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医学论文范文1
一、改革的模式
1.基础性实验。动物生理学、动物病理生理学、动物药理学、动物毒理学实验内容共同的部分合并为基础性实验。2.经典性实验。四门课程实验不交叉无法替代的实验内容既较好的经典性实验部分保留，作为药理学经典性实验来完成。3.探索性实验。学生应用第一、二阶段学到的知识，按科研程序自主选择探索性的题目—独立用计算机设计—完成实验和论文。探索性实验具体模式是：（1）探索性实验由3～4名学生自由选题，组成实验小组。由查阅文献、设计实验和预试验、班内预答辩、正式实验、结果分析讨论和完成论文等步骤组成。特点是学生必须应用本课程第一、二阶段所学到的实验理论和操作方法，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通过校园信息网检索文献，了解目前的研究进展，查阅主要论文，提出问题。问题选定后，进行实验设计和预实验。预答辩由小组成员讲解其选题内容和预实验情况，进一步实验设计及预期结果；学生之间应用学到的知识进行提问和答辩；最后由指导教师小结，提出修改或完善的建议，确定选题。（2）正式实验一般用20～30课时时间，由学生自主组织，独立操作，经过重复探索直至获得结果，要分析讨论结果和写出论文。论文在班内答辩进行组间互相评分，最后修改上交教师评分和存档。（3）常见的问题和对策：由于自主选题，师生都会面临一些难题。①教师需要自我提高，逐步掌握相关学科的知识。在注重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及有利于学生能力培养的原则下，对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有针对性地指导解决。②教师以提示和启发为主，肯定学生的合理设计和创新思维，注重引导和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动手能力，而不是代替学生解决问题。③实验进行阶段，学生需要帮忙的事情很多，这时教师要果断地抓关键环节。比如，选题设计前简要举例介绍校园网络的应用和图书馆收藏杂志的查阅，教会学生如何迅速获得相关研究进展、实验设计实例及估算动物数量、试剂浓度等，使实验设计快速有据完成。④预实验结果是对设计的初步验证，对估计实验的可行性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教师在小组预答辩时注意综合文献和预实验结果的情况，考虑选题的难度是否适中；设计方案如何修改；预实验结果是否与理论预计相符；从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动手能力出发，肯定其选题的优点，指出不足之处及提出修改的思路。⑤对正式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同样采用“导而不教”，即解释问题，指导方向给学生思考、鼓励探索而不教给具体的解决途径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实验时及时、客观观察和记录实验结果，对结果适时作出分析，评定实验的成败和确定进一步实验的方向。这样可使实验在重复中不断改进，学生的能力在实践中得到提高，平时积累的材料为完成论文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⑥实验不单涉及实验设计、操作和指导等环节，还需要仪器、动物、试剂（药品）和实验场地。实验计划进行统计估算，上报实验管理部门，将仪器、动物、试剂准备好，及时维护和维修仪器，按计划备好常用试剂和营养液等。若一些试剂和实验装置无法事先准备和满足，则将实际情况通知学生及设法解决。以上所研内容为本科生毕业论文的设计提供了有效的基础、方法和途径。
二、改革的成效
经近几年的教改实践与探索，动物机能学实验课的框架结构已基本形成，理论体系亦已初步建立。并对本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改革作了有益的探索，建立了一套全面的学生成绩评估体系，对教学管理运作模式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该项教学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成效。1.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了。过去该四门课的实验课的成绩占该科总成绩的10%。因此学生对实验课不重视，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往往是少数人在动手实验，多数人旁观。这不利于对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动物机能学实验课程创建以后，是一门必修课，独立开课，独立考核，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2.该项改革有利于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教学内容的互相交叉、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学生进行系列实验，内容由浅入深，使学生对动物机体在正常情况下、在致病因子或药物作用下所产生的机能变化进行连续的、动态的实验与观察，并对实验结果的分析从感性认识逐步提高到理性认识。经过反复实践，学生对实验操作及仪器的使用逐步熟练。3.由于资源共享，增强了学生的动手机会。过去分科教学，各科实验室与仪器均不足，因此每班实验分组较少，有些实验甚至全班示教。现在资源共享，我们的实验室与仪器设备较以前充裕得多了。4.开展探索性实验，培养了学生创新能力与综合素质。本门课程最后阶段是由学生自由组合、自选题目、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探索性实验。学生应用生理学与病理知识进行药理学机理及其毒理学的探索性实践，掀起了整个年级学生到图书馆检索校园网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数据库、查阅文献资料的热潮，激发出学生探索生命奥秘的热情，使他们拓宽了视野，得到了锻炼，增长了知识，并有利于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科学思维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提高。5.改革教学方法，以适应本门课程教学需要。该实验课目前独立开课，不与以上四门课同步上课。因此在教学方法上应作适当改变。我们采取少讲、多做、启发诱导、理论联系实际、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等方式进行教学。实验前以提问方式让学生叙述实验原理、步骤及注意事项，教师则加以补充。尤其是要让学生明白本次实验设计原理及完成实验的关键点。接着指导仪器的操作规程，实验标本制作示范，其后放手让学生动手做实验。如果第一次实验做不成功，则再提供动物让学生重做。实验结束后，教师引导学生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推理，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而不是单纯地用理论去解析实验结果。教师主动把基础知识与临床实践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做“强心苷的作用”实验时，引导学生理解心力衰竭动物的症状、体征、诊断依据与治疗原则。使学生思路开阔、兴趣倍增。在学习基础课中学到一定的临床知识，让学生有了成就感。
