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支持政策范文1
美国财政部9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美国的财政赤字为1341.5亿美元。本财政年度前11个月(截至2011年8月)，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累计达到1.23万亿美元，持续攀升的财政赤字已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威胁。
不久前，美国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报告预计，今年全年美国实际GDP增幅在1.7％～2.1％的区间。在本财年预算赤字方面，白宫预测为或3290亿美元，占GDP的8.8％。尽管赤字预期较之前有所降低，本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赤字仍将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这将是美国连续三年财政赤字过万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之最。
陷入两难的财政政策
持续攀升的财政赤字已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严峻威胁。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增长迟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美国的财政赤字问题短期内很难解决。
刺激经济增长与削减财政赤字，正是目前美国政府面对的一对最大矛盾。一方面，美国经济尚未恢复“自主复苏”的能力，需要政府扶持加大投资，刺激就业。另一方面，美国的财政赤字已因为“两场战争和一次衰退”，被吹大到了与GDP相同的规模，来自民众以及国会的减赤压力，令奥巴马政府在进一步出台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时，也显得处处受掣肘。
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政府采取激进的手段大幅削减开支，本已脆弱的经济失血就会更为严重，这在短期内将阻碍经济的复苏进程。反过来，如果经济复苏放缓，政府的收入也会随之减少，财政情况将变得更加难以为继。
膨胀的赤字
回顾美国财政预算近年发展的趋势，特别是近十年的趋势，尽管政府承诺过无数次要削减财政支出，但是从未落实。根据《华尔街日报》8月24日的报道，2011财年联邦政府的总支出将比2010年高出410亿美元(约高出4％)，甚至要高于2009年因刺激经济而支出剧增的水平(1.41万亿美元)。
截至2010年底，近50年的财政支出，以复利计算，年增长率(CAGR)为6.5％，而同期的GDP增长率却只有5.7％。大家都知道，如果财政支出持续超过经济增长率会导致不可持续。在过去10年里，财政支出的CAGR为7.1％，而GDP的CAGR仅为3.9％。
美国财政支出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定财政支出”项目(如社会保障、老年人医保与低收入阶层医保及穷人的教育项目等)，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秘密。“法定财政支出”即“转移支付”，历史可以回溯到1960年，当时财政税收的26％都用于转移支付。从那时起，这种转移支付的CGAR水平约为7.8％，而税收和经济的增长率却显然低得多，大概为5.6％和5.7％。
到了2010年，法定财政支出已经超过了税收的92％。这个数字在2007年是64％，之所以增长这么快是因为社保和医保的统计人口增加，尤其是加入“收入保障计划”的人口剧增。
根据研究得出，当GDP增速超过3％时，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当GDP增速超过3％时，通胀率也会相应地上涨。
难以改变的局面
近期，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称，他认为美国经济开始结构性的转变，名义GDP增长率将在0％～2％之间，这将成为一种“新的常态”。事实上，从2007年以来，美国很可能就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
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如果真的在PIMCO所说的“新的常态”下运行，即使华盛顿的政治家们在呼吁人们鼓起勇气，去做那些过去未曾做到的事，并且放慢法定支出项目数额的增长速度，减少开支，债务和赤字的水平也将仍然维持在难以接受的水平。这将威胁到美国的国际地位，并且无疑将对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角色造成冲击。
数字经济支持政策范文2
本文认为，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做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但其力度也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不利影响，扩大国内需求，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了国民经济的平稳增长，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这将是政府连续第3年大规模举债。那么，目前债务规模是否过大？财政的债务危机存在与否？“2000年会不会是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后一年？”等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
财政政策非“积极”不可
自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已连续7年下滑，GDP增幅从1992年的14.1％下降到1999年的7.1％左右（预测值）。虽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使目前经济增速下降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长时间的下降已产生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如不扭转这种趋势会使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解决我国内需不足、通货紧缩的问题，缓解日益严重的就业压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经济结构的调整，保证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都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当前经济增长的形势已经比较严峻了，必须采取措施抑制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回落。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从货币政策来看，国家先后采取了连续降低银行利率、取消信贷规模、加大消费信贷、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但由于体制结构和市场情况等原因使得单一的货币政策对刺激投资、消费的效果不大明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而且，金融运行本身也出现偏紧趋势，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不畅，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幅下降，1999年11月末M2增长14％，增幅比年初回落3.95个百分点；11月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比上年同期少增1000亿元，贷款余额增长12.3％，增幅已连续9个月逐月下降，成为近两年来的最低点。这对进一步采取积极货币政策治理通货紧缩产生了一定的制约。所以，从目前情况看，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
1.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必要保证
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是通过预算的盈余或赤字、债务规模的缩小与扩大，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对市场经济自发形成的经济周期波动来进行“反周期”调控操作。当经济运行处于低谷阶段，必须采取扩张性政策，只要经济总体上还没进入自发性扩张阶段，扩张性调控政策的取向就不能改变。目前，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等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为此国家连续两年实行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工业生产实现平稳增长，企业库存减少，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回升，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物价下降趋势也出现缓解。积极财政政策对抑制经济进一步下滑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经济重新启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经济增长速度尚未进入稳定回升区间，1998年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并配合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于扩大内需，实现了当年经济的稳定增长，然而进入1999年，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的逐步减弱，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逐季回落，GDP增幅由1998年4季度的9％下降到1999年第1季度的8.3％、第2季度的7.1％、第3季度的7％。
鉴于此，国家在1999年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元国债并采取了一些相关举措，第4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势头得到初步抑制，全年经济增长速度预计将达到7.1％左右，但民间投资增幅依然不高，说明经济增长仍主要依靠财政投资力度的加大。我国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相对稳定区间，市场预期还未普遍转旺，市场自发需求还没有出现明显扩大，如果不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两年来政策的实施成果将前功尽弃，我国经济仍可能陷入长期低速增长状态，对扩大就业、加快改革造成不利影响，因此2000年中央决定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续发长期国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继续执行好1999年出台的调整税收和收入分配政策以增加消费和出口，保证国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至于2000年以后的财政政策取向，将取决于2000年经济发展情况。如果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回升，经济运行质量出现较大提高，就可以适当减小财政政策的力度，但从需求角度分析，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性较大。
