方面的立档、确认、保存、研究、宣传、保护、承传、弘扬及振兴”③。但《公约》没有明确地规定保护“非遗”的原则、对象及主体，这给相关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非遗保护”的对象不仅仅只是《公约》里所涉及到的那些“非遗”现象的本体，比方说口头的表述、传说，其还涉及“非遗”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受众以及传承人等等。对于保护“非遗”的主体问题，各国的规定各异，然而其都规定了应构建各方面相互协作、责任清晰、主体明确的有效保护机制的内容。此外，保护“非遗”时应当遵循其自身原则。第一，应开展理解保护，也就是在准确地把握“非遗”形态的意义系统与符号体系的基础上来保护“非遗”；第二，在开展保护工作时应遵循创新原则，这是由于只有增强“非遗”纳新吐故的能力，才能实现健康发展“非遗”的目标；第三，应遵循整体性原则，也就是将“非遗”作为整体文化来进行保护，切忌肢解式保护。
在对保护“非遗”工作的基本原则、对象及主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后，我们还应当对保护“非遗”和以往常用的那些概念（比方说创新、革新、传承、保存）进行辨析。原样的传承、保留文化遗产即为“保存”，其可以适用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但对动态文化的“非遗”来说，由于其处在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里，有着不断变化的形态，所以在保护的时候，除了需要保存其原样之外，还应注重对其发展方面的保护。而“传承”多指动态的口头传承，其是“非遗”形态得以保护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创新”指的是在处于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里，“非遗”形态可以根据外部的变化情况来调节自我，且能够根据文化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进行演变。而“革新”指的多是鼎新革故，这显然有悖于“非遗”保护的主旨。通过对上述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我们对保护“非遗”的内涵的准确把握④。
现阶段国内保护“非遗”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地在保护“非遗”方面的部分提法不符合“非遗”的基本原则与观念。需要强调的是，各地基本上都是根据联合国与国务院的相关文件来制定保护“非遗”的文件，所以各地在保护“非遗”方面所存在的观念偏差，主要是由其在认识联合国和国内的“非遗”规定上的偏差造成的。
而且，部分地区在开展保护“非遗”工作时还普遍存在措施灵活性不足的问题。由于国务院所颁布的关于保护“非遗”工作的文件只是对部分总原则进行了规定，所以各地区应当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设置方针对策，借助于多样灵活的措施来保护文化的多元性⑤。
在理解保护“非遗”的观念上存在误区。国内在保护“非遗”时普遍存在主体责任不明确的问题。我国保护“非遗”的主体很多，其涉及各个不同的层面，比方学术界、政府、工商界、民众、传承人以及社区组织等等，若它们间可以实现高效的协作，势必能产生强大的合力，进而完成对有效保护机制的构建。然而当前却普遍存在不明确的责任分工这个问题：一是，部分区域保护“非遗”的工作成了少数文化投资商的经济事务或者是少数文化干部的行政事务，行政的领导担当着保护的主体，比方说尽管评审“非遗”的委员会是有关领域的专家与文化厅等行政部门的同志一起组建起来的，然而真正的主体是各级部门的负责同志⑥。此外，在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时，学科专家与民间的艺人不具有主体地位。这使评定“非遗”工作成了“指定”工作，且容易和实际相脱离。现阶段的情况是，部分民间的文艺家协会能够直接参与到相关的保护工作中来，学者、民间艺人的参与较少，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保护“非遗”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在保护“非遗”的工作中还存在不能准确地把握整体性原则的问题。部分区域在进行保护“非遗”的文件的制定时，常常忽视保护“非遗”的整体环境，未充分地意识到“非遗”是和自然、人文环境一同存在的整体的文化形态。虽然在一些文件里也涉及到了对文化空间的保护，然而其却不同于整体性的保护理念。受此类模糊的保护观念的影响，保护“非遗”的工作常常处于“碎片式”形态之中。
未能准确地把握保护“非遗”的主旨。激发人们对文化的保护意识，使文化的多样性得以维护，确保人类文化能够维持生态上的平衡是保护“非遗”的主旨所在。而不管是设置“非遗”的名录，还是设置专项的基金，都仅仅只是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手段。所以在保护“非遗”时，我们不能将工作的核心与主要的目标设置成进入“省级”、“部级”、“世界级”的“非遗”名录中，这样做只能是本末倒置，会使文化形态丧失健康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应该将“申遗”视作促进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的一个重要契机，且应把相应的保护工作放在首位，决不能将精力与财力一味地放在名录的申请上，切忌过分地提高申遗工作的意义。