作者：刘利 赵红梅 王洁 蔡行 纪美静 黄帅 单位：长江大学 动物科学学院
动物医学论文范文2
大赛内容分为病原菌检查、鸡的病理剖检以及山羊瘤胃手术三个项目。其中，病原菌检查分为取病料抹片、瑞特氏染色、显微镜检查和镜检结果绘图；禽的病理检查分为外部、内部检查及尸体剖检记录；羊的腹腔手术分为手术前麻醉、保定等准备，术部处理、羊胃部分切开与探查、腹壁缝合等部分内容。
二、大赛的评分标准
大赛设立总裁判长1名，分组设置主裁判3（每组1名），裁判员30名（每组10名）。外科手术主要从手术前的准备（10分）、腹壁切开（10分）、瘤胃部分切开与探查（16分）、腹壁缝合（8分）、术后护理（1分）、动作的连贯性及无菌（5分）操作六个方面考查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鸡的病理解剖主要从其外部检查（5分）、体腔剖开（8分）、内部检查（10分）、剖检记录（5分）、检后处理（2分）五个方面对学生动手能力的优劣做出评价；病原菌的检查着重从病料的采集（5分）、制片（2分）、染色镜检（11分）及结果报告（2分）来考量学生是否能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
三、裁判的评判及分析
裁判对各参赛队伍的比赛情况进行了全程观察并记录了各比赛环节所用时间，当场给予了现场量化评分。成绩评定依据是对参赛队伍现场操作的规范性、熟练程度和配合情况等进行综合考量。从各比赛环节所用时间来看其中外科手术环节最长用时为97′14″，最短用时33′46″，平均用时67′50″；鸡的病理解剖最长用时67′55″，最短用时21′10″，平均用时41′35″；病原菌的检查最长用时83′20″，最短用时12′20″，平均用时53′16″。总体最长用时223′31″，最短用时109′10″，平均用时170′36″。从各比赛环节得分情况来看其中外科手术环节最高得分45.17分，最低得分35.26分，平均得分40.67分；鸡的病理解剖最高得分27.18分，最低得分23.83分，平均得分26.01分；病原菌的检查最高得分18.93分，最低得分13.96分，平均得分17.55分；总分最高得分91.94分，最低得分75.80分，平均总分84.24分。完成比赛时间的长短可以看出选手对参赛内容的熟练程度与比赛得分成正相关。但一味地求快并不一定能获得比赛的最终胜利。比赛规则明确是在得分出现相同的情况下，再按完成比赛时间的先后来划定比赛名次。总体最长用时的队伍得分为81.05分，总体最短用时的队伍得分为90.13分。前者的比赛成绩处于参赛队伍得分的第三层次，后者比赛成绩处于参赛队伍得分的第一次层次。比赛最高得分为91.94分，用时135′51″，用时上处于短时间用时的第一层次，但非最短用时。裁判对参赛队伍的各比赛环节进行了全面考察，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病理解剖环节裁判指出了选手要注意剖解术式的规范、对病理现象只应做出客观描叙不宜直接下定论，解剖应注重系统性，对剖解对象应做全面真实仔细的观察，记录的结果要如实、规范、翔实。病原菌检查环节则应注意整个过程的无菌操作，标签填写应完整，显微镜操作应规范、生物的安全性操作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作图要清晰美观。外科手术基本环节应随时处在无菌状态，器械传递使用要规范，麻醉过程应进行监护，尽可能避免组织损伤，缝合对口要严密规整，注重控制手术速度不能只求快，消毒药及时彻底、强调动物福利。从学生比赛整体情况来看，某些学校由于当地所饲养的经济动物为某类动物居多，因此对小动物（鸡）或大动物（羊）接触较少，导致比赛中在病理解剖或外科手术环节中表现为操作不规范，欠熟练。在今后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跳出区域性，做到对南北方经济动物品种兼顾讲解，以利于学生拓宽毕业后的就业面。大赛裁判组对赛事总体评价为整体水平良好，无重大失误情况，但各参赛队伍之间的水平也存在着一定差别，个别参赛队伍水平还有待提高。
四、从技能大赛可以看出动物医学专业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动物医学论文范文3
一、将历史的视角纳入对现代医学模式的理解中
从1977年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来,这种现代医学模式受到医学界的广泛认同,专家、学者对其理论意义及临床指导、医学教育的实践价值进行了通过思考和讨论。但笔者深入考察相关文献,发现对这一现代医学模式的理解中存在一定局限。
(一)对现代医学模式理解的不足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系统思维方式的产物[1]。对它的理解往往采取的是全面性这一静态视角,而忽略了系统的演化性这一动态视角,前者集中关注系统要素之间、要素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后者则以系统在各要素与环境作用下的动态演化为关注重心。这就意味着,系统思维方式中实际应包含两个维度:全面性维度与历史性维度。但遗憾的是,当人们用系统思维方式去理解事物时,往往只注意到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在思考医学模式问题时也是如此。
(二)关于历史的视角
历史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家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马克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上就是一种历史理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历史'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2],但通过深入分析,会发现在马克思那里,历史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历史进程,泛指事物的一般发展演进过程,其主体可以是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因此就有自然史、人类社会历史、人及其思维的发展史;二是历史活动,特指人类社会活动,也就是实践。现实的人类活动总是具体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是历史的。在此基础上,唯物史观的最大特色就是用历史活动来解释历史进程。一切历史进程,不管是有关自然界还是有关人类社会或人自身的,归根结底都根源于人类的历史活动(社会实践),只有从历史活动出发才能解释历史进程。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人类历史,也适用于自然史。马克思用“人化自然”的概念将自然史、社会史和人的历史统一于人的历史活动之中。
二、从唯物史观出发解读现代医学模式的演进