保持财政投资力度是促进投资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1998年以来财政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这种投资主要作用于当期的经济增长，其产业拉动链条短、投资乘数较小，投资力度减弱马上会影响到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基础设施建设往往需要几年时间，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投资力度。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力度的加大并没有将民间投资带动起来，1999年上半年集体投资和城乡个人投资分别增长3.2％、7.5％，不仅大大低于总投资的增长，而且也比1998年全年下降了5.7、1.7个百分点。在社会投资难以启动的情况下，投资增长就只有依靠财政投资保持一定规模。可喜的是，1999年下半年以来，财政政策在投资方向和投资方式上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注意发挥了财政杠杆作用，增发的600亿国债中有153亿元用于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同时，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等多项政策，民间投资持续低迷的状态将会出现改变，但目前我国经济刚刚摆脱下降趋势，民间投资仍持观望态度，只有经济复苏趋势得以确定，民间投资才会跟进，再加上投资回报率不高、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上受到限制等因素的影响，预计民间投资近期出现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两年我国投资增长仍将主要依靠国有投资，直到财政扩张性支出带动出市场需求的自行扩张。
加大财政支出是提高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降低，下岗职工增多，人们对收入增长的预期降低，而住房、医疗、失业、保险改革的深入使居民储蓄的动机明显增强，导致消费倾向下降，消费市场疲软。当前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人们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稳的消费。而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除企业及职工必须及时足额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用外，财政部门需要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同时，国家加大了财政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1999年出台了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措施，为此财政1999年需支出540亿元，2000年支出将超过1000亿元。此外，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的改造以改善消费环境、加快城市化进程等问题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上述这些支出在短期内都不会出现减少趋势，所以，财政力度加大的方向在2000年之后不会发生明显转变。
继续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是恢复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加快，贸易总量有所提高，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但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东南亚国家对我国出口竞争压力的加大使我国外贸大幅度快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办法促进出口的增长，1999年两次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累计下达635.85亿元出口退税计划。在汇率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预计今后几年出口退税率减小的难度很大。
2.加快结构调整、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需要财政政策的大力配合
我国这次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国内供需结构、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发生的。治理通货紧缩，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在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和产品过剩，多年来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产业、产品结构趋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高。对此，国家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一方面按照市场需求，加强控制总量、兼并破产、减员增效的力度，而这就需要财政部门筹集资金确保国企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及时足额发放，持续增加核销破产及兼并企业过程中形成的银行呆坏帐准备金（1996－1998年银行呆坏帐准备金已累计发放900亿元），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这也需要财政信贷部门的大力配合。1999年国家拿出153亿为企业技改投资提供财政贴息，2000年将继续支持企业技改贴息。同时从1999年开始对重点国有企业实行债转股，开始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的问题。此外，国家将发挥财税政策的扶持作用，加强对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加大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扶持力度后，将支持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保险金。可见，今后几年，我国有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需要。
总之，目前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还不稳定，解决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和结构问题需要较长时间，我们要作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3－5年的准备，无论扩大需求，加强基础建设，还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结构升级，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都需要继续保持一定力度的财政政策和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但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随着需求的平稳回升而逐步减弱。
财政政策扩张余地仍大
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大，国债发行累计余额已达到约8000亿元，2000年我国政府仍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债务和赤字规模还将有所扩大。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出发，扩张财政支出、扩大赤字规模可能导致政府的偿债危机、引发通货膨胀、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等问题。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发生这些危害的可能性不大。
1.我国目前债务和赤字规模扩大仍属可承受范围，引发政府债务危机的疑虑尚无必要。
1994－1997年我国赤字规模分别为574.5、581.5、529.6、555.1亿元，1998年我国发行国债3891亿元，赤字规模960亿元；1999年实际发行国债4015.03亿元，赤字规模达到1803亿元（其中预算数为1503亿元，新增600亿元国债中有300亿元是中央代地方财政举借，不列入中央财政），分别比上年增加207、843亿元。国债及赤字规模的急剧扩大增加了我国财政的债务负担，但仍在经济承受范围之内。从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当年GDP的比率）和财政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来看，我国国债负担率1997年为8.1％，1998年约为9.9％，1999年约为10％；财政赤字率1997年为1.5％，1998年约为2.2％，1999年约为1.7％，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是债务负担率为60％，财政赤字率为3％，我国目前的指标均大大低于国际警戒线。考虑到我国目前存在大量的隐性赤字，如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国有银行的呆帐、国有企业的潜亏、粮食企业的挂账、各级政府欠发的工资等等，即使把这些隐性赤字考虑进去，债务负担率会有所提高，但占GDP的比例仍会在一般接受的警戒线之下，因此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仍有余地。而且，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保证经济增长也会增加税源，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压力，比如从1999年1－11月份情况看，全国财政收入98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2％，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增长24.4％；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2.6％。全国财政收支相抵，支出大于收入48亿元，预计全年中央财政赤字可以控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调整预算数额以内。
目前，我国虽然不存在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但财政运行也存在一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两个比重”过低，即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及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这一点从统计数据的国际比较和赤字依存度、国债依存度指标都能明显反映出来。据世界银行统计，80年代各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大致为：低收入国家23％，中等收入国家27％，市场经济工业化国家40％。而我国199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12％，中央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占50％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使得我国财政运行存在不小压力。从赤字依存度（财政赤字／财政支出）和国债依存度［国债发行额／（财政支出＋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指标来看，1990～1995年工业化国家中，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5％，其他国家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等国财政赤字依存度平均为30％，其他国家平均不到10％，我国在30％左右（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较高；1998年全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为25.23％，而中央财政依存度为56％，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国的财政赤字率较低，而赤字依存度较高；国债负担率较低，而国债依存度较高，说明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低，中央财政支出占GNP的比率相对较低。财力的明显不足使得财政调节经济的范围特别是在进行总量调控时，会随着财政规模的相对缩小而收缩，这也是近年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扩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尽快提高国家财力集中度，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