除此之外，还存在分级政策有悖于保护主旨的情况，部分区域根据国务院的文件，从2006 年开始着手制定涵盖省、市、县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且明确规定只有那些进入了县级名录的才能进行更高层次的名录的申请。在笔者看来，此类分级制度片面地划分了不同类型的文化等级现象，这显然不符合联合国保护“非遗”工作的根本宗旨与目标。
有关国内保护“非遗”工作的几点建议
提高文化研究的力度，开展理解保护工作。在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时，各地应重视提高文化研究的力度，充分地研究调查各种“非遗”形态，准确地理解其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涵，切实做到理解保护。只有那种理解式地保护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保护，如果对意义不能准确地把握，那么开掘只能是盲目的，其结果必定是毁灭、破坏。概况地讲，我们一方面要普查各地的文化，组织多种形式的民间艺术展览、会演，同时要重视对各地区文化数据库的建设；此外，还应当收集、整理各地区的文献、史籍、地方志、家谱、民俗志及专题志等相关的资料，以期能够深层地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原生”环境下维持“原生态”，打造立体、动态的保护模式。在保护“非遗”时，应从“原生”环境里对“原生态”进行保护。现阶段很多地方都制定了“普查全面、记录立体、抢救及时、整理分类、扶持有效”的方针，其通常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建立针对“非遗”的有形形态的档案，采用静态保存的方法，比方收集文字资料，或者是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将民间艺人的生存状态与表演过程等动态方面的因素录制下来；此外，对“非遗”事项的单纯保护，比方说组织表演艺术展演。显然，只借助于这两种保护措施还不够。我们应在“活态”保护原则的指导下，构建立体、动态的保护模式，也就是把文化形态和其相关的生存环境看成整体来进行保护，让它们避免被主流意识形态与商品经济异化。在实践中，各地可以参考贵州等省的做法，进行生态保护馆建设，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部分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区域设置民俗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开展动态保护活动，转变博物馆以往那种传统的理念，比方在朱仙镇（开封）、桃花坞（苏州）及杨柳青（天津）等地成立以木板年画为主题的民俗村⑦；除此之外，在开展非遗的整体保护工作时需要严格地遵循“生态性”原则。
应有效地整合社会多方力量，形成上下合力，推动保护理念向文化保护自觉意识的转化。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参考法国和日本在保护主体方面的成功做法。以日本为例，在保护活动里有许多民间组织的参与，且民俗学者与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在认定、审查、调查与研究“非遗”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为使保护文化遗产之作的持久性和科学性得以维护，设置了数以百计的相关单位，从事调查、收集资料与相关的研究工作。所以，各地应参考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设置与保护“非遗”工作相关的专家咨询与科研机构，同时应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为使民间艺人在文化保护工作中的积极性得以充分的调动，我们可借鉴日本的经验，出台可行性强的措施，以激发艺人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积极性。需要指出的是，在现阶段，部分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的区域，经济比较落后，艺人难以维持生计，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给予适当的帮助，解决其在技艺传承方面的后顾之忧。
制定与地方实际相符的、灵活的保护措施。在保护“非遗”时，务必应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和当地文化形态的特点相符的灵活的保护措施。此处我们举个保护地方戏曲的例子⑧，在开展具体的保护工作时应注意下述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由于地方戏都有自身的舞台表演程式与表演体系，因此其保护范围不能局限于像穿着艺术、化妆、表演的程式、曲牌唱腔、唱念的规范等物质技术层面的内容；应当重视对其精神层面的精神意蕴、文化内涵及审美追求的保护，也就是应将“神”有效的保留下来；应尽可能地减少主流文化与商业文化对其的影响。第二，应重视保护和地方戏相关的审美观念与语言环境，综合地保护其相关的艺术构思手法、传承人及口诀。此外，为了确保地方戏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后继有人，还应当充分利用学校这一重要的人才培养场所。