从唯物史观出发解读现代医学模式,可得出三层逐渐递进的“历史”含义:第一,医学研究对象有演进历史;第二,医学规律有演进历史;第三,医学规律的演进发展根源于人类历史活动。
(一)现代医学模式体现了医学研究对象的演进历史
唯物史观是以辩证法为内核的。按照辩证法的本意,不能把事物单纯地看作一个当下的东西,而要看成一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展开过程。现存的任何事物实际上都通过扬弃,将以往的发展阶段包含于自身。同理,以辩证的、历史的眼光审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要看到它包含着以往所有历史形态,是一个历史过程。虽然在抽象意义上,医学一直以人的疾病和健康作为其基本研究对象,但在不同医学模式下,医学研究对象的具体内涵是不同的,并处于发展链条之中。在神灵主义和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下,人们将人体的异常看作是神灵的自然力量作用的结果,因此,对人自身的研究是不重要的,关键是取悦神灵或把握住自然的本质;在机械论医学模式下,人们关心的是作为机器模型的人体在其运行中的机械故障问题;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考察的是病原体如何导致生物人体的病变;而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人们则把人看作是自然生物体与社会生物体的统一,研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复杂作用怎样导致人的生理和心理疾患。因此,用辩证法眼光看现代医学模式,就要将其理解为所有以往医学模式的历史性统一。这点在生物医学模式与现代医学模式的关系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现代医学模式将生物因素作为导致人体疾患的主导因素,这就扬弃了生物医学模式,而将其积极因素吸纳于自身。
(二)现代医学模式体现了医学规律的演进历史
经典科学哲学认为:科学定律是从来就存在着且等待人们发现的纯粹客观规律,人是自然的绝对中立的观察者,而不是参与者和实践者。因此,以往对医学模式的静态理解,实际上就把医学规律看做是静止不变而非演化着的。但这种静态的观念在进化论和现代医学模式的双重冲击下必然被解构。一方面,从现代进化论中可以引申出规律在逐渐演化的结论。从康德提出星云假说开始,到达尔文建立物种进化理论,生物演化的观念逐步被确立并深入人心。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与牛顿时代的科学家最大的不同就是把自然看作是逐渐演化的。但这些“新”科学家仍持有一个不自觉的悖论:自然是有历史的且处于演变中,而规律则是静态不变的。出现该悖论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真正把历史的观念贯彻始终。试想,既然自然在演化,那么随着演化出原先不存在的“新事物”,而涉及它的规律必然也是“新规律”,是逐渐演化而成的。所以,不仅事物在演变,规律同样也处于演变之中,这是历史观点的必然结论。其实,有一些杰出的科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比如狄拉克的大数假设就得出万有引力常数G可能也处于变化之中的推论[3]。之所以人们很少察觉到自然规律的演变,其根本原因在于该过程极为漫长,超出了人类现有的历史视野[4]。既然一直被人们视为必然规律的自然科学定律在本质上处于演变中,那么直接与人相关的医学规律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现代医学模式本身内含着医学规律逐渐进化的结论。现代医学模式下,医学规律是生物、心理、社会等诸多要素复杂作用下形成的复合规律。其中最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社会因素,也正是它体现了最鲜明的历史性特征。社会生活的变迁最迅速、最显著,当人们承认社会因素是影响人体疾病和健康的重要因素时,也就承认了医学规律的历史性,承认它处于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中。
(三)医学规律的历史性演进根源于人类历史活动
从医学规律中的生物学因素看,人类在掌握了现代生物学知识后,对直接影响人体疾病和健康的自然因素进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物规律的演变,使其打上了人类历史活动的烙印。比如,由于人类医学活动的影响,病毒发生相应变异,最典型的就是抗生素大量使用使病原体产生耐药性或者发生变异,产生“超级病菌”。有关研究表明来自不同地区的细菌耐药性具有显著的差异[5],这更加表明人的活动对生物规律的影响。再比如,基因技术使人获得了改造物种甚至创造新物种的能力,这种改造必然对生物规律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医学规律中的心理因素看,心理规律比生物规律更明显地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一方面,从心理规律的产生看,它是以人的存在及其心理活动为逻辑前提的。因为,唯物史观认为,心理意识根源于社会物质存在,且随着人类历史活动的不断发展而不断丰富。另一方面,心理规律及其对人类疾病和健康的作用随着人类社会历史活动发生变化。在社会生活相对简单的时代,心理因素对人体状况有一定的影响,但作用不大;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社会变迁速度越来越快,心理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生理疾病也就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体健康的重要因素。20世纪4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WHO)给健康下的定义就深刻说明了这点。从医学规律中的社会因素看,社会生活变迁本身就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最直接后果。更准确地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广义理解中,人类社会与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与人类活动、人类历史与人类活动本来就是可以互换的概念。因此,社会生活不可能与人的历史性活动区分开来,没有人类活动,就无所谓社会和社会生活变迁。#p#分页标题#e#
三、从历史性视角理解现代医学模式的意义