2.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间接引起通胀风险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虽然扩大一些，但财政赤字完全是依靠举债来弥补的，自1993年之后我国已不允许由财政向中央银行借款来实弥补赤字，所以不会由赤字规模的扩大直接形成银行增发货币从而引起通货膨胀。而且，从金融市场的应债能力看，当前金融机构资金偏松，银行有1万多亿元的存差，近两年增发的国债全部卖给国有商业银行，有利于将银行资金转化为投资，提高银行资金运营效益，不仅不会导致货币过量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相反正可以缓解通货紧缩压力。
3.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扩大不会明显产生挤出效应
所谓投资的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增加对某些领域的投资而导致企业和民营部门对这些领域投资减少的效应，即政府的投资“挤出”了企业和民营部门的投资。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利率还未实现市场化，赤字水平并不能直接影响利率水平，而且从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利率水平一直是处于下降之中，因而扩大国债发行没有提高社会融资成本，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从国债发行方式看，由于目前社会资金相对宽松，商业银行在中央行的超额储备较高，因此，面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反而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投资方向来看，中央财政筹集的建设资金，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不仅不会从投资来源上对企业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刺激和带动企业投资。如果说有挤出效应的话，也仅仅是居民更愿意持有利率较高的国债，商业银行把国债当作较好的资产持有，减少了增加贷款的动机与压力。当前社会投资积极性不高的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回报率预期不高，再加上很多投资领域是民间资本不准进入的，商业银行担心增加不良贷款而对企业放款谨慎等原因，导致企业资金紧张等原因造成的
总之，目前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的适当扩大，尚不会引起风险。但必须强化风险意识与防范机制，稳妥把握赤字与举债的合理数量界限。积极的财政政策毕竟只能是短期性的，不能长期过度使用，从今后中长期的趋势看，我们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纳入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逐步缩小财政赤字。
“积极”的劲儿如何用在点子上
1.进一步改善财政收支状况
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财力的明显不足始终制约着财政政策大显身手。为切实改变财政的弱势地位，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政策效果，今后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从收、支两方面有所改善：
首先，要提高财政收入比重。目前，大量财政性资金游离于预算之外，缺乏规范管理和必要监督，规范预算外收支，使“税”、“费”合理归位，会大大增强政府财力和调控能力。国家已经提出将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中央财政比重分别达到20％和60％，因此，要加快费改税步伐，清理不合理收费和基金，逐步把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统筹管理，确保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费改税工作以燃油税改革为突破口即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今后应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教育税、环境保护税等，另外，要加强税收的征管工作，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开征如遗产税、赠与税、财产税等税种，清理、规范现行税收优惠政策，打击偷税、漏税、骗税等违法乱纪行为。
其次，要规范财政支出，增加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支出。目前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不少应由企业、社会和个人承担的支出仍由财政承担，而许多应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事务，如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却因财力困乏未能完全纳入财政分配管理范围。政府要转变财政职能，优化支出结构，建立公共财政的基本框架。当前财政要尽快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出。解决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社会保障覆盖面不广的问题，需要财政部门积极筹措资金，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安排，并通过多种渠道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
第三、提高财政支出和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一方面要降低国债用于弥补非生产性赤字的比重，提高其用于生产性建设支出的比重。另一方面，改变目前只依靠财政直接投资的局面，要通过财政贴息、参股、担保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放大财政资金的作用。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资金中有90亿元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据测算，这90亿元可拉动约1800亿元技改投资。下一步应在建立中小企业财政担保体系、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应进一步发挥杠杆作用。此外，要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既可以节约开支，又可以发挥政府市场购买行为的规模效应。
2.进一步发挥税收政策的职能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手段主要有减税和增发国债两种。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积极财政还是以支出政策为主，在财政收入政策上虽作出了一些调整，但还很不够。我国目前宏观税率水平仅为10％左右，与国外30％左右的税率水平相比，已经相当低了，普遍降低税率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但国家可以运用定向减税的办法配合其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进一步刺激内需。1999下半年出台了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对以自有资金或行贷款用于国家鼓励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实行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的政策，这将对扩大乘数效应、提高投资积极性产生积极影响，下一步应当尽快清理过短缺经济时代形成的限制消费的政策，如降低和清理影响住房、汽车等消费的各种税费。
3.优化国债结构
合理的国债结构对于控制债务规模、提高国债资金效益、增强国家的偿债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国国债发行的期限较短，不利于有效发挥国债资金支持经济建设的作用，同时增加了政府的筹资成本和借新还旧的压力。可考虑借鉴国外的做法经验，适当增加十年期以上长期国债的比重，尤其是在目前银行利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可以降低国债筹资总成本，分散债务还本付息的压力，避免形成过于集中的偿债高峰。同时，应继续增加国债的品种，当前特别需要强调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如可以考虑发行社会保障特别国债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来提高居对未来的稳定预期，启动居民消费。此外，在国债市场化进程、允许地方发债、加快企业发债等方面国家应进一步加紧研究相关问题，尽快启动。
数字经济支持政策范文3
一、对我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问题的分析
关于我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问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必须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指标入手进行分析。从国民经济大范围看，我国的债务负担率和与国际比较同口径的赤字率都在国际公认警戒线内，继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仍很大；从财政收支角度看，由于国债依存度较高，财政债务规模偏大，进一步拓展的余力十分有限。二是研究赤字与债务适度性问题，没有必要考虑有关财政性指标，只要将赤字率与债务负担率控制在3%和60%范围内即可。绝大多数国家也正是依据总量指标制定财政和债务政策的（在我国，3%和60%两项财政风险预警指标已为社会上多数人所推崇）。三是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因经济紧缩采取的“反周期”调控措施，其出台之时财政已面临了多年困境。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不断持续，中央财政赤字增加较多。从长远看，如果继续扩大赤字和国债规模，将损害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可考虑从现在起逐步淡出积极的财政政策，中长期目标仍应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上述三种观点都有道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赤字与债务问题在我国财政乃至经济全局中的重要性。但关于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适度性的预警指标问题，既不宜单纯就财政论财政赤字与债务，也不宜单纯考虑宏观需要而忽视财政面临的困境。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即使依据上述指标计算我国的赤字与债务指标，目前仍得不出赤字与债务规模不适应的论断。