构建相对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要想顺利地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就应当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由于自古以来民间文化在我国都是不登大雅的，其被放在陪衬主流文化的位置，以民间音乐为例，长期以来其都被视为一种音乐素材来源，但其并不属于主流音乐系统。因此只有先完成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才能充分地保障民间文化的尊严与相关工作者的权益。
有效地区分调查“非遗”的方式和调查“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在实践中，我们应有效地区分调查“非遗”与调查“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在调查“非遗”时，应到调查地进行深入的调研，准确地把握当地文化现象中的精神内涵与其民众的心理特质，从情感上联络调查对象，掌握好当地的情况，做好相关的记录工作。与此不同的是，在调查那些物质文化遗产时，重视的是那些纯技术层面的、静态的工作。
现阶段，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尚处初级阶段，存在问题也属于正常现象，然而我们应当正视这些问题，如此一来，才能主动地学习各方面的经验，才能在反省中进行改进，才能推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健康发展，使我国的文化血脉得以传承。
（作者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本文系2012年湖南省社科基金立项资助课题“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YBA201）
【注释】
①杨勇胜：“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第8～9页。
②杨解君，赖超超：“公物上的权利（力）构成—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视点”，《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20～21页。
③费安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33～34页。
④王鸣明：“民族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戏剧”，《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28～29页。
⑤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源问题”，《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41～42页。
⑥郑少华：“试论土著民的环境权”，《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第15～16页。
⑦李世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与规范问题”，《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9期，第39～40页。
动物保护概念范文6
一、事实标准：以涵摄民事生活事实为基础法律的发展总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化的法律制度不能满足于自身逻辑的自足性而无视社会发展的需要，固守僵化的模式和体系，必须及时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作出前瞻性回应，实现法律、科技与社会的同步协调发展，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民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社会经济的每一次进步发展必然带来民法的更新和完善。
罗马法是奴隶制社会的“简单商品生产者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分别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高科技将人类由以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为主的工业经济时代推进以知识、技术和信息等新型生产要素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及其产业化必然带来法律制度的变革，特别是引发民法制度的现代化，民事主体制度、民事权利制度和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应及时涵摄知识经济社会中的民事生活事实。