有人会提出疑问,在目前对现代医学模式采取全面性(或曰静态)视角的解读还主要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情形下,是否有必要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历史性(或曰动态)解读视角?对这个疑问可以从哲学的使命来回答。“哲学总是站在科学的后面,而哲学的眼光总是落在科学的前面。”[6]否则,哲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医学观是医学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哲学反思要为医学发展服务。因此,对现代医学模式进行历史性解读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有助于医学哲学学科建设关于医学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是目前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有人广泛地讨论医学哲学的内容、理念和方法[7],有人则深入地思考医学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历史性解读实际上是从更高的角度、更宽的视野来理解医学观,以此为基础可以加深对医学哲学的理解。例如,关于医学哲学的逻辑起点,有学者认为应“以人类的生命健康作为医学哲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8];有学者则认为“医学哲学的逻辑起点,不是‘健康’,而是人的生命存在”[9]。这两种观点,前者太具体,后者太抽象。而从历史性视角来理解现代医学模式,其逻辑起点则应该是人的历史性社会活动。这既是对前述医学规律的演进源于人类历史活动观点的呼应,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有内在的一致性。
动物医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蕴藏着传统文化最深的根源，反映了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具有重大的保存价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制定了政策、颁布了法律，政府、商界、学界、媒体等纷纷行动起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断前进。中医药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的诊疗技术、针灸等也已经“申遗”成功。中医高校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责无旁贷。大学具有文化传播的功能，大学生作为国家培养的高级专门人才，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使命，所以在中医院校对大学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成为当务之急。
1 中医院校开展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意义
1.1 可以向大学生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传承，需要大学生的参与，“传统民俗文化优秀遗产的知识、技艺应当进入大中小学的课堂，全面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规教育。大学应该设立文化遗产系或专业，培养这一领域的高级专业人才。”[1]高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有利于系统地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和传承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其传承需要大批青年人积极参与，才能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目前中医的针灸已被确定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生命与疾病认识方法等被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传承人多分布在中医院校或研究所，且多年纪较大。在中医院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有利于在年轻学子中培养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使祖国医药活态传承并发扬光大，也有利于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提升其对所学专业的热爱程度，树立其学好专业的信心。
1.2 可以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近几十年来，由于西方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大量涌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开放和经济形态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传统文化的民间传承方式受到冲击。思想活跃的大学生受到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部分出现了信仰缺失、民族情感淡薄、缺少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爱国热情淡化、价值观多元化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提出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在大学生中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正是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举措之一。通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提升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程度，从而培育大学生们的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精神，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进一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同时，中医院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又可以增加大学生对祖国传统医药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增强维护中医、振兴中医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1.3 可以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培育人文精神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其中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可以给人以心灵的启迪和精神的享受。对于中医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既是其学好专业课的基础，也是提高其人文品质的重要途径。中医传统文化中“医乃仁术”“大医精诚”等思想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素材。中医传统文化对培育大学生审美情趣、提高人文修养、培育人文精神、塑造完美人格具有重要意义。加强大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有助于使其了解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知识，拓宽视野、陶冶情操，提升其文化理解力和鉴别力，培育人文精神，从而塑造高尚的医者操守。