1.从历史的角度和财政与经济的辨证关系认识赤字和债务问题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将财政状况放在整个经济中加以权衡并制定财政政策，很少单纯就财政论财政，在具体分析赤字政策与债务政策利弊时，也着重从财政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来分析，这种置财政问题于宏观经济范畴内的政策选择方式，与这些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强的状况基本吻合。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年度国内生产总值远远超过发展
级财政不列赤字，财政赤字亦即中央财政赤字。2000年以前的赤字一直未包括利息支出在内，以这种口径计算的赤字率都低于2.5%.即使加上利息支出部分，赤字率也仅接近3%.我国当前的赤字情况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期（1992年—1995年左右）相比，并不为高；与东欧等转轨国家相比，就显得较低，在世界范围基本上属于中等偏低水平。
第三，从国债依存度看。一般情况下，我们计算国债依存度的方法是：国债依存度＝（国债收入／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债务本息支出）×100%.根据这一公式计算的结果是债务依存度明显偏高，整个“九五”时期都在56%以上，个别年份达71%左右。因此，有许多人得出我国赤字与债务规模过度和不可持续的结论。但是，这种惯常的计算方法有其不合理性，即计算公式的分母中仅仅为中央财政本级支出，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央财政支出（即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补助地方支出）概念，这既不符合国际惯例计算方法，也没有完全反映财税体制改革后的中央财政支出全貌。如果将国债依存度（1）的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扩大到中央财政支出与债务本息支出合计，则国债依存度（2）＝（国债收入／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补助地方支出＋债务本息支出）×100%.国债依存度（2）与国债依存度（1）相比较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进一步考虑到，一般情况下用于偿还国债本金部分的发行额并不增加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也不改变中央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只有当年的新增部分才能改变债务负担和债务规模，以及中央预算的可用资金量。因此，我们将国债依存度（1）分子分母中的本金部分同时扣除，而分母中财政支出范围仍为中央财政支出（即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补助地方支出＋利息支出合计），由此得出国债依存度（3）＝国债净收入／中央财政总支出，则国债依存度（3）与国债依存度（1）相比较又大大下降了32个百分点左右。国债依存度（3）的概念又与日本计算债务依存度的方法基本接近，日本的国债依存度＝（预算基本赤字＋利息支出）／（中央财政本级支出＋补助地方支出＋利息支出）×100%）。根据国债依存度（3）计算的我国债务依存度指标近年最高为32%，而且计算依存度的国债收入也为同口径最大，即包括了建设国债转贷地方部分。即使如此，也仅略高于我国专家们常说的国际认同标准（25-30%）。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种债务依存度的计算方法，都是宽范围口径下的计算结果，即将1998年以来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中转贷地方部分计算在内，如果将这部分从当年债务收入中剔除，则几种方法计算的债务依存度的比例都将进一步较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债务依存度（3）将回归至通常公认的国际认同标准之内。
二、通过建立稳固、强大的财政，降低财政风险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的赤字与国债规模基本适度。但要针对我国财政基础仍比较薄弱的现实，在保持一定的赤字和政府债务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经济，培植财源，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和财政抗风险能力，通过建立巩固强大的财政，降低财政风险，保持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积极运用税收政策，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进一步调整税收收入结构，实行税收政策的结构性调整，把该收的税收上来，减少税收流失，把该减的税减下去，积极地贯彻鼓励社会投资的税收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为财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逐步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财政的税收依存度，逐步降低债务依存度，使国家财力大大增强，并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财力保证。在适当的时候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遗产税，健全地方税体系。
2.健康的财政体制是财政稳健运行的基础。要进一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理顺政府收入分配渠道，加快费税改革步伐，扩大财政经常性收入。全面贯彻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方式。逐步建立税式支出预算制度，规范税收减免和支出管理体系。继续搞好财政支出制度改革，包括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等。加强对地方财政的约束和监督，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缓解地方的、乡镇的财政困境。
数字经济支持政策范文4
通过若干数量指标衡量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其一，进一步准确认识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的基本含义；其二，明确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数量标准和界限，为经济决策提供依据；其三，对国债政策实施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因素进行合理的评价，并对相关的财政风险或危机状态进行监测及预警。
如何评价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其财政风险程度，也就是说通过哪些指标来评估国债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由于国债扩张带来的财政风险程度，仍然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度量需要在确定一定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指标的选择要具有层次性、代表性、简明性和相关性。既然国债政策的不可持续性直接导致财政风险（危机）的局面，那么影响和决定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基本因素也就直接决定了财政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依据这些因素确定评价原则，并选择相关指标。考察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基本原则包括：国债收益大于成本原则、国债的代际公平负担原则、国债扩张的限制性原则以及国债政策的灵活性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我们可以选择如下指标或方法，用来衡量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及其财政风险程度。
一、内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
所谓内部因素是指由于国债发行本身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是从国债发行的经济效应和经济负担两方面考察国债的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问题。相关指标包括：赤字比率、国债负担率、外债偿债比例、国债利率和国债资金的资产形成率。
l、赤字比率
赤字比率是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财政赤字是一年当中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差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财政赤字（盈余）＝（总收入+无条件赠款）－（总支出+净增贷款）。“国债与财政赤字密切相连，国债是弥补赤字的基本手段，因此，长期高赤字必然导致高债务。这是因为债务的利息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一项内容，赤字扩大需要发行国债，发行国债需要偿还利息，从而引起赤字的更大幅度增加并推动国债的膨胀，影响国债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赤字比率不能长期保持在高位上。从经济周期的规律看，赤字比率应该与经济增长率保持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在经济衰退时期，国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加，赤字水平提高，债务规模扩大，随着总需求水平提高和国民收入增加，财政赤字减少甚至出现盈余，债务规模趋于减小。这种发展趋势显示国债政策进入良性发展轨道，财政风险减弱。
2.国债负担率
国债负担率是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该指标反映了国家债务存量总规模，是衡量国债风险情况的基本指标。从理论上讲，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的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总值规模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可以通过GDP的规模反映出来。这是因为GDP越大，社会资金总量就越多，财政的偿债能力就越强，企业和居民的应债能力也就越强。因此，对国债规模产生约束和限制，以及国债是否会对未来造成沉重负担的主要方面就是考察国债余额与GDP的相互关系，即国债负担率是否适当。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经济理论及实践经验并未对国债规模的合理界线作出明确和科学的解释。即使是欧盟国家签署的马约中规定的国债负担率60％、赤字率3％的国债规模安全线标准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马约标准只是为了形成共同的市场条件，并有利于协调成员国之间的利率和汇率水平，促使达不到目标的国家必须努力达到相关标准，反映的是欧盟当时经济发展程度下的一个平均水平和经验数字。因此，其他国家国债规模合理性的判定如果只是比照这一标准，则有生搬硬套之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国债负担率指标对国债规模的合理性及国债政策的风险性进行分析。当一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成为不可控制时，就可能导致债务负担率的持续上升，或者大幅变动，就可能在短期内积累债务风险；如果利率水平高于经济增长率，即使赤字为零，也会出现债务增加导致利息增加、利息增加导致债务持续增加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国债负担率快速上升。
3、外债偿债比例