克隆人不可避免的出现，非法人团体、基金会、合作社、村等组织的客观存在，都需要民事主体制度适时规范。自然人主体范围应扩及克隆人。尽管世界各国均反对和禁止利用克隆技术产生人的行为，但正如对刑事犯罪予以刑罚处罚的刑法不能完全防止刑事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样，利用非法手段产生的克隆人也迟早会成为可能。作为克隆人，其出生是无辜的，法律对此无法回避，必须及时作出回应。利用克隆技术产生的人，具备人之生物性与社会性特征．应视为民事主体：参照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地位相同地位的做法，赋予其与已出生自然人相同的民事主体地位；至于克隆人与其它自然人之间的身份关系，则属进一步的立法价值选择问题。与其成员不完全脱离、承担相对独立的民事责任是非法人团体区别于自然人、法人的根本特征。非法人团体财产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其责任能力的相对独立性，即其财产的不完全独立性决定了其具有不完整的责任能力．其财产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又决定了其之所以成为经济实体并具有一定的责任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的民法承认非法人团体具有权利能力，具有相对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我国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团体，我国民法大多赋予其民事主体地位，并对合伙地位的认识经历了1986年《民法通则》没有明确其独立民事主体地位到1997年《合伙企业法》承认其独立民事主体地位的发展过程．而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虽然允许设立中公司从事一定范围的行为(《公司法》第25条等)．但未明确其民事主体地位，没有对设立中公司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其实，如若不赋予设立中的法人筹备组织以民事主体资格，不便于其开展以公司设立和开业准备为目的所必需的活动。可喜的是，《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①将非法人团体主体化，并在第89条、第9O条、第94条分别规定了非法人团体的定义、条件及民事责任。法人分类结构应开放化。我国现行民法的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之法人分类星封闭性，基金会、合作杜和村无法归人其中，而采开放性的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之法人分类结构，将其归人非营利法人之中，则可解决这一问题。
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给我国财产权利制度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首先，对生命遗传物质如受精卵、胚胎等)和人体组成部分(如人体器官、脐带血、尸体等)的支配权，具有与自物权相同的本质，但其不是所有权，因为所有权的客体物本质上是无生命的，故自物权的类型需要扩展。其次，作为一种复合性权利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本身就是对所有权类型的扩充．主要包括专有部分所有权和共用部分所有权两部分，并且该权利的绝对性不像一般所有权那样典型，权利人的处分也不像一般所有权那样由权利人任意，以致于“有人对该权利是否为真正的所有权抱有怀疑”了。②其三，网络技术和基因技术不仅逐步扩张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如将数字化作品、多媒体作品、数据库作品、计算机软件等作品纳入了著作权保护范围，基因技术的开发利用将扩张发现权、专利权的客体范围，而且衍生了许多新型知识产权，如植物新品种专有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域名权、商业秘密权等。
电子商务的无国界性、虚拟性、无纸化，要求规范网络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首先，电子合同的虚拟性和瞬间性使要约和承诺的可信赖性、义务的履行、民事责任的承担等涉及交易安全的问题成为这一新的交易形式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之所在，而确认电子交易主体是前提。电子交易主体的确认，则需要构建配套的保障电子商务安全的电子签名和电子认证两种制度：前者是对电子合同当事人的确认，是对合同内容的认可，是一种技术上的、工具性的保障，后者是对电子商务的一种组织上的保障；前者着重保护数据电讯的安全，不使其被仿冒、篡改或被否认，后者主要确认交易者的身份，使交易中实际上的数据电讯发、收者相一致；封闭型交易网络只须前者即可，开放性网络中的交易则须二者并用才行。
其次，电子合同所使用的网络技术，改变了传统交易中的时间和地点观念，使得要约和承诺制度必须体现网络交易特点。其三，订立电子合同时，网络系统的机能障碍所导致的要约或承诺表示错误，不可能象在传统方式下要约或承诺表示中的错误可以被及时发现并得到纠正，往往要到合同被自动执行后才能被发现。此时，该合同能否被认定无效或予以撤销呢由此造成的损失又由谁来承担呢?这些都是需要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解决的问题。
二、价值标准：以人类利益中心主义为旨趣人格平等、意思自治、权利神圣、诚实信用、权利禁止滥用、公序良俗等六项现代化民法基本原则，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契合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满足了人之基本价值选择，是民法制度现代化的指南针。从哲学上讲，这些现代民法价值选择是建立于人与自然之间主客二分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之上的。但是，20世纪人类因技术理性的自负给人类自身所带来的能源危机、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炸、粮食短缺等全球性问题使人类中心主义之价值观不断遭到环境法学者的诘问。