2 中医院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途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九种措施，其中之一是传承，并特别强调通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两种方式来传承。在现代社会中，正规教育当指学校教育。目前，中医高等院校应从理论研究、课堂教育及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等方面入手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2.1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教育理论研究
高校具有科研优势和人才优势，高校中知识分子是文化上的先知先觉者。高校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教育方面的理论研究。“通过深入研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传承规律，并用以指导当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从理论的高度弄清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怎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研究的成果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还要深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的有关理论，搞清特点、规律、方法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系统化、科学化。
2.2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课堂教学
开展课堂教学是系统地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的最有效的方式。此处的课堂教学主要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课堂教学，而非中医中药学专业课程教学。
在教学内容上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和理论的传授与有代表性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的介绍相结合。一方面，向学生传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价值、保护方法、保护原则、传承规律、相关法规政策等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要向学生介绍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代表性的事项，如传统戏剧类的昆曲、民间美术类的杨柳青木版年画、传统医药类的针灸等。传统医药类的中医生命与疾病认识方法、中医诊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等在学生的专业课程里均有讲授，然其教学的角度主要着眼于技术层面，着眼于医疗临床实践，而非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课上则应从文化的价值、保护、传承与创新的角度，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有关理论来介绍，使学生从文化的角度加以认知，超越技术层面。
在教学方法上，要充分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用图像、声音、影像向学生生动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事项。同时要多采取参与式、互动式的教学方法，把老师教与学生讲结合在一起。笔者在讲授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时，就是采取这种方式，由老师主要讲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理论，由学生分别介绍具体的文化事项，学生或介绍自己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或介绍自己感兴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项，参与的热情很高，师生间的进一步讨论激发了学生主动思考的热情，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2.3 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鼓励学生成立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团，如民俗、传统手工艺、书法绘画等方面的社团。通过开展活动，使学生了解、热爱非物质文化遗产，参与到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利用寒暑（下转第105页）（上接第53页）假时间，与“三下乡”活动相结合，让学生回到家乡利用学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的知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调查活动，收集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让学生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在身边，从而培养保护意识；鼓励团委、学生会等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介绍、展示等活动，如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每年6月份第二个星期六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宣传、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讲座、知识竞赛等活动，在学生中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常识，激发大学生认识、探讨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和积极性。