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指出：内债是一国政府欠本国公民的钱，许多人认为内债不构成负担，尽管这种看法过分简单化，但它却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洞察力。而外债是一国政府欠外国人的钱。这种债务确实导致债务国公民可支配资源的净减少。外债利息的沉重负担，意味着一国消费水平的降低。因此，外债对国债政策及财政稳定性的影响或威胁可能会更大。一国经常帐户赤字表现为净债务的增加，而在开放经济中，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关系表示为：经常帐户赤字＝（投资－储蓄）＋（政府支出－税收）。因此，任何引起投资相对于储蓄上升的因素，任何引起政府支出相对于税收上升的因素，都可能引起净外债的增加。举借外债对于一国弥补国内储蓄不足，以及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都很重要，但这并不说明任何规模与结构水平的外债都是适宜的。因为，如果经济的长期增长都依赖于外债流入，那么外债不断增加就会对未来偿债造成压力；如果外债被用作有利可图的项目或用于进口高档消费品，那么外债的利用就不会增加出口行业的产出能力，也就不可能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从而给外债的偿还带来更大的困难；如果政府政策过分压制国内储蓄率，还会造成过度举借外债。尽管很难通过单一指标判断一国外债的最优水平，但是人们认为偿债比例（债务偿还额占出口收入的比例）是实用的。若它很高（例如在25％以上），则表明该国对外贸或国际利率水平的逆向变化是脆弱的。由于偿付外国贷款是一国的基本义务，政府可能需要提高国内利率，削减重要的进口，而这会使该国经济绩效受到损害。
4.国债利率
国债利率直接影响举债成本，如果在市场利率水平较高的时期大量发债，势必增加未来时期的付息负担，形成还债高峰，并可能使赤字持续增加。所以，国债利率上升会导致财政融资成本增加，从而削弱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国债利率上升有可能是国债规模超过资本市场容量产生的结果。由于资金的稀缺性，国债的过度发行会引起市场利率上升，从而导致国债成本上升，如果在利率持续上升之后，仍然不能满足政府的融资需要，就可能导致国债货币化融资，从而使基础货币增加并扩大货币供应量，增加通胀压力。通胀水平上升，又会迫使国债利率上调，进一步增加举债成本，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因此，国债利率持续上升可能是国债政策出现问题的重要表现，也是财政风险相应增加的表现。国债利率高低也是政府信用状况的反映，包含了资本市场对政府债务风险程度的评价。如果政府信用状况好，投资者所要求的风险溢价水平就低，国债的市场利率相应就低，国债价格趋于上升；反之，则国债的市场利率就高，国债价格趋于下跌。在国债市场上，如果国债利率持续走高，国债价格持续下跌，仍然难以吸引投资者购买，那么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5、国债资金的资产形成率
如果通过国债筹集的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够给人们提供应有的效用，能为私人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国债形成的政府支出就具有生产性。由于政府债务融资并非完全用于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付，而是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投资，这便形成了政府所拥有的各种“可再生性资产”。如果国债资金纯粹消费性支出越少，可再生性资产越多，则通过资产增值实现债务偿还和负担减轻的能力就越强，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也就越强。更进一步考虑，如果国债资金用于诸如教育、培训等方面的经常性支出，形成人力资本，将会产生正的外部性，提高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增进后代人的收益或效用，类似的消费性支出活动将不会造成后代人的净负担，从而有利于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并降低财政风险。因此，只要国债形成的政府支出是用于与公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有关的项目，就将有利于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
二、外部因素引起的可持续性及风险问题
如果金融体系出现问题，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如果国有企业亏损严重，债务负担严重，需要进行资产重组；如果人口老龄化带来养老金赤字迅速上升，中央政府都会出面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缺乏必要的市场机制化解的话，上述隐性及或有债务就可能导致国债的较大增加，在转轨经济国家此类问题尤为严重。因此，各类隐性及或有债务的存在，尽管不会对国债政策产生直接、显性的影响，但其风险转嫁作用也将使国债政策受到显著的约束，政府也将面临更大的财政风险。通过一定指标对这些外部因素进行评价与描述，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掌握相关因素对国债政策及财政风险的潜在影响。
l、银行不良资产比率
银行贷款损失增加、不良资产水平高时，表明银行体系较为脆弱，抵御风险和危机的能力木足。银行体系的脆弱性会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影响国家的财政平衡。从收入方面看，贷款损失增加，将使银行可被征税收入减少，银行税收也就减少；中央银行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支持会给政府带来直接成本，或者降低中央银行的利润转移；中央银行对银行不良资产的接管，将导致中央银行的利润下降和税收减少。从支出方面看，由于国有银行实际承担了财政的部分职能，因此，银行不良资产化解的最终责任者只能是政府，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政府出资为银行弥补资产损失，补充资本金。这些银行不良资产已经成为政府的负担，政府只能通过发债的形式筹措资金，从而逐步改善银行的资产质量。因此，对国债规模的判断必须充分考虑庞大的银行不良资产的因素。银行不良资产的规模制约和削弱了财政为其他公共消费和投资支出继续扩大债务规模的可能性。国际经验表明，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贷款的比例在10％以内，银行体系是比较稳健的，而超过该比例的银行不良资产比率变动也就成为我们判定国债政策可持续性及财政风险的重要指标。
2.政府对国有企业或公共部门支持和参与程度
在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亏损也通常是政府财政赤字增加的原因之一。尽管中央政府的财政帐户不能反映公共部门的财务状况，但是，大部分国有企业的亏损最后是由中央政府承担了。在许多国家，由于管理薄弱和公共部门缺乏财务责任，政府支出得不到适当控制，这些支出也不一定能被有效和公平地分配到社会急需的地方。政府支出被用于支持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集团，或只使少数人受益。在亚洲新兴工业国，国家干预分配信贷的现象十分普遍，金融机构受到政府的多种保护，使银行业为争取客户不惜降低贷款审查标准，大搞人情贷款和优惠贷款，结果造成不良贷款的迅速膨胀。由于大企业与政府的联系紧密。政府对银行间接融资实施严格控制，难以避免地形成了经济腐化和金钱政治，造成了贷款运用效率低下。在发展中国家，政府部门对公共或基础设施建设贷款进行担保是普遍现象，因而形成了政府的显性或有债务。由于缺乏其他融资渠道，基础设施债务依赖型的融资模式使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不断增大，利息负担沉重，有些连利息也难以偿还，只能借新债还旧债。尽管有政府信用作为保证，但是，由于政府项目的还款困难，银行也相应调低了该类项目的资信程度，使政府信贷再融资的成本提高。上述政府对国有企业或公共事业的财政支持，加重了未来财政支出的负担，是财政深层次风险的体现。
数字经济支持政策范文5
2016年阳春三月，如何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再成核心议题。在央行货币放松的同时，加码积极财政成为多数共识，财政赤字率适度提高呼之欲出。
《财经》记者从不同渠道获悉，多个权威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均建议，2016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能够采纳几项重要经济指标：全年GDP增长目标在 6.2%至6.5%之间，货币政策进一步适度宽松，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加码，财政赤字率扩至3%至3.5%左右，为此需增加国债发行规模，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
根据中国2015年的GDP测算，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意味着政府可支配6700多亿元的财力。根据此前公开的数据，2015年中国的财政赤字率从2014年的2.1%上调为2.3%，但一些研究机构的最新测算表明，实际财政赤字率可能早已突破3%，有的测算认为或已达到3.5%。若如此，2016年财政赤字目标上调为3%至3.5%，亦不意外。
近日，多位财政金融领域的权威人士对提高中国财政赤字率相继发声，这些论述或研究并非官方文件，但外界对中国财政政策走向、特别是多年来相对稳健的财政赤字率的关注度空前提高。在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呈放松趋势之际，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令人期待。
“在目前情况下，最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2月27日，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简称“G20”）上，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而在此前一天的高级别研讨会上，他就明确提出：“中国目前还有财政空间，今年赤字率会进一步扩大。”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财政金融权威人士就吹风不断。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曾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2009年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形势，从金融危机的教训中，需要考虑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是否要做调整，“3%的财政赤字率红线、60%的负债率红线是否可以反思调整”。
无独有偶，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今年2月底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题为“可较大幅度提高我国财政赤字率”，其中详细阐述称：经对中国政府负债率测算研究，未来一段时期，可将中国财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虽然该报告强调并不代表央行观点，仅是作者及其研究团队的个人看法，但这是迄今为止有关提高中国财政赤字最明确的权威性研究成果。令人关注的是，许多金融界人士对此分析表示相当程度的认同。
《财经》记者近期接触的市场人士普遍预期，面对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收支矛盾以及平抚去杠杆、去库存、去产能、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的变革阵痛，诸多因素导致“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或正成为决策高层的一个重要政策选项。
亦有声音对此表示担忧，他们的疑问是：将中国的财政赤字率提升到3%以上的依据是什么，突破此前国际公认的 3%马约警戒线（即欧盟在1991年签署《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规定的财政警戒线），相关风险是否可控？