有的主张“生态利益主义”、“生态本位”或“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要求承认自然、非人类生命物种种群和尚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权利；有的采用主、客一体化的研究范式，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命和自然也是价值主体；有的主张后代人的保护应该被接纳下来，动物可以在有限的程度上成为法律上的主体，自然作为整体上升为法律主体还不成熟。毋庸质疑，上述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会颠覆民法的民事主体制度、民事权利制度、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因此，要正本清源，必须从价值论角度对环境法的现代伦理价值观予以审视。
在价值论意义上，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观念是：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唯一相关因素；人是唯一的道德人，也是唯一的道德顾客，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①由此推论，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其他存在物所负有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此即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歧所在。非人类中心主义论者认为，人固然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但人对自然存在物也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后一种义务不能化约或还原为前一种义务。
从哲学上讲，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完全抛开人类生存利益的尺度，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必然面临着难以解决的理论困境，因为其立论基础在于消除存在论之“是”与价值论之“应当”的区别，从“是”中直接推导出“应当”：
其一，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自然规律(“是”)作为人类保护自然的道德行为(“应当”)的终极根据，违背了哲学价值论原理，系脱离沟通事实与价值的实践这一环节，简单消除“是”与“应当”的差别，用“是”解释“应当”。“是”是一个存在论的概念，指事物存在的“事实”、事实固有的客观属性和客观规律性，而“应当”则是一个价值论的、目的论的、伦理的概念，表示的是伦理的规范和人的实践行为的选择。事物的存在属性只是一个“中立”的事实，它就自身的关系来说无所谓好与坏，因而不能充当行为的理由，而“应当”或“不应当”的道德选择直接依赖的正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如果缺乏价值论的工具，单从存在论中是找不到道德原则的根据的，即从逻辑上讲，事实(“是”)要能够有效地充当行为的理由，就必须以某种价值判断为前提。一些环境伦理学者和环境法学者主张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虽肯定了自然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把自然理解成脱离人的评价的东西，忘记了这种‘自然价值’仍然是被(人)‘授权’的价值，没有人的活动介人，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价值与否。”①要确认某个存在物及其固有的存在属性是有价值的，就必须以某种主体的选择与评价为前提，否则它就始终只是一个存在论的事实而非价值。“自然生物的存在及其对人来说的有用性也不是自然权利的根据，人类不是因为自然有生存的权利而去保护自然，而是人类必须通过保护自然才能使自己生存。”②其二，非人类中心主义关于自然和非人类生命物种种群享有权利乃至作为权利主体及主客体一体化的主张，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在认识论中，主体和客体是表示活动者和活动对象之间特定关系的一对哲学范畴。在整个认识活动中，人始终是主体。人类通过与自然打交道，不断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实现自身价值，其在与自然的关系中是无可辩驳的主体，一切非人的东西只能属于对象。主体必须有意志、有自我意识，而作为客体的自然物则不具备这一条件，根本谈不上作为主体。实践不仅是把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的环节，而且是把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的桥梁。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对立与统一起来了，如果只讲二者的统一，不讲二者的对立，哪来实践的对象，又哪有实践活动?人类还能生存吗?主．客一体化的观点正是模糊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差别，过分强调统一而忽视了对立，将主体范围泛化并扩至本来意义上的客体(自然和非人类生物种群)。