3 目前中医院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医院校的大学生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加以解决，否则就会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效果。
3.1 学生思想认识不到位
由于受到功利主义思想和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的影响，目前大学生在学习时常会问某门课有什么用，对于直接能够看到将来应用前景或与自己的就业直接相关的课程比较重视，而反之则应付了事。中医院校的大学生的就业意愿多为中医临床、中药开发、中医药科研等，这样的就业意愿使学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对自己就业不起决定性影响，因而不够重视。
3.2 教材建设亟需加强
虽然很多学校都开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课程，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专业的权威的教材仍处在建设中。目前笔者能够看到的是王文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也还不是教育部规划教材。其它方面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政策、保护技术、传承规律、田野调查方法等专门的教材，现在还未见到。而针对中医院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材更是空白。教材建设任重而道远，它应在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学科定位进一步明晰后逐步完善。
3.3 田野调查不足
目前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主要为课堂教学，教师利用多媒体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展示，但真正带领学生深入基层做田野调查的则很少，这主要是由于资金和课时等方面的限制。教师和学生都缺少田野调查，导致教与学都是从理论到理论，从课本到课本，导致理论与实践两层皮。
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重视和人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的不断增强，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工作必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会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285.
[2]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83.
动物医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 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 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 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 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 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 ；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 。“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 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 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 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 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 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 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 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 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注 释：
① 邹伟俊主编《医易新探》(1986年，内部版)，邹学熹《中国医易学》(1989年，四川科技版)，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年，北京科技版)，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年，中国医药科技版)，麻福昌《易经与传统医学》(1989年，贵州人民版)，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年人民卫生版)，何少初《古代名医解周易》(1991年，中国医药科技版)，孟庆云《周易文化与中医学》(1995年，福建科技版)，张其成主编《易医文化与应用》(1995年，华夏版)，张其成《易学与中医》(1999年，中国书店版)等。
② 1986年12月南京“医易研讨会”，1989年10月贵阳“医易相关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11月泰安“国际周易与中医学思想研讨会”，1991年12月福州“海峡两岸医易学术研讨会”，1993年11月贵阳“国际周易与传统医学文化研讨会”，1995年3月南京“国际易医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国际中医与周易学术研讨会”，1998年10月北京“国际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周易)研讨会”等。