一位接近财政部门的权威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欧盟当年确定的3%赤字率红线和60%负债率红线，对中国有参考和警示，但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不同发展阶段的挑战与压力也不一样，无需始终拘泥于此。目前中国政府的债务绝大部分为内债，外债占比1%左右，这使得中国政府债务面临汇率冲击、挤兑冲击的风险较低。同时，中国短期债务占比较低，中长期债务占比较高，债务的稳定性相对良好，适当提高赤字率水平，风险可以控制。
对于隐性债务的风险和影响，仍存在争议。有人担心政府患上“赤字依赖症”，债务越来越多。多位财税专家告诉《财经》记者，财政赤字率的提高需要审慎，虽然当下中国的直接赤字率和负债率并不高，但可能存在数目庞大和不透明的或有债务及隐性债务。
3月2日，穆迪将中国政府信用评级的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其中一条理由便是“财政指标趋弱及或有负债庞大”。这引发了中国有关人士和机构的反驳。
面对2016年全新的财政盘子，权威人士希望“盘存量，控增量”是主要的财政政策取向。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赤字作为政策工具有“双刃剑”特点，如安排不当，其负面作用（风险因素）主要表现为两条：一是使政府支出扩张过度，造成过大扩张因素和政府行为的“越界”与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二是资金安排不合理，未能有效优化结构甚至会加剧结构矛盾和社会矛盾，与应有的绩效导向背道而驰。
“扩赤字”的宏观逻辑
多位接近决策层的权威人士相信，为托底下行通道的中国经济，今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望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扩大财政赤字率堪为相机抉择。
“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要害怕财政赤字扩大。”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对《财经》记者表示，这对恢复市场信心非常重要。但不应像2008年那样直接刺激经济，而是通过政府发国债，为基础设施投资融资。同时，货币政策偏宽松，保持低利息率，使得国债融资成本不至于太高。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执行更灵活的汇率政策，从而减少人民币波动。余永定相信，若上述举措得当，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底可以稳健托住。
数据显示，中国2015年GDP增速6.9%，为最近25年来相对较低的水平。2015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上涨1.4%，这是2010年以来首次回归到“1”时代;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在2015年同比下降5.2%，PPI连续第46个月为负，可以说，虽然官方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中国经济实现了6.9%的同比增长，但中国经济的上空，弥漫着日趋低迷的通缩隐忧，增长乏力的警示如影随行。
因此2016年的政策取向至关重要。结合实际效果来看，经济专家们相信，“货币政策像条绳子，只能拉，不能推”。中国央行在今年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目标锁定在降低实际利率，减少企业的债务风险和地方政府的还款负担，避免发生金融系统性风险。
中国央行采取多次降准、降息，不是为了直接刺激经济增长，而是让企业的还款负担减轻，地方政府到期债务负担减轻，从而托稳经济根基。与此契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则可以针对性地向实体经济输血，让更多企业恢复元气。专家们相信，这或许是决策层今年会首先考虑的宏观取向，若如此，通过提升财政赤字率，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就应当成为中国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采用的重要反周期策略。
同时，中国的财政收支也面临压力，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或扩大赤字来输血。中国财政部国库司此前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财政收支差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高于年初预算设定的数字，财政收入增速也创下1988年以来最低，提升财政赤字率几无二选。
中国财政部公布的2015年财政数据显示，全年财政支出的速度，远超财政收入增速。2015年1月至12月累计，中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2217亿元，同比增长8.4%，同口径增长5.8%，增速较2014年下降2.8个百分点。在财政支出方面，却出现了两位数的同比增长。2015年1月至12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5768亿元，同比增长15.8%，同口径增长13.17%，入不敷出的局面在进一步延伸。
从财政刚性支出看，2015年全国教育支出26205亿元，增长8.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067亿元，增长9.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城乡社区、农林水、节能环保和交通运输支出增幅均为两位数，分别达到17.1%、16.9%、11.5%、16.9%、26.2%和17.7%，财政“一增一减”的收支反差，彰显财力窘境。
有权威人士特别提到，中国正在进入20多年财政超收转换到收支反转的关节点，为了托举低迷的经济，今年又将实现局部减税向全面减税转换。减税清费必将带来财政减收，也将更加凸显中国的财政收支矛盾。
《财经》记者初步测算的中国减税账本表明：2015年支持“双创”减税约3000亿元。其中，落实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起征点政策及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减免税近1000亿元;落实高新技术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1400多亿元;落实促进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残疾人、随军家属、干部、退役士兵等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180多亿元。
今年将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简称“营改增”）改革，若将营改增推到建筑、房地产、金融和生活型服务业涉及800多万户企业的四大行业，营改增减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根据瑞银报告估算，2016年“营改增”减税规模约为3836亿元，社会保障相关费用减税规模约为2403亿元，再算上小微企业减税等项目，2016年中国合计减税规模约7437亿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表示，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企业特别是制造业效益持续恶化，为企业特别是大量民营企业减轻税费负担、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是当务之急。除了通过货币政策为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全面减税则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本源之策，亦是宏观调控政策的第一要务。
按照中央此前的部署，2016年是中国经济“供给侧”改革元年，“三去一降一补”意味着更多的财政刚性支出。要完成大量“僵尸企业”的清理工作，解决好下岗职工的安置、培训和再就业，都需要大笔开支。“仅广东就有2000家僵尸企业待清理，全国大约有2万-3万家僵尸企业待破产，对应的下岗安置、再培训等支出不是小数。”独立经济学者何志成表示。
面对政府财政吃紧，越来越多权威人士将赤字率视为打破僵局的一剂良药。他们相信，推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赤字率突破3%甚至更高，将是政府今后维持经济稳定的政策工具之一。“多重压力下，提高赤字率势在必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研究员杨志勇对《财经》记者表示。
《财经》了解到，目前市场对如何运用财政政策托底经济仍有分歧。是运用赤字财政来扩大政府的项目投资，还是通过减税来支持实体部门的发展，这是两条不同的路径。韦森更强调“全面减税”。他认为，如果政府能真正采取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就能大幅度地减少企业的负担。大量企业活了下来，熬过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经济才有未来。
梳理近年的数据可以发现，尽管经济增速下滑，企业负债较重，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仍然偏高：前几年定为8%左右，去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目标仍为7.5%，但GDP实际增长6.9%，政府税收的弹性系数仍大于1。因此，多位专家呼吁，考虑到相当一部分企业经营较困难，2016年的财政收入目标应适度调低，并真正实现全面减税。
贾康对《财经》记者分析，面对通缩压力，货币政策这一根绳子推动经济作用有限，需要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现在说的供给侧改革并不否认需求端，只是需求端管理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大供给侧改革。”贾康认为需要各种组合，货币政策降准降息通道继续操作，财政政策通过机制制度增效组合在一起，才能见效。
马约3%警戒线争议
根据1999年实施的欧盟马约标准，政府公共债务不能超过GDP的60%，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但法国巴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认为，从中国政府债务余额空间看，将赤字率提升到3%-4%比较安全，所谓“马约警戒线”并不是绝对的。
贾康也认为，赤字率3%并不是所谓“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只是当年欧盟成员国为协调各国的财政纪律以约束不同利益取向，形成的一个整数量值，只反映相关谈判主体的经验与妥协。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预警线在欧盟实际上已经全面失守，德国、法国相继突破;在欧盟以外，美国和日本纷纷突破3%的赤字率。
贾康认为，在中国经济走向新常态的阶段，有必要打破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框架，研究更灵活审慎地掌握赤字率和防范风险的宏观调控要领。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也对《财经》记者表示：全球赤字率都在提升，但赤字扩大是否有债务风险，要看宏观经济条件以及债务可持续性指标。中国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时，采取稍高一些的财政赤字率是好事。
对比测算表明，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并不突出，一般认为中国的整体债务水平占GDP250%，与美国相当，而日本已达400%。
再看中国的实践，2015年新预算法开始实施，意味着地方政府借的债务要纳入财政预算。2015年之前政府公布的赤字率，仅仅是中央的赤字率，其中增加了帮地方的地方债部分，但是地方政府从银行、信托借的债务没有包含在赤字率当中。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测算，如果把地方每年的债务增量加进去，赤字率和公布的预算、决算赤字率会不同。近几年的加上地方债增量的赤字率已在3%以上，有时甚至超过4%。