非人类中心主义缺乏哲学上的根据，建基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动物权利论自然不攻自破。而从法律逻辑上分析，动物作为法律主体是行不通的：
首先，从权利进化史来看，法律权利主体虽然是在不断扩大，但奴隶、妇女、胎儿、残疾人、植物人，归根到底没有超越“人”的范畴，与动物有着本质的区别。婴儿只是暂时不具意志行为，植物人即便永远不会恢复意志行为，但仍具有一定的身份关系，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社会关系。民事主体是有意识的生命物，而人以外的不具有精神、意识的生物归属于物，当然无法作为权利主体来对待。
其次，将动物作为权利主体，借助于、监护制度来解决其行为能力问题，这正如德国民法学家迪特尔·梅迪库斯所言，“将动物当作权利主体来对待，这种看法本身是荒谬的”③，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法的意志无法加诸于自然这一客观物质世界之上。如果承认动物为权利主体，则需要彻底打破大陆法系这种概念化、体系化非常强的法律体系。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客体的泛主体化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及制度设置上不必要的困惑，如动物意思表示如何理解?如何承担责任?人又如何了解动物的“真实”意思表示呢?监护制度该如何设计，是为每一个动物设立一个监护人，还是为一个种类的动物设立一个监护人?怎样才能使监护人的行为符合动物的利益?等等。其实如强调人的长远利益和物的生态价值的保护等，完全可以通过民法的外接条款来附加在民事主体身上这种立法技术来解决，大可不必赋予动物和其它生物的主体地位。
其三，以所谓的立法及司法例为据，亦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德国民法典》第90条关于动物的规定有3款，第1款规定“动物不是物”，第2款规定“动物受特别法调整”，第款规定“如果特别法没有规定，则准用有关物的规定。”然而，第3款规定只是一个技术规定，并未明确动物的主体地位，因为特别法也未规定动物为主体。而第251条为保护动物的条款，并不意味着已赋予其主体地位。诚然，人类有爱护动物、保护动物的义务，但并不意味着动物由人类保护的对象就变成了主体。如同人类有爱护公物的义务一样，公物是爱护的对象，并不是主体，只不过动物有生命、感觉，使得我们爱护动物有了另一层道德的意义。其实，国内已有动物保护主义的学者意识到动物权利与动物福利之间的区别，呼吁我国加强反虐待动物法等动物福利立法，而不是主张强化动物权利的立法。
“尽管当代全球性问题的产生与人们对人类中心论的曲解密切相关，但是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可能离开人类这个特殊的中心，因此，必须合理重构人类中心论。——以人的利益为核心，主张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强调人类利益的共同性与利益分配的社会公正性，保护地球环境是人类最基本的利益之所在。”①因此，中国民法制度现代化的价值基础必须仍以人类利益中心主义为根基，只不过要在其中负载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
三、逻辑标准：以概念规范化与内容体系化为依归法治对法律的要求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动不居，民法制度的实质正义往往借助于民法基本原则和一般条款来体现，而民法制度形式的现代化以成文法的体系化为根本指针，形式化的体系又是以概念规范化和内容体系化为前提基础的。
因此，中国民法制度现代化的逻辑标准应以民法概念规范化和内容体系化为依归。
首先，民法概念须规范化。概念是法律制度的灵魂。任何法律概念，除了非常技术性的之外，都负荷着价值，两者共同构成一个以价值为内容，以概念为形式的完美体系。一旦概念的赋予和法律规定不符合现实的要求，就会导致价值体系的不正义和逻辑体系的不可实现，最终使整个法律体系均归于失败。白20世纪初中国民法继受大陆法系传统后，大陆民法学者一直未有一段从容的时间对大陆法系民法基本概念进行透彻的反思和深人的分析，因而，“我国法学、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非经概念整理、规则分析阶段不可成熟，法学批判只有在由概念法学和分析法学支持的实证法发达之后才有实际意义。”②当代中国民法的缺陷之一就是概念内涵的含混，如法人所有权性质之争，股权性质之争，物权行为性质之争，实质上却多是概念的语义之争。《民法通则》使用的许多概念也往往缺乏精确的法律内涵，如联营和集体所有制等概念，“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因之，民法概念规范化是民法制度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民法概念的规范化体现在：1．外延的开放性。所创设的概念的外延必须呈开放性，尽量把已经出现或将要发生的民事生活事实纳入其中，关注信息社会带来的民法问题、体现我国本土特色的民法问题(如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典权等)、两大法系融合问题(如信托财产权等)，适度超前规范将来可能发生的事实，使概念的外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2．内涵的精确性。民法概念必须具有确定的内涵，否则民事主体无法合理地预测和规划自身的行为。概念内涵是对可欲定义的对象的抽象和归纳，要反映其本质属性，否则，概念的外延范围会被不当地扩大或缩小。3．逻辑的位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