③ 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④ 薛公忱：《略评“医易同源”及“医源于易”》，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⑤ 李申：《周易与中医关系略论》，载《易医文化与应用》，华夏出版社，1995年。
⑥ 张其成：《易学与中医》（第2版），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张其成：《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国际易学研究》第6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11月。
⑦ 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第4期。
⑧ 张其成：《中医理论模型的特征、意义与不足》，载《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2期。
动物医学论文范文6
1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形成
早期神灵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为经验医学，生物医学模式强调医学技术的进步与突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不否认生物医学研究对主流医学进步的巨大贡献同时，强调病人的经验以及不同时代或文化对身体和疾病认知的差异。
1．1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以一元论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既考虑到疾病的生物学因素，也要考虑到心理因素以及环境和社会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将所有这些因素都看作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1．1．1疾病谱和死因谱的改变凸显心理和社会因素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人类的病因谱、疾病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在发达国家主要的健康问题是急性疾病。急性疾病经常由环境中的疾病因素引起，起病快、病程发展快或迅速导致死亡，这些致病因素可以对所有个体进行攻击而不论其年龄、性别、种族或社会地位；全体人口的各个部分本质上都面临同等风险。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些疾病已经明显减少，但是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它们仍然构成了主要的健康威胁。到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的急性病发病率下降，慢性病和功能退化逐渐成为主要的健康问题。这一转变得益于居住条件和公共卫生条件的改善。上述改善导致的人口“老化”又进一步强化了慢性病的主导模式。
1．1．2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逐渐深入一些医疗效果的不足并不是因为缺乏适当的技术干预措施，而是因为观念上的思考不够。随着人们对保护健康、防治疾病的经验积累，认识也有了深刻的变化，对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由生物层次深入到心理与社会层次；对健康的思维也日趋全方位、多层次。20世纪开始，医学的主要模式是疾病的医疗模式。二战前人们相信这种医疗模式会使各种造成大部分死亡的流行病被消除。但由于急性疾病的重要性衰减，与生活方式、遗传甚至心理状态有关的慢性疾病和退化性疾病越来越重要，上述医学模式逐渐失去意义。健康与疾病之间以及身体完好与生病之间的界限并不那么明确、明晰，因为他们还混杂有文化、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考虑。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作出了新定义，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痛苦，而是个体在身体上、精神上、社会上完全安好的状态。这一概念体现了医学转换的基本精神。
1．2医学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完成了从经验到技术到科学的转型医学最早阶段带有明显的巫术的性质，被归属于巫术；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时代，它与哲学水融；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医学被视为自然哲学；17世纪、18世纪，医学被认为一种“妙手回春”的技术；在生物医学模式主导时期，医学被自然而然看作是自然科学。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特别是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形成和应用于医学，它逐步完成了从技术到科学的转型。
1．2．1自然科学的理论成就推动基础医学的发展古代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哲学思辨，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相关。近代以来，物理、化学的发展不仅是推动工业社会发展的杠杆，这些领域的理论成就应用于医学直接推动生理、生化、病理的研究，特别是从生物角度深入研究人的生命活动，从细胞到分子到基因，人类逐渐认识到生命的本质。20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广泛渗透和应用使得基础医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临床医学形成独立的专业体系、为临床实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2．2技术革命的成就推动医学技术的进步历次技术革命的成就为医学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日益复杂化的医学实验技术和实验设备，日益发达的临床检测技术，日益精密的治疗仪器，生物医学工程、影像学等新兴学科的出现，直至器官移植等高难度医学技术。实践证明，医学越是要发展越要更深入研究人的健康和疾病，越是需要技术的支持。
1．2．3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推动了医学方法变革医学成为一门科学得益于科学方法论的应用，医学方法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移植其他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方法并改造和发展。数学方法成为医学的常规方法；生理、病理的各种定量测量大多是以物理学、化学为基础发展；医学的实验方法的应用和发展得力于自然科学；20世纪社会学在医学领域的强力渗透，社会科学兴起了颇为瞩目的研究方法。在现代条件下，科学技术的新方法以日益增快的速度向医学渗透，改变着医学研究和临床诊治的面貌。