他对《财经》记者坦言，2015年将地方债务纳入财政预算，这时公布的赤字率就包含了所有地方政府债务增量。按照这一口径，之前年份实际上都是超过3%甚至超过4%的赤字率，2015年仅确定为2.3%的赤字率，显然是不够的。“经济下行还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应该是加赤字，怎么可能减赤字呢？2016年也一样，现实经济运行需要赤字率不能低于2013、2014年的力度，即要高于3%。” 汪德华说。
根据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赤字率应该提高到多少合适，是否有一个天花板？多位专家表示，赤字率的增幅应该由经济增长速度和负债率决定，按照财政可持续的要求，测算使负债率保持在一定程度内的赤字率，作为赤字率实际应遵从的警戒线。
盛松成在其撰文中披露的测算表明，假定2015年末中国政府负债率为39%，未来十年每年的本币债务利率为4%，GDP增速保持6%不变，结果显示，即使赤字率达到4%，中国十年后的政府负债率也仅为68.9%，低于大多数国家的负债水平，不会带来较高偿债风险。
当然，多位专家也提醒，提高赤字率的直接风险有两方面：债务风险和通胀风险，而间接风险则是扩大赤字的投向所带来的风险。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2015年的中国政府资产负债表显示，截至2013年底，中国政府负债超过56万亿元，同比增长近两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2013年资产总额111.9万亿元，同比增长近一成，增速远低于负债增速。
财政部财科所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提醒记者，当大家都默认3%警戒线的时候，评级公司也将其纳入评价一个经济体财政能力的指标当中，赤字率超过3%过多，也意味着风险更大，国家信用评价会下降，借钱不那么容易，利率也可能更高。
3月2日，穆迪将中国政府信用评级的展望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其中一条理由便是“财政指标趋弱及或有负债庞大”。
穆迪解释，中国的财政实力预计会下降，政府债务已显著增长。根据其测算，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从2012年的32.5%升至2015年底的40.6%。他们预计到2017年该比例将进一步升至43%，原因是宽松的财政政策立场，可能导致政府支出增加及整体减税。
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因地方政府、政策性银行和国有企业 （国企） 而面临或有负债。经济及金融体系杠杆率的提高及国企承受的压力表明，部分或有债务成为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真正债务的可能性逐渐上升。
当被问到穆迪是否会因为中国财政赤字率的提高，而调整对中国的信用评级时，穆迪高级副总裁Marie Diron书面回复《财经》记者称，他们采用一系列指标评估财政实力，其中包括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此外也通过政府利息支出占GDP或政府收入的比例，来考虑政府的债务负担能力，他们综合考虑这些指标的当前水平、过往趋势和对未来发展的评估，而不是依赖于某些具体指标的临界值。
穆迪称：“对于中国来说，大规模的或有负债意味着政府债务存在显著上升的风险，而不仅仅是赤字占GDP比例持续在3.5%左右所显示的债务逐步增加的情况。”也就是说，作为评级机构，穆迪并不只是关注赤字率以及其警戒线，反而更关注政府的或有债务。
穆迪的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部副总裁诸蜀宁向《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占GDP的比重接近41%，这从全球的角度看是很小的，扩大赤字率短期对中国政府负担的影响不大。
诸蜀宁同时提醒称，外国投资者更关心中国的或有债务，即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债务等，这些虽然没有直接纳入地方政府债务，但和地方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若考虑这些或有债务，中国财政赤字率是否扩大就需要慎重。
他直言，官方公布的2014年底的债务余额是大约24万亿（其中16万直接债务限额），但是如果考虑财政部公布的35万亿地方国企债务，总额会更大一些。“但是国企这些债务也不完全是净债务，因为国企也有相应的资产，所以关键要看资产的状况。但是因为国企的情况不透明，因此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实际的负债率有不同的估计。”
外界担心，财政赤字扩大导致中国的通胀风险和挤出风险问题，汪德华认为大可不必，因为市场利率有下降的趋势，有些金融部门还有贷款放不出去的情况，即使以后出现通胀苗头，货币政策可及时跟上，灵活调整配合。
2万亿赤字盘子怎么花
根据有关研究机构的测算，若2016年的赤字率为3%，则意味着财政赤字规模大约为21700亿元，与2015年财政赤字规模16200亿元比较，赤字将增长5500亿元。在如此大规模的赤字安排背后，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引人注目，“这个盘子的支出取向是什么”，“如何监督才能花得有效”，成为2016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3月4日，国务院总理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经济、农业届委员时说，今年赤字率会有“比较大幅度的提高”。新增赤字将主要用来为企业减税，同时部分用来保障民生。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更加有力，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一位经济学者表示，中国扩张财政支出，不是政府再铺摊子、上项目，更不是各级政府再现“大干快上”、“大手大脚”刺激内需的情况，这均会产生无效或低效的财政资金运用，他们提醒，财政赤字盘子的监管要实现“花得最好”。
余永定表示，这一次财政投资应汲取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刺激政策得失，在执行中要比上次更加谨慎，设计更好，挑选好项目，掌握好节奏，不要太着急。具体投向哪些领域？他建议，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有大量可供投资项目，尤其是城市公共设施如地下管线，还有长江生态保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投资将改善中国的经济结构。
《财经》记者梳理从今年已经披露的政府支持的方向，财政投资集中在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及铁路建设等领域。
多位学者表示，财政赤字创造的支出空间，应当不会简单地通过直接投资加码，而是侧重支持“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改革。韦森表示，强调供给侧改革，不是再来一轮大规模的靠政府设计和引导的人为产业转型升级，再搞高投资率刺激经济增长，或靠政府推动的投资试图维系超高增长速度，这只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根据2015年中国GDP约67.67万亿元的规模测算， 中国的赤字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财政可望增支6767亿元。赵全厚对《财经》记者解释，这笔钱不是用于减税，便是用于开支。如果是用于扩大政府投资，正如1998年和2009年两次扩大赤字率所投向的方向一样，投到铁路、公路、基建的“铁公基”建设当中，则有可能会带来需求的增加，补齐建设的短板，但也可能导致政府投资过旺带来的产能过剩和挤出效应。
《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权威人士表示，针对企业的结构性减税，则可以直接增强企业活力，降低企业成本，让更多企业有利可图，从而鼓励企业投资，保持并增加就业。
杨志勇也提醒，要严格把控投向，严格监督项目，重视项目可行性评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宗瑜告诉《财经》记者，透明而科学的监管，才是财政赤字去向的关键。
“把赤字盘子放在明面上，通过人大等机构的评估、监督、跟踪，理清每一笔支出的账目。” 陈兴动对《财经》记者表示，扩大赤字是权宜之策，这种反周期措施并非常态，因此2015年底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要“阶段性扩大赤字”。
各级政府的节支、节流也是弥补财政支出缺口的源泉。这些年各级政府在国库账户的结存资金结余有多少？韦森的测算表明，近几年中国的财政资金结余部分，也就是没有支出的约在4万亿元以上。这几年，每年4月份到7月份，都会有一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如何盘活“国库库底资金”的问题。
2015年4月，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要盘活政府存款和国库存量资金，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有的单位库存资金总花不掉，要么行政问责，要么调节给其他单位用。财政部也曾下达文件，敦促相关机构有效使用库底资金，减少存量。楼继伟在部署今年财政工作时强调，要加大统筹财政资金和盘活存量资金力度，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专家们提醒，盘活各级政府几十万个“财政专户”中的存款结余，可以减少政府行政经费开支，从而减少政府财政赤字，避免“赤字依赖症”。
有专家测算，18个省本级政府设立的财政专户多达480个左右，存款余额相当于其国库存款的44%，如何让这些沉淀的财政资金被有效利用，是提高财政政策效率的关键问题。
政府减少行政开支，节支、节流也是重要渠道。韦森强调，把政府财政赤字做得很大，当然可以刺激经济。但这是卯吃寅粮，把税收负担推到下一代。
楼继伟也曾表示，中国正通过提高特定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等方法弥补财政缺口。同时，财政部还强调将推广PPP模式，吸引社会投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可依赖地方债务的置换、杠杆比例的提升等方式来实现。
文宗瑜告诉《财经》记者，2015年1月1日，新的预算法实施，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在内的“四本预算”纳入全口径预算体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可以补公共预算的缺口。并逐步减少财政支出，尤其是政府“三公”支出等，比如，目前进行的公车改革就是政府的节流。
数字经济支持政策范文6
「 正 文1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连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是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1998年国债发行额为3891.0亿元，1999年为4015.0亿元，2000年为4180.1亿元，2001年为5004.05亿元。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抵御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抑制我国经济的继续下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起了有效的作用。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预测资料，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1.5%，1999年为2%，2000年为1.7%，2001年为1%-2%.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万分忧心。我国财政总赤字1998年为1681.89亿元，1999年为2425.21亿元，2000年为2598.21亿元，2001年为2598.10亿元；国债余额1998年为7765.7亿元，1999年为10542.0亿元，2000年为13674.0亿元，2001年为16672.1亿元。使人不安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缓慢（1998年集体投资增长8.9%，个体投资增长9.2%，2000年分别为9.2%和9.5%，2001年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国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所导致？继续发行国债会不会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财政赤字的日益膨胀在日后拉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