1．3哲学与科学的对立统一医学模式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发展中诞生，医学观是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科学观的指导下对医学深入研究并与其结合。纵观医学发展史，一些西方哲学思想和方法如希波克拉底古代哲学、笛卡尔推理、演绎方法，培根经验主义、归纳法，以及波普尔和皮尔士抽象主义、反绎思考的方法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医学的每次飞跃与历史上几次文艺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1．3．1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与医学的发展系统理论提供了概念性的方法，不仅适用于提出的疾病的生物心理社会概念，也用于研究作为相互关联进程的疾病和医学护理。由于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所有水平都在层次结构关系上相互联系，以至于一个的改变就会影响其他的变化，采用它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是以减轻整体－还原二分法和改善跨科学学科的联系。更整体和全面的健康和疾病概念的主要方法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方法和精神分析，以及阿道夫•迈耶的反应－生活－应激途径和心理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心身医学术语本身是一个二元论的痕迹，它成为一个媒介，借此生物和社会心理这两个平行但独立的医学体系之间的间隔被连结。
1．3．2历史上的文艺运动与医学的发展①文艺复兴运动。中世纪末文艺复兴运动席卷整个欧洲。人文主义者提倡人性、尊重知识、主张研究、认识自然和人体自身，将被禁锢了千余年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从宗教神学的枷锁下解放出来。1543年比利时学者维萨里解剖学名著《人体之构造》出版，对近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医学科学发现不断涌现，呈现出医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繁荣局面。病因学、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取得了重要进展，医学进入多学科发展阶段。②科学主义思潮。文艺复兴“人的发现”之后，科学和理性继续在科学技术昌明、现代工业崛起的时代潮流中出演主角。19世纪中叶，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揭示生命的本质。随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革命和电力应用及内燃机的使用为主的技术形态的动力革命，科学主义思潮风起云涌。推崇自然科学，主张哲学应当效仿科学，哲学由此成为对科学进行分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③科学人文主义思潮运动。20世纪以来，生物医学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还原论，基本方法是还原方法。医学呈现技术主义倾向发展的势头，学术界批评蜂起，但收效甚微。由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尼采的强权意志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所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有力地冲击着思想界。人本主义思潮以人和社会问题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关注人的生存、人的本质等，关注生存环境、社会环境等社会问题。在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医学人文精神不断升温，人们开始对医学科学技术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对峙进行反思，医学仅仅关注生物人的局面正在为对病人进行生理、心理和社会3个方面的整体关怀所替代。
2启示
恩格尔提出：“为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达到合理治疗和保健模式，医学模式必须也应考虑到病人、病人生活的社会环境和由社会决定去对付疾病的破坏性效应的补充系统，那就是，医生的作用和健康护理系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及发展为护理模式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护理曾经是临床医学学科群的子成员，在我国目前已成为一级学科，不仅需要有独立的理论体系，更需要体现自身学科的特色。借鉴医学发展之路，护理学科从哲学指导思想到具体研究方法，都应该在更宽阔的领域中学习、领会、吸收、融合，最后形成护理学独特的研究模式和路径。
2．1下设二级学科，注重基础护理的研究有学者提出，在将护理学设置为一级学科后还需要设置若干培养方向明确、研究方法成熟、社会需求量大的二级学科。护理学二级学科的设立有利于护理专科化发展及各领域专家的培养，形成护理学学科体系；有利于在特定领域重点方向上取得突破，提高学术研究的自主创新力。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在生物医学的肥沃土壤里开出了人文之花。基础医学的深入研究为临床实践创造了科学可行的条件。护理学学科建设也要注重基础护理深入、细化的研究，保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为临床护理在技术、生理层面保驾护航。
2．2学习先进的科学方法，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医学本身是理论要素、经验要素、技术要素综合而成的体系。护理学同医学一样属于“异质综合体”，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人们对它的认识难免产生众多分歧，需要把握多重属性才能逐渐逼近其本来面目。医学发展是综合各时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自然科学先进科学的实验方法、研究方法是医学得以发展并走上科学之路的基石。护理学要注重学科之间互相渗透、交叉，形成立体网络结构，吸取其他学科的先进方法、先进成果发展自我理论和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