2 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 扩大内需仍需加强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继续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传导”作用的加强，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及外需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7年为3.6%，1998年为2.3%，1999年为0.8%，2000年为0.015%，2001年为—0.7%（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资料是—1.8%）。所以，短期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回升的动力仍是内需的扩大。国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5.5%，1999年为6.3%，2000年为8.0%，2001上为8.0%.虽然近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增长总体上比较明显，2000年投资增长率为9.3%，2001年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减速运行，投资增速明显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资增长16.3%，1-12月份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预算内投资依存度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1999-2000年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增长11.4%，2000-2001年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费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难度不小。近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仍将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
2.2 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远低于多数欧美国家和国际警界线。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2.8%，2000年为15.3%，2001年为17.5%；多数欧美国家为40%-65%；国际警界线为60%.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当国债负担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趋于回落。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国债负担率1945年达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维持在50%左右；美国1946年达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维持在54%.所以，在我国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积极财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续性。
2.3 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政府增加支出引起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因导致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民间投资减少，从而国民收入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连续几年我国政府在国债支出项目的安排上重点是那些直接回报率低，市场难以调节的基础设施项目（农、林、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农村电网），高新技术及生态环保等，因而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未出现明显的“挤出效应”。今后，继续发行国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要注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避开对容易发生“挤出效应”的项目或部门（即竞争性的行业或产品）进行国债投资，则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不但能够完全避免，而且会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2.4 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
提到财政赤字，人们总是想起通货膨胀。的确，通货膨胀是国债政策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当增发国债已经或即将引发通货膨胀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必须十分慎重。然而，根据实践经验，只有当政府财政赤字采取了货币化的融资方式时，央行才会超量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采取了债务化的融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且只对商行发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变动实际货币供给量，故连续几年来的国债发行并未诱发通货膨胀（近几年来，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行资金偏松，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通货紧缩的阴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0.4%，2001年为0.7%（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把达不到1%的价格水平的上升看作为通货紧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零售价格处于下降态势，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0%，2000年为—1.5%，2001年为—0.8%.再考虑到我国货币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今后几年继续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2.5 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
国债发行一方面能增加财政收入，影响财政收支，属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对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为了使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有效的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今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短期内积极财政政策问题不会太大，但根据国际上的经验，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规模的不断扩大，它的缺陷将会因为政策时滞、政治因素、财政赤字等问题而日趋明显。为了预防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当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固地走出低点、民间投资得以启动、消费需求渐趋正常、外贸出口恢复到一定高度时，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渐地退出。近期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合理运用财政资金，进一步营造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利用财政支持政策保证货币政策及其衍生工具的运用；利用税收政策调节商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资金的流向；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为改进金融服务提供必要的辅助设施等等。
3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由于种种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有必要继续实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任务繁重，其重要功能仍是拉动内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3.1 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
首先，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西方“需求管理”在我国的实践。“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期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正本之策并不是“需求管理”而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为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供过于求，而是供不应求。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本在于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其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重要条件。在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使其长期化。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扩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拉动民间投资增长的后续效应。政府国债投资的后续效应越大，积极财政政策乘数作用就越大，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长期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后续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合理的经济结构。所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长期化是积极财政政策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3.2 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条件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